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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
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
作者/编辑：佚名
　　[]围绕“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等题目，全体干部进一步提高只要我们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展现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才能我们的党就会始终保持“团体总分”的好成绩等方面的思想认识，。 欢迎阅读本文，更多优质内容，欢迎关注网。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代表办公室和人事处支部进行这一次演讲。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党在我心中”，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入党?党对我的教诲，我为党做什么。为什么入党我是在时期入的党，到今年正好是十年时间。当初入党的原因有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一名基层党员，出于对父亲的崇拜，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二是学校的影响，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号召我们入党，是号召我们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树立更加远大的理想，坚定奋斗目标，从而在科学技术上勇攀高峰，基于追求偶像，追求进步的目的，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通过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来让人生更加有意义。党对我的教诲回顾十年的党员历程，有学校的经历，有企业的经历，也有在我们局的经历，特别是在局里的7年，我先后在执法处支部、代办处支部、办公室和人事处支部担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党内职务，近距离地向各位老党员学习，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总体来说，在各位领导和同事的身上我到了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上严肃认真。我们是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任何工作不仅体现工作人员自身的水平，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局的形象，因此我们发任何文、对外寄任何信件、打电话等，都代表我们局的形象，要认真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比方说我到局里来首先在执法处学习办理专利侵权案件，第一个需要撰写处理决定书的案子是一个关于围栏的专利侵权案件，刘跃红处长拿了很多书给我看，并且调了很多以前写的处理决定书给我，让我自己先写，我写好后给她看，她一条一条的提出修改意见，让我回去重写，这样反反复复一共写了八稿，每一稿我都保存在那里，提醒我处理决定书代表省知识产权局的形象，代表政府的形象，不能有任何差错。我在复审委学习的时候，指导老师让我们参与实际的专利复审案件，合议之后让我先写复审决定书，我记得第一个复审决定总共有17条权利要求，决定书初稿写了1万多字，当老师把修改稿发给我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每句话都被修改过，满页的鲜红的修改符号。第二是学习上一丝不苟。我们局的工作主要围绕专利进行，主要的依据就是《专利法》及其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不仅是一项行政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法律工作。因此，我们的工作来不得一点差错，业务学习也来不得一点马虎。对于业务知识点的把握要细致，不能想当然。举个例子，在参与知识产权抢答赛的编题的时候，我编过一道题是关于甲公司诉乙公司专利侵权的题目，其中关于专利权评价有一个选项，内容是这样的，甲公司诉乙公司实用新型专利侵权，乙公司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出具该专利的评价报告，大家觉得乙公司有没有这个?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实施细则第56条规定，实用新型授权后，专利法第60条规定的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法第60条其实就是关于专利侵权的条款，因此我认为，被控侵权方肯定可以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你都告我侵权了，我还不是利害关系人吗。而且当时我正在代办处参与专利登记簿副本的办理，大家知道，登记簿副本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办理的，我觉得，法律状态的登记簿副本人人可以办理，那么证明技术状态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同样也应该人人可以办理，否则逻辑上讲不通。我是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同文科生的思维区别就是比较喜欢推理。这里恰恰推理出了问题，专利法第60条讲的利害关系人仔细去看的话其实是指专利的被许可人，比如说独占实施许可人、排他实施许可人和获得授权的普通实施许可人等。这个问题后来也是被刘跃红同志看出来，还是在比赛前夜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才看出来，差点酿成笑话，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失误，今天讲出来也是供大家参考，业务学习一定要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想当然。三是上艰苦朴素。我们局有一个现象，至少前段时间还是适用的，就是科级干部买车的比例比处级干部高，并且买的车也要好一些，有几个处室除了处长本人，其他都买了车。当然，这里不是说大家买车不好，我自己也买了车。我想说的是局里的老党员给大家做出了勤俭节约的典范。比方说邹局长、李丽娅书记等等，在这些老党员，老领导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人格的魅力，学习的榜样。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其实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深刻理解入党为什么，为党做什么的问题。入党多年，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也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一、入党为什么从心存入党想法，并决心递交入党申请书起，我无数次问过自己，入党到底是为了什么。首先，入党是心灵的契合，是个人对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奋斗目标的认同。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党执政的落脚点、出发点都是为了领导、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执政的六十多年里，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也在一次次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古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认定只有一个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的政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其次，入党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每个追求进步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充满了干事业的热情与冲动，渴望拥有一份事业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我当然也不例外，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我就和其他的共产党人有了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凭着对党的忠诚为党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在这伟大的事业征程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最后，入党是为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县级工商局的领导干部，就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言行上都应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处处以一个楷模的标准来要求、约束自己。通过实际的工作、生活，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导向、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带动身边的其他同志，携手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二、在党干什么入党后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该在党干什么。作为一个县级工商局的党员领导干部，我认为具体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持党员先进性。我党执政的六十多年，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探索，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布满荆棘，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运用科学理论知识武装自己。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保持一个党员的先进性，努力走在时代的前列。二是立足于本职工作。每个党员都应该从本职工作做起，克服一切困难，必须按时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工作。同时我国现在正处在深刻变动而又极其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要联系社会实际，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今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茅在浙江调研时就强调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服务科学发展的效能和水平，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服务工作，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发展环境。“入党为什么，为党干什么”学习座谈心得体会。要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积极探索，积累经验，为工商事业稳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三是改进工作作风。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揭示了“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务实既是领导者的一种品德修养，又是领导者的工作作风，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求实效，重实干，把为人民谋利益的实事办好、好事办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发展也就会蒸蒸日上。同时，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才能早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为党留什么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共产党人应该留给后人什么呢?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为我们留下了和平美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学知识、长才能、为祖国奉献的机会。烈士们把美好生活留给我们的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作为新一代的共产党人，我们要为后人留下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形象，要留下共产党员迎难而上，不畏艰苦的英勇气概，要留下共产党员先人后己，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要留下共产党员的不怕苦不怕累，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可贵精神。在工作学习中，牢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党的求真务实之风。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无数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才能无愧于我们入党时的铮铮誓言。通过这次开展对“入党为什么，为党干什么”的专题讨论后，每一个党员同志都应该更一步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党员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提炼、改进，在思想上真正入党，才能真正做到始终保持入党动机的纯洁性，成为一个合格的、与时俱进的共产党员。同时，每个党员同志也要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认清自己肩上所背负的重大政治责任，自觉维护党的形象，从自我做起，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温家宝同志所言的“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积极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主动投身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去，为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多做贡献。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让我能在这次“入党为什么，为党做什么”的专题演讲中有表达自己的机会。说实话，站在这里，我非常紧张，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更是因为我要面对众多阅历比我深、见识比我广的领导和同事来谈一个很大的话题。下面我从三个层次来谈谈我个人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各位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我是在读的时候入党的，在上大学时我们班级只有三四个党员，那时候入党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是一进入研究生班，我们班48个人就有30多个党员，党员成为我们班级的主流群体。那时候，我们班党支部的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党组织成员有许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而我作为一个群众，经常被邀请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并给了我很多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在潜移默化中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其中名正言顺的一员。我为什么入党，最根本的还是缘于我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思想的认同。但是，对于共产党及其坚持的共产主义思想，我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最初，我是从历史资料上了解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改革，共产党在我心中就是人民的救世主，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后来，我开始思考，历史为什么会从众多的政党中选择共产党?自古以来，成王败寇，青梅煮酒论英雄。成功者自有其成功的理由，必然具有独到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共产党能在革命与建设中脱颖而出，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这还得从共产主义思想说起。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政党，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他坚持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理念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在于马列思想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后来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列思想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发展和应用，都是顺应民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共产党在各种客观规律中寻找平衡点的尝试和探索。在许多地方，毛主席被作为神敬仰和膜拜。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神即道，道法自然，毛主席的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能认清规律并利用规律做事情。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顺势而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具体到我们的知识产权事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知识产权必将成为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有力武器，谁拥有了核心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行业的制高点，也就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了话语权。随着知识产权成为市场竞争无法回避的话题，海外知识产权摩擦与争端必将加剧，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外有压力，内有需求，知识产权事业必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也许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但这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和走向。我能为党做什么呢?对我而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我所在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项目受理窗口是知识产权局接近群众的第一道窗口，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服务群众的平台。在人来人往，不知不觉中就会给人知识产权局的最初印象。因此，我必须谨言慎行，规范自己言谈举止，利用专利解答别人的咨询，甚至我还需要耐心倾听别人的抱怨，也可能要分享别人从发明创造中获得的快乐。我承担的另一项工作是知识产权项目申报，文件制定与具体执行处室如何明确职责分工，如何沟通协作，方便申报单位和个人，切实解决项目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这都是值得思考，并且下一步应当解决的问题，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民办实事的要求。而在处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案件中，站在为民服务的角度，我们有必要规范案件的受理文件和条件，进一步完善案件的部门移送体系，给维权请求人或投诉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不只是完成工作任务，更是在为民众服务的过程中体现这项工作的价值。在司法工作方面，可以利用今年的考评评价的机会，完善相关制度，在制度设计时更多的融入为民服务的思想。我原来在企业工作，也帮朋友打理过一家小企业，我为客户提供过服务，也作为客户享受过别人的服务，其中让我感触很深的是，真正的站在客户的角度想问题，为客户考虑，客户是能感受得到的，最终打动并赢得客户的并非所谓的营销技巧，而是用真心为客户。我想，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企业有相通之处，用心为民，民众都是能感受到的，最终也才能发展自己。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度，但实际上，共产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而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按照客观规律做出的正确抉择。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2　　　　〖预览〗我能实现我的理想作文300字一习作的开头先写出了梦想的美丽,然后笔锋一转,突出了我的梦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 这篇文章中句句精妙,这是你作文的最大成功.读你的文章真是 在蚂蚁王国里,有一只工...理想，是飞向蓝天的翅膀;理想，是扬帆航行的小船;理想，是……我相信，每一颗小小的心灵中，都蕴藏这一个大大的梦想。我的心，也被一个理想填得满满的――那就是成为一名诲人不倦的教师。教师是个神圣的职业。俗话说得好：老师是蜡烛，照亮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却燃烧了自己;老师似春蚕，为我们无私奉献;老师像一艘大船，把我们送往成功的彼岸。我渴望当上老师，渴望成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要实现这一理想，光凭热情是没有用的，必须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我的目标，从现在开始我就要为我的理想打好基础。我要认真对待每一节课，作业要认真完成，在学习中要努力获取丰富的知识。不仅如此，在生活中也要关心他人,做个有爱心的人。如果，我有幸成为老师，我决不会因为学生做错题而责罚他，而是耐心地给他讲解。当我正在上课时，要是碰到有同学在开小差或在讲空话，我不会大声责骂他，更不会对他进行体罚。我会用最温和的语气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那些坏习惯。我会好好对待每一位学生，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他们，让他们尽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也许，我的理想是难……【】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3　　　　〖预览〗篇一：新学期，我能行一个漫长的寒假已过去，迎来的是一个美好的春天。在这万物复苏的时刻，新的学期又开始了，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又重新回到美丽的校园，开始了新一学期的征途。在过去的征途中，曾拥有过欢笑，拥有过阳光，这都已成为永远的记忆，现在加上一把锁将它封锁起来，摆在我们面前一切都是新的，看呀!新的学期正在向我们招手。经过几年的锻炼，我们不都是一个个战士吗?抹去心灵的灰尘，拿上我们的武器，整装待发，新学期的目标向我们冲击!我们又迎来了新学期，在每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期盼：明天的我要更精彩。因此，我一定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展现自己迎接新学期的新气象。今天的老师、同学都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办公室、教室都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样就营造了一种生机勃勃、祥和向上的新气象。相信在这种新气象的感染和鼓舞下，我一定会在新学期取得新进步。在新学期里，我有一个新的目标――不要做语言的巨人，要成为行动的主人!我知道了成功不是靠梦想来实现，而是靠自己的行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向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前进!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开始了新的旅程，扬起新的风帆吧!我要加油，在绚烂多彩的初中生活里，好好学习，这是冲刺，面向新的旅程，也许会有坎坷，艰难，我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避开所有的险滩，到达成功的彼岸!新学期，我能行!……【】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4　　　　〖预览〗
　　假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节假日，在正是上课之际，开一个励志主题班会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是unjs小编为大家分享有关新学期，我能行主题班会教案，欢迎大家来阅读!
　　活动目标：
　　1、增强学生自信，使学生懂得，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2、在活动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3、做好切实可行的学习的计划。
　　活动内容：
　　课前准备：
　　1、黑板上写好班会主题：&新学期，我能行&
　　2、对班会中的节目要适当排练。
　　一、从一些话题入手(话题自定)引出班会主题&新学期，我能行&。
　　二、讲述张海迪的故事：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1、讲故事：
　　张海迪：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我能为党做什么+现在我为党做了什么5　　　　〖预览〗
　　近日，周杰在微博发长文怒怼脑残粉引起了网友围观，文中周杰表示：&这世上有很多脑残很有意思，经常跑到我的微博里来嘲笑我，我以为他爸姓马，或者他叫王葱，结果他是所谓的某粉，是替那个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么号人物的某某，来抱打不平嘲笑我的。&原来有网友在微博嘲讽谩骂周杰。同时，周杰还表示：&你替你爸你妈伸张正义我也觉得你有出息，你替自己争取权益我也认为你有骨气，问题你真是一个屁呀，不管自己的生活和前途，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却跑来操我的心担心我的发展与成败，你真有病啊。&
　　网友们也纷纷对周杰表示支持：&就喜欢杰哥怼人的霸气，还有面对别人调侃的从容!&;&别玷污了嘲笑这个词语，嘲笑的意思是指对不如自己的人讽刺挖苦。我还没见过有人去嘲笑比自己强百倍的人，这个应该不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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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还像社会主义大学吗？
20:11 发表在
我们的大学还像社会主义大学吗？——驳法大郭世佑教授及三博士的反毛演讲奚兆永一、从刘国光同志五年前的7.15讲话和最近《政治经济学新论》一书出版说起五年前，即日，刘国光同志就我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问题，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捅了我国经济学界的马蜂窝，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拍手叫好，认为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好文章；而有人则恨之入骨，大骂出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幸的是，此讲话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李长春同志批示说，“要重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陈至立同志要求教育部门“对文中涉及问题要一一研究解决办法，建议在重点部属院校进行调研，并从这些院校抓起”；刘云山同志在批示中也说，“学者建议很重要，对学者提出的建议要重视，要采取措施”。五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实践已经证明，刘国光同志的7.15讲话和他这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著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而显示出其真理的价值，反观那些鼓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鼓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精英们，他们的观点却被证明是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前不久，包括刘国光同志7.15讲话及其一系列论著的新书《政治经济学新论》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联想到当时7.15讲话在《经济研究》发表都遭到抵制和打压的情况，应该说，《新论》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又一个胜利。当然，人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年深日久，相沿成习，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也思想不明，措施不力，上述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还要看到，问题不仅发生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在其它学科领域，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同的或类似的问题还大量存在，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一些大学，一些党校，以及一些新闻出版单位，在那里，已经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在指导，而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指导，已经很难说这些学校和新闻出版单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应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最近在网上读到梧桐树写的《法大教授主办反毛讲座，学生据理驳斥反遭攻击》一文，后又读到雨夹雪、般若观、黎阳等同志写的文章，感到提出并批判这一现象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极大的紧迫性。在我看来，法大的郭世佑教授聘请三博士利用社会主义大学的讲堂公开违背宪法，肆意攻击和污蔑毛泽东，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新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理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要看到，法大最近发生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从最近一些右派报刊的猖狂，从这些年一些大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看，很值得我们提高警惕，而决不能掉以轻心。记得两年前，在上海，曾经发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课堂用错误思想误导学生，致有学生检举揭发，却被说成是学生告密，因此网上出现围攻学生的事。现在又发生北京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连同三博士利用“中华文明通论”的讲堂，打着 “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的招牌，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恶毒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对此，学生一剑飘红出于义愤，提出反对意见，竟然被该校郭世佑教授认为是“辱师”，强行要求其向违背讲题大发反动言论的“老师”道歉。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离题大发反动言论者不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向学生道歉，倒反而要学生向离题发表反动言论的“老师”道歉？难道新中国已经变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吗？毛泽东曾经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页)他还说，“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页）在这方面，许多同志都是走在前面的，还有许多网友的跟帖也是走在前面的，我的这篇文章稽延了一些时日，出得晚了一些，但是，写出来仍有其意义。当某些人还在负隅顽抗，进行这样的斗争显然还是一项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把这一斗争坚决地持续地进行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指导，还是以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指导？郭世佑教授说，“我们为什么举办这么一个谈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要让我们的学生体面的走入社会，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有能力，要养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是这样知识分子。”原来，法大所要培养的政治法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并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进行培养的，而是根据“美国《时代周刊》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这不奇怪吗？真是无独有偶，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在他的《古代汉语》课件上也引用了一句极其相似的话：“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杨说此话引自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两位教授的思想相同，而说法不一：一个说是美国《时代周刊》“鉴定”的，另一个说是已故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所言。为了弄清究竟，我找来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并在该书的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第一节见到了“怎样才是知识分子”的标题，并见到了如下一段文字：“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追求为观念而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版，第543-544页）看得出，两位教授所引都与殷海光此书有关，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引用：郭教授把《时代周刊》一篇文章的两个假定之一，说成是《时代周刊》对知识分子的“鉴定”，还在“批评”前加了原文所没有的“善意的”限制词作定语；而杨教授则把殷海光所引述的文字当成了殷自己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他们连前后文都没有认真看，这样做学问是不是也太不地道了？其实，殷海光并不同意《时代周刊》那篇文章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他写道：“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森（Adie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同上，第544页）因此，他又引述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级人物”海耶克的话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动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显然，殷海光是想将二者调和起来：“《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同上，第544-545页）问题在于，为什么郭、杨两教授不以现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去教育学生，却偏要要如此转弯转弯抹角地通过殷海光的文字寻找45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那篇文章（该文原题《蓬勃发展的知识分子》，载日《时代周刊》）里的那段话作为指导思想呢？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的。看来，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美国，他们的是非是以美国人的是非为是非的。他们所特别看中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这句话，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极为反感，对于这个社会的“现有价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极为痛恨，他们要对这个社会制度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公开的反对，不仅自己要站在对立面进行“批评”，而且要让学生们也接受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也站在对立面进行“批评”；不过，他们也害怕，如此公开地露骨地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它的价值观念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于是那位郭教授又伪善地在所谓的“批评”之前加上了“善意的”三个字，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了。但是，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他们的言行已经把这所谓“善意的”三个字否定得干干净净。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郭教授和三博士在那堂课讲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的伪装剥得精光。这个问题，我还要在本文第二部分详述，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历史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292页）在中国，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也就是统治的阶级。与之相适应，统治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一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违背宪法的，都是应当坚决反对的。而郭、杨两教授所鼓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又是哪个阶级的思想呢？毫无疑问，那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给予过非常积极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只限于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至于到了它的没落阶段，评价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部分（第7篇）曾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里还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他敲响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同上，第17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曾经给以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他们在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思想家则明显地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的态度。前不久读到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写的一篇文章，说在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在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其中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胡耀邦读后如获至宝，曾反复读之再三，最后还说了一句话：“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胡德平《保持历史的记忆力》，载日《经济观察报》）胡德平现在撰文重提此事，显然是十分赞赏乃父之观点并进行宣传的。看来，胡氏父子读书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断章取义，也就是喜欢孤立地抓一句话，既不注意这句话的前前言后语，更不注意作者在其它著作里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事实是，就在胡氏父子颇为欣赏的那句话之前，马克思曾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这句话被胡氏父子当做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而未予引用，而此话正是马克思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显然是不应该弃置不顾的。马克思原话里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被胡德平用省略号删去了，这句话说，“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这些都说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在走资本主义的下坡路了。由于这些话对胡氏父子不利，所以就故意不引或用省略号删去，难道这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吗？当然，马克思也曾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讲“地球是圆的”，其实就是讲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发达国家已经快被“送进坟墓”，他们那里的革命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之时，像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和整个澳洲，还有中国和日本，还只是刚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资本主义还在“走上坡路”。这种情况当然会对发达国家的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担心“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必然被镇压吗？”（同上）由于这些重要内容在胡德平的文章里都未被引用或用省略号删除，而只是孤立地引用了“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还在走上坡路”这一句话，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被完全歪曲了。如果我们再把马克思在日的信与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后来在1867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里的论述以及他在1873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的论述加以对照，那就更加清楚：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更不用说，后写的东西可以改正以前做出的论断，而日写的信怎么能够改正年所作的论断呢？胡氏父子谬引马克思的话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之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联系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资本主义走下坡路的时期，特别是，由于它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后，可以说，它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思想，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我们的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呢？如果我们的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连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都弄不清楚，他还能在社会主义大学的讲台上谈论政治问题吗？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大学被这样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坚持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师占据着课堂和讲坛，这样的大学还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吗？三、是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还是反毛、反共、反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都有明确的规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理应懂得遵守宪法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作为高等学校教师，不仅自己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的各项规定，更应该引导学生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各相关规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总有一些人将这个起码的公民常识“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们甚至以反对马列、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为己任，利用某些无良报刊和书籍，甚至利用社会主义大学的神圣课堂，作为其进行反动宣传的阵地。这次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所主持的所谓《中华文明通论》的课程以及为该课举办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名称来看，无论是《中华文明通论》，还是《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都冠冕堂皇得很，但是，若要论实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完全是一帮两面派：他们公开打的旗号是讲“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但是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讲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没有一个人讲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所讲的内容完全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他们所用的方法，除了无中生有还是无中生有，除了谩骂还是谩骂，毫无学术性可言。不信，请看事实：我们先看举办这个《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的主持人、法大历史学教授郭世佑的观点。这位郭教授在举办这个讲座之前在他自己的博客上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今年3月份，郭在清华大学宣传他的反毛观点，当时有一位工科出身、曾在美国留学并曾在美国高校担任过教职的女教师对他的反毛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使他大为“震惊与忧虑”。在他看来，凡是留美的，似乎都是反毛的。他写道，“尽管我敢断定，像她这样的留美归来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在此之前，我也见过不少留学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还有留美之后改学商务、电子、机械等专业与行业的，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各科留学生乃至终身教职的定居者，却没有见过像她这样依旧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激情澎湃者。”可见其思想偏狭到何种程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接近的差不多也是跟你思想差不多的人，但是，你郭教授没有见到过的人还多着呢！你没有见过难道就等于他们并不存在吗？郭是学文科的，应该知道，著名作家斯诺、著名女作家艾格里斯·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曾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并且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的谢伟思等，他们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有很深厚的感情。甚至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人物，像尼克松、基辛格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毛泽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逝世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却对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人民日报》日第7版）连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政要都承认毛泽东的伟大，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去了一下美国就一定会反毛呢？这说不通嘛！当然，美国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来说，出于其政治的和经济的考虑是不喜欢毛泽东的，他们长期实行反华反共的政策，要对中国搞“和平演变”，而中国的一些留美学生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其中有一些人已经被他们争取过去也是事实，特别是一些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已完全成为美国的走狗和工具，但是，热爱祖国的，崇拜毛泽东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留学生却是大有人在的，绝不是郭说的什么“只有个案和典型的价值”。解放后有那么多留美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挠回来报效祖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能因为你自己反毛、不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那位女教师对郭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郭的回答是：“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郭的这些话表明，他之所以要反毛的原因，就是因为毛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而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的国际地位比新中国还高。其实，中国在 1945年成为战胜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地位，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附庸而已。这里，我们且不说以前的事，就从抗日战争说起。我们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发表了由陈布雷起草的那个坚决抗日的讲话，这之后，虽然由于全国军民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进行了淞沪之战、平型关之战、台儿庄之战、百团大战等，但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仅一直没有对日宣战，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间断谋求与日本媾和的努力。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的最后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载戴季陶《日本论》之“附录”，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其实就是劝告蒋介石的。可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一直希望通过美国的斡旋以实现与日本媾和太平洋战。直到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才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也才最后死了这条心，跟在美国之后向日本正式宣战。这以后，由于蒋介石抗战不力，与美国总统派往中国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之间摩擦不断，特别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即排除共军的行为，致使罗斯福对蒋介石大为失望，不得不和丘吉尔一道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以高昂的牺牲中国的代价请求斯大林于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以结束对日战争。二战后，中国虽然也列为“四强”，但是何“强”之有？中国还是被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国大兵横冲直闯，胡作非为。虽然在日中美之间曾经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但是还不到十个月，蒋介石又在同年10月1日签字并且公布了《关于处理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实际上又恢复了美国人在华的治外法权。日，北京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但是由于蒋介石又恢复了美军的治外法权，中国的法律对于美国军人竟然无能为力，该案居然由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当时法庭虽然认为“强奸罪成立”，并且判了该案案犯皮尔逊监禁15年，同案犯普里查德监禁10个月，但是当案犯回到美国后，美国海军部竟然否认皮尔逊有强奸罪，宣布将其无罪释放。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竟然也无计可施，可见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之低下！1949年毛泽东在批艾奇逊的白皮书时曾挖苦说，“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6页）可是半个多世纪后竟有一个无良学者谢泳于日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作了一个《解密沈崇案证据：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的所谓演讲，认为皮尔逊的罪名是“莫须有”，说什么沈崇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延安派来的，沈崇案是共产党制造的一个阴谋；甚至说什么沈崇是奉命色诱美军。这些其实都是当时国民党的《情报网》所制造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早就被人们戳穿。沈出身于名门，其曾祖父沈葆祯曾任两江总督，她刚从上海住处来京不久，是北大的先修生，怎么是延安派来的地下党呢？如果沈不进行反抗和喊叫，那路过的证人刘玉丰怎么会去报警呢？如果“毫无暴力痕迹”，美国的军事法庭怎么会判皮尔逊15年监禁？而且在审判时控告和被告双方都有律师参加，并且进行了辩论，包括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在内的许多人都到场旁听，对于这样一个由美国军事法庭作出的判决，美国海军部怎么可以否定审判的结果？这也恰恰说明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法治的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现在竟然还有中国的所谓教授跟在美国人后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这种人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这种人哪里还有资格继续在大学当教授？真是民族败类，无耻之尤！难怪此演讲者谢泳前不久会成为美国人所册封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实际上，他“荣获”这一“桂冠”也就被永远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回到主题上来，我之所以讲沈崇事件，就是为了说明，1945年的中国还有治外法权，还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受着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欺侮，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国际地位？而1949年，就完全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绝不如郭教授所说只是一个政党的轮替，它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使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翻了身，中国人民才真正地站了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哪里是1945年的旧中国所能够比拟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没有这样一些事实的对比，他们会那样拥护毛泽东，那样拥护共产党吗？郭教授要人们拿出论据，试问郭教授，这是不是论据？这究竟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郭教授还无中生有地借题发挥，说什么，“胡尚元老师他主持的一门课叫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的……’很长，我背不下来（笑）。他简称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因为这个叫进步呢，把这样严肃的课叫它‘毛特’，‘特务’的‘特’（笑）。”郭教授是一位会不失时机地吹嘘自己的人。为了表现他的能耐，他曾在《震惊与忧虑》一文的开头说他在清华大学一天之内讲了近9个小时，而20多年前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在同一天上午讲4小时、下午讲4小时、晚上再讲3小时都能坚持。他的记忆力之好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了，怎么连一个课程的名称还要“背”并且还“背不下来”呢？这明显是假话，难怪会场上有人会笑，这笑就是笑他假。郭教授为什么要假称自己“背不下来”呢？一是因为他在感情上不愿提到那个被他省去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二是因为他可以很方便地用下面讲的“毛特”这个简称来借题发挥，而他所真正要讲的话是：“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这显然是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人们要问：毛泽东真的如郭教授所说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枪毙人吗？这里我要引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一段话：“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还说了“一个不杀”的几条理由：“不杀他们，不杀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就可以请教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282页）这里说得很清楚，早在延安时期就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规矩，而在1956年 毛泽东还一条一条细说这样做的理由，可见他对这样做的执著的坚持。事实上，从延安的整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包括肃反、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有一个上过电视的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农村妇女因干部拿走她家的活命粮而骂了毛泽东：“怎么毛泽东没有被雷打死？”当地干部曾将这位妇女抓了起来，而毛泽东知道后此事后，向当事人了解到边区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把那位妇女送回家，而且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对“杀人”和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根本不在乎有人骂他，更不会为此大开杀戒。在他看来，祝寿不会使人增寿，被骂也不会使人折寿，对于这一类事情，毛泽东看得其实很淡。郭教授说什么“讲毛特就会枪毙你”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显然是他妖魔化毛泽东的一种手段。郭教授喜欢要人拿出论据来，那你郭教授讲这样的话能不能拿出论据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三博士中第一个演讲的胡博士——中央党校的副教授胡尚元的观点。胡博士主要是讲民主问题，他说毛泽东“把民主看成是更好达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来就用想不起来就不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所以从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胡博士是中央党校的副教授，中央党校曾名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对其高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理应知道属于马列主义的一些最基础的理论知识。但是从胡的言论来看，他其实根本不懂。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民主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显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当然是手段。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读一读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他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绝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地促进自己基层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他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地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同上，第502-503页）毛泽东则进而由上层建筑更加具体地论述了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他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又是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蔕，他说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卖者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在人民内部，名字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事实也完全证明，民主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我们知道，博爱、民主、自由曾经是资产阶级启蒙启想家提出来用以唤起第三等级起来反对封建主阶级特权而进行斗争的一个战斗口号，它是服务于推翻封建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这个目的的。它本身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民主只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就此而言，它也不可能成为目的。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不科学时曾说，社会民主党“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民主也和国家一样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恩格斯的话清楚地表明，把民主说成是目的是不正确的。在这里，胡博士显然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而手段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在他看来，把民主说成是目的就是重视民主，而如果把民主看作是手段就是可有可无的，就是不重视民主的表现。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目的固然重要，而手段也绝非可有可无。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当然有目的的不同，但是毋庸讳言，在手段上也是极不相同的。又比如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也是既有目的的不同，也有手段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而机会主义者则仅主张社会改良而反对暴力革命。再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当然很重要，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一个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事实上，只讲目的而不讲手段，许多事情就根本不能成功。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货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可见，手段对于目的来说绝不像胡博士说的那样，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在民主问题上，胡博士还大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把全体民众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的“错误”。他说，“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只是全体民众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绝大多数部分，那么谁是敌人呢？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来划分呢？划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谁的政治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其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在阶级社会，在经济上掌握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就是享有民主权利的阶级，而在经济上受剥削的阶级，同时在政治上也必然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阶级。因此，民主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所谓全体民众都有的民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试问：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只是被当做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被作为奴隶主可以屠杀和买卖的对象，他们当然谈不上有民主权利。在封建社会，农奴主不完全地占有农奴，农奴依附于农奴主，是农奴主虽然已经不能屠杀但还可以加以买卖的对象，他们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成了自由的劳动者，他可以向任何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作为无产者，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权利。我们知道，就在一百多年前，工人阶级的民族权利害要受到种族、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些限制，但是，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拥有一切得子初江津之间能够有平等的权利吗？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里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要实现这些自由需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他们能够享受这些自由，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物质条件，他们能够享受这些自由吗？再以选举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的竞选费用大得惊人，资产阶级有大财团在背后撑腰，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竞争吗？实际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只能在资产阶级所确定的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这样的选举，对无产阶级又有什么意义？很清楚，在阶级社会，一切民主都是有阶级性的。抽象的民主，纯粹的民主，超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把戏而已。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说，“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内容。”（《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胡博士提出“划分敌人的标准”、“由谁来划分”以及“划分和判定的程序”的问题，更让人感到他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知。在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是谁要把谁划为敌人，而是阶级利益本来就是敌对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那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至于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谁是敌人和人民界限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目的的问题》里都有非常明确而详尽的论述，而且后来还曾以法律的形式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点，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怎么自称是“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而且是中央党校的副教授的胡博士倒反而不知道呢？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民主问题上，胡博士还提出 “由民作主”和“为民作主”的问题。他虽然承认毛泽东也有“由民作主”的思想，但是却强调，“翻阅毛泽东的文献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的说法讲的就更多了。这两段话很受学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郭德鸿先生早就指出，说：这两句话中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没有领会，其中体现的恰恰是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思想。一个‘让’字，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不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让’当然也可以随时‘不让’喽，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在这里，无论是胡博士还是他的老师郭德鸿，竟想通过一个“让”字来界定毛泽东关于民主的思想，很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在做学问？这分明是在搞文字游戏！必须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之所以一再提出“让人民讲话”，“让人民监督”，是因为他看到在干部中存在“不让人民讲话”、“不让人民监督”的现象，他讲要“让人民讲话”和“让人民监督”正是对于那种“不让”现象的批评和反对，怎么可以由这个“让”字引申出“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来呢？这样的推论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吗？符合逻辑的常识吗？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郭博导自以为高人一等，说出了违反常识的“大家都没有领会”到的“惊人之语”，而胡博士则紧随其后把这个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的“惊人之语”吹捧为“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本质”而到处宣扬，学问被他们师徒俩做到这个份上，斯文已经扫地以尽，人们还能说什么呢？现在再来看看三博士中第二个演讲的解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副教授解启扬的观点。解博士着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否定毛泽东。他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中国自古诞生的，大约在十几个世纪在德国和法国就诞生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它实际上是指能够独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难以找到知识分子。”在这里，解博士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给我们讲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涵。不过他的这一阐述并不能令人信服。人们要问：中国历史上的士是不是知识分子？按照殷海光所引哈耶克的说法，“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那么就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当然有资格列为知识分子。至于解博士说知识分子“能够独立的生存”也很难成立。实际上，知识分子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其独立性很小。应该说，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它隶属于一定的阶级而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它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而并不具有作为阶级的独立性。在中国历史上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士列四民之首，地位似乎很高，而实际上，由于其处于依附的地位，其地位当然也不可能真的很高，而作为一个阶层，其位次也排得很后。据百度的“臭老九”词条介绍说，“臭老九”之说，在元代就有，也就是说，将儒即知识分子排到第九位，其具体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连娼妓都不如，仅高于乞丐。实际上知识分子又有“文丐”之称，也可以看出它其实也是一种丐。不过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似乎要高些。《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到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学者这些职业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即使如此，这些职业也还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旦社会变革，他们的景况就会发生变化。《宣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聘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也正因为知识分子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因此每当社会变革之时，知识分子就有一个从附着于旧的统治阶级转变为附着于新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就有一个改造自己以适应于新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尽管这话听起来使人不舒服，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有些知识分子由于不能理解这一点，而总是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这只能说他们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逆时代的潮流而动，那就只能走向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主张进行思想改造，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个举措，当然有其必要，而且对知识分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解博士用一种颇有一些优越感的口气说，“毛泽东本人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不过这个知识分子，带有比较强烈的农民意识。（学生中有笑声）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是出身于农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不过在他高校的时候略微开始接触过一点点西方的意识。他是从《新民丛报》上接触到的。”解博士说毛泽东“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其意是说，毛作为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与他解博士比，毛既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只能“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其实，要是论知识，毛泽东比许多高学位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要高得多。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得之于学校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毛泽东通过自学，特别是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知识是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比的，不知要强多少！解博士说毛只是到高校的时候才略微接触到一点西方的意识，其实，他弄错了。毛泽东不是五四以后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才“略微接触到西方的意识”。实际上，早在10年前，当他在湘乡东山读高小时就从他表哥那里得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这份杂志，他如获至宝，读了又读，直到能够背出来。受其表兄影响，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很崇拜。后来到长沙，他又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知道了黄兴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同时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压并未懂得孙中山与康梁的分歧，依然保持对康梁的崇拜。他曾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鼓吹将孙中山从日本召回，人新政府的总统，而由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由此可见，他对康梁和孙中山都是很崇拜的。（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3-115页）辛亥革命后，毛泽东曾经从军，他每月7元的薪饷，除2元用于过室外几乎都用于订报纸。他从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上看到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对水资源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与学生和士兵展开了讨论，还中毒了中国社会党书记江亢虎的小册子后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毛当了半年兵，因为看到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准备重新回到书本子上去。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一中，但因为不满于该校的课程和校规，上了半年就决定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图书馆去看书。他持之以恒，在半年时间里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约翰·穆勒、卢梭、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的一些名著，还认真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和地理，以及一些诗歌、小说以及古希腊的故事等。（同上，第117-120页）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心道理，什么书也看。……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毛泽东选集》低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页）解博士说毛泽东只是到五四以后“才略微接触到一点西方的意识”未免太小看毛泽东了。解博士还说毛泽东崇拜顾炎武和曾国藩，我们从《西行漫记》和毛泽东其它自述类文字里都没有看到；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近年来某些人为了特定的目的——找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共同点”而强加给毛泽东的，是完全不可信的。试想，毛泽东对于太平天国是给予肯定评价的，他怎么会崇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呢？至于说毛泽东读过曾国藩和顾炎武的书，那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就是崇拜的证据吗？还有人说，毛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是却没有提供出处，极可能是造谣，岂可为训？！解博士还大讲毛泽东有农民意识，这样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贬低毛泽东，也是为了贬低共产党。但是，听众的笑声就说明他们并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解博士不得不补充一句自嘲的话：“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的”，以缓和一下与台下听众不和谐的气氛。什么是“农民意识”？解博士没有做说明，其实不过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试问，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革命怎么能够不重视农民问题呢？没有农民的参加，革命能够成功吗？但是，重视农民问题，重视引导农民参加革命，并不等于农民意识。所谓的农民意识，是指农民基于小生产这一生产方式的自私、保守的落后意识。但是重视农民问题并且积极引导农民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既不是农民意识，也不表明这个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革命，虽然在历史上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或者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小农经济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解博士把毛泽东说成具有农民意识，并且把延安说成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污蔑。不错，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是，难道出身于农民家庭其思想就一定是农民意识吗？须知，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花过大力气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而在五四运动后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乃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还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他的世界观早已转变了，怎么可以仅仅根据他的出身就认定他的思想作风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呢？这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什么？解博士还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面前自卑，那也不符合事实。正相反，正由于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曾在延安整风时指出某些自以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他说，“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到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他还进一步讲了“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是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在这里，毛泽东作为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在那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不完全的知识分子面前又有什么可自卑的？！解博士的演讲刻意贬低毛泽东而抬高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之间制造矛盾，把延安整风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说成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其目的就是要离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其实，毛泽东并不否定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相反，他对知识分子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大力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绝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油知识分子的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专门一节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在那里，他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物。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4页）这些都反映了共产党要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诚意。当然，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教育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时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上，第384-385页）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句句在理。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他们不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却想要很快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更是这样。马列主义学习不再提了，世界观的改造也不再说了，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从上到下，人人都很轻松，都很舒服，就这样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倒退下去，在他们看来，这件是出路。于是，新的资产阶级出世了，一个新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也堂而皇之地也出现了。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最后，我们再看看三个博士里最后一个演讲的邓准博士——刚刚由浙大调到法大的历史学副教授邓文初的观点。我称“邓准博士”，是因为他虽然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八年，但是还未毕业。而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据他说就决定于这次的演讲。这本身就很让人很费解：一个普及性的演讲怎么能够成为决定博士资格的根据呢？邓准博士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蒋介石和毛泽东家乡的“风水”说明他们两人性格的不同，扬蒋抑毛，并且通过反AB团和“富田事件”进一步批毛；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吃饭问题”，实际上是讲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发财问题”，实际上是讲剪刀差。其矛头都直指毛泽东、共产党和新中国。他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是为了反对毛泽东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并没有下过什么功夫，仅仅靠这样一个东拼西凑的演讲就想拿到博士学位，法大的博士是不是太容易了呢？邓准博士在讲第一个问题时说到蒋介石家乡奉化和毛泽东家乡韶山的的“人文地理”和“风水”。他说，“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的话，我们从人文地理、从风水学角度来说，奉化，蒋介石所在的山，有一个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但是我至少认为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这个山是有关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种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雪柱山山间有一条小河，这条河是入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毛泽东，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个亘的一峰，应该说是余波了，假如说把韶山与四邻山，与雪柱山相比的话，应该说韶山是一个小土包，所以从刚性来说，毛泽东这点性格是比不得蒋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个特点，虽然它很小，一个小土包，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深深的山洞，毛泽东在自己的诗里曾经写过，就是写这座山洞，这座山洞我也去过，曲径通幽深不可测。中间一个环一个环你也许走不到尽头，当我走进这个山洞我感觉毛泽东这个人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就像这个山洞一样的。所以走到这个山洞里面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我能理解毛泽东吗，我除了恐惧和害怕之外，大概我无法理解毛泽东。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我认为从这两个人物比较我们大概可以去研究蒋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泽东，因为这个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邓准博士是学历史的，他研究历史人物竟然不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是求助于所谓“人文地理”和“风水”！实际上，用所谓的“人文地理”和“风水”来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过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试问：相对不变的环境怎么能够说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呢？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所谓历史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具体来说，蒋介石出生于奉化，而与蒋介石有相同生活环境的人多得很，为什么蒋介石成了在历史上起这样作用的人而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人呢？说什么“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但是连邓准博士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说“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这样说有什么根据？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大唱革命高调，赢得俄国人对他的好感，但回国后却不积极向孙中山复命；他称孙中山是“国父”，但是孙去世不久，他就违背孙中山制定的“联饿、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大搞“党务整理案”和“中山舰事件”，并且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哪里是一个有什么“规矩”的人？！而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更是一种无耻的吹捧。蒋介石私心极重，独断独行，排除异己，是出了名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曾是结拜兄弟，对蒋介石深有了解，他写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有许多深刻的揭露；曾经与蒋介石共过事的许多人如李济深、程潜、李宗仁等都深知他的为人，最后也都离他而去；一些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前辈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特别是，曾经两次跟他合作过的共产党，对他的心狠手毒更有深切的体会，把这样的人说成是“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有谁会相信呢？至于把毛泽东说成是“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这恰恰反映了邓准博士所代表的那些人的阴暗心理。毛泽东为革命献出了他一家6个人的性命，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不仅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而且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对他的无比崇敬，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佩服，他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又岂是蒋介石能够与之相比的？！邓准博士为了反毛，提出了“肃AB团”和“富田事件”问题。我们要问：历史上有没有“AB团”，该不该肃？应该说，AB团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于1926年底在北伐军总部南昌策划成立，在蒋介石与段锡朋的操纵下，篡夺了江西的党政大权，其目的是排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日虽然被一举捣毁，段锡朋等逃至南京，其成员也作鸟兽散。但是，这并不能使革命的共产党高枕无忧，放松警惕，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提出要进行清党和肃反。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自然的。1930年5月，江西省委开始进行部署，指出“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活动，并且特别提出“西河的赤卫军过去在AB团的领导之下走到腐化危险的境地”。日，红军攻克吉安，发现李文林（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之父写给当地富豪的收条，又发现李在会上大批井冈山的老干部刘士奇，还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当然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我认为，这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由于当时蒋介石正以10万大军准备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正全力投入迎战准备，无暇顾及肃反，他们将权力下放，抓人团可以做主，杀人师可做主，因而出现了逼供信和扩大化的倾向。对此，毛泽东作为苏区最高领导人当然负有责任。事实上，毛泽东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他在日举行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就曾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延安整风时之所以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显然也与此有关。但是，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归之于毛泽东一人也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早在日的指示信里，中共中央就明确地提出了要对AB团进行“整肃”的意见，而江西省委又在1930年5月做出了具体的部署，这些当然是不能由毛泽东来负责的。至于肃AB团时搞逼供信，那也不能怪罪于毛泽东。事实上，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废止肉刑”问题，并且对使用肉刑的状况、产生肉刑的根源和废止的理由以及纠正的办法都提作了具体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0页）在这种情况下，毛怎么会提倡搞“逼供信”呢？当然，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逼供信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至于“富田事件”，它指的是发生在日的一起反革命叛乱。对于富田事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作了这样的记述：“第20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维埃的心脏吉安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英语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它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斯诺是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过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是不准确的。根据后来的材料，“富田事件”的领导人并不是20军军长刘铁超，而是该军第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12月7日，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来到到富田，指导地方和20军的肃反工作，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逼供，他们又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由于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因此对他进行诱供。刘回到营地，即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干，缴了省苏警卫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一个团政委兼营长竟然带领一营人包围军部，缴了警卫排的枪械，并且捆绑了军长和上级机关的领导人，放走被关押的疑犯！这当然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将其定性为叛乱或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正确的。更有甚者，他们竟然还伪造毛泽东的信件，离间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关系，甚至公开贴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标语，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而一旦党和红军失去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会怎样，其后果的严重将达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行为能够不加以镇压吗？当然，这个镇压也主要是指那些为首者和骨干，如果打击面过宽，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也是有分寸的。比如20军的军长刘铁超，作为一军之长虽然也有责任，但是，他不是叛乱的参加者，而且被叛军捆绑了起来，因此对他只是调动了一下工作，而并未采取什么极端的行动。几个月后，即1931年春天,，毛泽东在江西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曾说，“,刘铁超是红二十军的第一任军长，他的避大路择小径堵截敌军的作战方略，是红军作战的精华，值得推广。”当时，担任江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和因‘富田事件’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的刘铁超，听到毛泽东的赞扬不禁热泪盈眶。几十年后，1994年秋天，肖克将军在接受刘铁超故乡——湖南耒阳市志编写组的同志访问时，还念念不忘刘铁超泪水涟涟的场景。（《热血洒苏区——记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见《党史纵横》1998年12期）当然，毛在此次AB团肃反中也是有错误的，这从前引之毛在延安整风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以及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至于邓准博士所提供的数字之离谱，许多同志都已指出，这里就不赘述了。改革开放后，有人想为“富田事件”翻案，他们虽然做了种种努力，甚至得到了中央某些领导人（主要是胡耀邦）的支持，但是，最后还是未能成功。应该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