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十五年前的初中毕业照,由青春少年猛然走近中年,感动的热泪盈眶的近义词,突然想起朱自清的《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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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婚恋史(第一编)
第一编& 青少年时,爱恋萌动
童年时期懵懂的爱恋
儿时的一桩婚事
我的故乡潍县是1948年春天解放的,在解放前一两年,父母给我订了一门亲。
解放之前,潍县周围很多地方都已是八路的天下了,只有潍县城和沿胶济铁路线的地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村离县城很近,还是国民党的地盘。八路就要打来了,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说八路共产共妻的,有说八路找媳妇不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见大闺女就拉去自由恋爱的。这以来,家里有闺女没找婆家的害怕了,纷纷给闺女找婆家,有的抓紧时间把闺女嫁出去,有的先订下亲,到时候看事不好,就把闺女送到婆家去。
我家门上有个二婶子,她娘家有个侄女,叫“秀”,已经十五虚岁了,本来这个年龄还不到找婆家的时候,可听到那些谣传,就急火着要找主。
我打小就挺受二婶子喜欢,总说我是个好孩子。在给她侄女物色对象的时候,就挑上我了。她去和我父母说这事儿,我父母说,孩子还小,虚岁才十一,不用急。二婶子说十来岁不算小了,也该找了。我父母又嫌女的大四岁,二婶子说“女大三,抱金砖”,大三四岁正合适。又说她侄女怎么怎么懂事,怎么怎么手巧能干活。当时,社会上还有大媳妇找小女婿的习俗,我父母考虑了一番,觉得早找下也好,了了块心事,就同意了。
记得那是夏天,我放学回家,一进大门,见在大门洞里放着吃饭用的那张矮桌,桌上有红纸,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正伏桌用毛笔写着什么。原来父亲正在写“柬”。那时订婚要“送柬”。“送柬”也叫“传启”“换柬”“换帖”,送了柬,就算确立了婚姻关系,是婚嫁的一个重要步骤。那柬上有一些程式化的文字。我父亲下学后曾在一个村里当过三年教师,那时的老师有个义务,要为村里的红白喜事负责写一应的书面东西,所以父亲是写这类东西的。父亲自己会,不用去找老师了,自己写。“柬”上写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写出柬来,放在一个红色的盒子里,里面还要附上一些礼物,由二婶子送去了。一两天后,她又把女方的回贴送到我家,也是用那红盒子盛着,里面也有礼物,是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
送了柬,我就算有媳妇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感觉。有时也想:我那媳妇长得俊不俊?脾气好不好?对我爹娘孝顺不?拿着我好不好啊?但也只是偶尔想想,一会儿就忘了,我还照常上学,玩耍,我还是我,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嘛!
一两年后,潍县城被许世友的部队打下来了,我的家乡自然也解放了,女孩子却也啥事没有,我那媳妇也就没忙着送来我家。媳妇啥模样,我还没见过。直到我上高小时,才见到她。
解放前我已上高小了,是在我们村南不远的一个叫“石沟河”的村里上的。才上了不到一学期,就开始了打潍县,学校就解散了,我也就失学在家。到1950年初,我又上高小,但石沟河的高小还没恢复,就只能到张友家完小去上了。紧靠白浪河西沿的张友家是个大集镇,区政府就设在那里,还有个不小的完全小学,我就去那小学插班学习。虽只在那个村上了一年学,那村、那校、那集,却给了我深深的印象,我的中篇小说《麦黄杏》就是以那村为背景写的。
1958年修白浪河水库时,张友家村迁走了。直到现在,我每当看到那片浩渺的大水时,心里总要念叨“这水底下淹没着我多少少年时的欢乐和梦想啊”!
淹没着的还有我儿时那段似真似幻的婚姻的记忆——给我找的那个媳妇正是张友家村人。
我去那个村上学,心里想,这回就能见到我媳妇了!虽然还没有什么感情,也不是什么恋爱,但心里隐约有一种甜甜的期盼。
那村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好多,有时会在街上碰到几个,但我不知道哪个是我媳妇。有丑的也有俊的,心里企盼着那俊的是我的那个“她”。
我是插班生,在我来之前,5年级考试得第一名的是我媳妇的一个堂兄弟,叫什么什么“明”,那是她们家族的骄傲。在我参加的第一次考试中,我得了第一名。当时重要考试都要张榜,那榜就贴在村里大街的墙上,我的名字赫然居于首位,超过了那个“明”,被同学称为“赛孔明”。我媳妇家族更骄傲了,儿子、女婿考一二名,在全村也成了佳话。此后,一些人就注意我了,有时我走在街上,就有人指指画画,说我就是秀的女婿,尤其是那些与秀同龄的女孩子,见了我都要嘻嘻哈哈地指着我叫我“秀女婿”。
但我仍然不认识我的“秀”。直到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才见到了她。
在刚解放学校解散我失学的那两年里,记得很清楚,那是日,我入了团。当时不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们村一同入团的有十来个,有男的,也有女的。举行完入团仪式,接着成立了团支部,我被指定为支部书记。别看我年龄最小,刚够14虚岁,我却发挥了一个团支书的作用,在那两年里,我带领团员青年参加了我们村的土改、动员参军等活动,我参加过县里举行的团代会,在我们区里很有点名声。所以我成了张友家完小学生不久,就选举我当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全校就那么一个团支部,连老师中的团员都受我这个团支书的领导。
有一次,开全校团员会,连高年级非团员学生也参加了,村里的十多个“识字班”也列席了那会,她们席地坐在那座大屋子的南边一排。我忘了开会的内容了,反正有一个项目是我这个团支书讲话。当我一上讲台,识字班那边就活跃起来了,不太有规矩的那些女子一起指画着看她们中的一个,而被看的那个坐在那里,把头埋到竖起来的两个膝盖之间,一动也不动。有的拉她的胳膊让她抬起头来,她也不抬。我在讲台上讲着话,向那边看了两眼,知道那个低着头的就一定是我媳妇秀了。我赶忙收回目光,一边讲着,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看着那边。她始终没把头抬起来,没看到她的模样。直到散会往外走了,才远远地看了一眼她的脸,感觉还不错。
以后在我们到街上活动的时候,又看到过她,但她一见我就低头走开了,未说一句话。
从我们村到学校,有5华里,要挽起裤腿子提着鞋趟过那条水不深河面却很宽的白浪河才能到学校。暖和时候趟河是种乐趣,一到天冷,就要受罪了。每年阴历十月一,要在河上搭起一条长长的木桥供行人过往,那桥很窄很窄,走在上面很不安全。这年秋天,我村几个学生的家长就张友家的亲戚给找了一处叫“炉屋”的烤烟房,我们几人就在里面住下了。那炉屋的门开在东山墙上,门外是个广场,靠门的北旁是一个磨屋,小广场南面靠东的一面是一家人家,大门向北,离我们住的炉屋有二三十米。人家的西面和南面是场院,场院南边是一片杏树。
我们在那炉屋里住下后,我才知道,那家人家原来就是我媳妇的家,有几次我回“宿舍”看到过一个老婆从那大门里出来到场院里去,她向我看了看就走过去了,我断定那就是我的丈母娘,也见过一个大汉出进那大门,那八成是我的丈人了。我想看见我的秀,却一次也没看见。我们只早起晚归地在那里睡觉,白天不回去,这是我见不到她的原因。
有一天课间操时间,我跑回去拿点什么。到了那敞着门的磨屋门口,见牲口拉着磨转,有一人坐在一角罗面,我一看,那人正是秀。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停在门外向她看着,她也发现了我,停下手里的罗,抬头看着我,四目相对。我意识到眼前没有别人,正是与她说几句话的难得机会,但我又不知说什么,勇气也没鼓起来。见她看了我一会儿,便把目光收回,又低头罗起她的面来,我也就打消了与她说话的念头,赶忙到炉屋里拿了东西跑回去了。
现在的人一定不理解,怎么那么封建!是的,当时就是那么封建,封建得两个已送了柬相当于登了记已有正式的夫妻名分的人,见了面,身旁又没有别人,都不好意思说句话儿!
年轻人害羞,连老人也那么害羞吗?明明认得我是他们的女婿,而且是个为他们争面子女婿,怎么看见了连句话都不说?照理,应该把我叫了家去,说说话,甚至吃顿饭,也不是不应该,却几次看见我,推当不认识。
我当时十分喜欢看书,但家里的能借到的书都已看熟了,得不到别的书看。我听二婶子说秀家里有些书,真希望到她家拿书看,人家却不给我这个机会!她家场院里有许多杏树,麦黄以后各种杏就陆续熟了,黄黄的,红红的,镶嵌在绿云般的树叶里,像满天的星星。老师带我们去那一溜场院里出操,我看见那些杏子,直咽口水。可我连她家的杏子味也没闻到过。
很快到了寒假,我背着行李回家了。过了年,张友家完小在石沟河村设立了分校,白浪河以东的学生都到分校上学了,于是,我不再到张友家我媳妇那个村了,打那后,就更没有看见我那媳妇的机会了。其实,也无所谓,原本就和那个秀没建立起什么感情,把那人当我媳妇,只是觉得好玩,有意思,没觉得将来要和那个人过一辈子。也许,我还是个孩子,不到那个年龄,身体里面还没有激起情愫的何尔蒙,这是觉得无所谓的原因。还有个原因,那时我虽年幼,却已有了一些志向,决心要好好读书,读出个名堂来,“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已进入了我脑子里,觉得只要读好了书,找个“颜如玉”的媳妇不成问题,何必早忙活这事儿!当然,在她村一年,未受到应有的对待,也是原因。
我们几个男生在宿舍里说闲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当时正宣传的《婚姻法》上来。那时,学校组织学生到处宣传国家法令,其中就有《婚姻法》,那上边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的内容。原来,我们几人都有父母包办订婚的媳妇。一个同学说,咱为什么不把这婚事退了!大家一听,觉得对,这也是带头执行国家法律的实际行动啊。说退就退,当时就找来纸笔写起信来。信写好了,马上就到街上的邮政代办所投了出去。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谁也没想到这事得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我们都有种自己为自己做了一次主的快感。
我回家时跟你母说了这事儿,父亲是党员,乡干部,当然没有反对,母亲觉得有点儿可惜,又觉得在我那作媒的二婶子面前不好说话,但又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不愁媳妇,也就没说什么。送柬三四年了,双方从来没有任何来往,我在女方村里上了一年学,从来没有对我有什么表示,父母也觉得过于冷淡了自己的孩子,太不近人情,这也是父母默认了我的草率做法的原因。
信寄出去,我以为女方会有什么回音,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于是想,那个秀也和我想的一样,原来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正好,省得麻烦。
但我想错了,对方的反应还是相当激烈的。
我家门上有个三嫂,我知道她娘家是张友家村,却不知她是我那个“原准媳妇”的近邻。我多少年工作在外,很少有和三嫂在一起说说话的机会,从来没说起秀来。到我们都上了年纪的时候,有一次和三嫂啦了一次长呱,终于说起了秀的事儿。她说,当年秀在收到我的信后,寻死觅活地大哭了几天,一边哭,一边大骂我的一个姓张的女同学,还剪了个纸人,上面写上我同学的名字,点上香,把纸人烧了,咒她不得好死。我一听,觉得好笑,想起《红楼梦》里赵姨娘用马道婆的妖术剪纸人咒宝玉、凤姐的情节来。
原来是这样:在那年的秋天,班里突然来了个叫张英的女同学。那女生来自城市,带有一种与庄户女孩迥然不同的气质,人长得也漂亮,不但成了校花为人瞩目,也成了村里女孩子艳羡的对象。到过了年设石沟河分校的时候,她和我一样,家是白浪河东,自然成了分校的学生。我那个秀无端地认定我到分校后看上了那个女生,才与她拉倒的。她的理由是,为什么在自己村里上学时不提出拉倒,两人一到分校就写了那信,一定是两人好上了。
这虽然可以看出秀这个人心眼促狭,无知愚昧,却也可知她对我并不是无所谓的,还是很在乎的,这令我感动。不过,她无来由地咒骂那个张英同学,却是太离谱了!其实,那女同学虽然长得出众,我却对她不感兴趣,我那时对任管什么女孩子都不感兴趣,何况那张英的“洋气”我并不欣赏,对她光知道打扮不知道学习我甚是瞧之不起。
秀只在家里魇魔法诅咒张英而没有写信骂我,我有点儿感动,又一想,她怕是凭识字班识的那几个字还达不到会写信的水平吧!
以后我知道了那个秀嫁给了我邻村的一个同学,那同学在公社的一个部门工作,有一年我还见过他。我想问问他和秀过得怎么样,没好意思开口。
有一次,我母亲在家里突然向我和我父亲说:“咱亏了没要那个秀。”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她赶集遇到了我那个要了秀的同学的娘,两个村离得太近了,母亲和那人早就认识,那人对我母亲说:“嫂子,你有福,没要那个东西!”我娘问怎么了,同学母亲说:“那是个‘没理混’,天天找事和我打,没法和她在一起过了!哎,简直是个畜类!”
我深为纳罕并庆幸!
与一个小女孩的童真感情
两旁是房子,中间夹一条不怎么宽的通道,这种民居形式到处都有,叫法不同:北京叫胡同,上海叫里弄,很多地方叫巷子,我们那里叫“过道”。
在我家住的那条过道里,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家“拾”来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和我年龄相仿,有时在一块玩。一两年后,她妈死了,后妈叫她背着篓子到坡野里割草喂驴。我家也养着驴,我也去割草,常在坡里见到那小女孩,有时一块儿在田埂地边捕蚂蚱挖田鼠,在一起过家家。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过家家,像两口人那样亲热。我问起她在家里的情况,她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衣裳,哭着说了些在家里受的苦。我很同情她,打那以后,我常帮她割草,有时还拿东西给她吃。
以后她在坡里被她的亲爹领走了,我与那小女孩的童真友情也就结束了。大概过了不到一年,我在街上突然看到了她,她抱着后娘生的弟弟,和几个妇女说话。我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我,眼里都有好多话,但一句也没说,我就走了。我听说,那是她父亲领她来感谢这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
以后听说,她长大了嫁到东北去了。曾在那些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来过我村看望她的养父养母。见过她的人说,又白又胖,是个很门面的中年妇女了。
虽然再未与她见面,也未通音耗,但我一直没忘了她,那段童稚的情谊永远刻在我心上。
前几年,我对写小说感起了兴趣。搞文学创作的人,大都是先从自己的幼年生活写起。我也是先回想了自己小时候的事,写了几篇幼时的故事,这其中就有对那小女孩的回忆。填枝加叶地编成了一个完整故事,写成了一万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小说《蝶儿》,收在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舍身崖》中。
这小说我尽量以孩子的心理、情态来写,儿童之间那种特有的幼稚、质朴、童真,基本上算写得很好。在情节上加了一点日本人的暴行,在抗日这个层面上深化了主题。在语言的运用上,我尽量写得轻松活泼生动一些,很为读者欣赏。其中写“我”家的草驴和她家的叫驴吃草的不同风格,钧淇、丁一、传渝等三人在评论我的作品文章中,不约而同地引出来作了赏析。那段话是这样:
我家那是一头“草驴”,个儿不怎么高,长得挺秀气,具有女性的
柔美。吃起草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到嘴里嚼半天才咽下去,文文
雅雅的。她家那头驴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那是头大“叫驴”,是个
人高马大的男子汉,饭量特大。吃起草来嘴像个小簸箕似的,两片驴唇
一踅摸,一大绺子草就进到了嘴里,也不怎么嚼,就顺着那长长的脖子
咽到了肚子里。
去年春,我见有中国小说学会《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征稿启事,就把《蝶儿》投了去。反正从网上投不用费事也不用花钱,试试罢了,没抱多大希望,投出去也就忘了这码子事。两三个月后,突然收到了中国小说学会的来信,原来是我的《蝶儿》得了个二等奖。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了。以前我的散文得过一些奖,都打着“全国”的旗号,但小说却从来没得过奖。不要光看“全国”字样,那些打着全国旗号的大赛,往往是一些杂志社办的,有的则是一些全国学会的下属分枝办的,而这次全国短篇小说大赛,是“中国小说学会”办的,所得之奖明显含金量要高得多。
大赛之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很正规地出了一本像《辞海》合订本那样厚的《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集》。
今年春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包《青年作家》杂志,我纳闷:给我这老头子寄什么“青年作家”啊?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青年作家学会”要出他们的会刊《青年作家》了,以逸待劳,擎现成从“中国小说学会”出的《获奖作品选》中选了一小部分作了他们会刊的内容。选时,他们只看作品,没管是不是“青年”人写的,我的《蝶儿》入选,于是我就叨光成了“青年”了!为这事,我还写了篇《啊啊!我成青年了》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
中学时期爱恋的萌动
一次被中止的夜谈
1952年中小学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我在石沟河分校上到暑假,就小学毕业考中学了。那一年中学很难考,二十多个考生取一个,我却顺利地考取了潍坊一中。我们石沟河分校两个班考上的的,只我一人,随后在补招中才又有两人考取。
我上中学是从16到22岁这个年龄段,正处在“青春期”,也就是从少年转变成青年的那段时期。人在这个期间,嘴上的绒毛渐渐变黑,喉节慢慢突起,说话声音变粗,在我身上显现出了“第二性征”。随着这些变化,心理、心情也有了变化,常常有种莫明其妙的忧郁情绪,对女孩子也爱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扫人家几眼,对异性兴趣日益加浓了。
有的同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早恋。或同学之间,或与家乡的意中人。我们班里那终成眷属的一对,就是在刚上高一不久恋上的,至今还记得他们那些送眼神传秋波的样子。
我因在小学阶段失过两年学,在班里属于年龄偏大的,但拿定主意不在中学时期谈恋爱。一是我因担任团干部,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不想再去分心。二是,班里的女生我都觉得太一般,没有特别值得我去浪费感情的。
但年龄到了,体内的荷尔蒙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发挥起作用来,时不时地会有莫可名状的骚动,甚至是想入非非。但我是能守得住“发乎情而止乎礼”这古训的,不过这里的“礼”应换成“理”,指我的理智。
但终于在得到一位不错的女生的青睐后,我也投桃报李地对她感起兴趣来。
在高二时,学校里决定要文娱会演,一个班出一块节目。同年级的乙班有会拉会唱的,排了块小吕剧《喝面叶》,我们甲班没有那样的人才,就排了块独幕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我担任男一号,局长,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就到男生宿舍里对词、排练。团支部宣传委员是个叫“榕”的女同学。宣传委员自然要负责节目排演这事儿,从开始确定角色,她就力推我演那主角。以后从对词到拉场排演,她每次必到,充当了导演一职。我分明感觉到,她对我特别关注,她身上像有一种电波一样,时时地发射到我身上,弄得我不自在,却又觉得很受用。
排练好了,也到了会演的时间了。榕在我化装上特别尽心,给我借来了笔挺的中山装,锃亮的皮鞋。有了这些行头还不行,她还领我到东关西门里一家档次很高的理发馆理了发,吹了风,打了油。女生陪一个男生去城里理发,一般应是两个女生,但她没叫别人,只她自己陪我。理发师给我弄完了头发,她反复地端相着我,说这里不行,师傅就再摆理一下,她看了半天,又说那里有毛病,师傅就再弄弄,她指导着师傅反复了好几次,才算中了。一个女生靠得那么近,眼直勾勾地看一个男生,按说是不合适的,但这是她的工作,是理直气壮的,不过我觉得出她太过于了,我像是她的一件雕塑作品,在反复塑造着,欣赏着。当时我就明显觉得出她对我的那份好感。
应该说她是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女孩,长的好,学习也不错,很有活动能力,给人种很成熟的感觉。我怪自己以前没发现她其实是很可爱的,也为她对自己的分外好感而感动。但我仍无与之恋爱的想法,觉得这不是时候。
在文艺会演后的一天,她约我下了晚自习留在教室里研究一下宣传工作。我是团支部书记,对支部宣传委员工作方面的约请没有拒绝的理由,但对她选择的时间觉得有点不合适。又一想,却又觉得也行,谈工作嘛,啥时候不行。
晚自习下了,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我照例是走得最晚的一个,因为我拿着教室的钥匙。同学们都走了,别班教室里的灯都已熄灭,只我班的教室还亮着。我拿着挂锁站在教室门口,做出就要熄灯锁门的样子。这时,黑影里见她从那排教室的一头回来了。我俩进了教室,在一张课桌的两边坐下来。她说“把灯熄灭了吧,省得叫人看见过了熄灭灯时间还不熄灭灯。”还没等我说什么,她站起来去拉了灯绳。这时正有下弦月挂在西边的天上,从玻璃窗上射进的月光把屋里照得似明不明,似暗不暗的。我说把门开开一扇吧,省得有人发现说不清道不明,她说反正咱教室是最前边的一排,晚上没人从这里走。我就起身把门敞开了一半,月光平铺进来,疑是地上霜。
我俩开始谈工作,大约谈了有十来分钟,突然听到门外喊:“谁在里面?”
我俩的谈话戛然而止。站起来正要走出去,江老师进来了。
江老师是教我们三角的数学老师。旧金陵大学毕业,课教得很好,是当时学校里的名师。但这人脾气有点古怪,一是说他敢于抗上,不把领导放在眼里;二是说他是个悭吝人。他是中学三级教师,挣钱数他多,他却不舍得多花一个钱。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当时谈对象都要到电影院看场电影,到了影院他只买了他的票,叫女子自己买票,气得女的转身就走了。是不是因为传说的这事儿他没找到伴侣我不知道,反正教我们的时候他还打着光棍儿。也许他单身生活有晚上在校园里转一转的习惯,那晚竟然转到我们的教室前了。显然,是他见我们的教室敞着门,以为是学生忘记关门了,正要替我们把门关上,却听到里面有人说话,于是就走进来问我们。很明显,他对一男一女那么晚了黑着灯在一起产生了疑问,别看他是老单身,却对男女的事儿很敏感。
我们的谈话还在谈“工作”的范畴中,就被江老师打断了,我们只好中止了这次谈话,锁门各回宿舍了。我不知若是谈完了“工作”,谈话内容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知道那次谈话若谈到自然终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因为谈话的主导权操在她手里。我只知道,那第一次谈话以后,再没有第二次了。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填了山东大学,她也填了这个大学。我因父亲是右派被打入“控制录取”一档,到曲师上专科去了,她却考入了山大。前几年听我高中老同学说,榕去了河南省,在一个地级大城市的教研室工作,好像还混上了一官半职。可惜,前几年她已不在人世了!我知道了这噩耗,心里很是痛苦。我很想有机会再见她一面,譬如老同学聚会。见到她时,我会问她还记得那个下弦月的晚上不。
曾去一个女同学家的家
高中时,曾到过一个女同学的家,事儿很平常,印象却都很深,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人都老了,也忘不了。
大概是在初三,从南方转来的一个女生插到我们班里,长得挺小家碧主的,很好看。到高中,我和那女生又分在了一个班。她个儿矮,坐在第一排的一边,像个小巧玲珑的工艺品摆在那里,背上肯定是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眼球。
我喜欢这女生,也的确像喜欢一件工艺品一样,并不关涉爱恋。人都喜欢品位高档的艺术品,见了和田玉摆件,寿山石印章,红丝砚池,肯定是要把玩观赏,爱不释手的,但有对工艺品产生过情爱之心的吗?肯定是没有的。我对这工艺品女生正是这样,只是喜欢,并不爱恋。
我家在潍坊市南30里的农村里,那时没有自行车,每当回家,大都是徒步拿两脚走。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背着书包离开学校,穿过一条条街巷,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前面路上有个女孩在往前走,觉得有点儿眼熟,但没怎么在意,继续走我的路。我的行速快,一会儿撵上了那女孩,哎,这不是“工艺品”吗?我叫了她一声,她回头一看是我,朝我绽开了一脸灿烂的笑容,问我这是上哪里去,我说回家。一问她,这才知道她家正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于是我和她就结伴前行,一边说着闲话。
不多会儿,过了白浪河的一座桥,就到了青年路北口了。她说她家就在前面不远处,“到我家坐会吧!”我说你父母在家,我不去。她说,她爸妈不在家,在外面做事,不黑天不回家,家里也没有别的人。我说那好吧。说着说着,来到了她家门口。
我一看,这是青年路北头路东的一片平房靠街的一排,并摆着有几十间,一间朝街一个门,她家是其中之一。显然,这是为安置市民利用这块地方盖的一片简易房。
只见她从书包里找出钥匙,开了门,把我让进去。进门一看,只见是把一间屋间成了外、中、内三个空间,外间是用来做饭吃饭兼会见客人的。要是一般的客人来了,只坐在外间的板凳上就行了,我是她同学,特为叫我穿过她父母的卧室中间进到了做为她的卧室的里间。里间没有坐具,就叫我坐在了她的床沿上,她也坐在上面,两人并摆着说起话来。
家里很逼仄,但收拾得很整饬洁净。外间墙上有毛主席像,中间墙上好像没贴个么,她的绣房的墙上却贴着不少从电影画报上剪下的演员照像,
装点出一个少女卧室的特有氛围。
说了些什么,好像都是些学校里、班里的的平常话题,因为很平常,所以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说她是从云南随父母迁回来的,她父亲好像是南下军人,复原后回了原籍。
单独和一个女同学在她的绣房里坐得这么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是喜悦,是兴奋,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天有点热,她觉得这是在自己家里,无所谓,就把外面的衣裳脱去一层,这一来,她那曲线,那线条,更加明显地显现了出来。我甚至不敢看,心里那种动物性的冲动在一突一突的。差不多是到了临界线了,我硬是让理智给平复下来,仍然是一句带有邪念的话没说,连手都没拉一下。
天色将晚,我说我该走了,她说也好,父母一会儿也该回家了,于是,她穿好了衣服,说我送送你,就锁好门,陪我一起向南走去。一会儿到了公园南头,她说再到公园里坐会儿吧,两人就进了公园。公园南门里靠河的一侧是一座土山,就上到山顶,在一个从山下看不到的合适地方坐下,继续说话。虽然是一些平常话,显然她还没有说够,这才又邀我在那山上又说了好一会儿,我这才和她分手。说是“分手”,其实是连手也没有拉一下的。
这次去这女生家,她的闺房成了我和她两个人的世界,本该发生的一些事儿什么也没发生。其实这是对我的一次严峻的考验,我甚至很欣赏起自己的控制力来。在她卧室里,她是给了我一张她的单人照的,一个半身被一枚叶型画框框在里面。我在独自回家的路上,就拿出来看了多次,并几次贴在了嘴唇上。
那以后,再没去过她家,在班里也和以前没有任何一样,直到毕业高考。
是我工作以后的一个暑假,我骑自行去潍坊百货大楼买东西。在大楼里买了东西,逛了一会,要下楼走了,从二楼窗上看自己停车子的地方,不见了自己的车子。我大惊,赶忙下楼,站在楼门台阶上用眼搜寻,一看,笑了,原来是三四个女孩子在围着我的车子说话,有的扶着车把,有的扶着后座,旁边放着扫帚、水桶、推土小车,我这才看明白,原来是一些扫大街的人累了,在扶着我的车子休息,竟然把自行车遮没了。
我一看,其中一个背对我站着的,眼熟,细看,原来是我去过她家的那个女生!
在当时,虽然一再宣传干什么工作都光荣,还流行一块歌唱炊事员、理发员、保洁员等“八大员”的节目,但一个扫大街的,还是被人瞧之不起的。我知道让这女同学认出我来,她一定会不好意思,于是我退回到门里,隔着门玻璃注视着。一会儿,就见那些女子离开了我的车子,拿起她们的工具走了,我这才骑上失而复得的车子走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纳罕不已。这女生一准是没考上学,又没复读,就就工当了街道保洁员。
后来,我和我同班同学曹允范数点起老同学来,才知道这女生是没考上学,以后去了新疆,再就没有音讯了。那年,我班有十来个同学没考上大学,大多是政审不合格,其中有六七个是学习拔尖的。显然这女生不是政治原因。
再后来,在北京见到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曾是那小女生的闺密,曾说起小女生和别班的一个男生谈恋爱,谈得很热乎。我这才知道她为会么当了光荣的“八大员”了。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请我顺路去她家那一次之后,再没请我去了。
老师做了丑事欲嫁祸于我
我在初中时,正是建国之初,新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教师,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旧政权存在时的各类知识分子。记得我们的老师有旧县长,有旧法官,有旧警宪人员,也有旧时学校的教师,但不多。教我们语文并担任班主任的汪老师就是上海的一个旧法官。同学中传说他参与过审陈独秀。
汪老师有四十多岁,高个儿,人长得很帅,而且很注意仪表。他长的是“全腮胡”,每天刮一次脸,从不间断,什么时候看到他,都是青森森的一张光滑的脸。
这老师不光仪表不俗,而且知识丰富,课讲得好,很受同学们欢迎。我作为班里的主要干部,很受他的信任,也常在作文课上读我的作文。
这老师是被招用的旧职人员,给他工作就不错了,没照顾他的家庭,只他一人被安排在北方,他的妻子留在了上海,他一年也未必能回去一趟。常年独单的生活,再加上干旧职时养成的习性未得到改造,这就使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是我初一下学期开始给我们当班主任的。大概是初二上学期,我知道了这老师的一个问题。
有一天,班里的一个姓于的女生突然找到我,给我说了班主任的一件事。我是学校团委委员兼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在班里还是很受同学们信赖的。这女同学跟我说,她家十分贫困,母亲帮人家洗洗缝缝挣点钱补贴家用。她常把给老师洗好的衣服给他送到宿舍里,老师几次对她有些异样的表情让她害怕。这还不说,上个星期天把她叫到了西城墙上那无人的地方,给她说喜欢她,只要她答应,他马上回上海去打离婚,只要答应,以后她的上学问题、家庭困难问题,就都不成问题了。没想到老师会说这个,把这女生吓得跑走了。
我一听,也吓得心里怦怦跳,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不知该对女同学说什么。我静了静,才跟她说,老师还不到老年,长期独自一人在这里,难怪他有些非分之想。这事不应声张,要叫领导知道了,对他对你都不是好事。你今后就别收他的衣服了,处处小心着她就是了。若他再来纠缠,再说。她接受了我的意见。
事后细想,这女生单独向我说这样的事儿,除了对我这当团支书的信赖以外,一定是对我有好感。其实我给好出的主意,她自己也能想到,何必找我诉说。我那时太小,还想不到深处,没当一会事儿。那女同学以后很正常,也很用功,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
这事儿似乎在我对情爱懵懂状态上剌了一针,而老师的另一件事,则给了我极大振动。
我们班有个叫常云(不是真名)的女同学,是城里人,人长得中人以上,比较活泼,人很聪明,学习成绩不错。担任着团支部的一个委员。
有一次我们全体师生到新华影剧院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判决了全市教育界的一些罪犯。其中有一个在城里小学的老师,叫陆强,因奸污了好几个女学生而判处了死刑。会后,渐渐传开,我班的常云就是几个女孩子中的一个。过了一段时间,传言也就自生自灭了,没人再去注意那个女生。
但显然,老师是注意了。老师是个“过来人”,对男女的事一定是谙熟的,他利用了那个女生有过性生活的心理上的弱点。
到了初三,有一天班主任汪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屋里去,让我坐下,然后就说我是个诚实的学生,从来不说谎话。老师怎么突然说这个,我一头雾水。老师专入正题,问我你和常云关系怎么样,我说很好啊,都在一个团支委里,接触比较多。老师说,你和她有恋爱关系,这我有证据,希望你说实话。我一听,大惊,也大怒,用很不客气的语调质问老师,你为什么平白无故诬陷我!你不是有证据吗,拿出来!
老师说出了“证据”。
有一天,我们团支部的人到学校西邻的合作干校礼堂参加了一个什么会,散会后,大多数同学从学校的侧便门回校,我看人多拥挤,就走一条斜路到南校门,这路远一点,但人少。没想到常云也走这里,于是我就和她结伴前行。走着走着,看到我们的班主任了。我两人叫了声老师,见他以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我,嘴里“唔”了一声,就走过去了。
老师把我和那女生一块走,当了他的“证据”。
我一听,觉得好笑,我给他说了那天为什么走那斜路,怎么遇到了常云,“男女一块走的多了,难道都是搞恋爱?”我差点说出“还有男女一起上城墙的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毕竟是我的老师嘛。
老师被我驳得无话可说,语气软了下来,直说“没有就算了,我不过是随便问问。”
老师态度转变了,我却不让了,我把凳子向他面前挪了挪,大声地责问他:
“我一向尊敬你,你当老师的,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污蔑我?”
我越说越气,“虽然我是一个学生,可也不能随便让老师污辱!走,咱去找校长去!”说着我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老师忙劝我坐下,说一两年了,叫我说说他对我好不好,又说这只是个小误会,咱师生间的事儿,还用着张扬了?我想想,是这么回事,态度也就好起来,“老师,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我就走了。
回去后,我并没把这事儿忘了,一再想,这老师我又没得罪他,怎么无缘无故地向我身上泼这盆子脏水?我百思不得其解。
继而,我又想,他能找我当面说,就不能找别的同学打听吗?是不是我身上已经被他洒了脏水我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却看到了?不行,我得找人说说!
我是团委委员,和团委书记庄会凤老师能说上话来,何不找他说说?一天课外活动地间,我就到团委办公室找到了他,跟他诉了这个冤。庄会凤一听,跟我说,这汪老师和那个常云已竟打胎四次了!我一听,惊得心里“呼嗵”一声,“啊,原来这样!”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这下,他为什么冤枉我,我一下子明白了:打胎的事儿显然领导已经知道,事情眼看就要败露了,他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想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正巧那天又看到我和常云从那僻静的斜路走,就怀疑上我了。这也复合他想出的逻辑:一、我和那女生都是团干部,接触比较多;二、常云既然能和他胡搞,就不能和别人了?三、见我俩单独走,这就是证据。于是就认为我和常云有事了。他又知道我是个不会撒谎的诚实学生,而且遇事敢做敢当,若真有事,是会承认的。于是就试探一下我,万一我和她真有事,那她肚子里的那一堆孩子就有着落了,他就可以死咬住洗清自己了。当然,他也知道证据是孤证,又太软弱无力,他只是情急无奈,试试罢了。一试,却又碰了硬,尤其听到我要和他找领导,这是他最怕的,所以赶紧向我说软和活。
看来,老师和常云并没来得急订攻守同盟,要是他和常云商量好,让常云一口咬定是和我做了那事,老师就可脱了干系,而我却就有口难辩,惨大了!
事情明白了,回想过去两年多,还是很有些蛛丝马迹的,只是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无这方面的意识,也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一个发现的也没有。汪老师宿舍在我们初十二级所在的校分部,就在前院通向后院的通道西侧,是个小厢房。进了门有明间、里间,老师和一个姓赵的老师住在里间里,那位赵老师是当地人,家住几十里外的农村,到了星期六就骑上自行车回家了,分院夜间就剩下汪老师一个人。我去过老师的宿舍几次,觉得房间里光线很不好,黑糊糊的,原来窗玻璃上用报纸糊得严严的,一点缝都不露。我当时曾想,老师把窗糊这么严干什么?不怕屋里黑?现在想想,那对老师来说,太有必要了。
常云常请“病假”,一“病”就是三五天。看她胖乎乎的,身体哪来这些病?当然同学们没有往去做“人流”上面想的。有时候看出她身体有些异样,让会看的一眼就能看出猫道,可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知识的,看不出问题。那么,给我们教课的老师呢,特别是女老师,也能看不出来?但一般是不往那方面想的。但毕竟有多心且多事的,说不定最后败露,正是这样的老师或别的什么人向学校领导报了信,领导一定是找常云本人或到医院、药店才把情况搞明白的。看来,庄会凤老师跟我说的时候,离汪老师找我移花接木才不几天。学校连人流次数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了,汪老师还以为领导未必认定是他,还想找我当替工。
看来,领导向汪老师摊牌,是要等莱阳大肃反了。
很快学期结束,升学考试过后,全昌潍地区的教师就集中到莱阳开始了运动。
莱阳肃反结束,汪老师被分配——发配到当时的昌潍地区最东边的平度二中去了。一年,全县中学语文老师举行活动,我走进大会场,向听众席上一看,我看到了我的汪老师,我没顾得找坐位,就径直走到了老师面前,向老师执弟子之礼甚恭。当时我在四中任教,一问老师,才知道他在二中。
以后,我调来一中,二中的徐夕寿副校长也调来一中当主任,成了我的同事并邻居。一次,我到他家,他跟我说起汪老师来。原来是他读了我的头一本书《知暖集》,里边有我回忆我在潍坊一中上初中的回忆文章,文中有回忆老师的章节,其中有汪老师。虽然老师有那难以挂齿的事儿,但我还是给了他不低的评价。徐夕寿主任也说汪老师人不错,当时正是运劝时期,他有那样的历史,自然是受了不少揪斗。运动结束,他被很人性化地调回上海去了。
常云呢?可能她家在东北有亲戚,初中毕业后她就到东北在那里考入了一所中专学校。前边说过,这女孩很聪明,虽然她学习过程中受到了那么大的干扰,但她的学习水平考个中专是没有问题的。她到东北去考,显然是觉得没脸继续在当地住下去了,到东北人生地疏的地方,倒是个好主意。
升入高中后,我忘了是怎么得到她在东北的通信地址的,我写了封信给她,目的是把因为她而使我蒙受冤屈的气在她身上发发。没想到她回了信,说对不起我,她被老虎欺负了。我这才觉得出气的目的达到了。她很机巧,用“老虎”代替了老师。几十年了,她用的“老虎”这个词一直记在我心里,没想到当今这个词又有了新义。
本书写的是我的婚恋故事,我与这个女同学实在是半点那方面的想法也没有,写在这里有点文不对题。但这事儿对我的剌激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记忆至深。我曾在我的小说中把这事作了一个情节,在回忆性散文中也曾提及。但总觉得没写细,故借这机会在这里再写一下。这故事毕竟与男女恋情有点关系嘛,尽管这双男女未必有什么情,多半只是动物性本能之所需吧!
第三章& 在大学里盲目地拒谈恋爱
伤了一个女同学的心
1958年我收到了曲师中文专科的录取通知书,大哭一场,在父母的劝说下才勉强去了。到了那里,意识到上专科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我就下决心好好学习,决心要学出不低于本科的水平来。再是,一学那些文学史、文学理论课程,觉得很对口味,正能满足我打小爱好文学的要求,就想学出个名堂来,将来当个文学家或者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兴趣也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心想,只要我能出人头地,对象还不现成?大丈夫患功业不立,何患无妻!不久我发现,有我这种盲目自傲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同学来上学抱定的主意,除混张文凭,有份工作外,再就是找个对象,好将来做双职工。我当时傻乎乎的,没有这种想法。
正因为我对所学知识感兴趣,学习抓得紧,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除学习外,我的各方面表现也很好。因为我是右派子弟,所以不能叫我当班干部,只当了古典文学科代表,另外还叫我当了小组长,把一个各方面落后的小组给我。我当了那个小组组长后,带领大家拼命干,三个月后再评比,就成了全班最先进的一个组。
由于我在学习和工作方面的表现,引得一些女生注意了我,向我示好的不少。
有个青岛女生,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足以打动男生。在一个阶段中对我特别热乎,一有机会就贴乎我。我根本就看不起她,对她冷冷的。最后,看我一点不为所动,这才算完,去追另一个男生去了。与另一男也未成,追第三个才追到手,热乎得连饭票都合在一起吃。毕业后凭着两口子过硬的政治条件分到了一所省重点中学,结果教学不中用,不到一学期就不叫他们教了。
还有个山东东部的女生,长得不错,拍曲阜的风光片都选中她去扮做游客。这美女同学对我也很热乎,找机会和我接近,有话没话地找话和我说。但我瞧不起她光知道臭美,不知道学习,对她毫无表示,过了一个阶段也就不再讨我的近乎了。
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男生宿舍里临入睡前通常的话题是评论女生,给女生起外号、打分,我们当时也不例外。有个山东半岛中部的女生,个儿不是很高,圆圆的脸,笑眯眯的,对人说话极和蔼,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儿。但是我们都不喜欢她。也许是学鲁迅学的,不喜欢这种低眉顺目的类型,喜欢那种有点钢性的人。正好,我们在鲁迅杂文中读到了四个字:媚态的猫,于是我们就在背后叫她“媚态的猫”。
没想到这猫同学对我有了意思,有一天课外活动时间,她问我“出去走走好吗?”我说好,于是我就和她出了南校门,顺着那条从南边公路通过来的路向南走去。两人并着膀边走边说着话。开始说些闲话,当走到那条路一半的时候,她让我给她提提意见,说说对她的印象。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们都说你是只媚态的猫。”
她一听,脸色陡变,一句话也没再说,扭头就往回走,我也就跟在后面,一前一后的走回了学校。以后,再没和这女生有来往,陌路一般。再以后,这女同学和一个鲁西的男生谈起来,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她分到了昌潍地区的一个县,男生分到了济南一所中学。有一年我去济南批高考卷,我们曲师同班的同学聚了一次。吃喝完了临散的时候,同学们少不了要握手道别,当这位“猫”同学与那位昔日的恋人握手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句“第二次握手!”那位女同学脸“腾”地红了,捂着脸走开了,男同学则打了我一拳。当时,湖南作家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已由手抄本正式出版了,是人人争读的作品。小说中热恋的男女主人公分道扬镳,女的去了美国,男的留在北京,都献身于科学事业。后来女的学成回国,两人又见了面,这才有了“第二次握手“,但男的早已结婚了!这情节与我的那两位男女同学的经历很相似,所以我一提这书名,才有了那样的效果。
二& 在大运河边错失了一次机会
到了第二学年,开始“大跃进”了。我的母校别看是所刚建立两年的乡村大学,“跃”起“进”来却花样百出,数学系搞什么“公社数学”搞出了名堂,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参观了他们搞的那一套。我们中文系则创作了大型戏曲《辛弃疾》由以《孙安动本》名振全国的山东柳子剧团搬上了舞台。还编了《大跃进民歌》等等。其中一个项目是编一套新的中学语文教材,抽了几个功课学得好的参予其事。
这期间,系里突然派我和另一个同学到济宁一中去向师生了解有关教材的意见。我一看,和我同去的是一名女生,心中愕然,觉得别扭。但已经这样安排了,女生就女生吧,那一天我就和那位女生一同坐车去了。
那名女生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是别班的,原先我不认识她。长得嘛,一般般,却人为地妆扮出一些时髦气息,不怎么白的脸上有两三个挤破的粉剌疙瘩。我和她先乘汽车到了兖州,然后坐火车到了济宁。在济宁一中住了两三天,工作进行顺利,空闲的时间,我和那女同学游览了济宁市容。
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一线的重要城市,在明清时代十分繁华,曾有“小杭州”的美称。这时看,虽然有些破败萧条,却仍显示着昔日的名城身份。我和女同学到城西看了大运河,到城东看了太白楼,在城里看了玉堂酱园。那玉堂酱园在明清时是专供朝庭的名酱园,以后在北京看了“六必居”酱园,玉堂那古香古色的门面,一点不逊色于京城名酱园。
我俩在济宁大街上慢慢走着,一路说着话。她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她的家乡,她的家庭和她自己的情况,也问了我不少事。那时我心里说一点想法没有,那是不现实的,但首先是那尊容,就不过我的关。在完成那次调查任务时,她也没表现出有什么不一般的能力。在闲谈时,也没显示出多么有知识有见识,也没有什么幽默感。总的感觉那人的风采跟她的长相一样,没有招惹我有什么打算的地方。
那次任务完成后,回到班里,一些同学跟我开玩笑:
“老王,这次出差一定收获不小吧?任务完成了,对象也找到了!”
其实同学们只知道我和一个女生去那么远的地方住那么长时间,给他们留下了那么大的想象空间,却不认识那女生,若是认识,就不一定生出这样的奇思妙想了。
我回来后,很快就忘了她给我介绍的内容,包括她是哪里人和她的名字,倒是那大运河、太白楼和玉堂酱园,到现在我记得清清楚楚,连运河上拉一条绳渡河的那船、太白楼那飞檐斗拱和油漆脱落的斑驳、酱园里明柱上那颜体大字对联“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都清晰地存在我脑子里,只有那相伴了两三天的女生我忘得一干二净。
事后想,那女生可能很有背景,说不定她是有权安排谁去出这趟公差的人的老乡或什么熟人,是想通过这机会让女生完成一个心愿,要不,谁会安排一男一女去那么远的地方住那么长时间?还有种可能,那女生见过我,知道我,要不怎么单选择我与她出那趟公差?
在大学里我在谈恋问题上的盲目自矜,使我在参加工作后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四章& 工作后找对象成了大问题
找对象的诸多劣势显现出来
我在大学里找对象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我是右派子女,但当时的大学生似乎并不怎么在乎这个,女生对跟一个右派儿子的危害看得不那么清楚,而主要是看本人。我的学习水平是大家公认的,我那激情似火的性格,是女生很欣赏的,人也不怎么难看,所以有几个女生对我感兴趣。而到了工作岗位上,就不行了,我找对象的劣势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于是找对象成了大难题。
1960年我曲师中文专科毕业,分配到平度四中教学。当时平度属于昌潍专区,我们曲师那年分来昌潍的特多,有七八十人。分来的很多是鲁西、鲁西南的,大概是为了照顾他们回家方便,都把他们分到了潍坊市和潍坊以西各县,或者通铁路的县。我是潍坊当地人,就把我挤到专区的最东边的平度来了。我们中文毕业的来平度的有四五个,他们都安排在城里的中学和师范,只把我分到西北乡离城45华里的平度四中了。教育局的人给我们讲话,说四中刚设了高中班,需要有水平的老师,我还觉得是受到了重视,心里什么也没想,高高兴兴地去了四中。直到退休后才听了解内情的人说,是因为我父亲是右派,才把我弄到乡下去,城里学生大多出身高贵,是不能让右派子弟教的。由此可知,把我弄到昌潍东部边陲,未必是因为要照顾西部同学,说不定也有“因此上发配到登州”的因素。
分到乡下中学,倒也无所谓,谁想到了该找对象的时候,却成了大问题。到这时,才悟到在高校期间拒谈恋爱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失策!
在找对象问题上,我处于多重劣势。当教师,当时头上虽还没有“臭老九”的帽子,但收入过低,便使我处于劣势。我一个大专生,头一年试用期开36﹒5元,第二年转正43﹒5元。经济决定地位,挣钱少了,自然会被人瞧不起。再加上传统的说法“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影响,找对象自然就困难。这是一;学校地处偏僻的乡下,离城四五十里,连公交车都不通,与外界基本上没有接触,成年看不到个校外的女子,上哪里物色对象!这是二;我是外县人,女子找对象不愿找外乡人,这是三;第四,也是最主要的,我是右派子弟,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右”的儿子,听听都吓人,谁敢找我这样的人?
我父亲,小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惟一男孩,长辈们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十来年学,毕业于潍县毓华学校,大该算是初中毕业吧。别看学历不高,在当时的农村就算文化人了,下学后曾教过三年学,以后因家中缺乏劳力,就回家务农了。由于他性情耿直,看不惯当时的世道,没少受欺负。一解放,他就跟上共产党了。先是在村里当农救会主任,随后当了乡长,再以后提到区里当了供销社主任。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县里的三干会上发言,把他看到的荒了地,饿死牛的现象说了说,被打成右派分子。
父亲成了右派,我成了右派子弟。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上头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的是要打在“不予录取”档里的,大概是看在我在中学阶段一直担任校团委委员,班团支部书记,政治表现还不错,就照顾我让我上了曲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专科。
上专科没关系,当教师也不错,在乡下学校也无所谓,我在四中干得很安心,也很卖力。教着两个高中班的课,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干得很愉快。有个成语“胜任愉快”,我不但“愉快”,而且“胜任”,一学期不到,我的教课,我的学养,就得到了学生、同事、领导们的肯定。班主任也干得不错,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很受学生欢迎。
胜任了,得到大家的肯定和好评了,自然也就更加愉快了,愉快是愉快,心里却总有种莫名的惆怅。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后慢慢地意识到,有个问题该解决了。什么问题?恋爱、婚姻、成家问题。
我8岁才上学,本来上学就晚,又加上打潍县时因战乱失学两年,所以我下学当老师的时候,已经24周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早该是谈婚论娶的时候了,和我同龄的同学、同事,有的孩子都老大了,而我还是孑身一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不惆怅!可是,我工作在偏僻乡间一所四顾无邻的校园里,与外界毫无接触,除了几个不入眼的女同事和自己的学生,连个女人都接触不到,哪能找到对象?
和我面临相同问题的年轻同事有好几个,他们也同样为这事儿着急。慢慢地他们找到了办法。
数学组有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事,也没有对象,可是他对个人问题不动声色,稳沉得很。直到他二十七八的时候,突然结婚了。大家一看,是他的学生。原来,他在他班里物色了一个品貌兼备的女生,让她考取了平度师范,他供着女生上完了学,结婚了。
“就地取材”,这都是环境偏僻教师无处找对象的现实逼出来的法子。这法子我不是没想过,自己班里也不是没有品貌兼佳的女生,但我鼓不起勇气采取这办法。再是我教的是高中,学生毕业后不能考师范,能考上大学的不会多,大部分要回家务农。我家不是本地,要找个务农的妻子,就得到200多里外的我老家去务农,那就会造成两地分居。我看见家是黄县、莱阳的单职工同事,一个学期才能回趟家,这种现实我接受不了。我班倒是有几个对我特别关心的女生,有时帮我这单身汉洗洗床单,拆洗一下被褥,缝补一下衣裳,明显觉出她们对我的好感。但我知道,她们学习不行,考大学无门儿,高中毕业就得回村当社员,那是绝对不能在她们身上打主意的。有两个考大学有把握的,品貌也不错,但她们正全力用功学习,凡这样的学生都心怀远大,不像那些学习不用功心有旁骛的女生,怎能去扰她们?即使打扰,也不会有结果。于是,我死了“就地取材”的心。
“老师,这么晚了,还在用功!”
一天晚自习后,办公室里只我在看书,突然我身后出现了一个女生。我回头一看,是个面容娇好的女孩。我不认识她,问她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她回答了,原来是个初三女生。她说是来问我一个问题的,我给她解答了,就说,这么晚了,快回宿舍吧!那女孩不想走,我又撵了一次,才迟迟延延地走了。以后那女生再未找过我。再以后,暴出一条新闻,那女生毕业后成了我的一个同事的爱人。以后,男人调回城市去了,农村户口的她跟着去了城市,在干扫大街的活儿。
我分到师范的同学张升志,知道我找不到对象,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的学生,叫荆什么凤,说这学生爱好现代文学,看书多,长相也不错,只是头发有点稀少。升志同学给我牵上了线,叫我给她写信试试。我拿出自己的文字水平,起草稿反复修改后给那女子写了封长信。在最后一次修改时,觉得不应对人家隐瞒什么,就把我父亲是右派写上了。信发出去,觉得有些把握,她一个中师生找个大学生,还不行?但那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升志同学给我介绍她之后,在当时的“纸糊大礼堂”前有一个广场演出,四周围满了人。那天我正去升志那里,他说荆什么凤爱看这样的热闹,说不定她能去看,我和你去看看她。我们去了,一到那里,升志就发现她站在南边人群的最前边。我们在西边,他和我说南边那个穿什么衣裳的个儿比较高的那个就是她。又说你仔细看看她的头发,是不是太少?我仔细看了,人长得不错,头发是少点,可也不算太少,能盖过头顶是绰绰有余的。我原谅了她的缺点,人家却不原谅我,看架式,就是个秃子,也不会跟我这右派儿子。
以后我同学升志见了我问,怎么样了?我说让你白费心了。他问我你信怎么写的,我说我如实写了我父亲的事儿,我不能骗人家。
同学说:罢罢罢,你真是个石头脑子!
多少年后,我在一中成了有些名声的老师后,一次全县通考,与某中学的一名教师一块阅卷、统计分数,不知怎么知道了那人是荆什么凤的男人。在休息闲谈时,我问起他夫人,他说你认识她?我说不认识,却知道她,她也应该知道我。他问我怎么知道,我说当年她张老师曾给我介绍过她。我向他透露这信息,觉得都这个年纪了,无所谓,权做笑谈耳,其实我心底分明有种报复心理,让那个凤知道我这右派子弟不一定配不上她。
参加工作后,发现找对象成了难题,我这才后悔当年不该那样当面羞辱那位一片好心的被称为“猫”的女同学,不管她是黑猫白猫,能成为眷属就是好猫,媚点有什么关系?当时就该和她“握手“才对。因为没有”第一次握手”,那年在济南见到她,虽然也握过手,但算不得“第二次握手”,也就没有握手的特殊意味了,我心里有的只是对她的愧疚和后悔。不光这位我对不起人家,就是高中那位和我教室夜谈的女生,我也不该那样被动,她能主动约我“谈工作”,我就不能约她谈?还能再碰到江老师!即便是做伴去济宁出差的那位女同学,人家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不该只注意太白楼、大运河而没有注意她,也不该对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意!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被打入“贱民”行列,已失去了与别人一样谈恋爱的资格,是在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初恋戛然而止之后的事儿。
二& 一场热恋戛然而止
与我同宿舍的有丁范九老师,王文寿老师。丁老师是位老教师,王老师是比我大一两岁的青年教师。这王文寿老师不简单,他原是个小学教师,当时中学亟需俄语(当时中学开俄语课)教师,挑了一部分青年教师速成培养,王文寿被挑了去,只培训了3个月,就分来四中教高中俄语,他一边教,一边自学,教得还不错,很受学生欢迎。
王文寿早已结婚了,妻子崔淑英娘家是平度城边的里半庄,她一直住娘家。当时学校不是每个星期天都休息,再加上王老师珍惜时间,所以经常一两个月不回家。他不回家,他的她就来学校看望他。他媳妇一来,我和丁老师就搬着行李到办公室里对起桌子睡觉。他媳妇来住几天,我俩就在办公室里住几天,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神圣的同志情谊,觉得很应该。
王老师本来就待人不错,又加上我给他提供方便,他过意不去,就下决心要帮我解决找对象的难题。他从自己认识的青年女子当中遴选了一番,最后选中了他在平度南乡教小学时的一个同事。
那同事叫修竹(不是真名),平度师范毕业。据文寿介绍,人长得一般偏上,而人品很好,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都不错,在同事中威信很高,绝对是个未来的贤妻良母。我听后,觉得这正是符合我择偶条件的人。我觉得家有贤妻,是人生的一大幸福,至于长相,不要求多么美貌,只要看过眼去就行。要是一看就够了,那不行,我达不到诸葛亮,还有东汉贤士梁鸿故意娶贤而丑的人为妻的境界。“一般偏上”,就行。
人还没有见到,心里就觉有个活生生的人了,为自己将有个贤妻而高兴着,激动着,幸福着,巴望着早一点见到那位未来的终身伴侣。
1962年春节快要到了,文寿和我商量好,等放了寒假,我去平度城坐车回老家潍坊时,顺路去见那位修竹。那一天,我俩步行到了城,去了文寿家。文寿妻在学校多次见过,是很熟的嫂子了,自然对我很热情,他丈人丈母待我也很好。在他家吃午饭的时候,文寿妻说,小学还没放假,比中学晚两天。这样,修竹肯定也还没回家了。我不能在这里等,就决定回潍坊。下午,文寿和我去汽车站买票,从里半庄去汽车站,正好路过修竹家附近。文寿说,你去买票,买上票在车站那里等着,我去修竹家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去车站了。当天的票没有了,买了第二天的。买好票在车站外等了一会儿,就见文寿笑嘻嘻地走来了。原来,修竹已经于头一天回家了,因为她父亲有病,一忙完了学期终了的事,就请假提前离校了。我一听,高兴得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文寿说:“你先别高兴,还有好事呢,她约咱今晚上去她家吃水饺。”原来这天是腊月二十三,平度风俗这天过“小年”,家家吃饺子。
我和文寿回到他家,他妻子崔淑英正在洗菜准备包水饺,文寿说了要去修竹家吃饺子的事,她说,哪有头一次去人家家里就吃人家饭的,你们也太实在了!我快包,你们早点吃了去!
那个下午我的心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我不时抬头看看天上那太阳,觉得它像停摆钟上的针似的,迟迟不见动弹。
终于天擦黑了,吃了饭,匆匆地朝修竹家奔去。
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条小街,我们进了一座坐北朝南的砖瓦大门,又进了大门里左边的一个小门,走进了院子。只见一座轩昂的正屋小瓦覆顶,青砖砌墙,给人一种气派的感觉。文寿在院子里叫了一声“修老师”,这时从屋里迎出一个个儿适中微胖眉目清秀的年轻女子。应该说第一印象是良好的,目测过关。心里说,就是她了!
先来到了东间。进屋一看,明显觉得与一般人家的居室不一样,没有多少家具,陈设很简单,墙也不是那么白,还有点斑驳,东墙上挂一副发黄了的对联。总的感觉是,有点儿破落,却又显出一种古香古色。修竹把我领到了炕前,我冲着炕上躺着的她生病的父亲叫了声“伯父”,那病人身子艰难地微欠了一下,微笑着和我打了招呼,看来病得不轻。文寿很见机地说他有事,走了。老人问了我的一些家庭、经历情况,我像被提问的学生,以尽量谦恭的语气有问必答。看得出,这老人对我是满意的。一会儿说,“你们到西间说话去吧!”我与修竹就到了西间。
西间是修竹的闺房,墙是白的,陈设也多一些,墙上没有女孩子卧室都有的美女挂历和画报图,而是一幅水墨画中堂,两边镶着一副篆书对联。这给人的感觉与女子的闺房不相协调,却又显出一种古典的文化气息,使人对房主人刮目相看。修竹端来了一个纸壳做的小笸箩,里面有花生、葵花子,还有纸包糖块,还端来茶盘,我俩坐在炕沿上,喝着茶水,吃着笸箩里的东西,各自细细地说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谈论着现在的工作、学习情况和对未来的设想。记得我说咱俩都要多看文学名著,将来成为一对作家夫妇,她说,你也太敢想了!
两人越说越觉心贴得近,人也越贴越近了。两人初次相见,就到了这种程度,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们觉得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一对相交很久了的恋人。
说了两个多钟头,因为我要到师范我同学那里住宿,就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离开她家,又到东间与她父亲道别,又说了一小会儿话。老人看我俩高兴的表情,知道谈得很“成功”,就说,以后这房子归你两个。
修竹有两个哥哥,都在济南工作,老人知道,儿子是不能回来住了,大概早就有把房子给闺女的打算,现在看到闺女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就当着我这准女婿把这话说了。很明显,老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说这话,有点口头遗嘱的意思。
修竹送出我很远,路灯昏暗的大街上阒无人迹,我俩相依着边走边说,一直到了非别不行的一个路口,这才告别。临别,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把糖块花生塞进我的衣兜里,说你带去和你同学吃。不知她什么时候把那小笸箩里的东西装进了衣袋。
这次会面,印象是很好的,而且是深刻的,直到现在,整整5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情景,那气氛,还历历在目。
回学校后,我写了首五言古诗,是这样的:
赋得五古聊记心迹
自从别君后,日日苦萦思。
思念君容颜,思在君家时。
篆联水墨画,红被白苇席。
香茗润吾口,果糖甜心里。
低语情脉脉,微笑心依依。
君言永不忘,我盟山海誓。
愿为比翼鸟,愿作连理枝。
冬雷夏雨雪,始能两分离。
两心系一起,共到白头时。
诗不怎么样,但写出了当时真实的情景和心情。幸亏是写在当时的日记里,现在还能寻到。看到这诗,就如同又回到那“篆联水墨画,红被白苇席”的闺房里,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初恋?是初恋。以前虽也有几个女子进入我的视线,却从未有人进入我的心,这是第一次与一个女子彼此心心相印地认真地谈恋爱。这年我都26周岁了,才开始谈起恋爱来,说说会有人不信。
寒假结束我回平度,因到了开学的那一天,不敢耽搁,到平度城时没有去修竹家,直接回了学校。开学后我一直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爱情中,我在日记中这样写:“修竹啊,我的心已被你俘去了,我变成一个呆人了!干什么也没有心思,备课备不下去,作文不愿批改,看书目光只在字行上游走,看半天不知什么意思。修竹,我的心已不在我的身体里了,它被你掳到你那里了,我的身体只是个空壳了!”
经常失眠,夜不成寐,作诗曰:
夜不成寐思竹有作
自去君家后,夜夜苦相思。
心随月光远,睡如晨星稀。
翠竹生南丘,苍松在北地,
松竹在一起,共践山海誓。
开学不久,学校让我去一中参加一个观摩课活动,一进城,还没有去一中报到,就去了修竹家。又谈了一个下午和一晚上。她十分肯定地要把这一生托付给我,愿把一颗火热的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我呢,把一首南北朝民歌背给了她,一句一句讲给她讲解。民歌《上邪》曰:
上邪!(天啊)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乃敢与君绝!
一个星期六,又是一个约定我去城与她见面的日子。当时我还没有自行车,借好了同事的车子,光等下午一下班就去赴那幸福的约会了。可是下了两节课后,开全体教职工会。我盼着会快快开完,可是校长讲起来津津有味,会一直开到过了晚饭时间才住下。天这时候了,登车子登四五十里路,又是顶风,到那里就太晚了,只好作罢。我心里烦死了,急死了,我想象着修竹那失望的心情,觉得实在对不起她。于是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两首诗:
未赴竹约愧怍有作二首
未赴君约不缘风,只因开会到晚钟。
若无公事能自主,即有狂飚也能行。
未赴君约君勿恨,只缘开会不由人。
此生愿作尾生死,抱柱不失桥下信。
相传鲁国有个尾生,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久候女子不到,水涨,乃抱桥柱而死。典出《庄子·盗跖》。我在这里用了这个典。
第二天是星期天,可以去城了,可是南风特大。心想,人家尾生为了爱情死都不怕,我何惧风!于是顶风去了。傍晚回校时,转成了北风,也不小,又顶着风登回来了。来去都是大顶风,我这行动被一向严肃不苟言笑的老教师李华庆老师注意到了,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一首诗给我看,诗是这样写的:
驰驱平度城,来去石尤风。
为底天弗妒,张权输热情。
诗似赞似嘲,总说没有恶意。“石尤风”,典出元伊世珍《琅嬛记》,传说古代有商人尤某娶石氏女,情好甚笃。尤远行不归,石思念成疾,临死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后因称逆风﹑顶头风为"石尤风"。“张权输热情”不知出自何典,当时问过,年代久远了,忘记了。
当时我们语文组有个风气,老师们常有诗词唱和。我给李老先生的和诗是:
顶风骑车去平城,一向
严肃的李老师写诗赠余,似
赞似嘲,余作诗答之&
驱车去平城,来回顶头风。
为守桥下信,宁死学尾生。
这一次去,见她父亲已是病危了,正在弥留,在这样情况下,是无法谈情说爱的,只在西间说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走了。临走她告诉我,老人也就是这几天了,叫我两个星期不要给她写信。
好容易熬过了两星期,我小心翼翼地给她写去一信,问“伯父”的病情,劝她控制自己情绪,保重自己身体云云。信只一张纸,不像以前给她的信动辄数千言。信发出去后,就焦急地等她的回信。等了近一个星期,终于等来了。信也很短,不到一张纸,说她父亲已经去世,自己悲痛万分,已无心绪谈恋爱了,叫我以后再不要给她写信,更不要去她家了。最后还写上了“对不起”仨字。
简直是五雷轰顶!我脑袋胀得老大老大。那是她说的话吗?我揉了揉眼睛又看那信,信不长,接连看了四五遍,读懂了她要与我结束恋爱关系这意思。我不像失掉了恋爱对象,直是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妻室那样的痛苦了。就这样失去了吗?没有争取的余地了吗?我决定争取。又一想,要争取,首先得了解她变卦的原因,哪有死了父亲就不谈恋爱的事儿!必有别的原因,也许是在交往这样长时间内,她发现了我身上不可原谅的短处,那我可以努力改正和弥补嘛!也许是有什么误会,有误会我可以解释嘛!再说,她当我的面或是在信上,从来没说什么嘛,一直是很和谐的,情义绵绵的,怎么突然就有了必须终止恋爱的原因呢?
我不打算写信去问,人家不叫我给她写信了,我硬写,就有点儿死乞白赖了。想了一阵子,才想到何不找文寿去问问,他是介绍人,这事儿不找他找谁?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媒王文寿从城里回来了,他把我叫到宿舍里,说他到修竹家见到了她本人,修竹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原来,她的两个哥哥回来奔丧,殡出老人去,兄妹们举行了个家庭会,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小妹的婚事。两个哥哥一致认为,妹妹找这对象,不妥。对象是外地人,小妹没有自己的父母了,没有家了,将来就得以婆家为家了,特别是有了孩子,得由公婆照望了,家是异地,会有诸多不便。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象父亲是右派,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进步,而且要影响孩子的前途,将来孩子填表,在“祖父”一栏里要填上“右派”二字,那还了得?那不就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等等一切都无望了?两位富有远见的哥哥拿出对妹妹的关心劲儿举着正反事例掰开揉碎地劝妹妹。“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妹妹大哭一场,听了哥哥的话,毅然斩断自己的爱情,于是给我写了那封绝交信。显然,她怕我受剌击,只说父死心伤不想谈恋爱了,而没有说出真实原因。
我听完文寿的转述,心沉到了无底的深渊,半天没有说话。
还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说了!若是因为别的原因,那我可以解释、争取、改变自己以适应对方换得一个圆满,而父亲是右派,正如家庭是地主、富农一样,是万劫不复的事实,就像林冲脸上的“金印”一样,是一辈子揭不下来的。有多少“五类分子”儿子说不上媳妇,只能一辈子打光棍儿!还解释什么呢?这是无法解释的。争取,我还有争取的资格吗?你一个“贱民”,谁能听你的争取?
两个多月来,我一直沉浸于美满的爱情中,有时也觉得自己的初恋太过顺利了,“好事多磨”,没有什么“磨”,就找到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对象,这是真的吗?似乎有那么一点阴影搅和在一片光明中。但我没有去多想,甜蜜的爱情明摆在这里嘛!
此前,我对自己已被打入了“另类”,迹近“贱民”,是缺乏明确认识的。我觉着自己和别人一样是高校毕业教师,工资也不比别人少,和别人一样教我的学生,而且教得不比别人差,领导也很器重,在师生中威信也很高,没觉得我因为是右派儿子而矮人一等。没想到在个人的大事上,差别显现出来了!啊,我原来是个说媳妇人家不跟的右派崽子啊!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就此戛然而止,我再也未与修竹有任何联系。
多少年后,我调到城里来了,听说修竹也到城里西部的一所小学教学了。同在一座小城里,却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音耗,只偶尔想起她来,也没有去找她的欲望。我是这样,不知她知不知道我也在这小城里,可有与我一见的想法?
1977年,我被从乡下调到了城里的教师进修学校,也叫函校,这是一所负责全县小教师学习进修的学校。我在这学校里住了半年,就调到平度一中了。那时师训中心缺教师,把西关的一位倪正军老师借来了,他是学校的副教导主任,大家都叫他倪主任。这是个很好的人,很快我就和他熟悉起来了,熟到无话不说的程度。
有一次在和他闲谈时,我问他你们西关有个叫修竹的老师没有,他说,有啊,是个很好的老师,为人好,工作好,是个威信很高的老师,我们是好同事,好朋友。他问,你怎么知道这位老师?我就把我和她当年的那段恋情有头有尾地给他说了一遍。他听了后欷歔不已,十分为我惋惜,也为修竹惋惜不已。
他这一说,我越发痛惜那段爱情之花无果而谢了。我求倪主任回去后见了她,代我向她致意,并请他创造一个与她见一面的机会。倪主任说没有问题。
不久,倪主任回原校了,我正想与他联系安排见修竹的事,却传来了倪正军主任突然去世的噩耗。我是他去世两天后知道的,错过了前去给他送行的机会。与修竹见一面的机会也就永远地错过了!
修竹,你也满头白发了吧?这一辈子过得还好吧!
“就地取材”师生恋的失败
我见过山区里的村落,有的农舍建在半山腰,有的人家住在山脚下,高高低低,各据地势,各家各户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农舍是这样,人呢,也处在错错落落不同的高度。我们国家,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就把中国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的人高高在上,有的人处在低层。
房舍占的地势高低没有什么,人就不行了。处在最低层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就如印度的贱民一样,被剥夺了在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找对象的权利表面上没有被剥夺,实际上也和别人处在不同层面上,事实上是被剥夺了。我舅戴着地主帽子,他的儿子30来岁还找不上老婆,最后好歹用换亲的办法才没有打一辈子光棍儿。而那些打一辈子光棍的又有多少!
在与修竹的初恋失败之后,我在师范的同学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他的学生,在城里的一所小学教学。连面都没见,一听我是右派子弟,就不干了。
这对我是又一次打击,气得我赌气说:不找了,来个独身主义算了!
但家中父母却不行。眼看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的都结婚了,有的孩子都满街跑了,我却没有媳妇影儿,父母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没法,就让我弟弟先结了婚。这一年我回家过年,父亲很严肃地说:“再不领媳妇来,以后别回来过年了!”
父母嫌我不上急,说“你上了几天学就挑挑拣拣的,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了”。这真说屈了我,哪里是不上急挑挑拣拣,是没有愿跟的啊!这要是别的事,我努努力说不定就能争取到,这是人啊,总不能造出个来或者到街上强拉个来吧!
但我还是给予父亲一个时间表:下年一定领着媳妇回家过年!
学校的李文山书记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他知道“男大当娶”的道理,青年教师娶不上媳妇,教学不会安心,所以他用心给青年教师张罗对象。这一天他告诉我,他已请东边乡里的中心小学校长给我和数学组的一个教师物色对象。我俩很感激他,抱着极大的希望等待着。不久有了回音,给我俩一人物色了一个。我一听,觉得很幸福了。过了些日子,数学组我那同事成了,我的,连个回音也没有。肯定女方要设法了解,一知道我是右派儿子,人家连考虑也不考虑。
这阶段,我的同事有好几人给我介绍,都是连面都没见就告吹。吹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按说,一个小学教师,一个供销社售货员,或者乡医院的护士,找个大学毕业生,高中教师,应该是巴不得的事,可人家一听是右派子弟,就害了怕,谁都知道进入“五类分子”家庭,就是跳进了火坑。
同组的同事、好友又是老乡的张百功老师建议我试探一下教化学的一个女教师吴云(也不是真名),这吴老师还是单身。我平时对这人视而不见,从未注意过她,经百功一提醒,我全面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于是我给她写了信,说我要和她谈谈。她自己住在一间宿舍里,那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去她宿舍了。我和她坐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说说教学,说说学生,净说些闲话,没有接触实质问题,气氛倒也不错。又过了几天,我又去和她拉呱,渐入佳境地说了些愿与她交朋友,好互相帮助一类的话,她没表示出反感,似乎有点意思,我心窃喜。和她交往了一些天,她突然给了我一封信,说是信,不如说是一根纸条,上面只有“我已有对象了”这几字。我一看,就知道她这是推脱,既然有了对象,为什么还让我到她宿舍去?一个男人能容许去她宿舍说那么长时间话而且不止一次吗?显然,她并非无意于我,或者是在我和她的未定下来的“对象”中在做“鱼”与“熊掌”的比较,最后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决定取熊掌而舍我这条鱼。
我这条鱼当然心里很悲伤,但我又不服气,心里说,凭着我,就真的要打光棍吗?而且,仍然不愿降格以求,我仍然有条底线,在底线之下的不行,宁缺勿滥。
有一天,一位同事给介绍了一个在某农中的。先拿来像片,我一看,不怎么样,但到了这步田地,还是见见为好,就答应见面。过了两天,人领来了,一看那尊容,比像片更难看,已经冲破了我要求不高的底线,到底线下边去了,只好作罢。
这时,“就地取材”,本着当时大力提倡的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两位同事,从初中毕业班女学生中选对象已告成功。学校领导似乎并未对这事取批评态度,大概知道在这偏僻的农村中学说对象太难了,在校期间只要是没有出格的事儿,等学生毕业后再结婚,也就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了。不但领导默许,这师生恋也未受到老师们的讪笑。这对我是一种鼓舞,而且我又找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例子作道德支柱,师生恋也是于理有据的,于是我考虑起班里的女生来。
但我还是坚持不考虑那些升学无望毕业后要回农村当社员的。我前边说的给我洗衣服床单的两个女生,虽也面容娇好,品质也不错,但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她们肯定是要离开学校去当“向阳花”的。我的目标确定在了两个学习最好的女生身上。
又犹豫了一段时间,终于鼓起勇气要给其中的一个写信了。一开始不敢贸然,只说些对学生赞扬和鼓励的话。见学生没有什么反感,就进了一步,写些愿与之建立师生情谊之上友谊一类的话。上课时,偷偷观察,见没有愠恼之色,就更大胆了,直接向她提出建立爱情关系。女学生在交上的作业本中夹着回信,信上说,怕同学老师们笑话,表示不愿意,但却又表示出对我的倾慕之心,看样子并未一口回绝。这鼓起了我的热情和信心,展开了更强大的攻势。随着那边城池的一步步失守,我这边一步步进攻,而逐步进入如醉如痴的状态了。当时我正在读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的诗集,书内有大量爱情诗,我摹仿海涅的风格不断地写诗给她,前后写了不下百首。可惜都没留下来,现在是一首也不记得了。后来我跟她要那些诗,她说,看几遍就撕了,怕被人看见。若那些诗稿保留到现在,就可出一本爱情诗集了,因为里面写进去了真情,说不定还能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两三个月过去了,她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也曾约我到她家去过,也曾去隐蔽的地方谈过,但碍于师生关系,连手都没牵过,那纯乎是一种十分神圣十分纯净的爱恋。在我,分明是在屡屡恋爱失败后精神十分空虚孤独渴求一种慰藉时的草率和轻举妄动,是纯粹的浪漫主义,并不怎么讲现实。而且,我是对所读中外名著中的爱情的一种体验和摹仿,甚或是为以后的创作,趁年轻积累些切身体验和素材。至于何时能结婚建立家庭,若是考上大学要等到什么时候,心里一片渺茫。
在彼方,则是平静的水面突然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滔天的波浪,是一种难于承受的震荡,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喜,却又是难于承受的痛苦。因为我攻击的目标,是个聪明、上进、决心要考上大学的有志姑娘,这事儿要是发生要有的女生身上,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现摆着,班里有两三个女生正打着我的算盘,是那种学习不用功考大学无望却又想在别的方面有所收获以不枉了上三年高中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进入高三,学生学习紧张起来,我的班主任工作和教学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再说,到高三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准备教高二级要从大学分配来的语文教师还没来,就叫我兼着高二级两个班的课,一直到11月上旬,新分配来的老师才来。在三个月内我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备着两个年级的课,教着三个班,实在无暇旁骛。不兼高二级的课了,又叫我兼初中一个年级的美术课,负担也不轻,于是,我的“就地取材”的浪漫恋爱,也就中止了。中止后那学生情绪稳定,学习专心,毕业后考取了外省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但我的心又袭来了难耐的空寂,毕竟年岁在这里,已是二十七八的人了,说不想婚恋成家的事儿,那是假的。自己教的学生很快就要离去,何不对设定的第二个目标也试一下?于是在刚进入最后一学期时,我又对第二目标做了试探。这女生在读了我的信后,干脆利落地约我谈话,说她在家乡有了对象。我一听,也就停止了我的非分之想。当时的学生普遍年龄偏大,大多比我小四五岁,还有和我同岁的。女孩子到了二十四五,要是不上学,早就结婚生子了。即便是上学,出于社会风俗和父母的着急心理,也有找婆家的,我班里还有个回家结了婚又来继续上学的。所以,这个女生一说她已有了对象,我就信了。
我在日记上留下了对这女生倾心爱慕的一些诗词,下边是其中的几首:
一枝傲霜梅
,疑是雪凝成,不学群芳苦争春,寒来香更浓。& 不
爱群芳春,因梅爱严冬。若得长久为我开,宁作林和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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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春常怕春来迟,于今柳烟滿长堤。
素絮红花撩人醉,琴瑟怕弹折柳枝。
不怕雪,不畏霜,独立枝头散浓香,俗花怎比上?&&
观素色,闻
芬芳,欲要折时费思量,此恨何绵长?
几十年之后,2008年汶川地震前10天,我在四中教的高一级学生在平度的老渔翁酒店举行了一次45年后重相会的聚会,青岛、潍坊、平度的老学生来的不少,一个个都满头白发,有的连白发也不多,早就谢顶了。看到时光把当年的青春少年雕琢成如此老态,心中感喟不已。那个当年说有了对象以绝我之求的那个女生也来了,而且带来了她的老公。我以为这老伴就是当年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我求爱脚步的人,私下问了问那女生,她说是大学毕业后才认识的。这倒触起了对当年的回忆和思考。这个女生,不但门门功课好,而且当时就会写诗,我把当年她写给我看的诗和我的和诗,我对她爱慕的一些诗词,还有我写这次聚会的一首长诗,一块发去她的博客上了。她见我当年对她是那样爱恋,回想起她编理由对我的拒绝,很有歉疚,且有悔意,就写了首诗回赠我,诗是这样写的:
永久的歉意
捧读老师赠我诗,
遥现求学四中时。
老师风华正当年,
寻凤求凰正常事。
我本年少成熟迟,
男女情爱不深知。
极左环境令人怕,
世俗偏见亦不依。
突遇爱慕不知措,
匆忙胡编找托词。
老师不记失爱恨,
一如既往教学子。
师德高尚永不忘,
我辈才疏负尔期。
有眼不识荆山玉,
月老未把红线系。
而今已是白发媪,
始能坦然说心迹。
抚今忆昔添笑谈,
歪诗一首表歉意。
读她这首诗,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也回了她一首。当时我正对五言诗感兴趣,给她写的是一首五言古风:
终生的憾事
君写道歉诗,
我诗写憾事。
读诗增我恨,
要恨恨自己。
恨我意不坚,
恨我未坚持。
一听花有主,
即却折花意,
未辨真与假,
不知是托词。
恨往腹内吞,
只可写小诗。
一首名无题,
表我伯牙意。
终生记知音,
不忘钟子期。
然我不碎琴,
琴比人更值。
另首长相思,
相思无已时,
写君傲霜骨,
俗花不可比。
只可观和闻,
要折无勇气。
心存绵长恨,
此恨无绝期。
再首咏梅词,
词牌卜算子。
素梅品格高,
难免群芳嫉,
群芳我不爱,
唯爱梅一枝。
爱梅不畏霜,
宁处严冬里。
愿学林和靖,
鹤子梅作妻,
以梅终身伴,
何惧梅不知。
七绝题咏春,
是首藏头诗,
诗意且不论,
意在第一字。
文字做游戏,
以此表心迹。
四首诗和词,
字字血泪滴,
为何不呈汝,
只存日记里?
要呈费踌躇,
可见当时痴。
今日敢呈君,
还有何意义?
起个早五更,
赶个晚大集。
所幸君有幸,
得遇新天地(她的夫君名“新宇”),
一生琴瑟好,
和美好日子。
只要汝幸福,
余心得慰藉。
有汝红线句,
余心已补葺。
憾事若能补,
只有在来世。
(夜读老学生来诗,百感交集,赋此五古答之。时在日子时。)
我教的这个高中班在紧张中毕业了,由我带领学生到平度城参加了高考。这是学校第一个高中班,又是一群第一次教高中的青年教师教的,光怕一个大学生不出剃了光头,还好,有7名学生子考上了大学。42名学生,考上了7个,升学率也不算很低。
到这年暑期,我把学生送走,有如释重负之感。
四中共招收了两届高中,我教完高一级时,高二级也到高三了。新学期安排我教一个初三班。工作的负担是减下来了,可个人问题的压力却加大了,因为我又增加了一岁,已是27周岁虚岁28的大龄青年了,用现在的话说,已步入“剩男”行列了。我自己还好说,要是再找不到对象,父亲真的就不叫我回家过年了。所以,我自己订的时间表是,这年的下半年,无论如何要找到对象!
四& 与一个雀斑姑娘无果的恋爱
可是,要实现这时间表,谈何容易!别看我每天备课上课,生话得和别人一样,也乐哈哈的,可到了晚上,独自躺在床上时,经常是辗转翻侧,夜不能寐。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我大学的同学张际海向我伸出了援手。张际海是我的同学兼老乡,分到一中,后调到九中。他早已结婚了,妻子是师范毕业生,在平度南乡教小学。他知道我的难事儿,就叫他夫人从她师范同学中介绍一个。结果还真就找到了一个。这人叫李秀芬(不是真名),家是平度东边的一个乡,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教小学。
在一个星期天,张际海同学约我到了平度城他那里,与那女子见了面。一看,个不高,也就一米五左右,基本上还不能打到侏儒档里。模样、身段都还可以,只是脸上满是雀斑(民间称“苍蝇屎”),尤其鼻子周围,密密麻麻,黑魆魆占了半张脸。一看这脸,我想起了《聊斋志异》中的《瑞云》一篇,觉得这就是被和生点污面颊的瑞云姑娘。谈起话来,觉得还是挺爽朗朴实的。见面时间很短,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大体情况,彼此留了通信地址,我就赶回学校了。
过了几天,收到信了,文字功夫尚可,表达了一些愿意交往下去的意思。信封里还有一张比香烟盒小比火柴盒大的照片,涂了彩色的,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相,色彩都是涂上去的。从照片上看不出雀斑,那可能是修版修去了,也可能是被色彩盖住了,总之,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其实秀芬的脸型不错,若没有那些苍蝇屎,甚至可以与漂亮这个词联系起来。我把那张照片寄回家,妹妹写信来说,一家人都说好,那照片竟然给了父母极大的安慰。
我给李秀芬的回信也把我的照片寄了两张去,信上表示愿与之交往下去,而且希望从友情进一步发展,开出爱情之花,结出甜蜜的果实。
信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找不到感觉,燃不起以前我和那几位谈时燃起的熊熊大火。
就这样通着信,过了一个多月,她的信上突然说她被借调到大驾埠棉花加工厂去帮助收棉花去了。她约我到那里见面。为什么她去了大驾埠才约我?我想是因为那里是临时帮忙的地方,没有熟人,不怕被人知道她的事情。看来,这人是很有心计的。
大驾埠在平度西乡,离我们学校有四五十里路。在一个星期六下午,下了两节课后,我就骑上借来的自行车前往了。骑到那里,已是傍晚。她从伙房打来饭吃了,就说:走,到外边转转!我俩就出了加工厂南大门。向前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场院里,那里有好些草垛,像些蒙古包似的。这地方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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