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如美国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西方国家如美国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西方国家如美国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送行的朋友说了一句笑话，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教师就有1万多人20世纪50年代，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就离开了美国，美国只有一个讲授经济学的保罗·巴兰教授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60年代初，巴兰教授要乘船到欧洲讲学。美国电影界的最高学府——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开设了一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6位电影理论教授有2位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条船一离开码头。一些大学生根据马克思主义撰写论文，同样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到了80年代。400多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对马克思主义，西方有一句名言：暴力带来的往往是暴力。就是说用暴力来推翻整个社会来重构，只会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暴力。事实上的确如此，在毛时期，中国就出现过人批斗人、打地主、人们互相举报陷害的现象。而共产主义，世界也普遍认为走不通，因为人是自私的，假如一个人不劳动，却还能分得食物，试问谁还会去劳动？这根本就是违反自然规律，事实上中国也曾经由于农业经济模式被颠覆而发生过大饥荒。总之，民主、议会、法治，才是一个国家繁荣与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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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只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学说还是有许多的大学教授在研究的. 但在美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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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寻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被习惯公...
西方国家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了?……
反正正统的西方哲学史是不会提到“马哲”的。个人以为这玩意更适合纳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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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思想家第一人,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人又“回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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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待美国总统大选所花费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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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家阶级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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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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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马克思其人美国如何对待1949之后的中国——美媒评介新书《迅雷之势》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全文）_网易新闻
美国如何对待1949之后的中国——美媒评介新书《迅雷之势》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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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如何对待1949之后的中国——美媒评介新书《迅雷之势》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迅雷之势》书封参考消息网10月12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7日刊登题为《1949年，确定中美关系方向之年》的文章，作者为奥维尔&谢尔。文章摘要如下：凯文&佩雷诺这本引人入胜的新书讲述了1949年的故事。在那个转折之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发生巨变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形势，还有中美关系。此前美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了数十年的密切关系，包括结成战时联盟。是年美国先与中国陷入冷战，尔后又与中国（在朝鲜）真枪真炮开战，随后几十年双方几乎完全断绝了外交联系。&失去中国&转向遏制《迅雷之势》透过明星荟萃的人物视角记录了这些史诗般的变化，他们包括哈里&杜鲁门总统、外交官乔治&凯南、美国国会议员沃尔特&贾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蒋介石、蒋介石夫人、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主角。佩雷诺的讲述让读者仿佛亲临其境，体验当时亚洲矛盾重重的动荡制度。艾奇逊哀叹：&我刚到，他就垮台了。&这个所谓的&失去了中国&事件一直回荡了几十年，以至于直到今天美国仍然觉得在摸索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已然更加重要的中国打交道。1949年，虽然美国的压力不断增大，需要作出军事反应，但是艾奇逊坚定拒绝军事回应。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置美国与苏联于完全对立状态，美国站在民主一边。但是，艾奇逊认为，在亚洲&占优势的力量现在显然已到了共产党一边&。他拒不听从曾经在中国传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沃尔特&贾德的恳求。贾德坚称由于&未来一千年的伟大事件&将逐渐在亚洲发生，因此美国应对抗毛（泽东），一如它在欧洲对抗斯大林那样。艾奇逊自认是个务实的人，与他的政策计划参事室主任乔治&凯南一样，视毛（泽东）的胜利&是我们无力控制的暗流涌动的巨大本土力量&的结果。由于腐败肆虐，蒋家&大厦将倾&，促使艾奇逊呼吁要保持&战略克制&，呼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巨大的新月形&遏制圈，这样华盛顿就能采取&一种观望政策&（参议员阿瑟&范登伯格语）。对华政策分歧至今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可能将他推向共产主义&荒谬哲学&的激进对立面。实际上，尽管凯南宣称美国&尚未切实准备带领世界走向救赎&，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价值观与美国如此对立，以至于华盛顿的某些机构开始了悄悄抵抗毛泽东的秘密行动。美国很快发现它所奉行的是一套两面下注的避险战略：宣称既不支持也不对抗中国的共产主义。此外，杜鲁门和艾奇逊受到了贾德之流和出身名门的迷人的蒋夫人的怂恿。蒋夫人当时住在美国，坚持不懈地游说美国，驳斥杜鲁门以轻蔑的措词所表达的想法：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事业犹如&往老鼠洞里灌沙子&。蒋夫人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信仰者，当艾奇逊发表他自称为一颗&巨大的鞭炮&&&《中国白皮书》时，她感到震惊不已。白皮书宣布&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只是土崩瓦解了&，还说&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非美国政府能够把控&。《纽约时报》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的标题是：《美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蒋氏政权》。对蒋夫人来说，艾奇逊的立场实质上就是美国的背叛，不仅背叛了忠诚的盟友，而且背叛了它自我吹嘘的自由民主原则。1949年出现了很多分歧。美国的分歧之一就是一派支持消极遏制中国共产党，另一派主张主动击退中国共产党。这个分歧为今天仍然存在的接触派与对抗派之间的对立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佩雷诺本书的最后几句话读起来宛如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其固有的方式仍在持续。&华盛顿必须再次做出决定，正如艾奇逊1949年发问的那样，&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某些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另外一些行动的后果又是什么？&始终棘手的美中关系再次需要重塑。然而，与1949年的世界不同的是，当今已然全球化的世界决定了：断绝来往，想都别想。（本文刊载于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12版）
【延伸阅读】BBC谈修昔底德陷阱：美对华贸易战将动摇中美关系“压舱石”参考消息网8月26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8月23日刊登题为《再谈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较量 必有一战？》的文章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存在的统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都面临类似公元前5世纪雅典崛起引起陆地霸主斯巴达警惕的局面，现有霸主面对崛起强权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雅典同斯巴达经过长达30年的战争后均走向灭亡。文章称，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400多年后的中美竞争似乎到了狭路相逢的境地，中美决策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呢？&中美竞争，赢者通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里森曾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危险。刚刚离开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久前曾说，美国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决定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关注这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落败，我们就离到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恢复的拐点只差5年，至多10年。&班农绝非白宫唯一的，也不是最资深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早在班农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之前，特朗普本人在2011年的经济宣言中就坚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要对中国强硬&。特朗普写道，&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制造业，快速盗取我们的技术和军事能力&。班农认为，美国目前经历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而之前的危机，诸如独立革命，内战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无一不以战争结束。他认为大规模冲突是解决这些历史危机的办法。文章称，2010年班农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目前的危机。班农的危机导致战争的逻辑暗合中美必然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中国自30年前改开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一直招致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中国威胁论&怀疑。以史为镜知兴替？在哈佛大学的一项应用历史研究在总结过去500年历史时找到16次国家崛起撼动了主宰强权的例子，研究人员认为其中12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模式，因为竞争结果都导致了战争。但是还有4次最后并没有发生战争，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案例对中美竞争有多少借鉴呢？　　文章称，对比历史案例，年贸易额超过5000多亿美元的双边经贸关系使中美关系同美苏冷战有了本质不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正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已经不同于欧洲范围的竞争案例。另外，在世界主权国家比比相邻，世界政治地图呈饱和状态的时候，虽然中国多次对美国强调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往往被说成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如果美国启动贸易法案的301条款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引发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战，那么随着中美关系中被形容成&压舱石&的稳定因素降低，对抗因素就会加剧。中国一再提醒美国中美&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19世纪或20世纪的零和思维不能被应用于处理21世纪的问题。&一战前一边是热衷结盟的英法俄，一边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相对决策者的阴谋和猜忌显得微不足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历史给人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特朗普刚刚离开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右） （路透社）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01:00:01）
【延伸阅读】外媒分析班农离职或对中美关系“利好”参考消息网8月21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8月18日发表乔希&罗金的文章《班农离职对美中关系带来重要影响》称，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的突然离职，可能使其彻底改变美国对华策略的努力消停下来。这一努力是班农改变美国外交和经济政策计划的核心，现在陷入停摆。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班农文章称，自特朗普进入过渡期以来，班农一直在力推一项新的大战略。该战略将会加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工作，以多种方式在经济方面与中国对抗，并给奥巴马执政期间开始却未完成的&重返亚太&战略注入活力。班农在政府内外召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中国通&帮忙。文章称，政府内部那些反对班农对华工作的人现在或许能重申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控制权，扼杀班农的许多重要行动计划。这对现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让中国松了一口气。班农离职前的最后举动之一是在一次专访中宣称，对他而言，&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他坚称，美国必须举全国之力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对抗，否则中国就会成为世界霸权。据《华盛顿邮报》文章称，班农认为，美国为了保持对华优势，必须要有一个长期战略。这种战略类似于马歇尔帮助设计的对付苏联的战略。但他也承认中国挑战更加艰巨。在幕后，班农一直忙于实施他的计划，以打赢对华经济战。他喜欢跟同僚说，他把一半的时间用在了中国问题上。他的中国议程的几个项目会继续拥有支持者，其中包括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和商务部长罗斯。文章称，正如班农所承认的，他遭到了其他一些高级官员的反对，其中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反对班农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太复杂，而且非常重要，不能冒险让其陷入混乱。他们主张合作，而不要对抗；主张融合，而不是孤立。现在班农离职了，力推做出这种调整的那些政府官员失去了他们的领军人物。白宫一位官员说：&你们曾有一个参谋长级的家伙带头冲锋。失去他，现在会形成巨大的不平衡。&另据路透社华盛顿8月18日刊发题为《班农的离职令贸易天平向白宫的&全球主义者&倾斜》的文章称，白宫官阶最高的&经济国家主义者&班农离职，此事可能会令贸易政策的天平向特朗普政府内的&全球主义&派别倾斜，从而会让美国对特朗普最爱攻击的两个目标&&中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立场有所软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贸易问题专家史剑道说，短期来看，贸易政策轨迹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毕竟特朗普的许多贸易观点都是在班农加入他的竞选阵营之前就形成的。他说：&此事的影响将反映在最终的选择上，即我们究竟会继续对中国人施加这些非常严苛的制裁，还是会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折中办法。而要是班农还在，他会属于第一个阵营。&（ 10:40:00）
【延伸阅读】以对话方式为中美关系做“加法”【特别关注】作者：沈雅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备受瞩目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1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强劲、平衡、健康发展。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经济和贸易议题成为透视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视角。这固然和特朗普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发展至今已不容忽视，中方塑造和引领中美关系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经中方主动做工作，通过贸易谈判工作计划等，为中美经贸关系做“加法”，这已成为中美的共同诉求。回顾以往，2009年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2倍；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短短八年发生这样的巨变，预示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交叉点”正加速逼近现实。特朗普与其前任奥巴马奉行对华进行“软遏制”的政策不同，他对华政策的务实面有所上升。事实上，在国内层面，美国有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的困扰，双方都在进行深度改革，这为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然而，美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知仍存在不少误区，需要通过对话交流来转变观念。例如，特朗普政府把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放在执政议程的头等重要位置来解决，片面强调对华贸易赤字的现状，夸大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互利性是中美贸易交往的前提，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受益、美国吃亏的格局，很难想象这种贸易关系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如此迅速的扩张和如此稳定的延续。毕竟，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196亿美元，比1979年建交时的贸易额增长200多倍，这一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中美双方一致认同的。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逐年增多，对中国市场的需要日益上升。据统计，过去十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以11%的速度增长。美国出口中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16%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目的地都是中国。可见，美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获益于与中国的经济交往。随着中美“百日计划”进入到成果验收阶段，两国努力实现更加均衡的贸易和投资发展，中国市场的吸纳能力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必将进一步显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果不仅惠及两国人民和工商界，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推进器”，这是市场决定的，也是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决定的。随着两国经济交融面的增加，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分歧和摩擦。双方完全可以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原则，着力提升合作水平，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通过对话协商予以妥善解决。对话是一个表达诚意、释放善意的姿态，中美对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双方坐下来交流，充分了解彼此关切，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减少不确定性，互利合作，避免对抗。从长远看，中美作为利益共同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碰撞和磨合，终将在经贸领域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合作模式，形成新的双赢局面。 《光明日报》（ 日 10版）（ 04:15:00）
【延伸阅读】美媒：美新任驻华大使来华履新 对中美关系透露乐观基调 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 美媒称，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28日会见了媒体，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中美贸易的重要性。布兰斯塔德身负协调中美关系的重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28日报道，布兰斯塔德28日与家人一起在北京大使官邸会见了记者。他的讲话透露出乐观基调，称他希望在朝鲜半岛和贸易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报道称，布兰斯塔德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布兰斯塔德28日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涉及贸易问题，他表示，希望以一种既对中国企业有利、又能增加美国就业的方式帮助减少贸易壁垒。布兰斯塔德称，自己曾担任一个农业州的州长，艾奥瓦州向中国出口大量大豆和猪肉。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两国之间贸易的扩大。他提到美国近期恢复了对中国的牛肉出口。他还透露，本周晚些时候美国农业部长珀杜将访问北京。布兰斯塔德称，珀杜很希望能与中国达成出口美国大米的交易。
（ 0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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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如何对待1949之后的中国——美媒评介新书《迅雷之势》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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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评价马克思?：
1、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美国思想界的地位远没有在中国的高。 2、美国虽然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
如何评价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在何萍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中,整个第四编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分析马克...
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看待马克思：
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寻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被习惯公...
西方国家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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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思想家第一人,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人又“回到”马克...
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热潮：
目前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热潮是宣扬改良版的斯大林主义(即特色理论体系),以维护官僚主义者阶级专制统治...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界是怎么死的｜政见CNPolitics
图片来源：rdesign812/Flickr
由斯考契波发起的一场学术论战，将马克思主义扫出了美国政治学的集体记忆。
张跃然/ 政见观察员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三部曲的最后一篇，该系列的前两篇为《》和《》。
如果你今天问一个在美国念政治学的学生「你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吗」，对方很可能一脸懵逼——「那是什么？能吃吗？」
的确，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感形同于无。抛开政治理论研究不谈的话，几乎找不到年轻一代的实证研究者在承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脉络，几乎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界「衰落」了——事实上，它从来都没有兴盛过，也就谈不上衰落。但是，在美国政治学百余年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学者尝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在特定的时刻，这些尝试创造了机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完全有可能在美国政治学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尝试为什么失败了？美国政治学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在那些充满可能性的时刻，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著名政治学家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激起的一段学术论战，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斯考契波：忘掉马克思主义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风起云涌，激进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政治学也不例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尤其是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思想开始被美国政治学界所注意。而一批年轻的美国政治学者——比如 Ira Katznelson、Frances Fox Piven、Adam Przeworski、Dietrich Rueschemeyer、Fred Block 等人——也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实证研究中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小阳春就要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斯考契波走上了舞台。
其实，斯考契波本人学术旨趣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小的关系。在她读博士的时候，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而后者最著名的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被许多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经典作品。
1979 年，斯考契波出版《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一时引起轰动。她在书中主张，不能将国家看做是某些阶级或社会力量的附庸或工具，国家就是国家本身，国家的统治者和官僚是拥有独立意志、利益和能力的行动主体，这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虽然她在书中将国家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范式对立起来、并一再批判后者，但她自己的分析框架依然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强调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比如地主阶级与国家统治者的斗争角力、国家制度结构的崩溃对农民抗争的促进作用。
但一年以后，在一篇影响力极大的论文中，斯考契波将她的「国家中心主义」进一步绝对化，更为猛烈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斯考契波认为，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和公共政策制定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三条解释路径。
第一，「工具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行为受到资产阶级——至少是一部分资本家——的直接控制。
第二，「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中的政治精英完全可以是独立于资本家的，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可以跳出特定资本家的个体利益、调和不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稳定、保护资产阶级的长远整体利益。
第三，「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当被压迫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发起抗争行动时，国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导致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下降的时候。
在斯考契波看来，这三条解释路径都是无效且错误的，因为它们忽视了国家、政党等政治因素的独立作用。一方面，作为独立的政治行动者，国家掌权者、政党领袖并非被动地回应或服务于各个阶级，而是主动地塑造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结构、制度设计、之前制定的政策，这些政治遗产极大地限制了各个行动者的行动空间。
因此，她声称，任何针对国家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分析，必须从政治舞台本身出发，将国家和政党——既作为行动主体又作为制度结构——放在分析的中心，而不是优先考虑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
为了支持这一理论立场，斯考契波分析了美国 1929 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制定，尤其是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国家劳工关系法》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法案，它首次从制度层面确认了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禁止雇主对工会事务的干预，并设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保障上述权利的仲裁机构。这一劳资关系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
斯考契波断言，马克思主义的三种解释路径，都无法解释美国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
「工具主义」理论强调资本家对国家的控制，但《国家劳工关系法》在几乎遭到资产阶级一致反对的情况下还是出台了。「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国家中的政治精英可以是独立于资本家的，但当时美国联邦层面国家机器的弱势和碎片化根本无法支撑这种独立性。「阶级斗争」理论强调被压迫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抗争行动的重要性，但斯考契波认为，1935 年以前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工人抗争动员能力的增强恰恰是《国家劳工关系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她进一步说明，对《国家劳工关系法》的通过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因为瓦格纳对推动《国家劳工关系法》出台的重要作用，这部法律又被称为「瓦格纳法」）的主观能动性。而民主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优势、议会与总统的博弈、早期新政政策的失败，为瓦格纳等人的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换句话说，斯考契波认为：在这段故事中，与国家的制度、结构、政策遗产相比，尤其是与国家中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国家之外的阶级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十分有限。
通过对纯粹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强调，斯考契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盖棺论定式的否定。
年轻的挑战者：斯考契波错了
对斯考契波最为有力的挑战，来自一位年轻的政治学家。1989 年，时任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的 Michael Goldfield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论文，对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共产党等激进组织在动员中发挥的作用，是促使法案出台的最主要原因。显然，这一解释的内核，是斯考契波批判的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
斯考契波之所以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是因为她断定 1935 年以前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但在 Goldfield 看来，斯考契波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一方面，斯考契波所使用的衡量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强弱的指标——比如公会成员数量和罢工次数——根本无法反应 1930 年代初期劳工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尤其是劳工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结。另一方面，在定量地衡量劳工运动强弱的时候，斯考契波无视了当时劳工运动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在共产党带领下，劳工运动持续不断地激进化。
Goldfield 指出，1929 年大萧条造成的失业率高企，使得失业工人的抗争行动在劳工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先锋角色。然而，因为失业工人既不可能组织工会也不可能发起罢工，所以这些抗争恰恰是公会成员数量和罢工次数等指标无法包含的。
自 1930 年开始，共产党人在多个城市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失业工人示威集会，且频频使用暴力抗争手段。在 1931 年的芝加哥和 1932 年的底特律，示威集会现场甚至出现了列宁的画像。通过媒体的传播，这些示威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影响。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间、在学生中间、在非裔美国人中间，激进化的政治动员也在快速扩散，共产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许多独立的进步主义政党也陆续涌现。可以说，整个美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激进氛围。
在这种大背景下，产业工人的自我组织和抗争行动也不可避免地激进化了。虽然从工会规模和罢工次数上看，产业工人的抗争幅度在 1934 年之前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激进的抗争方式大大加强了劳工抗争的影响力。
而 1934 年，可以被视作美国劳工激进抗争的总爆发。一年之内，在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先后爆发了三起近乎于革命一般的大规模暴力罢工。这三起罢工不仅均由激进组织领导，而且获得了失业工人和农民的鼎力支持。它们大大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争士气，在许多地方引发了罢工潮。
这一局面带来了两大后果。第一，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中间，一种「革命就要到来了」的恐惧开始蔓延。第二，此前一直掌控劳工运动走向、立场较为温和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发现，他们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力开始被激进组织、尤其是共产党人所蚕食。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必须要为了避免他们眼中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而做些什么。看起来，暴力镇压不是一个好选择。许多人害怕，对劳工运动的镇压很可能使得劳工运动更加激进，反而加速革命到来。不少掌权者认为，资本家对工会组织的抵制，以及政府对资本家破坏工会的默许，恰恰就是导致劳联影响力下降、激进势力在劳工中抬头的重要原因。
这样一来，对政治精英们来说，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对劳工作出有限度的妥协，将劳工的抗争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从立法层面支持劳联等温和保守力量领导劳工组织，从而消解激进组织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一构想之下，《国家劳工关系法》才获得了多数政治精英的支持。Goldfield 援引档案说明，在法案交付表决前的多次议会辩论中，「再不通过这部法律，工人就要革命了」在当时的议员们中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
有趣的是，在关于是否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资本家们都表示反对，因为对工会组织权和工人罢工权的法律确认显然会损害资本家个体的短期经济利益。因此，政治精英们对法案的支持，恰恰也印证了「功能主义」的观点：独立于资本家的国家政治精英，常常能摆脱资本家个体的短期利益考量，而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稳定、保护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Goldfield 总结道，《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这个故事的本质，是政治精英在面对急剧激进化的劳工运动时，为了避免革命、保全资本主义制度而做出的必要妥协。
一轮刚正面
1990 年，斯考契波与合作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文章，对 Goldfield 的解释提出质疑。在她们看来，Goldfield 的阶级斗争框架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1933 年出台的《国家工业振兴法》，已经给了工会以名义上的保护，但其中的条款缺乏有执行力的制度设计，也没有禁止黄色工会和雇主对工会事务的干预。1934 年六月，议会再次通过了一项法案，重申以上条款。而在短短一年以后，《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否定了之前法案中对劳工权利有名无实的保护，建立了制度渠道保障工会组织权和工人罢工权、禁止黄色工会。
斯考契波提出的问题是：从 1934 年到 1935 年，议会对劳工权利的立法保障在短短一年之内从「有名无实」变成「有名有实」，如何解释这一重大转变？ 年间，劳工抗争的规模和烈度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这个不变的因素无法解释议会态度的变化。
斯考契波进而指出，在这关键的一年中，有两个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促成了《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
第一，在 1934 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席位出现明显增加（众议院席位从 313 上升到322个，参议院席位从 59 上升到 69 个）。这种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议席增多的情况，仅仅是南北战争之后第二次出现。与此同时，立场较为开明进步的共和党议员和独立议员的数量也增加了。中期选举的结果，改变了议会的整体政策倾向。
第二，从 1934 年后期开始，《国家工业振兴法》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这部法律没能扭转经济颓势，甚至使衰退变得更严重。 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制度特点，比如行政机关的弱势、对商业组织的依赖、立法与司法机关的制衡能力，实际上注定了《国家工业振兴法》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业振兴法》所代表的劳工政策路线及其支持者也失去了合法性。这就造成了政策真空，使得罗伯特-瓦格纳等人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去说服其他政治精英，尤其是通过对《国家工业振兴法》中「有名无实」路线的批判来突出「有名有实」路线的好处。《国家工业振兴法》失败的教训，成了支持《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动力。
总结起来，斯考契波的观点依然是：导致《国家劳工关系法》出台的最主要因素在国家内部，而不在国家以外。议会成员结构的调整、早期政策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特定政治精英一下子有了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推进他自己的政策议程。
在同一期《美国政治学评论》 中，Goldfield 对斯考契波的质疑给出了回应。他认为，斯考契波的解释框架还是站不住脚。
Goldfield 首先指出， 民主党及其他进步派政治精英在 1934 年中期选举中的大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偶然事件，甚至也主要不是因为这些政治精英对于特定选民群体的策略性动员。恰恰是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和激进社会运动，创造出一种没人可以忽视的社会氛围，这种激进氛围直接左右了选举结果。
其次，并不是开明进步的议员越多，议会就越有可能出台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法案。Goldfield 举例，1936 年选举后的议会中，进步派议员数量又有大幅增加，但那一届议会却没出台什么回应进步主义诉求的法案。因此，决定议会立法议程的最关键因素，不是议员的构成，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只有当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得不去做些什么」的时候，进步派议员才真正有动力和能力去回应进步主义的诉求。
Goldfield 进一步强调，不能因为劳工运动的烈度和规模在
年间没有明显变化，就认为它不能解释这一年之内议会立场的转变。社会运动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不断累积的。对政治精英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一连串暴力罢工所带来的一天天强化、一天天扩散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了」的恐惧。即使劳工运动的烈度和规模在 1935 年没有继续增加，但足以使这种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使政治精英们在恐惧感影响下转变了立场。
学术界的集体记忆与集体失忆
由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质疑与回应不能超过一轮，这一场学术论争没有再继续下去。这一场论争中究竟谁是更有道理的一方，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吊诡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论争中的一方竟然几乎被完全遗忘了，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被大部分政治学者当作「学界共识」接受下来。
甚至于，这场论争本身也渐渐被遗忘了。在政治学界的集体记忆中，斯考契波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命一击，在斯考契波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必要；斯考契波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成了后续学术研究的默认出发点。被忘记的是，对于斯考契波的批判，曾经有 Goldfield 这样的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给出过有力的回应，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学术交锋，马克思主义对政策制定过程的解释力，并不一定就不如国家中心主义理论。
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不对等，斯考契波本人的因素当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 1979 年之后，斯考契波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界成为了影响力极大的中坚一代领军人物，而 Goldfield 在论战之时还只是一个刚找到教职没几年的无名新生代。而斯考契波本人那种决绝、不留余地、有压迫感的行事风格，也进一步强化了她为学术界设置议程的能力，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日趋保守的大环境对学术界的影响，以及美国政治学界自身在二战后的意识形态保守传统。
1970 年代以后激进社运传统在美国的衰落、尤其是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术界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和合法性（对这个问题，骆斯航在《在一九八九之后》一文中进行过系统的论述：https://zhuanlan.zhihu.com/p/）。
而另一方面，因为资金来源的转变，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在研究对象和成果上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意识形态的议程所塑造，而政治学者们又需要通过一种价值中立的语言来模糊或者对冲这一意识形态背景（对这个问题，骆斯航在《政治学在美国：战争、意识形态、资金与学科发展史》一文中进行过系统论述：https://zhuanlan.zhihu.com/p/）。
更加悲剧的是，在美国政治学最近二十年的「科学化」发展中，定量数据分析和因果推断技术的使用在新生代政治学者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连斯考契波所代表的那种对政治过程的历史分析和「大理论」建构传统，也被严重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更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的复归。
然而，这样的政治学，是否还能够回应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所抛出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否还能加深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性理解？是否还能够走出象牙塔，将自身变成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学术论争史上那些被遗忘的重要时刻找回来。
Finegold, Kenneth, and Theda Skocpol. 1984. “State, Party, and Industry: From Business Recovery to the Wagner Act in America's New Deal.”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oldfield, Michael. 1989. “Worker Insurgency, Radical 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3(4): 1257-82.
Katznelson, Ira. 1998. “The Doleful Da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C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Make a Differ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2(1): 19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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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cpol, Theda, Kenneth Finegold, and Michael Goldfield. 1990. “Explaining New Deal Labor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4(4): .
Waddell, Brian. 2012. “When the Past is Not Prologue: The Wagner Act Debates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34(3): 338-357
微信编辑：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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