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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文章授权自何老师英语课堂文/何远致2004年6月，我参加了广东佛山的初中毕业考试，却以几分之差没能考上本地的重点高中。于是，我爸妈决定把我送到加拿大，随后开启了我接下来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实际上，2004 年的中考并非我第一次大考失利。早在 2001 年的时候，我就（又）是以几分之差，没能考上佛山本地的重点初中（华英学校）。当我以择校生的身份就读于华英学校后，我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目标：在某次期中或期末考获得全班前 10 名。然而，在三年初中生涯的十二次大考中，我除了一次刚好排在第 10 名之外，我的全班排名都维持在 11 - 20 名之间。以上例子说明了：我的考试发挥一直很稳定。换句话说，不论是 01 年的小升初，还是 04 年的中考，我都并非因为 “失手” 而没考好。我必须承认：中国的应试教育真的非常公平 —— 因为它确实能够真实反映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学生年代的 “分数阶层” 就好比成人社会的财富阶层。在成人社会中，越有钱的人越能赚钱；而对学生来讲，智商越高、学习成绩越好。阶层固化的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恰恰在于游戏规则的绝对公平。在现实社会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因此，如果你和我一样 —— 虽非天资聪颖，但却不甘平凡 —— 我想对你说的是：1）永远不要停止学习；2）勇于打破常规，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你要坚信：你就是一名优秀的人才，只是分数暂时反映不了你的能力而已。2017 年 9 月（距离我中考失利 13 年后），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世界银行的北京办公室；再过了大半年，我从世行转职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担任投资官员。经过十多年的成长磨炼后，我终于成为了普通人眼中的所谓 “精英”。随着今年中高考的尘埃落定，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和大家分享：在过去 14 年里，我是如何一步步实现 “逆袭” 的？鉴于篇幅考虑，我把这篇文章分成 “求学经历” 和 “职场生涯” 上下两部分。本文作为上集，将覆盖我从高一到大四的经历。谨以此文，献给今年中高考失利的同学们。登陆加国 — 锋芒初露 中考失利后，我爸妈觉得我并不适应国内的教育模式，于是索性把我送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本地的一所普通公立中学（Killarney）。而我要首先要克服的自然就是：语言关。
所有刚到加拿大的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都需要参与一个叫做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ESL）的特殊课程。我们学校的 ESL 分成了三级，过了三级之后还有一个叫做 Transition 的过渡班。我做完入学笔试后，被分到了 ESL 二级。虽说学习环境已经是全英文了，但我们学校依然有专门为 ESL 设的英语课。而对我这样一个不擅长考试的人来说，我的分数自然也不高。第一学期的期中考结束后，我的 “英语” 只获得了 C+ 的成绩。然而，我却主动向老师提出了 “晋级” 的申请。我跟老师说：这分数没有真实反映我的英语能力；您听我现在说的英语，难道您不觉得比其他同学更溜吗？& 老师听完我的申诉后，当场没说什么。后来过了几天，她跟全班同学说：鉴于某位同学学习特别积极，虽然他的期中考成绩只有 C+，但我还是让他晋级了。实际上，我的英语并不见得比其他同学好多少。只是，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于中国（包括港澳台），一般都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而我深知自己分数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我决定通过 “多发言” 的方式获得老师的好感。晋级 ESL 三级后，我马上把目标转向尽快晋级 Transition 。当高一上学期快结束时，我得知学校的戏剧团在招新，于是我决定报名参加。当时我留学加拿大才两个月左右，英语水平非常有限。但由于戏剧团正准备排演一场主题为 “校园多元文化” 的话剧，我 “连英文都不会说” 的劣势却成为了一项优势。最终，我成为了当时学校戏剧团唯一的中国学生。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上加入戏剧团后，我马上跟负责管理 ESL 课程的老师说：您见过（像我这样的）刚来加拿大两个月，就成功加入学校戏剧团的中国学生吗？就凭我的这种学习态度和进步速度，我认为我完全能够跟上 Transition 的学习节奏 ...我的积极争取再次取得了成果 —— 晋级 ESL 三级仅一个多月后，我再获破格晋级 Transition，成为了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快跳出 ESL 的中国学生。由于分数并非我的强项，因此我没有像其他中国同学那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晋级，而是通过扬长避短、左右逢源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江湖上有一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但在晋级的过程中却不遮锋芒，我很快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同学眼中的 “异类分子”。对于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来说，我并不懂得 “做人要低调” 的道理。相反，我为自己脱离了中国留学生扎堆的圈子感到自豪，觉得自己很快就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了。在接下来的高中三年里，我将要为这个自负、天真的想法付出沉重的代价。高中上半场 — 痛苦岁月 由于我的特立独行，我很快被大部分中国同学所孤立；与此同时，由于我的英语尚未达到与本地老外自如交流的水平，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陌生环境里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 ——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然而，恰恰是这痛苦的高中生涯，为我后来的 “逆袭” 奠定了非常关键的基础。虽然 Killarney 中学只是温哥华的一家平凡的公立学校 —— 但对我而言，我高中三年的收获是国内任何顶尖的国际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因为，我的高中三年基本上都是 “游离在教育体制之外” 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高中三年所经历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个性化教育 —— 只是，当时我压根儿不了解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老师引导我这样做，自己却 “误入正轨”。初中以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武打明星。为了追求这个梦想，我不但坚持每天练功，还尝试过在网上给成龙留言，表达我 “想加入成家班” 的愿望。但后来我发现：成为武打明星的成功率太低了，于是我决定调整一下自己的职业规划 —— 先成为一名演员，再转型当武打明星。但后来有一位长辈跟我说：光会演戏没啥了不起的，能够 “自编自导自演” 才是真牛逼 ... 于是，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艺术，并尝试着手写剧本。来了加拿大后，由于课外时间非常宽裕，我开始频繁地从图书馆借录像带和DVD，然后整天窝在家里看片，并仔细研究影片的每一个镜头。后来，当我看了不少国外的经典影片后，却发现自己由于缺乏文学修养、根本写不出好的剧本。于是，我开始大量地读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 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语文” 原来是这么有趣的。而当我读的文学名著越多，我越发觉得：由于自己对历史了解不够深入，很难读懂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学名著。因此，我决定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历史。但之后我发现：历史离不开政治，而政治又是与宗教和经济息息相关的。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政治、经济、宗教、历史（以下简称 “政经教史”）方面的书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明星梦不可谓不幼稚 —— 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这个 “追梦” 的过程中，无意中使自己的知识面、综合能力获得了大幅提升。虽然我没能加入成家班，但我为了梦想坚持每天练功，使我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体格；虽然我没能当上编剧，但我在尝试写剧本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并培养起对 “语文” 的兴趣（相比之下，我受了九年的义务教育后依然没能对语文提起兴趣）；虽然我没能成为一名导演，但我的英语却在大量看片的过程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至于后来我受兴趣驱动开始自学的 “政经教史”，至今依然是我最感兴趣的四大文科领域 —— 它们互相融合、相辅相成，我顺藤摸瓜地从一个问题读到另一个问题，把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研究了个遍（此举为我后来能够快速掌握多国语言埋下了伏笔）。你可能会问：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学这么多东西？真实原因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因为长期的孤独使我患上了轻度忧郁，我必须不断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从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减轻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我特别害怕从睡梦中醒来 —— 因为一旦睡醒，就是痛苦一天的开始。只要我一直清醒，这种痛苦会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着我，甩也甩不掉。在那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我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因为我对大部分的上课内容都不感兴趣），以至于连我爸妈都觉得：大不了推迟上大学。然而，正是这种 “置之于死地而后生” 的处境，让我得以完全从死板的教育体制中解脱 —— 凡是学校的功课，我都一律用 “应付” 的态度去对待，然后腾出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 “个性化学习” 的角度来看，我这三年自我教育的质量可以说是达到极限了。因为，即便是采用最前沿教学理念的创新型学校，其个性化程度也不可能超越我所经历的这三年。虽然从短期上来看，我所有感兴趣的都是 “不务正业” 的东西，对升学没有半点的帮助。但从长期上来讲，正是这三年的宝贵时光，让我建立起一套绝大多数接受体制内教育的学生所不具备的自学及思考能力。高中下半场 — 咸鱼翻身 经过了高一、高二两年的韬光养晦后，我的综合学习能力在高三那年开始显露。我在高二上学期开始自学法语。高二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开始选明年高三的课。我向班主任（Counselor）提出：我要选高三的法语课 —— 理由是：我已经自学了半年的法语，我认为自己能跟得上高三的课。然而，我的这个要求被班主任拒绝了。理由是：你只学了半年的法语，你不可能跟上高三的课。僵持不下之际，班主任请出校长亲自出面与我交涉。由于我的胳膊拧不过校长的大腿，我暂时放弃了选修法语的计划（但我并没有停止学习法语）& 而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机。高三开学前，由于我的课程表有时间冲突，我需要回学校一趟重新选课。于是，我跟一位不知情的老师提出我要选修法语，并最终如愿地选修了高三的法语课。再后来，我在法语的省考（Provincial Exam）中获得 96 分，位列全班第一。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不是一直以来不擅长考试的吗？答：虽然我不擅长考试；但经过一年的自学，我的真实法语水平已经比考试的要求高出一大截。打个比方：有一位老师给学生们一把斧头，并交代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砍一担柴。愚钝的学生只顾着干苦力，一拿到斧头就去砍柴；而聪明的学生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把斧头磨利了再去砍柴。而我呢，根本不用老师给的斧头，而是下山弄一把电锯。
从短期上看，由于我得先 “下山”，因此我的学习进度看似较慢；但从长远来看，我的这种方法才是最有效果、最有效率的。虽然我一直公开声明：我的外语学习方法不适用于短期应试。但实际上，我的学习方法完全适用于 “长期应试”。再举一个我本人的例子：有一个含金量较高的金融证书叫做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不少学金融的人都以考完 CFA 三级为豪。但我本人作为 “三级连过” 的少数考生之一，觉得其实这并没什么。原因是：我本来就对金融很感兴趣，业余时间有相当一部分都花在研究相关知识。换句话说，我比一般人花的学习时间都要多，我能考不过嘛？不过，我确实有一项大部分学金融学生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 那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我自高中以来对世界各国的 “政经教史” 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 就是说，万物的 “道” 都是相通的。虽然 “治国” 跟 “做饭” 看似相隔千里之远，但实际上两者仍有很多相通的道理。表面上，我在高中三年里学了很多 “没用” 的东西。但当我把这些没用的东西融会贯通起来后，它们便形成了一条龙。在最近一集的央视节目《开讲啦》里，清华大学教授王小云与观众们分享她 “只用了几个小时” 就学会了编程的 C 语言，对此主持人和台下同学们均发出不可思议的赞叹。不可否认，王小云院士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智商，但这并不是她 “速成” 的主要原因 —— 真正的原因是：她作为一位密码学专家，有着深厚的数学、计算机基础。
王小云，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理科如此，文科更甚 ——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在哪个行当，各种成功例子（投笔从戎、下海经商、演而优则导 ... ）不胜枚举。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更家长们讲：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学好英语，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是 —— 从小培养孩子阅读中文书的习惯。语言是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不管你说的是中文还是外语，这个世界的本质都不会改变。而我们作为中国人，“中文” 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快捷途径。当你越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你的悟性自然会越高，外语学习也自然会事半功倍 —— 这，就是所谓的 “触类旁通”。回到我的高三年代 —— 随着我的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我在高三那年实现了 “咸鱼翻身”，后来不仅轻松考上了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SFU），还获得了一个学期的奖学金。
当然，考上大学这事儿本身并不算什么，我的母校 SFU 也不是什么名校。实际上，我在报学校、选专业方面几乎没花什么时间（之所以选择 SFU，主要还是因为奖学金的关系）。当时的我自信地认为：真正有能力的人不必在意去哪所学校；若干年后，学校将以有我这样的校友为荣！大约两年后，我将再次因为自己的短视、过于自信而陷入危机。大学上半场 — 精神探索 如果说：我在高中时代主要实现了文科知识的原始积累；那么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个性化教育的侧重点则从 “知识” 转向了 “阅历”。截止大二结束前，我一共做过 12 份临时工 —— 分别是快餐店员、厨房洗碗、保险经纪、上门销售、面包店员、服装店员、仓库卸货员、 办公室助理、报社文字校对、政治助选、以及房地产咨询公司实习生。虽然我做每一份工作的时间都很短，但每一次都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以及对自己综合能力的提升。正如我在上文提到：“没用” 的东西联合起来就会形成一条龙。但以上所有的经历都比不上一段特殊的经历 —— 虽并非工作，却胜似工作的“工作” —— 那就是：基督传教。我在 2012 年 7 月时候上过江苏卫视一档很火的娱乐节目（大家如果百度一下我的名字，应该还能找到）。我在电视节目中说：我曾经的理想是当一名牧师。我今天可以向大家再次确认：我说的是真的。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觉得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很可笑。而后来当我患上忧郁症，基督教为我带来了人生的最后一丝希望，我于是便牢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由于之前的年轻气盛、不可一世让我落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田地，我学会了“不再轻易相信自己”—— 换句话说：任何人说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不能确定是错的话，都有可能是对的。于是，我决定自己去追寻神的足迹。我是一个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人。当我发现自己皈依基督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当时我也找不到基督教义上的漏洞 —— 我因此决定放弃我的电影梦，并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在绝望中获得新生。当我想好这么做了，我就马上这么去做了 —— 当我一个人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会主动跟身旁的人开始聊天并进行传教；当我从餐馆厨房下班，我会自发性地把剩余食物收集好，送到温哥华的流浪汉聚集区（市中心东区），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交流并传教。
图为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角以上还不算最出格的例子 —— 由于我读到耶稣在《圣经》里指导徒弟们通过 “圣灵治病” 的方式进行传教，于是我也决定大胆地效仿 &（当然，我试了好几次之后发现神迹没有发生，自然也怂了。）除了向陌生人传教之外，我最心切的传教对象自然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圣经》说了：除非接受主耶稣，否则死后不能上天堂 & 但不管我多么使劲全力地尝试说服四位老人家，我依然不能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 也恰恰是这点，成为了我后来脱离教会的动因之一。从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又脱离了教会 ——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冲突”中最深层的一些东西。有很多无神论者自称 “懂宗教”，也有不少信教者自称 “懂其他宗教” ——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真的懂。因为大部分人都是 “固执” 的，当他们去读一些违背自己信仰的信息，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保护自己的世界观不受到冲击。实际上，我脱离基督教之后，还深入研究过伊斯兰教、印度教 —— 我这里所说的 “研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看几本书就完了。我是真正地让自己浸泡在纯正的宗教环境中 —— 就像我当年接受基督的那样，完全敞开心扉地聆听接受。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宗教，我花了较多时间研究它们背后的 “政经教史”（如：混乱的中东政局、绚丽的印度史诗）。我还一度尝试学习阿拉伯文和印地语，至今依然能够诵唱穆斯林祈祷宣礼（Adhan）和著名的印度教赞歌 Om Jai Jagdish Hare 。一般来讲，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一辈子都不会变（比如：穆斯林很难变成基督徒，反之亦然），小部分人会经历一次信仰的颠覆（比如：不少中国人移民国外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只有极少数人会经历世界观的多次坍塌、重建、再坍塌、再重建 —— 而我就是那极少数人之一。读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跑题了？这些经历对我后来实现 “逆袭”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答：有绝对的关系 —— 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掌握了 “自我颠覆” 的能力，完全打通了我学习能力的任督二脉。子曰：君子不器 —— 君子不应像 “器皿” 那样，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真正有本领的人，不管做（学）什么，都能获得成功。但我们会发现：能够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很多文科生通常学不好理科，反之理科生也一样。但实际上，这并非文理科本身的问题，而是学生本人没有做到 “君子不器”。外语学习也一样。很多中国人会觉得俄语、德语的语法很难，因为语法比中文要复杂得多。但实际上，这不是俄语或德语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本来就不应该用 “中文” 的思维去学这两门语言。俗话说：三岁定八十。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思维定势一旦形成，除非生活上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冲击，否则很难通过主观的意念改变。而我的幸运之处，就是在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多次地经历生活上较大的冲击。而我在经历过无数次的 “三观改造” 后，已经养成了乔布斯所说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的习惯。移居加拿大的前五年里，我一直不断地大量阅读、不断寻求新的人生体验；大概每过 2-3 个月，我的世界观就会经历一次颠覆 ，然后就会觉得几个月前的自己太幼稚、愚蠢了。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前者代表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后者代表的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阅历 —— 这，其实就是教育的本质。反观中国的 “应试教育” —— 即没做到 “读万卷书”，更没做到 “行万里路” 。虽然我大二之前几乎完全没离开过加拿大，但由于我所在的温哥华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我对外部世界的大胆探索实际上就是 “行万里路” 的很好复制（至于我对 “读万卷书” 的实践，这里不赘述）。进入大学后，我继续沿用了读高中时养成的 “应付” 的学习习惯 —— 分数差不多就 OK 了，腾出更多精力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为了节省时间，我有一次甚至为两节不同的课（政治、传媒）写了同一篇论文（政府是如何利用媒体治国的）& 当然，我的这种学习方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学习成绩不会太好。我非常清楚地认识：我绝对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个人。但，我依然有一颗 “争第一” 的好胜心。为了实现这个 “第一” 的目标，我决定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 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我自己说了算。对我而言，时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把时间花在（我认为）长远来讲最有价值的东西上，而不是牺牲时间来换取短暂的高分。
我的这点想法，再次与乔布斯的演讲不谋而合当然，人生的所有决定都是各有利弊的取舍。大二结束后，我的人生迈入了下一个转折的阶段，我的这条人生价值观将遭遇一次重大考验。而接下来这段故事，得从我的高三说起。大学中场 — 邂逅名校 在高三的法语课堂上，我认识了我至今的好基友 James 。James 是一名有抱负的好青年，大约 10 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温哥华。他高中时的梦想是当上美国的 “国家安全顾问”（美国总统的高级幕僚之一），而我的理想是当上 “联合国秘书长”（像里根那样，在演艺圈功成名就后从政）。当我们发现原来对方也像自己那样胸怀大志，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但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James 比我要有规划得多。在他爸妈的指引下，James 从高一开始就为考名牌大学做准备了。最终，他如愿地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JHU）的本科录取。
由于我对考大学这件事情一直不上心，当 James 告诉我他考上 JHU 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这所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后来，当 James 向我吐槽 JHU 的忙碌生活时，我却在 SFU 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比 James 幸运多了 —— 直到我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 “实习”（Internship）的东西。大二快结束时，James 告诉我，他暑期要到费城的瑞士银行（UBS）实习，顺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UPenn Wharton）上一节暑期课。当时我心想：还有这等操作？我在 SFU 完全没听说过 “实习” 这个东西 ... 当 James 随后告诉我，他是通过校友介绍找到的实习，我这时候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名校优势”到底是什么了。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在大二初期的时候（2008 年秋季）开始研究金融这个领域。大约在同期的时候，我了解到有一位名叫巴菲特的 “股神”。于是，我奔着成为 “下一个巴菲特” 的目标，开始自学金融相关的知识。我从Craigslist 上花了 20 加元（约 100 人民币）买了一套 CFA 一级的课本；大二结束前，就已把 3000 多页的课本完整地过了一遍。
Craigslist 在北美的地位相当于国内的 58 同城由于 CFA 一级的内容已基本涵盖了大学金融本科要学的所有内容，我的超前自学让我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毫不怀疑。然而，当我听完 James 跟我讲他找实习的过程时，我马上陷入了极大的焦虑 ——因为不管我的能力如何，我的母校 SFU 都不可能为我提供类似的机会。但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 —— 几个月后，James 在瑞银的实习结束了，我随口问他：你能介绍我也到瑞银实习吗？出乎意料之外，James 居然回答说：应该可以 ...大约 1-2 周后，瑞银方面确认愿意接收我当一名 unpaid intern（不拿工资的实习生）。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出身于纽约的贫民窟，后来成为了华尔街首屈一指的投行高盛集团的 CEO。他在最近一次主题为 “没有足够背景的孩子如何崛起” 毕业演讲中提到：要跟有野心的人相处 。事实证明：贝兰克梵说的是对的。我虽然没有名校背景，但通过与名校学生为伍，我照样获得了名校学生特有的资源。2009年9月，我来到了美国费城 —— 这是我第一次踏足美国。当年我才20岁，除了中国和加拿大，基本没去过其他国家。而费城处于美国东部的心脏位置，离纽约、华盛顿仅两小时车程。在美国的四个月里，让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揣着一块面包、五个鸡蛋作为干粮，一大早到费城唐人街坐巴士去纽约、当天晚上坐巴士回费城的一日游（来回路费不过 20 美元）。但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我在沃顿商学院度过的那段经历。
为了 “不花钱获得名校资源”，我选择了住在离沃顿商学院仅一步之遥的学生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 & iHouse），然后每天下班后 “冒充” 宾大学生参加沃顿的各种学生活动。在 9-11 月的实习招聘季，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来到沃顿举行宣讲会；其中，某家大投行组织了一次商业竞赛（Case Competition），前三名竞赛者将可以获得一次面试机会。虽说这次竞赛没有明确标明 “只有宾大学生可以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大企业给予名校学生的特殊福利。这时候，我想起《圣经》里读到的吉迪恩（Gideon）的故事。上帝派天使去指引吉迪恩发动武装起义，但吉迪恩由于感到害怕，两次通过 “羽毛测试” 来确认这真的是神的旨意。于是，我决定效仿吉迪恩的做法 —— 当我看到沃顿商学院一个洗手间里分派擦手纸的机器卡住了，于是我跟上帝（或者说，我自己）说：如果我能把它修好，我就去报名参加这次比赛 & 五分钟后，我把机器修好了。报名参加比赛后，我才了解到这是一次 “企业估值” 的比赛，参赛者需要有较好的金融和会计基础知识。虽然我当时大二刚读完，还没有正式上过任何的金融专业课；但由于之前我通过自学 CFA 实现了超前学习，我最终在 35 名选手中获得了第三名。得知获奖名次后，我向主办方坦白了自己并非宾大学生的事实。由于我并非宾大学生，因此我无法获得面试的 “奖品”。但参与这次比赛极大地促进了我的自信 ——我通过实力证明了：自己并不比常青藤学校的学生差。来美国前，我对常青藤学校抱有一种 “神化” 的态度。当我第一次踏上宾大的校园，脚下踩着无数金融大咖走过的路，我觉得自己简直来到了圣地。但当我与许多宾大的学生打过交道后，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藤校学生也不过如此 —— 除了分数比我高之外，不见得比我更有智慧。后来我发现：即便是金融这门专业，沃顿商学院的学生也不见得比我更强。因为我选择了 “自学” 这条路，注定了我会比（哪怕最优秀的）科班出身的学生更接地气。在某次宣讲会上，一位债券交易员侃侃而谈他跟 PIMCO（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做的一笔业务，然后他问在座的沃顿本科生们：你们听说过 Bill Gross（号称 “债券大王” 的华尔街大鳄）吗？& 当时全场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有反应。其实，我自学金融和自学外语的方法很像 —— 先不求甚解地、大量输入实践案例，再慢慢学习其中的理论 —— 与科班出身学生的学习路径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很轻松地就考过 CFA 三级的考试。因为我通过自学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案例，因此在学习课本上的理论时能够 “一点就通” 。然而，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毫不怀疑，我却依然无法跨过 “名校” 与 “非名校” 之间的阶层鸿沟 ——在沃顿举行宣讲会的各大金融公司代表都毫无例外地、明确地告诉我：我们只招 “目标学校”（泛指全美排名前十的学校）的学生。带着心中的不甘，我回到了温哥华，正式开启了我在 SFU 的大三生活。大学下半场 — 绝地反击 温哥华主要有两所大学 —— 除了我的母校 SFU 以外，有另外一所名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UBC）的大学。而 UBC 不论从国际排名还是知名度来讲，都要比 SFU 明显高出一个档次。
而在温哥华这个金融行业并不发达的城市里，每年从本科招收的投行分析员仅 5-6 人，而且基本被 UBC 的毕业生垄断。由于金融圈子普遍存在一种 “自己人” 文化，加上本地五大银行的投行部中完全没有从 SFU 毕业的校友，尽管我本人特别敢闯，面临 “如何打入圈子” 的难题却完全无从下手。我从费城回来几周后，发生了一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事情：我参加了一个UBC学生组织的关于金融求职的活动，组委会请来了众多 UBC 在金融界工作的校友。而我作为一个非 UBC 在读学生的 “少数派”，能明显感受到自己与周围人存在的隔阂。参加完这个活动结束后，我又陷入了沮丧 —— 因为金融行业的竞争是如此激烈，而我的母校 SFU 却完全不可能为我提供类似的求职资源。然而，恰恰是这件事情，促使我又做出一个人生转折点的决定 ——既然我的学校不能为学生提供金融求职的服务，那么就由我来为学校做这件事情吧！于是，我成立了一个 “SFU 投资俱乐部”（SFU Investment Club - SFUIC），每周五举行社团活动 —— 我会对过去一周发生的财经大事做出总结点评，然后就某一个与金融求职相关的话题给我的同学们 “上课”。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 21 岁的大三学生，虽说自己的自学能力较强，但实际金融水平依然很 low —— 但由于我总比其他同学多懂一些，因此大家也喜欢听我讲课 ... 随着一场又一场活动的成功举办，我开始有了一批追随者。之后，我从这批追随者中组建起一个小团队，并开始模仿 UBC 那样，为 SFU 的学生组织有关金融求职的讲座活动。假如我是一名普通学生，然后我厚着脸皮去给金融机构工作的白领人士发邮件，说我想约他出来喝咖啡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我多半不会收到任何回复（因为我不能为对方带来任何利益）。然而，当我作为一个学生组织的主席，邀请他们以嘉宾的身份 “与大学生们分享您的成功经历”，获得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回复。在组织金融求职类的活动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曾在汇丰银行工作的校友（为我后来收到汇丰银行的 offer 埋下了伏笔）。所谓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当时我决定创立学生组织的时候，我就预料到自己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只是我没想到收获会如此之大。正如我从一开头就向大家强调的：我们要学会 “扬长避短”，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 —— 由于我很难在 “分数” 这个硬维度出人头地，于是我决定开辟一条最有利于自己性格优势（不断自学 + 敢想敢做）的赛道，从而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弯道超车。最终，我凭借着瑞银的实习、沃顿竞赛的成绩、SFUIC 的成功创办等经历，在大四上学期获得了加拿大汇丰银行管理培训生（Management Trainee - MT）的 offer（加拿大全国 3000 多名申请者中，仅 12 名脱颖而出）；而且不论是年龄、学历、还是分数，我都是这 12 名 MT 中最 “低” 的。当我得知被汇丰录取后，我觉得自己总算 “逆袭” 成功了。当时的我完全不会想到：这仅仅是一段曲折经历的开始 ...更多原创：青春与梦想的恋爱——九品外交官的单身驻外生活想当外交官，高考志愿怎么填？这是一份基于400名外交官的详细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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