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不懂化学，照样是医学高手 现代 国家干嘛非得插化学进去_百度知道
扁鹊不懂化学，照样是医学高手 现代 国家干嘛非得插化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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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没插化学进去，中医师承和中医专长考试并不考化学。
哈哈哈 那时候就没有化学呀 化学是医学的基础
扁鹊，华佗也没有学化学
以前看病哪里需要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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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荣耀，扁鹊，皮肤（化学博士）。以后还有机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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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签到给的……实在不行还是攒碎片吧……活动不常有的碎片也就28个……我都对了俩了
采纳率：40%
我有，放心，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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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博士皮肤获取方式一览
本文导航第1页：&化学博士第2页：
王者荣耀扁鹊皮肤化学博士怎么获得？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参与活动的条件非常简单，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7天游戏就可以免费拿走了!本次送出的皮肤是&变态医生，扁鹊&，Oh~No，不是这个名字，是&扁鹊皮肤，化身博士&!不过从皮肤外观来看，这十足就是一个坏坏的生化博士哦!小朋友可是要离得远远的!不要让坏博士看到，要不给你打针的!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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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数量：扁鹊生物科技告诉您---血污、血堵、血液不健康，用磁疗很有必要！
人体内的血管加起来约有15万公里，
血液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之一，
是滋养人体的源泉，是生命活动的基础。
血液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对身体起营养滋润、抵御病菌和调节体温的作用。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毛发，都必须靠血液来提供氧气和养分，并通过血液从身体各个器官收集废物、毒素，带到排泄器官排出体外。因此，血液质量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健康！
血液失常 引发“血症”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血液中含有大量自由基、化学残留物、药物残留结晶、重金属粒子、不饱和脂肪颗粒、坏胆固醇、炎症病源体等毒素，这些毒素加上人体代谢性垃圾等总称为“血液垃圾”。
“血液垃圾”如果不能被及时“清理”，就会造成血液不清洁，变得黏稠，流通不顺畅，从而影响健康。“血液失常，则百病丛生”。血液问题会带来心肌梗塞、肾脏损伤、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一系列疾病，因此，提高血液质量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关键。
如果血液成份或循环出现问题，
将会导致下游组织运行异常。
医学统计显示
中国人每天接触的化学性毒物约1180种，
中国女性每日脸上涂的化学物质，平均175种，
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约11万，
因各类农药化肥中毒的人数超过37万！
美国心脏健康中心专家指出：
血液细胞老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
美国心脏病学会统计，
血液垃圾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
每年可导致全世界1500万人死亡！
血液疾病，预防大于治疗
对于血症来说，特别需要注意改善自身血液质量，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
“生态地磁发生器”的研发以及在床垫上的应用，使得人们在家中就能享受磁场。磁疗在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上非常突出。
促进血液循环
万病之源，血液循环。微循环障碍是很多种疾病的病理基础。磁力线的穿透力、切割力、冲刷力诸力协同，可以缓解微血管的紧张状态，促进血液呈波浪式涡旋状潮汐样前进，改变原先那种平淌式流动，明显增加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流量，改善组织细胞器官的供血供氧，带走沉积的代谢性垃圾，激发细胞活性。排毒解毒
排除毒素，一身轻松。磁疗可以增加肝脏细胞的解毒能力，代谢掉毒素。对于便秘所致大便干燥肠毒素再吸收，调理胃肠蠕动，增加肠黏膜分泌，加快宿便排出。对习惯性便秘、胃肠神经功能紊乱等有调理作用。
平衡免疫力
通过提高人体免役系统的三大功能：防御、自稳、监视之作用，增加巨嗜细胞的数量和活力清除外来入侵物，稳定自身反应，监视变异细胞，提高抗病能力，防癌症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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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下）
六十六：《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龟酢⑾炅谑拢┖汀岸?ぁ保?淳呒舨谩⒅骷曳ǎ┑奶氐悖?绕涑圃尴裰ｉ?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六十七：《新史学》"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六十八：《考工记》先秦百工技艺之书《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亦更为精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礼乐崩溃，学术思想上呈现了一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人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后者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了"百工"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书中说国有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百工系六职之一，它又包括了六类30个工种，分别是：攻木之工。包括轮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轮和车盖等）、舆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箱等）、车人（主要做耒和木牛车等）、弓人（做弓等）、庐人（制作殳、矛、戈、戟等兵器之柄）、匠人（负责都邑的测量和营建以及沟洫类水利设施和其他土木建筑）、梓人（即木工，负责制作编钟的悬架、饮器，以及箭靶）等7个工种。此外还有一个总目不曾列入，制作马车车辕的辀人。攻金之工。包括筑氏（为削）、冶氏（为杀失）、凫氏（为钟）、堨氏（为量器）、桃氏（做剑）、段氏（为鑮器）等6个工种。攻皮之工。包括函人（做甲）、鲍人（鞣制皮革）、韗人（制作皮鼓）以及韦人、裘人等5个工种。据清人孙诒让考证，"韦人"可能是专制柔熟之革，"裘人"可能是做名服之工。设色之工。包括画、缋（皆事施彩），钟氏（主要事染羽）、覩氏（负责湅*丝）、筐人等5个工种。筐人，职无考。刮摩之工。包括玉人（专做各种仪礼所用之玉器），矢人（制作箭镞等），磬氏（制作石磬），以及雕人，楖人等5个工种。后二者之纪正文缺如，有人认为"雕人"系摩漆之工。"楖人"系治木之工。搏埴之工。包括陶人（做甗、盆、甑、鬲、瘦等陶器）、瓬*人（做簋、豆等陶器）2个工种。《考工记》的特点在于：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由上可知，先秦官府手工业的一些主要部门大体都已列入，对每一工种，都简要地介绍了有关产品的形制、结构和工艺技术规范，其中还涉及到了大量的物理、化学、天文、数学、生物等问题。二、时间范围较宽，上下至少包罗800年。据研究，"辀人为辀"条关于七星像鹑火的记载，大约是相当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天象。"堨氏为量"条说："嘉量既成，以观四周。永启厥后，兹器惟则"，这显然是周天子的口吻。"攻金之工"说到了铜镜等器物应当使用的合金成分，而从大量考古实物的科学分析看，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技术的成熟期当在春秋战国时，铜镜技术之兴盛，则是战国中晚期的事。从书中还掺有齐国方言，看其下限当在战国时代。三、其技术内容既具有实践性，又富有"理想性"；许多文字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又可作为指导生产实践的一种工艺规范。但也有一些文字，则是一种试验资料的反映，有的则带有"理想化"的成分，未必能够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工艺规范。前者如"钟氏染羽"、"覩氏湅*丝"等所云，后者如文献规定的部分器物的具体成分和尺寸。四、其许多技术规范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如"玉人之事"条说："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候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等等。总之，《考工记》一书从多方面反映了先秦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先进水平以及人们对生产过程规范化的一些设想和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这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的一本专著。本书的主要科技多成就在于：在金属冶铸方面。"攻金之工·六齐"条谈到了不同使用性能的器物应使用不同成分的合金，说："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律。"堨氏为量"条谈到了合金熔炼过程中，如何依据火焰和烟气颜色来辨别熔炼进程，这是世界上关于观察熔炼火候的最早记载。在丝绸漂湅*印染技术方面。"覩氏湅*丝"条谈到了"以栏（楝）为灰，渥淳其帛"，"昼暴诸日"等丝绸漂湅*操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灰水脱胶，日光脱胶漂白的最早记载。"钟氏染羽"条谈到了"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的染色工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媒染剂染色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堨氏为量"条说金属熔炼时，需"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这是对熔炼工艺的一种规范。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齐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车、乘车之轮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径正好为1．30米。在力学方面。这方面的论述是较多的，在"轮人"，"骑人"，"弓人"，"矢人"，"匠人"等条都曾涉及，有的论述甚至相当精辟。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滚动摩擦与轮径关系的最早记载。又如"矢人为矢"条说："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这是我国古代以沉浮法来确定物体的质量分布，把箭羽作为负反馈控制装置的最早记载。在声学方面。"凫氏为钟"条、"磬人为磬"条等都从定性方面对发声理论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如"凫氏为钟"条说："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韗人为臬陶"条也有类似的说法。"磬氏为磬"条说，磬声"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耑"。这后者说的是一种调音方。这是我国古代打击乐器发声理论的较早记载。在实用数学方面。"车人之事"条、"築氏为削"条、"辀人为辀"条、"轮人为轮"条、"矢人为矢"条、"堨氏为量"条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实用数学知识，并分别涉及到了分数、角度、嘉量容器的计算方法等问题，对后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车人之事"条谈到了矩、宣、欘、柯、磬折，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角度概念。在天文学方面。"辀人为辀"条谈到了二十八星和四象，且明确地提到了其中一些星的名称，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二十八星最早的较为明确的记载。《周礼·春官·冯相氏》、《周礼·秋官·哲簇氏》虽也提到过二十八星，但都不曾明确地提到星名和四象。《考工记》一书自被汉代人发掘出来，并被拼入《周礼》后，一直受到世人推崇，历代知识分子多以之作为必读之物，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因该书文字古奥艰深，且有一些错简、漏简，故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许多注释。尤以元、明、清三代为盛。在元明时期，这种专门的注释本便近20种，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徐光启《考工记解》（2卷）等。清代，专著便达20余种，散篇则在40种以上，大家比较熟悉的专著有载震《考工记图》（2卷）、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8卷）等。今最为通行的是汉郑玄"注"本、唐贾公彦"疏"本、清孙诒让"正义"本。汉代《考工记》隶订本大约7000余字，清"正义"本则有数10万字之巨。如此这般受人重视，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为数不多的。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六十九：《九章算术》"算经之首"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媲美的书，这就是历来被尊为算经之首的《九章算术》。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其传本包括《九章算术》本文、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部分内容。《九章算术》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其编纂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根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算术》。《九章算术》包括了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1400多年。粟米章提出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衰分章提出比例分配法则，称为衰分术；商功章除给出了各种立体体积公式外，还有工程分配方法；均输章用衰分术解决赋役的合理负担问题。今有术、衰分术及其应用方法，构成了包括今天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全套方法。少广章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它奠定了我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础。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中法则完全相同；解线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7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负数。勾股章提出了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若a、b、c分别是勾股形的勾、股、弦，则，m＞n。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等仅得到了这个公式的几种特殊情况，直到3世纪的丢番图才取得相近的结果，这已比《九章算术》晚约3个世纪了。勾股章还有些内容，在西方却还是近代的事。例如勾股章最后一题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这在国外到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数论学家迪克森得出。《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我国数学著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著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著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出任何推导和证明。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刘徽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遗憾的是，他的生平我们现在知之甚少。据考证，他是山东邹平人。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刘徽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他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而且他使用概念时亦保持了其同一性。如他提出"凡数相与者谓之率"，把"率"定义为数量的相互关系。又如他把正负数定义为"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摆脱了正为余，负为欠的原始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正负数得失相反的相对关系。《九章算术》的算法尽管抽象，但相互关系不明显，显得零乱。刘徽大大发展深化了中算中久已使用的率概念和齐同原理，把它们看作运算的纲纪。许多问题，只要找出其中的各种率关系，通过"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都可以归结为今有术求解。一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基于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出入相补原理，是我国古代数学进行几何推演和证明时最常用的原理。刘徽发展了出入相补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许多面积、体积以及可以化为面积、体积问题的勾股、开方的公式和算法的正确性。在数学证明中成功地运用无穷小分割和极限思想，是刘徽最杰出的贡献。《九章算术》提出圆面积公式S＝l/2·r（S为圆面积，l为圆周长，r为半径）。为证明这个公式，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S6（称为六觚）开始割圆，依次得圆内接正十二边形S12，圆内接正二十四边形S24，……S6·2的n次方……所有S6·2的n次方＜S，但"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相当于：然后他证明而。于是刘徽就把圆化为与之合体的内接正多边形来求面积，再把这个正多边形分割成以每边为底以圆心为顶点的无穷多个小三角形之和，所谓"觚而裁之，每辄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从明证明了S＝l/2·r。刘批评了以往"圆径一而周三"的错误，指出此公式中周径是"至然之数"，即圆周率π。他以此公式为基础，求出了π的两个近似值157/20和，在中国首次创立了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奠定了我国圆周率研究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刘徽注关于体积问题的论述已经接触到现代体积理论的核心问题，指出四面体体积的解决是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关键，而用有限分割和棋验法无法解决其体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邪解壍堵，其一为阳马，一为鳖臑。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称为刘徽原理。刘徽平分壍堵的长、宽、高，通过出入相补，可以证明在壍堵的3/4中上述原理成立；而剩余的1/4与原壍堵的结构相同，可以重复上述分割，又可以证明其3/4中这个原理成立。这个过程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半之弥少，其余弥细。至细曰微，微则无形。由是言之，安取余哉？"完成了该原理的证明。由壍堵的体积公式v＝1/2abh，便证明《九章算术》提出的阳马体积公式v＝1/3abh，鳖臑的体积公式v＝1/6abh。近代数学大师高斯、希尔伯特才讨论这个问题，已是近100多年以来的事。刘徽注多方面表述了今天称之为祖暅之原理的命题，并由此证明了《九章算术》中球体积公式的错误。他设计了牟合方盖，指出球与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是π∶4，只要求出后者的体积就可以求出球体积了。他尽管没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但诚恳地表示"以俟能言者"，表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的坦荡胸怀。这个问题后来由祖冲之父子彻底解决，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时详细记述了祖氏的方法。刘徽注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如对开方不尽，提出继续开方，求其"微数"，以十进分数逼近无理根，开十进小数之先河；他还认识到不定方程有无穷多组解，等等。刘徽注形成了一套数学体系，他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知，发其一端而已。"把数学看作一株枝条虽然分开但本干相同的大树。他认为数学是"规矩"与"度量"亦即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统一。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他的证明除个别失误外，都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晰，推理严谨；而且大都使用演绎推理，没有循环论证。是严格的数学证明。有了刘徽的证明。《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才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以杰出的数学成就，独特的数学体系。不仅对东方数学，而且对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取代古希腊成为世界数学的中心，为此后中国数学领先世界1500多年奠定了基础。今天，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它所蕴含的算法和程序化思想，仍给数学家以启迪。吴文俊先生指出"《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七十：《齐民要术》"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齐民要术》是东魏（531-550）农学家贾思勰（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平县人，生平不详）约在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写成的一部农学名著。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包括了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堪称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约11余万字，卷端另有"序"和"杂说"。"杂说"系后人掺入之作。"序"是全书的总纲，包括著者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资料来源和写作目的。著者在"序"中援引大量经典和历史故事，反复阐发"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强调"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把农业生产提到治国安民（"农为邦本"）的高度上来认识。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国富民安"。"食为政首"，是贯穿于《齐民要术》的主导思想。它规定了该书的写作范围和内容，甚至章节安排的次序。正如"序"中所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从农作物栽培，直至制醋作酱，凡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不详细记载的。《齐民要术》的内容极为丰富。卷一，"耕田"、"收种"（以上栽培总论）、"种谷"各1篇；卷二，谷类、豆、麦、麻、稻、瓜、瓠、芋等粮食作物栽培各论13篇；卷三，"种葵"（蔬菜栽培总论）、蔓菁等各论12篇；卷四，"园篱"、"栽树"（园艺总论）各1篇，枣、桃、李等果树栽培12篇；卷五，栽桑养蚕1篇，榆、白杨、竹以及染料作物10篇、伐木1篇；卷六，畜、禽及养鱼6篇；卷七，货殖、涂瓮各1篇（酿造总论）、酿酒4篇；卷八、九，酿造酱、醋，乳酪、食品烹调和储存22篇，煮胶、制墨各1篇；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北魏疆域以外地区）物产者"1篇，记热带、亚热带植物100余种，野生可食植物60余种。综括了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选种育种、酿造、烹饪、农产品加工储存，以及备荒、救荒，基本上属于广义的农业范畴，反映了当时农、林、牧、渔、副多种经营方式亦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规模。"序"中说它对"商贾之事，阙而不録"。其实，书中不録的，是那种弃农经商，（"舍本逐末"），周流天下，买贱鬻贵，积累资本，重利盘剥农民的富商巨贾之事。然而，它对季节性较强的农村集市商业活动却非常重视，书中"杂说第三十"对谷类、葵、榆诸篇有多处记述。集市所售之物多为农民生产的剩余物，或利用农闲制作的一些手工制品（椀、车毂等）。物品售罄，季节一过，售者又都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不致因此而影响农业生产。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人民所需"莫非种植之物"、"钱货无所交流"的社会实际。全书的结构体例也相当严密，每篇由篇题、正文和经传文献组成。根据不同作物，所述详略不一。篇题下有注文（援引历史文献和亲自调查），相当于"释名"、"集解"，包括异名、别名、品种、地方名产、引种来源及其性状特征；正文则为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是各篇的主体；篇末则援引文献以补充论证正文，包括重农思想、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农业季节、农业地理、农产品贮存与加工。据统计，书中援引经传160余种（一说180余种）。可以说是历史经验和当代生产技术实践相结合的一部农业论著。《齐民要术》规模之庞大、内容之丰富、结构之严谨，都远远超过以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虽说不算是农学专著，但内容连贯倒也自成一体，基本上属于栽培总论性质。西汉《汜胜之书》（公元前1世纪）史称18篇，存者不过3000余字，总结了关中地区的耕作技术，也只限于种植业。东汉崔寔（？-170年）《四民月全》虽已涉及农、林、牧、副，却略于技术而重于农事之安排，不过是一部月全性质的农书。《齐民要术》则是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魏晋以来400年间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生产的新经验和新成就。《齐民要术》的最大功绩是：其一，它全面、完整地总结了以耕-耙-耱为主体，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以增进地力为中心的轮作倒茬、种植绿肥等耕作制度，以及良种选育等项措施。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其二，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园、林经验，林木的压条、嫁接等繁育技术；畜禽的饲养管理、外形鉴定和良种选育；农副产品加工和微生物利用以及救荒备荒的措施。填补了传统农学的空白，为后来农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毫无疑义，《齐民要术》的出现，是我国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齐民要术》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和贾思勰的文化素养、科学态度分不开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发源地之一，旱地农业生产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虽说东汉以后的200年间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因长期战乱而累遭破坏，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却未因此而中辍。以耕作为例，魏晋时期，"铁齿??"（人字耙）和"耱"（无齿耙）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耕-耙-耱结合的耕作技术，提高了旱地防旱保墒的能力，到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墒情而进行的耕-耙-耱经验，从而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耕作体系，不仅增强了防旱保墒的能力，而且增进了土壤肥力，提高了产量。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为贾思勰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和内容。贾思勰生活于北魏末期。青少年时期，正值孝文帝提倡经学，实行"文治"，深入汉化运动的高潮，孝文帝极力倡导农业，朝廷议政都以农事为首，令各州、郡、县官经常督促农业生产，做到"无失农时"，违者免官，甚至"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太和九年（485年）又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使"土不旷墱*"，规定种植五谷瓜果蔬菜，植树造林，解决人民吃饭问题。贾思勰对经学颇有造诣，既受历代重农思想之影响，又得到"太和之风"的熏陶。因此，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他任瀛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及其以南）高阳郡（保定市一带）太守时，勤于职守，督导农桑，对瀛州及其邻近州县的作物进行深入调查。他特别重视良种的推广，这是种植物增产的关键。他对80余种粟类品种的性状特征的分析，是他多年调查的结果。及至后来他退居田园，更是亲自到稼穑、桑果、畜禽甚至场院整治等生产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农业生产技术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如，济州以西（现在鲁西）的长辕犁不如齐人的尉犁那么"柔便"；蚕茧用盐杀蛹法比曝晒的要好。正是由于贾思勰坚持调查，坚持实践和坚持科学分析的求是作风，才使《齐民要术》植根于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而赋予它以科学的生命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序"中说他著书目的只是"晓示家僮"。如果联系当时（主要是肃宗灵太后擅政）的社会现实来看，他在"序"中猛烈抨击当政者的骄奢，无不透露着著者爱国爱民之心，也透露了他著书的目的是在劝导政府和官吏重视农业生产，为"平民"谋求"资生之业"，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强盛起来的强烈愿望。《齐民要术》一经问世（初为手抄本传布），便引起历代政府之重视，北未朝还规定"非朝廷人不可得"。明代王廷相（年）称它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唐、宋以来出现不少农书，无不以它为范本，其中，元《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授时通考》均受其影响。《齐民要术》在国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传到邻国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大约在19世纪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说——进化论的佐证。在当今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危机的状况下，《齐民要术》更是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注视和研究，说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七十一：《梦溪笔谈》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于《梦溪笔谈》一书了。作者沈括（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笔谈》为作肯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濬在万历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叙财政，有茶法、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战守、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1075年）受命使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述大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件，以及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之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代考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器等。书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求"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尤以科学技术价值见称。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文、历法、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星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亦均有所论及。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气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与此相似。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方法，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高度发展，其功甚大。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蜡，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的情况。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指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有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说。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铜铁离子置换反应，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的冷锻铁甲法。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今江苏泗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述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对于漕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述。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年）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学专著《木经》的片断。《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其内容之一斑。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采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其中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之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七十二：《营造法式》古典建筑之规范《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全国。《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七十三：《王祯农书》元代三大农书之冠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书》。《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视了特殊。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七十四：《天工开物》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是作者任江西分宜教谕时（年）撰写成的。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年）《农政全书》、李时珍（年）《本草纲目》、徐弘祖（年）《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产生出来的。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了前人的优秀成果，而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却又有许多创新。人们重视实践，许多学术观点都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气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要在科学内容和学术思想上为《天工开物》的产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条件。宋应星，字长庚，明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万历四十三年，时年28岁的宋应星便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佳话。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当科举场中屡受挫折，以致"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他便幡然醒悟，一方面为官，一方面著书立说起来。遂成为一名科学上的巨人。《天工开物》一书原分作18卷，依次为：乃粒（五谷）、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粮食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车船）、锤锻（锻造）、燔石（烧造）、膏液（油脂）、杀青（造纸）、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制麯）、珠玉。前面一些卷目都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这样一种排列次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该书分量最大的是农业技术，其次是金属冶铸技术。宋应星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人们系统地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他认为天覆地载，物号数万，若每一种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者亲自去观察，那是认识不了多少东西的，故应向书本学习。二是强调生产知识之重要，批判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连枣梨之花都不能分辨，而侈谈楚萍的错误倾向。从内容上看，《天工开物》一书有几个特点：一是门类多，技术范围较广，包含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我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曾有过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却无一部全面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考工记》一书的内容虽也比较丰富，但它反映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百工技艺，有关农业生产技术则涉及较少，《天工开物》则承上启下。二是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有一般性介绍，又重点突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其均非其他古代技术专著可以比拟。三是重视实践，以实带虚。全书以描写生产过程、介绍技术要点为主，绝少空发议论。间有议论时，也是言简意骇，精辟之至。四是重视各种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引起的质量变化。作者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些数字比例来说明问题。五是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部去寻找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六是具有批判精神，对一些不正确看法，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重新作出判断。七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较好地阐述个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为人是不能永远活着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靠五谷来维持生命，但五谷不能自生，要靠人去种植。《天工开物》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优秀成就，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它的主要技术成就是：第一，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标准，且与今人之分类法十分接近。如它把古代农业归纳成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曲蘖7个大类，这在先世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农书以及本草类书中是不曾见过的。该书还把水稻排到了五谷之首，稻下又分出了水稻、旱稻，麦下又分出了大麦、小麦，并指出了荞麦非麦。这些分类方法，给人一种眉目清秀之感。第二，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较早地阐明了秧龄和早穗的关系。它首次记述了再生秧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的技术，这对于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还最先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为旱稻的问题，从而在世界生物变异理论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三，在麦类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最先指出了以砒霜拌豆麦种子以作防虫杀虫之法，最先指出了荞麦的吸肥性。第四，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了利用"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来培育新品种的方法，并指出了家蚕"软化病"的传染性，指出"需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的处理方法。第五，较早记述了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第六，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记述了串联式炒炼法，较好地记述了明代灌钢工艺的发展，首次记述了今俗称为"焖钢"的箱式渗碳制钢工艺，最早记述了火法炼锌的操作方法。第七，在铸造技术上，最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较早图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情况。第八，在金属加工方面，最早明确地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艺，最先记述了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以及一种叫做生铁淋口的特殊化学热处理工艺，较早地详述了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基本操作。第九，煤炭技术方面，较早对煤进行了分类，较早记述了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第十，化工技术方面，最早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可认为这是"化合物"观念和"质量守恒"观念的萌芽。……《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19世纪30年代，有人把它摘译成了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在欧洲流行开来，对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如1837年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七十五：《农政全书》杂采众家，兼出独见《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七十六：《黄帝内经》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