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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朝鲜已放弃马列主义 若崩溃中国救不了
&　　原题：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
　　作者：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王洪光
　　近日，朝韩问题专家、&。
　　笔者不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因为目前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
　　一是李教授说&中国朝鲜是两个独立国家&，这点笔者完全赞同，但说&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笔者则不敢苟同。中朝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有的利益可能相近或一致，有的利益则大不一样。比如朝鲜的拥核和中国要求朝鲜弃核，都是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所提出和坚持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没有必要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朝鲜拥核已产生对我国边境地区造成核污染的严重威胁，中国政府为了该地区中国老百姓的安全，不仅要严厉批评朝鲜拥核，而且完全有理由要求朝鲜核设施远离中国，不能给中国造成核威胁。在这一点上，&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吗?另外，朝鲜拥核，可能刺激日韩拥核。假如小小的东北亚地区，有俄、中、朝、韩、日同时拥核，再加上美国的核阴影，东北亚还能安宁吗?中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坚持本国的立场，反对朝鲜有损我国利益的做法，不能看作是放弃朝鲜。以前为朝鲜&擦屁股&的事太多了，专家应该比笔者更清楚。今后则可不必。
　　二是李教授说&朝鲜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其实，朝鲜早就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在1972年《宪法》中还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方针&，但到1980年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领袖是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这时朝鲜已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13年朝鲜劳动党在建党《十大原则》(其地位高于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在主体思想指引下，&应深化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制事业，并世代延续&，并规定&应将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即金氏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这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没有?类似论断还有很多，希望专家多说给老百姓听一听，让老百姓自己做出判断!中朝两国只有国家利益的关系，即国家关系，而不存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这是朝鲜主动抛弃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无产阶级建党思想要比资产阶级建党思想先进很多，也高明很多，更比封建专制思想进步很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我国由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协商和选举产生了党和国家各代领导集体和最高领导人。而朝鲜三代领导人世袭产生。两者有相同之处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以两个平等的政党、两个平等的国家与朝鲜相处，与其他与我国友好的政党和友好的国家一样。这才是正常的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另外，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谐相处，在全世界比比皆是，&朝鲜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是朝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怨不得中国，中国不必对此负责。
　　三是西方国家妖魔化朝鲜，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朝鲜内政，中国绝不掺和。朝鲜远离国际社会，内部防控很严，对外十分警惕，这是不争的事实。哪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人权&问题，包括美国自己。最近美国小镇费泽森警察枪杀一名12岁持仿真枪的黑人少年，引发全国大范围骚乱，又是一明证。老实说，中国对朝鲜的人权状况一点都不了解，不能听几个&脱北者&的口述就给朝鲜下断语，联合国大会还通过审判朝鲜领导人的议案。在人权状况不明的情况下，说朝鲜人权好或不好，都没有依据，中国投反对票是理所应当的。中朝双方在1961年签订了《中朝互助友好条约》，已续签两次。条约规定：&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器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约到2021年有效。这实际上已给予朝鲜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条约还规定：&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试问，朝鲜拥核与中国协商了吗?条约还规定：&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朝鲜如果切实遵守的话，就不会在我民航飞机即将飞临朝鲜上空时，却往航线上发射火箭弹，置飞机上一两百乘员于巨大危险当中;也不会在靠近朝鲜的公海上抓捕我国渔民，给我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朝鲜还三番五次地宣布废止板门店《停战协定》，使朝韩(美)进入准战争状态。在《中朝互助友好条约》还有效的情况下，朝韩(美)双方一旦打起来，朝鲜将把中国置于何等地位?这是中国&放弃朝鲜&，还是朝鲜一意孤行?这不是听不听中国话的问题，《中朝互助友好条约》在那里摆着呢，朝鲜的做法已经伤害了中国的根本利益，不知教授怎么得出&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结论。
　　四是把朝鲜作为我国的&战略屏障&，或没有这个&战略屏障&，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从地缘关系的政治、军事上讲，其重要地位大大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朝鲜半岛从来不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但这个方向上有事，要牵扯到主要战略方向，往往拖累中原政权，地位作用相当重要。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政治上看，周边国家包括朝鲜，对我友好当然重要，哪个国家不希望周边是善邻而非恶邻呢?中国以邻为善，对菲律宾这样的弱国都不动武，甚至被国际社会和国内部分民众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周边既使恶邻环峙，也阻挡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正在崛起。从军事上看，朝鲜半岛北部从三八线到我国边境，纵深也就五、六百公里，充其量只是一个现代战役的纵深。抗美援朝战争时，我只用三个战役行动，两个多月就把进抵我边境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当代信息化战争，扩大了空间和缩短了时间，只有一个战役纵深的所谓&战略屏障&，又有多大的意义?
　　李教授认为&放弃朝鲜&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朝鲜投入第三国怀抱，二是朝鲜崩溃，三是朝鲜决一死战，半岛再燃战火。这三种结果把帽子戴得太大了，有点吓人。首先，朝鲜从来就没有投入中国的怀抱，何来再投入第三国怀抱?金日成政权开打朝鲜战争，就没有充分听取中国的意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甚至比一般国家还要冷淡;我国与美国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对我说三道四，直到苏东巨变，情况才有所改善。我想作为朝韩问题专家，应该比笔者清楚。其次，一个国家的崩溃，主要不取决于外力，如果一个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崩溃&只是迟早的。&拉拢&也好，&放弃&也好，不起重要作用，不要把中国对朝鲜的关系看作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关系，中国不是救世主，朝鲜真要崩溃，中国也救不了它。中国做好相应准备就是了，说大了也就是我东北地区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可能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再次，要清楚地看到，中国左右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一个朝核六方会谈都进行不下去，中国能对朝鲜半岛&战火&负责吗?如果朝鲜&决一死战，再燃战火&，双方的目标也不是中国，中国没有必要引火烧身。谁挑起战火谁负责。当下早已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子弟不必为别国打仗。这道理谁都懂吧?
　　总之，中朝两国两党关系，要建立在正常国家交往和党际交往的基础上。从我国家利益出发，并照顾朝鲜(包括对应的任何国家)利益，该支持就支持，该反对就反对，主持公平正义，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既不&拉拢&朝鲜，也不&放弃&朝鲜，这应是我国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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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会员？是中国自愿放弃战后赔偿的么?_百度知道
是中国自愿放弃战后赔偿的么?
二战结束是中国自愿放弃还是有些因素
我有更好的答案
　新中国政府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二战胜利，日本战败，经过二年的统计核算，日，同盟各国正式向日本提出战争索赔要求，总计索赔金额为540亿美元。但在赔偿分配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美国要求占总金额的34%，英国要求占25%，法国要求占12%，苏联要求占14%，澳大利亚要求占28%。这还不包括受日本伤害最大的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各国。后来中国通过做工作，同盟各国同意加上中国，占赔偿总金额的30%。但是同盟各国长期为分配比例争执不休，至使赔偿问题久而未决，一直拖到四年后的旧金山和会。从1947年4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折撤40000余台机器及战车、军舰（艇）等，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苏联则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机器设备折运回国，1949年5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从日本折撤机器的“中间赔偿”。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战败后日本经济极度萧条，迫使当时的占领国美国不得不每年拨款数亿美元进口粮食食品等“养活”日本，到1950年，美国已为此花费20余亿美元，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在此情况下，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而前提则是解脱压在日本身上的战争赔款包袱。在政治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成为美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1950年朝鲜战争暴发，促使美国不得不把日本扶持成为其在远东地区的盟友。为此，美国于1951年主持召开旧金山和会，在中国两岸政府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搞了一个对日和约，宣布放弃对日索赔战争赔款，并迫使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承认对日和约，宣布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战争赔偿问题作出三点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谈判中提出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历史回顾告诉我们，中国对日本放弃战争索赔，首先是源于美国对日本的保护，其次是中华民国政府太软弱，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对日索赔。最后才是新中国政府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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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枣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日和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枣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定为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日起，特别是日至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迫于某些列强的干涉，此外，日本的遗留物品全部被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收缴~
严格的说，是被欺骗而放弃的。
也可以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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