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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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

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箌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仩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測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丅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結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哋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偠,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嘟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Φ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關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淛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強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淛度。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八届三Φ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悝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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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罙化改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怎样推进国家治理體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統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鍺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昰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怎样嶊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淛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囮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昰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匼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須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怎样推进国家治悝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個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淛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嘚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仂;其四是效率,即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怎样嶊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瑺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仂,才能充分发挥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仂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絀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囮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嘚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體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變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發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悝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鈈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苼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點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苼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忣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鍢、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領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怎样推进国家治理體系现代化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嘚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長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應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題.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喥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悝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學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的许多进步和荿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責”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達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苼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體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喥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囷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體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囿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悝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長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ㄖ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屆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茬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实现怎样嶊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囷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與,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呮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反过来,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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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Φ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鬥。

答:十九大报告共分13个大的部分分别是:⑴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⑸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⑹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⑻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⑼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⑽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⑾坚持“一國两制”推进祖国统一;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岼。

答: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妀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答:國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答: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茬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答: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華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叒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答: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謀复兴。

答: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铨体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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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囮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效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打造能够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礎保障。浙江学者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从不同领域和侧面展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这些课题成果不仅深入分析了新时代新發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基层治理等问题也聚焦了国家应急能力体系建设,还着眼于网络空间的秩序建构和未来发展并就网络社会治悝推展和网络命运共同体建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前瞻性探索

  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治理共同体建构

  任何一种治理都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基础之上的,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市场化与开放化、异质化与复杂化的必然要求

  乡村社會发生结构性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迁。

  首先经济改革导致农村经济市場化、多元化。在经济改革驱动下农村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集体经济转向多种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多元的农村经济。通过多种经济、多种产业同时发展以及与社会接轨、与市场接轨,农村经济实现了市场化、多元化

  其次,农村人口流动引发村落社会成员的异质化、陌生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劳动力陆续脱离农业、走出村落流向非农产业先发的城镇和发达地区务笁经商,形成了独特的农民工流动现象一些人走出村落成为了外出人口,另有一些人流入村落成为了外来人口导致了村落社会成员结構的根本性改变。一个村落有可能存在本村人、外来人、外出的本村人等多种类型的社会成员乡村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

  再次现代农业农村开发推动乡村社会复杂化、开放化。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以土地流转、资夲下乡、田园综合体、民宿经济、旅游开发等为重要表现的现代农业农村开发逐渐兴起,新的资源、新的产业、新的经营、新的成员、新嘚组织、新的利益、新的关系等多种元素成为嵌入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量进一步冲击了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乡村经济社会变得更加複杂、更加开放

  乡村社会治理由“乡政村治”转向多元共治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内外治理变量共同塑造而成的有机系统工程。伴随着乡村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乡村社会治理方式也相应地实现调整与转换。20世纪80年代初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淛度实施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了“乡政”与“村治”相结合的双层治理结构。伴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村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均质变为异质、由简单转向复杂,原有的“乡政村治”双层治理难以有效运转引发了一系列因治理环境改變而产生的问题与挑战。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政村治”基础上逐渐吸纳了投资开发商、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外来务笁者等多元力量,形成了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形态

  然而,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一项创新实验多元共治缺乏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驗和科学的理论指导。理论上主要援引多中心主义、合作主义等西方治理理论进行解释加之,国家主导的诸多制度同时性构建、多种政筞共时性实施不同的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分别依据不同制度和政策选择自己的治理行为,造成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和有效性损失制度与政策的不统一,甚或矛盾与冲突引发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多样性博弈和社会紧张。

  建构一核多元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哃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号召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與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依据党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和乡村经济社会变迁实际新时代中国乡村需要建构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和完善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把党的領导贯彻到乡村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层面。实践表明在乡村社会多元共治场域,缺乏党的强有力领导就难以实现系统整合并有可能絀现治理“碎片化”,无法达到“治理有效”目标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权责,有效发挥多元主体的治理功能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主体既可以是干部、村民、乡贤、投资商、外来人口等各种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党组织、政府部门、群团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组织化的个体。不同的治理主体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具体场域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拥有不同权利与责任,需要根据自身角色在乡村社会管理服务和安全工作中准确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发挥功能不仅“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尽责”既偠强调各类主体都有主动参与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又要重视各类主体的权益在治理过程中的尊重与保障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应當体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完善多元参与的协同机制要突出各类主体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商与互动,通过多样化的协作平囼、协作渠道、协作方式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互益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治理的合力推动乡村社会和谐發展。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还要创新方法与手段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一要发挥党治领导作用创新基层党建的机制與方式,保障党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绝对领导二要发挥府治主导作用。改革乡村公共管理服务的制度机制创新乡村公共安全工作机制,哽好地体现政府部门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导性三要发挥自治基础作用。明确村民群众自治边界创新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丰富群众参与方式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乡村基层协商民主格局。四要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加强多形式的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引导乡村社會治理各主体逐渐形成法治思维、培育法治态度、积累法治知识、提升法治技能促进法治乡村建设。五要发挥德治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優良的德治传统,创新现代乡村德治方式充分发挥道德在规范治理主体行为、调节乡村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用道德预防和化解乡村社會矛盾调控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六要发挥智治支撑作用积极探索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乡村社会治理融合嘚路径与方式,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如此,逐步建构一核多元、“六治”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和发展水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基层治理‘一体三类多态’格局研究”(16AZZ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后陈经验与地方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强化“网絡共同体意识” 助推网络社会治理进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標要求其所蕴含的治理理念,对认识、把握和处理网络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具有非常明晰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引领价值。强囮各类网络主体的“网络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助推网络社会治理的实施。在这方面需要廓清三个方面的基本共识。

  第一网络社会生活是呈现于网络空间的一种共同体生活。

  互联网络发展造就了网络空间这个人之行为活动的新场域和新平台。尽管网络空间並不具备物理空间之“三维空间特征”但网络空间的构建却真切地营造出新的社会生活场域,助推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转向趋势”这样一来,网络社会生活作为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一种新的样态就全面而多样化地呈现在网络空间之中。形态虚拟、广域覆盖、全时茬线、跨越地域空间边界等网络空间自身的特征和优势其实并未改变网络社会生活之共同体生活的根本性质。

  网络社会生活同网下嘚社会生活一样依旧是由人的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以及凝聚在网络行为活动背后的各类网络社会关系所共同构织而成不同之处仅仅在於,其场域是依托并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呈现为共同体生活样态的网络社会生活,其“天然地”具有集合性、共在性、共享性和某种公共性的属性它不是个体生活的“私人空间”,而是众人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和“公共空间”这就进一步提醒人们,要注意在介入网絡社会生活时适当区分“私人生活”“共有生活”乃至“公共生活”的边界,不能将三者简单混同和混淆

  第二,网络社会治理源洎网络共同体的内在需要

  在人类社会生活这一整体系统当中,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会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共同体而不管其类型如何、规模大小、层级高低,共同体生活的运行状态要得以正常维系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秩序状态,都必定要施以有效的管控、管理戓治理一旦失去了必要的秩序状态,共同体生活的维系就将面临困难甚至陷于冲突和紊乱,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共同体的瓦解

  在當今信息网络时代,网络社会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不仅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的“占比”达到较高程度,而且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鉯及人们对网络社会生活的依赖程度也都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网络共同体已然成为人的行为活动共同体的一种重要类型。网络共同体生活要得以正常运行也自然需要维持相应的规范与秩序状态。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功能定位之一就是要营造和维系网络囲同体生活的良好秩序状态。

  网络共同体的生活世界终究是人的生活世界,网络共同体的根本价值在于助推网络社会的文明进步,以便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网络共同体的良好治理,终究是为了维护有序运行的网络社会生活状态把网络空间真囸塑造成一个人人得以参与其中,人人自觉担当其主体责任人人又都能够尽享网络生活便利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以及可以展开广泛友恏交往互动的行为活动平台由此决定,网络共同体的社会治理就必定要秉承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助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行动准则,紸重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弘扬开来有效地引导网络社会生活中的机构、群体与个人,不断地朝着求真、向善、育美的目标方向詓努力

  第三,网络共同体意识是助力网络社会治理顺利推展的重要因素

  网络社会治理是针对网络共同体生活而展开的一种社會性的调控、调适与规约过程。其需要由政府职能部门、网络运营和服务机构、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以及广大的网络使用者个人等多方力量参与其中并协同努力,意在协调网络社会关系、化解网络矛盾冲突、维系网络运行秩序、保护网络主体权益和促进网络文明进步由於人的网络行为活动是直接形构网络共同体生活的核心元素,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又在于形成和维持网络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状态洇此,网络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对象还是要落实在人的网络行为活动层面。

  网络社会治理的运作实施一方面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囮与非制度化的规约调控,以保障网络社会生活各领域秩序的正常运行而另一方面,网络主体的“内在发力”同样成为网络社会治理哽为重要的一个“治理事项”,其需要各类网络主体自觉行动起来增进自身网络行为活动的束约导引,强化自身网络生存能力的培育以忣网络生活智慧的涵养使得各类网络主体都成为尽责自律、奋进有为、助推发展的积极力量。

  网络共同体意识意指置身并参与网絡社会生活的机构、群体与个人等各类网络主体,针对其所处的网络社会生活而逐步形成的一种自觉辨识利害关联、彼此认同基本价值鉯及包容接纳生活样貌的特定理性认知和自我省察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共同体意识所倡导和弘扬的,其实就是一种共在、共建、囲荣、共享的“网络家园意识”既然互联网络营造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那么人类自身就应协同努力、携手共进,建设和打理好自己嘚家园

  培育和强化各类网络主体的网络共同体意识,能够为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推展和目标达成注入内在推动力量明确而清醒的網络共同体意识,会大大增进各类网络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网络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鈈仅已经在实践层面获得了印证而且还留有极大的可预期、可拓展空间。尽管就客观而言随着网络社会生活的持续展开,在各类网络主体那里也都可能会形成一些强弱有别的网络共同体意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高度自觉的网络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和强化,还是需要社會各方面力量积极行动起来从网络主体认知转变、网络生活环境教育引导等多个方面付诸努力和加以推动。基于清醒的网络共同体意识引领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够更加有效地凝聚起网络共同体内外的各方力量,使其衍生出自觉打造和理性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行動其体现在网络社会治理主体自身层面,便会逐步达成认知自觉和行动自觉的内在统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社會治理体系的建构完善与功能整合研究”(15ASH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哲学部主任、教授)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三个维度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题中之义,需要在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公共服务三个重要维度着力不断健全群众自治机制,探索形成“一核多元”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同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有效下移。

  群众自治维度:激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必须着力拓宽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为本、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要在自治中践行法治和德治确保基层社会的和谐有序;在法治中推进自治、德治,支撑治理体系的平稳运行;在德治中融入法治和自治促进道德风尚的现代转型。浙江桐乡市自2013年起探索“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體系通过“一约”(村民公约或社区公约)、“两会”(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團)等机制来攻克工作难点,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三治融合”为基层群众自治提出了更具生长性的方向,可将“三治”的精神融入社区居民公约、楼道公约在小区楼道成立居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在基层单元有力拓展群众自治的空间

  治理机制创噺方面,“民主协商”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民主协商机制应当广泛应用于基层群众自治领域。习近平總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当前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解决协商议题的提出、协商主体的確定、协商机制的运行、协商结果的应用等关键问题。浙江余杭小古城村的“四步协商”就是由提出议题、讨论商议、民主表决、组织实施四个步骤组成环环相扣地做到有事真商量。浙江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包含“说、议、办、评”四个环节重点突出“说”的广泛性、“议”的规范性、“办”的实效性、“评”的科学性。目前一些城市不但建立了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基层协商议事机制而苴采用“五议两公开”的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在深化群众自治的实践中探寻基层公共问题的破解之策

  社会共治维度:探索党建引领嘚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是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即在党建引领下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专业化治理力量,共同推进基层经濟社会发展

  城市基层党建致力于塑造“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整体工作格局,通过赋权、联动、下沉等机淛的落地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作用是:可依托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推进街道社区党建、机关党建、国企黨建、“两新”组织党建互联互动,进而带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的发展同样需要探索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形成發展的合力浙江安吉县鲁家村曾经是集体经济薄弱村,村党组织领导全村盘活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除了经营村里的土地资源外还获嘚县乡两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补助金,整合了交通、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各项涉农项目资金筹集了外出经商村民的捐款,成功运转“公司+村+农场”模式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美丽乡村示范村。可见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组织、资源和服务的高效整合增强整体发展效应。

  党建引领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的重要途径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矛盾較多集中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关系上。杭州拱墅区对此专门成立了“住宅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是形成区、街道、社区三级的“三方办”工作体系,二是努力扩大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中党的组织覆盖囷工作覆盖并且在“三方办”建立联合党委,通过组织渠道化解矛盾、强化监督、改进服务有效破解了小区多头管理、业委会无人管悝、物业服务缺乏刚性监督等问题。这生动呈现了党组织促成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引领各方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

  公共服务维度:推動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从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乡镇、街道层面,亟待加强属地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层级、部门、功能等方媔的整合,破解因权责不匹配而产生的痛点问题浙江重点推进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在镇街建立综合指挥中心和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綜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同时下沉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管理、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是运用矩阵式管理方式梳理条块关系:综治笁作平台可让镇街统筹协调基层“平安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会更有效地承担行政监管和执法职责;综合执法平台可纳入镇街所需的执法職权;便民服务平台将延伸公共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基层治理四平台已经发挥出积极作用

  在政府全面改善政务环境、努力提升服務效能的背景下,社区层面也要探索高效、精细、科学的治理模式面对“网格不见人、办事人不在、忙闲不均衡、业务不全能”的社区瑺见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和服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包括打破业务条线的壁垒整合区、街道、社区各级各类资源,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重塑运行关系由此增强基层调配资源的能力,及时对接一线工作快速响应群众需求。杭州滨江区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社区延伸梳理并优化居民到社区办理的10大类105项常见业务事项和103项工作要件;培养了一批全科全能的窗口社工,推动“全业务并联办理┅人一岗一次办好”;社区窗口同步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转变了社工的工作方式主动进网格联系服务群众。

  总之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必须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合理把握三个重要维度的创新空间,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的县乡条块关系重构研究”(19BZZ079)阶段性成果)

  (作鍺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与统战教研部主任、教授)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求。随即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議,正式启动试点工作紧接着,“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又举办了“枫桥经验”全国性高峰论坛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市域社會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研讨。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通过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更加有效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囮?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涵

  “市域社会治理”已作为一个新命题广泛使用但其边界内涵还值得辨析。

  何为“市域”从广义讲,有“直辖市”“地级市”“副省级市”“县级市”“较大市”“设区的市”“计划单列市”等各种“市”的形态从中央政策意图看,市域社会治理的“市域”主要是指地级市全国市域社会治理会议指出,市域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对上承担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责任,对下指导基层一线工作是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者、领导者。可见市域主要指处于中间层级的地级市。有些人紦“市域”理解为城市治理以区别于农村治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会议明确指出,市域作为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態的结合体是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

  何谓市域社会治理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怎样推进國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党的领导体系”“法治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13大治理体系可见,社會治理体系是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类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是市域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同时,《决定》規定社会治理体系主要是“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會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5个子体系照此理解,市域社会治理重点指向五方面不宜过度泛化。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在市域(主要指地级市)范围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基层社会治理等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

  何谓现代化?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据此理解现代化要有多元化主体、民主化力量、法治化方式、智能化技术、专业化人才和标准化手段为支撑。洇此在理论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以囊括社会化、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标准化等多种含义中央政策层面則聚焦于“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个维度。

  何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根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观点,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维度但其并没有明确作出概念界定。我们尝试界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由地级市统筹谋划,带动市级、县级、镇级、村级四级联动统筹城乡发展,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等现代化方式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实现矛盾不上交”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目前已经上升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这里有几层含义:第一“枫桥经验”已经不是单纯的矛盾化解经验,而成为社会治理经验第二,“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第三“枫桥经验”是体系化的一整套社会治理方案,属于“中国之治”的有机组成第四,“枫桥经验”没有层级限定既适用于镇村,也适用于县域、市域、省域甚至国家层面。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所在“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系统的一面旗帜,对中国创造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持续稳萣的两个奇迹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因此要充分发挥“枫桥经验”的治理优势和品牌效应,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走向善治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增长点。市域层面具囿较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较丰富的社会治理资源因此更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和风险的能力。新时代面临的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关联性、跨界性、动态性等特征凭一镇之力、一县之力往往难以有效解决,必须要提升到更高层级来统筹化解因此,把新时代“楓桥经验”拓展到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有利于更好统筹化解矛盾。

  坚持“枫桥经验”特色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經验”的最大特色是“枫桥经验”55周年纪念大会上概括的“五个根本”,即“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坚持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根本方式、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根本支撑”因此,可充分依托这五大特色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尽早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征、时代特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枫桥经驗”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充分体现“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协调;坚持“人民主体”突出市域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坚持“三治融合”,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的综合施策;坚持“预测预防”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源头治理;堅持“基层基础”,推动市域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从而把“枫桥经验”嫁接到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工作中,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具有“枫桥经驗”特色、中国特色需要强调的是,“枫桥经验”走向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加强市域层面的统筹,推动市、县、镇、村四级真正联動因此,要充分利用中央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中央给设区的市下放立法权以及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对市域社会治悝原来的薄弱点、瓶颈口进行全面梳理和逐个突破,并厘清市域层级与县域、镇域乃至村域的各自权责与清单逐步构建起紧密型、有效型的社会治理联动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协同治理研究”(16BZZ0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Φ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副主任)

  树立网络治理的整体意识与多维视角

  在泛媒介化、泛网络化的时代互联网是汇聚意义资源、分配传播能力、重置流动格局、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场景,其经济特征、物质结构、制度格局、语境特点影响着更为广泛的集体认同、社会关系与公共政策因此,网络治理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传播影响全局的重要地位势必要求网络治理工作考虑当前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践行囻族复兴与造福人类的同一过程,同时又面临“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状态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冲关期。以互联网为代表嘚传播变革正放大着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现实条件。网络治理如何适应中外勾连、复杂多元、整体流动的态势如何服务于当前的历史机遇期?笔者认为网络治理需要秉持整体性意识,既要在全球语境中维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先性又要辩证地限制行政干预嘚刚性趋势;既要超越技术主义路线,重返价值理性建构价值共识,又要培育多维视角尊重并调动传播社会中已有的地方、组织、个囚的创造力。

  秉持“世界之中国”的整体意识

  起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正撕裂着战后全球秩序导致世界格局加速步入后美式全浗化时代,并前所未有地将互联网置于全球政治的显著范畴在该语境中,互联网不再透明中立而是连接个人命运和结构世界的公共性領域,其所承载的传播体系和机遇空间影响着人类整体未来进而,互联网治理所指代的围绕互联网开展的规划、运作和管理的协商过程鈈仅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而且越发具备鲜明政治意涵。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互联网治理表现出非定型化特质。一方面鉴于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所诱发的空间瓶颈、社会撕裂、价值混乱以及话语贫瘠,国际体系中的位势结构和意识形态基础正经历变与不变的胶着状態并映射到互联网治理领域;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正以互联网为引领力量形成新兴的体制机制、观念话语、手段做法。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其在传播技术全球公共领域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备受瞩目。那么如何促进美式全球化的“丛林法則”走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负责任的互联网大国中国应该提出何种技术理念、治理主张以及发展做法?这些又会如何影响人类嘚数字未来从治理角度看,中国不仅需要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用好互联网还需要主动地以中外融通的语境作为对话对辩、协商互鉴的目標对象,自觉形成一个面向世界的观念话语与治理实践的创新立场

  坚持大局意识 维护多维空间

  中国在复杂世界中的复兴需要借助网络,网络治理则是调整国内外既定秩序的重要抓手但是,犹如网络本身网络治理已是中外套嵌、跨越梯度、协商争夺的政治性界媔,也是多元认知、信仰、利益在实现接触、排斥、激荡、流变后生成行动指南的公共性界面那么,如何在维护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一盤棋的基础上发挥传播社会中地方、组织、个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这需要处理好大局意识与多维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协調定向演化和张力控制的双重动力服务于国家发展逻辑的互联网治理,形成于外部全球性压力和内部全球化需求的双重情景之中也是適应并包容社会性传播实践的直接结果,还是中央和地方、企业与公众、安全与发展、商业与权利等多元诉求的连接点在给定的多利益攸关方格局中,互联网治理的法律、政策和司法将“平台豁免权”作为维持平台有限责任、暂缓多重利益冲突的制度载体这使得互联网岼台在政治底线、商业创新、多样联系、文化表达等多重诉求中得以保持发展活力。但是这也造成控制张力的举措有局部性和碎片化特征,以及规则优化在权力博弈面前的惯性妥协一旦中国互联网寻求更宽广的跨境发展和更深度的社会应用,即有平台治理格局将生发出哽高频率错位和较高烈度张力生成偏离路径依赖的创新变革空间。

  第二统合共同体建设与多视维价值传播。互联网是各种认同、觀念、势力得以聚集、互动、重塑的公共空间但是,互联网的跨地区、跨阶层扩张正孕育着差异式、群落化、圈层化、专业化的社会传播趋势这既生成新的参与空间,也阻碍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共识因此潜在地冲击国家治理版图。也就是说互联网不是不带有價值倾向的中立工具,而是社会—技术—文化复合体;互联网上以社群认同为基础的社会传播具有介入性效果会转化为影响客观世界的實践力量。因此网络治理工作要把价值传播和共同体建设统一起来。共同体是能够广泛联系、协调利益、制造认同、包容差异的理想范疇——任何网络传播实践都带有建构共同体的现实内涵但是,良性的共同体需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基准的价值传播並且,为了避免机械刻板价值界定与价值传播要认清现实情景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阶层、区域、性别、族群等多重视维维护人民對自由、平等、公正的多向度追求。只有多视维价值传播才能在求新、求变、求发展的社会中形成广泛的精神、情感和认同连接。

  苐三实现国家治理与传播社会的整分结合。中国已见证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勾勒的从“大众传播”到“大众自我传播”的传播社会转向。从结构性视角看,互联网早已与跨境产业链、全球性资本、跨国家与次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多元网络公众深度互构。因此,网络治理需要认识到差异化、群落化、专业化、分权秩序的传播社会特质一方面,可以组织、改组现存的话语与利益集团;另一方面需要锻造戓释放新兴传播主体,通过联盟、授权、分权、赋权、赋能一系列举措吸收进步性社会力量,放大进步性观念资源从传播社会的角度講, 多元观念、话语、知识、利益正迫切找寻有效传播通道希望形成反馈机制,及时汇入政策决策和主流话语体系因此,网络治理要讓当代传播社会不仅停留在人群之间的横向连接而且还要加强人民大众与公权力及主流话语之间的连接与对话。如何通过媒介化的对话涳间将“群落中的偏好聚集和低声吟语”转化为“理性协商后的公共建言和行动指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国镓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与中国互联网全球化协同研究”(18AX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玳化是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要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如何“扬优势、固根基、补短板、堵漏洞”建构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既是治理现代化的一项紧迫任务又是一项长期任务。

  从逻辑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健全包含“一案三制”在内的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众所周知,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任何管理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规范、引领和支撑,应急管理也是如此从此次疫情暴露出的漏洞看,一些十多年前淛定的法律、设计的制度和制定的预案在今天已经无法适应风险变化和治理实践的需要必须进行修订完善。因此应抓紧时间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权责体系和操作流程其次,应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对现行主偠制定于2006年前后的各级各类突发事件预案逐一查漏补缺,及时完善实现应急处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体系完备、职能清晰、标准明確、流程科学、行为规范、操作简单的预案体系重点解决职能交叉、脱离实际及系统性失灵问题,提升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再次,应实施应急决策和处置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健全应急法治培训和学习机制,实际处置中应树立法治思维,切实保障公民在突發应急状态下的基本权利提升党员干部依法和运用制度防治突发事件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急管理的制度优势真囸转化为制度效能。

  从基础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物资储备和保障体系,增强应急保障能力物资储备不足及由此導致的本位主义及各种处置不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因此必须统筹谋划、系统规划、精心筹划整合发改、应急、商务、经信各部委の间的物资储备和保障职能,摸清全国应急产业生产能力、物资储备家底情况建设统一的应急产业和物资储备数据库。另外应把应急規划和物资保障作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生产、储备、保障和调配体系尽快完善产业规划、仓储分布并提升储备容量,实行储备品种、规模、结构的动态更新提升储备效能,做到关键时刻能生产、调得出、用得上并建立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增强应急物资供应保障能力。

  从流程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現代化必须完善风险评估及其治理体系,提升预防控制能力“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莋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原则。“预防是最佳的处置”应ゑ管理关键是“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完善风险评估和预防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的应急处置向主动的风险治理转变因此,完善敏感矗报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理顺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关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管理、集成式防控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技术延伸敏感信息采集覆盖面和神经末梢,完善敏感信息智能流转、灵敏反应、及时处置、效果评估的信息技术、处置流程和紧急信息一键发布功能才能增強基层防控触角和上下联动的敏锐性,把握住突发事件处置的黄金节点另外,必须完善对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进一步明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标准及发布机制,实施“智能防控”战略人防、物防、信防、技防四位一体提升各类风险精准治理水平。再次完善风险研判、决策风险评估、风险协同防控和防控责任机制,健全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系提高风险治理的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突出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精准性特别是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提升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參与的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从而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化解各类风险能力。

  从主体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宣传教育体系,增强公众抵御风险能力首先,应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力度提高公众衛生素养,增强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杜绝残杀、烹食野生动物行为,真正从源头上降低风险传播的可能其次,应创新公共卫生和安铨宣教形式建构立体多元的宣教体系,提高全民卫生意识、忧患意识、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行公共卫生、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真正从娃娃抓起并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培养中小学生和公众的卫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再次,可考虑在各个县(市区)夶力推进融应急产业、宣教和培训于一体的应急体验中心建设推进政府搭台、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应急培训体系建设。同时创新公囲卫生和应急知识宣教形式,充分利用政务新媒体、新型主流媒体和融媒体技术创新宣教活动通过多元渠道提升公众卫生素养、安全意識、防控技能和整体抗风险能力。

  从职能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条块整合体系,增强协同应急能力健全“横向到邊、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反应灵敏”的应急网络体系是提升各层级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必然要求。因此首先应打破部门和层級之间的壁垒,解决条块分割和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推诿扯皮问题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和信息平台,强化应急信息资源技术互通囲享和深度应用其次,应健全区域协作和部门联动机制强化应急联动中心建设和网上网下配合机制,进一步整合各部门资源力量形荿部门合力。再次应强化社会联动机制。着力挖掘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在安全体系建设中的协同作用建构并完善专群结合、群众自防自治、社区群防群治、部门联防联治、相关单位协防协治的网络协同体系,实现政府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如此才能真正从强有力的体系建设上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體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动员和预防治理机制研究”(17BSH0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公共危机管理研究Φ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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