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完全破坏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由对大数据的垄断所造成的危机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但另一方面也将为真正的计划经济奠定基础。一旦大数据被一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所控制，以多元平等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马拥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181期

　　内容提要：考察人的发展有两个维度：一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维度，二是技术的社会形态的维度。大数据时代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它有三个特征：人工智能、万物互联和算法为王。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将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成为“无用阶级”;万物互联将使个人失去自主性，成为大数据的奴隶;算法为王则可能使人工智能反过来统治人类。这种分析仅仅抓住了技术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忽视了经济的社会形态从短缺经济时代到过剩经济时代的过渡。只有结合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才能理解大数据时代的真实含义，从而看到，大数据时代不仅为超越经济的社会形态、进入真正人的社会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大数据/生产方式/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共产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是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PJC033)和上海市社科基金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WZX020)的中期成果。

　　最近，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观念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过于关注短期变化的新奇性，未能把它们与大数据时代联系起来，抓住其背后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特征。比较起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部著作，提供了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值得高度重视。按照《未来简史》的看法，大数据时代有三个主要特征，即人工智能、万物互联和算法为王。在赫拉利看来，这三个特征都表明，大数据时代人的发展前景堪忧。赫拉利所忽视的是，人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由技术的社会形态决定的，而是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和技术的社会形态共同决定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大数据时代在经济社会形态中相当于过剩经济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也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与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因此不仅意味着科技和经济的新升级，而且意味着社会和人的新发展，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有技术的社会形态，也有经济的社会形态。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期，恰恰是技术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大数据时代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共同开启的时期。因此，研究大数据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未来前景和发展方向，以及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划。

一、时代划分的数据技术标准与经济社会标准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在《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等著作中，赫拉利试图证明，动物有两个世界，即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而人则有三个世界，即除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外，还有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即社会世界。对社会世界既需要从技术的社会形态去理解，也要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去理解。其中赫拉利更强调的是前者，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后者。

　　赫拉利提出了一种对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新的数据技术标准。根据生物学的最新发展，他提出“生物即是算法”①，认为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是算法的自我演化，优胜劣汰的过程本质上是算法优化和升级的过程。问题是生物进化只能说明到人类产生为止的过程，不能说明人类中的一个特定的物种——智人的发展过程。作为智人的后代，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同为人类，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智人更大，身体也可能更强壮，为什么恰恰是智人得到了生存和繁衍，成为仅存的“人类”，而人类的另一支尼安德特人却灭绝了呢?在赫拉利看来，这是由于智人实现了社会合作，而尼安德特人却满足于自然的生活。是人的社会本质让智人在进化过程中胜出。赫拉利把“社会”理解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在他看来，正是“互为主体”这一点，使智人能够结合为一个个集体，从而以组织起来的整体的身份面对自然界，这使智人拥有比动物和其他人类更大的力量。要组织成为整体，就需要数据管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管理的水平来确定社会和人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更关注经济的社会形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他曾经划分过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②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谋生的方式即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人们谋生的方式又制约着他们的全部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马克思根据生产方式划分了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社会、古典古代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加上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称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于技术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则主要研究了后两种生产方式所对应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④自马克思逝世以来，对技术发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使我们有可能研究三大形态背后的技术基础。其中赫拉利的看法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赫拉利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关注的并不是古代经典或预言中的梦想，而是科技和经济，这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更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到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记了灵魂和来世。“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⑤遗憾的是，赫拉利只是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对近代以来社会即人文主义时代的描绘，没有注意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仅仅适用于人文主义时代，而同样适用于以往各种技术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如果把古代称为神本主义时代，那么，在赫拉利看来，古代社会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信仰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神是否存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神的信仰把人们组织起来，从而能够以集体的身份面对自然界，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在这一意义上，赫拉利认为“神”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交互主体性”对象。并不是神本身，而是对神的信仰把人们凝聚在一起。这等于说，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但在马克思看来，事情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信仰某个神，是由于它有助于人们在整体上更好地谋生，而不是把人们引向灭亡，因为如果某个神把人们引向灭亡，它自身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正是“交互主体性”的含义。由此看来，赫拉利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或许是由于他只是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没有注意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论断。只有从“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论断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⑥;同样，只有理解了“人们之所以能够持续信仰某个神，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有助于他们的谋生”，才能理解为什么恰恰是信仰把人们组织起来，形成社会这种“交互主体性”。

　　一旦谈到社会组织形式，数据管理就被提上了日程。如果说“生物也是算法”，那么从技术方面看，“社会就是数据管理”。无论是古代埃及、巴比伦、中国，还是欧洲中世纪，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都与数据管理水平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近代社会了。并不是像黄仁宇先生讲的那样，只有近代资本主义才有“数目字管理”。当古埃及人组织由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的公共工程时，没有数据管理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关于土地和人口的管理了。很难设想，离开数据管理，中国古代的税收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怎么可能会支持一个庞大的政府和军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文明总是与文字、货币的发明进而与数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丈量土地需要几何学，收税需要算术乃至代数学，资本主义企业的复式簿记需要会计学，现代国家管理需要财政学，如此等等。这样看来，不仅整个自然科学(physics本义即“自然学”)需要数学，人类社会也需要数学。算法和数据是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体现，是社会的量的规定性。

　　科技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经济社会变革，但是两种变革并不是同步的。用数据技术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按照生产方式划分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并没有对应关系，反倒是与“三大社会形态”有较强的相关性。在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尚未得到应用，因此数据管理仅限于经验层面上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人本身也被当作物，因而对社会的数据管理可以上升到科学层面，虽然按照马克思的标准，这样的科学不过是“异化”的科学。只有在自由个性时代，数据管理才能服务于人的发展，人不再是首先必须考虑谋生、然后才能考虑其他方面发展的经济人。

　　赫拉利忽略了第三大形态中人的发展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关系，导致他忽略了马克思其实还有一种两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即关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人类社会的划分⑦，而这种划分恰恰与“小数据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划分相对应。如果我们把大数据时代之前的算法和数据管理时代统称为小数据时代，那么可以发现，它恰恰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到资本主义为止由“经济人”构成的市民社会时期联系在一起，而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即人类社会恰恰与大数据的公共占有和公共管理相关。大数据不仅为更高水平的公共管理提供了手段，而且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国家不可能掌握全部供求数据。大数据恰恰提供了这种手段和可能性。

　　然而，如果大数据像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和生产资料那样仍然归私人占有和管理，这种手段和可能则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少数人升级为超人，多数人成为经济上的无用阶级。

二、大数据时代“经济人”的悲观前景

　　大数据不仅意味着所有小数据联通为一个整体，而且意味着数据管理范围的拓展：不仅自然界实现了数字化、社会实现了数字化，而且人本身也实现了数字化。很多人都把工具视为人体的延伸，把电脑视为人脑的延伸。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意味着人体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字化，而新工业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则意味着人脑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字化。我同意赫拉利的看法：到21世纪，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也必将被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联通到网络中。这是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数据时代只是表明技术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自我超越准备了技术条件，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必然进入新的阶段。只有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实现自我超越，人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具备其充分条件。技术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都是交互主体性的表现。前文谈到，作为交互主体的社会本身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层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一旦作为一个交互主体，那么，它所面对的自然界就成为共同对象即社会对象，由此形成了“交互主体”与“社会对象”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交互主体(或类主体)的发育程度，对应着自然界的社会发育程度即它作为社会对象的发育程度。⑧自然界作为个人的客体和作为社会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个人不仅面对自然环境，而且面对社会环境，而异化劳动使人在两种环境中都被异化一样。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研究了随着私有财产即资本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体和社会对象必将被解放出来。20世纪以来，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走到了只承认“社会的自然”、否认“自在自然”的错误方向上，以至于一方面只知道强调社会生活的“异化”，另一方面却只知道自然界的社会化，而没有考虑到，人和自然对立的根源恰恰在于，随着社会的异化，自然界本身也被异化了。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不仅在于主体性的发展，而且在于交互主体和社会对象的发展。

　　必须超越赫拉利单纯从技术的社会形态角度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研究大数据时代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指的就是个人，它体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和财产的含义。自由意即个人自由，正如财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一样。从“人权”的角度看，自由的含义是指做任何不妨碍别人的事情的权利，因此“别人”就构成我的自由的界限，而不是我的自由的扩展。马克思评论说：“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⑨“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同样，私有财产意味着“我的”就不是“你的”，“你的”就不是“我的”，因而是一种把人和人分隔开、对立起来的财产。马克思评论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可以被视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⑩。从自由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看，自由并不是没有任何历史前提的，摆脱对他人的依赖需要物质基础，这就是财富或私有财产。在人与人对立的情况下，财产是自由的基础。人要获得自由，首先就必须通过谋生的活动来谋得财产。而超出自己需要的财产则转化为资本，成为占有无产者剩余劳动的社会权力，进而成为奴役无产者的基础。

　　正是对财富的无度追求，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把数据管理应用到企业中，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韦伯所强调的复式簿记制度的发展，就为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奠定了基础。由此，数据管理不再仅仅限于公共事务，而是逐渐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人的发展的有效手段。问题是人与人的分隔和对立同样扩展到作为法人的资本主义企业，扩展到整个生产和生活领域，导致数据也被隔离开来，不能分享。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正如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是互相分离、彼此对立的。为了保证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各个企业之间一方面尽量攫取数据，另一方面对其他企业封锁数据。资本主义在企业或法人层面采取集中式数据管理，在社会层面却采取分散式数据管理。这就使企业的效率不能充分转化为社会效率。相反，由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社会所保护的仅仅是人与人分离和对立的权利，而不保护融合和沟通的权利，社会本身就成为经济的附属物，交互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经济上讨价还价的交换关系，表现为“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数据管理由此成为拥有数据的人的权利，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权利。

　　脱离经济的社会形态，就很难看到交互主体与社会对象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数据管理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凭借对数据的占有实现对他人的统治的问题，因而对于大数据的社会意义也很难有正确的估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大数据必然落到大企业和有钱人手中，正如在此之前人和自然都已经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一样。现在在网络上做什么都要求登记个人信息，而人们对由此造成的个人信息权利的丧失并没有应有的警惕。为了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者为了参加一个小游戏，也许是为了网购，我们亲手把个人信息交给各大企业，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自己的数据自由和数据财产。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来含义，即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划分，掌握大数据的人将成为数据资产阶级，而交出数据的人则成为数据无产阶级，由此造成人的发展的分化。有些学者甚至造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用赫拉利的话说，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钱人将成为超人，而原来的无产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

　　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是指丧失了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的阶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之所以战胜了精英进化主义，正是由于它认识到无产者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吸收进自由主义体系，给予无产阶级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仅限于为经济和军事所必需的限度之内。用马克思的话说，无产阶级并没有改变没有资产(或资本)的命运，无产者的地位的提升只不过表明，他们由悲惨的奴隶变成了体面的奴隶。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政策，也只是保证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赫拉利谈到追求快乐和不死、升级为神，这都限于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而不会普及到穷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购买力，成为大数据的拥有者和大数据时代的消费者。随着人工智能取代大部分工作，由于绝大多数人将会失业因而丧失固定收入，他们虽然可由社会提供肉体生存的条件，但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大数据时代的服务如昂贵的医疗服务、头脑和身体的升级等服务，只好沉湎于廉价的电脑游戏中不能自拔，成为网瘾一族。在上层人士看来，能够让无用阶级实现肉体生存已经是极大的慈善事业，没有必要让下层人士在身体和智力上升级，成为危及自身阶级地位的竞争者。

　　有些人更进一步，认为人工智能或机器算法会统治人类。我们看到，“无用阶级”的前景已经足够悲惨，足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悲惨的可能性虽非杞人忧天，但却没有必然性，相反，人工智能或机器算法统治人类的前景对于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同样都是威胁，反而有可能使人类团结起来。按照赫拉利的看法，智人之所以在进化史上胜出，并不是单纯由于算法或数据管理，更由于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由于智人的团结。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数据管理只是流，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才是源。只有在排除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可能性之后，我们才能说，人类的前景必然是悲观的。相反，随着技术的社会形态走向大数据时代，如果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形态走向结束从而建构起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人的发展：可能与现实

　　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并不是人的唯一价值，因而，失去了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并不意味着失去了人的全部价值。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全部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前面谈到，马克思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市民社会的特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特点则是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时期。因此，从社会发展两形态的理论看，“失去经济价值”并不是坏事，“失去军事价值”更是人类的幸运。这恰恰使人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凸显出来。

　　市民社会终结和人类社会开端的时代，也是史无前例的价值变革时代。迄今为止的全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因此都以“经济人”作为基础，不仅把人分裂为经济人、政治人、意识形态人等，而且使政治人、意识形态人等从属于经济人，从而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之所以把这样的社会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或广义的“市民社会”，恰恰是为了表明人的经济价值相对于他的政治价值、意识形态价值的重要性，因为片面突出经济价值，并使政治价值、意识形态价值等从属于经济价值，正是短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表现。相反，随着过剩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到来，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将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将让位于对社会财富、政治财富、文化财富乃至生态财富的追求。人们终于可以超越单纯的经济标准，先是用社会标准、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后是用自由个性的标准看待人类。经济价值将不再成为主导价值，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才成为主导价值。大数据不仅没有排除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向“人类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反而为这种变革提供了手段。

　　那么，为什么像赫拉利这样的杰出学者看不到价值变革的可能性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赫拉利缺乏共产主义视野。他把人本主义(赫拉利《未来简史》中译本翻译为“人文主义”)同资本主义混淆起来，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第一，相对于神本主义，赫拉利划分了三种人本主义，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进化主义，其价值主张分别是自由、平等和进化。赫拉利没有看到，这三种价值主张都以短缺经济作为前提，因此都把经济价值作为核心，其中，自由主义和进化主义都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资本主义表现的是资本自我增值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利润至上主义和拜金主义。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曾经划分了多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面向过去的社会主义被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面向现在的社会主义被称为“保守的社会主义”，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称为“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赫拉利误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通常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与片面追求“平等”的蒲鲁东社会主义混淆起来，看不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以过剩经济作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自由”“平等”和“进化”三种以短缺经济为前提的价值在过剩经济时代都将被超越。对于马克思来说，相对于经济价值，非物质价值、非经济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只有“经济的社会形态”被超越，经济人、政治人和意识形态人的分裂才能被超越，人才能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也只有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通常认为，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这种看法忽视了作为交互主体性的社会性。自由、平等和进化，更多地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关系。因此，它不仅依赖技术的社会形态的演化，更要依赖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化。赫拉利研究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主义如何战胜自由主义和“科技人文主义”，却没有研究数据主义本身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这种生产方式能够被超越，那么数据主义就不可能战胜科技人文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自我超越。这不仅是他早年的一种哲学结论，而且是《资本论》的科学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表现为能够带来余额的货币，因此资本是由货币转化来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且研究了资本还原为货币的条件，即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就不再是资本，因为一旦不能带来余额，它就还原为货币。在现实生活中，这意味着，一旦利润率为零，资本家就不愿再投资，而宁愿持币待购，其必然结果就是工人失业。工人失业的结果是有效需求降低，从而导致相对过剩加剧，使资本主义生产陷入危机。在整体的过剩经济没有出现之前，危机只不过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手段，因此并不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存，而只是使利润率呈现整体上的螺旋式下降。然而，一旦整个社会的生活必需品过剩，即不仅价值生产出现危机，而且使用价值生产出现危机，那么，资本主义灭亡的时刻就到来了。因为工人一旦由于失业而无法生存，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

　　事实似乎“证伪”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反倒是苏联和东欧倒下了。但在赫拉利看来，这种看法只是出于对科学理论的误解。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实证科学，而是一种“历史知识”，这种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马克思的预测之所以没有实现，恰恰是由于不仅他的追随者和工人阶级，而且资本家阶级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和克林顿都采纳了马克思的观点。赫拉利以克林顿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12)赫拉利的结论是：马克思的预言之所以未能实现，恰恰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吸收了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政策克服了“相对过剩”的危机，从而一方面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赫拉利认为未来社会虽然绝大多数人会失业，但社会能够养活他们，这种前景就是基于福利社会的设想。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剧变，在赫拉利看来是由于它们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从而使苏联经济失去了比较优势，“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13)。照这样说来，如果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能够紧紧跟随科技发展的步伐，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才是。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大争论，当时正是由于缺乏大数据这一条件，使奥地利学派否定了兰格关于经济控制论的设想，而现在大数据则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条件，赫拉利就更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赫拉利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原因不仅在于他没有真正搞清楚唯物史观的含义，而且在于他缺乏辩证法的视野。与一般设想的共产主义两阶段(即作为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论不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共产主义阶段论的看法。当时马克思还在用“私有财产”来代表“资本”概念。他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的阶段、私有财产的否定阶段和“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表现为所有的人都想做资本家，因而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取得统治地位，人们认为只有能用钱衡量的才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私有财产的否定表现为，人们初步认识到，货币只不过是一种购买力，资本只不过是对无产者的劳动能力的支配力，因此货币和资本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权力，从而对资本的否定也就是对这种社会权力的否定，表现为政治的共产主义和经济的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则表现为，人们终于认识到一切力量包括社会货币和资本在内的社会权力，都只不过是人本身的力量的异化表现，因此应当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4)。正是在第三个阶段，社会不再涉及私有财产，而成为人的发展的尺度，由此形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后的两个阶段，即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和人的完全独立即自由发展的阶段。(15)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中，还研究了需要的异化和人化现象。正如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平等”并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经济平等，而是每个领域按照其价值尺度都有其不同的“平等”标准。马克思所研究的“需要异化”表现为用经济标准衡量一切，把所有需要都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从而把“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贪财欲”之中(16);“需要的人化”则意味着不仅经济需要或物质需要，而且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各归其位，各自按照其固有的尺度往前发展，“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7)。所谓自由个性，只有在这种“多元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马克思没有考虑人类社会这种崭新的社会形态需要何种技术基础。毕竟，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过剩经济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还主要是一种局部的现象，特别是英国的现象。但是到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展开，过剩经济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到21世纪，中国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新经济”恰在西方滞胀危机以后出现，这决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看，新技术革命可能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但由于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经济所要满足的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是所谓“弹性需求”，即超出生存需要的那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因此并不能改变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而只能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速度。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完全破坏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由对大数据的垄断所造成的危机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但另一方面也将为真正的计划经济奠定基础。一旦大数据被一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所控制，以多元平等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①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⑤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2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哲学的贫困》初版时“生产方式”原为“物质生产率”，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⑧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像费尔巴哈一样，把交互主体称为“类”，交互主体与其对象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用语中是类主体和类对象的关系。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用“交往”或“社会”概念代替了“类”概念。因此，赫拉利的交互主体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相互交往的主体”，即“社会”的概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0页。括号里的“自由”一词是笔者根据上下文补充的。

　　⑩同上书，第4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12)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51页。

　　(13)同上书，第24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16)同上书，第227页。

　　(17)同上书，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