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汇】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第四弹【晓松奇谈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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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第四弹 作者：御景ゆずき2015年，70年前，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到了尾声。这一战过去后，原本中国在“黄金十年”上小有发展，但是被迎头打断，与1937年相比，物价上涨了4900倍；可以说经济崩溃，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为数不多的美国援助，英国援助，落入了上层人士的手中。欧洲也成了一篇废墟，华沙，柏林，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这些明城及居民都受到了毁灭性的创伤，有人预测但是清除柏林市中心的废墟，就要10年。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大半部分也付之东流。无数的士兵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回到了故乡后找不到路，找不到家；因为已经没有家了，家已经毁于战火了。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了，死去的人是回不来的，他们是不会说话的。我们感受不到，但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呢？一战，二战，冷战，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死伤无数，可以肯定不管胜负，每一个参战国的广大人民都是受害者。可惜的是大家不吸取教训，依然在扩军备战，研究更厉害的杀人方法。在今天的很多军事论坛上，动武的声音并不是个案，如果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个人点一把火，比如说看到了中国军事论坛上动武的声音，就截图截下来，发到日本的媒体上；双方的舆论就很难避免失控；把握不好就有可能爆发战争，到时候依然是公民为受害者。但是，目前各国之间依然希望以强硬对强硬，也没有重视控制充满火药味的言论的传播，比如说朱成虎说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中国可以牺牲西安以东打核大战这一种。众所周知，充满火药味的言论一旦被有意的扩散，就有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做了以下手脚：在1870年的春天，流亡在巴黎的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宣布退位，西班牙的政府想请普鲁士国王的堂兄去当国王。普王威廉一世怕触怒法国而表示反对，但当俾斯麦的成功说服下，威廉一世改变了态度。在7月1日前，西班牙报纸过早地把消息披露出来。法国认为这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刻意令法国腹背受敌，故此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向普鲁士宣战。在这种紧张局势面前，威廉一世却突然公开表示不赞成自己的堂兄继承西班牙王位，令俾斯麦非常失望。在日，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德狄带着法国政府的新指令，来到普鲁士国王的疗养地，科布伦茨东郊的埃姆斯温泉，希望求见威廉一世，转达拿破仑三世的密函“希望陛下能保证，将来不要求这种已放弃了的候选人资格”。但这种无礼的态度，令威廉一世感到惊愕。之后威廉一世就把和法国大使交谈的内容，从埃姆斯向柏林发出一份急电给俾斯麦。收到之后，俾斯麦拿起笔来修改电文，他删去电文中&还可在柏林从长计议&一句，在结尾部分加上了这样的刺激法国的话：“国王陛下以后拒绝接见法国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转告法国大使，陛下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俾斯麦把这个电文在报纸上公布，并通告驻国外所有普鲁士使团后，埃姆斯急电的内容很快传到巴黎，舆论一片哗然，拿破仑三世被激怒了。于是普法战争爆发。奇怪的是，这种舆论失控的问题上，各国没有吸取教训。结果到了后面的摩洛哥问题，巴尔干问题，只要有人敢在此点火；多国舆论就容易失控，然后就打起来了。一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当时斐迪南大公被刺后，奥匈帝国说要教训塞尔维亚，但是担心俄罗斯参与，于是问威廉二世愿不愿意帮忙，结果威廉二世表示愿意，最终舆论彻底失控，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对打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一战就这样打起来了。倒好，今天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也不吸取教训，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先无事生非，吞下克里米亚，然后资助乌克兰叛军闹事。美国也不甘示弱，封锁和制裁手段层出不穷，现在俄罗斯物价上涨的很猛（因为美国制裁）。冷战打了40多年，又没事就动手，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又是广大人民受害。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人支持普京的强硬举措，而在乌克兰问题上和美国闹僵自己肯定受害。这是因为长时间的毒化宣传（用袁伟时的话是我们是吃着狼奶长大的）；民意有时也会促成开战，舆论也不是因为被统治者煽动，而是因为毒化宣传使得舆论在这种国际问题上十分敏感，很容易受刺激。当然，因为这种舆论可以有效地转移矛盾，统治者也乐此不疲；不会去停止这种毒化宣传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到了今天，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交往更加频繁，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只要有利润的地方，资金，人员就会如同水银一般进入，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置身事外。回过头去看，当年中国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无可置疑，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未来，要顺应时代潮流，也就需要更有深度，广度的开放，当今中国经济上已经前所未有的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中国人依然没有融入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国外依然被视为一种异端，尽管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弱化。未来，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中国需要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接受全人类通行的价值观，弱化自己的封闭性。（当今中国人就行封闭性很强，应该是东亚地区都很明显，但是中国和朝鲜比较明显）人类从此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的灾难是很容易扩散到全球，埃博拉病毒爆发，是非洲人的不幸，如果各国不能团结起来，抵抗埃博拉，会变成全世界的不幸。按此逻辑，对美对日如何行事？不得不说，中日之间其实是出于战争边缘了，还是因为两国人民不吸取教训，钓鱼岛和一战前的摩洛哥问题，巴尔干问题一样是一个巨大的火药库。稍有不慎即爆发战争，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过三，因为美国的暗中支持等原因，一旦开战了即为世界大战，不要觉得不可能，当年奥匈帝国准备对塞尔维亚开战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英国，法国会卷入战争，更没有想到给欧洲毁灭性的创伤。如果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只有人类几乎毁灭，末日之钟现在已经被调到了23点57分，距离“象征世界灾难末日”的午夜时分仅剩3分钟，这也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人类就在毁灭的边缘，一旦开战，后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被逼的开战，活着是一切的前提，生存权的最大的人权。说到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就有无法挽回的灾难，例如雨林变成草原，沙漠，干旱地区更加干旱等。而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按照现在的趋势，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8-4摄氏度，但是又有最新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的3倍以上。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詹姆斯*汉森博士说：“地球正因为失去控制的气候变化濒临毁灭。”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7年到2008年的报告说：“目前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世界正在向一场无可避免的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迈进……”后面他们告诉我们地球只有10年的时间。可惜到现在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依然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时候，我们能因为那些相对气候变化来看属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动手吗？综上所述，有时候为了避免毁灭，对美对日需要退让，应该卧薪尝胆、平心静气、沉心静气，别一味耍蛮使横。甚至要善于扮演受害者和弱者的形象，努力争取国际声援，不要务虚名而图实祸。何新只是从国际组织布局的角度这样说的，基于此，对美对日需要后退。否则，一旦启事，老百姓是受害者，闹大了，全人类都会深受其害。日本有军国主义复活吗？在国际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别的定义，即在外交，教育，媒体等方面以战争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制度体制。我们可以看看以下事实，再下结论。萧功秦告诉我们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重大的变化。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要侵略中国的这些要素已经大大衰减下来，首先日本已经在政治上民主化，军部的势力已经被清除，军国主义的毒牙已经被拔除，所谓的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为中心的一种社会结构。其次，日本经过了土地改革，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村、农民对城市的仇恨，这种东西也是军国主义非常重要的源头，现在也被逐渐地消解掉。第三，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日本的经济已经起飞，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社会主体。日本在经济上的各种需求，通过商品的交换完全能够得到满足，资源不需要通过掠夺，只要通过贸易就可以获得。原来一个农业国家的时候，每年有一百多万所谓的多余人口没有办法安置，所以对外部的土地有强烈的贪婪愿望，而这个因素随着日本的现代化已经不存在了。第四，世界的全球化已经使得日本无需通过扩大生存空间来实现国家所谓的自存和富强，日本可以通过投资、贸易向全球进行经济输出，也提供了便利，这些因素客观上都是存在的。第五，日本已经成为法治国家，70%的日本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包括最近的统计，日本65%的人希望两党轮替，不希望安倍一家独大，希望今后还有人来取代安倍，对安倍长期执政他们是不同意的。前几年有人采访日本青少年，问他们打仗了，愿意为国家死吗？结果不少人回答惊世骇俗：一个让人民为他而死是国家，就让他灭亡好了。这和军国主义恐怕八竿子打不着吧？而且，在日本东京，军车在街道上会向民用车辆让路先行，这样的体制很难想像可以与军国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大，以此作为日本搞军国主义图谋的例证，但有关统计指出，日本军费虽然现在是世界前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军费的45%是人头费（人力资源少，而且日本本来平均工资就高，而且日本这一代越来越不愿意参军，所有得用高额军饷才行），购买新武器的费用只能占军费的19%，而且主要是买自己国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成本高，价格昂贵。（美国人暗中坑日本人）我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都说日本人在其历史教科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中国，日本国内确实有这样的右翼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由民间自由编撰的，大家都可以写，至于采用何种教科书作为教材，那是日本各学校自己的选择。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中学教科书，在日本中学的采用率是多少？实际上不到千分之七。采用此类教科书的，恰恰又主要是弱智和残疾儿童学校，一般的中学拒绝采用这种极右翼的教科书。在日本许多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有的其中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照片，不同的是他们不叫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虐杀&。这件事情《炎黄春秋》有详细考证。综上所述，目前日本根本不构成军国主义复活。21世纪，在宣传上要开始淡化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宣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英文中都是同一个词，Nationalism，国家也主要是民族国家，所以这三个词本文不做严格区分。这种思想背后的隐患，很早就有人在反思，波特兰*罗素有一句话：“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且被杀。”人类到了21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愈来愈密切，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家之间的藩篱正在被拆除。例如欧洲大陆已经不再是那个战争策动之地了，而是前所未有的广泛的联合，至少从查理曼大帝之后走得最近的一次。亚洲，现在各国经济来往的越来越紧密，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写道：“它（指的是全球化）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的意义会越来越小。最终，人类会忘记这个词。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一是本国独有的价值观，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进展，这一独特的观念将会消去，严格来说也不存在统一的西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何家栋曾经在《中国的道路》中做了系统的论述，证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其实也没有统一的西方价值观。这就逐步的消去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之一。最近钓鱼岛问题一出现，群情激愤，我也与大家一样，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条毫不含糊。另一方面，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外交大局中，在中日关系里面只是“茶杯中的风暴--小事一桩”，为什么？因为决定将来中国发展的，是融入世界还是抗拒这一历史潮流。现在融入世界的历史走到什么程度了？欧盟是一个榜样，国界需要逐步转化为地理概念，将来是融合的，法国和德国是世仇，现在也可以互相来往，凡是欧盟国家，随便往来，随便就业。法德两国作为300年的世仇，都可以在阿登纳与戴高乐的领导下和解，为什么中国没有戴高乐，日本没有阿登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答案也离我们很近，钓鱼岛争端刚爆发没多久，就出现了反日游行，这实际上是70多年前虚骄民族主义的重演，70多年前，中日在东北铁路问题上举行谈判，也是因为这种反日舆论的原因，谈判的中国代表王正廷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结果当时谈判的日本外交官在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和民间的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下自杀，事后王正廷收到了这个人的机密遗书，告诫他中国如果不务实，不理性，先后退一步，会刺激日本的军部势力崛起，到时候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根本原因则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绝大多数成果老百姓都享受不到，根据战列舰论坛研究旧日本军队的高手jingjingzqs提供的资料，日本那时候平均税负在西方发达国家3倍左右，工资也不过三分之一！而且又因为关东大地震，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于是社会矛盾到了极点，军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也借此崛起。不仅如此，在这之后，也就是到了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石原莞尔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原定于8月18日，但是因为日本的文官政府有所察觉，不得不推迟），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和给王正廷的遗书的那位外交官一样，告诉宋子文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生。我在想，今天假设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进行谈判，是否也会因为舆论的原因，中国外交部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给右翼分子又一次崛起机会呢？毕竟，要知道，日本一些极端右翼人士担忧他们越来越在日本青年人中得不到支持，他们内心充满失落与焦虑感，于是狗急跳墙，总想借机会生事。而右翼分子在竞选中获得票数的增长与中国舆论趋于强硬的时间点惊人的一致，这也在证明这一点。前年日本东京都选举，极右翼只有三十万票，去年猛增到六十万票。多年无法通过的&集权自卫权法案&，在右翼挟持的民意的支持下被顺利通过了。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成为这两年中日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者，他暗中真的高兴起来了。唯一乐观的是现在右翼分子没有继续前进的意思。中国要避免重蹈当年的覆辙，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逐步的淡化爱国主义宣传，压制虚骄民族主义。要警惕民族主义的危害这就涉及到整个东方社会转型的最大困难，这些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变成思想牢笼，将群民捆绑起来，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被儒家的三纲五常捆绑起来。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跨进现代化门槛，中东地区为什么现在还是世界上的动荡地区，根源就在这里，有传统东西的束缚，舍不得丢掉，政治家又利用民族感情，强调应该与西方有差别，应该有自己国家的特点。这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亚洲价值观这个论调兴起的原因之一，李慎之也讲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也认为东亚地区不存在他所定义的封建社会，而是亚细亚专制，我认为李慎之的观点可以外推到整个亚洲。这个思想牢笼，表现出了民族主义，强烈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一个国教派（袁伟时语）。国教派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人要现代化，他们说现代化作用不大，一定要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指导下，整个国家制度要有中国特色，特色就在于儒家，要搞儒家宪政。宪政就是宪政，儒家不过是一个学派，世界上有儒家宪政吗？国教派认为台湾做得最好，以台湾的“宪法”来看，儒家味道在里面吗？没有。台湾现存宪法是蒋家搞的吗？根本不是，而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中由各派参加，共产党、民主同盟，加上国民党有关人事共同讨论出来的，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儒家东西，而是把全世界政治学的宪政理论作为基本原则，把孙中山创造的那些错误的，经不起考验的东西删除或者减弱，比如把孙中山“五权宪法”改造成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国教派联合新左派，造成一个很大的思潮，要修改基本的政治制度，提出民主是受限制的，受什么人限制？儒家，他们提出成立三个院，除民选的众议院外，还有儒家自封的儒家大师组成的一个院，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要经过该院审查，不同意的可以否决。第三个院是贤人院，由功臣以及先贤后代组成，有权否决众议院通过的内容。纪念战争需要超越国家与民族中国人纪念抗日战争，日本人纪念中日战争，都只会纪念死去的自己人。仔细想一下：这些人实际上或者被欺骗，或者被强迫，被送上战场，到了战场后，只能去杀人，否则会被杀死。上级命令进行屠杀也只能执行命令，至少到了军队里面以后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人，死的实际上是很无辜的，也别无选择，只能去杀人。说到这里，需要去宣传这种理念，我不敢指望政府去做，希望是民间的自组织者去，他们或者出书，或者在网上发帖子，为社会凝聚爱的力量。这个理念是：法律是用来保护良知的，你应该基于良知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是基于良知去做什么，就是说比如说要你服兵役，要你去参与迫害所谓的政治意见人士，如果你的良知告诉你不应该去，你应该基于良知不去。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代表己所欲施于人，也就意味着很多事情，只是应该服从良知不去做什么，而不是去做什么。这种事情，是有成功的例子的，1918年11月，德军统帅部下令公海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一死战，结果厌战情绪到极点的基尔军港水兵起义，11月革命爆发。虽然最后11月革命失败，但是总算把一战结束了，当时德国1917年冬天已经出现了缺粮现象，即蔓箐之冬，再打下去就不是胜不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不万劫不复了问题了。我们也看到：如果老百姓能够起来抵制战争，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还有，俄国二月革命结束后，临时政府继续战争，这也成为了十月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参与的很多人未必信仰社会主义，但是那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可以退出战争，退出战争就意味着脱离地狱。当然，这个有点难度，也类似于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能做到时，离永久和平就不远了。最后，为了防止被人利用了，有网友说我是张伯伦，达拉第附体，我明确这一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一个是希望政府之间谨慎行事，避免战争，而且也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只不过谁最喜欢动手路人皆知；另一个是希望老百姓自发的抵制战争。这件事情我虽然希望政府能去做，但是感觉政府不会去做，需要老百姓中的自组织者，他们或者出书，或者在网上发帖子，为社会凝聚爱的力量。以便迎接永久和平的到来。
钓鱼岛的问题，虽然民间喊声震天，中国政府足够克制和忍耐了。民主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日本得寸进尺的借口。楼主这话某些日本人更该听听
这些人要是能看得下去这篇文章就不会发疯了政府当然知道这是假的故意为之的宣传还宣传这么脑残参拜从二战刚结束就开始了还不是滚的老快了至于其它故意这么扯的什么谈话没提呀要么是新年讲话这些别的讲座而且首相怎样可能讲这种没营养当然是比如女性在社会生活新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还有愤青那也跟我们一样找政策的缺点我们可是明目张胆的反人类要屠杀仇恨一切文化都有阴谋没说这里别的吧那些人仇日都已经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病态了
话说你是原作者吗
仇恨国家不是什么理由而是理由太多了只接地图炮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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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美国民权运动
* C. 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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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国家
1.美国的内政与外交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
“公平施政”是杜鲁门国内政策的施政纲领。二战结束后，军队复员和中止采购军需品合同，给美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困难。在此形势下，杜鲁门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其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年）的重点，是在经济复原中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和着重解决就业问题；第二阶段（年）的重点在于改革，即扩大社会福利，但收效不大。1945年9月以后，杜鲁门向国会递交的几份咨文中包含了“公平施政”纲领的一些内容。1946年2月，杜鲁门签署了《充分就业法》，基本形成了“公平施政”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有：（l）冻结物价和房租，继续实行战时经济管制；（2）增加最低工资，公平雇用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承担；（3）实行国民医疗保险，把房屋建筑业收归国有，扩大公共住宅计划；（4）扩大自然资源开发，制定《充分就业法》等。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加上战后欧洲各国都在恢复经济，使美国工业设备出口激增；国内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等，都有力地刺激了经济发展。到1947至1948年的经济繁荣，既为“公平施政”第二阶段的社会福利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杜鲁门1949年的连任奠定了民意基础。
1949年1月，杜鲁门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咨文中，更加完善了“公平施政”纲领，开始了“公平施政”的第二阶段，即扩大罗斯福新政时期《社会保障法》的适用范围，提高工人养老金和最低工资限额。杜鲁门还否决了1947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限制工会权利的《塔夫脱一哈特莱法》。这项法案企图从根本上修改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公平施政”在一定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延续，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多数，没有全部通过杜鲁门提出的法案，使许多保障人民权益的政策只停留在口头上。
麦卡锡主义的猖獗
二战后，随着国际上反苏反共浪潮的兴起，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反劳工、反共产主义的逆流。1947年3月，杜鲁门借口“国内共产主义威胁”，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所谓“忠诚调查法令”，开始对所有联邦政府雇员进行全面调查。在这种形势下，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
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在演说时宣称他已掌握了多名渗透到国务院的共产党人名单，而且这些人现在还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政策。从此，开始了他的诽谤活动。他利用其身份和职权，对美国各级政府机构进行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并到处搜集和制造黑名单，攻击和迫害国内一切民主进步人士。朝鲜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关系极度紧张，麦卡锡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行反共宣传。1950年下半年，麦卡锡在全国巧个州进行了30多次反共演说。麦卡锡在国内横行的凡年里，美国处于黑暗的“麦卡锡时代”。成千上万的民主人士遭受迫害。
1953年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麦卡锡又把攻击矛头指向共和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政府和军队事务，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内外政策的执行。为此，艾森豪威尔联合军队和国会中的反麦卡锡派，于1954年12月在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主义从此衰落。
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根据自己的责任标准和原则，组成了一届“富豪内阁”。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在主要社会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完全回到传统的共和党政策上去，而是走了一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兼而有之的中间道路。有人把这条道路称为“新共和党主义”，而艾森豪威尔则喜欢自称为“现代共和党主义”。
经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民主党政府差别不大。
在发展公共事业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精神是尽量减少联邦政府的控制，扶植私人企业发展公共事业，以减少政府花费，并造成“自由”市场。但对于风险大、利润低的公共工程，政府却乐于出资兴建。1956年通过了联邦公路法。
在社会福利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曾是社会保障的坚决反对者，但上台后态度改变，表示要维护并扩大社会保险系统。
艾森豪威尔的中间道路政策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美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共和党政府即使在主观上希望恢复传统的保守政策，在实践上也不得不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50年代美国经济曾两次出现危机（年、年），但总的趋势还是向前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的2850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5000亿美元。同期国民个人收入由2000亿美元上升到3500亿美元。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被称为“丰裕社会”。
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
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一肯尼迪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在国内外正面另一系列新的挑战，如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加剧，种族问题突出，空间技术上落后于苏联，等等。肯尼迪认为，这些新挑战既具有危险性和威胁性，又带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希望，他将其称为“美国的新边疆”，并提出了一套迎接挑战的所谓“新边疆”政策。
“新边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繁荣经济，使美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3.6％提高到5％左右，赶上西欧的发展速度。这方面政府采取的主要是措施是减税，以便刺激消费和企业投资。在“新边疆”政策中，有许多社会改良立法体现出肯尼迪政府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鉴于黑人争取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同时也是为了兑现竞选中肯尼迪为黑人选民所作的承诺，他积极采取了一些消除种族歧视的措施。
总体上看，肯尼迪的“”改革政策只取得为数不多的成就，许多提案因受到国会保守派联盟的反对而被否决。1963年H月肯尼迪遇刺身亡，也使他的一些计划未及实施。但是，“新边疆”政策不仅为肯尼迪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开启了其后继者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纲领
肯尼迪死后，副总统林登一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一上台就宣布要完成“新边疆”的未竟事业，使美国走向一个“人人生活富裕并享有自由”,“结束贫穷与种族歧视”的“伟大社会”。1964年大选获胜后，约翰逊进一步提出了“伟大社会”的具体计划，要求国会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住房、反贫困和民权等领域采取广泛立法行动。
在执政第一年，约翰逊即利用肯尼迪死后的声望和他本人多年来在国会的关系网，使肯尼迪遗留的52项立法提案中的45项在国会通过。其中重要的是1964年2月国会通过的减税法。该法规定，大幅度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减税取代兴办公共工程，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该法对大公司和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因而约翰逊政府不但得到中下层群众的支持，也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前所未有的拥护。
在这种形势下，约翰逊即着手推行比“新边疆”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即“伟大社会”的纲领。“向贫困宣战”是“伟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儿童与青年教育计划、职业训练计划、社区行动计划与改善落后地区状况计划。在所有立法中，影响较大的是保障黑人平等权利的三个民权立法。
“伟大社会”计划是自新政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成功的社会改革计划。约翰逊任内，国会共通过435项立法，基本实现了“伟大社会”的主要目标。政府的减税措施扩大了私人企业内部资金来源，刺激了经济增长。1967年以后，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美国社会日益动荡，国会保守派联盟重新抬头，围绕“伟大社会”纲领所进行的宣传声势逐渐减弱以至停息，约翰逊政府既无精力，也无财力继续建设“伟大社会”了。
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新联邦主义”和“尼克松主义”
1969年1月，共和党人理查德一尼克松出任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就任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都处在一个严重的转折时期。特别是经济上、战后以联邦政府干预、调节为主要特点，以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持续二十多年的稳定发展已告结束，加之侵越战争造成的严重财政负担，美国经济呈现出衰退的征兆。
6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和西欧、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构成了对美国世界贸易地位的严重挑战，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元信用不断下降，引起了西欧和日本的不安。1971年5月，在听到美国国际贸易出现22亿美元逆差的消息后，国际上再次出现了用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尼克松总统被迫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夕，规定停止向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冻结物价和工资90天。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引起了资本主义各国的不满，认为它违背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原则，要求美元正式贬值。12月，美国最终作出让步，决定改变近40年一直未变的黄金兑换率，美元贬值8.57%,1盎司黄金从35美元上涨为38美元。1973年2月，美元危机再次爆发，尼克松决定把美元再贬值10%，而在自由市场上，黄金价格已涨到100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尼克松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尼克松把美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归咎于过去数十年中，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于华盛顿，造成了一个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于是提出了“还权于州”、“还政于民”的口号，主张实行“新联邦主义”。主要措施是税收分享，即通过让州和地方政府分享联邦收入，以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和干预经济的作用。从实施效果看，以税收分享形式拨给州和地方政府的岁入，只相当于同期州和地方政府开支的5%，可说是杯水车薪，在解决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政府间关系失调问题上，未取得多大进展。
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面对来自西欧、日本的挑战和苏联势力在全球的增长，美国已感力不从心，再加上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承担海外“义务”，美国终于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不足。收缩伸展过度的全球战略态势，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利益，已成为美国决策集团优先考虑的问题。1969年7月25日，刚上台的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发表了有关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讲话，称：第一，美国烙守条约义务；第二，军事防卫问题逐渐由亚洲国家自己来负责。这一讲话立即被称之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根据这种收缩亚洲力量，确保在欧洲和中东地区与苏联对抗的原则，尼克松一方面设法从越战中抽身，另一方面亲自访华，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积极改善美中关系。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正式宣布辞职，由福特接任总统。福特上台后，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政绩平平，在1976年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人吉米一卡特。卡特上台后，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国际上，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苏联全球战略攻势；国内，要解决经济滞涨所带来的众多问题和能源危机。但在这两个问题上，卡特政府都显得软弱无力。1980年大选中，卡特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
“里根经济学”和“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上台时，政治苏联力量处于顶峰时期，美国却因经济危机和滞涨的困扰，显得软弱无力。因此，他在1981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他的政府要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振国威。里根采用孟德尔的供应学派和部分货币学派的主张，把调节需求转向调节供应，即从扩大消费转为减税、鼓励投资来刺激生产。里根这一做法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有人称之为“里根革命”。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1983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5％。1984年，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势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8%，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冠。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并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但财政赤字问题变得日趋严重。
在对外关系上，自越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挑战。里根政府在经济日益好转的背景下，提出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大肆扩军备战，实施“星球大战计划”。美国逐渐在实力对比上压倒了苏联，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
1989年布什上台后，继续推行“里根经济学”，初期虽稍有效果，但从1990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再次衰退，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还出现了负增长。1991年初，海湾战争的胜利曾一度使布什的支持率上升至历史最高点的90%,但战争结束后，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布什的支持率逐渐下降。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布什政府动用军队平息了洛杉矶事件，但布什的支持率下降至30%，使布什在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
克林顿上台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力图振兴日渐衰落的美国经济。他摒弃里根经济学，重新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特别是联邦储备局的调控作用，推行了一套发展经济的新政策。
新政策的中心是以高科技带动经济发展。克林顿政府纠正了里根时期片面发展军事技术的偏向，注重开发民用技术，同时政府加强了对科技事业的指导。1993年9月，政府制订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夕，该计划的实施，极大促进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90年代以来美国高科技经济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在西方被认为是“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到来的标志，并把这种经济称为“新经济”。
新政策的其他重要措施有：（l）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2）强调经济安全，把对外政策从以军事为中心转向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中心。（3）平衡预算，消灭赤字，顺利实施了“零点方案”。
新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走出谷底，连续10年持续攀升，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繁荣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史上宏观经济运行最佳时期之一。但是，新经济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泡沫成分，自2000年10月以来，随着这些泡沫的破灭，美国股市几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预示着克林顿繁荣即将结束。
同里根的保守的社会政策相比，克林顿政府的社会政策要开明一些。政府对就业、教育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并调整了某些政策。
2.西欧主要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二战后的英国
第三届工党政府
二战结束前夕，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战时联合内阁解体。1945年7月，英国举行议会选举，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遭到惨败，工党赢得议会多数，工党领袖克莱门德一艾德礼出任首相，英国历史上第三届工党政府成立。在年的6年执政期间，工党主要推行了国有化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
1945年底，议会通过大英银行国有化法案，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银行，并将银行股票换成了国家股票。1946年开始实施煤炭工业国有化，并建立煤炭工业管理局统筹经营。1947年8月以后，政府依据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先后在铁路运输、电力、煤气、航空、电讯、航运等企业部门推行国有化。在这些部门推行国有化政策时，工党政府并没有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但是在冶金工业实行国有化时，政府遇到很大阻力。
实施国有化后，英国经济逐渐摆脱了困境，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低速稳定增长。同时，它促进了战后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进步，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强了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国有化也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使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政策遇到严重挑战。
工党上台后，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福利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1946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前一个法令规定，投保职工在失业、退休、工伤、怀孕、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补助金；后一项法令规定，建立统一的国家保健制度，使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险。
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英国历来存在的严重分配不公、突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基本消除，社会矛盾大为缓和，在战后经济相当窘迫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稳定而祥和的局面。145年以后的时代被“普遍看作是维多利亚后期鼎盛以来的最好时期”。
保守党重新执政
1951年10月，英国大选，工党以微弱劣势败给了保守党。此后至1964年，保守党人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和道格拉斯一霍姆相继上台执政，这四届保守党政府都一直执行社会安定政策。工会被允许自由发展，福利国家政策继续执行，并且因又添加了几项新条例而进一步巩固。全面就业仍然是政府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即使在国有化问题上，保守党也仅限于停止实行工党的钢铁工业和国内运输业国有化计划，对其他行业的国有化未作改变。保守党国内政策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战后英国社会改革潮流不可逆转的反映。
保守党执政时期，英国经济缓慢发展。
保守党的外交重点首先是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在50年代前期，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大致保持了立场的一致。5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被迫放弃英美特殊关系，而把外交政策的重点转移到西欧。
1964年大选中，工党以微弱优势击败保守党，工党领袖哈罗德一威尔逊组阁。威尔逊上台后，把85％一90％的钢铁企业国有化，并扩大社会服务，兴建公共住房，增加养老金和疾病失业救济金等，但造成财政赤字激增，导致工党在1970年大选中失败，由保守党领袖希思组阁。希思上台后，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力图平衡政府开支，但因涉及民众福利，各界反应强烈，希思改革被迫中止，并在1974年大选中下台。年，工党先后组织了威尔逊内阁和卡拉汉内阁，但由于挽救经济衰落乏术，在1979年大选中，再次把政权交给了保守党。
撒切尔主义
1970年代，保守党和工党的轮流执政，未能挽救英国江河日下的颓势。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正是在英国经济处于谷底时出任英国首相的。她上台后，依据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全面改革。她的经济政策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主要内容包括：宏观调控货币投放量，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政策，限制工会权利等。经过凡年调整改革，英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由于撒切尔经济政策的成功，保守党在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中都战胜了工党，撒切尔夫人3次连任英国首相，创下英国首相任期时间的新纪录。
撒切尔夫人在对外政策方面，既保持了强硬姿态，又不失灵活性。1985年11月15日，英国与爱尔兰签署了有关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协议。1982年6月，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英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归还中国。
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被迫辞职，由约翰-梅杰接任首相。梅杰上台后，立即取消了人头税，代之以地方财产税。为降低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期出现反弹的通货膨胀，政府提高了利率，降低工资，并让英格兰银行负责监督货币运行情况，及时向政府发出通货膨胀的警告。为了改善经济，梅杰政府违背竞选时不增税的许诺，大幅度增税，同时实行紧缩货币、职业培训、减少失业等政策。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虽然遭到富人的强烈反对，但却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97年初，英国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稳定增长。
但是由于保守党过去连续18年执政期间，英国整体竞争能力下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加之梅杰在欧洲联合问题上举止失措，经常失言，使保守党内亲欧派与疑欧派之间矛盾加剧。这些问题导致保守党在1997年5月大选中失败，工党领袖切尼一布莱尔成为新首相。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试图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在新右派奉行的撒切尔主义和老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性的治国道路。布莱尔本人称其为“第三条道路”。
在经济方面，新政府主张推行一种新型“混合经济”模式，即既强调自由竞争，鼓励企业精神，又坚持政府的积极干预。
在社会政策方面，布莱尔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改革的目标是创建以权责结合为基础，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包容为重要目标的市民社会。
在政治生活方面，布莱尔倡导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主张公开政治，还政于民，进行宪政改革。在国际方面，布莱尔提出了指导英国对外关系的四项原则，即谋求恢复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建立强大的防务能力；强调道德准则、人权、环境和自由贸易。
二战后的法国
戴高乐与法国重建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建立1945年10月，法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法国共产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新议会推选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鉴于历史原因，戴高乐反对多党制政治，主张建立超党派的总统制共和国，这使戴高乐与各政党的关系日趋紧张。1946年1月，当议会一致通过一项由社会党人提出的裁减军备预算20％的提案后，戴高乐愤然辞职。1946年10月，法国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由立宪会议制定的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员组成，总统由两院联合选出，任期7年，不掌实权，总理是执掌行政权的政府首脑。1946年H月，组成由社会党勃鲁姆为首的第一届内阁，此后法国政局动荡不安。从1947年至1954年7月间，法国政府更换了13届，这对法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企业国有化和国家经济计划化法国解放后，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立即把战时与法西斯勾结或合作的企业收归国有。1946年5月，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了大规模“国有化”法令，对煤炭、电力和运输等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化。法国政府除实行企业国有化政策外，还加强了国家队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1946年成立计划总署，制定了第一个七年计划。从1947年开始，法国得到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援助。此外，法国在战后也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
戴高乐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46年10月，戴高乐辞职后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在此后的H年里，一共更换了20届内阁，政党联合执政和长期殖民战争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1958年6月，戴高乐接管政权。9月28日，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1958年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新宪法在扩大总统权力的同时，削减了议会权力，弱化了总理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提名德勃雷为政府总理，并逐渐由技术人员和文职人员担任各部部长，戴高乐的个人权力急剧膨胀。
根据1962年3月签订的《埃维昂协议》，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大多数人主张独立。法国遂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殖民战争。
戴高乐主义
1959年1月，戴高乐东山再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此时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超过英、美，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处于主导地位，再加上国内新政治体制的建立所赋予总统的权力，就使戴高乐具备了向美国霸权挑战的国内资本，而冷战的缓和，也使他有可能实行更为灵活的对苏对华政策。于是戴高乐审时度势，从战略的高度为法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可以大致表述为：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和维护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建立以法德为核心，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逐渐打破美苏两极格局。其具体体现是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执行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这种政策又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凡个方面：（1）建立独立的防务体系。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坚持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其二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2）建立法德轴心。戴高乐决定进一步发展法德和解与合作，并以条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使之成为西欧联合的基石与核心。（3）实现中法建交。1964年1月，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法国成为当时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4）发展独立的对苏关系。1966年，法苏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由欧洲人来考虑和解决欧洲事务。两国还达成了空间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扩大了合作领域。
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执政前期，由于结束了殖民战争和政局稳定，再加上科技革命的影响，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60年代后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高通胀率也日趋严重，法国城市居民、农民和青年学生的不满情绪增长，戴高乐的支持率明显下降。1968年，法国巴黎大学生为抗议教育制度的弊病和社会不公，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揭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此后，工人、市民和农民也加入游行行列。5月30日，戴高乐发表声明，宣布解散议会，将最低工资提高35%，并许诺进行教育改革。6月中旬，事态逐渐平息，但法国社会潜在的矛盾依然存在。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宣布辞职，次年去世。
1969年6月，蓬皮杜当选为总统（)，他使法国社会平稳地渡过了“五月风暴”后的困难时期，重新恢复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稳定和繁荣。1974年4月，蓬皮杜去世后，德斯坦当选总统（）。从蓬皮杜到德斯坦，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基本执行了戴高乐制定的方针，但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于1973年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
密特朗时代的法国
1981年，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入主爱丽舍宫的左翼人士，法国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引入注目的是，法国共产党在野34年之后重新进入政府，这是法共奉行“欧洲共产主义”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密特朗就任之初，不顾当时西欧已经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决心遵循1972年左翼联盟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进行“法国式社会主义”试验。一是扩大国有化；二是推行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优先目标的“经济膨胀”政策，采取旨在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松弛财政和松弛货币措施，是法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先前注重供给管理重新转向需求管理；三是向富人加税，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福利开支；四是向地方放权；五是大力发展高科技园地和新兴工业区。
上述措施很快收到效果，但经济过热导致宏观经济全面恶化，因此密特朗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其改革措施，转而实行货币紧缩并削减公共开支，把国家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时称“大转变”。经过调整，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消费物价指数逐年下降，财政金融和外贸基本实现平衡。1986年，法国经济走出持续近10年的滞胀困境，进入低通胀下的经济稳定发展时期。
1986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联盟取得多数，保卫共和联盟领袖希拉克组织了右翼政府。这样法国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左翼总统、右翼总理“共处”的联合执政局面。希拉克凭借议会多数的支持，以增强经济活力为目标，全力向“自由经济制度”转轨，采取了诸如私有化、价格自由、取消金融管制等措施，使法国经济出现70年代以来最好的局面。
1988年密特朗蝉联总统后，左翼重新掌管政府，共处局面结束。在随后5年里，左翼政府终止了私有化等经济自由主义政策。
1993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右翼联盟成立了以巴拉迪尔为总理的新政府。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中，密特朗亦遭败绩，让位于希拉克。
希拉克改革与第三次“左右共处”
就任总统后，为了“重振法国雄风”，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形象，希拉克大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全面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首先是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向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转变。其次是以科技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法国竞争能力。三是推行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战略。四是推行对外贸易“多元化”战略，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开拓经济“新疆界”。
1997年立法选举，重建的左翼联盟获得多数，社会党领袖若斯潘组成左翼政府，法国第三次出现“左右共处”局面。左右两翼尽管在具体政策上有分歧，但在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双方都采取了务实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比如，若斯潘任总理后继续采取有力政策，压缩财政赤字，终于使法国如期加入了欧元区；希拉克也支持政府在国内政策中优先考虑就业问题，以及实行减少低收入雇员的社会分摊，缩短工时，加强再就业培训等政策。因此，法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上升势头日益明显。
德国的民主改革
1948年9月1日，西占区议会委员会（立宪会议）在波恩召开，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等6个政党的65名代表参加。1949年5月制定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经西占区2/3的州议会和英、美、法三国军事长官批准后，于5月24日生效。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首都设在波恩。在8月14日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第一大党，无党派人士特奥多尔一豪斯为联邦总统，基民盟领袖阿登纳为联盟总理。
联邦德国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为恢复国民经济，阿登纳政府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即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时国家又用税收、投资、财政、信贷、收入分配等手段干预企业活动，以实现“经济人道主义”。
德国投降后，各占领区都进行了“非纳粹化”行动，清除纳粹残余势力和审判德国战犯。阿登纳政府成立后，除巩固和完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外，还大力推行生产领域内的民主化改革。阿登纳政府还运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
经济的飞速发展
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年，联邦德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60年代后，联邦德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但年均增长率仍达到4.9%；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法，重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70年代初，日本经济逐渐超过联邦德国，但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值，联邦德国却把美、日、英、法等国都抛在了后面，位居世界第一。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前德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战后美国的大力扶植，是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以下因素也值得注意：（l）联邦德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2）积极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3)加强国家队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与调控；（4）国内政局长期稳定。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长期执政，阿登纳连任4届政府总理。1963年10月，阿登纳辞职，由原经济部长艾哈德接任总理。1966年10月，艾哈德因发展经济乏术被迫下台，由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以库尔特一基辛格为首的“大联合政府”内阁。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组阁，勃兰特任总理，结束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20年的历史。
勃兰特任总理，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使人民在保险、救济、医疗和养老金等方面都得到了一些实惠。此外，他还提高工人和职员在企业中的共决权，规定凡有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都应成立有雇员代表参加的企业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协调企业内部各项事务。
50年代初，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一直对苏东国家奉行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的强硬政策。60年代，在勃兰特任“大联合政府”外交部长期间，联邦德国就逐渐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先后于1967年和1968年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1969年，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勃兰特正式宣布实行以“缓和、谅解与合作”的“新东方政策”。通过谈判，联邦德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1970年8月H日，联邦德国分别与苏联和波兰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宣布“严格尊重欧洲各国的领土完整”、“尊重奥得河-尼斯和边界”。1971年9月，美、苏、英、法签订《柏林协定》，确认柏林地位不变；苏联承认联邦德国在国外代表西柏林；保障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通道的畅通；制定了保障西柏林和东柏林及民主德国之间人员往来的措施。1972年，两德签署《基础条约》，规定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现在和将来都尊重双方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哪一方都不在国际上代表对方”。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东西方关系明显缓和。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施密特执政时期
1974年5月6日，勃兰特在党内压力下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继任总理赫尔穆德一施密特是一位崇尚实干、善于决断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联邦德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经济萧条的困境。虽然美苏之间的新冷战影响到两德关系，但施密特仍保持了两国之间的对话。
1979年至80年代初，西欧爆发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联邦德国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失业人数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社会保险费和税收减少，国家财政变得相当窘迫。同为执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反对通过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来缓解财政危机，于1982年9月退出政府，转而支持联盟党。1982年10月，施密特被迫中途下台，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总理，组成联盟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
科尔与德国的重新统一
科尔上台后，在内政方面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高达6000亿马克的债务和250多万人失业两大问题。对此，他采取“刺激私人投资以保障就业，削减福利以整顿国家财政”的紧缩经济政策。1984年经济开始好转，1986年通货膨胀率降为零，贸易增长也很快。到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983年的6545亿美元增至11177亿美元，但仍有200多万人失业。
在对外关系上，科尔改变了社民党疏远美国的政策，强调德美联盟的重要性，重建了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保持了同苏联的正常关系。作为具有支持欧洲一体化传统的基民盟领导人，科尔也对推动西欧联合十分热心，他比其前任更加确信德国的未来系于欧洲一体化。1983年上半年，他利用联邦德国担任欧共体主席国的机会，积极促成了《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言》，并通过与法国协调立场，重新加强了法德轴心。
科尔任总理职务直到1998年10月，长达16年之久。任期内，他对德意志民族的最大贡献是重新实现了德国统一。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出现政局变动，受这股潮流的冲击，大批东德公民通过第三国逃往西德。在国内群众压力下，东德政府被迫于H月9日开放了两德边界和柏林墙。东德局势骤变，诱发了德国人立即实现两德统一的强烈要求。科尔政府不失时机地确定了对策，提出了实质上要把东德并入西德的“十点计划”。随后，科尔及其他西德政要一方面积极奔走于美、苏、英、法四大国之间，极力说服它们为德国统一开放绿灯，一方面积极资助赞成科尔“十点计划”的东
德反对党“德国联盟”开展竞选活动，并许诺若“德国联盟”获胜，两德马克将按1:1的比率自由兑换，结果如愿以偿。1990年10月3日，德国终于实现了统一。
但德国统一后，由于改造和复兴东部经济耗资巨大，原本已成为财政重负的社会福利费用又因东部各州加入社会保障体系而进一步增大，加之德国工资成本比世界平均值高出58%，影响了外来投资，使得德国经济长期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导致许多社会问题，1992年和1993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1996年失业人数达400万，1997年突破700万，失业率高达10％。1998年10月大选，基民盟败给了社会民主党，后者与绿党组成以施罗德为总理、费舍尔为外长的红绿联合政府。这预示着德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3.战后的日本
美国实现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后，开始实施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在SWNCC150号文件中所确定的对日政策目标：彻底摧毁日本战争机器，清除军国主义，按美国方式改造日本，以确保日本不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利用单独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对日本进行了改造和重塑。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改造计划
总体上看，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计划进行得比较坚决和彻底。在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所推行的民主改革中，修改宪法、解散财阀集团和农地改革是最重要的三项改革措施。
惠特尼及其领导下的宪法起草小组，按照SWNCC228号文件和麦克阿瑟的指示精神，在1946年2月13日完成了日本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1946年10月，新宪法经日本国会通过，1947年5月3日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放弃战争，不拥有陆海空和其他武装力量等。新宪法的实施，使日本实现了政治体制民主化，从而保证了日本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日本旧财阀集团是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美国占领当局对旧财阀集团采取了限令解散的措施。1946年4月20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建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的命令。先后5次，共指名解散83家公司。后来，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多数原指定要改组的财阀公司并没有被改组。
农地改革是美国在日本进行得最彻底、最成功的改革。1947年底，日本开始实施农地改革，主要内容有：凡地主出租土地超过1田丁步的部分由政府强制征购，出售给无地农民，地价分30年还清；由于农民对土地的购买是分期支付，是在低价不变和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形势下进行的，因此，这种收购凡乎等于无偿没收。到1950年初，买到土地的农户约为474万户，90％的农户成了自耕农或半自耕农。
美国对日政策的战略转变
1948年以来，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和亚洲形势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重新估价日本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基础是依靠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来遏制苏联，实现美国的亚洲战略。但当蒋介石在大陆败局已定时，美国开始构想在亚洲用日本替代中国的战略框架。1948年10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颁布了题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的NSC13/2号文件，确定了在亚太地区用日本代替中国的战略目标，开始把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敌人——日本重塑成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美国在转变对日政策后，其占领政策和对日改造政策也随之改变。政治上，美国积极寻求对日靖和，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经济上，减缓日本战争赔偿，稳定日本财政金融体系和提高日本经济的集中经营规模；军事上，开始重新武装日本。
旧金山体制的确立
为了尽快把日本纳入远东战略计划之中，美国加紧策划对日靖和活动。1951年9月4日，在美国策划下，对日合约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的代表，中国、朝鲜因美国的阻挠未能参加会议；印度、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到会。
大会完全在美国控制下进行，9月8日，参加和会的国家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外，49个国家在对日和约上签字。5小时后，美国又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的权利；日本领土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通过联合国交由美国托管。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地区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于维持远东的“和平和安全”,也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大规模“内乱”。
此外，1952年2月28日签署的《日美行政协定》还规定：日本应向美国无条件提供陆海空军事基地，驻日美军及其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
上述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对日占领时期的结束，日本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开始了美国对日“半占领”的旧金山体制时期。
日美新时代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发展经济，到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二战后的经济重建。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56年，日本先与苏联恢复了正常邦交，然后加入了联合国，实现了重返国际社会。随后日本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也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使日本国民的自信和自主意识开始增强，也激发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政府图谋国家的更大发展。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日本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一切都要求政府改变从占领时期延续下来的对美国的外交一边倒路线，自主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外交往来。实现日美关系的对等化成为岸信介政府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旧美新时代”，而进入这个“新时代”的标志，就是修改片面的不平等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60年1月19日，日美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取代1951年的旧约。新约规定：“对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双方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为了日本和远东的安全，美军可以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新条约还增加了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条款。此外，新条约取消了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国内大规模骚乱的“内乱条款”和不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向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款。因此新的条约虽然恢复了日本的部分主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的意志，突出了两国的对等性，但是并未根本改变日本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它是新形势下的日美军事同盟。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时，日本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侵朝战争的后勤供应基地。年间，日本为美国提供了24.7亿美元的军火和军需品，“特需”订货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朝鲜停战后，日本经济因“特需”订货的骤停而受到严重影响。美国为帮助日本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一方面帮助日本产品打开东南亚市场，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国内市场向日本产品全面开放。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经济自1955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56年，日本政府宣称，今后的增长将由现代化来支撑。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大量引进美国和西欧先进技术设备，以电机、电子、汽车、石油化工、合称纤维和合成树脂六大新兴工业部门为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不久，就于1960年12月制定了一项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倍增计划》的目标是，在年的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该计划的重点是：充实社会资本，发挥公共事业部门的作用，改革公共设施落后于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状况；大力推进产业机构的合理化；扩大国际经济交往，促进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该计划还第一次把人才培养纳入“计划经济’夕，把振兴科技和教育视为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环节。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池田内阁每年都要制定庞大的财政预算以扩大积累。由于政府的促进和扶植，企业界竞相扩大设备投资。1963年7月以后，池田内阁又制定了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促使中小企业开始了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在贸易领域，池田内阁摒弃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实行的贸易管制政策，代之以贸易与外汇自由化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但促进了日本的出口创汇，也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大量涌入日本，大大加快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
1964年，佐藤荣作组阁，继续推行《倍增计划》。从1964年H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连续57个月平均经济增长率172％的经济繁荣期，日本新闻界称之为“伊类诺景气”时期。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已大体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70年代初，日本经济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1974年甚至出现负增长。政府及时采取对策，把“加工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在新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日本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其中在工业机器人、超大型集成电路、超导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更加突出。1990年，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日本人均收入最高，为21020美元。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日间贸易摩擦逐渐严重。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的“多边自主外交’夕，开始努力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1972年6月田中角荣上台后，在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下，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日苏关系方面，日本与苏联虽进行多次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但均因“北方四岛”问题而搁浅。
1983年7月，中曾根首相发表演说时，要求“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是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夕。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不断扩充军力。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处心积虑地谋求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以大国姿态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不断增加军费扩充军事实力，公然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并于1994年正式提出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4西欧的一体化进程
欧共体的成立
历史上，欧洲许多大国的统治者都曾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但均以失败告终。二战后，美、苏势力在欧洲的影响急剧扩大，欧洲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面对欧洲衰落的形势，欧洲各国领导人又一次发出了欧洲统一的呼声。
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即“舒曼计划”。经过多国协商，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共同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翌年8月，在卢森堡建立了煤钢联营机构，有权决定六国的煤钢生产、投资、价格和原料分配，以至发展或关闭某些企业。
1957年3月25日，经过4年煤钢联合生产的实践，上述六国在罗马又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
1967年7月1日，上述3个组织机构完全合并，统称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夕，并设有部长理事会、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法院。
“六国”与“七国”之争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欧洲六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国际组织，其协定对于“第三国”就不能不带有排他性，因而带有一定程度的集团保护主义成分，引起英国的不安。1960年，英国为与欧共体六国对抗，带头与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这七国集团也采取削减税收的措施，但没有达到欧共体的国际化程度。1%1年8月，英国终于坚持不下去，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法国等欧共体成员国拒绝了英国的申请。1973年，经过10年谈判，欧共体终于接受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由六国变成九国。英国等国加入欧共体，对“六国欧洲”来说是一次突破性进展。1981年，欧共体接纳希腊，1986年又同意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拥有了12个成员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远在美国之上，而黄金储备和对外贸易也都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
欧洲联盟宣告成立
在政治合作方面，欧共体不断协调各国外交政策，强调欧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并不断推行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1991年12月，经过凡年的酝酿和准备，欧共体首脑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使该组织朝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1993年H月1日，在欧共体成员国国会相继批准“马约”后，“马约”正式生效，包括12个欧洲国家，3.4亿人口的欧洲联盟宣布成立。其最终目标是在1999年前使用单一货币，并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1994年1月1日，欧盟和奥地利、芬兰、冰岛、挪威及瑞典在1991年底签署的《欧洲经济区条约》也宣布生效，这是欧盟扩大的又一个里程碑。欧洲经济区包括17个国家和3.7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此外，东欧一些国家也要求加入欧洲联盟，使欧盟有继续扩大的势头。
5.当代科技革命
1940年代末，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首先从美国兴起，随后扩大到西欧、日本等一系列国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核能、空间技术、新型材料等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成果共同构成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
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
推动技术革命的社会因素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革命（X射线、放射性现象和电子的发现）带动科学技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当代人类社会，物理学也因之成为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先导。
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从根本上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揭示了物体在可以与光速相比拟的高速状态下的各种规律，将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运动紧密相联，彻底变革了人们的时空观，从而为战后空间技术、核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著名的能量子假说，其后一批科学家共同创立了量子力学，打开了人们认识微观世界的大门，为各门科学的量子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相对论推动技术革命的社会因素
二战和战后军备竞赛的刺激：战后技术革命的兴起，是与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的，而军事需要尤为突出。二战中，一些与军事有关的项目和领域则得到了加速的发展，许多新技术首先是由于军事目的而受到重视和得到优先发展。在敌对双方激烈的竞争中，各个国家往往不惜工本不计代价地投入某些关系到军事实力的技术研究。二战期间，美国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曾拨出巨款用于生产最新式武器，航空、无线电、火箭、原子能等军事科研和军事工业因此有了较大的发展。战争中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却研制出了V-2火箭，作为战后技术革命主要标志之一的电子计算机也是在战争中为适应弹道计算的需要而加速研制的。正是由于军事上的紧迫压力，促使美国军方不顾当时对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可能性的种种怀疑，在成败未卜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加紧研制和发展。计算机问世之初，几乎全为军事部门所有，主要用于武器计算、密码、库存及后勤人口统计。此外，象具有重大意义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新学科、新技术都是在战争的催化下诞生的。这些在战时出现的并经受过战争考验的军事技术不仅在战后更加成熟，而且大规模地向民用领域转移，战争中形成或出现的一些科学观点和先进技术也发展成了为数众多的新兴技术和学科，战争中造就的大批卓越科学家成为战后技术革命的主要技术力量。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起，美苏两国为取得军事优势，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美苏竞相发展军事科研推动了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现代化，使得各种新式尖端武器不断涌现，如核潜艇、导弹、中子弹、军事卫星、载人航天器、激光武器等，与此相适应的核技术、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成为新兴工业部门而得到迅速发展，新技术成果在民用工业上也广为应用。
推动技术革命的社会因素
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高额利润是资本永恒的追求目标，是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而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企业之间必然展开日趋激烈的竞争。二战后，随着各国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各企业间及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国际经济竞争，实际上是技术水平之争。谁占有世界贸易市场的份额多，谁的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而占领市场的重要条件，就是靠高新技术生产质优新颖价低的产品。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均不惜财力、人力和物力进行技术革命的竞赛，其战略目标就是要占领更多的世界市场份额，使其经济得到生存和发展。战后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经济强国，其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使得一些开创型、主导型技术的开发及许多重大技术项目的突破率先出现在美国。自60-70年代以后，西欧、日本等国围绕先进尖端技术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竞争，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内市场，占领和扩大国际市场，90年代以后各发达国家均把发展新型尖端技术作为突破口，千方百计地试图控制世界市场的制高点。
同时，国际竞争的客观规律也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积极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旨在提高民族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增强国防力量，全面提升综合国力。这一方面强化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力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
推动技术革命的社会因素
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协调创造的条件：从个体劳动转变为有组织的社会化集体劳动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与以往相比，现代科技的研究规模巨大，探索领域深广，因此现代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所耗费的物资、人力和社会财富十分巨大。“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投资则高达300亿美元。如此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和工程项目并非少数私人资本家所能胜任，必须由国家、政府的出面组织协调并在各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协作，方能够顺利完成。
二战后，各国政府均大力支持和推进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从而为战后技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这主要表现在：（一）国家充当科技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政府科研经费的剧增以及科技队伍的壮大和先进实验设备的提供，为战后新技术革命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二）国家是科技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一方面，政府直接出面主持并承担那些耗费巨大、周期长、风险大、利润不高、组织性较强的科技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国家制定出科技发展的相关计划和法令，建立各种科研体制，充分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以保证全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总水平。（三）国家是新技术及其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政府采购是发达国家战后干预经济的重要内容。如美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产品全部由政府收购，第四代巨型电子计算机也主要由政府采购。美国政府更是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采购者。大规模的国家采购为高新技术产品提供了稳定而又充分的市场保证。（四）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科技发展培养了大量的高质量人才。不断壮大科技队伍。（五）各国政府通过加强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加速科技进步与传播。如西欧各国政府通过协调，共同实施“尤里卡”计划等。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证明，原子的中心有1个带正电的原子核；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把量子概念用于卢瑟福的有核的原子模型，指出原子核外面有带负电的电子在不同轨道上围绕原子核运动。量子论同原子结构理论相结合，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生了突破性进展。此后，科学家们根据这一基础理论，建立了原子反应堆，开始进行应用性研究。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核武器，继而又广泛应用于发电、医学、生物学和农学等方面。量子力学还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电子计算机是20世纪科技发展中最引入注目的成果。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从结构和所使用的器件看，到现在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4个发展阶段，第五代新型机也正在研制之中。电子计算机不仅为自动化和控制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被广泛地使用到各个领域，如数据处理、设计实验、自动控制、经营管理、信息传播、情报检索、通讯联络、教学科研等。现在，已研制出计算机使用的专家系统，能部分地代替人类所独有的智力活动，已经广泛应用于决策、机器人、医疗诊断、计算机辅助教育等各个领域。由电子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相结合的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更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经建成遍布世界的因特网，正在以人们无法预料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空间技术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各种航天飞行器的设计、制造、发射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空间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此后出现了一连串引人瞩日的航天成就。各种航天器，包括人造卫星、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及星际探测器等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人类用于把物体送入空间的动力装备是火箭，1942年，德国研制出v—1型和v—2型火箭，到50年代．火箭技术已发展到可以把相当重量的运载物送上航天轨道的水平，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时代。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1960年8月，美国和苏联又解决了卫星回收的技术问题。1961年4月，苏联发射了东方一号载人宇宙飞船；1964年，美国把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通讯卫星送上轨道；1969年7月，美国把阿波罗—1号飞船送上月球，使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表面，并安全返回地球；80年代初，美国研制成功航天飞机，解决了大型飞行器重复使用问题；90年代初，美国发射了大型“哈勃”天文望远镜，用于对宇宙天体的科学观测；90年代中期，美国成功地实现了飞行器在火星登陆，并开展了对火星的实地考察工作。20世纪最后50年，是人类在空间技术上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重要时期。
生命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因物理学、化学的广泛渗透及各种强有力研究手段的应用，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宏观领域，对生物群体与环境的综合研究产生了生态系统论，这为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和土壤资源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微观领域，科学家发现了DNA大分子（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信息的载体，继而又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随之破译了遗传密码，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生物遗传规律，证明从微生物到人类遗传密码的统一性，诞生了分子生物学。50年代后，分子生物学进展神速，成果卓著。这些成果的取得使人们有可能利用无机物人工合成生命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控制、改造生物的性状，按照人们的目的创造出新的生物物种，从而展示了生物遗传工程和人工合成生命的光辉前景。此外，生命科学正向人类自身的大脑进军，推动了脑科学的迅速发展。这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
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综合发展，科学趋于整体化：二战后，自然科学呈现出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使科学在新的水平上日趋整体化。各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和突破，使学科愈分愈细，分支越来越多；同时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交叉日益普遍，科学的整体化日益加强。一些学科的个别科学方法或特殊方法也在转化为一般方法。于是系统科学应运而生。系统科学是以系统及其机理为对象、研究系统类型一般性质与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人称“三论”。
科学技术日益社会化：随着科学技术高度综合性地向纵深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加强，科技的社会化趋势在二战后加强。表现为科技组织规模扩大、科研经费激增；国家直接对科技工作的干预。有组织的社会化集体劳动，国际规模的研究。
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化一体化：发展速度加快；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特点；科技成果更新速度加快；带头学科的更替加快。
高技术日益居于突出地位。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1951至1979年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苏联平均为5.8％，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为5.1％。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使人类的劳动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生产力各要素变革，劳动资料性质、功能和结构变化，劳动对象变化。人从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开始转到控制生产过程，劳动者的素质从体力型、文化型发展为科技型、智力型。
引起经济结构和阶级状况的重大变化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更多人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领域内解放出来，有可能把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非物质生产资料的部门和领域，如商业、金融、信息和服务行业等。当然，二战结束后，急剧扩大的第三产业，绝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商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还应包括大量与信息工业联系在一起的部门．如软件工程、因特网、数据库等。传统的会计、统计和金融业等部门，也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网络的普及，大大扩展了业务范围。进入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产值，都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产值的总和。1990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1.2％，英国为64.8％，日本为61.1％，苏联为38.4％。
工业内部的变化与调整：新技术革命促进了许多新兴工业的飞速发展，电子、核能、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新兴工业的发展迅猛。这些新兴工业部门，技术含量高，污染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产值和利润丰厚。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这些新兴工业力求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动力源。同时，把一些耗能大、费原料、污染严重和利润低的“夕阳工业”，如钢铁、造船、一般化工、机械制造、纺织、制单等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减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也可以弥补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的不足。
导致了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