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疯妈妈心中那不泯的希冀
　　李盛学家院外的村道上围满了观望的人，淑琴正情绪激烈地一会抬起左臂、一会抬起右臂地扯着嗓子唱着似地喊着：
　　受穷的日子祖祖辈辈过，
　　却落个富农帽子头上搁。
　　就算老一辈的没积大德，
　　但是子女能有啥过错。
　　人群中有人议论道：
　　“这哪像一个疯子说的话，有板有眼的。”
　　“俺看，他这是装疯卖傻。”
　　“你他妈的心肺让狗叼去了咋的？嘴这么损。谁不知道大婶是要脸面的人，没有伤心断肠子的事逼迫，谁愿意撕破自己的脸面，耍着景给人看？”
　　“你听，你听啊！疯子能利利索索地抖落出这些嗑------”
　　爹熊，熊一窝，
　　老婆、孩子让人欺负，甘没辙。
　　黄家大军你们听我说，&
　　明天要开批斗会，
　　请你们保我们一家老小别受折磨……
　　“德深！”崔队长匆匆赶来喝道：“你还不快把她拉屋里去，让她在这胡咧咧啥？”
　　德深：“呵！按撕扯不过她。”
　　崔队长跨到淑琴跟前与德深一边一个架着淑琴欲往屋里拽。淑琴疯狂地用力一甩将两个大男人甩了个趔趄。淑琴舞舞扎扎地又唱道：
　　苍天有眼在看着，
　　善人必当有善报，
　　行恶必然尝恶果。
　　“妈妈---”李盛学拨开人群赶上前来，悲痛地大喊一声。
　　淑琴被盛学从疯迷中唤醒，她愣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盛学哭着扑到妈妈的怀里，呜咽着说：“妈啊！你这是咋地啦？早晨你不还好好地吗？”
　　淑琴呆呆地扫了周围围观的人：“妈……妈你咋啦，他……他们在这干啥呢？”
　　李盛学和赶上前来的凤兰，异口同声地劝道：“妈，咱们进屋吧？”
　　说着，李盛学、凤兰将妈妈扶进屋去。
　　崔队长对众人：“大家伙该干啥干啥去吧，啊？”
　　众人散去。
　　崔队长、德深、狗腚随李盛学身后进了屋。
　　进屋后，李盛学问德深：“爸，妈因为啥犯病啊？”
　　德深用目光扫了一眼墙上的有线喇叭说：“大队广播通知：明天，各小队都放下手中的活儿，到大队参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斗　　大会，各队严控的‘四类分子’都要派人提前押到会场。一听这个，你妈……就……呵！”
　　崔队长听德深这么一解释，两步跨到淑琴跟前埋怨道：“俺说淑琴呵！头晌俺跟你掰开揉碎地说了那么多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俺说了，啥运动也运动不到你们这一家人头上。你家成分是重了一些。可是你们这家人，都是勤劳守法的啊！虽然有人也要把你家列入严控的范围内，可是这在大会上大伙都掰扯明白了，大队队委会也同意了，你家不算严控分子。明天的批斗会，挨批斗的压根就没有你家。你这么疑神疑鬼地，不是故意往自己身上添病呢吗？俺说的话，到底进没进你耳朵眼儿里啊？你说句话啊？”
淑琴渗人地冷冷一笑。
　　崔队长：“你这笑，是啥意思啊？哎呀！你能不能说句话啊？”
淑琴喃喃地自语道：“你们都变着法地骗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打啥主意。你们打啥主意我都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干的一切，我们老黄家都看着呢！你们甭想碰我李盛学的一根汗毛！报应！你们都要遭报应的。”
　　“妈妈。”李盛学摇晃着淑琴的胳膊说：“崔队长说的是真的，崔队长能骗你吗？”
　　崔队长颓丧地对德深一滩双手说：“得，俺说了八开六九，喷了半天唾沫星儿了。她却把俺也当做姜三浪子的同谋了。”
　　“盛学，”淑琴拉着李盛学的手说：“你不要怕，老黄家人捎话了，没人敢碰你……”
　　李盛学断定：妈妈真地疯了。他一头扎在妈妈的怀里，师生恸哭起来。凤兰也扑到在炕上抱头痛哭。
　　狗腚不停地用手掌抹着泪。
　　崔队长低沉着的头，对一声不吭的德深说：“给俺卷支烟。”
　　德深将烟口袋递给崔队长。崔队长一边卷着烟一边问：“德深啊，得想发找大夫给她看看啊！”
　　德深点了点头，叹道：“她这是心病啊，难治啊！”
　　几天后，李盛学带妈妈在吉林。长春转了一大圈，走了几家精神病医院，一看那医疗条件和环境，李盛学不寒而栗。有的医院治疗方法及其落后，甚至对患者采用五十年代之前的电休克疗法这与受刑有何差异。李盛学心里明白，妈妈这病，病根是因为爱儿情深意切，为儿过度担忧而引发的，若离开李盛学数日，这几乎是往死路上推她一样。于是，盛学匆匆领妈妈返回张家甸子了。
淑琴精神的崩溃，是李盛学内心深处无法愈合的重创。他在生活中已经历了一些磨难，以后也将经历无数次磨难，但所有这些磨难与他内心的这一重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也许真是天降大任于盛学吧！苍天竟以李盛学母亲的精神崩溃的惨烈方式来“苦其心志”，来“拂乱其所能。”
　　在这种惨烈的精神磨难的激励下，将会产生何等的坚强意志与伟大的人格？法国伟大的作家福楼拜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的那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勇敢地迈进意志的那一天。”
李盛学不但没被这惨烈的精神磨难所压倒，反而将其视为对自己的意志又一次淬火加钢。这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妈妈至高无上的爱：这一切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妈妈这至高无上的爱。他要活出个样来，他决不能辜负妈妈的厚爱厚望。就这样，李盛学拖着被泪水浸得湿沉沉的翅膀，蹒跚地走进了1967年。李盛学曾企盼，这传说原计划只进行六七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早点结束，社会秩序早日康复正常，妈妈的病情也许会自然好转。但是，李盛学的企盼很快就被现实搅个粉碎。1967年元月，全国城乡流传毛主席的一句令人惊骇的最新指示：去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73寿辰宴会上，当“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为了贯彻毛泽东这一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便发表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深入体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强调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李盛学预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日是遥遥无期了。元旦社论像一声进攻的号角，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起起夺权的轩然大波，伴之而起的是一场场愈演愈烈的武斗飓风：上海“一月风暴”，新疆“1．26流血惨案”，四川“二月镇反”，7月20日武汉震惊中外的“七．二0”事件，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导致全国武斗急剧，8月7日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22日的“火烧英驻华办”等等、等等。田间地头的“天天读”政治学习，天天有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冲击，震撼李盛学的心灵。更令他难以理解的是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竟满怀激情地声称：“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李盛学、苦闷、彷徨、困惑。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是这个“大革命”时代的弃儿，他以往的革命抱负，他那想“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斗争的宏愿，是那么不切实际。多么可悲啊，他在准备随时为之献身的阶级事业，其实无时不可不在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动机、灵魂、意识形态。可是，事物总是在辩证的，它的正与反。好与坏总是互相转化的。政治上的歧视，使李盛学自然地将自己勃勃的精力都倾注在读书、画画、针灸和耕牛一样孜孜地劳动上。在那人们闲得骨节发松的蹉跎岁月里，他却活得极其紧张，极其累，但是他感到获得极其充实。而这一切，依然都是为了每天都关注疯妈妈，为了不辜负疯妈妈心中那不泯的希冀。
岁月如流，光阴似箭，转眼又是一年。
　　一天，李盛学和社员们在村南头铲地。歇气时，狗腚又领着大家在地头“天天读”---实质上乡亲们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天天扯”，每天象征性地干点活，偷懒耍滑成了普遍现象。地里的庄稼杂草与禾苗几乎携手并肩共生共存，反正上面说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天，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起当前“文革”的形势。张友是“文革”的形势。张友是“革命”大报小报的热心收藏者，他每天都像书滔滔不绝地将近日的武汉惨案或京城“文革”秘闻绘声绘色地倒给这些孤陋寡闻的庄稼汉：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利用学理工科的条件，自己制造出了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等等现代化武器在武斗中大显身手。清华大学的‘团派’与‘414派’展开了激烈的‘地道战’，打得是血肉横飞，伤亡惨重……”
　　李盛学对张友讲的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他靠着一棵白杨树干，望着远天的朵朵白云悠闲地沉入遐思。这时从远方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边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儿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可爱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
　　也热爱家乡……
　　李盛学深深地为这优美的歌声所陶醉，他微眯着眼睛听着。他不禁循那歌声望去，他要美美地体验那悠扬美妙的旋律在他的耳畔，不！是在他的心海荡漾。充斥世界的，不光是厮杀和恶斗。还有这美妙的歌声和这美好的大自然。妈妈要是没有病，能和我一起体验这美妙的一切该多好啊！歌声欲终了，盛学睁开眼睛循那歌声望去，只见在远处部队的菜地里，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继续歌道：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对于任何一位热爱生活，善于用心去体验生活的人，生活总是无时不刻不为他提供认识生活、升华生命意识的伟大契机。今天，一首歌儿，一首对李盛学来说并非陌生的歌儿，为他捅开了一扇精神生活之窗。一种勃勃生机在冥冥中注入进他那因妈妈精神分裂而受重创的心田。从此他，如醉如痴地爱上了声乐他的叔辈哥哥李盛财爱好声乐并会识谱，他便对之奉之若仙。他从李胜财那讨来一本“怎样识谱”的小册子反复研读，最后学会了好多歌曲。他生性腼腆，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或只身跑到旷野轻声吟唱。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引吭高歌的权力。其实，与其说它是在歌唱，不如说他是在痛苦地呻吟，他是在用他独特的方式与不公的政治歧视和压迫抗争！在这种空气重浊、世道坎坷的境地要立足活命，而且还要保持心体莹然，不失本真是何等地不易啊！李盛学不愧是一位心受重创而志存高远的虚圆之士。为了疯妈妈心中那不泯的希冀，他怀着泣血的情思，坚强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你就是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天三奇药业李盛学：
　　天三奇药业是李盛学先生在1997年创建的，天三奇药业坐落在吉林永吉经济开发区，是吉林省科技厅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天三奇药业在李盛学先生的带领下，是国内最早研发、应用微生态制剂的企业。天三奇药业于2004年通过药品GMP认证和保健食品的GMP认证。
　　天三奇药业总裁李盛学先生生于1948年，天三奇药业李盛学以爱为源、以善为本，扶危济困、无偿救助已遍及300多个城市。天三奇药业李盛学被中华慈善总会等多家单位授予慈善家、华夏赤字、十大公益之星、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荣誉。
　　天三奇药业李盛学先生的生活不是神话故事，但是不乏神话的传奇色彩。从李盛学身上你可以看到手举着自己血淋淋的红心，为人们照亮征程的丹柯的影子了。李盛学朴实忠厚得像大地，像泥土，又满脑子智慧和创意。李盛学心地善良、仁慈得像佛，又坚强、刚毅得像战士。
吉林天三奇药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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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的
有阿不涨是有原因的
有阿不涨是有原因的
你不说原因也是有原因的
朋友们不用等了，都早点休息吧，已通过。
唯利是图者，洗洗睡吧。
这么聒噪，明天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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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震荡着中国》第十九章
&从厂里向东，骑自行车走三十多公里山路就是清东陵。雨轩在曾经有过的那套明十三陵明信片上，领教过帝陵的辉煌，很想亲眼看看这个清东陵，所以他骑自行车去过两次。坐落在遵化县马来峪的清东陵78 15 51513632161
580600300这座建在环山围抱的万亩良田之中的陵墓，所有的陵都坐北朝南，沿山而起，向南的墓道对开几公里外，一座孤立的山峰，被当地百姓称作“石门”，屏护着整个墓区。墓道上人、马、象、麒麟等石雕伫立两旁，宽大的石牌楼分级而立，后面是一进又一进的塔楼和祭祀大殿、偏殿，各陵墓又设有各自的殿门楼和巨大的墓寝。这里所有的良田都是墓院供奉的来源，村庄里居住的都是旗人，为亡灵的子民。由裕妃园寝往西是安葬东、西太后的定东陵。西太后慈禧陵在普陀峪，东太后慈安陵在普祥峪，二陵原皆于同治帝12年，即1873年兴建，其形制、规模相仿，但慈禧陵于光绪年间全面重修，因此其建筑之华丽精美冠于东陵。尤其隆恩殿，殿里殿外都装饰贴金彩绘，殿内明柱也盘旋金龙，可谓金碧辉煌，殿前的汉白玉台基中央有透雕的龙凤陛石，其构图为“凤上、龙下”，充分显现其权势独揽的野心。&&　　慈禧陵有清代后陵中唯一的地宫，据记载，地宫内随葬有大量的金玉珠宝，其中一对万寿壶共嵌有珍珠1288粒、红宝石56件、蓝宝石18件，被视为稀世珍宝。民国17年，即1928年，军阀孙殿英驻防蓟县，他的部队用炸药炸开了地宫的石门，掠走财宝无数。据当地百姓说，在军人们离开以后，还有不少的农民捡到散落的珠宝。在中国，只有到过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帝王陵墓的豪华与气派。中国的任何皇陵都是朝代的标志，因为清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王朝，年代较近，所以也就最能看到往日的辉煌，这里充分展示了皇家的威风。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比不上毛泽东，他的纪念堂建在了明、清皇宫的对面，原中华门的旧址，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上。虽然没有传统帝王祭祀的排场，但报道里所展示的豪华和现代化程度也是举世注目的。这些并不说明毛泽东更加奢华，只证明了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位置，是特殊的历史现象。焦雨轩曾经考虑过，毛泽东是否是中国唯一的希望。这不是大逆不道，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在老人家逝世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他在理论组学习时引用了列宁的那句名言，也因此彻底的得罪了陈学智。毛泽东不是神明，也不是上帝，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不然他不会逝世。尽管他的遗体被保存下来，放到纪念堂里，让千秋万代去瞻仰，那也仍然是个遗体，而不是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继续履行责任的领袖了。他是个无神论者，不可能把自己当成上帝永远主宰着人类和中国，他的思想已经表明了，历史是人民推动前进的。人民爱戴他，人民要把他的遗体保存下来，供千秋万代去瞻仰，这是人民的感情，它解决不了今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当代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感觉到了老人家的伟大，为他救人民于水火而永远牢记他的恩情，这是感情上的必然。而十年的浩劫、十年的压抑，是因为在林彪之后，还有“四人帮”，这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悲剧皆因他们的干扰、破坏。人民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深切悼念毛主席符合痛恨“四人帮”的感情需要。与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相矛盾的是，凡老人家决定、圈定、批示的东西已经不能改变了，即使是确实被冤枉的，也不能改变。这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确实决定错了的，那就是他老人家没有了解具体情况，决定得不准确，如果他不可能错，那错的又是谁呢？现在老人家已经成为遗体了，他再想象重新启用邓小平那样，解决“文革”问题是不可能的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办，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四人帮”的身上。现实的问题是那些含冤死去的，还在关押的，正在劳动改造的一大批人怎么办，他们有着眼前实际的需要。历史的这一关头可能会很快过去，但在其中煎熬的人，是等待不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明显的含冤是直接遭受他们迫害的人员，最普遍的问题是在基层受他们思潮影响而遭受迫害的那些人。如果都象老钟父亲那样是共和国的将军，事情倒好办了，这个级别和明显的对抗会很快的解决一部分问题，所以林彪一垮台，他就先解除了“畏罪自杀”的罪名。如果都象刘少奇那样的就不好办了，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全会定的案，不是那一级组织所能解除得了的。如果都象王国荣那样的就更难办了，基层党委的对受害人的好恶、责任和是否关乎自己，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取向，都决定了是否能够引起重视，是否进行客观调查的问题。让焦雨轩失望的就是这个。一年来，他已经意识到过去听到个别人的种种议论和不满，不是他们的落后或反动，也不是故意用唱反调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些东西是不得不去思考的。天津人历来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事物有自己的感触，如果让他们有了自己的感觉，任谁他们也不会相信。对于时局，他们早就有牢骚；对于造反，他们早就清楚那是为了当官；对于落实政策，他们早就明白单位的作用最大；对于普遍现象，他们早就知道不容易解决，所以，很多的人都在等待。这些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作吧，早晚有一天就作死了，或者是：我不怕等，就怕你不作，作够了，就死到临头了。王国荣的家属不是天津人，当然没有这样的思维，焦雨轩年轻，血气方刚，忍不住气，所以才急着又出主意又帮忙的。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就要过去了，秋风依然扫着落叶，遍地金黄；天空依然晴朗，万里无云。在这个多事之秋，共产党终于切下了又一块毒瘤，带伤的肌体终于可以休养生息了。但共和国的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十年的破坏和积累下来的困境，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一些紧迫的问题日趋严重，国家面临着极度的困难。能让人稍微得到安慰的是文艺界的变化，著名歌唱家王昆、郭兰英、马玉涛出来了，人们听到了那久违了的歌声。老电影演员赵丹也出来了，他因为了解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江青的底细，直接受到了她的迫害。作为罪行，在对她的揭批中，最快也最直接地给他平了反，这给了人们一些希望。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在中央高层也被揭露出来了，虽然没有公开地对这两位已经病故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批判，但对直接遭受过他们迫害的高级干部，有了平反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康生的原因，最后把遭受迫害的人群前移到了一九五七年错划的“右派分子”。为将来给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华南局书记方方、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北大校长马寅初等一系列早期被迫害的重要人物的平反创造了条件。在对待建立政权以来被批判的人员问题上，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更不同于斯大林，当时给了这类人一个称谓，叫“阶级异己分子”。中国党没有象苏联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对被打倒的人没有采取枪决这种极端的办法。毛泽东在对待这些人的处理上还有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明确指示和“割脑袋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脑袋割下去就长不出来了”的比喻。毛泽东最有意思的是对梁漱溟的态度，他和这位在延安时期专程到解放区考察共产党的老朋友，有窑洞里彻夜长谈的情谊。对这个敢在大会上直接指责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给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分，但没有免除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说全国政协需要他这个敢骂共产党的人。这说明解放以来的政治运动，不是毛泽东排除异己的手段。“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并达到了极端，作为没有直接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任何斗争对象，都没有使用极刑。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和判决，就被关押在监狱里，受着无止休的监禁。“文革”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但大多数都是折磨致死或迫害致死的。这里有在恶劣条件下，对老人、病人的疾病不予治疗，不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也有直接的殴打和精神折磨、肉体摧残，这些都不属于杀人，都很难说得清楚谁是祸手。另外一些人是自杀的，他们的情况更为复杂。建国以来，凡自杀的都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说法，“文革”期间又突出了“畏罪”的“罪名”。“文革”中的非自然死亡者绝大部分是“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造成的，看起来都没有应负具体责任的直接责任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毛泽东指示和希望的，老人家亲自发动了这场浩大的群众运动，却无法控制群众的热情和混乱的局面。他承认此时已经天下大乱，曾经有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良好愿望。可是事与愿违，这种混乱终于乱到了中央，出了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连老人家的接班人、夫人都分别利用他的浪漫、潇洒，推动和制造着更大的混乱，以至于“积重难返”。在所谓的“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中，基层到底有多少人利用混乱，浑水摸鱼，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给人强加了多少莫须有的“罪名”，让多少人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株连，是无法统计的。包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这些重要人物的死亡都仅是冰山的一角，更何况芸芸终生、黎民百姓呢。9533厂的副厂长王国荣，在那些屈死的人中仅仅是沧海一粟，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陈学智在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中更是九牛一毛。象焦雨轩这样挣扎在自己认为觉醒的正义之中的小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什么事都怕形成潮流，当落实政策与固守“文革”成果，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聚变就可能发生了。很快，文化部的刘庆棠、浩亮、殷承宗这些靠样板戏起家，效忠于江青的骨干分子被揭发出来了；张铁生、李庆霖这些靠交白卷、抨击教育路线的反潮流“英雄”落马了；那个靠反潮流日记，准备进入团中央的小学生也回学校上课去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文革”最火热领域里的这些人被清除，说明中国就要发生对重大的历史错误的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在再一次被错误路线干扰以后，又要再一次审视自身的问题了。此前，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总结出了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十次路线斗争。这些斗争都说党在紧要关头遭受了损失，其中最为惨烈的是：“王明路线”，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葬送了南方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上，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另立中央，迫使红军部分主力西进，导致了西路军的覆灭。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虽然震撼了世界，但人数从三十万人锐减为不足三万人，这不能不说损失巨大。后来，这两个人前者跑到了苏联，后者投靠了国民党。对于其他错误路线，除林彪被揭露企图谋害毛主席，进行武装起义，最后逃叛外，其余七次都没有那么激烈，以反映在思想上、方式上的矛盾、斗争为主，有些还是模糊的。“四人帮”的危害，要比他们自己总结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都严重。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掀起一股思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一惯的思想和共和国的政体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他们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武斗，制造事端，通过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迫害了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等众多无辜。他们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道德，砸烂了国家机器公、检、法，对科研、教育、文艺、卫生和一些标志着人类璀璨文明的珍贵历史文物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在剥夺了那些受害者民主权力的同时，还剥夺了整整一代人受教育的权力，其破坏程度之大是无法形容的。有消息传来，天津市委那位女副书记，被精神病儿子称为“皮球”的毛泽东远亲自杀了。雨轩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幸好当时没有求她把你调回来，我也拒绝了她调给我的一套住房。这虽然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什么，但我的心里是安定的。她死了以后，那个儿子的病好了许多，她家原来的房子收回去了，给她儿子另外安排了一套单元房，他想出院。……从治疗角度上看，他还需要康复，我的意见是不论母亲怎样，他都是病人，根据病情应该把他留下来继续住院，医者看的是病，不是人。”雨轩很理解父亲，家里的住房十分紧张，可父亲拒绝了市委副书记的帮助，她当时红得不得了，没有人会想到她能有什么问题。父亲和她的关系是因为她那个儿子的病，父亲对她的儿子只是尽了自己的职业责任，并没有特别的关照，反而利用她的权力给医院进口了最新的精神干预药物，这对精神病的研究与治疗很有价值。父亲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调回来，但雨轩不同意也就算了，实际上雨轩是因为家里住的有问题，不想回来挤父母和姐姐。父亲在拒绝房子时，没有和家里人说过，直到那位市委副书记出事了，他才说。看来，他拒绝得很艰难、很勉强，是他的内心里最根本的东西，让他下了拒绝的决心，这是很值得的。天津市有很多事情是耐人寻味的，原市长胡昭衡，“文革”一开始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平民市长，天津市民对他很熟悉。每年冬天大雪过后他都带头出来扫雪，要求每个单位“各扫门前雪”，安排学生扫另外的街道，他要亲自检查。因此，天津市每次大雪过后，道路上都没有积雪。被评为先进单位的南华里副食店，说是服务态度很好，他微服私访，以市民的身份去购买副食品，他非常挑剔，甚至过分，但人家还是热情服务，他说这个先进是真的。百货大楼号称“百问不烦，百拿不厌”，他到毛料柜真的问了几十次，然后试装。天津大商场试衣服是交了钱给个牌，拿着选好的去试，去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有好事者会穿着那件衣服去别的地方逛，等逛够了回来，把牌交了衣服还了，钱又退回来了。胡市长挑衣服，试完了所有的，也选了一套穿上走了，他不认为商场会有这么好的服务，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保证衣服不被污染和损坏的。走了一圈，胡市长回来说不买了，售货员认真地检查着衣服，把里外仔细地看过以后说：“您退不了了，您刚才是不是抽烟了？”然后指着衣服上一个很小，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的洞给市长看。胡市长问他：“你怎么证明是我弄的？会不会原来就有。”售货员让他闻闻，原来小洞上面有羊毛烧过的味，显然是自己的责任，胡市长只能买下。这时暗中保卫的人员站出来问售货员“你知道这是谁吗？”，他是想说这是胡市长考察工作，怎么还要花上一百多元买衣服。胡市长制止了他，说要了。售货员说：“如果您确实觉得贵，我们可以只卖给您有毛病的上衣，裤子我们另外销售。”胡市长说了句“果真名不虚传”，拿了衣服就走了。“文革”开始了，这个市长没怎么挨过批斗，后来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天津市有一个大型企业——重型机械厂，是苏联援建的机械托拉斯核心企业，给大型造船业配套生产机械的。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由我们自主完成建厂工作，厂里制造过一台六千吨水压机，这在早年是非常轰动的。雨轩有几个同学分配到了这个厂，他们听老职工说，“文革”前的书记兼厂长是冯文彬，在任弼时逝世后接任的团中央书记，行政四级。据传，是因为政治错误被下放来的。冯文彬可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他来厂以后，第一次中层干部会就解决了开会难的问题。这个厂是国家一机部的直属企业，与部里的司、局平级，中层干部都是处级，资格特别老，级别也很高，连各车间主任也都是处级，工段长是科级干部。开一个处级干部参加的会，在这个厂不容易。那时流行着“七点开会，八点到，过了九点作报告”的习惯，人们虽然不象说的这么邪乎，但晚到是自然的。冯文彬可不理这套，到点以后，来的人没有几个，他根本不理这些，会议照常开始，他安排布置了工作，随着他有条不紊地讲，人也陆陆续续地到，等人到齐了他话也讲完了。然后是布置落实，还强调谁落实不了就处分谁。这招真厉害，没有听到工作安排，怎么落实工作任务？可谁叫你开会迟到呢？这回崴泥了。不过有的人聪明，当场就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准时，冯文彬交代秘书把会议记录念给他们听，然后自己走了。就这一次，干部们都服气了，从后再也没有人开会迟到了。重型机械厂地处天津北仓，离市区较远，几千职工每天都乘公共汽车到东北角再转乘郊区汽车到厂上班。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郊区汽车开不了，职工们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赶到厂里已经是中午了。冯文彬见状马上让职工回去，他说如果等下班再走，他们回到家里就快到半夜了。第二天，还是在东北角郊区车站，冯文彬站在一辆吉普车的顶上，拿着一个喇叭筒，大声宣布“今天不上班了，都回家去，什么时候通车，什么时候再上班”，把工人们感动得不得了。别看冯文彬对工人那么体贴，对各级领导的要求却特别严。一次，时任市委书记的万晓棠来拜会，门卫打电话进来报告了，他从窗户向外看到万书记的吉斯牌小轿车直接驶到了办公楼前，就告诉秘书说他不在。万书记走了以后，秘书问他为什么不见，他回答：现在的领导干部都快不会走路了，小车出进，前呼后拥的，好象是封建社会的官僚，这个毛病得给他们板一板。万书记过了几天又来了，这次他把车停在了大门口，走了进来，冯文彬热情地接待了他。&&& 领导干部对待别人的严格，往往是自己的以身作则。一年，厂里急需一批机床，按照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床的订购需要提前一年申请计划，可厂里确实急需，采购人员跑了几次上海都没有办成，冯文彬说他去一趟。根据他的级别，外出是要报中央警卫局，采取一定保卫措施的。他可倒好，轻车简从，只带了秘书坐上硬卧就走了，到了上海，他从一个小门出的站，来接他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没见到他。出来以后，他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了，他那边的低调，可吓坏了这边的柯书记，反复和天津联系，确定了他确实上了火车，就布置警力在全市查找。第一天没有找到，下面的人以为象冯文彬这个级别的干部肯定住宾馆，查的方向错了，还是柯书记了解他，让查小旅馆，把他找到了。柯书记亲自迎接他住进了市委招待所，还对他说：“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就行了，怎么还亲自跑一趟？”他回答：“如果我不来，谁能见得到你这个大书记。”事情很快就办好了，他马上又回到了天津。“文革”来了，厂里没有几个造冯文彬反的人，他在厂里呆了一段时间，就被北京来的军人接走，究竟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出来了，雨轩只是最近在报纸上一堆名字里面见过有他。&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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