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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敬畏自然》节选，回答小题。（10分）人们常常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宣称要征服自然。殊不知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只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正像一株小草只是她的普通一部分一样。如果说自然的智慧是大海，那么，人类的智慧就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水滴，虽然这个水滴也映照着大海，但毕竟不是大海。可是，人们竟然不自量力地宣称要用这滴水来代替大海。　　看着人类这种狂妄的表现，大自然一定会窃笑——就像母亲面对无知的孩子那样的笑。人类的作品飞上了太空，打开了一个个微观世界，于是人类就沾沾自喜，以为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可是，在自然看来，人类上下翻飞的这片巨大空间，不过是咫尺之间而已，就如同鲲鹏看待斥鴳一般，只是蓬蒿之间罢了。即使从人类自身智慧发展史的角度看，人类也没有理由过分自傲：人类的知识与其祖先相比诚然有了极大的进步，似乎有嘲笑古人的资本；可是，殊不知对于后人而言我们也是古人，一万年以后的人们也同样会嘲笑今天的我们，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科学观念还幼稚得很，我们的航天器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非常简单的儿童玩具。人类的认识史仿佛是纠错的历史，一代一代地纠正着前人的错误，于是当我们打开科学史的时候，就会发现科学史也是犯错误的历史。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嘲笑古人，在大自然面前卖弄小聪明呢？　　人类发明了种种工具，挖掘出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宝藏——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质，人类为自己取得的这些成就而喜形于色，然而，谁能断言那些狼藉斑斑的矿坑不会是人类自掘的陷阱呢？在宇宙中，一定存在着远比我们的智慧要高得多的生物。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只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就演化出了有智慧的生物；……人类的智慧与大自然的智慧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无论是令人厌恶的苍蝇蚊子，还是美丽可人的鲜花绿草；无论是高深莫测的星空，还是不值一提的灰尘，都是大自然精巧绝伦的艺术品，展示出大自然深邃、高超的智慧。……1.第2段开头一句说：“看着人类这种狂妄的表现，大自然一定会窃笑”句中“这种”指什么？（2分）2.作者认为，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的智慧并不值得自傲。其理由有哪些？（4分）3.“人类为自己取得的这些成就而喜形于色，然而，谁能断言那些狼藉斑斑的矿坑不会是人类自掘的陷阱呢？”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2分）4.为什么说连苍蝇蚊子乃至灰尘都是大自然精巧绝伦的艺术品，展示出大自然深邃、高超的智慧？（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1-江苏省南通市八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阅读《敬畏自然》节选，回答小题。（10分）人们常常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宣称要征服自然。殊不知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只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正像一株小草只是她的普通一部分一样。如果说...”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本题考查学生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根据“这种”前后的内容来概括指代的内容，本题的答案可在第一段的开头来概括。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根据文章的2---4段的内容来分析人类的智慧并不值得自傲的理由。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根据“当今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来理解“人类自掘的陷阱”。4.本题是一道开放题。结合对“苍蝇蚊子”的了解来谈它是艺术品的理由，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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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据推测重建样貌（从左至右）：鲁道夫人（东非，距今大约200万年）；直立人（东亚，距今约200万~5万年）；尼安德特人（欧洲和西亚，距今约40万~3万年）。他们都是“人类”。&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Big Bang）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在这之后过了大约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就成了“化学”。大约38亿年前，在这个叫作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称为“有机体”。有机体的故事，就成了“生物学”。到了大约7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一物种的生物，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架构，称为“文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成了“历史学”。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是500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可以说是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这本书的内容，讲述的就是这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人类早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已存在。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然而，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他们与一同共享栖地的其他生物相比，并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如果到200万年前的东非逛一逛，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群很像人类的生物：有些妈妈一边哄着小婴儿，一边还得把玩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有些年轻人对社会上种种规范气愤不满，也有些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只想图个清静；有肌肉猛男捶着自己的胸膛，只希望旁边的美女能够垂青；也有年长的充满智慧的大家长，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不过，这些人和黑猩猩、狒狒、大象也没什么不同。这些远古人类，和一般动物比起来就是没什么特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某一天竟能在月球上漫步、分裂原子、了解基因码，还能写写历史书。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它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有许多类似的身体特征，也能够交配，但它们彼此却是缺少性趣，就算刻意让它们交配，产出的下一代会是骡，而不具有生育能力。因此，驴的DNA突变就不可能会传给马这个物种，马也不会传给驴。于是，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各有各自的演化路径。相较之下，虽然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看来天差地别，却属于同一物种，有一样的DNA库。它们很愿意交配，而且它们的小狗长大后也能再和其他狗交配、子孙满堂。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genus）。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Panthera）。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而只要没有意外，每一位在读这本书的应该都是一个“Homo sapiens”：人属（Homo，指“人”）的人种（sapiens，指“明智”）。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family），例如猫科（狮子、猎豹、家猫）、犬科（狼、狐狸、豺）、象科（大象、长毛象、乳齿象）。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不管是家里喵喵叫的小猫或是草原上吼声震天的狮子，都是来自大约2500万年前的某头祖先。至于智人，也是属于某个科。虽然这件事看来再平凡不过，却曾经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一直希望自己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的存在，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远近亲戚，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父母。但可惜这绝非事实。不论你是否接受，我们所属的人科不仅成员众多，而且还特别吵闹，那就是一堆巨猿。与我们最相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其中，黑猩猩与我们最为接近。不过就在6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则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家族秘史智人还有另一个更见不得光的秘密。我们有许多堂、表兄弟姐妹，而且没什么文明，但这还小事一桩；我们其实还曾经有很多更相近的兄弟姐妹。人类（human）已经习惯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是因为在过去1万年间，“人种”确实只剩下智人一种。然而，“human”一词真正的意思是“属于人属的动物”，而在过去，这可不只“智人”而已。此外，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提到，不久之后，很可能我们又得再和一些不属“智人”的人类开始竞争。为避免混淆，以下讲到“智人”，讲的就是“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成员，而讲到“人类”，讲的则是“Homo”（人属）的所有现存成员。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大约200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北欧的森林白雪皑皑，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丛林湿气蒸腾，想活命显然需要不同的特征，因此人类也开始朝着不同方向进化。于是人类发展出几个不同的物种，而科学家也为每一种都取了华丽的拉丁名称。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成了“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来自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的人”，一般简称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比起我们这种“智人”，尼安德特人更为魁梧，肌肉也更发达，非常适应西方的欧亚大陆在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至于在东方的亚洲，住的则是“Homo erectus”（直立人），一共存续了将近200万年，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类物种，而我们智人看来也很难打破这项纪录。光是1000年后还会不会有智人存在，现在看来都令人十分怀疑，所以和200万年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则住着“Homo soloensis”（梭罗人，拉丁文意为“来自梭罗谷的人”），这种人很能适应热带的生活环境。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还有另一个小岛弗洛里斯（Flores），这里住的远古人类则是经历了一场侏儒化的过程。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海水水位格外低，于是人类初次抵达了弗洛里斯，而且当时和大陆的交通往来十分便利。但后来海水再次上涨，于是有些人就被困在岛上，物资十分缺乏。那些长得高头大马的人，需要的食物也多，于是最早在岛上饿死淘汰。长得矮反而成了生存优势。经过几代之后，在弗洛里斯的人都成了小矮人。科学家把这种独特的人种称为“Homo floresiensis”（弗洛里斯人），身高最高不过1米，体重最重也不过25公斤。然而，他们仍然懂得如何制造石器，甚至偶尔还能在岛上猎象。不过倒也公平，在这岛上的象也是一种矮生种。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Denisova）洞穴中发现了一块已经变成化石的手指骨，为人类的大家族又添一种成员。手指骨的基因分析证实这个人种过去并不为人知，现在则命名为“Homo denisova”（丹尼索瓦人）。全球还有太多洞穴、岛屿、气候，谁晓得还有多少我们失落的亲戚，正等着我们去发现。这几个人种在欧洲和亚洲不断演化的同时，其他在东非的人种演化也没有停止，人类的摇篮继续养育着许多新品种，例如“Homo rudolfensis”（鲁道夫人，“来自鲁道夫湖的人”）、“Homo ergaster”（匠人，“工作的人”），最后还有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种，而我们也颇为厚颜地把自己命名为“Homo sapiens”（智人，“明智的人”）。在这些人种当中，有些高大，有些矮小，有些会凶残地猎捕，有些只是温和地采集着食物，有些只住在某个小岛上，而大多是在整个大陆上迁徙移动；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人属”，也都是人类。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是认为这些人种是呈线性发展，从“匠人”变成“直立人”，“直立人”再变成“尼安德特人”，而尼安德特人再变成我们。这种线性模型误以为地球在某个时间点上只会有单一人种，而其他更早的人种不过就是我们的祖先。但事实是，从大约200万年前到大约1万年前为止，整个世界其实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人种。这其实也十分合理。就像今天，地球上还是有许多种的狐狸、熊或是猪，而在几十万年前的地球上，至少就有6种不同的人。 图2 这些都可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据推测重建样貌（从左至右）：鲁道夫人（东非，距今大约200万年）；直立人（东亚，距今约200万~5万年）；尼安德特人（欧洲和西亚，距今约40万~3万年）。他们都是“人类”。从整个历史来看，过去多种人种共存其实是常态，现在地球上只有“一种人”，这才是异常。而下面很快就会提到，对于我们智人来说，我们不愿想起这些过去的手足亲情，背后其来有自。【书籍信息】书名：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作者：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 译定价：68.00元出版时间 ：2014年11月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内容简介《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的一部重磅作品。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生态的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者水母相差无几。为何我们能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加快乐吗？我们知道金钱和宗教从何而来，为何产生吗？人类创建的帝国为何一个个衰亡又兴起？为什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为何一神教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宗教？科学和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条？理清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脉络，挖掘人类文化、宗教、法律、国家、信贷等产生的根源。这是一部宏大的人类简史，更见微知著、以小写大，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作者简介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他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在学术领域和大众出版领域都有很大的兴趣。他的《人类简史》一书让他一举成名，成为以色列超级畅销书，目前这本书已授20多个国家版权，在历史学之外，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根据图书改变的课程上传YOUTUBE后风靡全球，拥有大批青年粉丝。写书，视频课程之外，他还开设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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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年龄已有46亿年了,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用了几万年,（以下问题在补充栏内）46亿里面以万为单位的数太多了,在我们之前会不会有更加文明的人类存在呢?比如在一个埃及5岁男童木乃伊中发现一个心脏勃起机,玛雅的水晶骷髅等等.那位科学达人可以帮我解答呢?我问的这些属于哪方面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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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算是天文学,不能分成什么学科,因为是未解之谜.在我看来,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上古的文明留下来的痕迹未免太少了,我相信,人类灭绝后,一定会留下非常多的,证明人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但是似乎以前的文明没有.也许是他们灭绝的时间太早了.比如,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根本不算什么,人类历史不超过四百万年,但是恐龙的历史达到了惊人的一亿多年!为什么没有进化出恐龙人呢?也许,进化出人类关键是脑这个器官的发达吧,而之前的生物的脑部都没有进化到足以发展文明的地步,那么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人类出现在地球的46亿年后也是必然的（因为进化出发达的大脑需要这么久.）而且,你的问题可以改变成：宇宙直径有300亿光年,地球的直径才一万多千米,300亿光年里以千万米为单位的数太多了,在我们之外会不会有更加文明的智慧生物存在呢?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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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些属于传闻和猜想。由于人类文明出现的非常突然，我猜想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出现以前有史前科技文明存在。由于某种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他们中的极少数离开了地球，并在两千多年前返回地球，将文明传承给了当时梦寐落后的地球人类，他们只吸收理解了很少的一部分。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大概在同一时期，文明高度发展，出现了许多现在都无法超越的文化巨人。那时代是真正的文化昆仑，很多思想家、哲...
应该是人文学科中的哲学，或者是逻辑学（百度分类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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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来源:互联网 时间: 11:16:39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经济转型下的资本市场使命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今天我选取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但并不想就资本市场而谈资本市场，而是想把它放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讨论，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国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资本市场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舞台。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与规模以上企业的盈利之比达到43%，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与GDP之比达到35%，未来这些比例还会上升；在《财富》发布的2013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共有95家中国企业上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跟这个市场直接或间接地打交道，因为你要跟中国经济打交道。在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这个舞台的重要性只会愈发显现，有一点像我们生活中的空气和水。因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我们在座各位共同的使命和职责。
　　邓小平与华尔街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邓小平时代》，郑重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厚重，它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邓小平的描述，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不仅仅是30年，可以说是中国过去将近100年从屈辱走向复兴的过程。尽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很多都是过去30年历史的亲历者，但是从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的视角去全面梳理一遍这段历史，对我们仍然不无裨益。尤为重要的是，历史是很难割裂的，它往往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判中国的未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这本书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特地摘录在这里，与各位分享。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注1]
　　1974年的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高度封闭，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华尔街闻所未闻，当时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处于高度禁锢的状态，去资本的象征华尔街看看无疑有一点离经叛道，但邓小平却坚持要去。为什么？该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凭其惊人的直觉洞察到，美国之所以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傲视全球，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可能正是来自于这条长不足500米的小街。
　　将近20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南巡时，讲过这么一段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市场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是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他的政治勇气和判断力，使得当时刚刚踉跄起步的中国资本市场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再过了一个20年的今天，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公司在这个市场挂牌上市，每天中国社会大致有一亿人在这个市场进行交易[注2]，每个人身后是一个家庭，这个市场的涨跌影响到中国社会近1/3人口的财富和福祉。无疑，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舞台。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我想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谈对于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第二部分，就正在推进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谈一些个人的体会；第三部分，探讨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大国的兴起与衰落，并由此探讨中国社会未来中长期的发展。
　　第一部分：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时代
　　2011年底，在一次内部的论坛上[注3]，我做过一个发言，后来论坛的主办方根据录音整理了文字稿，我起了个题目叫《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网上可以搜到。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些研判：一是欧债危机，用了一个“糟”字，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二是中东局势，用了一个“乱”字，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三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用了一个“险”字，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四是中国经济转型，用了一个“难”字，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一年半后的今天，有些情况被不幸言中。
　　英雄迟暮的欧洲
　　一年后的欧洲形势怎么样了？我选了几张关于欧洲的图片，因为图像给人的印象超过语言的很多倍。第一张是我们去年年底到意大利访问时，在米兰的街上邂逅了罢工的人群，发现他们优哉游哉，“胜似闲庭信步”，你实在是很难想得起来，这是一个深陷危机的国家，不禁感慨，欧债危机至少暂时无解；第二张图片上是卡梅伦和默克尔在对话，卡梅伦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庆幸他的前任的前任做了一个英明的决断，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另一方面他仍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英国要不要退出欧盟，而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再遭重创；第三张图片上是美丽的地中海小岛，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家叫塞浦路斯，近期濒临破产，正在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最新的一块多米诺骨牌。
　　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问题是多个维度的。首先是高福利主义，高福利主义的真正问题不是增加了社会的成本，而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其次是欧元问题，欧元问题的本质是大锅饭问题，建立过计划经济的人们都知道大锅饭最终会带来没有饭吃；而从中长期来看，欧洲真正的、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衰退。欧洲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一方面因成本过高而面临新兴国家的冲击，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创新能力又无法与美国抗衡。欧洲问题的出路，可能只有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并实现对外开放。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往往恰好相反。在今天的欧洲，任何福利的降低都遭遇大规模的抗议，任何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并购都遭遇百般阻挠。在世界大家庭中，曾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领先于世界的欧洲，似乎步入了英雄迟暮的不归之路。
　　不幸的中东
　　今天的中东依然乱象丛生，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再到阿萨德，托尔斯泰说过，“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东的不幸，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中东为什么与现代文明错失交臂？在历史上，阿拉伯民族曾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曾经开启了代数学和三角学等科学学科。但在近现代史上，与西方世界远隔千山万水的东亚，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韩国取得了惊人的现代化成就，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失败和诸多社会实践后最终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与欧洲仅有地中海之隔的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未能驶上现代化的航程，这可能与其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不无关系，即所谓“资源诅咒”[注4]。第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整体性的和渐进式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很难在一夜之间实现跃迁。穆巴拉克年轻的时候是个改革者，不幸的是他干了四十多年，老百姓不干了，把他赶下了台。选上来一个穆尔西，悄悄地还是想搞独裁，老百姓又上街了。今天的开罗，和三年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近日，穆尔西的下台和军政府的上台为中东乱局增添了一个最新的注脚。
　　观察近年来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词，叫做“疯狂的货币”。2008年后的世界，围绕着货币，演绎了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博弈，先是美元的量化宽松，接着是欧元几近崩溃，再到最近日元的无限量化宽松，货币贬值的竞赛似乎方兴未艾。
　　2011年底，北朝鲜的权力更迭，引发了世人对东北亚局势的关注，过去一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周边的环境，首先是黄岩岛[注5]，然后是钓鱼岛[注6]，然后是核试验[注7]，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环境的困难局面或将成为常态，对崛起中的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成长的烦恼”。
　　纠结的中国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说法，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注8]。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大部分能生产的东西，中国几乎都成为世界第一，手机、电脑、DVD、电视机、洗衣机，等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工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贫穷的年代，感受到了过去30年物质生活爆炸式的增长。这让我们想起了狄更斯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但也正如他的名言所警示的那样，事物往往有它的另外一面。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雾霾使大家不知所措，在2013年的第1个月中，北京没有雾霾的日子只有五天。但天气糟糕的远远不只是北京。2011年世卫组织对全球近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北京排名1035位，进入排名的31个省会城市中，海口排名最好，名列第814位[注9]。
　　近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流行词叫做“纠结”。今天的中国，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纠结”，它几乎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很容易在一个产品——iPhone5中观察到这种“纠结”。2012年9月，这一边，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刚刚出炉的iPhone5，在上市的第一天就抢购一空，于是很多人会不远万里飞到纽约去抢购，新浪上有一张新闻图片[注10]，在纽约苹果的旗舰店门口排队的人群里，中国人超过了1/3，这张图片的标题叫“iPhone5在纽约开卖，美国因华人而笑了”；那一边，在同一个月，我们看到，生产iPhone5的富士康，其在太原和郑州的厂区接连发生骚乱[注11]。这个纠结的背后是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严重缺乏谈判力。在iPhone5近400美元的价值链中，富士康只拿到不到7美元的加工费。郭台铭[注12]是个资本家，富士康的管理也无疑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一个更加尖锐的事实是，其在全球产业链中仅有这样的谈判力，即使郭台铭变成活雷锋，大概也不够分的。而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谈判力，远不及富士康。
　　同样不缺“纠结”的，是2012年的国庆黄金周。这一边，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涌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以及世界各国的购物胜地，几乎使中国的黄金周成为了世界的黄金周；那一边，我们也看到，高速公路拥堵、车辆排起长龙，海滩上遗弃的垃圾须以吨计量，在风景名胜因为排队加塞而拨刀相向，如此等等。这个时候有人去问大家“你幸福吗？”，难怪会有人说“我姓曾”[注13]。这个纠结的背后，凸显了迅速前行的中国社会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基础设施亟待改进，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还有社会激增的期望值与经济社会的进步速度之间可能产生的落差。
　　中等收入陷阱之谜[注14]
　　这种落差，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上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谜。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人均GDP达到美元之后，往往会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比较典型的国家有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随后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依旧步履艰辛。与阿根廷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美国[注15]，今天已经达到48000美元，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中等收入也有一些比较宽松的定义，例如世行有一种定义，人均800美元就算是中等收入。按照这种定义统计，1950年的时候，世界上就有将近100个国家跨入了中等收入门槛，但是60年过去了，将近90个国家没有走出来[注16]。
　　经济学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问题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往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期望基本契合，甚至会超预期，但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经济的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例如，要发展创新经济，往往需要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科研水平的提高，法律体制的完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经济学上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注17]的提高，而这个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长不会止步，它往往会一日千里，往往会是线性的，或者是加速的。两者的剪刀差，带来了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
　　这可能是为什么往往是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而不是早期，社会容易出现问题的根源。当然，这个经济增长的瓶颈期，或者饱和期、平缓期究竟是出现在人均GDP800美元还是1000美元、还是、4000美元时，可能会因为国情或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发展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另一只脚怎样尽快地跨出来。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显现，需要面对的是，怎样以最快的方式平稳地渡过这么一个危险的阶段。
　　或许，唯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使之赶上社会期望值的激增。尽管管理社会预期也是国家治理的必要举措，但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驱动力来说如此，外部亦然。
　　【钓鱼岛事件的偶然与必然】2012年，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之间搁置60年之久，突然浮出水面，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我回忆起2006年去日本访问，出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中日关系正处于比较友好的时期。其实中日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比较强，日本资金富余，技术也相对先进，但缺乏市场和增长的动力，而我们对资金和技术总体来说是有需求的，当时也正处于中国股市高歌猛进的时代[注18]，所以当时会上有大量的日本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于中国趋之若鹜。我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后，他们都热情地来和我们攀谈。很惊讶的是会上还有很多日本的实业家，因为日本的市场前景不好，他们急迫地希望他们的企业能被中国企业家并购。
　　访日期间，我们利用空闲时间，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做了一些交流。有一位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留学生说，日本社会有两种人，反差非常鲜明：一种对中国非常友好，愿意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融合；而另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恐惧，他们担心，如果某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日本人将永远生活在一个强大中国的阴影之下，他们对这个前景感到不寒而栗。2006年的时候，所有人觉得这样一个前景还比较遥远，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爆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日本，这一前景提前成为了现实。尽管钓鱼岛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日本右翼政客的短期政治投机行为，但从野田政府的购岛行动，到石原慎太郎的极右言论，再到安倍右翼政府的当选，其背后多多少少折射了日本社会的某种民族心理，钓鱼岛事件的出现应该是偶然中的必然。
　　钓鱼岛事件，也折射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将面临的国际环境。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另外一个国家有点儿相似，那就是100年前的美国。过去若干年，国际社会此消彼长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而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理论叫“美国威胁论”。1900年前后，美国正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欧洲，当时欧洲遏制美国的急先锋是德国和英国，而英国跟美国还是同祖同宗。当然，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遏制，遏制不住还要跑过去投资，分享成长，所以是一种忽冷忽热的锯齿般的关系。
　　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几十年中，与很多发达国家之间也会是这么一个复杂的拉锯式的博弈关系， 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也不会降到冰点。 中美关系就是如此。我们的领导人访美，双方气氛非常友好，但一回来，美国总统可能就会见达赖，前后也就相差不过一个星期。美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也相谈甚欢，但一回去可能就台湾军售。这背后是两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情绪的博弈。中日关系也是如此，降到冰点后有时也会有转暖的迹象，你会发现，右翼的野田政府突然会任命两位中国通的大臣，以示友好。
　　在这种局势下，无论是面对社会激增的期望，还是应对世界的压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每天晚上电视上关于钓鱼岛事件的讨论很多，我听过一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观点。他说，我研究了中日关系30年，相对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来说，中日关系只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能把13亿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中日关系就不再是问题。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谈判力就又会有所不同。当然，与此同时，与其的斗争和博弈也是必须坚持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资本市场：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
　　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为关键的十年。
　　2010年，中国经济突破了人均GDP4000美元，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保持7%的增长率，十年复利，翻一番，2020年前后，将超过人均8000，假设人民币升值10-20%，就超过一万美元[注19]。
　　这对中国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注20]。
　　什么叫突破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有机会去吉隆坡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对此有了一点切身体会。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诸多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三大宗教的交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次是三大民族聚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尤其是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不快[注21］。马来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财富却不到20%，但占据了所有党政要位，华人的人口不多，却拥有了财富的80%，但被排除在公职和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到街上一看，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2012年底，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304美元，即所谓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每个人都会有所失去，老百姓不会轻易上街了，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
　　今年，这个刚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5月5日，马来西亚大选结果揭晓，执政党联盟在这次被称为史上最激烈的大选中获胜，亲反对党的华人阵营认为选举舞弊，走上了街头，执政党的报纸旋即打出通栏标题，“中国人你们想干什么？”，一时马来西亚社会空前对立，气氛殊为紧张。看到报道，很为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国内朋友担心，怕再发生历史上那样的流血事件。询问了一下，得到的回复说，虽然有不少抗议的集会，但均为理性抗辩，加之国际社会的监督，再发生排华浪潮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马来西亚社会果然也很快恢复了平静。这个国家的确已经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理性程度、协商机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及缓冲空间都已今非昔比。
　　如果我们在2020年前后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将有更深的缓冲区，更大的承受力，我们有机会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此后中国的道路可能反而会相对平坦一些。
　　第二，如果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大致成为美国的1/4，而人口正好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注22]。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国际事务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区域争端中的话语权会增加很多，那时候我们再提共同开发，一些国家可能就会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十年，保持增长，保持稳定，加快转型，是第一要务。在增长、通胀和转型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战。
　　怎样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往往取决于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作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场所，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近期将去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资本市场系列讲座集结成书，以《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为名出版并全文在网上发表，意即在此，同时也希望藉此向更多的年轻学子介绍资本市场的主要业务和最新进展，并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资本市场，参与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存量的整合和增量的发现
　　资本市场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量的整合，二是增量的发现：
　　第一，现有产业的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有很多产业从极端落后起步，成长到了全球屈指可数的地位，最为典型的是钢铁。中国的钢铁产业已经连续多年雄踞全球产量之首，回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超英赶美的未已雄心，确实令人感慨万千。但是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钢铁产业的落后和分散。 我国钢铁企业有800家之多[注23]，按前四大钢铁企业在行业中占有市场份额的集中度指标CR4来比较，欧盟为90%，美国为53%，日本为75%，韩国为89%，俄罗斯为78%，而我国不到30%[注24]。高度的分散化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首先是环境问题，据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石家庄[注25]，这与华北地区大量的中小钢厂不无关系[注26]，特别是很多低端钢厂，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利润空间去提高技术或处理污染；其次是我们每年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是出口钢材的150%左右[注27]，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的都是特种钢，出口的都是粗钢；还有的问题就是 我们每年消耗全球60%左右的铁矿石[注28]，在每一轮铁矿石谈判中都败走麦城，为什么？因为我们2000多家钢厂自己就和自己打得不可开交。钢铁产业折射了中国很多产业的问题，产能过剩、过度分散化、没有规模效应、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没有产业的整合，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升级转型，也就不可能解决好环境和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亟需对这些产业进行一定的整合。
　　问题是应该怎样去整合？
　　打造中国的通用和杜邦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美国类似的重工业化阶段是在1900年前后的30年。当时美国有个人叫卡耐基，号称钢铁大王，他的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仍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来自华尔街的JP摩根告诉卡耐基，说卡耐基先生你的工厂办得很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卡耐基问有什么问题？摩根说，就是规模太小。卡耐基听糊涂了，说我已经超过了日不落帝国，怎么还规模太小？摩根讲了一句卡耐基想都不敢想的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历史。摩根说，我要把你的工厂买下来，我还要把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都买下来，把你们整合在一起。一年之内他做到了，他组织了一个财团，把卡耐基和其他几个钢铁公司买下，前后收购了数百家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的新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集团，资本金为美国联邦政府该年预算的2.75倍，一举奠定了美国钢铁产业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和谈判力[注29]。
　　在同一个时代，美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都依托资本市场的平台发生了大量的并购。 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 汽车行业出现了通用汽车，电器行业出现了通用电器，化工行业出现了杜邦公司，资本的力量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完成了重工业化过程，并一举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完成了美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和小作坊为主的小工业经济向重工业化经济的转型。
　　处在重工业化阶段的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擅用资本的力量，用并购的手段整合盘活中国经济的存量，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加速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这也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硅谷奇迹背后的推手
　　转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途经硅谷[注30]，一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请了一位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带我们转转。首先看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房子，乔布斯的故居。在离乔布斯家一英里的地方，看了扎克伯格创业的“基地”。然后去参观了脸谱公司今天的园区，有五、六十个大楼，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去参观了谷歌，看到谷歌的办公楼之间还有沙滩排球场，大概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我们还去了KKR。大家如果读过《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应该知道KKR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策划了美国最大企业并购案的私募基金[注31]。KKR的旁边紧挨着的几间低矮的小平房，门口写着“硅谷银行”。
　　不到两个小时，方圆30英里，聚集了这么多美国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当然，我们还路过了像甲骨文、英特尔这样的昔日明星，等等，只是没有时间驻足访问了。这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明星，现在似乎已成为了老牌公司。每次到硅谷，你都会感叹，这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山谷。在中国古代，村里有人考上进士，大家会说这个村里有文曲星下凡，硅谷有一点像很多文曲星正好下凡到了同一个村里，一定是这地方有什么东西非常特殊。是什么呢？是一套机制上的优势，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30英里规则”：在硅谷狭长的30英里的山谷之内，每一个风险投资家都可以找到他想投资的所有技术，每一个创业者都可以找到至少一笔风险投资。有这么一个机制的优势，硅谷就迅速地崛起了，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几十年经久不衰，而且每一轮新的高技术浪潮又都发生在硅谷。
　　我们知道美国垄断了上个世纪最后30年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等。这使得美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高科技产业为引领的创新经济时代[注32]。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所有国家一个机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出发，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三年后，美国冒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叫做iPhone，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注33]，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3年后超过了600美元，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3年之内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还有一个叫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
　　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并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无疑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任何其他方式。
　　无锡尚德之殇
　　过去几年中，我们国内最热闹的一个产业叫光伏产业，近期的代表性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注34]。施正荣花了五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首富，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沦为赤贫。这个不幸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轮换速度是惊人的。我们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去寻找未来的新兴产业？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局限性，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快速变化的高科技产业，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而不是依靠有形的手去规划或指定行业。过去几年中，大量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光伏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如今面临大规模亏损的前景，或等待政策的救援。这或许是有形的手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决策造成的社会浪费的最新例证。也许有形的手的作用，不应该是直接下河捞鱼，而应该更多的是退而结网，应该是去引进风险投资，引进金融机构，引进科技人才，创造他们相互融合的平台。也就是说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培育市场的力量，推动市场的发展，提高市场的效率，尤其是资本市场，让无形的手来筛选和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样，不仅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真正优秀的产业能够脱颖而出，即使有失误或损失，也将是局部的并被市场消化。
　　我们观察硅谷的成功背后，大家可能还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里根。里根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时是加州的州长，当时他在加州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资本和科技可以自由对接，这是后来硅谷成功的关键。加州的经济成长使他得到了很高的政治评价，他自己也从中悟出了很多经济发展的道理。后来他当选总统，奉行了尊重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复苏。有人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里根主义走过了头所致，但在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美国的民意调查中，里根还是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因为加州的硅谷奇迹和美国八十年代的经济复苏的成就确实非常伟大。
　　通产省与128高速公路
　　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搞得美国人很是紧张，但很快凋谢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带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产省常年要做战略新兴产业规划[注35]，做了30年，新兴产业几乎全部错过，今天，日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依然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
　　在美国本土之内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区域竞争，就是128公路工业园区与硅谷之争。128公路工业园区[注36]在波士顿地区，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应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科技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实力远逊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但是128公路旁边的工业园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而兴起，后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工业中心，但其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与硅谷相比始终无法望其项背。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在哈佛念书，却都不远千里到西部创业，为什么？因为西部的风险投资比较活跃，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机制比较自由，创业气氛也因之而比较热烈，而东部的风险投资远没有西部活跃。
　　所以归根到底，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才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的核心。我们前两天在中关村调研时，有一位地方领导讲，他原来不太了解金融，也不是搞高科技的，后来突然被安排来负责管理高科技产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发展高科技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资本市场的催化，高科技产业就找不到方向。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惊人相似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比较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注37]。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也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是高度相关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三年中，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基本完全复苏，道琼斯指数创了历史新高，美国的制造业和房地产全面复苏，失业率也处在历史地位，而且涌现出了苹果和脸谱所代表的新兴产业。而远隔大西洋的欧元区经济却深陷欧债危机的深渊，无望复苏，远隔太平洋的日本经济也非常疲软[注38]，近期靠安倍经济学打了一针强心剂，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金融危机没有发生在伦敦，也没有发生在东京，而是发生在纽约，为什么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和日本？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种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弹性、对风险的化解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在资本市场上，做决策的主体比较小，比较分散，决策快，在危机之中，即使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看到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他们也可以迅速地跟进。我们看到，苹果的崛起正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中。而银行往往由于过于庞大，决策的机制比较缓慢，会错过很多机遇，因此，危机后复苏的步伐相对较慢。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弹性、对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的推动力，是相对有利的。所以我们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非常明确，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让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配置，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从1978年到2012年，GDP增长140多倍，而总储蓄余额增长了1900多倍[注39]。巨大的财富积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财富多了找不到地方投资，就会不断出现炒房、炒矿、炒棉花等各种怪现象。不仅如此，国内炒不够还要去国外炒，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出了一个限购令，专门针对中国人，这个限购令比较粗暴，第一是罚款，第二是坐牢。去年，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温哥华有很多中国的富二代开着法拉利在高速上飙车，被警察全部抓了起来。我们且不论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坏了中国人民的形象，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社会富余的资金回流社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资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堰塞湖就是资金的堰塞湖。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堰塞湖叫企业堰塞湖。中国的中小企业家数超过了1000万家 [注40]，浙江销售过亿的企业约1万家[注41]，中关村科技企业达到上市财务标准的是1000家，证监会门口排队的是800家。我们也想研究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如俄罗斯、巴西，发现人家没有这么多的企业要上市，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创业办公司。人类社会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国家，第一是人多，13亿；第二是恨不得每个人都要办个公司，一般都办三个，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企业家，名片的正反两面都印满了，还没有把他们的公司印完；第三是现在都搞明白了，办一个公司就要上市。
　　怎样才能高峡出平湖
　　应该说，财富的积累和创业的唤醒，这两件事分别都是幸事，是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动力。但是，却分别形成了两大堰塞湖，成为了悬在我们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孕育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这两者无法对接。而如果我们能够打通它们，哪怕是部分打通，高峡出平湖，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不低于包产到户，足以能够使得中国顺利走过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通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现在温州金改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去调研了两次，发现这个城市的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注42]，为什么？缺钱。这就很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 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去投机，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温州是中国的缩影，温州金改是一个城市的改革，但它折射了中国金融未来的三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要从一个间接融资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向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个转变是要从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发展模式，走向地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自我生长发展空间的模式；第三个就是从以国有金融机构绝对主导，走向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壮大的发展模式。
　　应该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如果不借助资本市场去转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仍然高度依赖传统的商业银行的支持，或者过多依赖行政之手去推动转型的话，势必会不断出现光伏产业这样的案例，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也会极大地延缓转型的进程，甚至会导致转型的失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最有效的方法，是合理布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更多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来盘活存量和发展增量。当然市场本身并不完美，所以我们也需要用有形的手去推动改革，加强监管，完善市场架构，提高市场效率，弥补市场缺陷，确保转型的成功。
　　资本市场与十八大目标
　　我这里选取了十八大报告中所有我认为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关键词，跟资本市场最相关的一句话是“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会发现十八大提出的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目标，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
　　第一个方面，“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都是很难实现的。
　　第二个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就是银行在金融结构中占比过大，一旦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尽快改变这种失衡的状态。
　　第三个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进程离开了资本的支持和引导，是很容易找不到方向的。
　　一位我原来在清华读书时候的老师，后来做了学校的领导，前些年和我探讨过一个问题，清华怎么才能够帮助中关村变成硅谷，就像当初斯坦福帮助硅谷崛起一样。我告诉老师，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做法，那就是，学校鼓励学生或教授出去创业，很多时候，学生和教授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全部带走，学校一分钱不要，也几乎从未与学生或老师有过这方面的争执或诉讼。老师听了很震惊，说这怎么可能，学校不是亏了吗？我说学校没亏，学生和教授出去创业，一般都会找到风险投资，最后走向资本市场，可能公司的市场动辄几百亿或几千亿美元，他们回到母校捐献，也动辄几亿或几十亿美元。老师听了以后非常感慨，他说这件事情咱们现在做不了，第一，让学生和教授把专利全部带走，这叫国有资产流失；第二，也有不少人出去创业，但还没怎么看见有谁回来捐献的。当然，今天的情况肯定已经有所不同了，随着更多的校友创业成功，相信回馈母校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是用这种方式鼓励更多的技术和专利走向市场，与市场结合，与经济结合，与资本结合，最后通过捐献实现了良性循环，客观上也帮助促成了硅谷的奇迹。过去若干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关村科技园区逐步成长，今天已经初具规模，应该是遵循了类似的路径，尽管在减少科技与资本对接的障碍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第四个方面，“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讨论，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资、怎么去监督、怎么去保值增值，这里就需要很多专业人士去参与，也需要各个相关部委的政策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离开了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离开了科学合理的投资，社保基金的增值是肯定赶不上通胀的速度的。
　　第五个方面，“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水平的开放程度跟资本市场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所以说，中国的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都会跟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相关。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呢？我想，从这个市场本身来说，它需要满足三方面的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或者至少是一个越来越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
　　第二，它必须是一个高效和透明的市场，必须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当然，市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有效的，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也会有发生像2008年那样市场崩溃和完全失效的时候，对经济的打击也是沉重的。但是从长期统计平均来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与其竞争的方式，况且我们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使这个市场的效率一天比一天提高。
　　第三，这个市场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股市的规模涨一点是全球第二，跌一点是第三第四，但中国市场的开放度总体来说还是不够。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二大的市场，不可能和其他国家都不打交道，那么打交道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竞争力，不能说一打交道就不行了，一触即溃，所以国际竞争力很重要。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这个市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点，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资本市场责无旁贷。在经济转型方面，如果有哪个国家比较成功，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相对来说比较市场化，资源配置比较灵活，效率比较高，能够促进刚才我们讲的产业整合和创新经济的发展。
　　资本市场与四个现代化
　　第二点，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会议，应邀在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做一个演讲，暮色中走过南开的校园，正好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雕像，想起来周总理在1975年提出中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有哪一个现代化能够离开资本市场？一个都不能。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企业曾热衷于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今天学通用，明天学丰田，引进一条流水线，学会一种误差法，觉得这就是现代化。其实，真正的现代化，是一套管理体制和机制，是公司治理，是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相互制约，是独立董事的监督，是科学决策，就是财务信息的披露，是透明度，是市场机制的约束，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叫做真正的现代化，而这些正是企业走上资本市场这个舞台时需要满足的必然要求。所以，所谓的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就是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过程。国防现代化也离不开资本市场，大家可以看一看美国的军工企业，最重要的军工企业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都是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成长壮大的。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和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军工行业和战争胜败可以是高度相关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农业与资本市场的距离比较遥远，其实不然。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涉农企业上市，包括农业机械、农业医药等等；另一个是农产品期货。所以我们讲，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四个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我们有责任把它建设好。
　　资本市场与中西部跨越式发展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支持中国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国中西部的发展。东部的发展速度可能以后不可能像以前这么辉煌了，中西部的经济总量比较小，但是有很大的潜力，是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在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中，该如何用好资本的力量呢？2009年，我应新疆自治区政府的邀请做了一个关于西部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的讲座，当地有几百名干部和企业家参加。当时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新疆和美国的硅谷有什么共同之处？当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我告诉他们，其实有两个地方是共同的，第一，都是西部，第二，都比较落后。大家说硅谷不落后啊。但事实上，100年以前的硅谷是一个淘金的地方，遍地窝棚，基本上是美国最落后的地方；五、六十年以前的硅谷还是一个大农场，住着10万美国农民，看不到什么企业，更不要说高科技企业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硅谷华丽转身，成为美国几乎最发达的地区，全世界高科技的摇篮，究其原因，就是硅谷将自身的比较优势，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而使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所以我们的西部，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也要把自身的比较优势，与资本市场实现对接，西部的优势有哪些？矿山、石油、旅游、风能、太阳能，推动这些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的最有力举措。
　　第四个方面，就是资本市场一定要能够帮助中国推动民生建设，分享经济的成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诸如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还有全民养老与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法，是要通过一些有效的制度设计，让大家能够分享经济的成长，而这些制度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资本市场与养老金体系的结合。此外，资本市场承载了很多很多先进的经济文明成果，包括透明度的提高、会计标准、诚信等等，对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会有诸多的裨益。
第二部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下国际国内形势，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下面谈谈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经20余年，回过头看看，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程。我们证监会出过一本《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概述了这20年之内的主要事件。谈到这20年的发展，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孟加拉的证券法】一次是2007年，去日本访问，参加一个比较枯燥的国际会议。我旁边坐着孟加拉的代表，他的桌上放了一本厚厚的字典，我借过来看了一看，发现其实是一本证券法，英文写的，写得非常严整，非常清晰。我问他，这是哪个国家的证券法？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我非常惊讶，脱口而出，你们国家还有证券法？要是一个外交场合这可能就应该算是事故了，还好这位孟加拉人脾气好，没生气，他笑了一笑说，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是1923年颁布的。大家要是对证券史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美国证券法是1933年颁布的，孟加拉国的证券法比美国还早了十年。当时我非常感慨，孟加拉国的资本市场搞了将近100年，几乎还无人知晓，中国资本市场2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大家可能会说，孟加拉的国家太小，不可比。印度的资本市场始于1875年[注43]，今天全球第五；巴西的资本市场始于1890年[注44]，今天全球第八。当然，资本市场或股市的规模并不能完全代表市场发展的水平，但中国资本市场毕竟在20年中实现了非凡的成长。
　　还有一个亲身经历的对比。2000年，我离开华尔街回国，我原来在高盛的美国同事都很惊讶，问你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去。很多美国人比较无知，不太了解其他国家，以为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基本上都是非洲。我说我回去加入中国证监会，对方更惊讶了，不知道中国还有证监会，还有资本市场。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2000年的摩根斯坦利的全球复合指数中，中国股的比重大概不到千分之一。今天，华尔街交易员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昨天晚上中国股市是涨了还是跌了，因为在他们休市的时候，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尽管我们的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但是毕竟它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而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彭博上搜索与中国有关的消息，一看没几条，跟昨天的基本一样，而今天，《华尔街日报》每天关于中国的消息都是铺天盖地。
　　 【阿拉斯加将是热带气候】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美国华尔街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我们则是自上而下；美国是市场自我野蛮生长的过程，我们是一个逐步市场化和不断放权的过程，所以两者的形态和发展方向常常是正好相反。我翻译过一本书，叫《伟大的博弈》，网上有电子版可以下载，大家如果读一读的话，就会知道美国资本市场早期的野蛮生长是多么荒唐。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内上市公司都不需要披露信息。据说第一个公布财务报表的公司叫伊利铁路，第二天华尔街上的报纸就发了一个评论，嘲笑说，如果伊利铁路的财务报表有一句话是真话的话，那么阿拉斯加将是热带气候，那里遍地都生长着草莓[注45]，而我们都知道，阿拉斯加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如果从早于纽约交易所的费城交易所的成立时间1800年算起，美国证券市场在133年中没有证券法，134年中没有证监会，直到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之后才有了证券法，有了证监会，因为发现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有人来监管和裁决。而中国大概是第一天有资本市场，第二天就有了证监会[注46]，所以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不要把方向搞拧了，美国的市场往往是过度自由、过度繁荣，所以经常要收一收，我们总体来说是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当然同时也要加强监管和把握风险。
　　【中国经济的财富500强】应该说，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这在资本市场出现的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今天中国跻身于 全球500强的公司有近百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过去十多年内走上了资本市场。其中的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大型国企，在数年前还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如果没有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这些企业无论是治理机制、内部管理，还是盈利能力，方方面面都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未来的发展方向看，更是如此。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公司，组成了美国的财富500强，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一个财富500强，如果那时候我们把这个500强的单子打出来，从第一个数起，数到第499，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答案，他们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为什么？因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和激励机制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以及市场的约束和竞争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一些会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强大和有竞争力的群体。我们也希望这么一个市场，也能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让他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它受制于社会的法制环境、诚信水平、文化因素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中比较活跃、比较先进的部分，它同时必须引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如中国的上市公司，就应该通过各种努力成为中国经济中较为先进或优秀的部分。
　　【我们离成熟市场有多远】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就，非常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知道，我们的市场，在很多方面比起发达市场，甚至一些新兴市场或周边的市场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里我们讲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结构的差距。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的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中国的这个数据在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五年过去了，今天这个比例达到了73%，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是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第二，在市场机制上的差距。以企业IPO的机制来看，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的交易所都是注册制[注47]，只有两个例外，一个叫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两个实行的是核准制，名曰核准制，实际上是审批制。当然，注册制、核准制或审批制之间也不是绝对的黑和白的关系，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很多人说美国证监会的注册制也有很多个流程，有上百个需要打勾栏目方。的确是，但相对来说那些流程更加标准化。中国证监会一直致力于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应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这条路还漫长，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就达到目标，因为发行体制的改革与多层资本市场的发展、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都高度相关，很难单兵突进取得成功。但总的市场化的取向是会坚定不移的。
　　第三，市场深度上的差距。我们的市场结构是一个倒金字塔，美国是一个正金字塔。美国纽交所有2300家挂牌公司，然后是纳斯达克，有2500个，再往下是OTCBB和粉单市场，大致将近1万家挂牌公司，再往下是一个灰色市场，也有上万个挂牌公司，尽管在这些市场上挂牌的公司与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无法同日而语，但它服务于低层次企业，与其他高层次的市场实现了很好的分化。而我们正好相反，主板有1400家挂牌公司，中小板是700个，创业板是355个，中关村代办转让系统原来只有100多个，今年以来多了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区域性产权交易所，但发展不太规范，良莠不齐。这是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国家的中学生比小学生多，大学生比中学生多，最多的是博士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加快三板和四板的市场建设，尤其是三板。未来四板的发展空间可能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像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数量众多，三板承接不了的企业还可以在当地的四板挂牌。另一方面，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半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那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周边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来融资，不仅促进了我们和周边经济体的融合，对东突问题 的解决可能都会大有裨益。中国的发展，还是需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化解矛盾，共同繁荣，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成为实现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还有南宁，可以辐射东盟经济体；还有海西 经济区，可以辐射台湾，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 到海西的股权交易市场来挂牌，来融资，不仅能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也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另外，与股票市场相比，我们的债券市场的差距更大。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和期货市场又滞后于债券市场，相对更加欠缺。所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任重道远。
　　第四，市场文化上也有一定差距。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换手率比较高。我们是一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尽管散户在中国市场中持有的市值仅有20%多一些，但却贡献了70%以上的交易量。当然，全世界的很多市场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发展成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例如美国早期的市场完全是投机，但华尔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散户市场，早期参与华尔街的往往都是有钱人，有一点像富人俱乐部，并不像我们市场重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最初的《梧桐树协议》就是24个经纪人在一起搞的一个买卖股票佣金的价格同盟。华尔街的投资文化的变迁也有一个演进过程，早期基本上都是庄家，都是纯粹的投机。真正的投资文化，是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以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为代表，基本面和价值投资的理念才逐步出现，随着共同基金的发展和养老金的参与，才逐步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终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市场文化。即便如此，在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还是难免有大量投机的行为出现。
　　总体来说，中国市场的换手率比较高，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这一年，全球市场上的换手率大概100%多，韩国多一些，超过200%，而我们的上交所是927%，深交所是987%，是全世界的很多倍。近年来，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全球仍然是比较高的。市场的活跃度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没有一定的活跃度、没有一定的流动性就不能称之为市场，但如果投机气氛过浓，也是比较危险的。在亚洲市场中，韩国市场换手率是比较高的，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说它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与中国市场相比，韩国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从市场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需要发展机构投资者，另外一方面，还要加强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并倡导理性投资的理念。
　　【资本市场的六个战略课题】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在推进的关于资本市场几个方面的战略性的课题，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研究：
　　第一，制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蓝图。
　　第二，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
　　第三，统一互联债券市场的发展。
　　第四，期货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第五，养老金体系的建设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协同关系。
　　第六，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其中第一项，制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蓝图，现在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一定的顶层设计。既然我们的市场是发展得比较晚的，那么我们应该尽量去发挥后发优势，少走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汲取一些它们的教训；既然我们的市场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顶层设计，顺应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国情，加强指导，出台相关政策上，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我们在做这个蓝图的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去跟相关部门、学界、业界、企业界进行交流和沟通，凝结共识，明确预期。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我们不光为国内投资者明确预期，还要为国际投资者明确预期，给大家一个改革的路径图，给市场左右的参与者以方向感。
　　我们还借鉴了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评估指标，综合在一起，力争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科学的评估，形成了一个“四加一”的评估体系。“四”是指世界银行对于金融市场的评估指标，市场的深度、广度、效率和稳定性，“一”是指国际证监会对监管机构有效性的一套评价指标。我们都知道很多老中医，望闻问切，水平很高，但有没有肿瘤，可能还是做个CT最准确。有了这套体系，我们可以每年给我们的市场做一个体检，看看它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我们2008年的时候曾经发布过《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全文可以在证监会的网站上下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回顾和未来发展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当时提出了资本市场的五个重要的发展原则：第一，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全社会对资本市场重要性的认识；第二，立足于为国民经济服务，实现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调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第四，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不断提高资本市场行业规范化程度；第五，稳步推进对外开放，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提的基本上还都是对的，以第二条为例，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出版的时候是2008年2月，这一年的9月15日雷曼倒闭，证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是要出大问题的。今天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一条的话，就应该加上把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投资者的信心和信任是市场发展的源泉，如果一个市场不能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这是我们正在展开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我们希望在六月份完成初稿，最后中英文版在全球同步发行。
　　【突破中小企业发展瓶颈：培育中国经济的未来】第二个课题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这个要求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1年，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占企业数量的99%。从某种意义上，中小企业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都有融资的困难，到银行去贷款有困难，正规渠道贷不着，就走地下渠道，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融资成本极高，第二是风险极大。像浙江这样的省，销售过亿的企业有1万家，这些企业有可能都上市吗？显然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打个比方，一个企业不够上市条件，就像小孩子要上大学，上不了，上高中，也没考上，怎么办？上个补习班，上个补习班就比不上补习班好。为什么？因为每天有老师督促，过一段有个测试，知道有没有进步，还有同学比较和竞争。企业到区域市场挂个牌，完善治理结构，每天有人买，有人卖，有人监督，有人约束，有比较和竞争，就会一天比一天好，整个中国经济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事实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这非常重要，因为我国的金融结构中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但银行总体上其本质和天然属性是稳健和风险厌恶型，中小微企业有良好的成长前景，但相对风险较高，而银行只能获取相对固定的利息收益，风险收益不太对称。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与间接融资体制相比，直接融资体系有四个不同，一是风险共担，二是利益共享，投资者在承担投资风险的同时，有机会分享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成果；三是定价市场化，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每个企业的融资成本取决于投资者和市场对它的前景和信用的判断；四是服务多层次，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四板、三板、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可以从直接融资体系获得接力棒似的多层次服务和支持，从弱小的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此外，直接融资体系中的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