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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_bookdoc_
　　
　　在我的一册邵洵美的书的扉页上，竖写着这样几行字：
　　这本书是昨天上午在湖滨南路对外书店买的。当晚就读完了。今天上午又去买了另外三册，有一册可能尚未出版。邵洵美其人当另眼相看。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二○○八年三月十四日于厦门。
　　诠释几句。这册书是《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八年一月出品，“邵洵美作品系列”之回忆录卷。该系列共五卷，另四卷分别是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散文卷《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我又去买了的是前三册，认为尚未出版而未买到的是后一册。据书前“编辑说明”所言，这五册仅是邵洵美作品系列的第一辑，意思是以后还会一辑一辑地出下去，将邵氏作品悉数出版。随着这些书的出版，邵洵美的文学成就，会像一座冰山似的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我写在扉页的话中，最妙的是称邵氏为一位英才，记得写罢还为自己这个小小的概括而得意了那么一会儿。
　　于此也能看出我前后两天买书的思维过程。写过《徐志摩传》，对邵洵美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但我注重的是他的为人行事，便买了“回忆录卷”。看罢回忆录，觉得还是应当买下另外几册配成一套，便又去买了。当时买了的，还有陈子善编的《洵美文存》，厚厚一大册，辽宁教育出版社二○○六年六月出版。这也是我买书的一个毛病，不买则已，买开了就想买个全乎。
　　这些年，每看一本书，总爱在扉页上写几句话，有时是读后的感受，有时是买书的经过。以平日的习惯，每则当在两三百字，像这则，说了买书的经过又说了读后的感受，仅寥寥百字的情形是不多的。身在客中，无心多写，是一个原因；邵氏其人身世太凄惨，不忍多写，该也是个原因。　　　　此刻，若让我补足先前没写的话语，会写什么呢？这样的意思是要写的：那一茬文化人中，论身世，数他最高贵，至少也是不多的几个高贵者中的一个；论家产，数他最富有；论学历，国内国外上的都是名校；论才华，少年时便显现无遗；论功业，中国唯美主义诗歌的擎旗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编辑家与出版家。然而，数他的人生最为坎坷，数他的命运最为乖蹇，数他的结局最为悲惨，铁石人知晓了，也会洒一掬同情的泪水。造成这一奇崛变化的，大的说，是时势的移易；小的说，则是人际的因缘。
　　时势的移易，不用说了，是一九四九年那场革故鼎新，新中国的建立。处此变局中，也有与他经历相似、甚或功德不及他的，均能自全其身，乃至荣宠有加，可知时势的移易虽是大的原因，却不能说是决定的原因。那就只能在小的上头，也就是人际因缘上找了。
　　这一来，话就长了。简略地说，是他跟一个人走得太近了，又因文章惹下了另一个人。
　　走得太近的人是徐志摩。两人不光是走得太近了，简直，怎么说呢，贴在一起就是一个人——长相都一样。
　　徐志摩在上海住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精美的册子，专供朋友们来了随意写写画画之用。志摩去世后，小曼将此册子作为一辑，编进《志摩日记》书中，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其中一幅画，是邵洵美画的，墨笔刷刷几下，涂抹出一个长长的脸，猛一看像现在一些人家里挂的那种带角的羊头骨。旁边他的题词：“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光凭这几句话，只能知道两人都是长鼻子长脸，谁戴眼镜谁有胡子就不好说了。且看洵美《儒林新史》中的一段话：“我们的长脸高鼻子的确会叫人疑心我们是兄弟；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多，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一些胡须，他多一副眼镜。”这下就知道谁有什么谁没什么了。全句的意思成了：“你看这幅画，脸儿长长的，鼻子长长的，说是志摩吧没戴眼镜，说是洵美吧没有胡须，小曼呀，你说我画的是你丈夫志摩，还是洵美我？”
　　这是一九二八年前后的事儿。更早几年，为了这份相貌的相似，两人在欧洲互相寻觅，真还费了一番精神呢。　　　　一九二五年春，洵美赴英留学，上的是剑桥大学，市中心广场上一位卖旧书的老人，一见面就问他是不是姓许，或是徐，或是苏？说三年前有一个和他同样面貌的中国人，说是要翻译《拜伦全集》，后来他就回黑龙江的老家去了。洵美听了，莫名其妙，弄不清这个人是谁，只知道当年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姓许或徐或苏的人，长相与他几乎一样。洵美夏天去了欧洲，在巴黎见着徐悲鸿，悲鸿和他的一班朋友，都说洵美太像徐志摩了。只是他们也弄不清，徐志摩是海宁人，为什么那个卖旧书的老人会说他是黑龙江人。都说志摩这一段时间在欧洲，一定要两人见上一面。又过了几天，洵美和一位谢姓朋友在大街上行走，他们前面走着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回过头来，是洵美先前认识的一位严姓朋友。他一见是洵美，马上拉了洵美跑回同伴那儿，高声狂叫：“志摩，我把你的弟弟给找来了！”志摩呢，没等这位严姓朋友把话讲完，两只手早已拉住了洵美的两只手，动情地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接着讲了徐悲鸿怎样说他俩最像，他怎样四处打听洵美。
　　四人一同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
　　闲谈中方知，志摩在剑桥读书时常买书，因而认识了卖旧书的老人。志摩说过要翻译拜伦的诗，但没说要翻译全集，他那次回国走的是西伯利亚，说到了中途还得经过黑龙江，没想到老人竟以为他的老家在黑龙江。
　　问及洵美在剑桥的学业，一听说想学政治经济，志摩并不表示失望，又好像有些不相信地说：“真奇怪，中国人到剑桥，总是去学这一套。我的父亲也要我做官，做银行经理；到底我还是变了卦。”一个多钟头很快就过去了，严姓朋友提醒志摩还要去买船票，这才分手，原来志摩明天就要动身回国了。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一个多钟头的谈话，改变了洵美的志向。洵美回到英国后，入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不过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转而研修英语文学。
　　和志摩相同的是，洵美迷恋的也是诗歌；不同的是，洵美最初迷恋的是古希腊唯美派诗人莎茀，还为此写了一出短剧并自费出版，遗憾的是一本也没有卖出去。正是这一转变，使洵美回国后，成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领军人物。　　　　一九二六年五月，家中有事，洵美提前回国。这年秋天，志摩与小曼婚后也来到上海。他们回硖石老家住了一阵子，正赶上北伐军进入浙江，乡下大乱，匆忙间又回到上海，从此在上海住了下来，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志摩北上教书。这五年，未必是志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却着实是洵美事业大发展的时期。
　　洵美事业的发展，与志摩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志摩长洵美十岁，比洵美出名早，此时已是新月派的领袖人物。洵美一直以兄长待之。凡志摩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常能见到洵美的身影。志摩发起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洵美积极参加，一度出任笔会的会计，资金方面，常帮志摩的忙。新月书店到了后期，维持不下去了，经志摩说项，洵美接手注入资金，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胡也频遇难，沈从文要送丁玲母女回湖南老家，没有盘缠，向志摩告贷，志摩手头也紧，转求洵美，洵美如数借与。正因为时常接济朋友，洵美当年在上海有“沪上孟尝君”的雅号。
　　要当孟尝君，先得有钱。洵美出身世家，本是二房的长子，伯父无子嗣，他一身而兼祧两房，等于是一人继承了两房的资产。如果说贾宝玉出生时嘴里衔着个灵通宝玉的话，那么，洵美则可说，出生时嘴里就衔着一个钱折子，上面不是三十万五十万，也不是三百万五百万，少说也在三千万，单位是银元。
　　有人说洵美是“纨绔子弟”，挥霍成性，把一份上好的家业捣腾空了。说这话的，有的还是当年受其泽惠的人。在这上头，中国人最是乖张，他要是不借给你钱，是吝啬鬼，是守财奴；借给你了又是二百五，是不谙世事的纨绔。看看洵美的传记，就会知道，这个人，既不是守财奴，也不是二百五，而是有经济头脑的人。至于借给你三百，送给他二百，实在是手头太阔绰了，不把小钱当回事儿。纵观他的前半生，他手里的钱，主要还是用于创办文化事业了。据统计，抗战前他就办过金屋书屋、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十一种杂志，即《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还不算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和《诗刊》。
　　关于这些刊物的作用，仅举一例就知道了。老画家黄苗子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新文学史料》二○○六年第一期）
　　最能看出邵洵美出版家胸襟的，是早在一九三○年就斥巨资，向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这套机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征购，运到北京，成为印制《人民画报》的机器。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它都不落后。　　　　以上是洵美跟徐志摩的关系，顺便也说了洵美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
　　再说洵美怎么因文章惹下了另一个人。
　　此人是鲁迅先生。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予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份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一九五四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一九五八年十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早他几年、因胡风案件被捕入狱、也关在提篮桥的贾植芳先生在被释放后，有文章记叙邵氏在狱中的情形。且看这样一节文字：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贾植芳《我的难友邵洵美》）
　　一九六二年四月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上海已无他的住房，妻子在外地女儿家住，他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儿子要上班，须好生歇息，他执意睡在地板上。这样卑贱地活着，对他来说，已是幸福的时光。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时在一九六八年的红五月。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平反决定书。又过了多少年，邵洵美的儿子邵祖丞才给妹妹绡红说了父亲离世的真相。先是他的一个叫王科一的朋友开煤气自杀，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
　　经历这么多苦难，邵洵美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说到这儿，该给个结论了。邵洵美是个什么人呢？有感于时人诸多不公正的评价，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且在七十多年前。现在，我们这些后人，该给个什么样的评骘呢？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好名头都让别人占尽了，犯不着去争去挤。我还是窃喜于我在厦门时写的那句话：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
　　想多说一句的是，过上多少年，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更高。　　现代，是对当代而言。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的概念是什么，大体说来就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那三十年。以前到鸦片战争叫近代，以后的叫当代。今天还有个限定，我这里说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文化人，主要还是留学英美的。早一点的迟一点的也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就不算了。有人把他们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者自由知识分子，那样是更明确了，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过多地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忽视了他们的人文品格。说他们的人文品格，主要是说他们的社会理想，说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那批人很多，不可能一一说到，我也不想总结出几条，那太枯燥了。我想举几个人做例子说说，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黄万里。
　　先说傅斯年。
　　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的时候，本来是要让傅斯年当北京大学校长的，他觉得胡适更合适，就推荐胡适。胡适在美国一时回不来，他说那我就当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回来就交给胡先生当。这个人办事很有魄力，很果断，当了代校长以后，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不能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是伪教授。当然他也有过头的地方，不让敌伪时期北大的学生再在北大念书，说是伪学生。要来也可以，先去一个地方集中反省一段时间再说。这就过头了。毕竟抗战开始后，政府没给沦陷区的学生提供出走的条件，是政府扔下学生不管，不是学生不愿意跟着政府去大后方上学。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尤其是对待那些没有跟着政府撤退的教授们。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对那些留在敌伪统治区、觍颜事敌的教授太痛恨了。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他这是要给胡先生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
　　这就叫有担当。那个时代，好多人都有这种品格。傅斯年之前，是蒋梦麟当校长，从一九三○年当到一九四五年，抗战时期是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相当于校长。一九三○年蒋梦麟刚当上校长，胡适是文学院院长，他给胡适等几个院长说，辞退旧人的事我来做，聘请新人的事你们做。现在恐怕没有人做这种傻事了。傅斯年就是继承了老校长的这种作风。　　傅斯年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就很佩服他的办事能力，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傅斯年也很佩服胡适，可是他认为胡适的办事能力是不敢恭维的。一九五○年在台湾开会纪念北大建校五十二周年时，蒋梦麟也参加了，傅斯年发言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当时也在场，听了心里肯定很受用，等傅斯年走下讲台，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位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孟真是傅斯年的字。过去朋友之间都是叫字的，亲切。
　　傅斯年出身名门，祖上是很荣耀的。那一茬人好多都是出身名门，学问上的传承叫家学，品质上的传承叫门风，智商上也是有传承的，叫遗传。他的祖上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的状元，当过顺治朝的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府大院里出生的，一八九六年出生，山东聊城县人，家就在县城。他家大门的金匾上写的是“状元及第”，二门上是“圣朝元老”，二门上的对联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传胪就是在朝廷上呼叫考上的人的名字，状元只有一个，不会再叫第二个人的名字。但是，傅斯年能受到很好的教育，靠的却不是祖上的钱财，他父亲那一辈家道就败落了。家道败落了，门风一下子败落不了的。他是靠了他父亲的一个学生的帮助才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他父亲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在山东东平县的龙山书院当山长，就是校长，靠学生送的束修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傅斯年七岁上他父亲就病死了，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学生们凑集些钱，存在银号里生利息过日子，是很苦的。他爷爷也是个读书人，对他管教很严。傅斯年十三岁上，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从北京回老家看望老师，才知道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便到老师的坟上去祭奠，说一定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个人是朝廷的刑部主事，年轻时家里很穷，在一家商号当学徒，平日爱读书，商号没事时就看书，手不释卷。一次傅斯年的父亲在街上闲转，看见了很欣赏，后来傅斯年父亲到东平县龙山书院当山长，就带上他去了。三年之后这个人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又中了进士。这个人为了感激他的老师，就把傅斯年带出来，先在天津上学，后来傅斯年才考上北京大学。
　　傅斯年这个人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贡献是很重大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他创办了《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对造成新文化运动初期生龙活虎的局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还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五四”那天学生去天安门前游行，他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后来他跟国民党走了，我们现在说“五四”运动时，很少提到他。　　就是“五四”运动这一年秋天他毕业了，考上山东的官费留学生名额。他先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他一九二六年回国，两年后当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兼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直到抗战开始，都是这两个职务。抗战开始后，因为他的名望和地位，又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国会议员吧。这期间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写了一篇文章，把另一个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这是多大的本事。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还是比较廉洁的，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腐败了。最有名的案子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美金公债案。当时孔还是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孔祥熙决定拿出一亿美元用做发行美元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二十元法币可购一美元储蓄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最初社会上不知道这项公债有美元做准备金，还本还息时期又长，买的人不是很多。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天，售出还不到一半。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涨到四十元法币换美金一元，黑市高达一百元换一美元。孔祥熙见有利可图，便下令停止兑换，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购进。又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拟具签呈，说所剩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照官价购进，说这样做符合政府收购游资的宗旨，还可以调剂财政部职员的战时生活。说得头头是道，孔祥熙就批准了。事后有人说，那个国库局局长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三百五十多万美元，折合七千多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个人。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傅斯年知道了这件事，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他觉得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了。他很认真很细致地收集了许多资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开会期间，回到房间就藏在枕头底下，出去就带上，寸步不离。他的好朋友王世杰劝他不要提这个提案，他不，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蒋介石知道了，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资格跟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
　　说到做到，果然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施政报告后，傅斯年就提出他的质询。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国家规定政府官员不准做买卖，孔祥熙以前办有祥记公司，近来又成立了广茂新商号，请政府查一下这些公司有没有囤积居奇一类事，查一下孔祥熙的裕华银行跟国家银行的往来账目。第二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一个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要用山西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第三是黄金问题。第四就是黄金储蓄券问题了。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坚决否认。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不免为他担心，怕蒋介石发了火对傅斯年不利。不料这次蒋介石听了不光没有发火，还很感动，说想不到傅斯年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过后不得不另行设法，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一查肯定有问题。这时俞鸿钧是财政部长。抗战期间，部长常更换，孔祥熙不兼财政部长了，还是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行长。蒋介石没办法，只得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之职。
　　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士人的气节，在中国是用来维持纲常名教的。只有读书人保持气节，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出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是文天祥的话。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中，他最仰慕文天祥。他给儿子写过一幅字，写的是文天祥的《衣带赞》，就是文天祥临死前在衣带上写的那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四句尤其记住，当你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要做、不要做的时候，默默地念上两遍，就知道该做不该做了。读了先圣先贤的书，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你从今天起一直到往后，不会做什么问心有愧的事。这四句话，应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
　　赶孔祥熙下台是抗战中的事，赶宋子文下台是抗战胜利后的事。
　　孔祥熙下台后，接他的是宋子文。一九四五年六月接的，很快抗战就胜利了，国民政府又回到南京。一开始傅斯年还是支持宋子文的，过了一段时间，看见宋实在太差劲，就开始反对了。《世纪评论》是宋子文系统的一个社会评论刊物，傅斯年的一位朋友当主编，问他要稿子，他说你要是一字不改我就给，朋友说可以。他就给了一篇文章，叫《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这位朋友因为事先答应了，也就原文照发。　　文章里说，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能决定中国将来命运的人，必须认识到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是因为党派的对立，也不是因为国际环境的恶劣，而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末了很沉痛地责问：今天善良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他还说：“我真是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傅斯年正好去国防部找陈诚，在楼梯上碰见了宋子文，他上楼，宋子文下楼，两人互相不理睬，擦肩而过。事后傅斯年对人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过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傅斯年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批评政府大员，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在是惊世骇俗。事情闹大了，蒋介石也不好再袒护这个小舅子，宋子文只好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傅斯年不断批评国民党要人，对他的动机，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评价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人说他是受人利用，也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实际上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被什么人利用的，也不是要哗众取宠或是谋个一官半职。他这样做，全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良知，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文天祥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真可以说是做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
　　一九四九年，傅斯年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他当台大校长，在整顿台大校风上下了大力气，他曾在报上说：“我现在运用我曾三次在报纸上披露的一段话重说一遍，就是假如有人发现我，或是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同时在校长室门旁写着这样一行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五岁。开追悼会时，蒋介石亲临致祭。来祭奠的有五千多人，好多人都哭了。　　这个人可说一生清贫，身无长物。临死前一两年，他的西装旧了，看见朋友买了套新西装，样式很好看，也想买一套，一听价钱很贵，就不买了。一个大学校长，买套好西装不应当算什么事，可他就是买不起。这样的人，真可说做到了孔子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傅斯年说得多了，下面说说黄万里。
　　我省作家赵诚先生写了本黄万里传，书名叫《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的人生沧桑》，不久前刚出版。我要说的事情，都是从这本书上看到的。
　　黄万里一九一一年出生，傅斯年一八九六年出生，比傅斯年要小十五岁。黄万里的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名人，叫黄炎培（），清代的举人，进入民国后，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老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前很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还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当过民建中央的主任委员。
　　黄万里这个人，少年时爱写作，很有文才。他小的时候，他父亲请当时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恩湛考查一下他这个儿子将来适宜学什么专业。为什么要请教一位大学校长呢，因为这位校长是留美的博士，学的是教育学，博士论文就是《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经过一番考查，刘博士的结论是黄万里适宜学文学。黄万里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水利专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这不能说刘博士的考查出了问题，黄万里后来写过小说，写过大量的诗词，可说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黄炎培不同意儿子学文学。黄炎培是主张实业救国的，认为还是学工科对国家有好处。这样黄万里就上了唐山交通大学，学的是桥梁建筑，一九三二年毕业。一九三三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被录取，取得官费留美的资格。这一年黄河十几处决口，死人无数，很是悲惨。黄万里受到这个刺激，又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的，决定改学水利。黄炎培对他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儿子将来好好报效农民。
　　一九三四年元月，黄万里去美国留学，进的是康奈尔大学，第二年就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又去伊利诺大学学习，隔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二月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直到十几年后，另一位外国学者才提出了相似的方法。
　　黄万里很重视实地考察，不光有理论，也有实践经验。留学期间，他曾独自驾车走了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三七年春天黄万里回国，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四川搞水利勘测和水利工程，徒步勘测了金沙江、岷江、涪江和嘉陵江，主持过四川三台县的航道修建工程。　　一九四七年黄万里去甘肃当了省水利局长，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参与治理黄河的事了。新中国成立后黄万里先在唐山交通大学教了两年书，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调整，唐山交大水利系撤销，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当了教授。几乎可以说，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他为黄河请命的不平常的岁月。
　　一九五二年中国请苏联专家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这些专家都是搞水利工程的，不是真正的水利专家。他们擅长建坝，不太懂水利，对河流治理是外行。一九五四年，他们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主要内容是在黄河干流上建四十六座拦河坝，每座坝都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其中最大的一个工程，是建造三门峡大坝。这样一个有明显缺陷的规划，一九五五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竟顺利通过了。那个时候，正是一边倒的时候，只要是苏联老大哥说的，谁也不会表示反对意见。
　　按照苏联专家的这个规划，前景是非常美好的，说是黄河洪水灾害可以完全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从37000秒立方减到8000秒立方，这么大的流量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万一三门峡和三门峡以下的黄河支流伊河、南洛河、沁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那么三门峡水库也可以关闭达四天之久，这样加上伊河、洛河、沁河三个水库的拦蓄，黄河下游的流量就能减少到8000秒立方，下游仍能确保安全度过汛期。最为美妙的是，黄河泥沙已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拦截，下游河水将变成清水，河身将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定。下游各种防洪负担，将来都可以解除。至于河套以上，等刘家峡水库建成以后，就可以把最大洪水流量8330秒立方，减至5000秒立方，往后黄河流域，就可以完全避免洪涝灾害了。
　　建国初期，万象更新，人们的干劲大得不得了。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邓子恢副总理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其中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计划投资12.2亿元（包括移民费），计划淹没耕地200万亩，移民60万。并提出“政府将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移民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邓子恢在报告中还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几十年过去了，大坝早就建成了，现在的黄河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九○年，经过三门峡的泥沙，从以前的1.9亿吨，增加到16亿吨。而修建的大坝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自古以来终年流水的黄河，已经变成一条一年断流上百天的季节河，最多时一年断流两百多天，下游的防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四十年来，下游旧河道上又淤积起新河道，被称为二级悬河。其过洪能力最小处不及一九五七年黄河过洪能力的七分之一。最为严重的八十多公里河段，主河槽高出滩地四米多。二○○二年七八月间，利用小浪底水库进行调水冲沙实验中，二级悬河的河段漫滩流量已不足3000秒立方，个别河段在流量不足2000秒立方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漫滩。一旦发生较大洪水，甚至有冲决黄河大堤的危险，对滩区167万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如果听了黄万里的话，这种情况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黄河规划会上，当时许多专家交口称赞，黄万里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地也最多。黄河是要治理的，但不能用这个办法。
　　一九五六年五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在《中国水利》一九五七年第八期。他在文章里说：“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对付的。”
　　他认为：“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他还说，规划报告中关于洪水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大坝蓄水的高度和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水库尾部的水位高度并不一样，从上游下来的运动中的水流，在库尾肯定要高于坝前的蓄水线。
　　这是怎么回事呢？听起来复杂，实际上道理是很简单的，一说就明白了。苏联专家计算洪水，是以库容量算的，而库容的多少，则是以大坝蓄水的高度，乘上坝底的面积（假定坝底是平的）。这样计算，等于是说洪水从坝的里侧冒出来，慢慢往后溢，水库的表面是平的。实际绝不会是这样，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库区说不定就有一百里，库尾的水平面，肯定要高过坝前的蓄水线许多，这些超过原先假设水平面的库容量，就没有计算进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是洪水呀，一旦发起威来，岂是儿戏？
　　黄万里在“意见书”的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难以挽回，三门峡大坝建设时，一定要考虑刷沙出库，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一九五七年三门峡工程要上马了，几次重要的会议上，争论很激烈，有高坝派，有低坝派，就黄万里一个人是“反上派”，反对修坝。一次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再一次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他说，三门峡不宜建坝，修了坝是把下游的灾难移到上游。建起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会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样一来对关中平原必将形成威胁。也就是说，一九五七年决定修三门峡大坝之前，黄万里就已经预见到库区必定要淤积并且还要延伸到西安。就是因为他反对修三门峡大坝，反右中被定为右派，不让他上讲台了，还把他送到农场、水库去劳动。后来的事实，果真证明了黄万里的判断是正确的。二○○三年渭河发大水，造成多少亿财产的损失，真的威胁到西安。可惜这样的建议，当时没有人听。因为黄万里是右派，连他提出的不要堵死大坝底孔的建议也不被采纳。直到数年后，不得已才又炸开了大坝底孔。
　　三门峡大坝给中国的国计民生造成的灾难就不必说了。这个大坝迟早是要炸掉的。原定13个亿，一九六○年建成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相当于建40个长江大桥的造价。正是三年困难期间，水泥是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钢筋是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如果用这40亿元购买粮食，能买下800亿斤粮食，可以使中国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黄万里受到许多磨难，但他一直不忘向中央上书，尽量减少三门峡大坝造成的灾难。先是向周总理上书，不行，又向毛主席上书，也不行。最后一次他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上书。董必武和他父亲有交情，真的把他的意见书转到水利部了。他写的是《修改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目的是“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中央指示水利部一位副部长接见黄万里，听取黄的意见。关于这次副部长接见，黄万里的一位内侄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一天，他姑父风尘仆仆地从城外的清华大学来到他家，恰巧他父亲认识这个副部长，说这个副部长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也，即使同你谈话恐怕也于事无补。黄万里觉得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中央的副部长嘛，就匆匆赶到水利部。中午时分回来了，一进门就连连摇头叹气，说此人连村长的水平都不具备，算个保甲长吧，简直是对牛弹琴。黄万里不明白，为何这等人竟然身居执掌国计民生之要津高位？这位内侄说，这正验证了他父亲的话：“有人不爱人才，爱奴才。”
　　这些年我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前社会环境多么好，干部多么好，一般我不想解释，说得多了，我只说：“要是真的那么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一些主要部门的干部，相当多的都是这位水利部副部长一类的人。为什么？原来的革命队伍里大都是农民，革命成功了论功行赏，大都身居要津。县委书记初中毕业，就是高的了，多数是小学毕业生，能识几个字，批得了公文的，就是有文化的了。他们的好处是“忠”，上面说咋干就咋干，要咋干就咋干，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就这么搞成的。必须承认，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有区别的。政治态度和个人品质，不是一回事。光有政治态度，没有个人品质，那个政治态度也成问题。受过高等教育，个人品质又好的人，对国家对社会更负责任。用不用这样的人，是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昨天我看《报刊文摘》（二○○四年九月十日）上有篇文章《承德文物大案与“中国第一个慈善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宫给承德外八庙拨了一批珍贵文物，全是国家级的。一个叫李海涛的人，是外八庙管理处文物部主任，他陆续卖给一个叫李春平的外籍华人八十六件文物。这种监守自盗，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抗战开始前，国民党政府把故宫的文物，相当一部分是国宝级的，装了好几千箱，先运到南京，南京危急时，再运到甘肃、四川，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八九年间，行程几万里，直到运到台湾打开箱子清点时，只少了一页纸，后来再查，才发现这一页纸夹在一本书里。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在国内读的是好学校，到了国外也读的是好学校。再一个是，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至少也是仕宦人家、读书人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读书人家，大体说来也是富裕人家，也是仕宦人家，少年时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也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对这些人，有的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学问好一些，别的方面未见得怎么样。前不久看过一篇文章，说陈寅恪的学问很好，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历史观有问题，说他评价历史人物过分强调门第出身，不可取。我觉得，说这话的人，还是读书不多，不懂得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之所以几千年历经战乱，却能平稳地发展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屡受摧残，却能几千年兴盛不绝，与讲究门第出身大有关系。正是这些所谓的门阀世家，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种子。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好多人都说这是说世道变化快，没有长久存留的名门望族，我看不全是这个意思，也有慢的意思。整句是说，有道德的人的恩泽，要五代才能慢慢地没落下去。是说好的家族维持的时间长，而不是维持的时间短。真要是那个意思，他就不这样说了，他会说君子之威，三世而亡，再世而竭。君子、泽，都是好字眼，后面跟着的，不会是那么坏的意思。
　　前不久，我和一位朋友聊天，说到中国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道德一旦沦丧，就不可收拾。这位朋友说，中国人最怕历史，怕把他的坏名声写进历史，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它可以说明高层人士、知识人士的敬畏之心，不能说明民间人士的敬畏之心。再就是，从敬畏上着眼，总是一种防御，而不是一种向善之心，向上之心。我觉得，读书，可能是中国人的一种等同宗教的理想和追求。中国社会上，对人的文明程度，是以识字多少来衡量的。“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从来就是对一个人的鄙视。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坐拥书城，这些器量化了的字眼，就是以字（书本）来论知识与文明的程度的。这是因为汉字是方块字，字形也就是字意，字形里有着文化的蕴含，识字多，文化程度就高。英语只有26个字母，俄语只有33个字母，就不能这么说了。崇敬识字、崇敬读书，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近似乎宗教的感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绵绵不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再宣扬读书无用论，毛主席还有句名言，“书读的越多越蠢”，但在社会上，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还有那些真正愚蠢透顶的人，没有人说读书是坏事，没有人不敬重读书的人。　　基本上可以说，哪个时代崇尚读书，尊重读书人，哪个时代就繁荣，就进步；哪个时代不崇尚读书，不尊重读书人，哪个时代就贫穷，就落后。“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到处书声朗朗，人人看书学习，鸟语——鸟儿都会说话，花香——花儿都闻着喷香，怎么能不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好时代？
　　傅斯年、黄万里那一茬知识分子，确实是很优秀的。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我认为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行，是没有把他们当做国家的栋梁之材，不信任，不委以重任。怎么那个时候就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行了；怎么“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不行，这几年又行了。可见还是个认识问题，认识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认识到了，才能重用。这些年，大致说来，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应有的重用。就是在科技文化部门，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是一把手的，这就说明还不是真正的信任、真正的重用。真要是重用了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充分信任，国家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前几天我查书，看到谢泳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好：“我们要尽力维护畅所欲言的宽容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以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为自己的言论的基本原则，一个正常的社会绝不能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符合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对其加以责难。”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天总会来到的。这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等是等不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以二十世纪那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榜样，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也是对自己负责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　　　　在《悼念余上沅》文中，梁先生说：“上沅长我五岁，对我在私行上屡次不吝规劝，所以我对他自有一番敬仰，一直以兄长事之。”可见，梁不回避自己在私行上有可让人规劝之处。
　　这可被规劝的私行是什么呢？傲慢乎，刻薄乎，名士派头乎，不能说没有，在男女之情上，会不会也有可规劝之处呢，且看这样的记述：“季淑嫂之柔，可谓世鲜其匹……年轻时偶有好友密告她实秋兄有风流传闻，她只是一笑说：男人嘛，随他逢场作戏好了。”季淑即梁实秋原配夫人程季淑。这段话是誓还先生在《悼梁程季淑中》说的，这里转摘自陈子善编的《回忆梁实秋》书中，这是旁证。
　　还有自证。梁先生八十岁时，给一位朋友写了幅墨字，录的是《五灯会元》上圆悟克勤禅师的悟道诗，诗云：
　　金鸭香销锦绣纬，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据受赠者马逢华先生说：我相信八十高龄的梁先生手录悟道诗时心中所念及的“一段风流事”，非关世俗所谓之绯闻，它毋宁是指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高尚情操。梁先生是一个亲仁、爱物、热情、风趣，富有人情味儿的雅人，但他并不是圣人。
　　马先生多虑了，谁也不会要求梁先生去做圣人，那太难为他了。谁也不能说一对男女之间有了私情就非要闹出绯闻不可，那太可怕了。至于礼之大防，想来那防线不光很长，也很宽。但你要说男女之情，到了“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还不是隐秘之情，怕没人会信的。在这上头，梁先生的私行跟普通人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现在都知道，抗战期间，梁先生在重庆写《雅舍小品》时，雅舍二字，并不是他的书斋名，乃是他和吴景超夫妇合买的一处住宅的名字。另有一说，是他和吴夫人龚业雅合买的，比如陈衡粹在《实秋忌辰周年祭》中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了，夫人买的，也是夫妻的共有财产。雅舍这个名字，是梁先生起的，取了龚业雅名字中的那个雅字。这段时间，梁夫人并未随侍在侧，仅梁先生和吴龚夫妇合住在这儿。　　　　所以用雅舍命名自己的集子，不光是因为住在这儿，也还因这些文章的完成，得力于龚女士的欣赏和催促。梁自己是这样说的：“每写一篇，业雅辄以先睹为快。我所写的文字……虽多调侃，并非虚构，所以业雅看了特感兴趣，往往笑得前仰后合。经她不时的催促，我才逐期撰写按时交稿。”（《雅舍忆往》）
　　冰心女士对此也有记述，虽不一定说的是写文章，却可看出梁与龚相悦相得的情景：“我们都喜欢老友的欢聚。文藻一向拙口笨舌，景超也是微笑时多，只有梁实秋是大说大笑，热情的业雅也在旁边拍手捧腹，前仰后合。”（《忆实秋》）
　　正是这种情谊，梁在《雅舍小品》第一篇结尾，解释书名时说：“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的所在，且志因缘。”后来出书时，也一反平生不请人作序的惯例，请龚业雅写了篇短序。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以后梁先生几乎所有的小品文结集时，都以雅舍为名，到台湾后出了《雅舍小品》二、三、四集，此外还有《雅舍散文》《雅舍杂文》《雅舍谈吃》。这已不能说是“以示写作的所在”，只能说是“且志因缘”了。
　　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没去台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悲惨死去，“文革”后梁实秋在海外闻之，不胜悲伤。像龚业雅这样数十年因缘不绝的朋友，不必做别的推测了，说是“异性知己”该不为过吧。打上引号，并不是有什么诡秘的意思，只是说，这话不是我说的。做这样的判断，我没这么大的本事。前面提到的马逢华先生，是位旅美学者，与梁先生相知甚深，在《管领一代风骚》文中，曾说：
　　除了夫妇之外，世间有没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异性知己？胡适之和陈衡哲，金岳霖和林徽音，是立刻就可以想到的例子。在这个层次上，也许我们可以说，至少有四位不平凡的女子影响了梁先生的翻译和写作生涯。她们或者是一段时期梁先生创作灵感的来源，或者默默为他料理生活，对他提供种种的帮助和鼓励，或者两种贡献，兼而有之。我所想到的，是一九七四年去世的梁夫人程季淑女士，现在的梁夫人韩菁清女士，和先生的两位异性知己，谢冰心和龚业雅。
　　马先生的这段话，有不严密的地方，既说除夫妇之外，就不该把梁先生的两位夫人算在里面。这样堪称异性知己的，就只有谢冰心和龚业雅两位了。
　　龚女士前面已谈过了，接下来谈谈谢女士。　　　　两人的相识，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间赴美途中，他们共同乘坐杰克逊总统号油轮前往美国。不久前（七月），梁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繁星与春水》的批评文章，说冰心在这些诗里缺乏热情，好像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从体裁上说，这类小诗终归登不得大雅之堂。梁实秋与同为燕大学生的许地山原本相识，知道冰心就在船上。一天在甲板上散步，两人不期而遇，经许地山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梁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谢答：“文学。”又问梁：“您修习什么？”梁答：“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毕竟是同船，又都爱好文学，很快就熟络了。
　　到美国后，一伙留学生曾演出话剧《琵琶记》，梁实秋饰蔡伯喈，谢文秋饰赵五娘，冰心饰牛丞相女。按剧中情节，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赴京应试高中，奉皇上之命与相府牛小姐完婚。赵五娘在家中侍奉公婆艰难度日直至公婆去世，安葬公婆后赴京寻夫。牛小姐深明大义，不嫉不妒，二人共事夫君，受到了皇上的旌表。这是一出大戏，想来他们只演了其中的一段。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结了婚，冰心调侃梁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后来回到国内写文章，梁有时便以“秋郎”为笔名，到了老年，又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秋翁”。这，也该说是“且志因缘”吧。
　　附带说一下，新近出版的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中有朱世明偕夫人举办宴会的照片，文中没有注明夫人姓名，据年龄判断，极有可能是谢文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看看谢文秋的风采，当更能体会冰心此语的意味。
　　“文革”初期，梁实秋听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文末附录了一束冰心历年写给他的信。梁先生有没有反正冰心夫妇已经死了，不妨把这份感情公开的意思，我们不好揣想，但这些信透露了两人之间真挚深厚的情感，则是不容置疑的。
　　附录的信共六封，其中一封是给赵清阁的，最堪体味的是第二封，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信。　　　　此前不久（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信中先把徐志摩贬损了一通。大概梁给谢的信中，提到谢的诗作《我劝你》，谢在信中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谁都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冰心已很少写诗了，偶尔写了一首，只要秋郎喜欢，她就可以接连写上一二十首。这是多大的动力。且看这是一首怎样的诗。全诗较长，除了第一节三行，每节四行，共十一节。下面是后六节：
　　其实只要你不恼，
　　这美丽的名词随他去创造。
　　这些都只是剧意，诗情，
　　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
　　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你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
　　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绝叫，哀呼。
　　他挣出他糊涂的罗网，
　　你停留在浪漫的中途。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诗无达诂。谁给诗作诠释都会陷入魔阵，最终受到嘲弄与攻讦的只会是他自己。我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然而有几个词，我觉得不特别提出来，会埋没了我多年读书的一点灵性。“剧意诗情”，诗中用了两次。平常人很少这样措词，多是诗情画意，或画意诗情，这个“剧”字若不是笔误的话，当是有所指的。不能不让人想起两人合演《琵琶记》中的剧意。“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梁实秋是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这是功名，工余闲暇，友朋燕集，他还是写诗——旧体诗的。附录第五封信中，谢就引用了梁的两句诗。再就是“浪漫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浪漫的写诗的人之谓，更多的时候，怕说是一种泛指，略同于“风流才子”。恰恰就在这封信中，谢说梁：“你是个风流才子，‘时势造成的教育专家’，同时又有‘高尚娱乐’，‘活鱼填鸭充饥’。”
　　这首诗中可诠释之处还有一些，不必说了，“真是文不对题，该打！该打！”（附录第五封信中冰心语）
　　梁实秋太孟浪了，冰心夫妇没有死。过了一段时间，知道是误传，梁从侨居地西雅图，接连给《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写了两封信更正。第一封信中，说了消息来源之后，不无歉疚地自责：“惊喜之余，深悔孟浪。”第二封信中，说冰心夫妇看到了他写的悼念文章，同时较为详细地说了冰心夫妇当时的处境。已从湖北孝感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两口子如今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冰心现任职于“作家协会”，专门核阅作品，作成报告交予上级，以决定何者可以出版，何者不可发表之类。二位都穿着皱巴巴的人民装，也还暖和。曾问夫妇二人这一把年纪去干校，尽干些什么呢，冰心说，多半下田扎绑四季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被斗争三天。信末感叹：
　　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这年头儿，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间的坚冰打破了，可以相互往来了，梁实秋的二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受父亲之托，看望了冰心。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冰心托文蔷带回来的话则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记述此事的马逢华在文章中说，烽火隔绝三十余载，而此心不渝，这是何等凄美的默契！
　　本文题为《梁实秋的私行》，非是要写什么绯闻，而是要写梁实秋人生的另一面：他对异性知己纤细浓郁的感情，异性知己对他的历久而弥新的关爱。别以为写了这些，就是对他们的不恭。我敢说，我对他们的敬重，不比任何一个人差，包括他们的亲属。我只是要说，这样的情感，是他们人性中绚丽的云霞。有了这些绚丽的云霞，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他们的形象也更为美好。　　附：冰心对徐志摩的评价有可商议之处
　　为了不破坏上文的完整，我没有引录冰心信中对徐志摩的评价。此事有可商议之处。冰心的原文是：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了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踏，看了使人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来心里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寞，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
　　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一、这么说徐志摩，不公道。徐新死，朋友都在悲伤中，梁是徐的朋友，对梁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别的用意。冰心对志摩的好朋友林徽因是有成见的。冰心早年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就是讥讽林的。李健吾在《林徽因》文中曾提到一桩轶事，说林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带回上好的山西老陈醋，闻知此事，曾派人送冰心一坛。冰心信中女人云云，不能排除有对林的鄙弃在里面。徐的妻子是陆小曼，又跟林有恋情，怎么就是“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这话放在哪一个女人身上都是不妥当的。
　　二、冰心说徐生前，“我没对他说过一句好话”，不全是这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梁启超病重，徐从上海赶到北平看望，同时顺便看望北平的老朋友，某日去清华看望罗家伦、张彭春等人后，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见《徐志摩书信集》第185页，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出版）至少这次是好话。该信冰心后来的表白，还是该信徐志摩当日的记录，徐为人再不好，在这件事上，我还是信徐的。徐志摩就是神仙，也断不会料到冰心在他死后说那样的话，预先伏下这么一笔。　　补记：对读者的一个交代
　　本文在二○○二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有删节，比如原文中引用了《我劝你》全诗，就删去了。这次出书前，作了修订，比如恢复了《我劝你》中的几节并作了诠释。
　　此文发表后，福建学者王炳根曾寄来商榷文章，我原准备在《山西文学》刊用的，过了一段时间，见《文学自由谈》刊出了，就没有发。王先生的文章题名为《冰心、梁实秋友情之定位》。王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有专著行世。梁、谢的感情，我说是“异性知己”，王先生定位为“友情”，都在一个大范畴里，只是轻重上有所不同。王先生太敬重冰心，而又轻藐了梁实秋，整体的论述上给人的感觉，冰心对梁实秋一直是冷淡的，甚至是鄙视的。比如两人在杰克逊号轮船上的对话，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应答，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恶意，顶多只能说是话不投机吧，一旦相识之后也就不在意了，过后说起只当是笑谈。至于此前梁曾批评过谢的诗作，更是谁也不会记恨的。王先生却说：“这许就是这件‘昨日往事’，奠定了他们交往的基础，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在此后的论述里，这根“红线”一直贯穿到底。又像一把尺子，凡事都要用它来量，一量准是这么回事。
　　仍是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提议办了个壁报叫《海啸》，向冰心约稿，“冰心自然不会拒绝，但她好像有些赌气，偏偏给的都是诗稿，《倜伥》、《纸船——寄母亲》、《乡愁》最初就是发表在《海啸》上”。虽然王先生也说：“这里有些文人之间与文人方式游戏的意味”。
　　谈到一九三一年谢给梁的信上，谢说：“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上一二十首。”王先生批评我的理解“显然有误！”而他的理解竟是：
　　这话实际上是连接了八年前梁实秋对冰心的批评，与《繁星》、《春水》比，《我劝你》更不像诗，这样的诗你会喜欢？这样的诗你喜欢，可以写很多！我理解是这个意思。梁实秋说过，没有感情的不是诗，不富感情的不是好诗，《我劝你》说教味那么重，概念诗，怎么会喜欢？冰心本人对诗有很严格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作些文字，便将诗的要求降低，所以她说，“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显然她自己不认为这是好诗，甚至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信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命题，被韩先生引申出了情爱的意味。
　　本来还想写篇文章，与王先生谈谈在名人研究上，该持怎样的态度。想了想，我放弃了。正如我前文所说，我写梁实秋不是要写什么绯闻，而是写他对异性知已纤细浓郁的感情，异性知己对他的历久而弥新的关爱。至于涉及到他与冰心的情感更是他们人性中绚丽的云霞。而这些绚丽的云霞，也必将使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他们的形象更为美好。至于梁实秋与冰心之间的情感为何种，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还是交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探究他的思想和功业，莫若探究他的品质和性格更让人感兴趣，长见识。思想可以白日飞升，功业可以一蹴而就，而品质，几乎是恒定的，除非真的可以立地成佛或转脸变魔。至于性格，平生或许有变化，其根基怕也难以遽尔置换。
　　若这样的立论不算狂悖，某些思想和功业可以鄙弃的人，其品质和性格的魅力，仍可以让我们因喜爱而敬重。叶公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管承认不承认，也不管喜欢不喜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确有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文化精英群体。归国之初的若干年，大都在高等学府任教，或研究机构做事，以抗战为契机，很有一些人走下讲坛，或直接出任政府官员，或受命从事海外宣传。有的人抗战后，重回学校或研究机构，有的人从此进入政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途程。长期以来，我们对那些从此宦海沉浮者，往往嗤之鼻，说是投靠国民党政府云云。
　　这样说，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似不为过，若考虑到当时正是抗战期间，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不能不另有说辞了。
　　这说辞便是：国难当头，请缨杀敌，书生报国，不甘人后。
　　一九三六年冬，北平城里，人心动荡，其时叶公超已离开任教多年的清华，转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对学生说：
　　日本人要是开始蠢动，就是他们自掘坟墓的日子到了。我们中国，平时虽然破破烂烂四分五裂，可是，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就会抛弃成见，凝聚起来，共同拟订方案，救亡图存。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本领吞得下去。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大批文化人滞留城内不能南下。叶公超与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一起，趁日军盘查尚不太严厉之际，逃离北平，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示分配新的工作。台湾出版的《文学·艺事·外交——叶公超传》（张腾蛟著）中说：
　　情况危急，兵荒马乱，逃难的路途是惊恐又艰辛的，几位教授经过一段艰苦之后，终于又自天津逃了到南京。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教授们由北方向此聚集，固然是为了未来的出路，而也有一些为国请缨的心情，大家心里明白，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再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即使政府给他们一些枪弹，然后换上军装转头北上，他们也会慨然接受。　　　　当局自然不会这样安排。教育部的指令是，政府已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长沙联合大学，领取旅费与船票，立即去长沙集中待命。他们也真的像战士一样，领上旅费和船票后，立即经武汉转赴长沙。梁实秋另有任用，不久离去，叶公超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两个月之后，战局紧张，学校迁往昆明，是为西南联大。叶仍任原职。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天，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著名国宝毛公鼎，一直归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所有，抗战期间没有带走，庋藏在上海旧宅中。此时叶恭绰听说，宝鼎有被日本人攫取的危险，遂命叶公超赴上海处理此事。叶公超到上海不久，行踪为日本宪兵侦知，以间谍罪被扣，三十九天内多次受刑，始终未泄漏宝鼎的庋藏处。后来还是托他的妹妹设法伪造了一个赝品送上，才得脱身。这年冬天，他辗转来到香港，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便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之邀，加入海外宣传处。转年奉派，出任驻马来西亚专员，负责马来半岛一带的抗战宣传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半岛沦失，他回国稍事修整，又远赴英国，以驻英大使馆参赞衔，任国民党中宣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职责仍是抗战其间的国际宣传。
　　就在叶公超加入海外宣传处之前，一九三八年九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来有人曾问胡，你说你从不做官，大使不是官吗？胡回答说，这是战时征用，不能叫做官。这样的话多少年后听了，仍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叶公超在战时参加海外宣传处，亦当做如是观。再就是莫要忘了，叶公超一九○四年出生，抗战爆发这年不过三十三岁，可说是热血青年，为国效力，乃是做人的本分。
　　抗战胜利以后，叶公超转入外交界。一九四九年在台湾任外交部长，一九五八年转任驻美大使直到一九六一年。他是有国民政府（辛亥革命以后）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长。只是这已不能说是战时征调，而应当说是心甘情愿。按惯例，这两个职务是要打引号的，请读者自己打上。不是我不遵从惯例，是我愿意句子像项链一样舒畅。
　　大使卸任以后，叶公超以政务委员（后转为总统府资政）的空衔，独身一人，困居台湾，画兰画竹，聊以卒岁。在临终前的一篇文章中，叶公超感慨万端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病中琐忆》）
　　他是这样说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何世礼先生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曾说：“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在他那一茬人里，论出身，论学识，论办事的能力，综合评定，叶公超确乎称得上头等人才。
　　他的曾祖父是咸丰朝的进士，做过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等要职，辞官后在越华书院讲学长达四十年，是岭南的大学问家。祖父是光绪朝的举人，三品衔的江西候补知府。父亲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就是在九江出生的。叔父叶恭绰民国初年曾任交通部长，是其时政界“交通系”的首领。叶公超幼年失怙失恃，是叔父把他抚养大的。
　　一九二○年叶公超十六岁，在南开读中学期间，叔父送他赴美留学，一年后升入大学，先在贝兹学院，后在爱默斯特学院，师从著名诗人佛洛斯特（RobertFrost），曾出版过一本名叫《Poems》的诗集。他二十二岁转赴英国求学，入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获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这期间，叶公超结识诗人艾略特，过从甚密。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在北大任教，年仅二十二岁，班上除了梁遇春比他小两岁外，不是与他同岁就是比他大，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
　　这些经历给叶公超带来声名，同时也养成了少年得志、恃才傲物的脾气。
　　他的英语之好，连梁实秋都佩服。梁曾在回忆文章中说过这么一件小事：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语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诟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mGrownyouwithapoyofg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到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你使我想起我的家乡。”
　　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上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都学会，才算彻底。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彼此成了朋友。（《叶公超二三事》）
　　在北大任教不过一年，叶公超又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这期间，他参与了新月书店和《新月》的创办，为世所公认的新月派大将之一。留学期间，他接触的是佛洛斯特、艾略特这样的大诗人，回国后平日嗜读的也是英美的新诗，因此之故，他对诗的看法，与徐志摩、闻一多每每不同，而与同是新月诗人的饶孟侃却颇能谈得来。饶没有留学经历，想来还有性情相契合。然而，就是因为他的脾气，这样的好朋友也闹僵了。　　　　暨南大学在上海郊外，真如镇上。叶公超先住在图书馆里，后来搬出，在学校附近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房内布置也舒适整洁。饶孟侃有时也在那里下榻，和叶公超为伴。有一天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此人的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饶读，读过之后再讨论。这天饶很疲倦，读着读着就抛卷而眠，叶公超见状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虽未头破血流，却令饶大惊，二人因此勃谿，再也没有往日的亲密了。
　　就是跟妻子，叶公超也是这个脾气。
　　一九三一年六月，叶公超在清华教书时，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有校花之称的袁永熹小姐喜结良缘。起初还相敬如宾，没过多久，叶公超就显露了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大少爷脾气。据说有一次，清华同事吴宓来叶家用餐，因为菜的味道不合适，不知是胡椒放多了还是盐放多了，叶公超便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丈夫嚷嚷了一阵，才不疾不徐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后来叶公超和堂妹发生感情，袁永熹知道后十分反感，生气得不得了，一直不能原谅叶公超。他们的关系也就越闹越僵了。叶去英国任职，袁未相随，反而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叶在美国任大使，袁仍在加州。有的场合必须大使夫人出场，接到电话后，袁乘飞机到华盛顿，事毕后仍返校继续工作。后来袁成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在加州大学任教授、研究员近三十年。（台湾符兆祥《叶公超传》）
　　在台湾做外交部长时，叶公超脾气之大，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副手政务次长胡庆育曾这样描述叶公超的脾气：“他的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时还好，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这样的脾气，必须有别的优点比衬着，才能成为一个杰出人才。若光这样的脾气，别说当教授当部长，就是当个普通百姓，也只可说秉性乖张，不可理喻了。叶氏自有常人不及的优点，符兆祥在《叶公超传》中说：“叶公超为人爽直，有时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堪，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不仅是直爽，叶公超的性格里最重要的该是耿介正直。他的好友陈子和曾说：“公超有三大缺点，第一是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第二是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耍花枪，马上拆穿。第三是个性强，对任何事都有定见。”这是缺点吗？正是常人不及的地方。他自己曾说过：“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引为快慰的事。”　　　　对正常人来说，脾气往往是某种品质与性格的凸现。就像逶迤的山峦间，耸起一座高峰。山峦是山，这高峰更其是山，它含有山的一切质素，却更为巍峨险峻。叶公超耿介正直的品质与性格，从他对鲁迅的态度上，看得最为分明。
　　谁都知道，鲁迅可谓新月派的公敌。因为胡适、徐志摩都受过鲁迅的讽刺挖苦，新月派众兄弟，也都不说鲁迅的好话，独有叶公超是例外。
　　当年新月派和鲁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叶就说过：“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如果说平日的一句话只是顺口说出，不足为凭，那么鲁迅死后，叶的作为就不能说是不足为凭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闻讯后，叶公超把能找到的鲁迅的作品都找来，“不眠不休的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它们一口气读完”，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一千六百字，题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十一月一日的增刊上。此文无落款，往前推上五天，算是二十六日写出吧，距鲁迅逝世正好是一星期。够快的了。第二篇长得多，近五千字，题为《鲁迅》，文末落款为十二月八日，发表在《北平晨报》的文艺副刊上。
　　毕竟是剑桥出来的文艺心理学硕士，他的分析独到、深刻、细微，六十年后读起来，仍让人有清新之感。
　　近年来，有些人对鲁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自然无可厚非，可惜不全是这样。看看当年对立营垒的一位文艺评论家对鲁迅的看法，或许不无益处。
　　叶公超的这两篇文章是接连写出的，也是相互印证的，前一篇粗略的地方，后一篇便补足了。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中，谈到鲁迅的小说，只说了对《阿Q正传》的粗略看法，一来是《彷徨》以后的作品很少读过，二来是一时买不到鲁迅的小说集子，“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竟没有他的书了，即《呐喊》《彷徨》等也一本都买不着了。我手边只有他的《小说史略》一类的东西和昨天在市场上买到的《鲁迅杂感集》。我想将来把他的小说全部仔细读读，以补充或纠正现在的印象”。后来在《鲁迅》一文中，对鲁迅的小说，就有了详细的分析，精当的评价。想来是买到或借到鲁迅的小说读过了。
　　叶氏评价鲁迅，均限定在“非战士的鲁迅”这一范畴中。何为非战士的鲁迅？他的解释是：是“非”，不是“反”，即对于战士之外的鲁迅的认识。也即是说，不把鲁迅作为一个单纯的战士看待，而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看待，单从文学成就上看鲁迅的贡献。　　　　总括起来，叶公超认为，鲁迅的贡献在四个方面：一是小说史，二是小说创作，三是杂文，四是他的文字。
　　关于小说史，叶说：“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其考证之精邃，论断之严谨，决非之后的蒋瑞藻之《小说考证》等等可相提并论。这方面的兴趣与研究，鲁迅似乎始终舍不得松手。《中国小说史略》曾经两次增订，每次他都有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见解插入。”
　　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他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的。将鲁迅与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作了对比，“他们确有相同之处，但在气质上却很不相同。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威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边的。”斯氏有驾驭自己的能力，能在一篇讽刺的文章里维持和平与冷静的氛围，还能在讽刺中露出笑来，鲁迅的文章里比较容易生气，动怒，因此也就容易从开头的冷静的讽刺流入谩骂与戏谑的境界。这是鲁迅不及斯威夫特的地方。但鲁迅有一种抒情的文字，常加杂在他的小说与杂感中，却是英国的斯威夫特所没有的。再就是鲁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