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
第五章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
第一节 超我的颂歌：时代的代言人
　　“写实性”的、叙事倾向的诗，在“五四”新诗诞生时就受到重视和提倡。30年代的左联诗歌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后来，“写实”、叙事倾向，成为40年代“解放区诗歌”最为重要的潮流。事实上，“解放区诗歌”存在着不同的写作路向和不同的诗体样式。大致说来，活动于晋察冀的诗人，如某一阶段的田间，如陈辉、邵子南、魏巍、曼晴、方冰、远千里、蔡其矫等，主要接受新诗的自由体诗的影响，重视从诗人情感、心理的反应，来表现时代和革命。另一个分支，则是生活于陕北、太行山区的一些诗人，他们更多从民间文化中取得借鉴(以北方民歌为基础，吸收民间说唱艺术的成分)，在取材上更重视以战争为背景的军队和农民生活的表现，叙事诗成为他们热衷的形式。前一分支显然受到轻忽，这些诗人在进入50年代之后，多数沉寂下来。有大量作品问世的田间，创作路向早已转移，而自由体抒情诗写作的蔡其矫，在很多情况下被目为“异端”。以民间形式写作叙事诗的诗人及其创作，则确立为当代诗歌写作的方向。经常列举的“经典”作品有《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赶车传》(田间)，《圈套》、《漳河水》(阮章竞)，《王九诉苦》、《死不着》(张志志)等。这是要求从知识分子的情感抒发转移到对“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表现，要求诗的“民族风格”所导致的结果。
　　在20世纪的中国，要求诗突破狭小的题材和境界，要求诗加强它的“写实性”，扩大与中国人生存状况的联系和关切，扩大诗人的“想像的同情”，与唯我主义、感伤主义和“自然流露”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保持距离--这具有推动新诗发展的合理性。不过，左翼诗歌的这种“写实性”和“叙事性”的理解，侧重的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考虑，在诗对社会现象、生活事实的处理上，强调的是对“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方面损害、抑制了诗人在把握世界、人生上的情感、意志、思考的加入，使诗逐渐演化为缺乏沉致心理内容的对生活现象的摹写。另一方面，则是诗、小说等文体之间特征的模糊。在50年代，把“作者深入生活和注意了现实的真实反映和人物形象的描绘”，看作是诗的进步的重要表现，并对诗的发展提出这样的“指导性”意见：“典型形象，这是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和教育人民的特殊手段，诗歌也不例外。尽管诗歌的典型化方法有它的特殊性”，“在诗歌领域中不重视典型形象的创造问题，可能是由于对抒情诗的不正确的理解，以为‘抒情’那就是抒情，这里和人物形象不相干。这是一种误会。”(注：中国作协编选的《诗选5?12》的“序言”(袁水拍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叙事诗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场景、事件的框架。叙事诗写作的“热潮”在40年代的“解放区”已经出现，五六十年代有了继续和发展。据粗略的统计，这个时期发表的长篇叙事诗有近百部。如李季的《菊花石》、《生活之歌》、《杨高传》(共3部)、《向昆仑》，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白云鄂博交响诗》，田间的《长诗三首》、《英雄战歌》、《赶车传》(共7部)，李冰的《赵巧儿》、《刘胡兰》，臧克家的《李大钊》，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艾青的《黑鳗》、《藏枪记》，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东风催动黄河浪》，乔林的《马兰花》，王致远的《胡桃坡》等。这近百部的长篇叙事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虽说不可一概而论，但以诗的体式去承担小说、戏剧的体裁的“任务”，和不从各文学样式的形态特征上去考虑艺术方法，这种情况，在当年就已有批评家提出质疑。比较起来，在整理少数民族民间诗歌基础上创作的叙事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包括徐嘉瑞、公刘、徐迟、鲁凝分别创作的同名长诗《望夫云》，白桦的《孔雀》，韦其麟的《百鸟衣》。高平写于50年代中期的叙事诗《紫丁香》、《大雪纷飞》，有着藏族的民间传说和民间诗歌作为题材、艺术上的依据，也表现了叙事诗创作的较高的水平。在50年代前期，对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出版，成为一个小的热潮。这有可能(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创作艺术借鉴的重要构成。当时发表、出版的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民间诗歌，有藏族等民族的抒情短诗，以及《嘎达梅林》(蒙古族)、《阿诗玛》(彝族)、《阿细的先基》(彝族)、《召树屯》(傣族)、《逃婚调》(僳僳族)等史诗和叙事诗。在1957年，《人民文学》选刊了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汉译情诗，也有助于拓展诗歌创作者的视境。
　　李季、闻捷、张志民等，是当代“写实”诗体的主要代表者。李季()是以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路线的成效卓著的实践者身份，进入当代诗坛的。在50年代，他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榜样”(注：参见冯牧《一个违背事实的论断》(《诗刊》1960年第2期)、安旗《沿着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探索前进》(《文艺报》1960年第5期)等文。)。最初的两三年间，在继续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写了若干长短不一的叙事诗(《报信姑娘》、《菊花石》等)之后，1952年冬，举家到甘肃玉门油矿“落户”，走上长达30年的，以石油工业、油矿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创作道路。他并因此被(颇为奇特地)赞誉为“石油诗人”。有关这一题材，他出版了《玉门诗抄》(1955)、《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1956)等5部短诗集，和《生活之歌》(1956)、《杨高传》()、《向昆仑》(1964)等8部长叙事诗。在题材处理上，李季建立了一贯而单一的将战争和建设加以联结和转换的视角，作为他观察、体验的支点。在形式、语言探索上，他明白信天游等民歌形式与新的题材的矛盾，曾一度转到50年代流行的半格律体(或四行体)。后来，在《杨高传》中，又尝试借鉴北方的鼓词等说唱形式。不过，他在当代的大量创作，始终未有能达到《王贵与李香香》的成绩的。
　　阮章竞(1914-)、张志民()和李季一样，40年代的叙事诗创作，都以北方民歌作为艺术创造的基础。这和他们所处理的、与传统乡村习俗相关的斗争生活题材之间，能构成一种协调。然而，当50年代的诗歌潮流要求他们转到对经济建设的表现时，他们发现原先的艺术手段与新的题材的脱节。阮章竞也曾一段时间离开了民歌和口语，而以书面语的自由体诗(或“半自由体”)作为基本格式。但他们当初是作为“新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探索者被肯定的，这种“转向”，会被认为是“倒退”，而这也不是他和李季原先选择的诗歌目标。当季李重又回到对民间诗歌和说唱艺术的吸取时，阮章竞在他写内蒙钢铁基地建设和生活变迁的诗里(《新塞外行》、《乌兰察布》等组诗)，也企图从民歌和古代边塞诗中寻找境界和语言格式。但没有得到如《漳河水》那样的好评。张志民则仍坚持以民歌体式表现北方农村生活。《社里的人物》、《村风》等诗集，以农村口语，组织带有戏剧特征的生活细节，来构造农村田园图景。1963年出版的诗集《西行剪影》，则有对古代诗词的明显模仿。李季、阮章竞、张志民在当代的创作过程所提供的情况是，写作者在“主体创造性”受到极大限制，而民间诗歌的民俗和艺术形式的积累，又不能成为重要凭借的情况下所面临的重重矛盾。
　　闻捷()诗歌创作的艺术凭借，采取的是另一路径。在40年代后期的战争中，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他来到新疆，并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任驻疆的新华社记者。这个期间的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创作取材和艺术方法的构成。在一个可供选择的“资源”相当有限的诗歌环境中，他找到的虽说并不很宽厚，但也尚可供挖掘，而避免了李季、阮章竞在一段时间里的进退失据。这指的是他对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民间传说和诗歌的了解。与此同时，那些写作“生活牧歌”的苏联诗人，如伊萨柯夫斯基、苏尔科夫等，在对生活材料进行诗意的提炼和组织上，也给他以启示(注：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谈到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时说，它“写的当然是我们的兄弟民族的生活，但在写法上却和外国有的诗人写青年男女们的爱情的短诗有些相似”。《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五个组诗，其中，《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果子沟山谣》，都与新疆少数民族生活有关。这些作品连同其他的一些诗作，在1956年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它们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了闻捷长于“叙事”的艺术处理方法的才能。在《苹果树下》、《志愿》、《猎人》等短诗中，作者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事件”、“细节”的单纯化的提炼中，来增加情感表达的空间。这些诗，“一发表就受到了大家的注意和喜爱。给人以新鲜感觉的景物和生活，柔和而又清新的抒情风格，很久在我们的诗歌里就不大出现的对青年男女们的爱情的描写，这些都是它们的特色”(注：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谈到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时说，它“写的当然是我们的兄弟民族的生活，但在写法上却和外国有的诗人写青年男女们的爱情的短诗有些相似”。《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闻捷和李季在甘肃投入了对政治运动、中心工作的配合，除写作通讯、报告外，也用诗来报道当地新闻，写作“报头诗”。50年代末，闻捷又回到他所熟悉的题材上来，开始创作已酝酿了七八年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长诗的第一、二部(《动荡的年代》和《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年。第三部《觉醒的人们》只在报刊上发表部分章节，由于“文革”的发生而没能完成。它所讲述的，是年发生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和平息的过程。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追求雄伟恢宏的气势；在展开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的描绘上，在安排若干复杂交错的人物线索上，在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有理由将它称为“诗体小说”(注：徐迟《谈〈动荡的年代〉》，《人民日报》日。)。而且，“这样广阔的背景，这样复杂的斗争，这样有色彩的人民生活的描绘，好像是新诗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作品”(注：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468页。)。但是，当时也存在着怀疑：“文学艺术在有了小说、戏剧、电影......等等独立样式的现代”，是否应以诗的样式去承担小说等叙事作品处理的材料？“不要忘记诗歌艺术有它的特长和局限性。”(注：安旗《读闻捷〈动荡的年代〉》，见《论叙事诗》，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第一节：50-70年代诗歌创作的历史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同样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大陆，由于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解放区文艺的经验得以推广于全国，在其基础上，在革命胜利、理想主义高扬的新历史条件下，很快形成了共和国文学的新范式。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都有了自“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却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共和国文学新范式。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特征，最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情状，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颂歌与战歌。这种范式要求诗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以思想正确为先决，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学现象，这一类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特征仍有值得重视之处：首先，抒情主人公的退隐。“人民”、“阶级”、“工人”、“农民”、“士兵”等集体概念代替了“我”。个人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个人的隐秘情绪被集体的共同本质所取代。个人的隐退造成了叙事因素的加强。这时期是新诗史上叙事诗最发达的时期，即使在一般的抒情诗中，叙事性也明显占有重要位置。其次，隐喻的退隐。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使语言变得纯洁、透明，但也使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第三，形式的整饬。这时期对新诗的形式问题特别重视，有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要么偏重于从民歌中学习，要么偏重于发展“现代格律诗”，但对于“整饬”的强调则是一致的。事实上，实际的创作也表现出对于“整饬”的注重。
　　上述三个诗学特征决定了这时期的革命诗歌是一种“准集体创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别标帜往往不是他们的创作个性，而是他们诗歌中的空间色彩。某个诗人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提供了独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因为他抒写了某类别人尚未抒写过的生活空间。
　　艾青、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这时期的创作，反映了新诗如何从“五四”传统转向“革命话语”的痕迹。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且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郭小川。他以诗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人生的思索，对于理想的追求。他的诗之所以今天仍有相当魅力，在于他作为革命战士之外，还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气质。因而，他的诗虽然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有许多政治潮流的烙印，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着真诚。作为一个诚实的革命诗人，郭小川成功地将“革命”提炼成一种“诗学”。在艺术上，郭小川十分重视诗的音乐美与形式美。
　　贺敬之是这时期另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他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篇幅较短小，形式上与民歌、古典诗歌有一脉相承之处的诗作；另一类是篇幅宏大，主题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后一类作品最能代表贺敬之的创作风格，也最能体现这时期诗歌的政治性特点。
　　闻捷的诗充满新疆少数民族的奇丽风情。其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将爱情与劳动、政治结合起来，抒写了一种以政治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爱情。另外，其作品流畅、简洁的语言，轻快、单纯的旋律，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公刘的诗歌有丰富的想象，晶莹剔透的意象和对于生活的敏锐发现。他早期的诗写西南边疆；后期的诗写北方，写城市。无论写北方还是南方，主角往往是“战士”与“人民”。
　　蔡其矫、流沙河、李瑛等也是这时期有相当影响的诗人。　　第二节　 郭小川的诗一、生平和创作道路
　　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在赴延安的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县长，参加并领导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夏，他转到新闻战线，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南下。武汉解放后，他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春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为一个诗人，郭小川在抗日战争前期写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诗篇，虽然稚嫩，存在着尝试和摸索的痕迹，但是它们表达了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初步显示了他善于捕捉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动人场景的艺术才能。从一九四三年以后长达十多年之久，诗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实际革命工作上，几乎没有拿起笔来写诗。然而艰苦而丰富的革命工作实践，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给诗人带来的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却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一九五五年秋，郭小川转到文艺战线以后，诗人立即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战斗激情，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颂歌和战歌。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以他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磅礴气势，唱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
　　　公民们！
　　　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它的每一秒种
　　　都过得
　　　极不平静，
　　　它的土地上的
　　　每一块沙石
　　　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富有的
　　　人生。
　　随之，诗人的炽热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于一九五五、五六两年，陆续写下《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组诗，其诗作进入了爆发期。诗人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这样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上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①诗人达到了目的。他那政论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战鼓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主了热烈的反响。
　　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成功所陶醉。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②郭小川在政治上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则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诗人。一九五七至五九年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克服议论多于描绘的缺点，并从题材的开拓上、思想内容的深化上，以及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这个阶段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三首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一九五九年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叙事诗《严厉的爱》以及抒情诗《望星空》。这些诗作表明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动读者，而力图发掘我们伟大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从人民生活中去提炼那种“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并通过巧妙而奇异的构思表现出来，使读者读了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能引起长久的深思。诗人的探索精神及其实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在五十年代末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诗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和《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出版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都被批评为“思想感情不健康”。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诗篇不仅对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我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进入六十年代，郭小川的诗歌从思想到艺术都更成熟了。一九六○--六二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诗人努力反映了这个严峻而风发的时代，写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和《秋歌》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诗篇。一九六二年十月，诗人调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年多，他西出阳关，东泛大海，钻森林，踏沙漠，足迹遍全国。诗人根据自己对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我国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的观察体验，以深切的感受，写下了《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和《春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五十年代末，诗人对作家的独特风格问题谈了极其精湛的看法，他说：一个作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非常崇高，他永远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用共产主义的锐利的目光去观察和理解一切；然而，他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作家的作品一定是服务于人民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然而他有的是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①六十年代，他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地，他成了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人！”②
　　在十年动乱期间，郭小川经受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对他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不屈服，不苟安。在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他还握着自己的笔，以刚直不阿的气概表达了革命战士不畏权势、不畏强暴的信念与誓言：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面对刀丛。
　　　--《秋歌》
　　郭小川不傀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的战士。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摧残，正当盛年的诗人在刚刚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他的诗人兼战士的高大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将置身于优秀诗人的行列，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二、抒情诗
　　郭小川的诗作大部分是抒情诗。五十年代，他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他六十--七十年代创作的《甘蔗林--青纱帐》等，比之他以往的抒情诗，思想更深沉，形象更丰富，意境更高远，技巧更纯熟，是他的抒情诗创作的高峰。他的抒情诗，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感物咏志或借景抒情的；一是通过对斗争生活的独具匠心的描绘，让思想感情自然流露出来的；一是直抒胸臆的。
　　感物咏志或借景抒情之作，占了他的抒情诗的大部分篇幅。首先应提到的是《厦门风姿》（一九六二年）。诗人说过：“我的习性还没有多少变移，沸腾的生活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山中》）。的确是这样。这首诗仍然保持着诗人诗作中原有的那种对现实斗争生活火辣辣的感情和强烈的战斗性；然而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却进入了新的境地，作为主要是表现感情的艺术，其诗味更浓了。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对处于海防前线的英雄岛和英雄城市--厦门的“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的情意缠绵的描绘和赞美，歌颂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秀丽风姿和人民的英雄性格，使读者从优美的意境中受到强烈情绪感染，激起战斗的壮志豪情。
　　战斗的壮志豪情，在郭小川的诗里并没有流于廉价的理想主义。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对困难应持什么态度，这是革命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斗争，只有同困难作脚踏实地的斗争，才能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诗人在与《厦门风姿》同时写作的《乡村大道》里，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寓意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革命的真理：“哦，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也不能不爱你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水，黄金的世界怎么开拓！”这里没有抽象的说教，诗人通过对那条把城市、乡村、山地、平原“串成珠宝”的乡村大道的由衷赞美，使读者领悟了孕育在诗人心中的哲理。乡村大道也是生活的大道，革命的大道，人生的大道。这条大道虽然不平坦，但它却是通往胜利的必由之路。寓意何其深刻，构思何其巧妙！
　　构思更为巧妙，寓意更为深刻之作，当推《甘蔗林--青纱帐》及其姊妹篇《青纱帐--甘蔗林》。甘蔗林和青纱帐这两种自然物，被诗人化为了美妙的情思：从南方“香甜”的甘蔗林联想到北方“严峻”的青纱帐；又从“遥远”的青纱帐回到了“芬芳”的甘蔗林。这里，甘蔗林和青纱帐成了社会主义时代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象征。诗人通过反复的联想、对照、咏叹，抒写了革命者的情怀：
　　　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
　　昔日的战士变成了今日的建设者；今日建设甘蔗林也要象昔日保卫青纱帐那样，“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这是诗歌所表现的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意蕴。
　　把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与昨天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抒写，以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是郭小川抒情诗的重要内容。这样的内容在《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一诗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在抒写这个内容的同时，诗人往往以蘸满激情的笔，见景生情，状物咏志，热烈歌颂战斗在我国天南海北、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而献身的人们的英雄性格。这些英雄性格既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又显示着新的时代特色。如《夜进塔里木》、《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在大沙漠中间》和《昆仑行》等。
　　抒写英雄性格，《林区三唱》最为出色，如三唱之（三）的《青松歌》。青松，是历来诗人赞美的对象，而且不乏好诗。但是从青松身上发掘了如此高尚的情操，却是郭小川别出胸臆之作：
　　　而青松啊，
　　　永为人间服务！
　　　身在林区，
　　　心在南疆北土；
　　　长在高山， 　　　志在千村万户。
　　　海角天涯，
　　　都是路！
　　　移到西蜀，
　　　就生根在西蜀，
　　　运到两湖，
　　　就落脚在两湖。
　　　有用处，
　　　就是福！
　　　能做擎天的柱，
　　　就做擎天的柱；
　　　能做摇船的橹。
　　　就做摇船的橹。
　　　奔前途，
　　　不回顾！
　　　需要含辛菇苦，
　　　就含辛菇苦；
　　　需要粉身碎骨，
　　　就粉身碎骨。
　　　千秋万古，
　　　给天下造福！
　　　活着时，
　　　为好日月欢呼；
　　　倒下时，
　　　把新世界建筑。
　　这里赞美的不仅仅是青松，诗人是采取拟人化的手法，在给同青松具有“一样的志趣，一样的风度，一样的胸怀，一样的抱负”的林业工人绘“形图”。在诗人笔下，青松，成了中国人民英雄性格的象征。
　　同上述感物咏志、借景抒情的诗篇相比，《木瓜树的风波》、《秋日谈心》、《大海浩歌》和《他们下山开会去了》则属于别一类型，它们虽然也是抒发对光荣的过去、战斗的现在、美好的未来的一往深情，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却偏重于具体形象的描绘。它们或者写了一个片断的故事，或者写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却不是叙事诗。在这些诗中，形象被诗人的感情所驱使，而诗人的感情既寄寓在形象上，又不时地离开形象直接抒发。感情--形象，形象--感情，在诗人独具匠心的构思中，完全融成了一个表现着特定主题思想的意境。这类抒情诗尽管常见，但郭小川在题材意义的发掘、主题思想的提炼以及艺术表现的方式上，都有他的独到之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的政治抒情诗常常表现为直抒胸臆，体现了一个战士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积极抗争的精神。壮美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就是这样的作品。经过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风浪的颠簸，诗人的阅历更丰富了，眼光更犀利了，思想更深沉了。面对着“四人帮”的暴虐行径，诗人的《团泊洼的秋天》不再取含蓄委婉的方式，而是用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语言，直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形象。郭小川曾经说过：“我，今天，用我的全部心血，写出这战斗的诗。”（《正当山青水绿时》）这首诗中就凝聚着诗人的战斗的思考、信念和革命者的品行、气节。由于诗人是用他的全部心血写政治抒情诗的，因而他抒发的豪情壮志回肠荡气，不同凡响：
　　　战士的一生，只能是战斗的一生；
　　　战士的作风，只能是革命的作风。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
　　　但愿我的心，还象入伍时那样年青。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秋歌》
　　总观郭小川的这些抒情诗，其共同特点是：充满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热爱的革命激情；既抒写了诗人对斗争生活的独特见解、独特感受，又洋溢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在政治与艺术的和谐统一中，展现了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它们是我国当代文学抒情诗中独放异彩的佳花。
　　三、 叙事诗
　　叙事诗不是郭小川诗作的重点。但他的为数不多的叙事诗，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建国后他的叙事诗都产生于五十年代后期。
　　《一个和八个》在题材和思想的探索上，无论于诗人个人还是整个诗坛，都是个惊人的突破。诗中叙述的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临时随军监狱里一个奇特的“犯人”王金的故事。他是我军的营教导员，因为特务嫌疑，跟三个出名的惯匪、四个开小差的士兵和一个奸细关在一起。与一帮社会渣滓为伍，实在痛苦已极，然而他又难以自辩。他的案情复杂：受党的派遣到天津海河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日寇逮捕；临准时在一位无名难友的帮助下，潜水逃生，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正当他努力为党工作时，却受到一个奸细案件的牵连，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不利于他，同难人又死无对证，因此他无法取得组织的信任。当时解放区正面临着日寇的大扫荡，严酷的环境不容许作进一步审查，结果他与那八个犯人一起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故事也许太可怕了，但实际生活中是可能发生的。诗人涉猎了一个文学创作望而生畏的领域，让主人公经受了一种特殊的考验。这不单纯是生与死的考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经受委屈的考验，而是一个革命者在他那颗高贵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为维护自己的信念而斗争的问题。主人公经住了这种考验。在狱中，他教育那八个犯人认识自己的罪恶，用人生真理之光去照亮他们的心灵；在刑场上，他没有抱怨，只有惋惜，临刑前用饱和着真挚感情的口号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忠贞。敌人突然袭来，除奸科长被炮火打伤，他虽然被捆绑着双手，却毅然代替科长指挥战斗，救护伤员，转移突围。诗人通过这种特殊的考验和主人公深刻的心理历程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其独特性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诗中写了几个土匪的形象，王金的高尚品格终于使他们阴暗心灵里透进了一点光亮，甚至在刑场上，“大胡子”还跪下求情：“可千万不能杀死这个教导员，他是个好人......”。这里表现的决不是所谓的人性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它显示了真理改造人类灵魂的伟大力量。作品的缺点是对这些人能够转变的内因揭示得不够充分。
　　《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通过对两个女主人公爱情生活的描写，同样表现了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经历的严峻考验。
　　《白雪的赞歌》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动人的故事：主人公于植的在敌后当县委书记的爱人杳无音讯，这引起了她深深的痛苦。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工作，投身到土改的火热斗争中去。然而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的心绪，又产生了新的不平静：爱子得了重病，在给孩子治病过程中，她同医生之间产生了超出一般革命友谊的感情。于是一场对爱情忠贞与否的考验摆在她面前。虽然这种感情在她内心已经荡起隐隐的波纹，但她用理智战胜了感情，很快就平息了它。最后当女主人公跟自己的爱人重逢，幸福地走上新的革命征途时，我们还是为她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因为她的心灵是象诗人所赞美的那样，恰似雪一样的洁白。
　　《深深的山谷》的主人公大刘经受的考验更为严峻。她在抗战初奔赴延安的途中，结识和爱上了一个漂亮、聪明的青年知识分子，享受过甜美的爱情生活。以后，他们被分配到前线工作。大刘在革命工作的磨炼中光荣入党，而她所爱的人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跟革命事业难以谐调。在一次残酷的斗争中，这个自私自利的软骨头因忍受不了“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跳下深深的山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刘虽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在党的教育下，她终于拨开了感情上的迷雾，同革命战士开始了真正的爱情生活。
　　如果说《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所写的爱情生活都十分严峻，那么《严厉的爱》里的爱情生活则耐人寻味。它的女主人公王兰在战争年代曾和一位八路军团参谋长结婚。她温柔敦厚，由于没有阻止负伤未愈的丈夫重上前线，结果造成丈夫因伤势恶化而死亡。于是她从此学医，并养成了严厉的性格。这种性格使爱慕她的倔强的邵虎不能忍受，大夫跟这位常来求医的人之间总是发生冲突。后来经过一位老将军的工作，邵虎有保留地“屈服”了，他们结成了眷属。从这没有正面描写的爱情生活中，我们看到了革命者的心灵的美。
　　三个爱情故事都曲折生动，富有生活气息，人物的内心世界刻划得细腻、含蕴。
　　郭小川最有成就的叙事诗，是《将军三部曲》（《月下》、《雾中》和《风前》）。长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三个大断面--一次大战役的战前、战中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描写，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
　　将军是放牛娃出身，在艰难漫长的战斗岁月中成长为一员虎将。制定作战方案时，他充分信任我军指战员身上蕴藏的力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同时又广泛征求意见，估计一切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日夜苦思”，“再三审核”，在具体的部署上慎而又慎。然而，战争“确是一个怪物，出人预料的情况，常常不一而足”。战斗打响以后，我军打得异常艰苦。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将军当机立断派出英雄的警卫连狙击援敌，同时以“包天的大胆”，集中优势兵力，跟陷于包围中的敌军决故，取得了战役的全胜，显示了将军驾驭战争的伟大魄力和非凡才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日伪同蒋介石反动派勾结，不向我军缴械投降，战士中出现了急于同敌人硬拚和回家种地过小日子的思想苗头，将军这时虽已奉命调离自己的部队，然而他临走前仍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帮助这一部队提高政治素质，以适应新的更加复杂的斗争形势。长诗通过这些描写，生动地刻划了将军的运筹精微、指挥果敢、工作深细的鲜明思想性格。
　　对将军形象的刻划，不只是得力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动人心魄的战争场面描写，诗人还特别善于安排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场面、细节、对话，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月下》一章里，将军在军情十分紧急、恶战即将开始的前夜，还豪兴满怀地邀秘书到河边散步赏月。他“静静地看，静静地听”：“生活该多么丰富！”“世界多么久远！”在战场上，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诗人。《雾中》一章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将军对警卫连长慈父般的爱。平时，他对这个革命烈士的遗孤关怀备至，却也要求严格。当警卫连长为了战斗的胜利献出自己年青生命的时候，将军又是那么激动，那么痛心。诗人对他们的关系中一些细节的描写，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情美。在《风前》一章里，将军听到几个战士思想不太对头的夜话，当时他没有批评，更没斥责，而是在另外一个场合的风趣而亲切的对话中，帮助他们提高了认识。这使我们看到了将军的精神世界另一个侧面，他除了严肃的战斗以外，也和战士一样，说说笑话，谈谈家庭，崇高而平凡。
　　长诗中其他几个人物，思想面貌也很鲜明，如警卫连长、营长和老炊事班长。战争场面在长诗中既气势磅礴，又纹理不乱，足见诗人描写浩大场景的高超艺术功力。用浓郁的抒情笔调叙事，可以说是郭小川叙事诗的共同性，然而《将军三部曲》又有更多的创造，如虽然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却常荡开去作景物描写和抒情独白，以加强对环境的渲染和主题的阐发，使诗中有景，有情，有意，格调清新，色彩绚丽。另外结构上的集中灵活、精细工巧，也是他的其它几首叙事诗所不及的。
　　四、 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读郭小川的诗，有如泛舟于闪光的河流，无时不惊异它的丰富多彩：早期创作的明朗欢快，开国之初的激昂慷慨，六十年代的滂沛汪洋，七十年代的曲折深沉。他的诗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变中有不变。他的诗作总的风格是视野宽广、思想深邃、激情澎湃、瑰丽丰厚、情真意切。
　　1、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革命战士的风貌，是贯穿于他全部诗作的一大特色。这首先表现在，他不是英雄业绩的一般歌者，更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个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参与时代前进的战斗者。在社会主义创业年代，他呼唤年青的朋友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向困难进军》），“同我们的祖国一起度过这壮丽的青春”（《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写下了这样豪情满怀的誓言：“请求我们的时代，把更重的担子放在我们双肩”。（《三门峡》）“我们是一为今日，二为明朝。万山丛中，种仙桃。大戈壁里，探油苗”（《春暖花开》）；对困难，他的回答是：“有多险的关隘，就有多勇的行列”，“有多大的艰难，就有多壮的胆略”（《秋歌》之一）；对敌人，他的回答是：“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用金笔剥开敌人的画皮层层”（《秋歌》）。其次，还表现在，这个对党、对人民、对革命赤胆忠心的战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总是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胸怀，进行自我思想解剖，表现了可贵的不断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在《向困难进军》中，他讲述自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在《自己的志愿》中，他责难自己在入党多年之后还“生出了莠草般的杂念”，“犯了一些过失”；就在他生命历程的后期，他也并没有因为给党做了那么多工作，而原谅自己“曾有过迷乱的时刻”，“曾有过灰心的日子”（《秋歌》）。诗人这种毫无虚饰的心灵剖白，使他的诗歌象知心话般地跟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交流，从而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思想深邃而想象丰富，是郭小川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色。他最反对诗歌的平庸，总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底蕴，通过想象和联想，开拓新的艺术境界。如甘蔗林与青纱帐这两种农作物本没有什么联系，可在他的奇妙的联想中，通过其异与同的比较，构成了两个时代的象征。乡村大道是个极其平凡的事物，人们习以为常，诗人却慧眼独具，把它的平与奇跟人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深刻的哲理。大海和小岛，一个何其大，一个何其小，人们总是讴歌大海，诗人偏偏钟情小岛，小岛在他的心目中，成了守岛英雄的化身。至于“秋”，可以说是为历代诗人写滥了的一个题材，但诗人却有崭新的发掘，写过好几篇咏秋诗，而且越写越新，越写越深。在“四人帮”的迫害下，诗人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刻思考写下的《团泊洼的秋天》，其思想深度与构思的奇妙，实在令人惊叹。诗歌一开始用拟人化的手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描写了一幅生气盎然却又静得如同在甜梦中睡傻了一般的秋天的图画。秋天的“静”，强烈地反衬了战士的“动”。接着诗人笔下响起了怒吼的雷霆，心灵深处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动脉里“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这里，“静”与“动”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中，诗人喷发出一个革命战士的激情与悲愤。由于诗人看的深，想的奇，诗作意境曲折幽深，形象千姿百态，因而使读者从中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3、郭小川诗歌的语言运用具有独创性。他在吸收古典诗词、民歌和群众口头语言营养基础上，把哲理与形象，抒情与叙事、描绘结合起来，把明朗与含蓄、粗犷与细腻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在运用那些活脱、富丽、有表现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上，诗人的成绩在当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如他在《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中写道：
　　　雪片呀，
　　　恰似群群仙鹤天外归；
　　　松树林呀，
　　　犹如寿星老儿来赴会。
　　　老寿星啊，
　　　白须、白发、白眼眉。
　　　雪花呀，
　　　恰似繁星从天坠；
　　　桦树林呀，
　　　犹如古代兵将守边陲。
　　　好兵将啊，
　　　白旗、白甲、白头盔。
　　这些采自群众声口的新鲜比喻，把林海雪原写得那么生气勃勃，那么美，那么富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如临其境。
　　4、 对于诗歌形式，郭小川曾经谈过自己的看法：“在形式上，我们要提倡的是民族化和群众化。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这就可以证明我不想拘泥于一种，也不想为体裁而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它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又有什么可怕呢？”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事实上，诗人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他写过“楼梯式”（如《投入火热的斗争》等）、民歌体（如《三户贫农的决心》《林区三唱》等）、新辞赋体（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半自由体（如《白雪的赞歌》等）、自由体（《将军三部曲》等），自由开放，不拘一格，显示了诗人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在这些诗体的运用上，诗人又自有其独创性。对“楼梯式”，他不是简单地搬用和模仿，而是根据汉语的规律与特点予以改造。他吸收古代歌谣的表现方式，使新民歌体的结构既严谨又自由，既活泼又匀称，令人耳目一新。他把古代词曲章法模式与现代自由诗糅合在一起，使自由体诗歌句式精短，节奏明快，音韵流转自由，富有表现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新辞赋体是郭小川的新创造，他把中国辞赋中的铺陈、排比、重叠、对偶等表现手法继承过来，跟新的思想内容及现代汉语词汇熔为一炉，使自己的诗作呈现出结构繁富、气势雄浑、波澜诡谲、诗情葱郁的特点。当然，诗体上的探索与创造，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是无可否认，他的诗作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而他不畏艰险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文捷的诗
　　闻捷()1956年带着他的《天山牧歌》步入诗坛，并一举成名。这部诗集收录了三十多首抒情短诗。
　　《天山牧歌》因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人的美好爱情和愉快的劳动生活，而广为人们称道，闻捷的诗也因此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在《天山牧歌》中最受好评的是两组爱情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他善于抓住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情趣的画面，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叙述、热烈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构成了他清新高雅、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
　　1959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是他的另一力作，也是当代叙事诗的杰作之一。它记叙了解放初期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民族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过程，记载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的幻梦和垂死挣扎。长诗人物刻画的丰满，得益于人物内心描写的成功。诗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常用富于魅力的诗句表现出来。
　　这部叙事诗不论叙事写景，还是刻画人物，都充分发挥了抒情的特长，比如“骏马大了奔驰在草原上，雄鹰大了飞翔在蓝天上”，这样的诗句在诗中很多，反复咏叹，使得全诗饱含激情，色彩浓烈，充满诗意。　　第三节贺敬之、李瑛的诗：
　　贺敬之(1924--)是以新歌剧《白毛女》而闻名天下的，40年代就出版了诗集，但在诗歌艺术上真正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是在50年代以后。他的诗可分为两类：
1、抒情短诗。这类作品一般是表现他对某些事物的感受，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民歌和古诗韵味浓厚，如《回延安》、《桂林山水》、《三门峡棗梳妆台》等。2、长篇政治抒情诗。主要表现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等。他的政治抒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突出。
　　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他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表现了延安的巨大变化，赞颂了延安的历史功绩，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意义；《雷锋之歌》挖掘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含；《十月颂歌》是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
　　贺诗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
　　贺诗注意吸收民歌和古诗的营养，又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如“信天游”体与“楼梯式”就被诗人以熟练的笔法熔铸为一体。
　2、李瑛的诗歌
　　李瑛是一个勤奋、多产并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部队诗人。四十年代，当他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生时，他就发表过诞生在进步学生运动怒涛里的带有哲理性的抒情篇章，显示了诗人向往光明、渴望自由的情思。他生于一九二六年，河北省丰润县人，父亲是一个铁路职工。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时，他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未等到毕业，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当记者。不久赴朝鲜战场采访，回国后任《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建国初出版的《野战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天安门上的红灯》等诗集，集中了他反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诗歌。这个时期，他以战士的目光和感情抒写生活，已经初露诗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五年，诗人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第二年又访问了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岛屿，这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生活感受。他在这个过程中写的那些回顾革命历史、歌颂今天斗争生活的抒情短章，收在《早晨》这个集子里，这些诗表明他在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后，他到海防前线当过兵，从边防战士的生活中捕捉诗意（如《寄自海防前线的诗》和《静静的哨所》两个集子中的作品）；从长城一线到天山脚下，他走访过许多地方，尽情抒写了塞外风光的新姿（如《花的原野》这个集子中的作品）。他也曾出国访问，写过一些国际题材的诗。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红柳集》是诗人建国后的诗歌选集，可视为他的代表作。
　　李瑛结束大学生活以后，长期在人民解放军军中工作和生活，“他的思想、感情、经验和才能，就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集体中间，年复一年地成长起来。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摆脱了知识分子趣味和学生腔，但是十分可贵的是，他学会了用革命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并且力求作为普通战士的一员，用健美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倾吐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诗情画意。”
　　从战士的脚步获得了节拍，
　　从炮火的红光获得了色泽，
　　李瑛的《读萨阿达拉的诗》中的这两个诗句，正是诗人创作道路的自我观照。他确实是一个用战士的眼光从生活里发现诗创造诗的人。他熟悉战士的生活，了解战士的心理，并善于以战士之笔抒战士之情，他的抒情主人公，总是一名战士--祖国保卫者的形象，从志愿军指战员到解放军边防战士，从海防哨所、战舰上的水兵到戈壁滩、长城线上巡逻的骑兵，在他的抒情短章里，都留下了飒爽英武的身影，并叫人能听到他们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一颗心的跳动。如《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了这样淳朴亲切的抒写：
　　尽管他面前是荒原和鲜血，
　　尽管他也曾流泪，为了朝鲜的母亲，
　　但他永远相信明天破晓，
　　是一个多么灿烂的和平的早晨。
　　我看见他，我很怕打搅他，
　　我看见他坐在那里，仿佛
　　在历史上跳动、发光，一颗大心
　　紧紧地贴着我们。
　　这里，诗人以他真挚的人民战士之情，歌颂了彭德怀这位与人民心贴心的将军，情思十分感人。又如那些反映祖国海防战士生活的短诗，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之情和他所歌颂的战士之情，在诗中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在《我们的哨所》、《哨所静俏悄》、《出港》、《月夜潜听》等诗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试看海防战士月夜巡逻的情景：
　　月亮、不要照出我的影子，
　　风，不要出声；
　　祖国睡去了，
　　枕着大海的涛声。
　　我们出发，伴着满海明月，
　　我们出发，披着一天繁星；
　　警觉的夜象万弦绷紧，
　　刺刀上写着战士的忠诚。
　　--《月夜潜听》
　　在李瑛描绘塞外风光的诗章中，无论是戈壁滩上的行军、雪山风暴中的巡逻，还是沙漠上的勘探队、草原上的牧民，以及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都得到了富于诗意的反映，其中跳动着诗人热爱祖国、赞美新生活的战士的心。《夜过珍珠河》用优美的语言、欢畅的笔调描写在风沙里巡逻的战士夜里遇到一条“闪光的河”时那愉快的心情，以及他们对祖国山河的深深的爱。“如果你没有为祖国横枪跃马，你怎能认识她壮美的山河”，越是在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中，就越是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这正是人民战士的真挚感情。《果子沟山路上》通过对一条山沟小路上人来车往、欢声笑语的生动描绘，诗人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牧家乐”图。“这么多车队人马涌如潮，催得万山野果林，明春一定花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