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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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里，多少次，我提起笔，想写一写父亲；但每每提起笔，却又放下：我笨拙的笔触，不知能否准确地叙述父亲坎坷的一生；我粗疏的记忆，不知能否详尽地写出父亲对子女如山的父爱….
上一次回到老家，二哥的大女儿海琴也回来了。海琴来到她爷爷、奶奶生前居住过多年的小北屋，望着爷爷、奶奶的遗像，不禁泪流满面。晚饭后，海琴又一次对我说：“四叔，你写一写俺爷爷吧！”
今年农历九月初十，是父亲的祭日——父亲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我写下这篇文字，寄托无尽的哀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我父亲、队长刘富大哥、马西三三哥，是我们第六生产队里最能挑担子的三个壮劳力。
那还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一个村叫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我们东鲍庄村这个大队，分为九个小队（八个生产小队，一个林业队）。村民们做为社员，划分到各个小队。每个成年社员在生产小队里劳作一整天，记十分工（秋忙的时候，一天记十二分工）。秋后，按公值、工分分红。
我们这个村子，地处沂蒙山深处，四面环山。村里的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山岭地、山坡地，有许多的“长条形”“梯田”，简直就是“挂”在了半山腰上。我们第六生产队里的山地，东到东岭，西到西坡，南到刘家沟、笔山子，北到黑峪岭…...因此，挑担子，就成了搬运东西的最主要的方式。
例如冬天和春初，往山地里挑粪；春天栽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要到山下河里挑水；山坡地，最怕天旱，又常常天旱，春天挑水浇苗，夏天挑水抗旱；麦子熟了，玉米熟了，地瓜刨了，从山地里收了，挑回到生产队里的打麦场上——绝大多数的时候，需要用肩挑。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大哥他们往半山腰上生产队的地里挑粪时的情景。
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哈气成霜。一大早，父亲、大哥他们就挑了架筐、提了镐头来到街上的猪粪堆边。那猪粪，有些是秋后就从各家的猪圈里挑出来，堆放在那里的。这时候，冻得坚硬如石，需要用镐头才能刨得动。父亲、大哥挥动镐头，将猪粪刨下一块一块，再把这一块一块的猪粪搬进架框里，直到摞得冒尖。用担杖（钩担）挑了，一路小跑，来到山脚下。再往上走，几十度坡度的山路，就是步步登高了。空身登山尚且费劲，如今，挑了近百斤重的担子，顶着凛冽的北风，一步一步往半山登。登不了多一会儿，就喘粗气，背上发热、冒汗了，而脸、耳朵却被北风吹得生疼；等到了半山腰的地头，把猪粪倒出来，挑了空筐往山下走，北风一吹，浑身透凉——
一来一回，“冰火两重天”。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放了秋假，那天，队里刨地瓜。我跟了父亲和队里的社员们往笔山子上走：出了村口往东南方向走，越过李家沟、刘家沟二道山梁（山沟），才到笔山子——现在想来，就算是空着身子走，走完这段山路，大概也需要四、五十分钟吧？那一天下午，队长刘富大哥领着大伙儿刨完了几块山坡地上的地瓜，大声招呼大家：“大家伙里都加把劲，使劲装一装，咱们一趟挑回去！”
父亲那一辈的中年壮劳力，干活实实在在，不用队长说，就把各自的两个大“花篓”（圆形的枝条编成的筐）装得满而冒尖，把两个花篓分别放在两个“托子”（带绳子的木框）上，将绳子套在长扁担的两头，一弯腰，扁担挑上肩，一直腰，挑起满满两花篓的鲜地瓜，一溜小跑，就下了笔山子的山坡。
挑过担子的人都知道，挑起沉重的担子，不能慢步走，而需要快步、小步走——“小跑”。父亲和我刘富大哥、马西三三哥他们挑了担子，这几里地的山坡、山沟路，不放下担子：累了，就将担子从左肩移换到右肩，右肩移换到左肩——扁担颤悠悠，一路疾步小跑。我只扛了一把鐝头，跟在后面，还得紧赶慢赶，走到半道已是气喘吁吁。刘富大哥、马西三三哥、我父亲他们一路小跑，把地瓜挑到队里的场上，保管员马西文二哥、留洪顺大爷他们抬了花篓，用大称称完他们三个人挑回来的地瓜，一合计，喊道：
“一百八十六斤……一百七十八斤……一百八十三斤！”
那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挑了两只筐，跟着父亲去队里的玉米地耪麦茬——当时，村里人用的还是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割了麦子，种上玉米；当玉米苗长到了一、两拃高，要耪麦茬，就是连麦茬带草，用锄头锄出来。耪麦茬是个力气活：站到一垄玉米苗边，将锄头往前一送，锄头锄入地里的麦茬、草的根部，然后用力往后拉，就听到“哧哧”一阵响，一溜麦茬连同青草就被锄了出来。那时候，农家做饭只烧柴草，父亲在前面锄，我提了筐在后面拣起麦茬，抖净了土，放进筐里，回家晒干了当柴烧。
炎炎烈日下，父亲光了膀子，脖子上搭了条毛巾，在前面“哧哧”地耪麦茬，我在后边拣麦茬。不一会，我就热得满脸的汗。再看父亲，锄一会用毛巾擦把汗，不一会，那毛巾已湿透，一拧，汗水“扑扑”掉到泥土里！这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
父亲见我热得直用手擦汗，就说道：“不用一直跟在我后边，你先到地边上桑树底下凉快，等我耪完了这一段，你再过来拾就是了。”
听了父亲的吩咐，我赶紧到地边桑树下的阴凉处，而父亲继续挥汗如雨……
酷热的盛夏，闷热的初秋，父亲挥汗如雨劳作一个上午，回到家时，母亲早已摊好了煎饼，奶奶早已炒好了菜，烧好了水——奶奶凉好了三大碗水，父亲坐在桌前，端起碗，一大碗凉开水一饮而尽——光着的脊梁上，立刻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奶奶递给我一把蒲扇：“给你爷扇扇！”我赶紧接过蒲扇，双手握着蒲扇的把儿，“呼呼哒哒”一阵扇……
山里人，搬运东西，主要用肩挑，而稍微平坦一点的地，就可以用木板胶轮手推车推。置办这么一辆手推车，大概需要好几十块钱吧。当时，我父亲这样的整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工分十分（农忙时节挣十二分），秋后，折算成钱，10分工最高也不过五角钱。所以，不是每家都能有一辆手推车的。生产队里有几辆手推车，但那时候公私分明，只能队里用。分了小麦、玉米梆子、地瓜，就需要各家各户自己用担子挑。稍微平坦一点的地，如果能有一辆手推车，那就省力多了。
一开始，我们家没有置办手推车。那一天，父亲去一户人家借车用，女主人说：“车早被借走了！”父亲刚一转身，主人家就在后边嘟囔了一句：“就一辆车，张三也来借，李四也来借！”父亲回到家，对我大哥说：“咱也置办一辆车吧！”
崭新的胶轮、木底盘的手推车推到家里来了！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一推起车子，大哥脸上就笑眯眯的。
那一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放学刚回到家，奶奶就告诉我：“你爷往崮山坡后面推粪，你去帮着拉拉车。”我一听，赶紧扔下书包往村后跑，不一会，就追上了推了两大满满粪篓（长筐）粪土的父亲。我解下车前的绳子，父亲推着车，我拉着车，往村后的山坡走。
出了村口，走了一段平路，就是一个近四十多度的坡路；过了这个坡，再走过一段平路，就到了山脚下。队里的地，在山脚以上的梯田里，虽然直线距离不过两百米，但却是步步登高的山路。父亲用力推着车，我俯下身子，手几乎能触到了地，用力地拉着车，走不了几十步，我已气喘吁吁，停下来歇口气时，能听到自己“咚咚”急促的心跳声！
终于到了地头，父亲停下车，用力将车一掀，两大粪篓的粪土“哗啦”一声倒在了地里。放下车，父亲蹲下身掏出烟包，拿出纸条、碎烟叶，卷起一枝烟，点上火，猛地吸上一口，那烟就燃进了一大截儿……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一家八口人，我二哥在青岛当兵，父亲、大哥在队里干活，三哥在村里当民办代课老师，我妹妹上小学，奶奶、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一大家子人，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不大宽裕，农闲时候，如果赶巧了，父亲就推了小推车，替管理区的大社（门市部）到四十多里外的县城去推货，一来一回，就是一整天的时间——挣一元两角五分钱的现金——挣一点零用钱。
——父亲是我们第六生产队里力气最大、最能挑担子的壮劳力之一。
——但是，父亲本不该在生产队里出大力，他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1959年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父亲毕业后，虽然当时没安排工作，但作为村里唯一的一名师范毕业生，在村里当个“民办老师”，那本是首屈一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别的村、别的公社里我父亲的同学，毕业后一直当民办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都转成公办老师了。我爷爷是一个传统的倔强的老人，他说“一个大青年，当个孩子王？”
父亲毕业的那一年，我大哥、二哥已经出生了，一大家子人，就我爷爷、姑姑两个劳动力，爷爷又病倒了，接踵而至的是“三年自然灾害”……
就这样，本来已经放下锄头拿起笔杆子的父亲，又放下了笔杆子，扛起了锄头。
但父亲毕竟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我们这里，过年有贴过门钱、贴春联的习俗，那时候，过年贴的春联，不像现在这样从集上买，而是自家写或者找人写。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前的腊月二十七、二十八，给自己、给邻居、给亲戚写春联，就成了我父亲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后面的邻居我侯大爷爷家，东面邻居窦奶奶家，还有村子后面原先的老邻居谭金成大爷爷、谭金山二爷爷、谭金玉三爷爷家……再加上自己家的对子，要写一整天。
那时，我还小，好奇心也强，每当父亲写春联的时候，我总是想看新鲜，却又有些惧怕父亲不怒而威的威严，就前脚后脚地瞧。父亲看到了，就叫我打下手，帮他研磨、按纸。我自然心里乐得不得了，赶紧点头称是。
春联，我们方言称：对子。对子，又分为大门对子、门框对子、门楣横匾三种。要写“对子”，首先要裁红纸。怎样折叠，怎样裁开，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利用纸张，是需要动一番心思的。所以，在裁之前，父亲总会像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话般念叨：“咱家三副门对子，三副框对子十个横匾”；“你谭大爷爷一副门对子，一副框对子....”。念叨几句后，父亲拿过一张从村供销社门市部里买来的大红对联纸，一番横折、竖折，然后，把纸裁开来了。
父亲开了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方黝黑的石砚台，轻轻地放在方桌右边，叫我拿小茶碗舀来半茶碗凉水，倒到砚台上少许，然后，父亲拿起那块扁扁的长条形状的墨块，就像在砚台上画圆圈般“嗤啦嗤啦”的研磨起来，不一会儿，砚台上的水，就变的黑黑的，而且散发出淡淡的墨香；再研磨一会，停下来，用毛笔蘸了磨汁，在废纸上试了墨的浓淡，等浓淡适宜了，父亲点点头，说：“中了。”把毛笔搁在砚台上，拿过一副裁好了的对联纸，准备写了。
写对子，一般先写贴在两扇大门上的长而宽的对子，然后，根据大门对子所写的内容，再写贴在两边门框上的对子，最后，写门楣上的横匾。所以，父亲先拿来的，就是两张大门上的对子纸。纸拿过来，铺在方桌上，又需要斟酌写什么，一联写几个字。这时候，父亲就不再念叨，想一想，把纸折叠几下，然后重新铺开在桌面上。这样，纸上就留下了大小距离相等的折痕，或者五个折，或者七个折。父亲站在方桌的东面，一手按着纸的一边，一手执了毛笔，蘸了浓淡适宜的墨汁，开始写对子；我跪在了方桌西面的椅子上，一手按着对子纸的这一头，父亲写了一、二个字后，把纸往轻轻往前一推，我赶紧捏了纸的这一头往我这边轻轻拉过来一小段距离；我另一只手里，拿了块干干的破布，因为红纸表面光滑而且有点“油性”，需要在写之前在纸上先擦一下，才能更好地着墨。父亲很潇洒的悬腕、运笔，一副漂亮的行书或者楷书体的对联，就流畅的念了出来、写了下来：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写完了一联，父亲会先往后仰下头,看一看，再左、右端详一下，点点头，然后才让我端了对子纸的两头，轻轻摆在炕上，晾着。
根据了大门对子写的内容，父亲再斟酌、选择框对的内容：
天增日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横匾：吉庆有余
门对子、框对子、横匾都写完了，还要裁几个小小的、正方形的纸，写上“酉”字，到时候贴到盛粮食的瓷瓮上（表达什么意思，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再写几个竖的小条幅“身体健康”、“衣服满箱”和“出门见喜”，分别贴到土炕上方墙上、衣柜上和大门口外面的树上或者墙上，表达了庄稼人对生活的淳朴的愿望。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文革”之前的春联，父亲写的大都是些“古言古语”：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又是一年芳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破四旧，立四新”了，这些“古言古语”自然不大方便再写了。父亲对这些“古言古语”依旧偏爱，又不能照原样写，于是，那一年的春节，父亲把那句他很喜欢的“古语”稍作改动，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俺家北屋大门上：
“向阳门第春常在&&&
勤俭人家庆有余”。
有一首歌，唱彻了那个时代，前两句是“东方红，太阳升”；所以，“向阳”一词，既含古意，又有新意；“要勤俭节约”、“铺张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伟大领袖语录中的名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又有领袖提倡，“勤俭”一语，自然更没有错。
对于这一副既含古意又合新时的对联，父亲大概颇有些得意，我们兄弟几个贴好了对联之后，父亲卷起一根纸烟，点着了，深深地抽一口，然后，端详着这副对联，脸上满含着笑意。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所以，写完了人住的房上的对联，再写猪圈上的对联。猪圈上的对联不用红色纸张，而是用蓝色的纸张；而且，每年写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猪圈的门，是一扇的独门，所以，门上一张对联纸：“六畜兴旺”；框对子上写：“保持清洁常垫土&
发展副业多养猪”，横匾：“好大肥猪”。猪圈门楣上贴的“过门钱儿”，也不贴其他色彩的，而只贴蓝色的。
当写完一家的对子，父亲就卷起一根纸烟，抽上几口，然后指点着我，把已经晾干了墨迹的对子按照上、下联相接和门对、框对配套的原则收起，卷好，再用线一扎，父亲执笔，在上面轻轻写上邻居、亲戚的姓或名字，放在一边，再写下一家的对子。多的时候，要写将近一天的时间。所有的对子纸都写完了，晾干、扎好了，我就按照父亲的指点，一家一家地给左邻右舍们送春联。这是我最乐意干的活了——每送到一家，他们都很感激，接过春联，一边说“又麻烦俺大叔了！”或者是“又麻烦你爷了！”一边拉过我去，或者糖块或者花生，拿几块、抓一把塞到我的棉袄口袋里。我自然要推托一番，但最终还是“束手就范”。然后，美滋滋一溜小跑，回到家，不动声色地把好吃的掏出、藏好，再乐颠颠地给下一家送对联。
到了年三十，吃过了午饭，父亲吩咐我们兄弟几个：“趁着有太阳暖和点，打点糨子，把对子贴上。”打好了糨子，我们兄弟几个，刷糨子，贴对子，贴“过门钱儿”，一番忙活，父亲卷上一根烟，点上，慢慢抽着，和奶奶、母亲一边看着，脸上露出舒心的笑意....
年后，亲戚、朋友们来看了我们家门上的对子，都会钦佩、羡慕地夸赞一番，这时候，父亲的酒，喝得自然更加惬意了。
后来，二哥高中毕业了，父亲就逐步指点着，让我二哥写对子，从开始写横匾，到写框对，到独自完成整套对子的书写。
我二哥开始独立地写对子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了。那个时候，讲究“抓革命”，“斗私批修”，老话自然不能再往对子上写了。最安全、最时髦的，就是写伟大领袖的诗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急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写大门上的对子时，如果有空暇，父亲就站在一旁，看我二哥写，有时候，自然要提醒、指点一两句；当年三十的午后，我们兄弟几个把二哥书写的对子贴到了门上、门框上，父亲总要卷上一根纸烟，点燃了，一边慢慢吸着，一边浏览着门、门框上的对子；我们兄弟几个，站在父亲身旁，静待父亲的评价；这时候父亲一般并不说什么，有时候，最多也就“嗯”一声，轻轻地点一点头，但眼角上却流露着微微的笑意....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那几年的农闲时候，父亲走东集赶西集，贩青菜卖瓜果，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那年到了腊月二十八，家里和邻居们的对子，父亲让我三哥执笔写。
“这一副对子，写什么话最合适呢？”写贴在我们家堂屋大门上的那副对子的时候，我和三哥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把一副古对联略做改动，写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双足踏上生财路&&&
&一砣秤来致富金
父亲看了，眼角带着笑意，说：“这副对子，很贴合我赶集的营生！”……
那时候，农家没有电话，更不用说今天的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了，亲友们要联系，就只有靠写信了。
左邻右舍家里的亲友来了信，像我三姥娘、聂志学大爷、侯可官大爷爷……亲友来了信，都拿来了，让我父亲读给他（她）们听。听完了，根据信的内容，和邻居老人们的意思，父亲再斟酌着写回信。
如果是给他们的长辈写信，父亲一般用“xx台鉴”作抬头（称呼），先问长辈身体安好，然后，再说这里的事；如果给晚辈写信，父亲就用“xx知悉”作抬头：“来信收悉，知你……”……写完了信的内容，父亲念一段，解释几句，再念一段，解释几句。三姥娘或者侯大爷爷听了，连说：“写的刚（“很”的意思）明白”“说得刚圆满！”
解释完了，折叠起来，再写好了信封上的地址、姓名，父亲把折叠好的信纸装进去，邻里们接过写好的信，说一番感谢的话，满意地走了……
后来，二哥高中毕业了，父亲就在一旁指导着，让我二哥写信；再后来，二哥当兵去了，父亲就让三哥写——不是父亲写不了了，而是一则锻炼一下孩子们的写信能力，二则向邻居展示一下孩子们的学业水平——学没白上。
生产队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是黄烟。烤黄烟的时节里，下雨天，地里的活不能做了，队长刘富大哥就让队里的劳力们在队办公处的三间大北屋挑选、捆扎黄烟。
那一天，黄烟抱了一大堆，大家都坐在大北屋里。刘富大哥对我父亲说：“三姑父，你就别选烟了，你把你家的‘古书’拿来，念几段大家解解闷儿吧！”大家一听，都说：“这个主意好！”
父亲就回到家，拿来了《杨家将》这本“古书”，大家一边挑选着黄烟，一边听我父亲用那抑扬顿挫的语调“说书”。
“说”完了一回，刘富大哥说：“三姑父，你念的这一段真热闹！”大家伙纷纷说：“真热闹”……
那一年秋后的一天，我姑来走娘家。在西屋吃过晚饭后，来到北屋，奶奶坐在炕上，我们坐在炕沿上，我姑对我父亲说：“哥哥，你念一段书听吧！”
父亲拿出钥匙，敞开了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很神秘的那个木头小箱子，从里边拿出一本竖排版繁体字的“古书”（书名我忘记了），那是韵文和散文相间的书，父亲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唱”一段韵文，再念一段对白，我们一家老小听得很有些如醉如痴……
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庄里办了“革命文艺宣传队”，我父亲是宣传队“乐队”的主要成员之一。一开始，窦坦亮老师拉二胡，我父亲负责打板鼓。
昨天，我女儿在网络上查了一下，“360百科”对板鼓的解释是这样的。
板鼓，打击乐器。一面蒙牛皮，鼓框用厚而坚硬的木板合成，愈接近鼓面处愈厚，内膛呈喇叭形，上口直径约一寸，又名单皮、班鼓。唐代清乐中使用的“节鼓”可能是其前身。在民间流传历史久远。《清朝续文献通考》载：“班鼓，又名搭鼓，音嚼急，为各器之领袖，击法甚不易”。是中国戏曲乐队中的指挥乐器。演奏时，用双签敲击鼓心或边心，发音清朗。是戏曲及民间吹打乐中的指挥乐器。
父亲打板鼓，那板鼓的“鼓点”打到最快的时候，只见父亲两只手快速地一上一下，那两只鼓棒恍惚合二为一了，板鼓被敲击出一连串极速的鼓点：哒，哒，哒！哒哒哒哒……
“乐队”里的另一名成员，负责打锣的李大爷，见我父亲打得这么精彩，也要试试。这一试，那鼓槌就再也不舍得放下。父亲就把板鼓让给了他，自己改打大锣。
农忙时节没有时间，排练、演出，都是秋后和冬天的晚上在大队部里进行的。最晚的时候，排练到凌晨一、两点（每晚大队里给记两分工），第二天，照常早早地起来，去生产队干活。
我曾经见过父亲用油印纸抄写的“鼓点乐谱”，厚厚的一沓子纸，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第一行是曲调，第二行是与之相对应的唱（词）、（对）白，第三行是鼓点。到今天，我就只还模模糊糊记得一小段“鼓点”：……大~吧~七~台~仓！……
我们村的“宣传队”，先后排演过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孟凡礼大叔演李玉和，刘家大姐演李铁梅，高立祥大叔演鸠山；高明英大姐演沙奶奶，侯顺民老师演郭建光……
“宣传队”里这些“演员”，大多不识谱。于是，侯顺民老师、窦坦亮老师教唱腔，“演员”们跟着一句一句学——就凭了毅力记唱腔、记台词，一段一段、一遍一遍地记忆、排练；我们父亲他们，随着排练，一遍一遍地熟悉、磨合曲调、鼓点儿。排练好了，秋后、冬天的晚上，先在自己村里演，再去周围村子演，甚至跨县去临朐县的洛庄演。在这走村跨县的演出中，父亲一直是一个称职的“司锣手”，没有一次因疏忽而漏了“锣点”……
随着“样板戏”的推广，《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我，寒假里的夜晚，经常跟了父亲去他们看排练、演出，对于剧中的一些精彩唱段，甚至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当年过“六一”时，窦坦亮老师（当时在当民办老师）用二胡伴奏，正在上小学的我，不止一次登台“演唱”：
“（白）这孩子，好闺女！（唱）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白）老乡——
（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
演出结束后，窦老师对我说：“唱的不赖！”父亲得知后，点点头，说道：“嗯！没白跟我去看排练。”
父亲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曾当过我们第六生产队的会计，是村里九个会计之一（八个小队会计，一个大队会计），后来，又当过林业队会计，但最终还是在农田里种了一辈子地。
因为什么不当小队会计了呢？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倒是父亲愤而不当林业队会计的事，我是耳闻目睹过的。
那是一九七几年的事了。
我父亲在村里的“林业队”干活（大队里有一片果园，种了桃、苹果等果树，所以成立林业队）。一开始，我父亲当林业队的会计，账目、钱款父亲一人掌管。
那一天，林业队里的一位“处事谨慎”的人对林业队队长——我父亲的姑舅表兄弟——我窦坦亮二叔说：“一个人，又管账，又管钱，不大好！”并提了个建议：做一个小木箱，木箱子上锁，木箱顶上开一个窄窄的缝儿，钱从缝里塞进去，钥匙由队长拿着。
二叔见这人如此建议，也不好说什么，就如此办理了。父亲外出卖桃回来，见到了小木箱，先是一愣，继而勃然大怒。仿佛受到了天大的侮辱，把账本往地上“啪”地一摔，扭头就回到了家。
吃中午饭的时候，窦坦亮二叔来对我父亲说：“哥哥，是这么一回事……”解释完后，还是想让我父亲回林业队。父亲说：“算了吧，我还是去队里干活吧，累是累点，可心气清亮！”
就这样，父亲放弃了林业队会计这较为轻松的活，回到了生产队里……
父亲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文革时期，村里自然也建立了“革委会”，成立了不同派别的“造反派”，批“保皇派“，斗“四类分子“——搞“阶级斗争”。这期间，就有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做法：我们生产队老实巴交的窦**（按辈分，我叫他老姥爷），也被叫到大队队部”“交代历史问题“，”交代“不出来，就把两只胳膊扭到后背上”别烧鸡“，拧耳朵。记得那天晚饭后，我们快要睡觉的时候，我老姥爷忽然来到我们家，从怀里拿出一个泛黄了的纸卷儿，让我父亲给看看。父亲小心地展开纸卷儿，借着昏黄的煤油灯灯光，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老姥爷说道：”大姥爷，你回去把这卷纸藏好了：这是你家的房契——房屋证明——你如今住的房屋，是老辈子传下来的….“
我们家前面的邻居，是聂志学大爷家。聂大爷家的老三聂文法三哥，大概是因为得罪了某造反派的缘故，一直受到排挤。有一次，被人打得腿破头流血。后来，他当了兵，远走他乡。临行时，别人“避嫌”，我父亲不管这一套，前去送他。
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当队长多年的刘富大哥，对于队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什么的，提出了主意，常常征求聂志学大爷、侯可中大爷、我父亲、刘洪顺大爷、刘继增二哥、马西文二哥、马西三三哥等中年社员的意见、建议。
生产队被解散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刘富大哥病重期间，我父亲前去看望，二人说起生产队时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那年假期里，我回到老家,父亲对我说：“你刘富哥哥老了——他当队长多年，操心费力，直到生产队解散，不贪，不占！”
记不大清楚是我六岁还是七岁那年的春天了，那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生产队的打麦场边玩，忽然看到旁边谁家的自留地（菜地）里新栽的茄子苗，忘记了是谁说了一句：“咱们拔几棵栽到自家的地里吧？”瞅瞅左右没人，我们几个小伙伴进了地，每人刚拔出一棵茄子苗，忽听有人喊道：“你们几个毛孩子，在做什么？”我们一回头，看到我的小伙伴候顺海他爹侯可利大叔挑了一担水走了过来，我们几个小伙伴把茄子苗一扔，扭头跑了。
“……往后好好记住：那是人家的东西，不是咱家的！东西再好，再眼馋，也不能动！”吃晌午饭的时候，我站在饭桌旁，被父亲重重地训了几句。就只这几句话，我就感到心慌、脸热得不行，赶紧连连点头——从那以后，再没有此类事情发生。
农村生产队解散、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年，“集体”没有了，集体的财产遭到了“疯抢”——山坡上，“封山造林”生长多年的树木，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被村民们砍伐殆尽。有的人家，老婆孩子一起上山砍树。我们家、大哥家、二哥家，除了“责任田”里的桑树、自留地里的树木之外，没多砍一棵树。父亲说：“不是自家的，咱不发那歪财。”
起初，当兵复员后的我二哥在大队里当治保委员。集体的树木刚开始被盗伐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听到我家后面山坡上传来一声树木折断倒地的响声，父亲撂下手里的煎饼，几步迈到了院子里，气愤地朝向山坡大声说道：“光天化日的，也太不像话了吧！”说吧，父亲到我二哥家对我二哥说了，我二哥赶忙跑到那山坡上：树木倒在地上，偷伐的人，跑了。几天之后，我大哥去“刀峪口”种地，发现俺家责任田边上的那棵核桃树被人偷偷砍走了——也许是盗伐者的“报复”？母亲说：往后还是少管这样的闲事了吧。父亲听了，还是按句话：光天化日的，不能不管！
在生产队的时候，因为俺家离大队里的机井比较近，浇完地，浇地时用的那台水泵，连同一段长长的橡皮管子，就放在了俺家的院子里。大队集体解散后，石砌的水道，被拆了；机井边为安放抽水机器盖起的机房，被人拆掉了。放在俺家院子里的那台水泵上的零件，也被人陆续以各种借口拆卸，直到后来村委会派人来抬走，我们家，连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都没动：父亲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家的东西，咱不能动。”
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个，家教甚严。
我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妹妹挨了父亲一巴掌那件事。
我们家西屋的后面，有一棵核桃树，每年都结不少的核桃。当核桃成熟了，打下来，去了青皮，晒干后卖了，补贴家用。那一年秋天，打了核桃后，留下了一布兜，挂在奶奶睡觉的炕头的墙上。是准备寄给辽宁抚顺的亲戚，还是准备寄给在青岛当兵的二哥，我记不大清楚了。
那年，妹妹大概也就五、六岁吧，正在嘴馋的年龄段儿。知道那布兜里装的是核桃，便忍不住今天悄悄拿一个，明天偷偷摸一个。时间一长，奶奶发现布兜里的核桃少了，就告诉了我父亲。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又去帮父亲拉车推粪。车到地头，父亲抽完了一根烟，问我，拿没拿布兜里的核桃。我赶紧说：“没拿！”父亲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饭后，我正在屋里收拾书包，忽然听到妹妹惊天动地的一声哭叫，赶紧跑出去一看，原来是父亲问清楚核桃是妹妹偷偷拿的以后，勃然大怒，一把揪过我妹妹，只一巴掌下去，妹妹便哭声震天了。
奶奶赶紧一边喝止住我父亲，一边教训我妹妹道：“谁叫你嘴馋手贱了！”母亲抱过哭个不停的妹妹，掀开衣服一看：屁股上早已暴起了五个红红的手指印……
——父亲希望我们别学歪心眼子，好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
我五、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大哥忽然左手捂着右手手脖子，眼泪汪汪地跑回家来。奶奶、母亲赶紧问怎么了，大哥抽泣着道出了所受的冤屈。
天太热，午饭后，大哥和几个伙伴去村东面龙汪崖村旁边的河里洗澡。在那个叫“龙湾”水汪里，一群半大小子在水中嬉戏。河边有几只鹅在戏水，有调皮、手贱的伙伴逮住了两只鹅，把鹅的翅膀用青草藤蔓绑起来，“别烧鸡”取乐。正在哄笑嬉闹时，忽听有人叫喊着跑过来——邻村鹅的主人来了！那几个调皮鬼见状不妙，抓起衣服，撒腿跑了。我大哥想：我又没糟蹋他家的鹅，跑什么？所以待在水里没跑。结果，那人跑过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大哥抓过来，一阵连骂带打，把我大哥的胳膊扭得差点脱臼，手脖子上鼓起一个大包。
奶奶、母亲听说了事情的原因，既心疼又生气。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先是没说什么。抽了一袋烟后，问了我大哥一句：“你逮人家的鹅了没有？”大哥闻听此言，立刻又眼泪汪汪：“我在水里，根本就没出去。是***、***逮的！”
“不是就行了。”父亲淡淡地说了句，出去了。
过了几天，听三哥说，父亲在问了我大哥的那几个同伴之后，那天下半晌，生产队里去龙汪崖村边的地里干活，正巧碰到了拧我大哥手脖子的那个邻村人。父亲与他理论起来，那人胡搅蛮缠，父亲怒从心起，扔下农具，抬腿就要踢过去。邻村的支部书记聂文端大哥见状，赶紧劝了开来，代为道歉，并当场把那胡搅蛮缠之人狠狠骂了一顿。
后来，父亲对我奶奶、我母亲说了一句：“是咱的孩子犯的，挨打受罚，活该；不是咱孩子犯的，咱不能受这个冤屈。”
父亲中师毕业，但在农村下了一辈子大力气。父亲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下一辈子“庄户”，受一辈子累。所以虽然家里人口多，劳力少，他依然坚持让我们兄妹几个上学：二哥上到高中毕业，三哥师范毕业，我大学专科毕业。
比较起来看，我们兄弟三个上高中的生活，就数二哥最艰苦。
那时候，高中，要到十五里路以外的公社驻地的“七中”去上，要住校，自己带饭。三哥上高中的时候，一般是带母亲摊的煎饼、奶奶晾好的咸菜疙瘩。我在七中复读的时候，父亲用手推车推了两袋子玉米粒子，到了公社驻地所在村的我姑家。一年的时间里，我吃、住都在姑家里。我二哥上高中的时候，带的饭菜，煎饼不多，主要是窝头、地瓜和咸菜疙瘩。
不知什么原因，二哥上高中时，时常头疼。有几次，疼得厉害了，老师就让我二哥回家来休息几天。父亲去村卫生室拿来一纸包去痛片，我二哥吃上一片，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看他的语文、数学书。
几次三番之后，奶奶、父亲、母亲就不免有些担心：这孩子，怎么老是头疼？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吧？于是，那一天早上，父亲向生产队长——我刘富大哥说了一声，就和我二哥步行去了公社医院。
下午，父亲和我二哥回来了。父亲对我奶奶说：大夫仔细地问了，仔细地听了，仔细地检查了，也给开了药片了——孩子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吃菜、吃油水忒少了，缺少营养。大夫说，得给孩子补一补。
奶奶听了，皱着的眉头刚刚舒展开，却又皱了起来：“补一补！拿什么补呢？”奶奶一边念叨着，一边走到了屋门口。目光就停在了正在院子里溜达的那只半大公鸡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当敞开鸡窝门撒鸡的时候，奶奶让大哥逮住了那只半大的公鸡——那只本来要等到过年再杀的公鸡。当把鸡杀了、毛褪了，内脏清理好了，奶奶却不再切小块儿，而是找出了我父亲砸石头用的手锤，把手锤和鸡一起递给了我二哥，并吩咐道：“在那磨顶上，把鸡砸碎！”
二哥把鸡放到了院子里的石磨顶上，双手握着手锤的把儿，一下，一下，一下地，开始砸鸡。直砸得肉星四溅，溅得二哥脸上、手上、身上肉星点点……
等到我二哥把那只整鸡砸成了一摊肉（骨）糊糊，奶奶把那糊糊盛到一个小盆里；母亲点起了炉子，坐上小锅，往锅里舀上了半锅水。等水烧开了，奶奶往那糊糊里撒了点面粉，一搅合，然后，把那糊糊团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小丸子，放进了水滚开着的锅里。
一只整个的半大鸡，最终变成了半小锅连汤带水的丸子。奶奶把热气腾腾的小锅端到了石磨顶上凉着。凉了一会儿，奶奶叫我二哥拿了个小勺子过来，奶奶就站在我二哥身边，监督着他热热乎乎的吃丸子，喝汤。
妹妹不知道跑到谁家玩去了。我在距离石磨几步之外，久久地徘徊。故意装作不注意，却又时时回顾着，直到二哥吃完了丸子，只剩下一点儿汤。
父亲收工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奶奶说：“看起来，这孩子还真是缺营养了！”……
二哥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那一年，村小学的“公办老师”王文汉老师身体不好，经村小学校长陈作文老师提议，村支部孟庆友书记批准，我二哥去村小学当民办代课老师。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二哥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上学时文科、理科都不错，而且爱好文艺，唱歌唱得标准，二胡拉得很是不错，教学教得自然也是很认真，对学生更是耐心、负责。
那时候，学校的厕所都是蹲坑式的。那年初夏的一个课间，班里最老实个头最小的一个学生去解手，被另一个调皮的学生一推，掉进了茅坑里。我二哥听到学生的呼喊，赶紧跑进厕所，一把将那满头满脸浑身沾满污物的学生从茅坑里拽了出来，拎着他的衣领，提到了校院外边的河边，撩起河水，给他从头洗到了脚……
“吃白面馍，穿黄军装”，是我们儿时无比向往的。那时候，农村里的青年们都很眼热当兵。1973年的征兵开始了，我二哥的同村的、邻村的好几个同学都报了名，正在当民办代课老师的二哥也想报名当兵。二哥先跟我奶奶说了，奶奶又跟我父亲说了。
那天午饭过后，父亲问我二哥：“要去验兵？想好了？”二哥说：“想好了。”我二哥当时毕竟已经是二十好几岁的青年了，父亲见我二哥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
到公社驻地验兵，二哥体检合格——验上了。那一天，负责领兵的一位部队领导来到我家，征求家中老人对孩子参军的意见。
奶奶说：“孩子当兵，保卫国家，俺愿意！”父亲说：“孩子到了部队，麻烦领导严格要求，让孩子当个合格的兵！”
部队领导高兴地说：“革命老区的乡亲们，觉悟就是高！”
在当时，参军是很光荣的事儿。二哥验上兵之后，书记、贫协主任等村领导都到俺家来表示支持；左邻右舍都来表示祝贺。二哥当兵以后，每年的腊月二十八，生产队里都派劳力来俺家，要帮助打扫卫生什么的——当然，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陈作文老师，是村小学的校长，是我二哥、三哥当民办代课老师的提议者。王文汉老师，是我们兄妹五个的小学老师，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因病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二哥代替他上课。陈老师、王老师和我父亲又很投脾气。有的时候，阴雨天，不能上坡干活的时候，我父亲常到学校，到两位老师的办公室坐一坐，抽根纸卷的烟，拉一拉农家的话。
二哥验上兵后，那天晚上，奶奶、母亲准备了几个简单的农家小菜，父亲请陈作文老师、王文汉老师来家里一坐，聊表感谢之意。
王老师歌唱得好，是标准的男中音，曾经在村里的“革命文艺宣传”中登台演唱。“酒过三巡”之后，我父亲说：“今晚上高兴——都是孩子们的老师，酒逢知己——王老师，你就亮上一嗓子吧！”
“那怎么能行？在家里，不象话！”王老师再三推辞。“都是知己。”“都不是外人！”我父亲和我奶奶再三劝说。“我看，是盛情难却了！”陈老师笑道。“那就献丑了？”王文汉老师端起酒盅，一饮而尽：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居住着，英雄的鄂仑春……”
因为是在家中，王老师压低了嗓音轻声唱；但大家依然听得眉开颜笑，我依偎在奶奶身旁，更是听得如醉如痴。
1973年冬季，二哥和邻村的同学聂相平去县城报到的那天，天还没亮，我还在被窝里睡觉，二哥就起了床，对我嘱咐了一句：“好好上学！”就穿好衣服告别了母亲、奶奶，急匆匆走了。
等到了下午，我放学回到家，进了北屋，忽然看到父亲坐在方桌东面的椅子上泣不成声！西面的椅子上，放着几件衣裳——我二哥穿了军装替换下的衣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我心中很是吃惊，更有些害怕，也不敢言语，就蹑手蹑脚地走进里屋：见奶奶坐在炕头上，也是泪流满面！
“奶奶，怎么了？”我轻声问。“出去！”奶奶少有的严厉，我赶紧轻手轻脚往外走，走到门口，听到父亲边抽泣便说：“过了这大半辈子了，没想到，混得让孩子出去当了兵！”我这才明白，在老人们的内心里，毕竟还是舍不得让孩子出去当兵的！
二哥和他的同学聂相平一起，去青岛的坦克部队当了坦克修理兵，这一当就是七年，一直到1980年一月份才复员。
我记不清是二哥当兵的第几个年头了，那一年的冬天，父亲曾去青岛看过我二哥一次，二哥一身的黄军装黄大衣，在青岛栈桥照的一张照片，父亲捎回来，放进了家里的镜框里，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着实羡慕了好大一阵子。
二哥去青岛当兵后，经常往家写信，但那一年，忽然几个月没有信来；有一天，聂相平来到俺家——他回来探亲，捎回来我二哥的几件衣服，我们一家人才知道二哥所在的连队开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去了！
聂相平走后，奶奶、母亲流泪了，父亲卷上一根纸烟抽着，宽慰奶奶道：“孩子是坦克修理兵，不会到最前边的！”
话虽这样说，但父亲毕竟担心。那一段日子里，父亲时时一边抽着烟一边听家里广播匣子里的新闻，要不就去门市部去听收音机，听有关对越作战的新闻。直到第一次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二哥所在的连队回到了青岛，二哥有信寄来，一家人才放了心。
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当我二哥上高中、三哥上初中、我和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日子就更紧巴一些，缺粮少柴的。上高中还要带饭住校，母亲有时候就说，让孩子上完初中就回队里干活吧；要不，在家上山拾点柴草也好。父亲自然不同意，母亲絮叨的次数多了，父亲就不耐烦了，与我母亲激烈争吵，甚至动手打了母亲——在父亲内心，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让孩子们上学，供得出去一个是一个——不能让孩子们像自己这样出一辈子大力，受一辈子累！
二哥高中毕业时还是文革时期，没有恢复高考；三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在生产队干活。那几年，生产队的队长是聂志学大爷。这一天，聂大爷来对我父亲说：“大兄弟，让三份儿里孩子当个记工员吧。”我父亲说：“怕孩子粗心大意的，记不好。”聂大爷说：“一个高中生，记个工分，还不是绰绰有余？到时候，我说着，让他记下来就行了。”
于是，我三哥就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出工的时候，除了拿农具，手里还比其他社员多了个物件：书包。书包里是一个“文件夹子”，夹子里夹了个笔记本。当大家干了一阵子活，到地头上休息时，三哥坐在聂大爷身边，拿出笔、笔记本，聂大爷抽着旱烟袋，一边回想，一边说，前日，那谁谁谁，在那块地里，干的什么活，记几分工；夜来（昨天），那谁谁谁，去干了什么活，记几分工……
那一天晚上，村小学的校长陈作文老师来到俺家，对我父亲说：“战双高中毕业了，让他到学校去代个课吧。我和孟书记说了，孟书记同意了！”父亲一听，自然很是高兴：当了“民办老师”，一则不用在队里流大汗，二则，每个月还有几元钱的代课费。父亲说：“多亏大哥费心了！就怕孩子刚毕业，是个生手，教不好。”陈老师说：“战双上学的时候，成绩就不错；锻炼锻炼，一定是把好手！”
于是，三哥到村学校当了“民办老师”，教小学语文、数学。虽然是“民办”，但毕竟是老师了——老师，起码要衣冠整洁。那一年初冬的一天，父亲给去南鲍庄的大社（大门市部），给我三哥买回来一件黑色斜纹棉布的“小大衣”（短大衣）。“小大衣”在当时我们农村人的眼里，是很高级的衣裳了。于是，在三哥脱下旧棉袄穿上崭新的“小大衣”的时候，我嫉妒得简直就是眼泪汪汪了；当三哥穿着崭新的“小大衣“走上讲台时，全班学生的眼神更是一片羡慕。
恢复高考以后，三哥对父亲说，想参加高考。父亲说：“想考，就考吧。考出去，就不用整天吃地瓜、窝窝头了。”
父亲先把这事跟陈老师说了。陈老师说，战双的学业挺扎实，好好复习复习，应该没问题。然后，父亲又去找孟书记，说，孩子想参加高考，多学点儿文化。孟书记说，想上进，那自然是好事，应该支持。
于是，三哥一边教学，一边复习。1978夏天，和他的同学马玉瑞一起，参加了高考，两人一起考了出来。三哥考取了县师范，1980年7月毕业，分配到悦庄联中，当了公办老师。
好像是1982年春季的一天，三哥忽然到我就读的临沂师专来看我，并告诉我，他因为皮肤上起了一些小点点儿，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是皮炎，建议去临沂市汤头温泉疗养院治疗。等回去就准备去住院了。
放暑假，我回到了老家。父亲给我看我三哥的来信。信里说：在疗养院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护士，两人挺谈得来，想确定恋爱关系，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亲对我说：“家里农活正忙，我和你娘也走不开。正好你回来了，你去汤头一趟，和你三哥说，只要是他们两个脾性合得来就行，家里老人没有意见。”
于是，我带着父母的重托，坐车到了汤头温泉疗养院，见到了我三哥和我后来的三嫂，转达了家中二位老人的意见。久不见父亲回信而焦急不安的三哥，这才安下心来。
日，三哥、三嫂回到老家来举行结婚仪式。1983年元月1日晚上的家宴，一共摆了两桌——昨天晚上翻开大学时写的日记，看到了当晚出席家宴的亲友以及座次的记载：高桌边，我家的老邻居谭金成大爷爷、父亲、大哥、二哥；饭桌上，母亲、姑、三哥、三嫂、龙汪崖上三哥、三嫂、我、妹妹、姑家表妹、大表弟、二表弟——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父亲的酒，喝得格外的舒心。
再后来，三哥调到了临沂市汤头中学教学，在那里安下了家。
父亲对我说：“你三哥，这就算是成家立业了。”
对于家里四个男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的我，奶奶、父亲、母亲自然有点偏爱。所以，在我身上倾注了的心血就更多一些。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七岁那年，父亲领我去吃獾肉的情景。
那年秋天的一个黄昏，父亲从地里收工回来，放下农具后，笑眯眯地对我说：“一会儿跟着我吃肉去！”“吃肉？”我一听，乐得差点蹦了起来。
我们这里，地处沂蒙山深处，百分之七、八十的农田“挂”在山坡上，种地打粮，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没灾没害的年份，庄稼收成得好，黄烟烘烤得好，那么，每个工（10分工）的工值也就高一点儿。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第六生产小队最高的工值是四角五分钱——简单、粗略地可以理解为：一个成年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劳作一天挣得的10分工，折算成钱，是四角五分钱。秋后，折算每家的现金收入的时候，还要按人口扣除口粮款什么什么的款项。我记得，有一年秋后结算，我们家，我父亲、大哥辛苦劳作一年，秋后的“分红”是四十五块几毛钱——当父亲把钱领回家，面对着一元、五元、十元的一叠钱，我们兄弟几个人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如果年景不好，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秋后分红的时候，往往还得往生产队里倒找钱。
正因为如此，农家的日子，过得有些清淡。
饭桌上，除非是逢年过节，平时是绝少见到肉的。平日里，玉米面掺了地瓜面的煎饼，就是好饭食了，更多的时候，是地瓜、窝头。菜，在青黄不接的春天里，就以萝卜腌的咸菜为“主菜”。我们这个八口人的家庭，每年秋天，都要腌一大瓷瓮的萝卜咸菜——从这一年的秋天，一直吃到来年的秋天。当夏秋季节，自己菜地里种的时令蔬菜长大了，收获了，炒的菜也是清汤清水的——小锅烧热了，我奶奶用筷子挑起两筷子头的腥油（猪大油），“当当”两声，戳进锅底里，等油冒烟了，放进一点儿葱花，把切好的大半棵白菜倒进锅里……
吃着这无肉星少油花儿的菜，我们更加盼望年节有肉的日子。当父亲不在饭桌旁的时候，挑起一块白菜帮子，我们兄弟几个就开始发挥无尽地想象：
“一块肥肉膘子！”“放进嘴里根本不用嚼！”——“化啦！哈哈！”
只有到了过年，才能“放开肚子吃一回肉”——我们这个八口之家，过年，最多也就割十多斤肉——年后还要招待来走亲戚的十五家的亲友。所以，真正“放开肚子吃一回肉”的菜，也就是年三十晚上的那一顿……
在我小时候，不逢年不过节而能吃到肉的记忆，就只有那么一回——那年春天，邻村的亲戚家办喜事，我母亲领了五岁的我去“喝喜酒”，我自然是乐得又蹦又跳。
到了亲戚家，因为母亲是“女客”，所以被安排在了“女客席”。一张高脚桌子，八个高脚凳子，亲友们按辈分坐下。严格地讲，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因此，酒席桌前，没有小孩子们的座位——我，还有流水店村的另一个孩子，就各自站在自己母亲的身后，眼巴巴地看着。当酒宴开始了，第一道菜端上来，母亲她们挑起一筷子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才抽空挑一筷子菜，侧身放进孩子早已张大的馋嘴里。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挑给我的那一筷子白菜里，有一块长条形的猪肉！我大张着嘴，接过这一筷子肉、菜，赶紧把嘴唇闭紧，生怕那块肉中途掉落。当带了肉的菜进了嘴，我先调动我灵巧的舌头，把那块肉从白菜里分离出来，搁置到嘴的左边，暂且存住；然后，赶紧开动右边的牙齿，“咯吱咯吱”把那带有肉香的白菜嚼了几下，紧急下咽。然后，舌头调动那块长条形的肉到嘴的中央，慢慢嚼了一下，猪肉、猪油的异香立即香满了口！然后，细细地咀嚼，咀嚼到几乎成了糊糊，再慢慢地下咽：为的是把那块肉的香味品味到极致。咽下了这“肉糊糊”，继续乖乖地站在母亲身后——她们也是只挑一筷子菜吃了，就放下筷子，家长理短，啦起农家的闲呱；过老大一阵子，才再挑下一筷子菜……下一筷子菜，邻村的那个婶子给他的孩子挑的菜，比我母亲给我挑的多了一点，气得我对那个孩子怒目而视了好一会儿……
——正因如此，当父亲对我说跟他去吃肉的时候，我的喜悦之情简直就难以言表了。
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谁家舍得杀猪呢？哪来的肉吃呢？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说：“我领着你吃獾肉去！”
那天下半晌，我们第六生产小队的社员，在村东的“涝场地”干活。当干了“一派儿活”歇息的时候，我父亲提了镢头去“齐樓子地”，看我们家“自留地”的菜的长势。当父亲看过了菜转身往后走时，无意之间，看到旁边的河沟里有只狗在喝水，再一打眼：不是狗，是只獾（獾，是一种很能糟蹋庄稼的野兽）！
父亲一边高喊：“快来打獾！”一边抡起镢头冲了过去。
在河沟两旁干活的第五、第六、第七生产小队的几十个社员闻听此言，立刻扔下了手中的活儿，挥着镢头、担杖从四下里包抄了过去。一则秋天的獾吃得太胖了跑动相对慢了，二则因为害怕而慌不择路，那只獾被社员们逼进了河边的堰墙角落里，镢头、担杖一起上，只几下，那只獾就被打趴在地上了。
“真大啊！”“好胖的獾！”大家围着那只獾，意犹未尽，议论纷纷。第五生产小队的刘继富大哥对我父亲说：“大叔！晚上一起吃獾肉？”我父亲说道：“好啊！”
听了父亲简单地叙说，我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感觉。等父亲洗了一把手，进北屋跟我奶奶说了一声，我就乐颠颠地跟着父亲出了家门，经过我们家的自留地“南地”，往生产队的打麦场走去。
秋天，是农忙的季节，天擦黑生产队里才收工。当父亲领着我走向打麦场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已经开始显现了。
当父亲和我刚走近第五生产小队的烘烟屋的屋角，就听到了说话声。一拐过屋角，又看到火苗闪动——
一口大锅支在了屋边的空地上。大队里的护林员——我们家原来的老邻居谭金山二爷爷，第五生产小队的刘继富大哥，早就来了，还有我们第六小队的刘方新大舅，领着他的小儿子——我刘全四哥，也来了。
支起锅，打来井水，点起木柴，谭二爷爷和刘继富大哥一起，把那獾扒皮，开膛，切开，剁成块儿，等父亲领着我到打麦场上，獾肉已经下锅，锅底下，木柴已经着了起来，只有那张獾皮，完整地铺在柴草上。我和刘全四哥凑过去，摸摸獾皮的“头”、“嘴”、“爪子”，感到新奇又刺激。
“三妹夫！这只獾不小啊！”刘方心大舅对我父亲说。“看牙口、皮毛，是个大獾！”谭二爷爷往地下吐口唾沫，说道。“大叔，你眼真尖呀——一眼就看到这只獾！”刘继富大哥说。
大人们在闲拉呱，我和刘全四哥，闻着越来越浓的獾肉香，在一边玩耍，耐心地等待着吃獾肉。
这是我七岁那年的秋后，一个晴朗的夜晚。不知不觉之间，已是星星满天。我和刘全四哥抬头望着深邃的蓝天：天空一望无垠，一晴如洗，繁星满天，星光璀璨：那一条“天河”，似云，如雾，横贯天际。
“一颗贼星！”（就是流星）“北斗七星！”“牛郎！织女！”我们俩仰头望着星空，指指点点，消磨时间。
“两个小馋鬼！过来吃獾肉啦！”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刘方新大舅一声召唤，我们两个立刻丢开了“牛郎、织女”，一溜烟跑到了大锅边。
我父亲一手捏了一块带肉的骨头，递了过来：“来！打打馋虫吧！”
一语未了，几个大人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俩一人接过一块热乎乎的带肉的骨头，一股独特的獾肉香立刻扑鼻而来，沁入心脾！紧忙张开嘴，却又轻轻地咬下一小点儿，细细嚼几口，慢慢咽下去，吧嗒吧嗒嘴，品味一番。但终于还是控制不住“馋虫”的“勾引”，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小心点儿，别烫着噎着！”大舅说。“一整只獾呢！慢慢吃，管够！”父亲说。
我父亲和刘方新大舅各自捎来了一瓶散装的地瓜干子酿的白酒。他们四个大人，把白酒倒进了一个大碗里，在这个秋天晴朗的夜晚，漫天繁星之下，打麦场上，木柴冒着火苗的大铁锅旁，你一口，我一气儿，就着獾肉，轮流喝着酒，说说笑笑，拉着农家的闲呱……
打麦场旁边的庄稼地里，高高的，是即将成熟的棒锤子（玉米），低矮的，是绿油油的地瓜秧。近前，不时响起几声叫不上名字的虫儿的吟唱，偶尔有“狗屎明子”（萤火虫）从身边飞过。我们两个毛孩子，已无心欣赏这秋天的夜景，更无心去逮“狗屎明子”——我和刘全四哥，满嘴满手的油，尽情地吃着獾肉，啃着骨头，喝着香喷喷的獾肉汤。正所谓“眼大肚子小”，不一会儿，肚子里已是肉满汤圆，我和刘全四哥不停地打着肉香四溢的饱嗝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父亲、刘方新大舅他们看到了，听见了，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这一下，饱了口福啦！”“这下子，等于过了个年！哈哈！”
大人们继续喝着，吃着，拉着闲呱。
我和刘全四哥望了一眼热气腾腾的獾肉锅，一边打着饱嗝儿，一边在打麦场上追逐起“狗屎明子”来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父亲他们也酒足肉饱了，灭掉了柴火，收拾了家什，谭二爷爷收拾了刀具、收起了獾皮，刘继富大哥拎了铁锅、水桶，大家互相招呼一声，各自回家。
夜深了，万籁俱寂，月亮还没上来，依旧繁星满天。我摸着依旧滚圆的肚子，在墙角里撒了一大泡尿，打着饱嗝儿，跟在父亲身后往家走。
刚走到我们家的自留地“南地”的边儿上，忽然“喔喔——喽——”一声嘹亮的叫声响起，分明是我家公鸡的叫声。紧跟着，邻居们家的公鸡也叫了起来。
父亲回头对我说道：“你听，鸡头遍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发了书，自己买纸钉了本子，父亲会用他那流利的行书字体，给我写上名字。晚上，在煤油灯下，我坐在方桌西侧的椅子上复习功课（那时候，老师并不留家庭作业，晚上复习，纯属“自觉行为”），父亲在右侧椅子上坐着，翻开账本，记录当天的工分，或者最近几天的花销。记完了，过来看看我算的题，写的字，说道：“不孬！”有时候，是奶奶坐在东边的椅子上，不言不语，看我复习功课。过一阵子，见灯头小了，从针线笸箩里拿来一根针，把那灯头拨得大一点儿。
那时候，课外读物很少。那天，三哥借了一本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照）小画册回来。我感到很稀罕，晚上，我和大哥正在灯下慢慢地翻开，父亲走进屋来，也加入了我们看小画册的“行列”。父亲说：“来，我给你们念念听听。”于是，父亲按照京剧人物对白的语调，京腔京韵地念起来：“......化装侦查！完成捣毁—伪团部—的任务！”......
夏天炎热的晚上，晚饭后，父亲会对我说：“天太热，别看书了，出去凉快凉快吧。”于是，我跟了父亲，来到街上，小河边。坐在父亲身旁，伴着潺潺的流水声，听父亲和邻居叔叔、大爷们谈天说地，讲古论今。
&&在地里挥汗如雨劳累了一天，晚饭后，有时父亲会对我说：“走，去河边给我洗洗脊梁！”说罢，父亲拿了毛巾走出门，我赶紧跟在父亲后面，往我们家后面几十步远的大河边走。来到河边，光着膀子的父亲先洗洗手，再洗洗胳膊，然后，双手撑在水里，身子呈弓形，对我说道：“给我洗洗脊梁。”
于是，我怀着几分紧张几分激动，双手捧起清清的河水，给父亲冲洗早已被炎炎烈日晒得黑黝黝的脊梁。冲洗完了脊梁，用毛巾简单一擦，父亲蹲下身子，双手捧起水，稀里哗啦连脸带头的冲洗几把，然后对我说道：
“来！也给你洗洗脊梁。”
我赶紧躬下身子，双手撑在水里，低了头，刚屏住呼吸，父亲那双大手捧起的清凉的河水，已经顺着我瘦小的脊背流到了嘴边、下巴上。
洗完了，父亲用毛巾给我擦了几把，说：“天忒热了，别回去看书了，到街上凉快凉快去。”
我在学习上还是比较用功的，特别是语文中的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父亲也颇以为自豪。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特别盼望穿上一双解放军叔叔脚上穿的那样的“解放鞋”（胶鞋）。三个哥哥都先后穿上“解放鞋”了，可能因为我年龄还小的缘故吧，脚上穿的还是母亲做的“浅鞋”。
在我的眼里，父亲有着不怒而威的威严。直接去对父亲说“给我买双解放鞋”？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可想穿解放鞋的愿望实在是有些强烈了，我想，直来直去不行，那就“迂回前进”吧。
那是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北屋的方桌边看了一会语文书，然后，从练习本上撕下了已经用过的一页纸的一半儿，思前想后，在纸的背面上，用铅笔写下了一首四句的诗（其实就是顺口溜）：
铅笔、本子都齐全，
裤子、褂子也不赖。
你要问我缺什么？
就缺一双解放鞋！
写完了，默读了几遍，真有些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之感。
这时候，三哥从门外走进屋来。我心中暗喜，赶紧做出慌慌张张将纸条折叠藏起的动作。三哥见状，很是奇怪：“你在藏什么？”
我不言语，故做慌张地将纸条一半儿藏一半儿露地压在了语文书里。三哥更觉奇怪，几步走上前来，一把拽开了我的手，一下子将那纸条抽了出来。“偷偷摸摸的！写的什么？”三哥一边问，一边展开了纸条：“咦？写的‘诗’？”三哥把我的那首“杰作”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然后，满脸惊奇又有些好笑地把我从头到脚瞅了一遍，说了句：“嘿，你真能！”然后，拿着那纸条出了屋。
见三哥已经“上钩”，让父亲知晓我很想穿解放鞋的目的就要达到，我怀着几分紧张几分兴奋，努力抑制着“咚咚咚咚”的心跳，悄悄走到门后边，偷偷地瞅，静静地听。
去井上担水的父亲回来了。等父亲将水倒入了水瓮，放下了水桶，三哥把纸条递给了父亲，并说：“俺四弟写的。”“噢？写的什么？”父亲问了一句，接过了纸条看了看，笑了。然后，把纸条又递给了我三哥。
见我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瞅见父亲笑了，我猜测，最起码，父亲不会发火，我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半。赶紧回到桌边，继续“看书”。
晚饭后，我不动声色，继续在北屋的方桌边看语文书。父亲从西屋过来，笑眯眯地问我道：“听你三哥说，你想穿解放鞋，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拿来我看看？”我低下头，大气不敢出。
父亲见状，嘿嘿一笑，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奶奶去门市部称盐打油回来，放下油、盐，从提兜里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我，笑眯眯地说了句：“小小毛孩子，好高的文化呀！”我赶紧接过纸包，打开来——一双散发着胶的芳香的崭新的“解放鞋”，展现在眼前。
——于是，上小学的我，就提前过上了穿“解放鞋”的幸福生活。
&村庄东面李家沟的小泉子旁，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柿子树，那是俺家的“自留树”。
记得奶奶说过一句农谚：七月里核桃八月里梨，九月里柿子乱赶集，十月里软枣黑地皮。到了秋后，柿子快要成熟的时候，选一个晴朗的好天，父亲说：“今天我们摘柿子去。”父亲、哥哥们推了胶轮车、挑了筐、扛了“抽子”（一种摘柿子的工具），我挎着个筐、扛上一把镢头，大家一起去李家沟里摘柿子。
高大的柿子树，就在生产队的地头边上。因为几米之外，就有一汪长年不干涸的山泉，所以，柿子年年结的稠密。我们来到柿子树下，放下了车子、筐，父亲和我的几个哥哥各自从框里拿出一根长长的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一个小筐（枝条编成的篮子）的提手上，另一头系在腰间，哥哥们和父亲陆续爬上了高大的柿子树，然后，招呼我把几个长长的“抽子”递了上去，哥哥们和父亲各自或站或蹲在树干、树枝上，开始摘柿子：近前的，用手摘；远处的，用“抽子”“抽”。
“抽子”的“构造”是这样的：一根长长的木头杆子，稍细的那一头上安装上一个“铁环”，铁环的中央十字交叉形地焊接上了两个比较薄的铁片，铁环的下边，缝上一个口大底儿小的布袋子——树枝梢儿上的柿子，就用这“抽子”来摘：把长长的“抽子”举起、伸出，将那铁环对准了树梢上的一个柿子，把“抽子”上举，使铁环的口靠近了柿子的把儿的部位，把“抽子”前推或者后拉，一个柿子就掉落在铁环下的布袋子里。当布袋子里的柿子满了，抽回“抽子”，把柿子倒进身旁的篮子里。。。。
当哥哥、父亲在树上摘柿子的时候，我就在树旁生产队的地里“揽地瓜”——地瓜刨完了之后，再用镢头把地刨一边，刨出“漏网”的地瓜。我一边“揽地瓜”，一边不时地抬头往树上看。当哥哥或者父亲摘满了一篮子柿子，用绳子把篮子慢慢地往树下吊放，我赶紧跑过去，双手接过篮子，把满满一篮子柿子倒进旁边胶轮车上的“篓子”里。倒完了柿子，我高喊一声：“好啦！”哥哥、父亲把篮子慢慢拉回到高大的树上，继续摘柿子。
当篓满筐尖，父亲仰头望望天，说道：“饭时了。”于是，哥哥、父亲下了树，父亲推了车，哥哥们挑了担子，我扛了镢头挎了筐，大家满载而归。柿子树又高又大，年年果实稠密，往往需要一天甚至一天半的时间才能摘完。
浅黄色的柿子摘回来，堆在北屋的地上，好大的一堆！该“刮柿皮”（刮柿子皮）了。
&刮柿皮，是一项“技术活”，我们家，只有父亲和我大哥熟练地掌握这门“技术”。父亲对我说：“你还小，不会刮，就管着打柿子把儿吧。”于是，我拿把小刀，把一个一个柿子的蒂把儿削平。父亲拿起一个削平了把儿的柿子，把削平了的一端插在“削柿皮机”的木杆儿头上的三根细细的铁插头上，摇动木摇把儿（手柄），使柿子匀速地转动起来，另一只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削子”（类似于今天厨房里用来削土豆皮儿的工具），手掌类似于半握状态，那“削子”上的刀刃不轻不重地靠在了柿子的顶端上，随着柿子轻轻匀速地转动，那“削子”从柿子的顶端一直刮到底部——就听“嗤嗤”一阵悦耳的声音响起，一条细细、长长的柿皮条儿完整地刮了下来——一个柿子削好皮了。
父亲继续熟练地刮着，我一边给柿子“打把儿”，一边羡慕地看着，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当父亲有别的事儿的时候，大哥坐下来，接着熟练地“刮柿皮”。
当还在刮柿皮的时候，哥哥和父亲已经在南地里（现在我二哥居住的地方，当时是俺家的“自留地”）支起了木架子，铺上了箔（用高粱秸秆勒制的用具），把刮好了的柿子一个一个摆在箔上，晾晒，揉捏。晾晒和揉捏，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晒了几天，柿子晒得稍微有点软了，拿起柿子，一只手的拇指、食指捏住柿子的头和底儿，另一只手的拇指、食指轻轻捏、按柿子的“腰”，只能轻轻按捏，重了，就把柿子捏破了，捏烂了。记不清是晒多久，也记不清要捏几遍了，总之，直到把本来圆形的柿子揉捏按压成了饼子的形状——“柿饼”才算捏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阴天下雨，就要用棒子（玉米）秸儿攒成棚子形状，给柿子挡雨。当雨过天晴，赶紧把秸秆拿下来，继续晾晒。捏柿饼这个活儿，需要细心、耐心。这活儿，主要是我奶奶和我母亲来做的。有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也去帮忙捏一会儿，妹妹也凑热闹去看一会儿。这时候，奶奶和母亲就会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个手这样拿，这个手这样捏……”
成了形的柿饼再晾晒几天，就收了回来，一层一层地装进木箱子里或者瓷瓮里，上面盖上块包袱或者破布，让柿饼“长霜”（今天想来，柿饼表面的那一层甜甜的“霜”，大概是柿子里糖分的“结晶”吧）。“霜”长好了，只留下几斤柿饼自己吃，其余的柿饼，装进筐里、篓子里，父亲推了车，哥哥挑了担子，去南鲍庄的大门市部，或者去陈家庄子的粮站，把柿饼卖给公家，换钱补贴家用。
那一年，父亲卖柿饼回来，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角的钱，递给我，说道：“自己留着，上学买本子、铅笔用。”我答应着，几乎是用颤抖的手接过了钱，然后,把钱藏起来,很久舍不得用,而且,自己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
&&&——现在想来，当年摘柿子、捏柿饼的岁月，是多么温馨，多么让人留恋的岁月……
1994年，我的一篇记叙小时候生活的散文《糊盐》，在“文新杯全国中学师生作文赛”中获得二等奖，并且刊登在《作文》杂志该年第11期上。我把杂志拿回家，父亲喜上眉梢，翻开杂志，字正腔圆地把我的文章念了一遍，夸奖道：“嗯！写得很实在。”
前几年，我曾经写过小诗一首，记录儿时这段难忘的时光。
月儿/爬上半山坡/父亲荷锄归/锄头上挑起一轮月/回望禾苗如剪影/美妙的乐章在心头/拔节
月儿/挑上桑枝叶/母亲的手指在枝叶间灵动/桑叶如音符从月色里/飘落/蚕宝宝们在乐声中起舞/洁白的丝带摇/曳
&月儿/挂上榆树稍/我依偎在奶奶怀里/慢慢摇/月娘娘本姓张骑着驴背着筐/念着这古老的童谣多少次/进入月儿的梦乡
&月儿/淌过家前的小河/父辈们端起烟袋锅/风调雨顺的期望/在月色下酝酿/点燃升腾/闪烁
&月儿/悬上街前的草垛/柴堆秫秸垛/一土一石/埋藏童年无穷的奥秘/一草一木/萦绕孩童稚趣的/歌
&这就是你呀/故乡的/月
1979年秋天，我在管理区联中（管理区是公社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划，后来撤消了）高中毕业，（当时，高中扩办，每个管区就设一所高中，但师资缺乏，有的老师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接着当老师教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结果，以二十多分的差距落榜了。
那年秋天，父亲跑了几趟公社驻地的联中——公社高中。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今天我带你上七中去。”
父亲借了辆自行车，带着我，沿着沙土公路往公社驻地七中走。到了七中南边的河边，停下车，下了车，父亲对我说：“洗把脸吧！”父亲洗了手，我洗了把脸，然后，父亲推了自行车，我跟在后边，走进校园，父亲叮嘱说：“来到这里，好好学。”
父亲找到了我二哥、三哥上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陈书汉老师，说：“我把孩子领来了，又得让陈老师操心了！”陈老师把我领到一个教室，我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了又一年的学习生活。
入学后不久，我的两腋下方长出了些小点点，有点疼，是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我跟陈老师请了假，去了公社医院。大夫说：像是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也没有什么特别对症的药物，就给开了两盒“肤轻松”软膏。搽了几天，没什么效果，小点儿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疼。
我请假回到了家。几天的时间，小点儿成了小泡，小泡成了大泡而且连成了片：从前胸胸口一下半拃宽度的小泡，从左右两侧往后背蔓延。而且，越来越疼——火烧火燎的感觉。奶奶、母亲又心疼又着急，母亲领着我去了庄后头刘大娘家。刘大娘让我站在她家院子里，她拿了一把菜刀，朝着我肚子上的水泡比划了几下，嘴里念念有词——这大概叫做“画符去邪”？可是，不管用。
父亲见我越来越疼，很是着急。第二天早饭后，父亲跟生产队长说了声，就领着我到了龙汪崖卫生室。“赤脚医生”谭为义大哥看了看我的前胸、后背，搬了把椅子，让我脱了褂子，面朝椅子的靠背坐下，手扶着靠背。他先用酒精棉球把我身上的疱疹擦了一遍——消毒，一擦，火辣辣的疼。然后，让我父亲扶住我的肩膀，他拿了一个三面有棱的针，快速而密集地把我身上的小泡、大泡扎了个遍——把所有的水泡都扎破。父亲两手扶着我的两个肩膀，我双手紧抓着椅子背，咬紧牙关，忍受着钻心一般的疼，虽然胸部的肌肉一跳一跳的，但我始终没吭一声。
扎完了，我松了一口气，父亲也长出了一口气。
谭大哥用棉球擦一擦我身上流出的血水，拿出一个纸盒，把里面的药粉搽满了我的前胸、后背，在火辣辣的痛感当中，立刻有了一种清凉的的感觉。搽完了，谭大哥说了句：“没吭气，还行！”谭大哥给拿了几盒外搽的药粉，又对我父亲说：“要是能弄到几只干蜈蚣，研碎了，配了我这药粉抹上，会好得更快些。”
下午，队里放了工，父亲说：“我到南坡庄里一趟——你舅家好像买过蜈蚣。”去我舅家，要翻过两个山岭，走过两个山沟，七、八里的山路。而且，要从两个村的公墓旁走过——走夜路，很有些瘆人。
父亲出了门，回来的时候，大概晚上10点多了吧。父亲从我舅家拿回来两条干了的蜈蚣，研碎了，和着那药粉搽到我身上。过了两三天，觉得不疼了，破了水泡的部位开始结痂，蜕皮。父亲说：“这个偏方还真管用！”
过了几天，奶奶、母亲又问起那天晚上去南坡的事儿，父亲说：“都说听到夜猫子‘笑’不好。可我那天晚上回来，路过两个公墓边，都听到夜猫子在公墓里‘笑’，这不什么事也没有？”
公社高中离家十里地，一开始，我每周回家拿一、两次饭。后来，奶奶、父亲、母亲觉得来回跑费时费力，父亲就到公社驻地所在村我姑家，跟我姑、姑父商量了一下，推了两袋子玉米粒作为我的“口粮”。于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把姑家当成了“食堂兼宿舍”。
1980年阳历三月的一天，陈书汉老师忽然给了我们几个复读的同学几份卷子，让我们随堂做了，又收了上去。几天后的一个课间，陈老师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叫去，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卷子做得不错！学校给你们联系好了，你们明天就到县二中去上学吧！”
怀着几分激动，还有几分茫然，我们几个同学跟着陈老师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在去教室的路上。正是中午放学的时候，同班的同学，还有别的班的学生，都纷纷投过羡慕的目光。
第二天早饭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我们几个，背了铺盖，提了书包（包袱），回家了。
父亲干活还没回来，奶奶、母亲见我忽然背着被褥、书包回来了，很是惊讶；等知道我要去县城上学了，方才高兴地笑了。
正巧村里的拖拉机明天要去县城拉东西，父亲提前和拖拉机手说好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和我一起，搭乘拖拉机，去了县城，然后到二中复习班报到了。
县二中（即今天的县一中），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高中，但距离我们家有近五十多里路，去上学，自然要住校，天不很热的季节，可以带一周的煎饼，能一周回家一次。在我的记忆里，在二中补习期间，没坐过客车。周末，我们几个同学结伴，三个半小时步行回家。
如果巧了，村里的拖拉机星期天要去县城拉货，那么，周六的时候，父亲就先和拖拉机手李来路提前说好，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和我一起去大队加工厂院内，等李来路大哥检修完拖拉机，加了油，加了水，发动了拖拉机，父亲把我送上拖拉机的车斗，直到拖拉机开了，父亲才离开。
奶奶的身体本来还不错——除了前几年眼睛因老年性白内障动过手术视力有点模糊外，耳不背，背不驼；除了大冬天，其他季节常常喝水缸里的凉水，肠胃都没有问题。但这年春季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奶奶忽然觉得吞咽饭食有噎得上的感觉。一开始没在意，过了些日子，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了。父亲和我姑陪着奶奶去公社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大夫单独告诉我父亲的：老人患的是食道肿瘤，俗称“噎食症”！
那时候，对于恶性肿瘤，农村的病患者，还没有听说过放疗、化疗的治疗方法。那位大夫实实在在地对我父亲说，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个病一感觉出来，也就到了后期，让老人回家好好休息，多加点营养吧！
那天，三哥来二中看我，把奶奶得病的消息悄悄告诉了我。我一听，头脑里“嗡”的一声，鼻子一酸，眼泪就要夺眶而出！看到有同学在旁边，我努力忍住了。那一个星期里，我坐立不安，一想起奶奶的病，心里就感到酸楚悲凉！
又一个星期的一天中午，父亲突然来给我送饭。父亲告诉我：“找大夫开了一个中药方子，你奶奶喝了这一阵子中药，觉得吃饭不大噎得上了。你奶奶最挂念你的学业，让我嘱咐你，快考试了，在这里安心学习，不用挂念她！”
1980年阳历7月初高考完毕后，我急急忙忙回到家，扔下书包，跑进北屋西间里的土炕边，看到了躺在炕上的奶奶——奶奶已经非常瘦弱了，两腮深凹，细细得胳膊上，青筋毕现！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奶奶拉着我的手问道：“考完了？”我赶紧说道：“考完了！奶奶！你好些了吗？”奶奶眼泪汪汪的说了句：“白搭啦！”但奶奶立刻忍住了泪，松开了手，对我说道：“你谭大奶奶来看我，拿来的鸭蛋，我又吃不下，你去吃个吧！”我扭头跑院子的一角，泪流满面！
也就是在奶奶患病期间，为了能挣几个现钱给奶奶抓草药、买点好吃的，我父亲骑着那辆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两边挂上两个筐，或者绑上两个尼龙袋子，开始了赶东集走西集倒卖青菜、山果的营生。
奶奶的病情越来越重了，肚子里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但，吃上一口饭，费劲地嚼细了，刚一下咽，立刻“呃”的一声，呕吐出来！那一天吃晌午饭的时候，奶奶自言自语地说：“我就不信，咽不下这一口饭去！”但病情已经恶化到咽不下饭去的程度！
奶奶吃不下东西了，我父亲就去找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我张明来三叔。那个时候，村里的卫生室好像还没有挂吊瓶的治病方法，张明来三叔就每天来给我奶奶打小针——注射葡萄糖。
那天早饭后，父亲问我奶奶：“娘！你想吃点什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奶奶想了想，说：“想吃口冰棍。”父亲听了，赶紧来到外屋，拿了高桌上的磁缸子，涮了涮，从抽屉里找出来两个塑料袋，递给站在一边的我，又从钱包里拿出来五角钱，递给我：“今天正好是洛庄集，你去集上买几根冰棍，买上快回来！”
我接过缸子、塑料袋和钱，一路小跑，到了七、八里路外的洛庄集，找到了一个卖冰棍的，买了三根冰棍，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系上扣，塞进了缸子里，再用另一个塑料袋把缸子套起来，用斗笠给缸子遮着阳光，一路小跑，满头满脸汗地跑回了家。
父亲接过缸子，解开塑料袋，拿出一根冰棍，递给炕上的奶奶。也许是上苍庇佑吧!奶奶慢慢含化下咽了这个冰棍，虽然有几次干呕，但所幸没有吐出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奶奶临终前最后咽下的东西！
父亲解开了另一个冰棍，回身递给在一旁的我：“你奶奶吃不了这么多，看你满脸的汗，吃一根吧。”我接过来，走到外屋，和着满脸的汗水和泪水，吃下了这个冰棍……
那一天早饭后，张明来三叔又来给我奶奶打针。我奶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找了半天血管,最终也没能注射进药去。奶奶对我三叔说：“孩子！甭打了！明天你也别再来啦！”
按照我们农村的习惯，病得很重的人，要躺在堂屋的明间里。征得了奶奶的同意，父亲让我们兄弟几个把高桌子搬走，把那张床搬过来，依北墙安放好。
父亲对我奶奶说：“娘！我把你背到外间的床上？”奶奶摇摇头：“我自己走！”父亲慢慢把我奶奶扶起来，奶奶艰难地挪动着腿脚到了炕沿儿，父亲、姑一边一个，搀着奶奶的胳膊，奶奶硬是一步一步艰难地从里屋挪动到了外屋的床边。等搀扶着上了床，躺下，奶奶艰难地大口喘气，半天方才平稳下来！
见此情景，大家都泪流满面！父亲忍着悲痛，问：“娘！你和邻家的老姐妹，有什么账项吗？有的话，到时候我还上。”奶奶摇摇头：“没……有。”父亲又问：“娘啊！你有什么要嘱咐的话吗？”闻听这句问话，我们兄弟几个泣不成声！”
“都别哭。”奶奶望了望站在床边的我母亲，艰难地嘱咐我父亲道：“以后有什么事儿，和孩子他娘好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发火！孩子他娘心小，有一点事，就拿挪不开！”奶奶看了一眼站在床边的我大哥，叫着我大哥的小名,对我父亲嘱咐道：“他受累最大，到如今还没说上个媳妇….西屋后头那棵大榆树,谁也不能动,给他留着……可不能让他掉到地下!”听了奶奶的嘱咐,我们全家人痛哭失声!
奶奶对我们兄弟们说:”今天没有事,你们都上坡……干活去。明天,都在家里……别出去。”
听了奶奶这话，父亲只好让我们哥几个扛了锄头，去东岭上的“责任田”锄地。哥几个一边干活，一边担心着奶奶的病情，忽然听到有人喊：“徐战文——”我们停了锄扭头一看，是第四生产队的刘静大哥在大路上喊我们：“你奶奶不大好，快回去！”
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奶奶已经走了——奶奶带着对儿孙无限的牵挂，永远地走了！
安葬了奶奶之后的一天晚上，姑对我说起了奶奶艰辛的一生:“小时候家里穷，你奶奶十几岁的时候，和她的几个兄弟一起闯关东。因为缺钱，火车票只够买到山海关的。从山海关下了车，姐弟几个一路要饭到了东北……你老爷爷、老奶奶去世得早，那一年，你爷爷才十几岁，一个半大孩子，跟着同乡闯了关东，在日本鬼子的煤矿上挖煤……临解放的那一年,你爷爷、奶奶带着一家人回到了咱老家……1962年春天，你出生的第八天，你爷爷老了！你奶奶独自一人，帮着你娘操持家务，忙里忙外，辛苦操劳几十年，一年到头不得清闲！你们兄妹们，年龄间隔又相差不了几岁，你奶奶看大了你们兄妹五个人……”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奶奶总是忙忙碌碌，很少有闲暇的时候。每天，帮母亲做饭，炒菜，洗洗涮涮。因为家里人口多，上小学的，上初中的，在队里干活的，一顿饭往往分三波次吃；夏天还好，冬天，就要一次一次的温、热，村小学放学早，每次我放学回到家，奶奶和母亲早已经做好了饭，等我们回来；孙辈的衣裳，拆洗、缝补，奶奶戴着老花镜，和母亲一起忙碌；六七十岁的老人了，麦季里，还要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割麦穗，夏秋季节，在生产队的办公处屋里选黄烟，为的是为家里多挣几个工分；秋天里，切瓜干儿，晒瓜干儿，拾瓜干，奶奶挪动着她那一双裹着的小脚，蹒跚地行走在来、去南岭的凹凸不平的山道上。
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比较清贫。奶奶省吃俭用，帮父亲、母亲维持我们这一大家人的生计。
1994年，我曾经在《作文》杂志上发表过的那篇小散文《糊盐》，回忆、记载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那年的春天，又是青黄不接的日子。
咸菜缸里，早已被我母亲打捞多次，只剩下半缸黑乎乎的汤水，再也找不出一星半点萝卜咸菜。家中赖以称盐买油的四只鸡，又被黄鼠狼钓去一只。鸡们也整日饥肠辘辘，况且又是刚开春，十多天也没见一个蛋。
于是，家中的饭桌上，就只有窝头、地瓜干煎饼了。这样过了好几天，一家人口淡得要命。
天无绝人之路！那三只鸡忽然“开了市”，三天生了八个蛋，战绩辉煌！我和妹妹紧盯着那八个红光灿灿的大鸡蛋，眼瞪得溜溜圆。
&&奶奶说：“甭看了，看也没用，还得用它们撑些日子呢！”几个鸡蛋怎么撑些日子？这个问题太复杂，我想不出也懒得去想，倒上妹妹白白地泪如雨下哭声嘹亮了一番。
&&奶奶把那八个鸡蛋拿到供销社去卖了，换回了半瓢盐，与母亲嘀咕了一番后，便把那早已空了多日的油罐子拿来，放到火上慢慢地烤。终于，一丝“油线”落入小锅里，再烧把火，油（其实是锅）热了，奶奶把那半瓢盐一下倒入锅里——“哧啦”一声，一股油盐之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于是，吃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了一碟“菜”——糊盐。
&&把筷子头用唾沫沾湿，往碟里一沾，送入嘴里，一股糊了的盐香夹杂着一股糊了的油香顿时香满了口。于是，全家人胃口大开。
奶奶说：“这菜好是好，就是太下饭了！”
& 于是，“糊盐”这个菜，就深深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最让奶奶感到欣慰的，就是她有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对于四个孙子里最小一个的我，奶奶更是疼爱有加。
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直到六、七岁，晚上都是奶奶搂着我入睡。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奶奶教我念童谣时候的情景：夏日晴朗的夜晚，奶奶拿个马扎子坐在院子里乘凉，我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奶奶一边用手指着天上圆圆的月亮让我看，一边轻轻摇晃身子着，教我念童谣：“月娘娘，本姓张。骑着驴，挎着筐。上山坡，去采桑…”小时候的我常常觉得，奶奶比娘还要亲！
后来我上学了，奶奶好多回对我说：“好好念书，念好了有出息！”我到公社、县城上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奶奶数着天数计算我回家拿饭的日子；周末等我回到家，奶奶早已经给我晾晒好了咸菜疙瘩；奶奶怕我吃不饱，把辽宁的“亲戚”我大姑寄给她的钱拿出来给我，让我在学校多买点饭菜……
辽宁的这个“大姑”，和我们家本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奶奶在东北时一起闯关东的邻居家的闺女。当年，奶奶看她们家日子更艰难，就穷帮穷，时常接济她一点饭食。后来，这个女孩长大了，成了家，有了工作，几乎每年都从东北给我奶奶寄钱，报答当年的接济之恩。我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大姑一家回山东老家探亲，特地来俺家探望。大姑和我们说起当年我奶奶对她的接济，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想：等长大了,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奶奶！可如今，我刚高考完了，成绩还没出来，奶奶就已经走了！
姑述说着奶奶辛苦操劳的一生，父亲抽着烟，一直没有插话。等姑说完了，父亲慢慢对我说了一句话：“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你奶奶！”
第二次高考，因为我的数学偏科，加之小学、初中时候没学过英语，我又以十多分的差距落榜。两次考试两次失利，我很有些丧气。村里有人见了我，又开玩笑：“考了两年了，还考？再考可就成了主考大人了！”听了此类言语，更觉得灰心。知道了成绩的那一天下午，我躺在小北屋的床上，暗自伤心。三哥走进来说：“再去复习一年吧！”我既羞愧又气恼：“不去了！”三哥见状，转身出去了。
过了没一会儿，父亲站到门口，只说了一句话：“不去复习了？看看你瘦瘦的身板，队里的大扁担，你能挑得动？”
在我们兄妹五人中，就数我在生产队干活最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再到后来的复读，我一直在上学；只有每年的麦假、秋假，作为一个“半劳力”，在生产队里干过几天轻来轻去的农活。装载几百斤重东西的车子，从来没敢推过；近二百斤重的担子，更是挑不起来。
过了两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县二中我们补习班的班主任胡熙鳌老师来到了我们家，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学习上还有潜力，让他再回去复习一年吧。要不，就太可惜了！”
众望难负，1980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了县城二中。
这一次回校复读的“文科班”学生，一共也没几个人，老师就让我们几个人插班到了十九级六班——胡老师当班主任的班，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复读生活。
这时，三哥已经师范毕业开始教学了。父亲对他说：“你四弟在县城上学，来回跑拿饭太远了。家里的事你先别管了，每个月，你就管他的饭、菜钱吧。”
于是，最后一个学年的复读生活，我就和其他住校的同学一样，吃起学校食堂里的白面馒头和有油水的菜来了。
1981年阳历7月高考过后，夏末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东岭顶上挥汗如雨地割柴草，忽听有人喊我，一回头，原来是三哥——三哥说道：“别割了，通知书来了！”我答应了一声，把割下的柴草捆了起来。三哥扛了柴草，我拿了镰刀，努力控制着满心的喜悦，往家走。
走到村东头，就陆陆续续有人问：“考上了吗？”“来通知了吗？”
我答应着：“嗯！”三哥说：“刚来通知！”邻里们赞叹道：“真不孬！一家考出来俩大学生！”——恢复高考后，我三哥考取了师范；今天，我又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回到家，三哥把邻里们的话跟父母一说，父母也是满脸的笑意。
父亲说：“考上学了，该买件新衣裳了。”
于是，父亲拿出钱，去南社门市部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又割了几尺蓝斜纹布，让我去邻村的窦家缝纫部量身定做了一条新裤子；三哥给我买了一件咖啡色的褂子——几天之后，三哥就领着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我，坐了客车去县城体检了。
父亲给我买的那双新鞋，是塑料（胶）底的布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老年人大多还穿自家做的“浅鞋”，而大姑娘、小伙子们，都以能穿上一双从门市部里买来的塑料底的布鞋为荣耀了——塑料底的布鞋，比自己纳鞋底做的布鞋柔软、舒适多了。
等三哥和“焕然一新”的我体检完毕从县城回来，进了村，走在回家的路上，儿时的小伙伴们见了，半开玩笑地喊道：“哇！一身新！过新年啊！”我“嘿嘿”一乐。
没过几天，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父母也忙碌了起来。
按照通知书上的要求，父亲把家里的粮食——玉米粒和地瓜干儿装了几袋子，用手推车车推了，到管区粮站卖“周转粮”。
到了粮站，倒出了粮食，那管理员说：“粮食没大干透，得晒晒。”于是，父亲把玉米粒子、地瓜干子摊开来，在夏末的烈日下晒了接近两个小时，方才卖上“周转粮”，拿了卖粮的收据单子回来。
母亲去社里割了布，买了新棉花，姑从15里地外的公社驻地的村子步行赶来，两人忙了接近一天的时间，给我缝制一床崭新的被子，一床崭新的褥子……
那天，父亲对我说：“快开学了，你到七中陈老师那里去一趟；我到南麻二中胡老师家去一趟——上学的时候，老师们没少操心；考上学了，不能忘了老师！”
于是，我到了陈老师家。师母炒菜招待，我和老师“小酌几杯”。结果，我喝了几小盅50多度的白酒，就感觉有点晕，不敢再喝了。&&&
父亲到了县城胡老师家，胡老师找了英语老师陈老师、政治老师吕老师来陪我父亲喝酒。两位老师酒量颇大，我父亲感到有些“招架”不了，找个了借口，中途偷偷退席了。回来后，父亲对我说：“你那老师，喝酒真实在！”到了寒假里，正月初八，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望胡老师。胡老师笑着问我：“你父亲那次来，怎么中途跑了？”我“嘿嘿”一笑说：“再不跑，就醉倒了！”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
这天早上，父亲说：“你奶奶临老的时候，还惦记着你考学的事儿。现如今你要出去上大学了，到林上去，和你奶奶说一声吧！”
下午，母亲准备了几样贡品，大哥把贡品收拾好了，我依然是从头到脚一身新，提了篮子，去东岭顶上的公墓，去给爷爷、奶奶上坟。
来到爷爷奶奶坟前，点上香，摆上贡品，倒上酒，我轻声说道：“爷爷，奶奶！我考上大学了！”
望着袅袅燃起的香烟，我想：如果爷爷、奶奶还健在，见孙子考上大学了，他们该有多高兴啊！
在去和回来的路上，路旁田地里忙碌的父老乡亲远远地望见了，都指点着议论着，那话语，大概是说：你看，这孩子学没白上啊！考上大学了，上喜坟呢！
报到的日子要到了。
这天晚上，母亲炒了几样小菜，我，父亲和我的哥哥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算是庆贺，也算是给我上学送行。父亲喝着酒，说起我考上的大学专科师范类学校，父亲说：“我也是师范毕业。”说着，起身去里屋，打开小木箱子，拿出来一张纸，给我看：“这是我的师范毕业证。”——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说起他曾经上过师范；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拿出他的毕业证给我看。
第二天早上，背起早已捆扎、收拾好的被褥、行李，父亲送我来到县城车站。给我买上票，客车来了，行李放好了，该发车了，父亲对我说：“到了学校，好好学！”
我觉得眼窝有点热，赶紧答应着，上了车。直到车要拐弯了，我回头看：父亲依然站在那里。
告别了父亲，来到新的学校，崭新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1981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学，还没有被当做产业来办——大学生们的食、宿，是免费的；书籍，也是不收费的。当然，吃饭，要定量——我们非体育专业的学生，每人每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