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听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但那是老马同志根据洋鬼子的发迹史炮制出来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概类似于“屁股指挥脑袋”这一公理，吃屎分子经常吹捧的柿油啊、米猪啊，其实都和这个公理有关。　　　　洋鬼子们身材粗壮，脑袋在全身所占的比例较小，屁股指挥脑袋不是没有可能，但中国人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手都不敢指挥脑袋，何况屁股！　　　　（一）“士”与知识分子的错误类比　　　　宋朝有个叫阳囊肿（杨郎中）的公务员，娶了个醋罐子夫人，家里婢妾都害怕，就借口说老公阳囊肿了要多休息，不敢和他同房。有一天，阳囊肿拿了本《毛诗》，反复诵读《周南》中的几篇，然后解释说，好老婆都是不长鸡肚的。夫人问他，这些诗是什么人写的，阳囊肿回答：“周公写的”，夫人大笑道：“若是周婆写的，肯定不会这么说！”。　　周婆的立场不同，想法自然也不同，女人都爱吃零食，哪能不长鸡肚？反过来，中国人一向敬慕周公，周婆的道理嘛，毛主席怎么说来着？哦，要批判吸收。　　余英时写《士与中国文化》，讲述了“士”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把知识分子比作“士”，类似于周婆写诗；无论是拿基督教的教士，还是现代的专家科学家，与中国古代的文士进行对比，其实都是不伦不类的。　　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其实都是和尚！要比，也应该和中国的和尚比。如果土和尚比不过洋和尚，我们也没必要吃醋，反正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都是恨和尚不恨道士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西风东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工商业社会的高度分工，“钻门儿”问题当然要由“钻夹”来研究。　　这一类比不打紧，士本来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他们不搞科技，没有人格独立，既然如此，就说明中华文明天生劣等，必须淘汰。　　以前听人讲过一个寓言，有个人和象棋冠军比赛举重，和举重冠军比赛下象棋，结果全赢了，于是自豪得不得了。　　其实，中国古代的“士”本质上是官僚，是政治家，不是现在的教授。古代社会的经济和科技都不发达，决定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因素是领土大小，中国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领土完整，儒家的士子们功不可没；其他帝国，一旦军事力量衰败之后就会土崩瓦解。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可怕的循环；但也可以说，只有中华帝国有能力不断死而复生，其他帝国一旦灭亡，就万劫不复。有人说，中国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但也可以说，只有中国人有能力在农业时代长久地保持辽阔的疆域。　　同一件事，持敌意的人，和抱同情态度的人，结论大不相同，所以，对待历史和对待朋友一样，观点是表面现象，内心态度才是关键。　　　　（二）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　　　　单从学而优则仕来看，“士”确实相当于知识分子，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前面还有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子夏语）。也就是说，学问是以前的优秀政治家传下来的，后辈的人如果能学得好，就可以步他们的后尘，做新时代的政治家。　　当然，学问也不仅仅来源于政治家。所有民族的文化都起源于祭司，不好说他们相当于政治家或者相当于教授；但先秦诸子百家所称颂的圣人，他们的主要身份应该是政治家。　　“仕”和“士”原来都是“事”的意思。拿韦小宝来说吧，他从小炼就了一身抽老千的本领，逢赌必赢；把赌博的手艺儿练好了，自然就有了学问，成为“博士”；后辈们向他请教，学得好了，也是新一辈赌场高手。　　我可不是胡诌，有史为证。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尊的只是“六艺”（即六经）和“孔子之术”，其他诸子百家包括孟子、荀子都在罢黜之列，换句话说，只尊崇政治家们的作品，学者的理论全部站到一边儿去。《易》、《书》、《诗》、《礼》、《乐》或者是古代政治家所作，或者是他们的言行记录，《春秋》则是鲁国的官修史书，孔子略加修饰而已。最重要的是，孔子和其他诸子不同，他从来都“述而不作”，只整理古代典籍，绝不炮制任何所谓的理论。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原典，所以在汉代也属于诸子百家之列，没有称为经的资格，这一状况直到宋代才改变。　　经学和诸子学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和教授的区别。　　所以，尊儒说到底尊的是官，是先王，而不是教授，后世的知识分子太自作多情了。　　法家和儒家有一点相同，即都是以官为师，不同的是儒家“法先王”，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学，而法家主张“法后王”，相当于实证主义法学。　　现在明白了吧？儒学本来就不是教授们的玩艺儿，而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一边是韦小宝，一边是大学培养的“博士”，但从来没下过场子，要学赌博，你跟哪一个？　　朱熹后来之所以成为官方的权威，也是同样的理由。由于“六经皆史”（章学诚语），太过古奥，也缺乏逻辑上的条理性，所以到唐宋以后的实际地位慢慢下降，《四书》由于理论性强，反而超过五经成为经中之经。宋以后科举考试主要以《四书》为限，然而在宋元之际，朱熹是唯一完整地注释过四书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自然成为官方的标准教材。朱熹地位的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作为学者比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人更有学问，而是占了花大力气注《四书》的便宜。　　其他帝国，铁木真之流的角色不少，但缺乏文、武、周、孔级别的人物。所以明白了什么叫仕而优则学和学而优则仕，就知道中国古代为什么强盛，当然这也是近代落后的原因。　　　　（三）政治在中国历史中的主导作用　　　　先是武士，后来是文士，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知识分子自比为“士”，其实含有一种怨妇的心理。小甜甜变成牛夫人，搁到谁头上不闹心呢？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读书人意义上的“士”就日益退出中心地带，成为边缘人物。　　被挤出中心地带的人，一定会对目前占据中心地带的人感到愤怒，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总是不满意。表面上看，不满意的原因是制度不民主、不法治，可是若一回到中心地带，态度就会立即转变，这是典型的赢得起却输不起。　　自比为“士”，就使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批评中总包含有取而代之的冲动，回顾一下八九动乱时的剑拔弩张就明白了。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和尚们的后代，从来没有当宰相的野心，因此他们对当权者的批评不管对与错，动机绝对是善良的，不明白这一点儿，就不能完整地理解西方的言论自由。无论中世纪的僧侣，还是今天的专家，他们对政治都具有一种超然态度，既谈不上忠诚，也谈不上不忠诚；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总是挣扎于效忠和反叛的两难困境。　　若你手里拿的东西有很多人盯着，你一定会拼命保护它；如果扔在地上都没有人捡，你也就没必要操这份心了。我一直怀疑，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与世袭制度有关，除了世俗贵族以外，其他人没有天然的参政权，最后反而造就了一种开放的政治文化。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宗教问题上是最宽容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在乎宗教。犹太人在欧洲流浪了两千年，他们仍然是犹太人，因为基督徒嫉妒上帝对犹太人的特殊眷顾，所以犹太人就拼命保护他们的唯一选民资格。但宋代迁移至开封的犹太人，到明代基本上就被同化了，原因也非常简单，中国人不和他们争这个选民资格；时间长了，再标榜什么上帝的唯一选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当多数人都把当官视为飞黄腾达的主要途径的时候，要想实现民主，似乎有点痴人说梦，而且也让人怀疑那些民主斗士的动机。　　总而言之，如果自比为“士”，就必须树立起政治忠诚观念；如果想保持独立精神，就不能再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我不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不能参政，而是作为社会阶层，政治家和专家应该有明确的分工。　　学西方的东西要学到家，不能只拿对自己有利的那些话荐儿说事儿；只有摆脱了士大夫心理，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走出困境，中国的民主也才有希望。　　士大夫意识不仅仅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在没有比做官更好的出路时，你让人们对政治持超然态度，就等于是规劝20岁的漂亮小寡妇不要改嫁。如果从政的回报率最高，大部分有志之士自然都想从政，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民主，因为蛋糕只有那么大；当经济和文化事业比政治更有吸引多力的时候，政治才有可能民主，因为这时候社会的重心在下而不在上。　　说到底，民主源于人们对政治的淡漠，源于社会重心向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人的民主诉求，不过只是项羽式的“彼可取而代之”。　　中国的世俗政权之所以一直处于社会中心地位，根本原因是“大一统”，而大一统的原因又跟地理环境有关，这一点黄仁宇先生论述的比较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大一统”给我们留下了辽阔的疆域，统一的语言和文化。是福是祸，世人自有评说。　　　　（四）中国人在转型期的人格分裂　　　　中国人对历史和现实的不满，根本原因是利益，大家都想成为代表别人的人，而不想被人代表。但如果从政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其他事业，那么胜出者必然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只能报怨而已；与其报怨，不如把精力放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使中国变成一个“丰乳肥臀”、“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主导型国家。　　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先治好“大头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文化”、“制度”全是忽悠人的，本质的东西是利益。可悲的是，许多人忽悠别人不成功，先把自己给忽悠了，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先知、启蒙者，把自由、民主和福音传播给中国的了不起的人物。　　话说得太白了，会伤害有些人的自尊。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了解西方有关制度的背景，简单地与中国进行类比，会造成许多误会，我们还以“士”为例来说明。　　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加上战乱，读书人迅速地趋向边缘化。按照以往惯例，新王朝武力平定天下之后，政权会很快移交给读书人，武将或者被杀，或者封爵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人在做着入阁拜相的美梦，其中柳亚子是最典型的一个，其他人即使不再抱有同样的幻想，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却始终摆脱不了。　　西方知识分子大概有两类，一是纯粹的专家，不问政治，二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批判政府的人；但无论哪一个类，从来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他们的批评都是局外人的善意批评，而不是阴谋夺权者的政治手腕。法轮功之所以为当局所不容，根本不是宗教自由问题，而是李洪志以宗教为工具，试图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这类阴谋家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被宽容的。　　帝国时代，政治家和学者是一身二任的，科举废除以后，这两个阶层开始分离，但都没有找到各自的合适位置。学者在潜意识里仍然把自己当成是官，当成中国命运的设计者，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就愤愤不平；政治家们也仍然自比尧舜，至少是把自己看成内阁大学士之类的人物，不但掌握实际权力，还是百姓之师，学者之师（古代的举人是把考官当老师的）。　　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就象是一对恋爱中的冤家，既相互思念，又彼此怨恨。这种恩怨纠缠的不伦之恋给我们的政治和学术造成了双重损害：官方的执政理念得不到世界通行的话语体系的认可；学术则始终摆不了为帝王之师的对策性研究，无法生产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和理论。　　学者与官员的错位，导致整个国民的信仰缺失，因为不再有任何人的言论值得信赖；官方搞的政治教育连他们自己都不信；学者们除了空发牢骚，抄袭几本西方人的作品以外，也搞不出任何象样的东西，更可悲的是，许多学者根本认识不到自己也是需要思考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西方人的制度和理论就是绝对真理，谁要是稍稍表示怀疑，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拒绝进步！　　本来，政治家的基本任务是下命令，是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学者的任务是研究，自然界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是什么样子的。但现在完全颠倒了，学者们拼命地叫喊，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官方反而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中国的国情如何如何……　　学者们身上的人格分裂最为典型。批判传统越是激烈的学者，骨子里反而保留着越多的传统负面思维：古代儒生们把文武周孔当作绝对真理，不容怀疑，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则把西方模式当作绝对真理，也不许任何人表示怀疑，表面上看是在反传统，其实只不过换了一个祖宗而已！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写照。　　文武周孔都没错，西方人也没错，错的是那样不求甚解，只会喊口号的人；是把理论研究变成“思想启蒙”的人。　　　　（四）启蒙成为思想进步的最大障碍　　　　知识分子们自比为“士”，导致对西方的“启蒙”产生一种重大误解。　　主导中国历史前进的人除了军人以外，主要就是学者化的官僚，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许多人以为西方的近代革命也是知识分子推动的，是思想家启蒙民众的结果。　　真实情况呢，思想家的作用其实顶多相当于喇叭，听起来很响亮，但真正打败敌人的却是战士，指挥者是将军，和军号根本没关系。　　启蒙的真正意义不是灌输，不是声嘶力竭地叫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思想的流行和艺术作品遵循同样的原理，关键在于能不能打动人心，必须读者心中已经有了相应的感受，你的作品才能为人所接受。　　所以，与其说是思想家启蒙了民众，倒不如说是民众启蒙了思想家。　　从来念没读过书、考过试的人，你给他讲范进中举的故事，他不会有反应，但饱受考试制度摧残的小学生，读到这个故事却哭了；我看过这个报道，差点儿也哭出来，因为我也从是过关斩将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假如有人和这位小学生讲红楼梦，小学生没反应，讲故事的人能不能大骂这个学生天生笨蛋，喜欢范进中举这样中档次的作品，却不喜欢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小说？　　自由、民主、人权，喊了一百多年，还有人在喊，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自己文不对题，却埋怨说中国缺乏这个传统、缺乏那个传统……自由、民主、人权都没错，就象红楼梦不但没错，反而很伟大一样，但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伟大。有些人以为，只要喊一句绝对正确的口号，别人就必须受到感动，必须服从他的号召，否则就是别人愚昧、落后。　　中国的学者喊了一百年多年，现在还在喊，他们以为中国人还没醒过来，其实是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启蒙的意义。　　西方的启蒙是在经济、文化条件都成熟之后，为了统一行动的需要而形成的理论，表面上看是这些启蒙思想推动了现代化的到来，实际上呢，然而真正的力量，却在思想背后。　　作为一名艺术家，与其拿着一本自以为最伟大的作品来等着别人感动，不如创作几部并不那么伟大但能够切合人情的作品出来。　　在启蒙情绪的支配下，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的实质性进步根本不可能。原因如下：　　第一，学术进步依赖于对自然和社会规律尽可能广泛和深入的了解，而且不带偏见，但启蒙主义却为人类社会预设了一个标准尺度，对于没有达到这个尺度的社会，不屑于去了解，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达标”上面。政府给企业设置了很多“达标”任务，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政府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但学者们却给政府也设置了“达标”任务，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　　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达标，因此，学术就无法进步，也不需要进步，因为学者们只愿意研究达标之后的问题，达标之前，没有瞧得上眼的研究对象。这种思维最典型地体现在宪法学和政治学当中，党禁不开，三权不分立，领导人不直选，后面的问题都没法研究，只能看着西方学术的进步眼红。　　第二，启蒙思想最大的问题在于“先裁决，后审判”，在研究尚未开始之前，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早已齐备，就是想象中的西方的那一套（究竟西方是什么样的，其实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大部分人是瞎起哄）。　　既然这些学科的结论全部都有了，学术进步还有可能吗？　　真正的科学家把眼睛盯着未知的领域，而以启蒙者自居的学者却总把眼睛盯着已知的领域。　　第三，启蒙行动与其目标之间有根本的冲突。启蒙的目标是自由和民主，但启蒙的假设却是老百姓什么都不懂；既然老百姓什么都不懂，你凭什么让他们民主？　　简言之，中国式启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是以民众为师的。　　因此，启蒙心态本身，就违反了自由和民主原则，也违反科学。　　　　（五）“经济”一词的语义变迁　　　　有人可能会问，西方你反对，中国古代的你也反对，那么到底支持什么呢？我支持创造。　　我想通过“经济”一词的语义变迁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经济”在古代其实是“政治”的意思，现代则变成了与政治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就是指“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它的实际内容，相当于今天的“政治”这个概念。因为中国的古代士大夫无论是造福社会，还是造福小民，都要通过政权的力量才有可能行得通，以个人的力量创造财富算不上是经济。　　经济一词的含义之所以发生变化，表面上是因为日本人把英文Economy翻译成“经济”一词，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现代社会的世运和民生更多地依赖于生产和经营，而不再是“治国平天下”。　　把现代经济与古代的生产活动进行类比，把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进行类比，再加上自由竞争理论的盛行，使许多中国人以为，“经济”是个人事务，它遵循唯利是图的原则，什么狗屁的仁义道德不但骗人，而且阻碍经济发展。　　把经济看成是个人事务，并且把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和现代经济理念对立起来，是典型的由于崇洋媚外而导致的认识错误，它不但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古人，也错误地理解了西方人。　　事实上，越是拼命想模仿西方人，越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恰恰是那些“儿不嫌母丑”的人才能真正实现西化，并真正地继承传统。不记得有谁说过一句话，“只有真正是中国的，才可能是世界的”，极佩服，不过它是不学者说的，是一位艺术家。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与基督新教禁欲主义之间的关联，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的禁欲主义和忠于“天职”的观念，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诞生和发展。这和中国学者理解的，人天性自私，人追求食、色等欲望天经地义的观念完全相反，可惜的是，　同样的话，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一定是坏的，从美国人嘴里说出来，一定是好的。　　禁欲主义与“天职”观念，和儒家的义利观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是异曲同工。如果以满足个人欲望作为经营企业的目标，不但会目无法纪，为了赚钱干一些伤天害之事，而且企业的发展也不可能持久，因为这样的人一有钱就会腐化，既使本人不腐化，后辈也一定腐化。大家想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再对比一下美国的富人和中国富人有什么区别，就明白马克斯·韦伯所言不虚。　　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都需要有理想，需要有奉献精神，但在不同时代，奉献社会的方法和重点有所不同。古代社会以政治为重，政治清明则一切事业都可兴旺，正所谓政通人和；现代社会则以经济为重点，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动的质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　　其实“士”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和读书人是无关的，将其与知识分子作类比，完全是教授们意淫的表现，其心理类似于阿Q，当年俺也阔过！士的两个关键因素，责任感和才能，其实都和读书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开创西方现代化的功臣，是近代的资本家和科学家。　　具体到中国，国家干部、商人、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可以说属于“士”的范畴，中国未来的崛起，取决于这些几个群体能否和衷共济。然而一味地崇洋媚外，使中国人失去了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精神旗帜，因为我们只是羡慕西方的发达，却没有人体会在繁荣背后的辛劳，正如穷人只羡慕富人的财产，却不懂得象富人一样努力工作。　　“士”是中国社会的脊梁。“士”的传统之所以会中断，关键因素是中国社会丧失了共同尊奉的价值信念，没了精神支柱。西方国家也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的精英领导着，他们虽然没有组织上的统一，但显然有共同的价值信念，西方的繁荣正是这种信念的结果。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一样，商人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成果，竟然得出商人应该唯利是图，应该抛弃儒家传统道德并自觉抵御官方政治欺骗的结论！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阶层能把中国打造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中国古代的主导者，士大夫，他们有共同信奉的价值，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至少没有人怀疑这套价值，请问今天的商人，你们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脊梁，你们的价值信念何在？　　而一向只知道批评别人却从来不知道自我批评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国道德沦丧的主要罪人。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愿意堕落的，但理想需要理性的支撑，需要社会的共同信奉；然而知识分子们盲目传播西方概念的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理性辨别能力。一个没有辨别能力的人不可能真正有道德，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首先想到是动物式的自我满足，因为这个不需要思考。　　信念是在久远的历史沧桑中形成的，一个民族抛弃历史，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而外来的文化，只是提供几个抽象的学术概念，以及让人羡慕的物质繁荣景象，靠这些，能支撑国人的灵魂吗？　　自由、民主、宪政，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力量和官方力量之间的均衡。为达此目标，官方需要治疗一下自己的“大头症”，文化界要“丰乳“，工商界负责“肥臀”，共同造就一个身材匀称结构均衡的社会。只会机械地模仿祖先，实质上是对祖先的背叛；只会盲目地让中国“达标”，也是在糟蹋伟大的西方文明。真正能够继承传统并有效地学习西方的人，一定是在精神上忠诚于祖先，在智慧上通达无碍不拘泥任何教条的人。　　　　本人博客http://moxer.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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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优则仕，这或许就是中国的悲哀！因为现实的生活给我们证：官场生活是一个浪费人生的场所！　　
在国外，一等的学生喜欢管理企业，自己自立门户-就是单干；二流的学生，则是帮别人干企业；三流的学生进政府。所以国外一些有这样趋势的，资本市场和经济都发展很快。中国的市场发展如此之慢，此原因不是没有的。　　
中国人求稳的心里要改改，应该是险中求稳！
　　学而优则仕保障了中国古代的繁荣，也不能一概抹杀的。不过现代社会确实要鼓励最优秀的人才经营工商业，学术和政治都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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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315432
第2个回答:
hongbao2000
你可以去宁波调酒师协会看看,问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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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包括：德治仁政，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礼治，周礼是儒家孔子所崇尚的社会政治规范，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尊君重民，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不能自诸侯、陪臣出。人治与举贤才，孔子告诫鲁国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告诫鲁哀公，“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主张人治思想，孔子强调尚贤使能，呼吁“举贤才”和“举直错诸枉”（《为政》）。主张大一统；孔子憧憬文武盛世，怀念周初的一统天下，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汇集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写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为继承、发展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教育主张作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并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这些主张,渗透到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一）教育对象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解。孔子此语的本义是：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庶鄙，不论种类、族类，“宜同资教”。孔子也在其一生的教育中实践着他的这一主张，孔门三千弟子中，既有拥有很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子弟，又有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贾之人，又有劳动者，甚至有人还曾经为盗，所以荀子也说孔门多杂（《荀子·法行》）。《吕氏春秋·劝学》说:“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实无不可”，这也是“有教无类” 的真正含义。（二）教育主体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在他之前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并以此谋生的人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孔子早年虽也“尝为委吏”，“尝为乘田”，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教师这个社会阶层，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孔子第一次明确主张了老师的专职性，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教育目的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精神追求道，并极力寻找弘道的机会，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政治，改良社会政治，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反对了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成为当时积极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教育内容《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够确切的说法。刘謼南说：“夫文与行，固为二物，至于忠信，特行中之两端耳，又何别为二教！”指出忠信二而实一，是正确的。从孔子教育的目的上看，他要培养的是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所以，他教育的内容也是德才并重，既加强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识教育。（一）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是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即所谓德育。孔子的德育最主要的内容是“仁”。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但不外是“爱人”这个总原则。他同时还提出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丰富发展了德育的内容。孔子在德育的方式上，十分注重实践，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在研究孔子德育主张时，匡亚明先生说：“道德行为是检验道德认识是否明确、道德情操是否高尚、道德观念是否坚定的试金石，是品德修养进入躬行实践的最主要的环节。”（《中国历史是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二）文献知识　在文献知识方面，孔子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教授学生。对于“六艺”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诗》即《诗经》，共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在当时主要用于典礼、应接和赋诗言志等方面。孔子认为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建功立业的主要手段，并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乐》是孔子教育中一项重要教材，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理论、音乐审美、音乐功能等内容，是孔子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书》又称《尚书》或《书经》。现在所见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拼合而成，共二十九篇。《书》是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培养从政人才的政治课本。《礼》是现存礼书经东汉郑玄融合“古”“今”两派后，定型为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讲各种官制，《仪礼》讲各种典礼节仪；《礼记》讲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易》又称《周易》，讲解事物变化。《周易》以八卦为纲构成体系。基本符号“―― ”（阴爻）和“— ”（阳爻）两种，再由“―― ”和“— ”三三组合，而成八类，再将八类两相重而成六十四门。关于《易》的传统说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翼，但未必全部可靠。孔子晚年专研过《周易》，并以《易》教授弟子。《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世有《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传》阐释它。孔子晚年专注于修编《春秋》，他曾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孔子对学生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教科书。（三）体育锻炼　孔子除教授书本知识外，还以一些技艺为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和“御”即属此类。“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是当时上层社会对士阶层的要求之一。教学方法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其一生出色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一)学、思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要占有知识材料，“思”就是对看到的知识材料进行分析思考。孔子认为，要使一个人成才，就必须通过培养，使他既善于占有资料又勤于对资料进行独立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教好学生。关于孔子学思结合的教学方法，清初王夫之曾说：“致知之道有二：曰学，曰思，……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愈远，思正有助于学。”(《四书训义》卷六)(二)因材施教 教学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的教育对象是各个不同的有着独立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教学活动中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方法同时教育好所有的受教育者。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创造性地施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并不说孔子要把人分个三六九等，而是说孔子能够正视学生资质上存在的差异，根据学生自身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有选择地施以不同的教育。《论语?先进》中记载，冉求做事好退宿，胆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果断，想到了就应马上去做；仲由胆大，欠考虑，孔子怕他冒失惹祸，就教他遇事要退一步想，孔子就是用这种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弟子们的德业修养的。(三)善于启发 循循善诱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教育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说，教育学生不能简单地采取灌输的方式，而应该以学生为主，在学生思考后仍不得要领时再开导他，在学生想表达自己思想而苦于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启发他说出来。另外，如果学生仅停留在对知识的了解，而不能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就不要勉强教下去了。这总的精神体现了孔子务实和对每个学生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四)教学相长 孔子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可以说，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孔子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回答情况的书。教学相长最重要的是老师要勇于放下架子，面对自己的不足，勇于承认不足，敢于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并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以后的教学中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实际上，“诲人不倦”是要以“学而不厌”为基础。另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中体现的师生平等观，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学习方法孔子认为学习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将学习过程大致分为七个阶段：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时习和笃行。在这些学习的阶段中，又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这些方法直至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一)善于总结 学习是一个把外在知识转化为内在能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因此，不可能一时一地将所有的知识全部内化为自身的能力，而要经过长期不断地积累，这就需要不断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总结。子曰：“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道尽学宗，显然孔子认为，不断地复习总结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这种复习不能是机械的重复，也不只是简单的重复记忆。每次的复习总结都应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目的，这样每次重学才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体会，一次比一次获得更深的认识，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提高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得到升华。（二）学思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是读书，却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缺乏信心。孔子在这里对“学”与“思”的辨证关系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学”是“思”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充实新的知识，思考才能有所依据，才能不致陷入毫无根据的臆想；“思”是“学”的灵魂，在学习中，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驾御知识的头脑。如果一个人不会思考，他只能做知识的奴隶，知识再多也无用，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学到好知识，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三）举一反三 孔子提出的一种演绎类推的学习方法。《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与“闻一知十”（《公冶长》）属同一性质的类推方法，这一方法更明确地限于由已知到未知的同类相推。孔子认为，只有掌握了这种学习的方法，才能有效的对知识进行学习，才能“君子不器”。（四）谦虚诚实 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学习中要善于向比自己差的人学习比自己好的方面，不断完善自己，对待知识要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不会装会，要养成谦虚诚实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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