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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电子书]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笔记和课后习题（含考研真题）详解[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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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文件大小：26.98 M
书号：824821
下载次数：2841
第一部分　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
　第一章　社会工作理论：概念、历史与意义
　　1.1　复习笔记
　　1.2　课后习题详解
　第二章　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四个传统
　　2.1　复习笔记
　　2.2　课后习题详解
　第三章　心理动力理论(上)：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
　　3.1　复习笔记
　　3.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四章　心理动力理论(下)：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
　　4.1　复习笔记
　　4.2　课后习题详解
　第五章　认知、行为理论
　　5.1　复习笔记
　　5.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六章　系统视角
　　6.1　复习笔记
　　6.2　课后习题详解
　第七章　生态视角
　　7.1　复习笔记
　　7.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八章　社会发展视角
　　8.1　复习笔记
　　8.2　课后习题详解
　第九章　存在主义
　　9.1　复习笔记
　　9.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章　灵性视角
　　10.1　复习笔记
　　10.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一章　结构视角
　　11.1　复习笔记
　　11.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二章　赋权视角
　　12.1　复习笔记
　　12.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三章　女性主义视角
　　13.1　复习笔记
　　13.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四章　叙事治疗
　　14.1　复习笔记
　　14.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五章　寻解治疗
　　15.1　复习笔记
　　15.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六章　优势视角
　　16.1　复习笔记
　　16.2　课后习题详解
　第十七章　未来与展望
　　17.1　复习笔记
　　17.2　课后习题详解（略）
第二部分　考研真题及详解
　2013年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概论与理论（代码651）考研真题及详解
　2012年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概论与理论（代码650）考研真题
　2013年中山大学社会工作原理（代码331）考研真题
　2013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工作原理（代码331）考研真题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原理（代码331）考研真题及详解
本书特别适用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考研参考书目为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的考生，也可供各大院校学习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的师生参考。
&&社会工作精品教材、十一五上海市重点图书《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是我国高校广泛采用的社会工作权威教材之一，也被众多高校（包括科研机构）指定为专升本、考研考博专业课参考书目。
&&为了帮助考生复习该教材，我们根据各类考试和考研的命题规律精心编写了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教材的配套辅导书（提供免费下载，免费升级），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整理名校笔记，浓缩内容精华。本书每章的复习笔记均对该章的重难点进行了整理，并参考了国内名校名师讲授该教材的课堂笔记。因此，本书的内容几乎浓缩了该教材的所有知识精华。
&&（2）解析课后习题，提供详尽答案。本书参考大量社会工作相关资料对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的课（章）后习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并对相关重要知识点进行了延伸和归纳。
&&（3）精选5套名校考研真题，包括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首都经贸大学等近年的考研真题，并对部分考研真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4）最新补充内容，可免费升级获得。本书后期会进行修订完善，对于最新修订完善的内容，均可以免费升级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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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号 新出发（京）批字第直110028号以奉献为抱负用学术履职责作者：厉无畏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厉无畏主持会议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严重影响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日，厉无畏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推进经济创新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的大会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只有实现创新发展的国家才能迅速走出危机，而创意产业就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08年，在我国许多产业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创意产业却能逆势而上，如网络游戏出口2008年三季度比二季度增长了21%，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创意产业增长率也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基于这一事实，厉无畏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寒冬中，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令人振奋的暖流。他建议：“将发展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尽快成立全国性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作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我国创意产业理论研究的先驱，厉无畏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自从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厉无畏先后就防范金融风险、做大中等收入队伍促进分配公平、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石油储备制度等关系到国家建设和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建议。十余年间，他利用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卓越成就，致力于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抓住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点”多年来，厉无畏多次赴美国、日本、法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和讲学，他在产业经济、数量经济、创意产业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厉无畏治学的特点是，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热点、难点问题，他总是能以超前的、独特的视角阐述独到的见解，提出创新性的观点。1994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期间，远在法国讲学的厉无畏，没有能参加会议，但他却向大会提交了《中国经济发展反差现象的思考》的书面发言。这份书面发言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全新思考。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有工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矛盾，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他分析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没有下降，而是向基础产业、第三产业和个人分配3个方面转移了。同时，国有工业还承担了大部分改革的成本，因此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他预计，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他提出了“从宏观上把握工业效益转移的度的界限；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3条建议。这份书面发言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点关注，被吸纳到有关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质量的重要决策中。十余年间，国有企业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厉无畏当时提出的3条建议始终“很管用”、“很重要”，特别是“加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条建议。社会保障直接关系到亿万中国百姓的切身利益。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进而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厉无畏的这条建议，可谓切中了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点。除了以超前的思想提出创新性的观点、从独特的视角提出独到的见解，能够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把艰涩难懂的经济问题说得清楚明白，是厉无畏的又一特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亚洲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日，厉无畏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作《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若干建议》的发言。他提出：当前，在有些人中存在一种侥幸的观点，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因此，中国只要不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这是不正确的。我国开放金融市场是迟早的事，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最多也只能争取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待遇：享有5年保护期。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促进金融市场的成熟与规范，为开放做好准备。厉无畏还同时分析了金融风险的根源，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听了厉无畏的发言后，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两次走到他身旁表示赞许，并饶有兴趣地问：“你有没有更详细的论文材料？”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同行吴敬琏写来纸条“以浅显的语言解答了很复杂的经济问题”。次日，《人民日报》评论说：“厉文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使人猛醒”。此外，厉无畏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文章更能贴近实际，能对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实用性很强，所以很多地方和单位都愿意邀请他去作关于我国经济形势、创意产业等方面的报告。前不久他到浙江去，当地的领导和企业对他多年前撰写的文章还记忆深刻，并津津乐道他的文章带给当地政府和企业很大的启发，“非常实用”，这让厉无畏感到很欣慰。为民革参政议政倾注心血厉无畏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外祖父蒋作宾，是著名的革命家、同盟会的第一期会员、辛亥革命的元老，毕业于保定军校，又到日本留学，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北伐时是总参谋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陆军次长，并先后担任驻德第一任公使和驻日公使，为救国强国奋斗了一生。虽然在厉无畏出生的第二年外祖父就去世了，但却给厉无畏留下了寓意深刻的名字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厉无畏的父亲厉德寅是从美国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并参加了民革组织。外祖父和父亲对厉无畏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他与民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厉无畏于1981年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主委，民革中央副主席，2007年当选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繁忙的公务活动和学术研究把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厉无畏仍然十分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他亲赴上海等地为民革党员作贯彻科学发展观、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辅导报告；亲自为荣获民革全国先进基层组织、民革全国基层工作先进个人颁奖；更撰文论述如何切实提高参政党的整体素质和参政议政的群体水平。当一位记者问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时，他说：“民革作为参政党，首先必须政治上坚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备，组织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就是为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练好内功，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促进多党合作的科学发展。”在厉无畏的倡导下，民革自身建设的成效极大地推进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发挥。每年，民革都会围绕经济建设、祖国和平统一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中共和政府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村民生，是民革参政议政工作的特色和重点。2009年，周铁农、厉无畏等民革中央领导分别带队，围绕农村法制环境、生态建设、社会保障、商品流通、粮食安全以及农民增收、创业就业等问题进行调研，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交了集体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答复。“三农”问题也是厉无畏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几年来，他多次带队或参加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的调研组，奔赴全国各地就“三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2008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创意农业”的观点，并代表民革中央作《关于大力发展创意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建议》的大会发言。这是将创意移植入传统产业并实现产业升级的实例，在这份提案的推动下，我国的创意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推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是民革长期的工作重点，也是民革工作的一个主要特色。长期以来，厉无畏与民革中央一起，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按照中共中央的总体部署，在继续深入做好“泛蓝”阵营工作的基础上，把祖国和平统一工作的重心向台湾中下层民众的代表人士、台湾青年、台湾县市议员和台湾南部各阶层民众等几个重点领域延伸拓展。民革祖国统一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的成绩，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有关方面的高度肯定。被台湾青年学生誉为“第一天团”的“台湾高校杰出青年参访团”（简称“杰青团”），就是民革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打造出来的一个对台交流“精品”。“杰青团”的成员都是来自于台湾知名高校的学生领袖，他们来到大陆进行参观和考察，与大陆青年进行广泛交流。通过这一活动，“杰青团”成员们对祖国大陆有了更加客观真实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祖国统一”的立场。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厉无畏曾多次会见“杰青团”成员并与他们座谈，还为团员们就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文化创意的发展等问题作专题报告，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的发展。他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18年前，厉无畏开始研究“创意产业”这个课题。同年，他创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的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之一，集理论研究、咨询研究和政策研究三大功能为一体。2005年，厉无畏发起成立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意在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文化创意产业。通过近20年的努力，厉无畏为中国创意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2007年，他获得了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大奖，成为创意产业理论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厉无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认为没有理论支撑的战略决策和咨询建议，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合适的发展力度的。他的最新著作《创意改变中国》，让我们相信：文化创意将与科技创新一样，成为未来改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社会就业结构的两大引擎之一。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年内连续印刷了5次。多个国家表示希望出版《创意改变中国》的外文版本，引进创意产业的先进理念。厉无畏的研究着眼于为社会服务，将创意产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在一起。他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创意产业与城市创新、品牌塑造，创意产业与企业经营，创意产业与两岸合作关系发展，创意产业与“三农”问题，创意农业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等。他在著作《21世纪初中国重点产业的发展与前景展望》中，对“十一五”期间需要重点发展的12个产业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金融、物流、旅游、房地产、电子信息、钢铁、汽车、电力、装备制造、医药、食品加工、农业等，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分析各个重点产业“十五”期间的发展概况与特点，观察该产业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与经验，展望“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期间的发展前景，涉猎的范围十分宽泛。他的研究立足于应用到实践当中，这充分体现在深入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为国家发展、城市发展、行业发展提出宏观性的战略性的提案、建议，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办法、点子。日，上海世博会论坛咨询委员会成立，厉无畏出任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为论坛的议题策划等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与帮助，被业界戏称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首席军师”。不仅是在上海，他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考察调研、咨询指导的足迹，留下了他提出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方略，为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行业的发展献计出力。不仅是在中国，他以他的学术成就和业界影响力，与许多国家的相关人士和机构进行交流，在国际会议上指点江山，纵论天下，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树立我国锐意进取的良好国际形象，作出了贡献。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创意产业当国内学者对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中那只会武功、很幽默，但完全不符合熊猫自然特性的“熊猫阿宝”感到“不适应”时，厉无畏则认为人们应该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创意产业。他说，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比较良好，许多地方的创意产业增速普遍高于当地经济增幅。但是，我们仍要认清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创意产业在我国出现不过七八年的时间，而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已有几十年。仅从时间与经验的角度看，我国的创意产业与世界领先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另一个差距是观念差距，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但是我们却没有将它们挖掘、转化成产业资源并加以利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观念的束缚性太强。要解决观念差距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扩大社会环境的宽容度，创造更加宽松的文化氛围，鼓励现实中比较大胆的、有争议的创意，解放产业从业人员的思维束缚，激活他们的创造力。只有这样，中国的创意产业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与性格，在世界创意产业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宽容的心态，厉无畏还倡导人们要快乐工作。已过耳顺之年的他说：“研究创意产业是很快乐的事情”，他常对学生和属下研究团队说要快乐工作。他最爱《论语》中的名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快乐精神”的引领下，厉无畏的“快乐团队”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近年来成绩斐然，不仅出版了多部创意产业方面的专著，出色完成了各项委托的调研课题，推出了《创意产业》杂志，并获得了“2008年中国创意产业推动奖”。厉无畏，男，汉族，1942年11月生，浙江东阳人，民革成员，1966年9月参加工作，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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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渊源、实践及启示
　　摘要： 随着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型社会政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文章试图在区分产出主义、社会投资和包容性发展等三种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流派的基础上，从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类发展的福祉目标两个方面追踪其发展渊源，评述米奇利的社会发展思想在发展型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各国的实践模式，进而从国内外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发展背景的比较出发，探讨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走向。 中国论文网 /4/view-4779599.htm　　关键词： 发展型社会政策；生产主义；社会投资；包容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C 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08 　　随着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型社会政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研究纷纷试图以此为视角建立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并借此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其理论研究与实践遍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学术界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内涵认识并不统一，对其发展渊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在概述其理论形态的基础上，追溯其发展渊源，分析各国的实践模式，进而从国内外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演变背景的比较出发，探讨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走向。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概述 　　尽管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时间不长，发展型社会政策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焦点。发展型社会政策又可称之为社会发展、发展性福利、社会投资、包容性自由主义和能动国家（enabling state）等[1]，由此反映了不同学者对于该理论内容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尽管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但是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型社会政策仍然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高度关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注重社会政策的经济产出功能。发展型社会政策改变了传统社会政策纯粹的消费性再分配做法，强调社会开支的投资取向，力图通过社会项目促进福利对象的经济参与，获得经济增长的回报。[2—3]在上述共识的前提下，发展型社会政策也显示了不同流派的特征，本文将其区分为产出主义（productivisim）、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等三种形态。 　　（一）产出主义 　　产出主义的概念源自于西方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指的是一种旨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政策形态。[4]但是，学术界对于产出主义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即使是对东亚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同的研究认识也不统一。例如，有学者认为，产出主义国家实际执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优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民众福利的做法。[5]但是，从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话语体系来看，产出主义的理论内涵要广泛得多。例如，许多研究在谈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点时，都使用了产出主义或产出性这一概念[1，6]，将其与社会政策的投资取向并列。[3]从这一背景出发，本文将产出主义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其基本特点便是坚持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和保障功能，主张通过与传统消费性社会政策不同的、具有产出效应的对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内学者林卡和赵怀娟曾撰文论证指出产出主义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区别，海外学者李易骏和古允文也有相似的观点。[7]笔者以为，这些论述一方面说明了产出主义确实与主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的投资取向存在某些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其主张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广义上不妨视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个流派。 　　（二）社会投资 　　传统社会政策的重点是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社会开支具有消费性，因而受到新右派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建设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针对这一指责，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出将社会开支用于具有产出性与投资性的领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3，8]正是由于在社会分配原则上的创新，同时为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对策，投资取向成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确立其学术地位的根基，由此确立了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流学派的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取得日益广泛的影响力。[1] 　　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等与劳动就业相关的培训投资是目前发展型社会政策最为关注的投资领域。但是，除了教育与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扩展到公共卫生与营养等方面。[8]按照舒尔茨的定义，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指移徙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的更好工作机会。 　　除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产出效应，以及个人及其家庭拥有资产的风险抵御能力[9]，也受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重视。一些研究还将资产与社会资本两个概念结合形成社会资产的概念，试图通过调动和促进社区居民各种没有得到利用的才能、技术和经验等资产，实施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发展策略。①此外，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策略还包括促进就业和自谋职业、消除经济参与的障碍以及创立有助于发展的氛围等内容[2]，但受到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三）包容性发展 　　尽管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出自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报告，但其思想，特别是它在社会政策理论领域的表现，早在米奇利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作为一种流派，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将人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目标，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过程，其目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促进整个人口的福祉”[8]25。其次，在社会发展的结果表现上，包容性社会发展理论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并存的畸形发展或扭曲性发展（distorted development）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再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包容性发展理论将其看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发展；而如果缺乏整个人口的社会福利改善，经济发展又是没有意义的。”[8]23最后，在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上，包容性发展社会政策继承了费边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开支，主张政府、社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理论流派的区分并非绝对的。通常，社会投资与包容性发展流派都具有产出主义的特征，社会投资也是包容性发展实现社会福祉目标的重要措施。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所倡导的产出性社会政策也包含了社会投资的要素。[1]但是，从各自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践模式来看，不同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确实反映了上述流派上的区别。对此，将在讨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模式时进一步论述。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渊源 　　上一部分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内涵以及不同理论流派的特点，本文下面将分别从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目标两个方面，追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最后分析米奇利的社会发展思想在上述两个方面内涵的整合上所作出的贡献。 　　（一）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众所周知，由于以蒂特马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政策理论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区分，社会福利开支具有消费特征，侧重于维持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标准，因而受到新右派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阻碍了经济发展。那么，社会福利的发展是否对经济发展只有消极的影响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便已经意识到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针对当时的经济萧条以及人口出生率下降，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了所谓的“产出性社会政策”（productive social policy）[6]，试图通过对家庭提供包括托儿所、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经济援助，提高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在为个人及其家庭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促进经济生产。[1]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更是以其宏观经济学思想掀起了一场历时持久、影响深远的革命，深刻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政策取向。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将需求不足视为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的主要原因，倡导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包括社会开支在内的公共支出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凯恩斯思想肯定了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展示了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二次再分配消除贫困、增进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增进社会需求、发展经济具有的强大投资和促进作用。 　　吉登斯（Anthony Goddens）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当前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在其《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吉登斯反思传统福利国家以及新右派的批评，提出借助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以投资型国家面貌出现的、积极的福利社会。第三条道路社会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改变传统福利的被动性，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尽量减少直接的经济资助，最大程度地实施人力资本投资。同时，改变传统福利国家单一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状况，改由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福利社会建设的责任。[10] 　　除此之外，威伦斯基（Wenlensky）的工业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泰勒-古拜（TaylorGooby）的新福利主义和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理论，都被认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社会投资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人类福祉思想 　　曾经很长一个时期内，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便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与此类似，不少发展中国家视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将其视作实现现代文明和美满幸福的必要条件。1969年底，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社会政策与规划专家会议（Meeting of Experts on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与会专家在报告中批评了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人为划分，呼吁联合国尽快实施新的统一发展战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关注弱势群体的福祉问题。受到此后崛起的新右派思潮影响，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的上述努力一度受到冲击，直至20世纪后期才重新得以继续。[8]1995年，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Socail Development），会议再次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并认为它们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不同的学科在其后的研究中各有侧重。[8]从价值目标来看，人类福祉向来受到极大关注[11]，社会发展被认为是人们借助社会参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探索[12]。一些研究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是一回事。从人类福利的实现途径来看，社会发展被视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过程，其目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促进整个人口的福祉。”[8]25社会发展的人类福祉目标在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得到了新的全面阐述。所谓的包容性发展，简单地说便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借助公平和机会均等实现可持续增长，让人民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首先，增长报告明确将经济增长视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手段而非目标，提出了让人民、特别是像妇女等弱势群体和发展落后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思想；其次，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高度评价诸如包容性等发展策略在经济增长、增进社会福祉目标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社会不平等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将极大地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增长报告十分注重结果的公平和机会的均等，强调政府应该在保证机会均等的同时，通过社会再分配等手段，尽量控制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从而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回报”，促使“他们愿意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奉献”[13]51。 　　（三）米奇利的社会发展思想 　　说到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学者米奇利（James Midgley）的突出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21世纪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米奇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和《发展型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等著作，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可以说，米奇利不愧是迄今为止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述最多、最为系统的专家，奠定了当今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
　　首先，在米奇利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中，人类福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米奇利批评了将发展仅仅看作经济增长的观点，认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不可或缺。进而，社会发展也被视为实现社会福祉的新手段。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慈善与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管理等着重维持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的方法，注重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8] 　　其次，米奇利全面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新的发展途径。在社会政策的主体上，米奇利坚持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传统，强调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各种资源投入，以及管理和协调社区、市场和个人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8]在政策实施的策略上，除了通常一些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述涉及的、将社会开支用于人力资本等具有投资取向的领域以外，米奇利主张全面采取一切具有产出效应的办法。[2]上述论述，仍然是目前相当部分大研究所没有充分重视的。 　　再次，在政策目标上，米奇利将增进整个人口的福利水平作为其根本目标。米奇利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对扭曲性发展或不协调发展提出了尖锐批评。所谓的扭曲性发展，即包括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情形，还包括一些地区存在的增长与贫困、富裕与赤贫共存的现象，揭示了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不同发展处境。米奇利在其著作中，除了指出世界上一些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扭曲性发展以外，还特别强调英美等工业化国家存在的不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人口的思想。[8]尽管在米奇利的论著中还没有出现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但这一内涵无疑贯穿了他整个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 　　当然，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方面，米奇利将社会发展的目标界定为人类福祉；另一方面，对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实现人类福祉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却没有进一步讨论。也许，米奇利在其一系列论述中重点只是说明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促进人类福利水平中的积极贡献，并没有将其视为所有的手段。[8]但是，这就很容易造成发展型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忽略部分缺乏发展潜力的、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需要满足，同时对部分弱势群体当前需要的满足也缺乏有效的保证。[14]这是我们在探讨当前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的。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 　　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其实践模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本文根据其指导思想，首先将有关国家纳入到产出主义、社会投资和包容性发展三种流派的框架中，然后进一步分析其实践模式的特点。 　　（一）产出主义实践模式 　　产出主义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的特点，一是在于它对生产的激励，二是区别于另两种实践模式的社会开支投资取向。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当年被蒂特马斯称作“婢女”型（Handmaiden Model）或工作绩效型的社会政策模式，其特点是将社会福利视为“经济的附属品，认为社会需要的满足应该以功绩、工作表现和生产效率为依据。”[15]31工作绩效模式的社会政策主要存在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但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也有着重要影响。[14]这种做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颠倒了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第一次分配中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平均主义，而在第二次分配中却按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奖励，以便肯定其贡献差异达到激励生产的效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工资分配中缩小了等级差别，但在职业福利方面，却建立起与工资收入相对平均不同的分配办法。这种做法不但表现在不同经济效益的企业和部门之间，也反映在同一企业内部的不同职工之间。比如，职工的住房分配便严格按照其贡献确立面积尺寸和先后顺序，其影响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的福利分房制度改革过程之中。 　　不仅在东方，产出主义模式在英美等国的福利政策上也有反映，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工作福利”（workfare）。所谓的工作福利，简单地说，便是西方一些国家为了改变救助对象的福利依赖而推出的一项旨在激发福利接受者积极就业的政策，其内容包括工作培训项目、工作寻找项目、资助性的私营部门工作项目、公共服务工作项目等。[16]尽管工作福利也包含了诸如职业培训等具有投资取向的做法，但是它的最大特点则是将就业与福利挂钩，中止那些拒绝接受就业培训以及拒绝其后提供的就业机会人的救助资格。例如，英国布莱尔政府推行的“为能够工作者提供工作，为不能工作者提供保障”做法[17]，以及美国克林顿任期内对未成年儿童家庭社会救助设置的补贴年限和工作要求等[18]，都是工作福利的典型反映。 　　（二）社会投资实践模式 　　社会投资性模式大量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社会福利实践[8]，特别是南非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做法[19]。1994年，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在“重建与发展规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中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贫困，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曼德拉总统（Nelson Mandela）还在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上承诺在国家建设中实施以投资为取向的发展型福利策略，南非政府从1997年执行《社会发展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所确定的内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亚洲，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社会投资性实践模式。1955年，英国殖民政府出于减轻其长远财政负担考虑，在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储蓄账户性质的社会保障项目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开始，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只是一项老年保障，参加者只有到55岁以后才能提取账户中的资金，因而被某些人称为“棺材金”（coffin money）。从1968年开始，储蓄金被允许在55岁以前提取用以购买住房，中央公积金的职能和范围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目前，个人中央公积金账户包括普通（Ordinary）、医疗（Medisav）和特殊（Special）等三个分类账户[20—21]。除了最早的养老保险以外，它还有满足公民购买房屋、投资、医疗支付、教育借贷、家庭互助和意外事件防范等投资功能。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实施的开发式扶贫模式，也是社会投资性实践模式的典范。尽管以工代赈等形式的扶贫政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2]，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在规模上是空前的。在具体的项目上，除了传统的以工代赈以外，开发式扶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科技扶贫[23]。此外，民间发展起来的、试图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三者关系的保护母亲河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投资效应。②所有这些做法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改变传统的直接以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为原则的扶贫形式，将救助的重点转向具有投资效应的领域，试图通过增强救助对象的参与能力，促使其自立自强，从而最终摆脱贫困，改善其福利状况。 　　尽管强调投资效益的社会投资实践模式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实践。例如，英国的新政（New Deal）在青年人的人力资源培养方面的政策便具有明显的投资取向[24]。特别是近年来在遭受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情形下，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是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有关的新政策开始更为关注劳动者新技能的获得以及已具备技能的保护。此外，从人力资本投资目的出发，一些欧洲国家也日益关注低生育率对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影响，试图借助就业形式的多样化来增进不同年龄阶段个体就业的可能性。[1] 　　（三）包容性发展实践模式 　　在实践过程中，强调产出效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因为无法顾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福利而备受批评，包容性发展模式尽管仍然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但因为更为关注弱势群体、将社会各个阶层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作为政策目标而独树一帜。从各国的实际来看，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包容性发展的典范。一些研究指出，瑞典的社会政策尽管与欧洲其他国家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却明显更为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借助高就业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8]。在挪威，尽管社会救助存在着选择主义和工作取向的烙印，但社会保障却表现出明显的普遍性特征。[25]总体上来说，这一地区的国家在强调社会政策投资效应的同时仍然十分注重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保障，社会的贫困率低，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也较成功。[1] 　　此外，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也呈现出兼顾投资与消费的科学发展或新发展主义模式特点。自从2004年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提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思想以来，包容性发展的思想不断深化和系统化，成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重大标志。继中共中央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胡锦涛2010年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首次引用包容性发展的概念，重申“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11月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科学发展观加入到新修改的党章之中，预示着以包容性发展为特征的新发展主义实践模式成为中国未来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的主导实践策略。这些内容，无疑预示着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模式新的广泛发展空间。 　　四、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启示 　　本文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流派、渊源及其实践模式作了简要的论述。这一努力无疑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更好地发挥其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的不同背景和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其在民族独立后的社会发展树立了更高的参照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实力方面的局限又迫使其较为现实地选择了具有投资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力图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无疑，这种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开发式扶贫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方面可见一斑。但是，诚如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指出的，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发展不平衡的严重问题，甚至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较早的工业化历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国家运动，使得其民众的福利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带来的困境以及来自新右派等思潮方面的责难，也使之寻求新的社会福利发展策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及其给这些昔日发达地区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他们一方面必须努力维持社会福利供给，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就为不同理论渊源的思想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取向策略方面找到了共识。由此可见，东西方世界的殊途同归，证明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务必坚持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其次，除了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原因，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崛起也反映了社会政策理论的内在发展及其成熟。东西方的上述共识，既是各自现实背景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同时也是人类对发展方式认识的一种深化。遥想当年，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提出经济与福利分离的观点，强调发展经济靠市场、福利保障靠政府的思想，无疑是人类在洞察市场局限基础上的重大成果，对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发展理论对于社会与经济关系认识的回归，又是在发展根本目标基础上对平等正义等人类价值追求与发展策略的新的融合。这种认识，在米奇利关于发展型福利的论述以及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发展的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最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变历程，包括它在世界各地的实践模式及其效果，证明实施具有包容性的新发展主义模式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的一些尝试，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取向的政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实际上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问题，一些国家的做法甚至无疾而终。[8]相对而言，只有北欧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对较为理想的效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传统的、基于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制度的贡献。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效应，必须同时具备必要的消费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有两者兼顾，实施具有包容效应的、超越单一的经济或社会发展对策的新发展主义社会政策，才能确保人类发展福祉目标的真正实现。[26]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社会发展方面，在开发式扶贫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我国已经建立起制度上覆盖全体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作为一个赶超型后发展国家，我国的社会政策有着自己的特点，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的思想，突出社会发展的任务，确立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无疑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包容性发展的思想，这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KRETZMANN J， MCKNIGHT J.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The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 1993. 　　② 刘洲鸿， 方巍， 伍斯安， 洪经纶. 保护母亲河行动——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个案.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2004. 　　[1]MOREL N， PALIER B， PALME J.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G]∥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 Welfare State”， Annual Meeting of Research Committee 19， ISA，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11： 25—27. 　　[2]MIDGLEY J.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Welfare： Toward Social Investment[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9， 73（1）： 3—21. 　　[3]MIDGLEY J， TANG K L. Social Policy，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Welfa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1， 10（4）： 244—252. 　　[4]HOLLIDAY I.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J]. 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 706—723. 　　[5]TANG K L.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M]. Basingstoke： Plagrave， 2000. 　　[6]ANDERSSON J. Investment or Cost？ The Role of the Metaphor of Productive Social Policies in Welfare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S [G]. Sydney： Paper to the World Congress in Historical Sciences， 2005. 　　[7]林卡，赵怀娟. 论生产型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差异和蕴意[J].社会保障研究， 2009（1）： 15—26. 　　[8]MIDGLEY J.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9]SHERRADEN M.Rethinking Social Welfare： Toward Assets[J]. Social Policy， 1988， 18（3）： 37—43. 　　[10]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PAIVA JF. X. A Concept of Social Development[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77， 51（2）： 327—336. 　　[12]CUMMINGS R.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lanning： Toward a Social Ecology[J].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1982， 6： 15—26. 　　[1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51. 　　[14]方巍. 中国社会福利的新发展主义走向[J].社会科学， 2011（1）：81—87. 　　[15]TITMUSS R M. 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31. 　　[16]张敏杰. 工作福利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J].浙江社会科学， 2006（4）： 91—97. 　　[17]POWELL M. The Third Way[G]. Blackwell：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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