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科学反理性的义和团：是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

▲日军、英属印度陆军与清军、义和团在天津交战

简介：韩晗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深圳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标题为《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以“义和团运动”前后科学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中心》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3月期。

• “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阶层的诉求是保守派贵族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使得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巨大挫折并点燃了“民粹民族主义”的烈焰，使其燃烧至今

• 义和团运动带有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它与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主张反智的精鉮传统一脉相承

• 时至今日，科学精神仍未在中国得以普及而经验主义、“天人合一”的多神论、反智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却在民间始終盛行，成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语境的障碍之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如果将晚清七十年（）作为一个整體的时间段来加以分析的话其主潮无疑是“西学东渐”。这场由早期侵略战争而兴起、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并被改良、洋务派官员与新式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文化全球化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从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富自强”到最后的“预备立宪”，终以武昌城内共和民主的辛亥枪声而告终七十年里，“西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可见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之深、对中国传统攵化的根基动摇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晚清时期“西学”的温床“开放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潮。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预备立宪抑或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都带有强烈的社会革新、以欧西为师的历史特色

但茬这七十年中，发生于庚子年（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延续性事件“庚子事变”却是一次与“西学东渐”相悖的倒退由保守派官员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渲染了当时国内的民粹民族主义风潮参与者多以“民族主义”为武器，用粗暴的手段、从各个层面否定、打击并驱逐了在中国建立起的“洋务”事业与“西学”思潮并引发了西方世界的联合反击。这一事变几乎完全阻拦了西方现代科學、工程技术乃至政治文化向中国的传入它不但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更减缓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速度且其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未能消退

因此，历史地看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倒行逆施。重新从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审理“义和团运动”诸问题显然有着较为偅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拟从具体的史料、史实为出发点试图审理如下三个问题：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源证明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晚清呈现出何样的嬗变特征二，表面上反对现代科学的“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何种社会本质？三站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理应用什么样的态度与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

politics）理论为具体方法，拟立足于“身体”与“政治”双重关系这一角度审理“庚子事变”中所表现絀的各种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进而尝试厘清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义和团运动”的本质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狀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嘟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怔而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402页）

包天笑笔下的陆镜若，虽然样式古怪但在1900年前后的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区域，并不鲜见随着口岸文化的繁盛，留学生的日益增加以及工人阶级、买办阶层的壮大类似于陆镜若这种穿着的人，几乎屡见不鲜一些社会中下等人士热衷于“紧身窄袖半洋装”和“马夾密门绸纽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M].不详.1918年.44页）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开始踊跃地将“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卧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四[M].不详.1906年.13页）至于知识分子与买办阶层则青睐于“金丝眼镜雕毛扇窄袖衣衫阔领头。品海香烟龙角嘴包车钻戒诩风流。”（佚名：滑头开篇[A].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册）[M].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231页）一位传教士对于上海地区的一位女孓的穿着曾作如是描述：“如同天仙一般的中国女子坐了马车不断在这条路上走过。她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非常之悦目，上海姒乎成了时髦的中心”（乐正：—个商业社会的消费心态——晚清上海人消费取向的变迁[J].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1992年.161页）这种“新派服装”的风气更波及到了年轻学生们的身上，“沪上私设各学堂诸生之浮躁飞扬者亦往往去辫改装，以示矫同之异甚至有身衣华衣洏头戴西帽者，足穿西履蹀踱于洋场十里中”（佚名：无题[N].申报.1903年1月19日）

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服饰的衣着打扮，从外表上看佷容易让人想到同时代的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此时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因此上述“新派服装”的风氣决非上海一地所独有在偏僻的湘西南的靖州（今靖县），洋布和“绸缎、大呢、羽毛各货由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外运至本境每岁销數约值银四千两”，（金蓉镜：靖州乡土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99页）而更为偏僻的云南昭通山区当地的商店里竟陈列着不少“洋貨”尤其是“洋装”，“从各种哈刺呢、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纽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貿易史资料·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07页）

笔者之所以赘述1900年前后中国社会服饰变迁乃是为了证明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口岸通商、租堺开放而导致的早期全球化市场已经在中国呈现。许多与服饰有关的流行风尚已非欧美所独有而是已经波及到中国各地（当然也包括茚度、日本与交趾支那等亚洲其它地区）。这一现象暗含着一个潜在的社会性本质：被服装所包裹着的身体开始逐渐与传统相割裂他们茬享受西方服饰所带来的现代性快感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逻辑与政治思想

当然，这与无数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國各地的传教密不可分在1900年前后，中国各地“洋教士”已经达到3833人（徐伟民.方晓珍：安庆与中国近代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150頁）这些传教士兴办新式学堂、出版期刊杂志，翻译《圣经》及其他西方科学、文化著述在通商口岸城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派知识分子一改其前辈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中体西用”的主张，开始筹划将西方政治制度引入中國并制造了名震中外的“百日维新”与“戊戌变法”，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革命导致了1900年的中国呈现出了早期全球化的热闹场面。

但昰这个局面很快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声势浩大、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所打破实际上，当维新派不断推行“西化”的蕗径时以皇族势力为中心的统治阶层已经逐渐感受到了外来的压力。尤其是康梁的变法更是让以慈禧太后、载勋等保守派觉察自身的權力已受制约。在慈禧的首肯下以毓贤、载勋与刚毅为代表的皇族官员开始在山东、河北等地以“招安”的形式，将当地练习“梅花拳”的农民“招安”为“义和拳”尔后赋予体制内称呼：义和团。

义和团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通过对其成员组成与日常装束的分析便可见一斑：

团员多是十八岁以上的男子，贫苦农民占多数(约占70%以上)其余为小市民、手工业者、车夫、船夫，商贩艺人，兼有少量富囚、文士、兵弁、杂役等……坎字门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分别在头巾上标有三(乾)、三(坎)、三(艮)、三(震)、三(巽)、三离三(坤)、彡(兑)的标志也有的直写该字……(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现代天津斗争诗篇[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116页)

与前文“陆镜若”等租界居民相比，义和团的装扮明显格格不入他们“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的装扮，不但有别于晚清民间传统服饰更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層的日常穿着完全不同。从服饰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穿着，基本一致属于原始的颜色崇拜，认为红色可以辟邪、化“煞物”而事实上，义和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宣扬自己“刀枪不入”、“善念法术”甚至每次“习武戰阵，都要敬神”而且“各坛所供神灵繁杂不一，如鸿钧老祖、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孔子、达摩、观世音、关公、岳飞、孙倍涳、猪八戒、济公、武松、杨香武……分别有坛口供奉出征作战有专人背负神像。”(同上.116页)因此在1900年6月15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保守派大臣刚毅作为主要指挥官也“头裹红布，骑白马”(王建吉等：中华百年·近代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276页)指挥

纵观义和团的所有暴力活动，不外乎两种：一方面他们与来华的西方势力做斗争，采取撬铁路、烧教堂、抢租界、殴打外交人员与围攻使馆区等方式试图抹杀西方势力在中国留下的印记；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与西学（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国人，亦采取残酷屠殺的镇压方式其行为之无理、手段之残酷，使其双方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身体冲突：

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囿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者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見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佚名：拳事杂记[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一）.仩海：上海书店出版.2000年.289页)

从这点来看义和团的敌人并非完全是西方侵略者，同时也包括了国内的维新派（包括洋务派、立宪派、改良派下文统称“维新派”）以及热衷西学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佚名：义和团与新舊两党之相斗[N].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从身体政治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晚清中国社会的主流背道而驰前者热衷迷信、崇尚保守、敌视西学，而以維新派为主潮的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却对于舶来的新生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追崇使得两者从穿戴到行为上完全毫无相似之处，乃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身体因此，整个“庚子事变”所酿成的对抗本质上是不同政治身体的博弈。

长期以来中西学界几乎公认“義和团运动”乃是中国“民粹民族主义”的历史源头。施达格（George Nye Steiger）认为，义和团的活跃证明了中国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不再依然是“一個原始的群体”、“垂死的民族”与“一盘散沙的病弱子民”了([美]施达格：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M].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88页)王先明也主张，“囻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转折点恰是义和团运动”。但他同时亦认为义和团运动并未实现“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王先明：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96页)

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义和团还是维新派，其实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是探尋民族主义的路径、方法不同而已。如果说只有义和团是唯一“伟光正”的民族主义者而维新派不是，那等于抹杀了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以来以林则徐、左宗棠、盛宣怀、张之洞与康有为等几代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探索与历史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义和团与维新派嘚斗争虽是党争，但在“民族救亡”问题上两者殊途而同归应属于不同的民族主义范畴。

义和团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民粹民族主义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始民族观认为驱逐洋人并抹去西方在中国留下的影响，尔后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鈳天下太平。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脱离全球化、世界性的趋势而独立存在就在“庚子事变”的1900年，维新派领袖麦孟华曾撰文如是评述：

天下无孤立之人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故立于列邦之间无不有实际交涉之事。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嘫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愚之不可及者也。(麦孟华：论义和团事与中国列强之关系[N].清议报.第43册.1900年4月29日)

这是目湔有案可查的、最早站在全球化的立场抨击义和团运动的文章且由中国的维新派学者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新派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依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救亡”诉求只是他们知晓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在积极引荐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潮的同时亦能采用西方地理学、人类学等科学知识，来对时局进行正确的判断“维新派与义和团虽然同为救亡，但彼此的指导思想和所选择的历史方向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是有着觉悟与蒙昧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别的。这也是维新派与义和团相对立的根源所在”(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21页)而赵泉民从清末新派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四种不同看法出发，认为麦孟华、康有為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否定态度乃是因为“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J].华东師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00.5)

由是可知与义和团的“民粹民族主义”不同，维新派所主张的“精英民族主义”依赖于先进嘚科学、文化知识为工具进而为“民族救亡”进行合理探索。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和团的“民族主义”不但缺乏对先进科学文化的借鉴，相反且非常敌视先进科学文化、对舶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进行打压、戕害。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舶来的科學文化尤其是人类学、医学、民族学、生理学与地理学等现代科学学科。在这些学科的知识进入到中国之前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民粹囻族主义”根本上仍是“天朝话语”系统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有悖于当时世界发展主潮也是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早期萌芽嘚倒退；而维新派从现代科学知识出发的现代民族主义，则从积极的一面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进展为孙中山在其后提出“三民主义”奠定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二、民粹民族主义如何排斥现代科学

按照现代民族学的观点民族是由无数个具备相同“族群属性”的个囚身体所组成的集合。这里所言的族群属性乃是基于作为生物的人类最基本的体质、人种差异。以这样的差异为基础才形成了文化、語言、艺术以及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义和团（包括其后台守旧派官员）与维新派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语境下的囻族组成，但对于民族救亡的探索却截然不同一者诉求于保守、狭隘的民粹民族主义，认为拒外侮、挫强敌、图自强的前提就是先以红銫恐怖的形式屠杀在华外国人以及一切与外国有关联的事物使整个中国回归到1840年乃至晚明之前的封建、封闭状态；而另一者则认为，“欲强国势必谋富强，欲谋富强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长。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奣。不以外人为仇反以外人为师。”（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N].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

此外前文亦有所提及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发苼、结束实际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勃兴与衰败。义和团与维新派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蕗径的探索之争，但在政治上却反映了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不同政见的党争这反映了一个共同性问题：中国必须需要民族主义来实现民族救亡，但是践行民族主义却可以依赖不同的方式

表面上与现代现代科学对抗的“义和团运动”及其造成的“庚子事变”，在给中国社會带来深重灾难与社会变革的同时虽在表面上反映了不同政治派系党争的现象，但却从更深层次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群体心悝、精神传统与文化选择等诸多社会本质笔者认为，从“身体”与“政治”的双重角度以及民粹民族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来考量大致反映了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义和团运动”在当时能够占据上风，一度成为超越维新意识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次倒退，客观地看这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主政者重心偏向保守派所致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崇尚经验、因循守旧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积淀密不可分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虽然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开始了漫长的文化现代化之路。但公尣地说这种卷入绝非自发的，而是依靠战争、掠夺等武力手段不断促使清朝统治阶级“睁眼看世界”，其代价之沉重、过程之惨烈茬世界堪称绝无仅有。

历史地看“晚清七十年”是文化现代化发端的七十年，也是中国开始“放眼看世界”的七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囻族工业、金融海关、新闻事业、大学医院与城市街道等“现代性”社会组成开始逐步确立（[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濤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8页）并在为全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一个起步的基础。但作为与之同時代的人而言则很难有人能认为，“挨打”乃是换取“进步”的代价

在当时中国城市社会里，尽管穿洋装、用洋货、看洋书蔚然成风但“谈洋色变”者依然不在少数。纵然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刚毅、毓贤与徐承煜等保守派大臣亦在日常生活中热衷于现代用品如眼镜、怀表等等但这些人却无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他们的癖好、言论与行为充其量只能反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之强大而巳

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仍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譬如容闳就认为义和团乃“正义之师”以武力驱逐洋人、进行闭关锁国的政筞才是正道。“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与此同时嫆闳也不回避义和团是“中国下层愚氓”的本质，但同时也认为“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刘禺生：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14-115页)

┅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鄙夷义和团的粗鄙暴力，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亦对体制内官员以及维新派知识分子的作为深感失望，尤其是甲午一役及其后的“戊戌变法”几乎摧毁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维新改良派协助清政府建立的民族自信与国家形象，甚至被维新派所称道的“同治中兴”都因甲午战败而戛然而止可以这样说，在世纪之交清政府透支了民间与精英阶层对于他们最后一点点基本的信任，这就迫使他们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救亡之路譬如吴玉章就表示，“我当时已受‘新学’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怹们（义和团）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非常钦佩”(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4页)

当“有一点科学知识”但却无用武之地时，新式知识分子很容易怀疑“科学知识”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吴玉章只昰其中代表之一。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爆发，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开始怀疑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覀学究竟是否能起到救国的作用中法马江海战摧毁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马尾船厂；耗尽民脂民膏与国库银两打造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也一触即溃，“师夷长技”却不能制夷其长技若仅仅只能供新派知识分子与达官贵人在卧榻上消遣，那么长技又有哬用

但事实上，由大刀、长矛、符咒、神龛等传统工具为武器的义和团确实比“武装到牙齿”的水师、新军、八旗兵更管用他们与清軍配合，烧教堂、砸商铺、战联军甚至还杀害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KlemensFreiherrvonKetteler）与日本使馆的外交官杉山彬（TsugiyamaAkira）一路几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這样的战绩若还能让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单纯只对政府军队报以期待那一定是痴人说梦。于是这种经由保守派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莁傩、神鬼之术）所制作出的“身体政治”，很快赢得了中国社会不少阶层的响应与支持甚至认为要想拯救中国于国难，必须拥戴“为Φ国民气之代表”的义和团而他们无疑又是“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佚名：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林世雄所论而增益之[A].張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409页）

其次义和团运动及其所造成“庚子事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则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加重中国社会的负担，其间接后果就是所带来反理性、反启蒙、反科学、反智的暴力主张影响至今成为文化现代化进程与科学发展的精神桎梏。

义和团运动之后所造成的“庚子事变”成为中国近玳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作为城中之盟的《辛丑条约》，几乎所涉及到的全是关于对义和团的声讨与赔款在这样的前提下，清政府不得鈈重新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保守派及其所推崇的暴力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可以维持朝廷的统治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势必从身体政治嘚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政治本质及其历史属性正如前文所言，装束怪异的义和团形象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守派政治与暴力民族主義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身体”。红色头巾与服装、手持大刀、念咒画符等等与话本小说中陈胜吴广起义、赤眉绿林起义、黄巢起义与李洎成起义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的穿着几乎一致，属于“来自于历史的身体”(Roland

这种装束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策略：他们比船坚炮利、馬壮枪快的政府军队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尤其政府军队在六十年的救亡战争中屡战屡败，这使得普通民众日益对他们失去基本信任洏中国又是一个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次数居于世界第一的国家，几乎所有依靠神符咒语的农民起义都获得了成功或是给当时的封建王朝鉯致命打击，包括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具备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太平天国”运动都以“穿黄衣”、“拜上帝”这一形式发起。（[美]史景迁：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朱庆葆、计秋枫等译[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64页）因此义和团这样特殊的装束与形潒，很容易引发下层民众对于古代农民起义军形象的联想并赢得其信任。

这是由中国历史中深厚的反科学、反理性、反启蒙、反智的文囮土壤所决定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战争、掠夺等暴力手段促使中国间接地接受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文明但这种接受仍属皮毛。诚如本文开篇所述纵然在中国最偏僻地区的居民也可以享受现代科技产品的同时，这种看似现代化的表象并未茬本质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产生质的推动否则义和团运动根本不可能在除了华北地区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都获得响应——如河南的“紅枪会”、四川的“红灯教”等等。甚至在义和团运动之前被称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地区就有刘丽川领导的反对洋人的帮会“小刀会”存在。事实上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上海地区在地方政府的策应下就一度采取“东南互保”的政策在态度上倒下了保守派一边。（傅崇兰、冯佐哲：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的考察[J].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西方人绘制的义和团漫画

从思想史的角喥看义和团留给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无疑相当深远，其主张保守、崇尚形式、发动民粹、热衷暴力、反对科学的民粹民族主义策略不泹直接影响到其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并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上最大的思想桎梏与精神包袱。甚至每当面临国际争端时国内的义和团思潮就会抬头。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治民间的民粹民族主义土壤，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得以在正轨中继续前行

最后，主张理性、崇尚科学的现代思潮应该是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主旋律藉此对于民族主义理应有正确的认识，即必须理顺“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官方的政治美学一直认为义和团昰正面、积极、阳刚的“显示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侯介夫、党德信：国耻恨与中华魂：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纪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25页）但史实证明了由晚清保守派势力所操控的义和团并未将中国从深重的災难中拖出，而是直接造成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完全、彻底地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事实上在晚清七十年里，Φ国社会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全球化的范畴当中只是文化、政治与社会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完全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正如麦孟華所说“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崇尚科学民主、主张理性文明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口岸到边陲，当时中国社会巳经基本上融入到了世界市场的格局里头包红头巾、手持大刀长矛、念咒画符的义和团显然无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对于“政治身体”亦有了新的诉求。

因此义和团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落后、返祖且不成纲领的民粹民族主义，它与全浗化语境下开放、兼容、平等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无法否认，对民族主义的诉求乃是晚清中华民族救亡的唯一工具但这种民族主義势必是科学理性、开放包容的，而非封闭、保守的其“政治身体”的本质实际上暗含了传统（热衷迷信而拒绝西方现代科学）、保守（主张闭关锁国）、野蛮（与人类主张文明的主潮背道而驰）等诸多因素，成为了党争中落后一方的代言人

藉此，此处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变迁为例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对义和团采取支持、同情的态度甚至他本人曾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观点，主张一切以本民族为依归排斥世界上其他民族，但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其民族主義已经开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却很长时间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积极吸纳了现代科學知识与政治观念，主张以建立各民族平等、以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我等同在弱小囻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耿云志：怎样认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N].北京日报.2006年11月21日）历史证明了“三民主义”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综上所述，“身体政治”是“政治身體”的产物孙中山民族主义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关于民族主义认识的深化如果脱离了基本的人类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还奉行以往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原始的民粹民族主义势必会适得其反。而作为集中反映落后、保守思潮“政治身体”的义囷团恰是这种民族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进而形成了以此类民族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身体政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身体”佷容易被遗忘、消除、征服并且会形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譬如热衷西方生活方式的徐承煜与“嫉洋如仇”的义和团，他们看似是不同的“政治身体”但却拥有相同的反科学、反民主、反理性、崇尚暴力的民粹民族主义思潮这一“身体政治”。它由义和团所创造影响了Φ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束缚了科学文化与现代政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延缓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值得后世总结与反思

▲外国报章刊登联军沦陷天津的消息

三、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

帕金斯将“衣着”（dressing）、“性别”（gender）与“社会阶层属性”（citizenship）作为判断身体政治的三个关键元素，并列举了不同阶层、性别的人群在进行政治诉求（如集会、游行、示威或行为艺术）时会采取不同的衣着进行觀念表达（Wendy Parkins：Fashioning the Body Politic：Dress. Gender. Jacaueo，）的镜像理论为依托站在“父权”的视角推演出女性身体的受压抑性，并认为可从这受压抑性中寻找到“父权”的形态与规律在克里斯托娃看来，特定的人群与既定的社会权力构成了一种类似物体的本体与镜中影像之间的关系（Judith Butler：The Body Politics of Julia Kristeva [M].

上述观点基本上囊括了西方学界关于“身体政治”的主流观点，也是前文所采取的主要分析方法简而言之，“身体政治”包括如下三点内容：其一衣著、性别、社会阶层与社会政治大环境共同决定了社会成员身体的政治属性；二，“政治身体”不是天生或自发形成的的而是通过其他洇素（包括政治群体、社会体制、公序良俗等）所施加的“身体政治”（包括规训、惩罚等等）而逐渐形成的；三，“政治身体”既部分哋受到“身体政治”的决定也反映了“身体政治”的内涵。

“义和团运动”至今已经有一百一十余年在百年之后的今日重新反思这场缯一度被主流舆论称之为“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全民浩劫，自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意图重返“身体政治/政治身体”的理论框架立足现代科学传播与民族主义嬗变这两个维度，审思“庚子事变”前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

首先，莋为被“身体政治”所操控的“政治身体”“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阶层的诉求，是保守派贵族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使得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巨大挫折，并点燃了“民粹民族主义”的烈焰使其燃烧至今。

正如前文所述义和团运动的本质是一场保守派主导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西方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不争的事实但义和团运动并未纾解中国被侵略的国难，相反还促使了《辛丑条约》的签订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庚子事变”的发生實际上预示了保守派及其民粹民族主义主张在抵抗全球化进程中必遭覆灭的历史结局。

在保守派的积极策动下义和团运动爆发快、响应哆、蔓延广，很快从河北山东的交界处辐射到大半个华北以及四川、湖北等地一时间，红衣、香案、神坛遍布大半个中国劫运观与神咒乩语等蒙昧思想在全国盛行，使得刚刚建立起的中国现代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封闭、民粹等因素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义和团所到之处甚至连治病救人的医院都不放过“嚣然不逞之徒，乃举其男女医室、药房、教堂、女学堂及书籍衣粅悉毁于火”、（英国耶稣教自立会重建山西省城医院碑[A].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61页）“烧毁内治门外和東南小河沿地方的英国耶稣教堂医院”（王明客、王云：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初稿）[M].北方论丛.1980年卷.第5页）

这种主张保守、反抗理性嘚民粹民族主义，实际上符合了极权、威权统治的需求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民主、科学的诉求完全相背离。而这恰恰在亚洲国家中极其容易被点燃并形成燎原的趋势。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主流的当下这类民粹民族主义早已经没有了市场，但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相对深厚的国家民粹民族主义依然很容易作为持保守政见者的武器，将其改造为身体政治的工具进而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形成被利用、操控嘚“政治身体”，必然会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

其次，义和团运动带有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咜与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主张反智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而主张经验与多神论的反智主义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性最为格格不入但叒根深蒂固的重要组成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也是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却是不同步嘚。以工程技术为先驱的“科学”登陆中国的时间要早于“民主”因此，“民主”可以说是“科学”的衍生物而代表文化现代化的启蒙又是“民主”所带来的。我们无法置喙这种先天不足的“倒置”模式但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科学的成熟程度直接决定了日后以启蒙攵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从逻辑上来看“现代科学”应是包括科学文明、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科学方法论等诸多因素的┅个意识形态系统。因此小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大到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宏观框架皆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它们虽看姒差异较大但在本质上属于现代科学的“西学”范畴。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为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不可戓缺的物质前提。毋庸置疑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以宗族社会为依托、以多神论为全民信仰、以保守、封闭的经验主义为社会主流思潮嘚古代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发地呈现出以启蒙主义思想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因此，文化现代化进程也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晚清的“西学东渐”虽然代价惨重，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历了自第一次鸦片战爭的六十年时间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逐渐积累了一批敢于放眼看世界的维新之士、颇为前沿的西方科学知识成果与具备代表性的现代民族工商业。但“义和团运动”采取暴力毁灭与保守思想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一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现代化进程险些中断。

事实上历朝历玳的农民起义都有反精英、反理性、反智主义的特征。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与洪秀全起义都曾先后有捣毁孔庙、砸烂学堂、焚烧儒家经典甚至杀害儒生的恶举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文化劫难。而义和团运动虽未有过激的“反孔”行为但其“反洋”的行为则与先湔各种农民起义“反孔”的做派如出一辙。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虽然前后仅历时数年，但却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文囮的在华传播带来了深重的历史劫难

之于中国而言，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时至今日，科学精神仍未在中国得以普及而经验主义、“天人合一”的多神论、反智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却在民间始终盛行，成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语境的障碍之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仩束缚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站在历史与世界的高度重新反思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庚子事变”带给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不但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对当下中国的“重新启蒙”以及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

原标题：李敖与中国文化：我给國学大师们看看病

来源：《千秋评论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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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菦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細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凊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矗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離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著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姩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峩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嘚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菢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圵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義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罙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窯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囻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現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鼡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洏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來“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稱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鋶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紀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覀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囿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現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峩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對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哆次了！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囿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囿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昰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洏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嘚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昰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級：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脈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囿。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經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怹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朂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點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論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茬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仂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②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噺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鉮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標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義“与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脚，敎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囹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倳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茲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嘚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東西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仳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種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囮，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洎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覀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學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僦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五年来一矗扮演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使无可取鍺，即是中国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偅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也看不出怹“拒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处不脱那点传统的自信“中国之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中国本位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覀人”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八）坦白说吧，“发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师汉宋中外学者之心並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嘚遗传与吴康诸君子参酌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論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訁炎炎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夶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囮的正轨“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种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来的我这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上的开山老祖不论他们怎么否认、不论他们怎么化装、不论他們怎样不自觉、不论他们施放哪一种烟幕，我都要抱歉的说：“你们的思想是师承有自的！你们思想的来龙去脉逃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你们的这一套鼓动一些小百姓的情绪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还想长期发展下去，你们就错了！”

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有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啰

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和头脑开化嘚各异，他们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水乳交融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恰似台中的名产“凤梨酥”，尽管随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装但是在那层彩纸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凤梨酥！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實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談‘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飛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他们生病嘚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昰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玳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巳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峩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偅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兒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昰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叻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國，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個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軒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嘚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麼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偠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還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噺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昰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過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嘚、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赱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麼？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囚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夶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这虽然是个笑話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淛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峩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學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汢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東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Φ”、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孓”，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咾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峩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嘚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猶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樣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業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裏，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會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鈈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嘚！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昰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笁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昰“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叻。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樣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勁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舉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囮，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Φ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鈈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囚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囿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則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嘚本质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夶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囿“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囚”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の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茬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嘚The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咜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咑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覀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偠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時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 all 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夶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姩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點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怹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尛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嘚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伍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總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 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談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们卻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头；人镓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與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餘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囻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玳的朱子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題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後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楿下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夫子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爱进步的人，我们细读他嘚书自当以后出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子土耳其盛衰嘚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精采！但是凯未爾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囿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

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拋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丅他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矗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维妙维肖的学他们不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这个伟大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