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与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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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与工农联盟
列宁主义与工农联盟——献给劳动者的节日?
作者：薛遒
发布时间： 12:00:13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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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与工农联盟
——献给劳动者的节日?
　　什么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
　　列宁新民主主义的鲜明特征——“工农联盟”。
　　从列宁的“一国革命论”到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列宁新民主主义挣脱西欧“议会”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开拓出一条苏联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列宁创新马克思理论;斯大林延续列宁，将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升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东欧革命和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
　　斯大林主义铁流前驱，鼓舞毛泽东思想、金日成主体思想、铁托社会主义……，共同丰富与推进列宁主义。
　　一定尊崇“西欧模式”，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走向社会主义吗?
　　列宁甫一亮相，便以鲜明的独立人格和崛起的英雄气概，显示出与第二国际领袖以及俄国孟什维克甚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深刻差异。他豪迈地代言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动精神：“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适应’是永远不会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个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为开拓的实验!
　　斯大林，这个双脚深深扎进俄罗斯大地的巨人，以更强烈的独立人格服膺列宁的理论创新。他野性地推进这个挑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见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
　　俄国凭什么开辟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
　　当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在与资产阶级联盟中宣告破产的时候，列宁新民主主义的工农联盟却赢得满堂彩。
　　斯大林坚定一个信念：在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俄国，必须联合农民打江山、坐江山。他说：“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功绩，就是工农联盟。”(《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作为一个将农民革命性发挥到极致的农民之子，斯大林有着太多的农民的根性、农民的感情、对农民利益的认同和改造农民的欲望。
　　甚至列宁被“不断革命”的激情推动，几乎放弃“工农联盟”的时候，斯大林依然默默地支撑着工农联盟。无论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中，还是十月革命后，即使在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背叛革命，鼓动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斯大林依然冷静地坚守最后底线：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
　　这是列宁传给斯大林的衣钵。
　　列宁“新经济政策”部署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退却;然而，列宁临终前重新定义“新经济政策”，&以升华“工农联盟”的期待，下达了向资本主义的反攻令。
　　退却还是进攻?
　　进攻!在十月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托洛茨基成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紧密连接二者的纽带——“不断革命”!
　　退却!“战时共产主义”受挫，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向农村小生产让步，开放资本主义。他说，“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先锋队的作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然而列宁没有赢得全党。
　　托洛茨基后来在批评斯大林的时候，委婉地表达了与列宁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由“‘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蜕化的开始。”(《斯大林评传·补遗》)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
　　季诺维也夫后来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同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因而严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退却还是进攻?——列宁逝世，问题被重新提出，而且更尖锐。
　　托洛茨基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他严肃指出私人资本发展的危险，拒绝“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工人政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一九0五年·序》&转引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工人对农民的战争!
　　如同中国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样，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尽管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但彼此间的“斗争并不像局外人看来那样在深奥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而是在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
　　什么根本问题?
　　工农联盟。
　　围绕“工农联盟”，布尔什维克领袖集团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
　　两条什么路线?
　　19世纪末，列宁、考茨基从不同角度提出“新民主主义”。20世纪初，斯大林、托洛茨基从不同角度解读“新民主主义”。
　　托洛茨基认同新民主主义。1905年，他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斯大林评传·附录》)
　　——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
　　但是，无产阶级力量薄弱，是附庸考茨基新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还是追随列宁新民主主义，与农民建立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徘徊不决。列宁批评他：“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强烈的独立人格，促使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布尔什维克之间艰难求索。他困惑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观，又难于接受“农民”这个落后的封建关系的载体。直到去世前，他对“工农联盟”依然保持着理论上的谨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但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斯大林评传》)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托洛茨基很清醒：“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进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和平纲领·跋》)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阶段呢?
　　新民主主义!
　　列宁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间的模糊;列宁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的界说，这个界说是“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朦胧。
　　然而，这个“模糊”和“朦胧”，恰恰是新的理论和实践为着诞生的曦光。
　　就像中国京剧《三岔口》的夜战，分明的生死搏斗，却难辨敌我动向。那每欲制对方要害的一刀，全凭着灵感和嗅觉。
　　列宁说：“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那么，“新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斯大林说：“我们整个制度终究是既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整个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转引自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
　　那么，“过渡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列宁“摸着石头过河”，斯大林也“摸着石头过河”。
　　可贵的是，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牢牢地“摸”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石头”。这和后来中国邓小平“摸”着生产力的“石头”，而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成为引人深思的对比。
　　新民主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石头”，&则是工农联盟。
　　这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特色：“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很有点儿强词夺理!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是无产阶级和私有者阶级的联盟?
　　承认这个联盟，就是承认农民分享政权，承认农民有权按其阶级本意发展资本主义，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不能分享政权，就不能不被强制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就没有工农联盟。
　　斯大林的理论难以自圆。但是，何须自圆?它不由分说地带着朝气和霸气横空临世。
　　事实上，理论一旦浑圆，也就失去生命力，只能画饼充饥了。
　　托洛茨基占据理论的制高点：农民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转引自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托洛茨基为什么自缚于“与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胜利”的理论枷锁呢?
　　因为，托洛茨基从来不是列宁的追随者。他与列宁是两个巨人从不同的理论基点为着十月革命的殊途同归。
　　托洛茨基的理论之根深深地扎进考茨基新民主主义中。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对考茨基新民主主义的保守运行中破产;那么，托洛茨基则在对考茨基新民主主义的激进张扬中，与列宁的“一国革命论”走到了一起。
　　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的激进，将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诉求，予以极端化的张扬;而苏维埃政权则被视为“不断革命”的鼓风机，无产阶级专政的诉求被这个鼓风机吹成巨大的泡沫。
　　托洛茨基咬定“社会主义”，不肯为“苏联特色”作变通。他把列宁的“一国革命论”当作权宜，在基本理论上回归第二国际：“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主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和平纲领·跋》)
　　因此，欧洲革命迫切地提上日程。在苏维埃政权被包围之际，他主张调红军支援西欧革命，进攻波兰，夺取华沙，挺进西欧;他想组织几万人到印度，从亚洲开发世界革命。他坚信：“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这是世界社会主义。托洛茨基高瞻远瞩：但见他帅旗挥处，铺天盖地的红色旋风劲舞狂沙，转瞬间，吞没资本世界。
　　托洛茨基也“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石头”。但是，一刻也不停歇的进攻和“不断革命论”的强烈逻辑，把托洛茨基自己逼成了孤家寡人。
　　从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到1924年列宁逝世，十年动乱，十年熬煎，数千万人战死战伤，整个民族苟延性命于乱世，饱尝冻馁于兵燹。俄罗斯的天累了，地累了，山川河流累了，人民累了。革命抑或复辟，专制还是官僚，都已不重要，人民只想留一口残喘，吞一片面包，休养生息，而不愿成为托洛茨基赢取世界革命的筹码。
　　激进的托洛茨基几乎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排斥了俄罗斯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体，也就同时排斥了与这个群体血脉相连的工人群体甚至布尔什维克党员群体：“俄国党组织越来越右倾。……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光明前景，日常工作淹没了人们。许多人把驿站当成了终点站。……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反动的时期。……深层的反动分子正在浮出水面，他们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十月革命的主张。”(《托洛茨基自传》)
　　那么，备受指责的人民，又怎能不抛弃托洛茨基呢?准备“革”&大多数人“命”的托洛茨基，怎能不落个被大多数人“革命”的命运?
　　苏联党员投票——72万4千：4千，托洛茨基完败，斯大林完胜。
　　不能否认托洛茨基理论的深刻：“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评传·附录》)50年后的苏联解体证实了这一点。
　　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能够为推动世界革命，以苏维埃政权新孵之“卵”去击资本世界百年修炼之“石”吗?为什么不直面资本主义包围，披荆斩棘，创建红色根据地，探寻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之路呢?
　　斯大林占据了实践的制高点。他一语中的：“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
　　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论列宁主义基础》)
　　“最大后备军”!——谁漠视农民，谁就粉身碎骨。
　　你要领导农民，就要适应农民;与这个庞大群体的任何对立，都要付出代价。而且，事实上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并没有真正从农民的阴影中走出，它的领军者铁托、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们不管自觉与否，都必须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20世纪，这是最广大的“人民”构成，是“人民领袖”最实在的基础。
　　斯大林承担起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未竟使命：争取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后备军变成无产阶级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工农联盟!——扭转乾坤的历史创举。
　　世界进程并不同步。社会主义运动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创建了“西欧模式”，在经济落后国家为什么不能创建“苏联模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与其说是理论的逻辑归宿，毋宁说是对实践呼唤理论的回应。它实在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却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能记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根本点——实践性，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工农联盟”是基于马克思理论精髓的创新。
　　什么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说：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一卷)
　　工人政党不能淡化这个本质，不能因条件不成熟而放弃革命，它必须在实践中创造条件推进革命。“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马克思：《致卢格》)
　　工农联盟，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条件不成熟时的特殊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迂回曲折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以对农民的让步，赢得最庞大的群体，确保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
　　新经济政策将列宁“一刀切”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大打折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忧心如焚：新富农阶级产生，农村中雇工、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潮流。
　　斯大林也说：新经济政策“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关于党的任务》)
　　局势严峻。
　　那么，是否应该停止新经济政策呢?
　　斯大林说：“现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单向过程。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双向过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所谓“双向过程”，就是认同发展资本主义。
　　这是列宁心中的块垒。
　　列宁不得已开放资本主义。他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监督。”(《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他临终前耿耿于怀的，是消除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刹住资本主义开放之车，用集体化根除剥削，向社会主义进军。他规定了时间：“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参加合作社，必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论合作制》)
　　斯大林用了15年。
　　斯大林在积蓄力量。他赋予新经济政策以积极意义：这“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他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反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为了进攻的退却!
　　从向农民让步，到规定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导向;从利用资本主义，到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准确地把握了列宁思想的脉络：革命!
　　但是，新经济政策开放资本主义，向布尔什维克凸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一定要消灭资本主义吗?进而言之，社会主义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吗?社会主义能够排斥资本主义而独存吗?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但是，难道二者不是同一体吗?
　　被斯大林一脚踹翻的苏联哲学领袖德波林，准确地阐释了辩证法：“对立物中每一方面的对立面，不是什么别的规定，而是自身的他者。”(《哲学与政治》)
　　佛说无我，道曰归一;恩格斯指出：世界是统一的。
　　相反相成。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决不会有排斥社会主义的单纯的资本主义，也决不会有排斥资本主义的单纯的社会主义。一个消灭一个，可能吗?
　　布哈林分明感受到历史进程对发展资本关系的呼求，强烈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较早地独立认真地研究矛盾同一性并形成相应理论的为数极少的理论家之一。”(林辉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布哈林》)
　　布哈林强调对立物的趋同性，反对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主张，试图以“同一性”深化“新经济政策”理论，推进列宁思想。
　　对立还是同一?
　　围绕“工农联盟”，斯大林和布哈林展开了新形式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两条路线，依然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不同解读。
　　布哈林是列宁的忠实追随者，但绝不是列宁新民主主义的追随者。相反，布哈林在理论基点上，与他的政治敌手托洛茨基同宗。
　　托洛茨基表现为考茨基新民主主义之革命诉求的激情扩张;布哈林表现为考茨基新民主主义之妥协倾向的理性求索。
　　托洛茨基排斥农民，鼓动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割裂了工农联盟;布哈林放任农民，削弱工人阶级领导权，异化了工农联盟。
　　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肯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那么，已经颠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苏维埃政权，是不是应该在工人阶级主导下建立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使布哈林依稀看到实现考茨基新民主主义的曙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进步，发展社会主义。
　　布哈林的理念，也就是在他之后20年中国刘少奇的理念，甚至是在他之后70年即2008年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后主流派的理念。
　　这是一个什么理念呢?
　　阶级合作!
　　布哈林曾主张阶级对立，断定市场交换、自由贸易、价值、利润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些范畴。(《过渡时期经济学》)
　　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转向阶级合作。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进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
　　换句话说，也就是资本主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基于“同一性”理论，布哈林提出“平衡论”，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进步。
　　布哈林反对消灭富农阶级，鼓吹“农村雇工合法化”。他说：“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在俄国消除贫穷的政策。”(《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消除贫穷!“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对。
　　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对。
　　为了经济进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在合作中，用社会主义消化资本主义。“富农作为一定程度上的‘异物’，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
　　这与中国刘少奇提倡的“红色资本家”、江泽民推行的“资本家入党”等等，异曲同工。
　　这并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促使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催化剂。
　　然而，辩证法不仅主张对立物的兼容性，更强调对立物的相异性。任何同一，都只能在对立中体现。
　　所谓同一，决不是半斤八两，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被“控股”的合作，被控制的和谐。同一中的矛盾体，必有一方居于主导地位。这个“主导”不管是杀气腾腾，还是笑容可掬，都不允许其他矛盾体的不服从。
　　布哈林的“平衡”同样如此，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平衡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平衡发展，在实质上只能一个服从另一个。
　　布哈林沉迷于同一性，憧憬社会主义消化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但他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世界很容易使“同一性”成为社会主义的陷阱。50年后东德与西德的“同一”，东欧与西欧的“同一”，证实了这个陷阱。
　　在人类没有走出资本世界之前，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制措施，社会主义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同一”过去。
　　列宁尖锐地批评布哈林用折衷主义混淆辩证法。事实上，在阶级合作、社会和谐、经济平衡的“同一”表象下，公有财产迅速被私有化吞噬，社会财富迅速落入资本特权的腰包，却是以后苏联、东欧、中国、越南的共同现象，历史否定了布哈林。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占据压倒优势，才有社会主义消化资本主义的同一，才可望资本主义的和平长入。
　　然而，“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1/6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5/6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地，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而且，即使在这“1/6的土地上”，也遍布着千百万的小农经济，他们“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内外交困。
　　“一片孤城万仞山”。城门洞开，便是山风凛冽，寒流依旧。
　　任何改革开放，只能向资本主义开放，只能接受资本主义扩张。被围困的红色政权如果不能极为谨慎地把握开放的“度”，如果放松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压制和经济制约，只能被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与“社会和谐”的道貌岸然中理直气壮地嚼啮。
　　进而言之，对于在雨打风吹中摇摇欲坠的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肯于屈尊接受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或者调和吗?资本主义能够甘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栖身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考茨基主义的破产证实了这一真理。难道要布尔什维克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吗?
　　布哈林低估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唯一归宿，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弱小的苏维埃如果认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能使自身“泥牛入海无消息”!
　　这就是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社会背景，也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不依不饶，屡施狠手的真正原因。
　　斯大林的批评其实很客观：布哈林缺乏深刻的阶级嗅觉，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这实在不是布哈林一个人的悲剧。从第二国际到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俄国孟什维克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社会主义”，从中国刘少奇到“三个代表”到“普世价值”，都无法避免这一归宿。
　　当知识分子用良心呼唤“让世界充满爱”时，资本大鳄们却趁机巧取豪夺，把残酷的剥削压到人民身上。显然，不根除私有制，这个世界无法充满“爱”。
　　“为政者”鼓励和开放私有制，难道不就是鼓励和开放对私利的争夺吗?那么就不能不产生阶级对立，就躲不开阶级斗争这个魔魇。“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诗词·读史》)
　　——这就是历史。
　　不管你主观上多么善良，在阶级社会，你不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就必然站在资本特权一边。斯大林的批评入木三分：“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那么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斯大林坚定地站在被剥削者一边。
　　当布哈林的支持者李可夫将农业政策向富农倾斜时，斯大林极为震怒。他说：富农路线尽管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但是，在党“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战争中，李可夫分明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这还了得?共产党员，甚至共产党的“高干”竟与共产党的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穿一条裤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
　　一针见血!
　　斯大林将布哈林的“同一性”扯得粉碎。他怒斥“市场经济”：“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的必然结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共产党怎么能和工人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破裂，而和党内外的资本家、特权集团搞什么“强强联合”呢?那还是共产党吗?
　　列宁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求聚精会神地关注“新”，即社会主义指向。否则，必然滑向资产阶级主导的“旧民主主义”，即工人阶级作资产阶级的尾巴，“工农联盟”异变。
　　为着“工农联盟”的救赎，斯大林令箭抛处，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骤雨呼啸而起，迅速荡涤俄罗斯大地。
　　集体化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
　　转折之一：将分散的小生产集合为机械化的大生产。斯大林说：“必须逐步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转折之二：&富农的土地兼并和大农场主也是大生产，但那是资本剥削。共产党人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一切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根源，并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前途》)
　　转折之三：集体化运动不仅是“消灭富农阶级”，更是继列宁“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斯大林发动的第二次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斗争：“可敬的农民实际上是同苏维埃政权进行着‘静悄悄’的战争，进行着绝粮的战争。……让工人、红军没有粮食吃。”(斯大林：《致肖洛霍夫》转引自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
　　消灭农民!这是“消灭富农”后面的潜台词。把农民升华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使工农业成为共产主义大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才是“工农联盟”的实质。
　　农民倾向社会主义，又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农民的二重性。因此，工农联盟必然是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又统一，又斗争。“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斯大林：《我们的意见分歧》)
　　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斯大林在封建基础最深厚最广大的农村，用公有制强行颠覆私有制，把共产主义实验推上新阶段。这种主动革命精神，怎能不遭到旧势力的拼死反抗!
　　向富农开战，是向一个在新经济政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剥削群体开战，这个绝望的群体不能不铤而走险。“谋杀和纵火案比比皆是，党员经常被杀害，形势是很危险的。”(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
　　向农村小生产开战，是向更广大的植根于千百年来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群体开战。小农经济感受到财产共有的威胁，不满情绪强烈。他们大量宰杀牲畜，大片土地荒芜，严重破坏生产力，出现了大规模反对集体农庄的运动。
　　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反攻“，怎能不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消灭富农”是列宁的遗嘱。“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列宁：《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
　　“走公有制之路”是列宁的重托。“苏维埃政权竭力设法让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到1929年开始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告慰列宁：“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的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1936年，斯大林完成了合作制。苏联消灭了阶级，只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种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斯大林宣告：“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资本家、富农、商人和投机者被驱逐或被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完全胜利。”(《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工农联盟”，擎起一个红色宣言——
　　斯大林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是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斯大林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工农联盟，不是工人政权迁就和助长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工人政权引导和强制农民建设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以苏联特色的“不断革命”，开拓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之路。
　　(本文节选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美国学术出版社2015年3月版，题目略有变动)&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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