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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深厚的安庆以黄梅戏为切入点，推进产业发展和服务均等化，探索文化繁荣发展新路径
魅力安庆的“文化嬗变”
&来源：&&作者：
胡劲松 桂运安
　　安庆，南临长江，西依皖河，有着&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这里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起源地，明清以来，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启一代文风，统领文坛数百年。这里是黄梅戏的故乡，诞生了严凤英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天仙配》《女驸马》等脍炙人口的曲目，飘香海内外。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是个有&戏&的城市！近年来，以黄梅戏为切入点，将&文化安庆&建设列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走出了一条文化繁荣发展的新路径。
　　崇文尚德铸就城市之魂
　　&千年古城&&文化之邦&&&千百年来，安庆人文荟萃，崇文尚德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如今，这一优良的传统仍在沿袭，并以&好人&&道德模范&等不同的形式发扬光大。
　　4月的安庆，春风拂面，草长莺飞。 4月2日上午，33名&宿松好人&在有关部门组织下，集中到宿松县中医院免费体检。医护人员热情为他们检查，并详细讲解健康知识，嘱咐他们注意身体。 &感觉特别温暖，以后会更加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在基层发动更多群众做好事、做好人。&&宿松好人&、邮递员陶云龙高兴地说。
　　广范围&评&好人、全方位&赞&好人，多途径&帮&好人&&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王颖迪介绍，安庆正全力打造&好人安庆&品牌，广泛开展&安庆好人&&安庆行业好人&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让&崇文尚德、务实创新&的安庆精神转化为600多万市民的自觉行动，着力培育&有魂&的城市风尚。目前，全市已评出各类&行业好人&201人。
　　走进安庆市双莲寺社区，最美家庭卢金玉一家的感人事迹，图文并茂地显现在宣传栏里。 &卢奶奶就是我们小区人，在这里看到尤其亲切。 &一位居民如是说。通过身边事影响、激励身边人，推动好人数量向社会能量转变，这是安庆培育&有魂&风尚的生动实践。好人是否有好报？安庆市更是给出响亮的答案&&出台道德模范和好人帮扶办法，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身体残疾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身患重大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好人予以帮扶。对本人或其子女就读高中、大学交不起学费的，给予适当资金补助；对生活困难、住房条件差的好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优先安排廉租房；对好人在创业中遇到资金困难的，开辟&好人信用贷款&予以信贷支持。
　　好人，人人知、人人学、人人帮、人人做&&去年，安庆共有5人荣登年度&中国好人榜&、14人当选&安徽好人&，均占全省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唱响黄梅擦亮文化名片
　　安庆素有&戏剧之乡&的美誉。说起戏剧，元代杂剧奠基人关汉卿，可能无人不知。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关汉卿的这句名言，安庆人品味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4月4日至5日，由安庆再芬黄梅戏剧院重点打造、讲述关汉卿寻求公平正义一生的原创黄梅戏剧目《寂寞汉卿》，在安徽大剧院精彩上演。这部精品剧作，不仅赢得业界专家的高度赞誉，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作为今年&徽风皖韵中国行&巡演的重要内容，4月10日至11日，《寂寞汉卿》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两天。
　　黄梅戏是安庆最闪亮的文化名片。每当夜幕初临，滨江广场、莲湖公园乃至大街小巷，悠扬婉转的黄梅戏和熙熙攘攘的听戏群众，构成了安庆活的&文化地标&。北京、上海、深圳&&近年来，安庆黄梅戏走遍大江南北，唱红全国各地。精品黄梅戏《独秀山下的女人》《半个月亮》《徽州往事》分别荣获第12届、1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第14届文华剧目奖，并全部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半个月亮》主演王琴荣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寂寞汉卿》等6部作品被列入省&四个十&文化品牌。出票率99%、上座率95%、退场率小于2%&&去年8月下旬，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大型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在国家大剧院连演6场，创下了地方剧种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场次最多等多项纪录。
　　如何让&有名&的文化更繁荣？&把精品创作与文化惠民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传承戏剧文化。 &安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爱军表示。为擦亮黄梅戏这一名片，安庆突破先把经济做大、再补文化课的思维定势，采用&反弹琵琶&的方法，让黄梅戏&唱起来、沉下去、走天下&，实现了路径与效果的创新。目前，安庆已成功举办六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该艺术节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戏剧剧种命名的&国字号&节庆之一；&黄梅戏展演周&&广场文艺天天演&&社区文化连连看&等精品文化活动，直接惠及群众30余万人次。
　　改革创新激活一池春水
　　近日，安庆中华老字号商业街正式选址长江外滩处的枞阳门地区。结合安徽造币局办公楼、安徽国民党党部、安徽邮务管理局等清末及近代建筑，这里将建设成为具有近代风情的文化街区。街区在采用新材料的同时，将保留青砖、拱券、坡屋顶的传统风貌，最大限度重现安庆传统文化元素。
　　改革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让文化传承&有说头&、文化保护&有看头&、文化产业&有赚头&。近年来，安庆把&无形&的文化资源落实在&有形&的产业项目上，逐步提升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目前，安庆帝雅古典艺术文化旅游产业基地等26个项目已进入省&861&项目库；9家企业跻身省民营文化企业百强、数量保持全省前列，3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立文化产业招商组，打造全省行政审批项目最少、时间最短、收费最低的政策环境，仅去年就有28个项目入选省文化产业招商项目册。
　　&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不论是转企改制的文艺院团还是招商引资的文化项目，安庆坚持扶上马、送一程，在资金、人才培养上大力支持。 &安庆市文化发展改革办公室杨晶琦介绍，通过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全市27家经营性文化单位实现转企改制，安庆还在全省率先对政府采购的文化项目取消国有、民营院团区分。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公司改制后，连年推出新戏、新人，除在安庆演出外，多年在合肥推出&演出季&，并常年活跃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舞台上，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
　　&草根&艺术团体的繁荣，是安庆文化产业壮大的另一生动注脚。据统计，安庆登记在册的民间剧团已超过200家。望江县长江民营黄梅戏剧团在政府的扶持下，平均每年演出500多场，还多次参加黄梅戏艺术节，并被评为全国民营先进剧团。&剧团的演出合同都排到明年春节了。&负责人王良结说。目前，安庆市文化产业数量和规模均居全省前列。(记者 胡劲松、桂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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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内国际转：从西南政法大学看中国法学教育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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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西南政法大学看中国法学教育的嬗变
&作者按：接下来要发出的篇文章是年月底月初所写，原名是《法学教育的嬗变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发表在单位内部网站上。一直比较忙，少上外网，所以直到今天才挂上。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应该改个名字，这样更贴切些，但内容未作调整。&<font color="#49年，新中国法学教育起步。<font color="#53年，建立苏联法学教育模式。<font color="#71年，砸烂公检法运动中，法学院校解散，法学教育取消。<font color="#77年，法学恢复招生，全国3所大学设立法律专业，招生223人。<font color="#78年，全国5所大学设立法律专业，招生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大学招生364人。<font color="#88年，全国50所院校开设法律专业，招生不足2万人。<font color="#98年，高校开始扩招，法学专业成为最受欢迎的文科专业，全国300所院校开设法学专业，招生近10万人。<font color="#08年，全国620余所高校开设法律专业，招生超过30万人。<font color="#年间，开设法律专业的院校扩大了200倍。&&&&契子&&&上个月，也就是“两会”期间，梁慧星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两句话迅速在全国传播，给司法实践、司法研究、法学教育以及刚刚转型的司法改革带来巨大的震撼。“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黄松有）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司法腐败，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法学教育界）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把硕士帽、博士帽戴到他们头上，没有想过他们是否忠于法律。”&梁慧星是著名民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起草人、《物权法》核心起草人和《合同法》起草人之一，在建国60年之际，梁老痛心疾首地讨伐司法腐败、落寞无奈地扣击法学教育，让我们备感痛心。顺着梁老的话题，我想是否应该好好回顾一下我们的法学教育，以备将来的教育改革、司法防腐乃至公民国家的建立。但是对于法学教育这样大的论题，我无力也无从下笔，仅截取西南政法大学这个断面作为回顾法学教育的入口，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西南政法大学作为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见证，并不是因为梁慧星和黄松有都来自于这所院校，由他们引发法学教育思考这个话题更合乎情理，而是出于对法学教育重大关系和逻辑节点的考虑，西南虽是一所普通高校，但在法学教育上绝不可忽视，尤其是它的历史浮沉、教育成果、人文价值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人说，研究中国法学教育，民国时期不可回避东吴大学法学院，建国后不可回避西南政法大学，亦有一定的道理。&&&&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大陆法（中国属大陆法而非英美法系）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是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从1930年到2000年，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他们冲破美国“别具用心”的阻力，惩治了战犯，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尊严。&&&&西南政法大学，1953年建校，前身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几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法学教育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为法学理论界和政法系统所熟知，被誉为“法学教育界的黄埔军校”、“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但由于偏隅西南一角和教育学科的狭窄，其发展历程鲜为人知。在一些人眼中，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衰落的不可逆转如同它崛起时的不可阻挡一样耐人寻味。短短的几十年里，西南创造了多个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南现象”和“西南精神”成为外界对这所学校历史及人文发展的最佳注解。2003年开始，《光明日报》、《南方周末》、香港阳光卫视、香港《文汇报》等境内外大型媒体先后关注中国法学教育制度大政下西南政法大学的大起大落及其的产生影响，曾引发人们对法学教育的广泛思考。日，在改革开放及西南复校30周年之际，香港《文汇报》刊发《西南政法：推进中国法制建设的“核动力”》一文，评价西南为“谘政育人双赢共进的新模式”和“法制建设中坚力量的锤炼场”，表现出对一所普通法科院校敏锐而执着的热情。此前20天里，《文汇报》相继发出《“西南现象”光耀中国政界》、《培养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精神”》等“西南政法大学创中国司法教育奇迹系列报道（共4篇）”，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今年是建国60周年，但凡周年都是值得纪念的，也容易引发人们回忆往事的意愿。法学教育如同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缕水带，我们借助一所学校审视它跌宕起伏的历程和光彩四射的浪花，更希望大浪淘沙，炼出真金……&&&&&苏联模式&&&&1952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学习原苏联模式，将综合大学中的许多学科都分割出来单独成为学院。五所专门政法院校基本都是这一时期经过合并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后形成的。据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南”）校史记载，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原东北抗日联军名将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最近，公丕祥在《法制日报》上撰文称，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有三件大事，一是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即在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确立了废除“六法全书”之后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司法活动的原则;二是建国之初的司法改革运动，进一步肃清了司法系统中“六法全书”的旧法观点的影响，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三是由“五四宪法”确立新中国的司法体制与司法制度基本框架。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法律与司法革命进程遇到了严重挫折。从1957年开始，法律与司法虚无主义思潮广泛蔓延，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司法制度遭到了全面摧残。著名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学泰斗江平感言，“此时的法律无学，法学教育无从谈起，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这顶帽子戴了22年”。而民国时期的法学院校和师资力量则被打破或监禁，许多法学名宿成为专政的对象，身败名裂。&&&&西南所处的环境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法学教育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展开，从西南校址的选择上可见一斑，学校位于钟灵毓秀的歌乐山下，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距白公馆、渣滓洞仅几步之遥，是美蒋特务囚禁、杀害革命者和政治犯的地方。校史载，选址这里是为了“以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政法干部”。当时的法律教材是什么样子，笔者现在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1949年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时，就连市民生活、婚姻家庭最简单的民法法律也废除了（这一点不象苏联，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国家根本没有法律可依，更无法律可言，国家到底如何治理，要形成什么的法律体系，全都是未知数。这一切，构成了当年法学教育的全部背景和基础。&&&&&砸烂公检法&&&&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西南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南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历时一年的“护校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南“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南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中国法学教育自新中国建立至此，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历程，此后若干年，法学教育荡然无存。&&&&据说，法学教育停止后的西南，院内被其他单位占据，常常听到武斗时“哒哒”的机枪声，这个战时陪都和“三线建设”的工业重镇重庆，山窝和城市的防空洞中到处是兵工厂，笼罩着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放眼望尽，不留半点法律和法制的影子，更不用说法学教育。文革时期，不仅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宪法也可以被践踏，当时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最高指示加上群众运动主导国家的全部生存，而这两个恰恰都是法律虚无主义。最高指示，言下之意，只要一句话，那就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行动的最高法则。这正应了一句法谚“人治的国家，国王就是法律；法治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文革期间，法律不复存在，法学无处藏身，人治成为国家治理的模式，一个人一句话顶一万句。文革高潮的时候，更多的一种论调，是以革命的名义，可以随便处死一个人。&&&&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和关键词，法学教育消失殆尽，法学教育工作者被下放劳动或关进牛棚，严重的失去性命，法学院校成为武斗和批判运动的场所，法律从所有人的脑海中消失……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非常紧急的时期，西南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被分别监禁，一位老先生冒着风险四下打听老教师们关押的所在，秘密记下。“文革”一结束，老先生即按图索骥，一一找回他们，西南以最快的速度重建。这种绝处逢生的精神和气概直到今天依然为西南人称道、传承院校盘点&&&&在中国法学教育界，存在“五院四系”的说法。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法学教育均从这里起步。&&&&“五院”指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目前均已升格为大学）；“四系”指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均已升格为法学院）。“五院四系”在法学教育界被称为“九大家族”，地位显赫、师资优厚，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早的王牌和嫡系，是大多数法律人的精神家园和向往之处，长期以来代表着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和学术巅峰，有人说：只有“五院四系”的法学毕业生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出身”。&&&&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这个格局早已被打破，“五院四系”之外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湘谭大学（全部为综合性大学）等高校在法学教育中均有不凡表现，对中国的法治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些学校之外的近600所高校也开设了法律专业，象流水线作业一样制造出数量庞大的法学学位，只是在历史根底、学术水平、师资力量、规模效应乃至司法界的影响力方面远不及“五院四系”。长期以来，这种毫无规划和目标局面为法学教育埋下了积重难返的种子，2009年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个足以武装一个大规模集团军的法学毕业生时，却发现他们是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法学教育的春天&&&&1977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的前身）等3所大学恢复招收文革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学生，李克强、陈兴良、姜明安、郭明瑞等走进北京大学，高鸿钧走进吉林大学，王利明来到湖北财经学院，他们日后都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一年，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法律为何物，经过10年浩劫的决策层也深深感受到没有法律制度的护航，国家必将一片混乱，当时的中国，急需法律人才。由于历史原因（即西南政法学院文革期间第一次“护校运动”赢得“资产、师资、图书三不动”，保存了实力）使得当时全国只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实现师资培训和大规模的法科教学。经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呈报，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得到了邓小平（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的首肯和华国锋（时任国家元首）的批示，由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签字，同意西南政法学院第二年以绝密专业恢复招生。&&&&1978年，全国5所大学招收法律专业学生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大学招生364人，基本上等于其他学校招生人数的总和，更为紧要的，司法部把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师资班开在了这所学校，使得现在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的法学课堂上都有西南学子执掌教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所在学科的领军人物。这一年，周强、夏勇、贺卫方、王卫国、王人博、蒋&庆、顾培东、程燎原、徐国栋、龙宗智、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朱孝清、张穹、黄松有（已被双规）、霍宪丹、于安、梁治平、景汉朝、张鸣起、胡泽君……走进了西南政法学院，他们成为日后的俊杰。&&&&改革开放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南政法学院凭借着提前复招、人脉广众的优势表现得超凡脱俗、一枝独秀，创造了中国法学教育“不可复制的神话”和界内人士广为流传的“西南现象”，成为当时中国法学教育的“摇篮”和“马首”，被誉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而1978年的学生正是所谓的“黄埔一期”。据统计，这所被歌乐山裹挟的小学校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30年里共培养7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20余位大法院、大检察官、副总警监，40余名省部级领导干部，300余名厅级干部，近1/3的中国中青年法学家和一半的法学界知名教授、学者。&&&&1979年后，“五院四系”和其他一些重点大学相继恢复了法学招生，中国法学教育迎来了它的第一个春天。“文革”十年，老师们欲干不能、欲罢不甘、报国无门、有泪空弹，所以复招令一下，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据说的学生是中国法学教育质量最高的四届，而西南无疑是杰出代表，20年后，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长辈口吻招呼大家。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南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南。有人开玩笑地评价说，西南人在全国任何一省乃至多数市、县的公检法系统均能找到身居要职的校友，而在最高法、最高检的众多院长中，这个数字均占到一半。&&&&&大学氛围&&&&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法学教育环境是相当好的，当时的管理模式最明智、也最容易出成果。据贺卫方回忆，在那个时代，学校对批判和论辩精神“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宽容”。当年有一些同学常常跑去重庆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向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该朝何处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象知己，人都很单纯。张卫平回忆，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以当时之认识，墙报上有些观点真是惊世骇俗。曾有人问夏勇，你在北大、哈佛学习过，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最大？夏勇说是西南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他们在学界并不十分显赫，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多。王人博介绍学校保留了一批当时在全国法学院系有名望的学科带头人，图书馆保有的图书数量在当时各政法院系名列第一。梁治平感慨：我的大学之所以无愧于大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这种良好的感觉和现实一直持续到90年代，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确实未形成明显的竞争态势，西南常常以绝对的优势做出些大功大名的事情。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一些因素均未对西南造成影响，这种埋头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情况更象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知名学府的教育模式。&&&&&法学教育的洗牌&&&&90年代初期，中央指示“把中国政法大学办成中国法学教育的中心”，第一次以政治的力量和制度化的方式重塑中国法学教育格局。随后几年，伴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法学教育一波三折，一次又一次地被洗牌和重新定位。&&&&对于“五院”，国家曾给了一个名额进入“211”，这个残酷的竞争情势使五院大力拼打硬件趋向评比指标，而在法学教育的大计和后劲上渐行渐远。据说西南和中政（中国政法大学）为这个事情都下了血本，直到后来，处于劣势的西南甚至连五院中唯一的一个出版社指标也要跟中政叫劲到底，好象两只场上血拼的斗鸡，多少有些悲凉。最终，五院没有一所进入211工程。从这个时期开始，西南感到国家教育改革大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危机四伏，而同时期的许多法学院校已经从感到危机四伏变得没有招架之力，只能“逆来顺受”。&&&&1999年开始，为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危机和渡过改革攻坚期，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成为扩大内需（老百姓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什么钱都舍得掏）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从这一年开始，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绝大部分高校开始关注自己的“经济效益”而非“社会效益”。这一年的年初，“五院”中开始流传“被合并”的消息：中国的五所专门性法科院校将被合并到所在地的其他学校。&&&&1999年12月，厄运真的降临了，在全国高校合并的大潮中，西南被决定划归重庆大学，组建重庆大学法学院。消息传出，全校震惊，师生一片恐慌，远在各地的校友也震住了，“西南要没了”有人愤慨，很多人有种“家室被毁”的感觉。12月9日开始，全校罢课，学生群情激奋，教室、寝室、办公楼玻璃多处被打碎，校园贴满大字报，各种过激行为开始蔓延。与文革时期第一次“护校运动”相隔25年后，在“宁做西南鬼，不做重大人”的标语和呐喊声中，西南上演了艰难的第二次“护校运动”。部分学生为扩大声势，试图联合重庆建筑学院(已划入重庆大学)组织万人游行，后被老校长跪在学校门口劝返。但当晚的《美国之音》即播发虚假报道“中国西南某高校因不满当局院校合并指令引发游行示威，游行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3名学生被打死”。消息传出，国务院深感事态严重，指令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学校，稳定学生情绪，进行调解，并每日上报事态进展情况。当日深夜，4号门内侧的四栋宿舍楼几千男生唱起了国歌和国际歌，久久不能平息，随后，哭声一片，打砸声此起彼伏持续了二个多小时。据一名98级的年级总班称“当时的气氛很浓烈，热血沸腾，第二天早上发现寝室外满地散落着被扔下的热水瓶、玻璃片、桌椅板凳以及被燃烧后的衣服、棉被和报纸，看上去有一尺多厚”……&&&&西南对高校合并的冲击，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股抵制风潮曾在包括五院在内的部分高校中轻度蔓延。西南沉浸在护校成功后的亢奋中不到一个月，改革再度袭来，西南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变故——下放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在这次部属院校改革中，中国5所政法院校的命运各不相同：中国政法大学是最大的受益者，成为政法院校中惟一被整体划归教育部管辖的高校。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院而存在，由教育部主管。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被下放地方。&&&&从此，西南——这所曾经汇集各地学子的校园到处充满了川音，曾为中国法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学校到处弥漫着被遗弃的悲情。&&&&&教学质量下滑&&&&法学教育洗牌后，全国为数不少的法学院校出现教学质量滑坡的局面，这一情况主要源于三个因素：一是大扩招后，生源素质较往年下降，大众化教育来临；二是高校迫于生存压力，转型寻求经济利益，教育投入减少；三是急功近利的教育改革大背景下，法学教育氛围浮躁，学术水平下降。当然，并不仅仅如此，如梁慧星今天所提的那样，学校行政化管理或许是教育质量下滑的祸首，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教学评估……乃至与国家机关甚至少数手握权柄的个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均成为教学质量下滑的因素。而西南，除了这些因素还有个致命的困难，国家削减了对学校的近2/3拨款，龙宗智校长曾直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你们忘了使一所公办学校得以维持生存的责任了吗？”&&&&2000年前后，中国法学教育的重新布局和法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得法学人才的市场化开始显现。此时的法学教育，更象一种功利性的竞争，大家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功名利禄以及与行政上级交往间产生的无形资产和实际收益，各大学四处挖人组建或者充实自己的法学院，西南成为各大院校法学院挖人的最重要目标。张卫平、邱兴隆、王人博、程燎原先后离开西南，2001年至2002年，西政人才地震，一年多时间，8位青年教授离开学校，4位青年博导调离，这些人都是西南学术的代表人物。邱兴隆因为带走一批人前往湘潭大学，被一些人视为“伤害母校最深的人”，甚至被称作西南的“叛徒”。作为西南人精神领袖的程燎原，他的离开多少有些让人无奈，传闻其被迫离开是因拒绝出任司法部门要职而破坏了学校与上层的关系……这一离开现象一直持续了近十年，西南的法学教育出现大面积“塌方”。&&&&在这所院校渐渐远离国家法学教育主管者的视线时，香港阳光卫视将西南录制进入中国百名学府，以人文解构和精神归宿的视角把这所院校带入国内外观众的视野，这种与211工程相左的做法，多少有些耐人寻味，中国法学教育的前途命运和改革者的真理，却要靠若干年后实践的检验结果来证明。而同时期的其他大部分法学院校，基本上与西南保持了同步的发展曲线，在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中，出现了吉林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综合性“航空母舰”和对北京众多高校升级换代式的大批次资金投入，法学教育的诸多资源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集中地倾向与北京和上述综合性大学。在当时的社会，这就成了包括法学教育改革在内的结构性调整大趋势，行政主导的“优胜劣汰”成为必然规律。困境与转型&&&&进入21世纪，法学教育在校际和国际间的交流增多，不少院校在内外建设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面临共同的体制困境，不少学校都打出了转型牌，寻求新的法学教育重点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和酝酿，西南首先推出了西南法学论坛。在疲软的学术氛围里，论坛逐渐成了西南政法大学的一面旗帜。它的形式正如当地的火锅一样，充满了浓烈辛辣的味道，这让它在业内变得赫赫有名，从而成为凝聚西南政法大学精神和情感的最新核心。论坛的成功激发了西南人的斗志，他们开始在教学、学术和管理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时期，改革成为法学教育的关键词。&&&&2002年，非常值得一提的改革是国家司法考试，这场被称为“天下第一考”的考试制度成为中国几年法制史上最大的变革之一。它带来了系列的影响，其中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尤甚，褒贬争执之下渐成贬势，这大大超呼首倡者贺卫方的设想和美好愿望。应试教育下，只要是关系个人前途命运的考试向来是义无返顾过“独木桥”式的残酷竞争。中国法学教育的指挥棒渐渐为司法考试所左右，西南作为一所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院校自然身在其中。如今的法学院学生除了备战英语、计算机考试，还要应付比任何考试都重要的司法考试，无数学生（社会人员）象被司法考试这个最高统帅指挥的千军万马，发疯似的拼着命冲锋陷阵，一年、两年……至死方休。&&&&&那些毕业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为解决问题提出的策略，10年后、20年后、30年后都成为被解决的问题……如此循环，终究应了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高校大规模扩张和研究生2年制的改革刚一提出就有人出来质疑，但很快就被大势淹没，他们听不了不同意见。如今，当年解决问题的策略成了今天的问题，伴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滑坡的巨大影响，大部分法学毕业生被卷入数百万的高校失业大军，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时间、青春和金钱，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历尽千辛万苦的农村学生还可能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执政党的信心。&&&&在全国众多的法学院校中，西南的就业形势一直较为乐观，但最近几年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2003年以前，西南的就业率一直居于法学院校前列，个别院系多年保持在95%以上的记录，西南的毕业生大部分进入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遍布包括公检法司在内的各个领域。如今，严峻的就业形式几乎把学校急白了头，西南的就业部门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建立了促进就业机构，利用包括校友在内的各种资源为毕业生找寻一职。西南之外还有五院，五院之外还有四系，五院四系之外还有600多个法学专业院系，法学就业形势全面告急，这就是目前所有法学教育院校面临的最大政治性问题。舒扬甚至在2008年所著的一本名为《我们的1978——西南政法学院纪事》中直言不讳：有意报考西南政法大学的学子可以放缓脚步，好好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光明前途&&&&－4日，改革开放与中国法制建设30年论坛暨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30周年纪念大会在西南的渝北校区举行。包括五院四系在内的全部重要法学院校、科研机构负责人、知名学者、教授齐集一堂，以非常隆重的形式纪念改革开放、法治建设、法学复招以及西南复校30周年，会场内外基本可见当前中国全部中青年法学名家，大家以研讨的形式回顾了30年中国法治的曲折历程。与其说这是法治建设30年的总结，不如说这是30年法学教育成果的展示。透过它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在法学教育上的艰难过去和美好未来。&&&&进入2009年，我们有理由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法学教育以及任何与法学教育有关的人和事。6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法学教育也象其他很多重大领域的历史一样被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后30年劫后重生，前途光明。对于中国法学教育创造的辉煌，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词：&&&&三十年，创造了法科黄埔歌乐山下的奇迹三十年，承继了未名湖边的百年弦歌三十年，衬绿了小月河畔法大门前的株株垂柳三十年，谱写了历史与法学的美丽而绚烂的神话三十年，凸现了对权利与正义曲折而执着的追求同一个三十年，也记载了中国法科精神的凤凰涅槃。&&&&当我们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欢呼雀跃进行重大纪念活动时，我们也理所当然应对她各条战线上的“功臣”进行表彰或纪念。在法学教育领域，请记住这些人，他们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中流砥柱和日月星宿（名单来自于《中国当代法学名家》首批收录的176名法学名家）：&&&&法学理论：付子堂　葛洪义　郭道晖　郝铁川　贺卫方　李步云　李　林　李　龙　刘　瀚　刘作翔　吕世伦　沈宗灵　石泰峰　舒国滢　孙国华　孙笑侠　王晨光　谢　晖　信春鹰　张文显　朱景文　卓泽渊&&&&法律史：陈盛清　范忠信　高　恒　韩延龙　何勤华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蒲　坚　邱远猷　吴建璠　武树臣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张晋藩　朱　勇&&&&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陈云生　方世荣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许崇德　杨海坤&&袁曙宏　张光博　张庆福　张树义　周叶中　朱维究&&&&刑法学：曹子丹　陈明华　陈兴良　储槐植　高铭暄　顾肖荣　何秉松　何　鹏　姜　伟　康树华　梁华仁　罗大华　马克昌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孙　谦　王作富　张明楷　张智辉　赵秉志　周道鸾&&&&民商法学：崔建远　范　健　顾功耘　关　怀　郭明瑞　江　平　梁慧星　刘春田　刘凯湘　龙翼飞　马俊驹　沈四宝　石少侠　司玉琢　孙宪忠　覃有土　王利明　王卫国　魏振瀛　巫昌祯　吴汉东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尹　田　赵旭东　郑成思&&&&诉讼法学：卞建林　常　怡　陈光中　陈桂明　陈瑞华　陈卫东　崔　敏　樊崇义　顾培东　江　伟　景汉朝　李　浩　刘家兴　龙宗智　沈达明　宋英辉　谭　兵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徐静村　严　端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经济法学：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　杰　杨紫烜　张守文&&种明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吕忠梅&&&&国际法学：陈　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韩德培　黄　进　李双元　梁　西　刘楠来　饶戈平　芮　沐　余劲松　曾令良　张乃根　周忠海&&&&军事法学：丛文胜　顾德欣　李　昂　图　们　张建田&&&&（名单中没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厦门大学徐国栋，不知何因，可能不在此批，笔者在此单列）&&&&&&后记&&&&在大陆不同寻常的法学教育发展历程之外，港澳台的法学教育情况也应当纳入中国法学教育的回顾和思考，只是限于认识能力和资源取得的不易，笔者无法考证，此为一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由台湾人投资，采用教授自治的管理模式，据说有“一流博士生源、学术氛围浓厚、研究成果显著、学术新星璀璨、导师阵容强大和学术交流频繁”的特点，受到罗豪才和连战的关注，也很值得研究，笔者依然基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无法学习考证，此为二憾。前几年流行大学排名，法学教育院校也在其中，后来曝出排名要钱的“潜规则”，现在所谓的排名多半被大家嗤之以鼻，但是按照通说，以下几点似乎可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综合实力甚强，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水平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阵容强大，中国政法大学终将成为法学教育的重镇……但笔者在文中未能对其点墨眷顾，此为三憾。更为紧要的，笔者未能提炼和概括出法学教育的阶段、主要教育思想和发展规律，对各时期发展的理解也很凌乱，此为四憾。&&&&另，成文后，笔者对上述所言感到深深的不安，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由于本人并非法学科班出身，仅凭一腔喜好，难以身临其境体验个中情势，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文字不可避免；其二，行文仅从描述的角度回顾法学教育历程，不作深入考究和评论，笔者对法学教育并未形成系统的认识，更未形成固化的理论和观点；其三，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难免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在此向事实本身和当事人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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