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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有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西方近代科学有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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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中国的没有啊···西方好像是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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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导读：浅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键词：管理思想传统管理实践，摘要：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的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学说,他们在理论，一、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我国有着悠远的古代管理史,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宏观管理的治国，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国家的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这些管理思想因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没有形成一系列系统的理浅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关键词：管理思想
要：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的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学说, 他们在理论上有严格划分不同的管理思想, 但在实践中却已经融合贯通, 汇成一股以儒家为主, 积极肯定的容纳包罗的中国人普遍共有理念。 一、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
我国有着悠远的古代管理史, 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可分为两个方面: 即宏观管理的治国理论和微观管理的治生理论。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 国家的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科举管理、通关管理等各方面都贯穿着系统的治国的理论, 迎合统治阶层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治生理论则是在长期的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各个阶段, 集合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 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的生产、经营实践理念。这些管理思想因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 没有形成一系列系统的理论基础, 只是零星的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带动着局部性的向前渐进。归纳起来, 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 讲“为政以德“、 ”正己正人“, 把人以及人际关系作为管理理论的出发点。老子在 《道德经》 中就提出“城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把“重人”作为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 提示要奇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大事、人是第一位。儒家认为管理的本质是“治人” , 管理的前提是“人性” , 管理的方式是“人治” , 管理的关键是“择人” 。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为政在人”说的是搞好管理的决定因素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孟子的理论“善教得民心” , 集中体现了儒家以教育为管理手段所得效果的总结。贾思邈 《齐民要术》 中提出“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悦以使人, 人忘其劳” , 则强调提高人与工具的作用。在用人方面, 中国一向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求贤若渴”的主张, 能否得到贤才, 关乎国家兴亡和事业的成败。 《吕氏春秋.求人》 中说: “得贤人, 国无不安; ??失贤人, 国无不危。 ”而诸葛亮在总结三国的历史经验时也说“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论文格式汉之所以倾颓也” 。( 二) 组织方面的管理思想在公元前十一二世纪, 周公为周朝制定了一套官僚组织和制度, 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为提高国家管理效率, 都非常重视组织管理, 封官定职, 加官进爵, 编制详细的官职表,层次分明, 职责清楚, 权责明确, 很好的体现了领导、控制的管理思想。而春秋时代孙武所著的 《孙子兵法》, 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管理丛书。他在书中提出军、旅、卒、伍的军队编制, 层次关系明晰, 编制比较完备。他的管理思想虽然源于军事和军事管理, 可其基本原则对于任何社会组织和任何社会活动都普遍适用。 《三国演义》 是一部包含大量军事、政治谋略的古典小说, 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决策思想, 在现代社会为很多的中外企业家引用借鉴。( 三) 经营方面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有很多善于经营的工商人士, 他们在经营中体现出卓越的理财思想和较有成效的经营管理艺术, 形成一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经营思想。其中经商最负盛名, 并系统总结精辟的经营之道的有春秋时期的范蠡。他用计然之策,管理国家, 使国富兵强; 经营有方, 成为天下巨富。他的两条著名的经营之道一是待乏原则, 他执行的“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夏则资裘、冬则资稀” , 依据季度预测行情需要, 预先存储以待时机, 方可有利可图; 二是积蓄之理。主要是获取利润的方式, 他强调货币的流动性, 通过商品数量预测价格的贵贱, 获取好的收益, 这些思想在现今的社会都已是普遍采用的财务管理方式。( 四) 生产劳动及其他管理思想“民以食为天”“国以食为政” , 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管理。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管理思想。比如注重农业生产结构管理, 以粮为主、多行业发展; 根据气候和地理条件进行农业生产, 还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工具的作用。特别是在系统运作上, 古时候的人提出运筹谋略, 造就大量传世佳作, 如秦昭王时期的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 隋朝修建的大运河等等。在领导方式上, 儒家提出的“仁政德治” 、法家提出的“法制行治” 、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 , 都是基于传统文化上沉淀的高境界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都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 因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进步, 这些博大精深的早期管理思想不断推陈出新, 他们是凝结着中国人民的管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其中很多的管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些管理思想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在整个封建制度统治时期,直至 19 世纪中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特别是民族工业始终未能发展起来, 管理思想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管理哲学思想范畴, 或停留在零星不成体系状态,未能形成理论。 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主要是指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 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管理的精华的基础上, 积累、探索的一些有价值的管理经验和方法。管理有其普遍性, 也与其特殊性。管理科学本无国界, 可用于西方,也可通用于东方。然而各民族又各自的文化背景, 管理理念受文化变数的影响, 会产生不同的理念, 中国近代这一阶段的拿来主义受当时统治制度的影响, 不仅在技术和设备方面落后, 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都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而且民族资本企业从诞生之日起, 就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重重挤压下求存。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管理方法, 在企业中推行科学管理, 以寻求企业生存和最大化发展。当时主要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 兴办企业, 采用科学管理。近代时期, 民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应运而生了很多纺织厂、手表厂、矿厂等等多种加工企业、小型制造企业, 民族商业也蓬勃发展, 如1910 年在广州创办的先施百货, 1918 年在上海创办的永安公司, 都采用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机构和制度。这些企业有固定营业时间, 有上下班和休假制度, 有工资福利制度和财务制度、还有行规铺规, 甚至还设经理在董事局领导下具体管理企业。通过开辟多种购销渠道, 搞活经营, 同时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 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 在财务上重视资金的积累, 灵活有效的运用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现代管理手段, 提高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二)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传统。民族资本企业在管理中注重贯彻这一传统管理思想, 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引用外来的管理理念。企业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合理使用人才。荣氏集团早在 1928 年就开办了职员养成所, 通过半日上课, 半日实习的方式培养纺织专业人才。一些企业实行以“福利”为特色的薪酬制度, 以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比如员工除工资外, 还设置有花红、馈送、伙食、医药、婚丧、日关键词：管理思想 传统 管理实践 中国论文 职称论文 常福利等类别, 体现企业与员工紧密联系。( 三) 将民族特色与西洋市场竞争结合起来。民族资本企业依然带有浓厚的本地色彩, 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经营思想, 比如“诚实守信, 童叟无欺”“以和为贵”“欲取之, 先舍之” , 将儒家、道家的管理哲学创造性使用; 另一方面也接受西方资本市场的竞争的思想, “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 , 在相互竞争和与国外资本竞争的过程中寻求有价值的管理实践和经营思想, 并将我国传统的形式和现代竞争相融合。如在对产品的宣传上多以中国传统易见易懂的诗词对联,以一些喜闻乐见的民风民俗为表达方式进行促销。针对洋产品的倾销, 亦以推广国货, 宣扬爱国之心的销售策略来保卫民族资本企业的成果。( 四) 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的管理。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是为了保障战争和根据地生活的需要, 而在根据地开办的一些小型工业工厂。这类企业受战争和政治影响, 管理制度多采用集权制, 企业自主经营权不强, 所需的人才物多以上级主管调拨分配为主要来源, 产品和利润亦全部上缴。多采用的是小生产的管理方法和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经营方式, 办企业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 以政治导向和精神鼓励人心, 发展生产, 保障打仗供给。这些管理方法, 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制度和方法都有重大影响。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末, 即从资本主义工厂制出现到资本主义自由阶段的结束, 西方管理理论的思潮非常活跃,创新的管理理论此起彼伏, 生产力发展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对管理提出新要求, 这一时段出现一些现代管理理论的萌芽。如亚当?斯密系统的论述了劳动组织问题强调分工; 欧文在自己的工厂实行了改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的一系列改革。而我国在这段时期, 处于封建社会末期, 受外来政治经济思潮的冲击, 国家又处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不稳定时代, 要冲破旧统治、旧经济禁锢的呼声亦一浪高过一浪, 许多有志人士走出国门, 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改进旧的生产方式, 学习新技术, 试图以发展经济来强盛国家。通过这近一百多年的摸爬滚打的摸索、学习, 形成了一定结合国情的新的管理方法, 在企业中推行科学管理,积累创造了一些好的管理经验, 起了一个承前起后的桥梁作用。 三、中国当代管理思想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 整个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涌现了大批跨国公司等新兴企业。经济组织中的竞争, 尤其是国际市场更加激烈, 原来的经营管理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式, 管理界又出现了许多科学的新的管理学派, 呈现管理学派林立的局面, 有管理程序派、行为科学派、系统管理派、决策理论派等等,都是基于现代科技进步, 运用新科技下相成的科学的管理实践, 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亦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历史。先后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走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这五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也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样, 走的是曲曲折折的道路, 并且从艰难举步到大踏步的发展,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 我国学术界正在探索并逐步建论文格式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理论体系。( 一) 建国后的初创与发展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型、政治性管理思想的集中代表, 一切的管理活动都以实现政治目标为最高要求, 计划是最重要的管理形式和手段, 并相应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这一阶段, 上层建筑决定物质基础, 政治斗争超越生产发展,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 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到处泛滥, 许多企业甚至撤消了管理机构,废除了管理制度, 国内企业管理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甚至倒退状态。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题上来,我国的企业管理也旧貌换新颜, 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 改革开放后的探索与创新这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管理理论得到全面开创和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本着“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原则,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我国与世界接轨的创造性举措, 经济建设为政府的工作重心, 在管理上也由政治性管理转变为经济性管理, 到进一步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并重性管理。进一步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还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下来, 使我国的企业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我国的企业管理改革也如火如荼, 从改革初期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大量引进, 兼收并蓄, 到结合我国国情, 消化吸收西方的管理理论, 又从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吸取精华, 大胆创新,探索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产物, 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现过程, 而管理实践活动也是随着文化模式、道德水准、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 从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迁可以见证这个过程, 而我国纵观古代到现代管理思想的变迁, 也都是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派生出来的。管理者应秉承我国固有的经营理念, 赋予新的精神, 运用新的工具和方法, 而且还要持续的改善。对于外来文化不仅不排斥, 还要给予适当的安置和调整, 保持管理的科学性, 并且进一步运用的更合适、更有效。
【参考文献】 [1]曾仕强.管理大道[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敏,丁传奉.管理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叶小明,缪兴锋.现代管理学基础与应用[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4]曾仕强.中道管理[M].北京大学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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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
——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日 08:25 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
作者：曹顺庆 王超
内容摘要：出版《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东方文论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华文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之路在分析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的几个动向之后，我们便可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
关键词：文学理论;中国文论;学科;话语;研究;文化;中国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史;文论思想;钱钟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东方文论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华文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 2014 .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　　（一）“学科化”：在学科“史”与学科“死”之间　　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兴许能捕捉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　　勿容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的“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当然，他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批评史》这一本书中，正如罗根泽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1]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才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2]。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一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　　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那就是“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3]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迈向学科化的同时，又意味着为自身的身份设定了一个极限域。这个极限域在他看来就是对文学批评的如此界定：“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4]这个极限域的拓展把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置于某种叙述框架之中，那么，这种学科化的倾向必然面临这样的质疑：这一门学科的产生的合法性根据何在？我们凭什么或在何种基础上认定这个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的这种形式的清理，究竟是在用一种西学理论对中国自身的文论样态进行改头换面，还是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所滋生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学科理论？学科史的工作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还原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本然面貌，还是在进行一种目的性功利性的异化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学科化究竟是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产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灭亡？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他们用这种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去进行“界定”和价值重估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资料，但是这种富有历史承担力的尝试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尴尬的问题：“大多数人以后又从理论探索方面撤退了。他们的研究著作，不用马克思主义时，能与之暗合；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标榜一下的时候，就常常闹笑话。”[5]而且，我们通常都认为，历史就是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这些“史化”性工作，从当今的新历史主义批评（New Historicism）看来，不过是构建一个历史文本，这个文本与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个体话语言说，其客观有效性是相当局限的。　　所谓的“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中其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边际约束和话语主导权问题。所谓的“文学批评史”当中“史化”的过程，事实上并不是在还原对象的本然面貌，而是在陈述，这种陈述并非一种绝对的普适性的话语言说。它也是一种文本生产的行为。首先，中国文学理论思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史”，并且等待去将之文本化？其次，即使这个“史”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又应该依照怎样的标准去进行择别、划分、评价和归类？当这种学科化行为对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进行边界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就在规范了它的极限域，就是说，在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这种“批评史”的“本然”状态“应然”会以怎样的形式现身，往往取决于某种独特的价值取向，而且，概念化的界定就是在确立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性思维来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的模式。那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依靠什么才能确定它的合法性根据呢？谁具有这样的效力和权力？在对这些思想进行肯定和清理的同时，其实，也就意味着否定，它为自己画出一个圈，或紧箍咒，在走向“生”的同时，也就导致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　　为什么学科史就一定会是学科死呢？它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仅仅以上的论述还显得不够，事实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一开始就是在套用西学中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文论本来是一种活生生的学术生命现象，在用西学体系阐释中国文论资料的时候，由于没有顾及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元素，去进行横向的移植和拼贴、对接，中国古代文论就被阐释走样了。要么是关于有无体系之争，要么是“风骨”中内容形式之争，再者就是中国文论中的本体论之争等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西方文论成了一个标准、范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把衡量一切的尺子。因此，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的时候，就往往被指称为是没有理论的，全是断章残篇，即使有理论，也没有西方诗学那样有规模有成气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实用性特征。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文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学”。因为所谓的“妙悟”、“目击道存”还有“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些论述在理智的思维模式下很难解释，例如，“妙悟”从审美方式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就不知所云了，完全成了一些虚无缥缈的空对空的言说。例如为什么说“池塘生春草”是非常绝妙的诗句呢？谁能悟得其中的“道”呢？是怎么悟道的？这个道是什么？在西方的视域中，提出这样的疑问很正常，但是，要中国文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异常艰难的。因为，这些无法成为一种有逻辑结构的认知方式，他不具有普适性效果，因此无法言传，无法言传的东西只能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也只能存在于某个个体的某种场景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就是虚无的、空洞的，超出具体的审美范畴的东西，即使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论有体系，那也是在西式话语的刺激之下，抱着“老子先前比你强多了”这样的心态来展开的，但是，骨子里还是在把西方话语当作一个攀比的对象标准。　　因此，中国文论在这个角度上讲是不科学的，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式根本是无效的，他和西方文论中普遍追求的“science”、“democracy”大相径庭，换言之，按照西方科学的观念，中国文论既没有理论体系、也没有对概念范畴的仔细界定，更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像艾不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格雷马斯的叙述学理论那样的普适性方法，那么中国文论显然是无用的，只能是一些无法被激活的枯竭的对象而已，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完全退隐了生命迹象，很多人写《文学概论》基本都是写西方文论，中国文论淡出了这个研究视野，因为这些“无用”的“不可言说”的只能靠“妙悟”的东西是不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必须意识到，他不是在历史的改朝换代中自动退出这个视野的，而是在西学视野下整理、解剖和批判的时候丧失了其本然的生命活力，开始了死亡之旅，因为他它是不科学，不实用的。就像是把一棵土生土长的花苗拔出去展览，却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放进来栽种，结果展览的花由于没有本土的养料，自然会枯竭死亡，而被移植的植物也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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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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