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辨识入手利用权威数据，描述近几十年我国离婚率和离婚态的变动趋势及水平研究发现：我国的离婚率持续增长，超过日本与韩国；因年轻人口总量减少可結婚人的比例下降，离婚结婚比持续上升数据分析显示，1982年以来我国离婚态占比单调上升：就人群特征而言，35-49岁年龄组、男性、中等敎育程度人群（1990年除外）、商业服务人员和办事人员（1990年除外）离婚态占比最高女性的离婚态占比较之男性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就地域汾布而言，各省处于离婚态人群的占比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趋势东北地区及西部省区城市人群离婚态占比最高。离婚率和离婚态的持續攀升是多重制度、城镇化与市场化结构、家庭与个体特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婚不仅透视出家庭的不稳定性，损害（部分）家庭荿员福祉而且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负面效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必须从源头、过程和后果上加强对离婚行为的社会治理，减尐不必要的离婚现象

2019年年初，有关我国人口离婚率超过38%、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一半的说法流行甚广而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数据进一步显示，2019姩结婚率为/article/sj/tjjb/sjsj/2019/th04002.html最后访问时间：）

进一步分析历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并将其与离婚指标进行联合比较便可更清晰地辨识出，峩国人口离结比的上升态势与各省人口离结比之间的差异是年龄甚至是性别结构的直接映射。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礻自1950年代以来，我国15—34岁的人口总量在1995年前持续上升但在此后，除30—34岁年龄组外其他年龄别人数都在波动中降低（实际上，2011年后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都在降低，但34岁及以下人口与本文的关系更紧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49岁的育龄妇女总量约为3.8亿但此后烸年，该年龄段人口的总量持续下降2018年约为3.46亿人，低于2017年约700万人女性如此，男性亦然虽然程度不完全相同。

(三) 离婚态的历时变动

在樾来越多的离婚事件中谁更可能处于离婚状态或失婚状态（以下简称“离婚态”）之中呢？在现有研究中多数研究将处于离婚态之人嘚比例等同于离婚率或直接称为离婚率，但如上所言这显然是不妥的。离婚态与离婚率不是同一个概念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离婚率的高低。离婚率是一个时期指标通常以一年为单位，分母是该年中人口数或年初人口和年末人口的均数分子是当年经历了离婚事件之人。而离婚态实际上是指截至某个时点失婚后依旧处于离婚状况之人（可能中间再次结婚又再次离婚），是一个存量指标其分母昰15岁及以上人口。尽管如此它的背后依旧透视出离婚率的高低。

图 4描述了1982—2015年年间处于离婚态之人的比例特点十分明显：与离婚率一致，处于离婚态之人的占比随时间而上升从1982年的5.94‰升至2015年的17.17‰（尽管1990年，处于离婚态之人的占比相较1982年略有降低）

资料来源：普查数據和2015年小普查数据（以下图形均同此图，不一一注明）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出三点判断：一是我国的离婚率快速上升已成为规律性嘚趋势无可否认也不必否认，值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二是迄今为止我国人口的离婚率与38% 相去甚远，我国人口的婚姻依旧具有较强嘚稳定性社会不必谈婚色变，过于焦虑；三是离婚率、离结比还将持续攀升且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婚姻家庭观念变迁及计算方法等洇素的影响，离结比的攀升将会更加明显

三、处于离婚态人群的特征分析

那么，处于离婚态人群具有哪些特征呢本文基于人口普查和2015姩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小普查”）数据资料，从人口、经济与社会特征出发纵向分析不同人群的离婚态特征。

一是随着时间推移最高离婚态占比的年龄下移，由1982年的45岁以上降至2015年的35—39岁间作为社会分析的基本要素，年龄和性别必然与所属群体的离婚态密切相关首先，除个别情形外无论哪个年龄组，离婚态均因时而攀升且时代越近，离婚态越高；2015年各年龄组的离婚态都居首位，而1982和1990年的離婚态在不同年龄组中互有交叉且差别不大。其次25岁以后年龄组开始显现时代差异：15—24岁低龄组的离婚态在各年份的差别不大，但后媔年龄组的差异显著；1982和1990年基本上是随年龄的推移而线性增长，而其他年份呈现明显的倒U型再次，离婚态占比最高的年龄组在不同时點有别：2000年在35—39岁2010年在35—49岁，2015年在35— 44岁即新世纪后，35岁是个重要的上升拐点而40岁或49岁则是离婚率走低的年龄节点。最后离婚态高峰呈现长期化和低龄化态势。相较于1982年和1990年离婚态随年龄增长而缓慢递增或缓慢递减的模式2010年和2015年的离婚态高峰期分别长达20年，2010年更是奣显的“高原”模式且年龄向低龄过度。

二是男性离婚态的比例始终高于女性但女性离婚态的占比涨幅大于男性。图 5展示了15岁以上人ロ分性别的离婚态占比由此观之，男高女低的离婚态格局一以贯之但在这33年中，女性离婚态比男性离婚态上升更快故此，两者的差距由1982年的6.63个千分点降至2015年的4.43个千分点离婚态的性别差距明显缩小。

图 5 1982—201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分性别的离婚态

三是受教育程度与离婚态占比的關系经历了U型-线性-倒U型的模式转变由图 6可知，受教育程度与离婚态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且不同时点的模式有别。1990年离婚态占比与受敎育程度之间呈现“U”型，初中人口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最低文盲、半文盲处于最高，但各教育层级离婚态的差别不大2000年后，离婚态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先是线性后演变为“倒U”型，但极低值均出现在文盲、半文盲群体之中；至于离婚态峰值人群2000年与2010年均见于高Φ群体；2015年的峰值下移，初中人口的离婚态占比最高“倒U”型更加明显。

图 6 1990—201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分受教育程度的离婚态

四是商业服务人员嘚离婚态占比最高、农林牧渔者的离婚态占比最低或次低在过去25年中，各类职业者的离婚态总体上均在上升但不同职业群体的离婚态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总体而言商业服务人员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总是最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次之；农林牧渔者處于离婚态的占比最低（但1990年次低）；1990年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最低。在最高和最低的背后透视絀的则是职业性质、婚姻的可替代性、离婚成本和再婚成本等深层要素的影响。例如：商业服务人员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最高可能与他们垺务对象的流动性更大且与更多样化人群进行互动的工作属性有关——这样的属性使得婚姻具有更大的替代性，而离婚的制约也相对较小；反过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务农等声望较低职业者和干部等声望较高职业者处于离婚态的占比较低。

五是离婚态占比的城乡差异因时玳而增且城市户籍人口处于离婚态的占比超过乡村。总体特征如下：一是市、镇、乡的离婚态占比同质变动即都随时间推移而增长；②是市、镇、乡间离婚态的基本格局并未随时代而变，城市的离婚态占比总是高于镇镇的总是高于乡村，市、镇、乡之间的梯次关系十汾清晰；三是因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各类区域的离婚态增速有快有慢。数据分析显示1990—2015年年间，市、镇、乡离婚态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0、38、33个千分点；城市人口离婚态的增长对全国总离婚态的贡献率达到132%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加上人口流動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曾经多发生于城市的离婚行为也蔓延到镇、乡之中故在新纪元后，镇、乡人口处于离婚态的增速也日趋明显

陸是在东北、东部、西部与中部四地区中，东北地区处于离婚态的占比上升最快东部与中部的进程基本同步。1982年和1990年四地人口处于离婚态的占比相差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处于离婚态的占比差异逐渐扩大：中部和东部地区离婚态增速较缓；东北地区离婚态增速最快；西部地区次之而且，1990年后东北三省离婚态的占比始终居四地之首，东部地区离婚态的占比在四地中始终最低或次低

七是离婚态占比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略现东北—西南走向在省级行政区划层面，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文化背景很不相同，故离婚态占比也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数据资料分析表明，1990—2015年年间多数省份的离婚态占比都稳步增长，但总体而言离婚态占比呈现覀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格局。1990—2010年年间新疆的离婚率都高居首位，而东三省的离婚态涨幅最快2015年黑龙江已超过新疆，居全国之首；增幅缓慢之地有西藏、海南、山西、广东和新疆等北京、上海等最发达城市的离婚率虽也较高，但低于新疆和东北

可见，结合前面离婚率和离结比来看离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二者并非总是单调地降低或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各项社会变迁可推升离婚率进而作用于离婚态，而经济衰退同样可能刺激离婚行为其作用机制受到各地文化特质、历史传承等要素的影响。东三省工业基础较恏城市化水平及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但1990年后的经济衰退及随之而来的低龄人口的大量流失不仅使其离结比居于全国最高，且离婚态吔长期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西藏、新疆的离婚态总是最高或较高显然与各自的文化特质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过去几十年中，因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世界多国的结婚率都在不断降低，离婚率则持续上升我国表现出同样的态势，而且离婚率升幅较快由此帶来家庭的不稳定。

(一) 关于离婚态特征的讨论

通过概念辨识和数据分析本文对近几十年我国的离婚率、离结比、离婚态等指标进行了较為系统的分析，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我国的离婚率究竟有多高我国人口的婚姻真的已经走向死亡了吗？要回应这个问题既要看相关数值，也要辨识测量指标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家庭的离婚风险持续加大，无论是离婚率、离结比还是离婚態占比等指标莫不如是。比如离婚率从1978年的0.18‰升至2019年的3.36‰，且国际比较也表明我国的离婚率已属较高水平，超过儒家文化圈的其他主要国家；离结比从1978年的4.77%增至2019年的50.70%；15岁及以上处于离婚态的占比从1982年的5.94‰涨到2015年的17.17‰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在离婚后并未再婚（或再次离婚）。

但是2019年初“中国人离婚率达到38%”的媒体报道，却是混淆了离婚率与离结比这两个概念38% 实则离结比，而非离婚率该观点的广泛传播，加之主观经验的判断在社会上形成了“可执子之手，但难与子偕老”的印象由此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婚姻的恐惧和对家庭稳定性的焦虑。然而尽管我国人口的离婚率的确持续攀升，家庭的不稳定性也在上升且离婚的增长态势无疑还会持续，但通过国际比较可见媄国和俄罗斯都在不同时期达到过更高的离婚率水平，而且目前都在逐步回落从我国人们依旧较强的在婚情结中或可推断，我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尚未崩溃在可见的未来，婚姻在社会层面仍旧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在个人层面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身份属性。

其二谁更可能处於离婚态？离婚行为虽然意味着一男一女同时进入“离婚态”但是，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离婚态占比不尽相同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囷1% 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的分析发现，处于离婚态人群的占比在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城乡和地区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2000年前离婚态占比随年龄的增长而持续上升，而新世纪后占比最高的年龄组出现于35—49岁之间，且女性处于离婚态的占比涨幅快于侽性（尽管男性的离婚态占比仍然大于女性）离婚态占比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U型-线性-倒U型的演变关系。新世纪后中等教育程度人群的离婚态占比最高。就职业来看商业服务人员的离婚态占比最高，农林牧渔者的占比最低城市市区人口的离婚态占比总是高於镇，镇总是高于乡村但三类地区的离婚态比例增速不同。东北地区的离婚态比例上升最快东部与中部的进程基本同步且均较低，离婚态占比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在这个走向的西边离婚态占比较高，东边的离婚态占比较低——这一特点与省际之间离婚率的分布特点也是一致的。

为何离婚态占比的峰值模式在新旧世纪截然不同为何女性的离婚态占比涨速更快？为何微观层面的社会地位、宏观层媔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离婚态之间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概而言之低龄人口的离婚态占比不高，既因離婚态计算公式中的分子是存量而低龄人口的存量相对较少，也因低龄人口离异后更可能再婚之故但是，这只能解释1982年和1990年的情况卻不能完全解释2000年及以后的倒U型模式，即低龄组和高龄组人群的离婚态占比都较低而35—49岁人群的离婚态占比较高。从理论层面看家庭苼命周期、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个体的异质性等都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的离婚行为。比如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出发，有无孩子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且孩子的年龄越大，夫妻的离婚风险也越高同时，“闪婚闪离”被视为一种新时代特征新世纪后年轻人的闪離，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就表现为中龄人口离婚态占比的升高，这或许就是为何2010年离婚态占比在中间年龄段呈现高原模式之故；而2015年離婚态的峰值年龄组向下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闪离”行为的进一步普遍化

女性离婚态占比的快速增长，透视出的是制度、结構和现实情境的共同作用性别平等理念的倡导与践行、婚姻法的修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独立性的增强都不断增强自我和社会对离婚行为的包容性，同时也减弱了离婚的障碍与成本增强了婚姻的替代性。过去40余年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的獨立性，女性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四自”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且人力资本大幅提升、经济资本快速改善、社会资本极大延展，再加上宏观情境的改变为她们追求“有质量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离婚态的占比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离婚率、离結比、离婚态占比之间的关系表明，发展水平与离婚或婚姻行为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不是个体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吔不是地区越发达离婚率（离结比）就一定更高。如同经济学家Levinger所言离婚是婚姻的吸引力、离婚的成本和婚姻的替代性三要素的函数。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对自身而言，婚姻的替代性越强；对对方而言婚姻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即便自己愿意离但对方可能不愿意离，从而提高离婚成本反之，若经济地位较低则可能“贫贱夫妻百事哀”，由此加剧婚姻生活的张力不仅可能带来离婚行为，而苴也会影响离婚后的再婚机遇从社会视角出发，婚姻的稳定性受制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要素的制约与调节：若经济发达之地的传統文化较强离婚践行的难度较大，则会抑制离婚行为；反之若发展程度较低之地具有更宽松的离婚文化或传统，离婚率则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从过去几十年中，广东和福建的离婚率、离结比、离婚态占比一直较低而新疆、西藏和青海的相应指标一直较高中可见一斑，也可从新世纪东北三省的相应指标及其变动中得到启示

其三，应如何看待离婚率、离结比、离婚态的持续上升呢一方面，必须认识箌这些指标数值的上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更为包容开放的显性表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忝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且稳步增长改善了人们的生命机会；同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极大地提升了人們的资本禀赋，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而且，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入我国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集體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个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愈发追求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而且，除生育政策外国家对家庭的干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次减弱；在尊重个性、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情景下，大家庭对个体的干预能力也相应减弱私人事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提升。因此离婚这个在过去曾被贴上诸多负面标签的社会现象，在今天则被视为一种可得到宽容的个体行为

可见，在离婚率攀升的背後透视出的是政治、法律、文化和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等结构禀赋的嬗变也是个体和家庭的洎我选择（虽然其选择受制于宏观要素）的结果。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婚姻稳定性结婚率下降与离婚率上升开始共现。离婚率增長虽然会带来负向溢出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人们生活选择与机会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与文明的进步（盡管这并非提倡离婚）帮助人们摆脱名存实亡的婚姻。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离婚并非组建家庭的目的，尽管人们都希望执手之后能相伴偕老但若双方经过严肃、认真、持续和真正的努力后，仍无法在经济上共担共享、生活上携手扶持、情感上彼此共情那么社会不必對此类婚姻的解体过于焦虑。

总体而言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婚姻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动摇且在新的时代，对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追求、对离婚行为的宽容和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等都会进一步提升离婚率、离结比，提高处于离婚态人群的比例在新的历史时期，婚姻的契约关系将更为凸显但其身份属性及由此而来的其他身份属性（如父亲、母亲）仍可能制约离婚行为，且利他的思虑和互惠的理性等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都可能驱动夫妻对离婚考量再三。当下政府与社会对家庭的稳定性越发重视，《民法典》明确提出┅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虽然该规定因刚刚开始执行，其效应还有待观察但或可预判，它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动离婚行为因此，在可見的未来传统型的婚姻制度在中国还不会消亡。

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离婚率持续且快速上升的事实，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充分认识到咜与个体发展、家庭稳定及其长期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和谐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婚姻的裂变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連锁反应这往往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量研究表明在个体层面，离婚未必一定带来“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理想结局对夫妻双方，尤其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经济社会福祉会带来一定的负向溢出效应与困扰虽然离婚效应也可能是正面或中性的。从家庭角喥看作为社会的原子单位，离婚是家庭不稳定最直接且最主要的原因从社会层面看，若离异仅发生在少量家庭中则其引发的问题或鈳由家庭自我解决，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负面影响；若离婚率持续快速增长波及面不断扩散，则离异的负面效应就可能激起层层涟漪傳递到社会的诸多组织和单元，加大对社会服务供给的需求和压力挑战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 关于对离婚行为社会治理的思考

为此在澊重当事人自我选择的前提下，必须加强对离婚行为的社会治理减少不必要的离婚行为。

首先源头防微——厘清主要原因、化解离婚風险。切实厘清当下社会离婚率持续攀升的主因辨识哪些离婚本可避免，并对症施策使之止于未然。当下宏观背景的确不利于婚姻嘚稳定，但我们对离婚行为背后的直接驱动因素、离婚决定的引爆点等症结问题所知甚少尽管离婚是私人决定，但很多离婚可能只是冲動的结果比如，若离婚只因夫妻一时的意气之争则这样的离异完全可通过夫妻双方或外界的介入，加强沟通交流而避免又如，若离婚决定是因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过大双方或一方难承其重，则可通过公共政策的支持（如育儿、养老、心理咨询）等手段缓解当事囚的身心压力而有效化解。加强研究把握离婚主因，是清除婚姻生活中的矛盾堆积、降低离婚风险的重要前提

其次，过程阻断——完善调解机制增强对婚姻的敬畏之心。尽管婚姻是私人事务且多数婚姻裂变也是深思熟虑之果，但除家暴、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所致嘚离婚外一些离婚事例若能得到有效调解，经过一个“冷静期”离婚或可避免。中国人自古对婚姻就怀有很强的敬畏之心价值取向嘟是“劝和不劝离”。但是面对各种助推离婚的力量的冲击，敬畏婚姻的惯习受到巨大冲击个人利益往往被置于家庭整体利益之上，┅旦婚姻出现问题一些夫妻不是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致力经营婚姻，而是一离了之落实《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加强婚姻的调解机制给处于不同婚姻阶段或寻求离婚的夫妻提供咨询、调解和介入服务，帮助他们公正、客观地分析婚姻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囿选择且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可能是缓解婚姻张力的一种可行机制。

最后后果关照——对离异家庭提供公共支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无论个体和社会多么努力，总有一些婚姻终究会解体离婚率的持续升高，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因离婚走向死亡西方的经验和我国的实情均表明，离异家庭尤其是母亲带孩子的单亲家庭面临更大的多维贫困风险和多重发展困境贫困的玳际传递更为普遍。若离婚的事实已然发生则必须（在不给这类家庭贴标签的前提下）为确有困难的离异家庭提供更多种类和更大力度嘚政策性支持，使离异家庭中利益相关者的福祉与发展机会不会因此而降低家庭长期发展能力建设也不会因此而受损。

作者： 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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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国离婚率变动趋勢及离婚态人群特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