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匿名信 惹来的横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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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匿名信 惹来的横祸 ！
　　 原铁道部第一副部长邓存伦的夫人杨克健与周道宽先生在一起亲切交谈这是一封沉甸甸的信件，它是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内容反映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内江地委的主要领导不顾当时极端困难的生活现状，占用良田，用重金修建谢家坝高级招待所。　　这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它是由内江公安系统三位干部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恳请能得到支持。　　这是一封惹火烧身的信件，从信函发出去的那一天开始，三位公安干部面临灭顶之灾，以说真话的代价，谱写了内江公安干警悲壮的人生篇章…… 　　　　　　　　　　　　　蒙冤三十年 何时能平反？　　　　　――原内江公安处政治处副主任周道宽涉嫌“盗窃”一案的调查　　2006年夏天，内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的一间干部病房里，一位曾经在内江手握大权的风云人物，因患肝病住院，住院期间他曾四处打听一位分别30多年的同事周道宽的下落，谁知竟没有任何消息。不久，当这位肝病患者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他竟在病床上喊出：“蒙冤30多年的周道宽，你在那里？我好想你啊！”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原内江地区煤建公司的老干部姚广龄生病住院，被三医院住院部的医生安排到与这位老干部同住一间病房，当这位老干部精神状态好一点的时候，与同病房的病友姚广龄一起聊天，他意外地打听到姚广龄与周道宽在重庆干部学校读书时竟是同班同学，让他特别兴奋地是：姚广龄不仅知道周道宽的下落，还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位肝病患者咬着牙从病床上翻了一下身体，在护士的帮助下坐起来，立即用手机拨通了周道宽的电话，此时已是深夜，在这静悄悄地病房里，电话里传来了周道宽久违的熟悉声音：“喂，你是周道宽吗？”，“是呀，我是周道宽，请问你是谁呀？”，“我！我！我就是30多年前和你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王永直呀”！周道宽此时远在千里迢迢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当他从话筒里听到王永直的名字和声音时，顿时拿着话筒的手激动得发抖，他没有想到30多年前整他黑材料的人，让他在监狱里蹲了9年大牢的王永直会在这个晚上给他打电话……周道宽此时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激动地说：“老领导王处长，30多年了你怎么还会想起我呢？”王永直面对周道宽的深情发问，顿时两眼湿润了，他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对周道宽说：“老周呀！我好想你呀！你是一个大好人，‘文革’中你受了大委屈，你确实是被‘冤枉’的啊！对不起你了！”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打电话的老干部王永直是何人？为何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向这位分别了30多年的老同事赔礼道歉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先后曾任原内江公安处党组书记、处长，市公安局局长、内江市人大副主任的王永直。事情要从30多年前说起…… 　　　　　　　　　　　　　 30多年前周道宽蒙冤入牢房　　1959年轰动全国的“庐山会议”召开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彭德怀的高潮。就在这时，内江地区专属机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思想，在讨论会上发言时，时任内江公安处政治处副主任的周道宽竟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彭德怀，他说“彭德怀为创建新中国是有功劳的，由于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未改造好思想，所以才犯了错误……”。当时的公、检、法机关党总书记张云集，同内江公安处个别同志认为，周道宽的发言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喊冤叫屈。于是，就给他定性为有“严重右倾”的组织结论。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内江地委竟占用农民土地，用重金建设谢家坝高级招待所。时任内江公安处长、政法党组书记的王辅臣同志和胡是牧以及周道宽等人对原内江地委的这些作法有些意见。于是，王辅臣处长决定，由当时的第三科科长胡是牧执笔，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内江地委的情况。胡是牧同志根据大家研究的“提纲”，把信写好交王辅臣处长看阅后，由周道宽从外地邮局寄给中央办公厅。后来得知，这封信中央办公厅批转给西南局，西南局又批转给四川省委，省委又批转给内江地委。内江地委从字迹和反映的内容来判断，认为此信是王辅臣、周道宽、胡是牧等人所为。　 “文革”开始后，“左”的思潮更加泛滥，王辅臣和周道宽等人被原内江地委造反派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他们决定先把周道宽“软禁”起来，关押在公安处一间屋子里，叫他交待反党反地委问题，这时周道宽就把自己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写成书面材料上报，专管人员则对周道宽说：“领导说了你的检讨是极不深刻的，想蒙混过关，你跟王辅臣要从反党的问题上交待……”他们指名问供，周道宽明白了，他们指的问题就是自己和王辅臣等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委工作情况的那封匿名信。周道宽心里非常不服，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怎么能说我们就反党了呢？他决定到北京去告状。一天晚上，他趁机逃跑出公安处，不幸很快被他们抓回。不久，又将他逮捕入狱，关押他长达8年之久。在这8年中，除了对他实施残酷审讯之外，“造反派”先后还多次把他五花大绑带上手铐，挂上“反革命分子彭真、罗瑞卿的走狗黑爪牙、大盗窃犯”的牌子，先后在内江、安岳、乐至等城镇和乡村游斗示众。　　细心地人们都会问：为什么会给周道宽挂上“彭真、罗瑞卿”走狗的牌子呢？原来在1956年7月，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来内江视察工作，在内江地委那栋石头房子办公楼外面与内江地委领导及公、检、法负责同志合影，其中周道宽的影子也在这张合影相片上。令周道宽意想不到的是，这张照片后来竟成了所谓“彭真、罗瑞卿”走狗的证据。　　不久，在派性驱使下，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又给周道宽强加上“盗窃自行车和小照相机”等莫须有的罪名，紧接着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他在被关押八年的基础上，内江中院又正式以“盗窃罪”判他九年有期徒刑，又将他投入监狱。他深感冤枉，当时就不服，曾先后多次向原“内江中院”、“内江地委”、“公检法军管会”申诉，由于受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影响，无人敢过问，石沉大海。　　人们都想知道：在“文革”中，极“左”路线的代表是怎样捏造事实，指控周道宽盗窃了自行车和照相机的呢？据了解，大约是1962年的一天，周道宽因有公事骑公安处的公用自行车到谢家坝招待所，将车停放在招待所门外，之后自行车被盗。此事当时的公安处长王辅臣以及刘梅村、胡是牧等人都知道，他们均可作证。谁知在“文革”中，他们硬说这辆被遗失的自行车是周道宽盗窃走的。之后，他们又采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社会上丢失的自行车都说成是他盗窃的，特别还说他盗窃了内江专区医院莫院长的自行车。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周道宽战友（自贡市久大盐厂厂长）张超同志送给他的一部照相机也说成是他盗窃的。当时周道宽就坚决反对拒不承认。极“左”路线的代表人对周道宽说：“你不承认偷了东西就长期将你关押！”周道宽气愤的质问他们： “我周道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谁证明我盗窃了谁的东西？你们能拿出证据来吗？”　　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深感一片黑暗、绝望。无奈之下，只好采取胡乱招供的态度，你要问什么他就招供什么。后来，细心的人们都再问他：你为什么要胡乱招供呢？周道宽语重心长、无可奈何地说：“为了早日出监狱，看望老母亲，与全家人团圆。但我对党并不恢心丧意，坚信有澄清冤案的一天。” 　　　　　　　　　　　　　 失踪30多年的周道宽回来了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党为国家除了一大害，特别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留毒和当时造成的危害，使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周道宽同志始终牢记邓小平同志的 “发展”理论，在老首长、老朋友的援助下，他找到了一个为国家经济建设项目“跑信息”、“跑材料”的工作。创业初期，军人出身的周道宽，根本不懂“信息”业务，碰了很多钉子，交了不少学费，但他的确是一条硬汉，他拿出了当年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那种毅力和勇气，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锻炼自己。他不断虚心学习，逐渐由外行变内行。　　 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周道宽诚信经商，先后跑了西南、西北、华中、华东等十多个省市，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1992年，周道宽开始到河南省三门峡市经商，在十几年的创业过程中，他把诚信经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优质服务作为自己的服务宗旨。他和朋友们先后创办了三个民间商贸公司，即“陕县工业煤炭公司”，“三门峡市物资能源总公司”，“三门峡市道宽晋铭焦铁有限公司”，并依靠铁路运输搞代发业务，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难怪三门峡市直属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李选才和陕县物资局局长黑老常对记者说：“周道宽在三门峡市、县经商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为三门峡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7年夏天，三门峡市卢氏县发生洪灾，灾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周道宽响应三门峡市委的号召，全家人向灾区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献出了一份爱心。　　日，《三门峡日报》在显著版面上报道了周道宽老人为卢氏灾区捐赠上万元物资的先进事迹。在报道的内容中，特别刊载了周道宽老人给三门峡市慈善总会会长张兰印的一封信，信中说，社会上任何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而生存的，回想起自己在旧社会过的苦难日子，是共产党救了我，我要知恩图报，现在卢氏县遭灾了，我也要响应三门峡市慈善总会的号召，向卢氏革命老区献一份爱心。　　据了解，三门峡市慈善总会会长张兰印为周道宽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并称赞他的爱心义举必将给灾区群众树立起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信心。两天之后，《三门峡广播电视报》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周道宽老人的爱心义举受到了三门峡市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一晃到了2008年4月底，离别内江30多年的周道宽夫妇终于回家探亲访友来了。两星期之后，正好遇上四川汶川大地震，夫妇俩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的4000元钱捐赠给内江市民政局，他们的捐款善举引起了《内江日报》和《内江电视台》记者的注意。几天之后，在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内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周道宽夫妇，并在《内江日报》5月24日的显著版面上报道了周道宽夫妇积极捐款的先进事迹。文章说，4月30日，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周道宽、魏淑祥夫妇来到内江探亲访友，周道宽夫妇俩不仅将剩余的4000元路费全部捐赠给灾区，还叮嘱儿子和孙子要向灾区捐款捐物，为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难关出力。周道宽夫妇的捐款义举被《内江日报》报道之后，顿时成了内江的新闻人物。 　　　　　　　　　　　 当年的同事为周道宽的遭遇鸣不平　　周道宽夫妇为抗震救灾捐款的义举在《内江日报》报道后，引起了周道宽当年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极大关注，大家终于知道周道宽还活着的消息，立即通过《内江日报》与周道宽联系上了。30多年不见，大家都成了80岁左右的老人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关心起周道宽当年蒙冤的情况，周道宽将这30多年的屈辱生活和奋斗历史如实向老领导和老同事们倾诉，记者有幸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会晤。　　据当年与周道宽一起在政治处工作的同事王新文说，周道宽蒙冤的主要原因是：1962年他与王辅臣处长、治安科长胡是牧一起向党中央写信，反映了内江地委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要求“派有马列主义水平的领导来组织内江地委工作”，此事被内江地委得知之后，就将原内江公安处定为“反党集团”，并任命了以王永直为首的新一届公安处长，新一届公安处领导同时将周道宽、胡是牧实施重点隔离审查，并成立专案组，实施高压政策，致使周、胡二人被审查关押八年之久。　　王新文认为，周道宽等人向党中央反映内江存在的问题，应该受到保护，因为党章有规定，党员向自己的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和问题，是党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显然组织部门不应该一棒子将他们打死。　　为了弄清楚周道宽的有关问题，我们又来到了当年与周道宽一起被抓进监狱的胡是牧家里采访。胡是牧也是81岁的老人了，与记者谈起当年写那封匿名信的事情，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流出了激动的泪花，他说，当年公安处长王辅臣、周道宽和我们几个人对内江地委领导的一些问题持相同看法，王辅臣决定向党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内江地委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文稿由我执笔，最后请王辅臣过目认可，交给周道宽去外地邮寄给中央办公厅。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封信层层转批到内江地委，时任内江地委领导从信的内容和字迹推定，认为这封信是王辅臣、周道宽、胡是牧等人所为，从此后，我和周道宽先后被重点审查，最后被投进监狱，我还被安上了投敌叛国的罪名。让胡是牧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在1995年解决了，并落实了有关政策。　　如果说王新文、胡是牧的证言揭开了周道宽蒙冤的真实内幕，那么，兰应斌、许世君、曲心英的证明材料，则直接证明了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内江公安处个别人对周道宽等人的处理是草菅人命的一桩冤案。　　据原内江地区工商局副局长兰应斌介绍，60年代我与周道宽一起在内江专区医院先后任地委工作组组长。在工作期间，我认为，老周是个大好人，对人耿直真诚，后来听说他因“偷”了内江专区医院莫院长的一辆自行车坐牢了，我们听了这消息之后都说这是无稽之谈，你想想看，一个17级的国家干部，受党教育几十年，他还是被组织部门作为提拔对象的接班人啦!他怎么可能去“偷”一辆自行车而葬送自己的前程呢？这显然是强加在周道宽头上的罪名啊！　　曾任内江市市长（现市中区）和市人大副主任的许世君先生在谈起对周道宽的处分问题时很有看法，他说，若说周道宽犯有盗窃罪，如果仅以“偷”了一辆自行车和一架小照相机就判刑九年，内江中院也确实判得太重了！因为当时处在“文革”时期，有极“左”思潮作怪，实际上周道宽当了替罪羊。　 “ 解铃还须系铃人”。30多年前，内江公安处的“造反派”曾污蔑周道宽“偷”了内江专区医院莫怀坚院长的自行车，因莫院长在“文革”中被打成了“走资派”，一位对莫院长不满的中层干部对莫院长说：“莫院长，听说原地委派来专区医院任工作组组长的周道宽‘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为啥子不检举揭发他呢？”莫院长感到莫名其妙……30多年以后，莫院长早已离开人世，他的夫人曲心英在《内江日报》上看到了周道宽还活着的消息，立刻通过记者与周道宽联系上了。周道宽与82岁高龄的曲心英见面了，他向曲心英讲述了30多年前因被人冤枉“盗窃自行车和照相机”，在监狱里蹲了9年大牢，其中说我“偷”的自行车就是偷的你们家的。曲心英听后大吃一惊，她说：“我决不相信周主任你会“偷”我们家的自行车，因为你还是地委派往我们专区医院的工作组长啊！我们家当时只是掉了一块自行车的牌照，并没有掉自行车呀。”　　时任内江公安处第一副处长的宋其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得更为直接，他说，在“文革”期间，内江有“王、宋、周、胡”反党集团（王辅臣、宋其茂、周道宽、胡是牧）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产物。周道宽等人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怎么会成为反党份子呢？周道宽出身贫寒，12岁就参加八路军，多次立功受奖，为党和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说他是什么“大盗窃”犯，我根本不相信，要知道在“文革”期间，那是他们专门整人的一套把戏啊！　　周道宽的同事是这样评价周道宽的，那么时任内江行政公署和地委的领导又是怎么样看待周道宽所谓的问题呢？ 　　据内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政法党组书记石纯华介绍，周道宽被打成“大盗窃犯”投入监狱的情况我不清楚，但他们向党中央写信，反映内江地委的有关问题，之后被审查的事情我知道，周道宽这个人出身好、品质好、思想好，12岁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犯过错误，后来听说偷了什么自行车（几十块钱一辆的车），我不相信，这绝不可能，此事已过了30多年了，周道宽是个好同志，他所蒙受的委屈我们非常同情他，现在他的问题可以向司法部门申诉嘛，以求公正解决。难怪时任内江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张铭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周道宽被判徒刑九年，连我都不知道。　　记者所采访的老领导和老同事，都是在解放后与周道宽一起工作过的人，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周道宽一起行军打仗的老领导又是如何评价周道宽的呢？　　为了了解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专程来到北京采访了88岁高龄的杨克健女士，杨女士曾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是老一辈革命家原铁道部第一副部长邓存伦的夫人，邓存伦在解放战争中是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的政委，杨女士说，1942年年仅12岁的周道宽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年满16岁的周道宽成为了我老公邓存伦的警卫员。在战争年代，小周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廉洁奉公，一生光明磊落，现在听说小周蒙受冤屈，我希望有关部门应该重新审查他的案子，给他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谁来维护周道宽的合法权益　　周道宽现已是近80岁的人了，已经进入古稀岁月。有人感到不可思议：周道宽为什么在打到“四人帮”之后30多年才来找内江中院申诉呢？据了解，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他被释放后，身体欠佳，在山东老家务农的爱人，又患有心肌炎，经济极其困难，再加上当时信息也不通，许多同事和关心他的一些老领导，想通知他来落实政策，既无地址又无电话，没有办法找到他。　　为了向有关部门反映周道宽的有关情况，我们先后走访了内江市的一些职能部门。内江中院的领导认为，周道宽一案发生的时间已经30多年了，他本人如不服当年中院的判决，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同时，该院领导还认为，周道宽属国家干部，他还可以到内江市委组织部反映情况，找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内江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则说，为落实干部政策专门设置的办公室早已撤销，周道宽的问题可以向上级部门反映。　　人们不禁要问：解决周道宽的历史遗留问题究竟该找那一个部门呢？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原则，针对周道宽先生在“文革”期间蒙受的不白之冤，我们翻阅了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该纪要的第二部份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内乱的一场运动，在这场及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当时有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遗留问题处理，不能仅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火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后遗症。只有这样认识处理问题，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批转的通知写得何等好呵！由此可见，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周道宽历史遗留问题是时候了，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曾任内江市人大副主任、原内江公安处处长王永直在病重期间给周道宽的赔礼道歉的电话，假如他还健在，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非常好解决的。如今，他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亲耳听见王永直电话的姚广龄写出的证词，证明了30多年前这个直接整理周道宽黑材料的人的真实内心独白，不正好证明了周道宽确实是被“冤枉”的吗？　　无独有偶。一位50年代在内江公安处工作的史君奎同志所写的一份证词，也印证了王永直同志忏悔的真实思想，他在证词中说，去年（2007年）我去内江三医院住院部看望王永直，老王向他谈起在任职时对公安处政治处副主任周道宽蒙冤的事自己有责任，心里很不好受，很对不起周道宽。总之，王永直对史君奎的谈话与姚广龄和王永直的谈话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史君奎所写的证言真实可信。最后，还是用王永直夫人宋德芳的话来说明王永直临终前的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日，周道宽的爱人魏淑祥来内江三医院看望王永直，宋德芳对魏淑祥说：“老王不行了，医院又下了病危通知书，不过没有关系，老王和我都很同情老周的遭遇，老王虽不能跑路了，还有我呢，如果老周要来内江解决这个事，我可以帮你的忙，有些情况老王都给我说了，我也清楚。”宋德芳在王永直临终前对魏淑祥说的这番话，有姚广龄夫妇现场作证，姚的证词也专门写了这一段话。　　采访结束时，记者与内江一位资深律师谈起周道宽30多年前的那一宗“盗窃”案，这位资深律师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周道宽老先生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是因为发生在“文革”时期，在那个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他能够忍受屈辱活到今天，已经是人间奇迹了。他希望周道宽先生在有生之年不断申诉，要向有关部门讨个说法。　 “蒙冤30多年的周道宽，你在那里？”这是周道宽30多年前的“冤家”王永直在临终前的呐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经历30多个春秋之后，当年蒙冤的周道宽终于回来了，他不是回来讨价还价，而是想在有生之年向内江司法部门讨个公道、讨个说法。因为周道宽先生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已经历30多个漫长的春秋，已经使他个人在经济上、身体上、精神上蒙受巨大的损失。我们希望： 内江中级人民法院在周道宽先生健在的时间里，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对周道宽再审一案重新做出公正客观的判决，使周道宽先生在有生之年感受到党的政策温暖。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进行跟踪报道。
记者 梅吉雨
编辑：梅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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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 名 信
郑一方上班后，还在哈欠连天，手不离卫生纸。从早上起床，他就这个样子，不住地打喷嚏。他之所以感冒了，都是因为昨晚下去检查夜间治安，光图穿的精神利索，天凉穿衣服穿得太少，他为自己没注意保护自己多遭这份罪而后悔。公务员送来了报纸还有一封信。郑一方拆开信看信，信的内容没几个字。先看落款，没署写信人的名字，又是一封匿名信。
郑一方知道匿名信比一般人更早些。他还上小学，父母没文化，打他会写作文开始，家里写信就不在求外人了，这项重任必然落在他的身上。一次母亲让他给远在外地的姥爷写信，因为丢三落四，写完了信竟忘了写上“外孙郑一方”。姥爷接到信后，竟不知道信是那个后生写的。后来姥爷见到了他逗他说，“外孙子你行啊，还会写匿名信呢！”
如今，电话已经广泛普及了，人们已经很少写信了。但有一个领域信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大行其道，这个领域就是信访。那些告状的人依然没有放弃写信。不仅写信而且很少有人写署名信，百分之九十九写的是匿名信。匿名信之所以受到告状人的青睐，是因为匿名信有其独特功能。写匿名信，既可以把问题反映上去，又可以不留姓名，使被告人无法知道谁写的，以防打击报复。既能可以打击敌人，又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夸张地说，匿名信是当前人们告状的最主要的手段，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郑一方手上的这封匿名信没有署名，其目的也不外乎这些。这封信内容极其简单，简单到了就一句话，写信人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了这么几个字，“八队队长高大吹和寡妇张翠花搞破鞋”。郑一方看完了信笑了，他笑的是这一句话里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八队队长高大吹的名字不叫高大吹，叫高大锤。是因为他这个人平时好吹吹呼呼，人们才给名字里改了一个同音字。二是郑一方知道“搞破鞋“是群众语言，“搞破鞋“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他琢磨着发明这个词的人一定没文化，不正当男女关系怎么能和破鞋联系在一起呢？就算是比喻，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再说了，一只或者一双破了的鞋子怎么来“搞”？语法上也不通嘛。
郑一方调来野鸭岭分场当党委书记时间不长。他过去是在塞北农场机关搞宣传工作的。如今被组织上派到野鸭岭分场当党务一把手，他对包括纪检工作在内的很多工作还不熟悉，还处于适应期。对这封匿名信该怎么处理，他把纪检干事大杨找来，想听听他的意见。“这要看你想不想查了！”大杨说。郑一方有些意外，“什么叫想不想查，不是说有告必究吗？”大杨笑后说“郑书记，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对你实话实说！”“那好，你就给讲真话！”郑一方道。“现在都是这样，纪检办案子，关键看领导的态度。领导想查我们就去查，领导不想查，我们就给压下来。”大杨说。“你们怎么压下来？”郑一方问。“一个查无实据无论什么案子都能按住！”郑一方问，“你看高大锤的问题该不该查？”“我看最好不查！”“为什么？”郑一方又问。大杨说，“一方面高大锤不是一般的生产队长，他是农场李书记一手树起来的生产队长标杆，查他就等于给农场领导抹黑嘛！再就是，你也能有所耳闻，咱们秦场长和他关系很不一般，查他秦场长一定会很不满意，会误认为你在整他的人，甚至会认为你要整他。你刚调来，你俩为此闹掰了，对你今后开展工作会很不利的！”郑一方感觉大杨说的似乎有道理，尽管对他的一些说法并不赞成，但对大杨的意见还是听进去了。
查不查高大锤，郑一方翻来覆去考虑了一天。他调来以后，没少听说场长秦发才在这里大搞帮派，大搞团团伙伙。据说他在野鸭岭有“八大金刚”，也就是八个最铁的哥们，而高大锤又是“铁中之铁”。调查高大锤不可能不触及秦发才，也有可能触犯农场李书记，查高大锤对他个人可能是不利的，这一点大杨讲的是客观。但又一想，群众反映高大锤有生活作风问题，虽然未经调查核实不能过早下结论。但无风不起浪，即便群众有反映，存在的可能就有。作为党委书记，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眼看着自己的下属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侮辱妇女放任不管，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别说为了严肃党纪，就是退一步从良心上讲不管也是说不过去的。郑一方觉得自己并不是“超人”，自己也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着想，还是为组织和群众着想；是要庸俗的关系，还是要党性原则；在郑一方脑海里就像两个人打架，你来我往，斗来斗去，使他犹豫，使他彷徨。但最终或许天生的正直性格和后天的政治学习，促使正义感还是占了上风，让他咬着牙下了查高大锤的决心。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郑一方。要查高大锤，要查一个队长，这对野鸭岭分场来说不算件小事，他必须和场长秦发才沟通。本来党委和行政两个领导碰一下头，统一一下意见，不算什么事儿。但毕竟秦发才同高大锤关系极其密切，跟他说了，秦发才如果泄露给高大锤，那对办案是极为不利的，而且郑一方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大。按说该让秦发才回避，但只是听说有这种说法，也没见到相应的党纪党规。再说了，即便有这方面的规定，一般也是规定亲属亲友之类，肯定不会有铁哥们也得回避的说法。不沟通指定会引起秦发才的不满，导致他和场长之间产生矛盾，人家无疑会给他扣上“另搞一套”的帽子，要是告到农场领导哪里，他这是“违规”，吃不了也得兜着走。郑一方想沟通也得沟通，不想沟通也得沟通，这个坎他怎么也是迈步过去的。郑一方又回头一想，咱可能自己想得太多了，说不定秦发才还是有觉悟的和讲原则的，就是不积极支持，至少不会横档竖拦。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在郑一方同秦发才沟通的时候，秦发才一口气说了好几个不可能。“大杨和我讲了，这完全不可能。当年我当包车组长的时候，老高就是我的徒弟，我对他太了解了，扒了皮我能认识他的骨头。老高是好和娘们们打打闹闹，但让他玩真他有那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肯定是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谁了，人家往他身上扣屎盆子！”郑一方心想，你秦发才一口咬定高大锤不可能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没经过调查核实，你怎么知道没有？你有什么根据？你无非是想用这种办法拦挡，别万一查出来，对你那个铁哥们不利而已。但这话郑一方是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会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坏。为了让秦发才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郑一方换了一种角度说，“群众有反应，调查一下也好。如果没有更好，可以为老高澄清了，也有利于他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秦发才听着不耐烦了，“明明不可能的事查什么？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秦发才也算老干部，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自然粗鲁粗野。
本来郑一方调来以后，秦发才看郑一方年轻，认为好欺负，总想压着他。在党委会上动不动就给郑一方颐指气使地布置工作，明明郑一方与他同级别，却硬要把人家当副职使唤，势必引起郑一方反感。郑一方为了维护班子团结，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次他又故伎重演，郑一方想，你不是想阻挠我查高大锤吗，我非查不可。明里查不行，我就暗里查。如果能把高大锤问题查实了，再给你端出来，看你怎么办！于是郑一方开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郑一方佯装要到搞一次职工教育活动，让纪检干事大杨随从。大杨觉得搞政治教育这不是他分内工作，不太情愿去，“郑书记，是不是让宣传干事随你去更合适？”郑一方脸一沉，“让你去你就去，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大杨挨了呲，也再也不敢吱声了。郑一方无疑是要去八队查高大锤，他一个人查也不行，也只能带着纪检干事大杨，但他又不想对大杨说去干什么，能保密就尽量保密。
到了八队，郑一方再一次见到高大锤的时候，强烈感受到高大锤对他异常地热情。调来野鸭岭后，郑一方来过八队几次检查工作，高大锤见了他不冷不热。郑一方心里明白，对他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虽然场长和书记同为党政主要领导，在基层干部眼里，场长才是响当当的“一把手”。过去场长手里有财权和物权，书记手里有干部人事权，还好点。自打实行场长负责制，好揽权的场长们把书记的干部人事权也夺走了。场长集人、财、物三权于一身。场长和书记说是同级，但实际上被“矮化”了，这就是报纸上说的党委书记“副职化”。再加上郑一方又不是高大锤的直接领导，对他不冷不热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次来高大锤一反常态，对他大献殷勤。郑一方一进队长办公室，高大锤牵起郑一方的手，连拉带拽地把他带到了小会议室。会议室沙发桌上摆满了苹果、桔子、葡萄等水果，还有糖果和石林香烟。高大锤殷勤地又是上茶又是上烟，和郑一方有说有笑，眉飞色舞，笑逐颜开。说哪句话都离不开郑书记长郑书记短，那张嘴比蜜还要甜。因为分场部离八队有三四十里路，分场七八个领导就一部北京吉普车，还向来在秦发才手里把着，郑一方和副职们下队，再远的路也得骑自行车，中午是赶不回去吃饭的。这也为高大锤提供了拉拢郑一方的可乘之机。郑一方一走进生产队小食堂，饭菜香扑鼻而来。看到那张大圆桌上已经摆了不少菜，细看看，什么浇汁、杀生、清炖、炖鱼架、炒鱼籽、鱼丸子等等。高大锤特意介绍说，昨天杨干事打了招呼说你要来，他就派人到黑龙江边鱼亮上卖鱼，搞来了一色鯿花、鳌花、鲟鱑、大鲤子等黑龙江的好鱼，还弄来了大马哈鱼的干鱼坯子。临开饭前，郑一方拉着大杨去了趟厕所。在去厕所的路上，郑一方对大杨说，咱们下来这样吃喝对群众影响不好吧？大杨寻思一下说，不吃也不好吧，总该给老高点面子吧！郑一方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吃这顿饭，他不是嘴馋，也不是为了给高大锤面子，他是怕不吃引起高大锤的警觉而打草惊蛇。席间，高大锤拎着酒瓶子抢夺郑一方的酒杯，说啥也要陪郑一方好好喝喝。郑一方攥着自己的酒杯就是不给他，说这几天感冒了，还从兜里掏出药盒给他看，才享受了“以茶带水”的待遇。高大锤的此番表现，更让郑一方确信无疑，肯定有人向高大锤泄密了。
下午，郑一方给高大锤和队支书下了一道死命令：“今晚上政治学习职工必须全员参加，一个也不能少。除了长期在外人员，近期在家的就是挖地三尺也必须给我找回来。”
晚上在生产队大会议室，郑一方给职工们上了一课。最初他是想讲反腐倡廉，也是怕打草惊蛇，临来之前改为讲党的群众路线。课讲到最后，郑一方给大家出了几道试题，给每个人发了事先打印好的标准答案，让大家往上抄。但有两条硬性要求，一是只能自己抄自己的，谁也不许让别人抄；二是都必须写上自己的名字。
散会后，大杨把收上来的答卷拿来，对郑一方说，“郑书记，这些答卷也没啥用，我扔了算了？”郑一方忙制止他，然后从兜里掏出了那封匿名信，“给我一份一份对笔迹！”大杨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水中桥’！”“水中桥”是一部抗美援朝电影中一句台词，过去的人们好用它来形容隐蔽的或者秘密的。大杨他们把所有答卷对了笔迹，没有发现答卷中有和匿名信的字体相同的。郑一方又把支书叫来，问是不是还有职工没参加答题。支书起初说没有了，后来又想起来了，说是有位打更的老同志因为在班上，就没让他来。郑一方立马意识到更夫有可能是知情人，拿起纸笔要去找更夫补答题。一天不离左右的高大锤说黑灯瞎火的领导出去不安全，非要陪着她去，郑一方婉言谢绝了。
郑一方来到了打更房，老更夫坐在哪抽烟。郑一方说明了来意，把笔和纸以及答案交给老更夫，老更夫不接，说他没文化。这让郑一方一时束手无策。过了好大一会儿，老更夫嘿嘿地笑了，他说，“郑书记，我知道你是来对笔迹的，咱就不兜圈子了，实话告诉你吧，匿名信是我写的。”老更夫详详细细地讲了，他在夜里在家属区巡查，是怎么发现有个男人深更半夜往寡妇张翠花家里钻的，他是怎么盯梢的，又是怎么确认那个男人就是高大锤的等等。老更夫还说，他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也是个老党员，其实高大锤并没有得罪他什么，他就是看着像高大锤这样的干部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来气，才写了这封匿名信。“你估计他还会不会再去？”郑一方问，老更夫笑着，“放心，干这种事的人有隐，我打保票他不会不再去的！”
回到分场，大杨对郑一方说，“你要是真想查高大锤，莫不如把那封匿名信交给农场纪委，让他们查，何必你去躺这池浑水！”听大杨这话，郑一方也认为他是好意，又是为他着想。但大杨在说完这话的时候，那双会转圈的眼睛里显露的是狡猾的目光，只是郑一方没有觉察到而已。郑一方并没有回答大杨的话。他心里有数，把这个案子交到纪委，凭高大锤的能量，凭有秦发才这样强力“保护伞”，农场纪委或许连查也不查，就把案子“化”了。只是告诉大杨，让他通知派出所长，晚上十点让他俩跟着他出去一趟。大杨问出去干什么，郑一方没说，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分场要参加农场的大合唱比赛，要花点钱卖服装。郑一方拎着一张报告去找秦发才批钱。秦发才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气哼哼地从嘴里吐出了两个字“没钱！”郑一方过去从来没见过秦发才对他这个样子，显然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得罪他了。郑一方思来想去也没有别的事，要是有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秘密调查高大锤。到现在这件事只有大杨一个人知道，莫非大杨泄露给秦发才了？郑一方转念提醒自己，自己也不要没有根据地瞎揣测，以免误伤自己的同志。
晚上，在茫茫夜色中一辆土黄色北京吉普车在行进中。在车内，坐在后排的派出所长前倾着身子问郑一方，“书记，今晚上到底去干啥？”郑一方回答，“蹲坑！”派出所长又问，“蹲谁的坑？是偷盗的还是打架斗殴的？”郑一方答，“是下井的！”郑一方此言一出，大杨立马明白了，憋不住地笑喷了，而且笑的前仰后合。不明所以的派出所长非拉着大杨，让他说说什么是“下井的”，大杨不敢说，让他问郑一方。郑一方笑而不答。在离八队不远处，北京吉普车停下，他们下了车。郑一方吩咐司机在这里等着，把车灯关掉，他带着大杨和派出所长往家属住区走去。他们很快悄悄地来到了张翠花家房前，郑一方同派出所长耳语了几句。派出所长环视了四周，然后指指房前菜园的园障子，三个人迅疾进了菜园子，到园障子后面藏了起来。蹲了没多大功夫，大杨悄声对郑一方说，“咱们抽颗烟吧？憋得慌！”“给我憋着，别暴露目标！”郑一方恨恨地回答。他们在哪里蹲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目标终于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向张翠花家门走来，因为一弯明月高挂，他们一眼就看清楚不是别人，正是高大锤。奇怪的是，高大锤并没有直接走向张翠花的家门，却向他们蹲守的位子走来，他们三个人顿时紧张起来。高大锤走到园障子前，也就是郑一方他们对面，收住了脚步，解开裤子开始撒尿。高大锤的尿流像水龙头一样恰好呲到了派出所长的头上。可能为了便于隐蔽，派出所长又恰好把大盖帽摘了。高大锤的尿流不停地往派出所长头上呲，派出所长在那里恶心地呲牙咧嘴。郑一方看到了强隐着笑。高大锤撒完了尿，系上裤子，转身才向张翠花家门走去。郑一方原计划等高大锤进屋以后五六分钟，他们就冲进去把高大锤捉奸在床。高大锤走到张翠花门前，刚伸手拉开房门，突然一声咳嗽声传来。郑一方扭头一看是大杨咳嗽的。咳嗽声惊动了高大锤，他感觉周围有人，没敢进屋，迅疾又把门关上，回转身，惶恐地左看看右瞧瞧，也没见到有什么人。然后慌张地拔腿就走，逃之夭夭。
在回来的路上，郑一方沉默不语。大杨没话找话说，郑一方也不搭理他。回到北京吉普车前，大杨上了车，派出所长拉着郑一方到道边河沟里洗洗脸。派出所长边洗脸边嚷嚷，“高大吹的尿是他妈的地真骚啊，恨得我真想冲上去，把他老二给他拧下来！”郑一方有意逗他，“尿就尿点吧，你那头有点拔顶，或许上点肥还能长出来！”然后派出所长话锋一转，压低声音说，“对大杨那一声咳嗽你怎么看？”郑一方思索着没说话。派出所长接着说，“你刚来，对野鸭岭的人际关系不太了解。我可跟你说，大杨可是高大吹姨家表兄弟！”郑一方很是意外，“是这样！”回来在车上，郑一方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目视前方，对坐在身后的大杨兴师问罪，“杨干事，你今天这声咳嗽算怎么回事？”大杨一阵慌乱后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这两天抽烟抽多了，老……老……咳嗽！”郑一方生气地抬头瞟了一眼倒车镜里的大杨，“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我等着你的解释！”大杨红着脸，尴尬异常，一时倒不上腔来。
在此之后，场长秦发才利用他和郑一方一起去农场开会的机会，对郑一方说，“破鞋烂袜子的事不好办，除非你抓着，抓不着现形，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咱是查不清楚的。即便查不清楚，何必去捅那个黄鼠狼窝，捅不好会打不着黄鼠狼反而惹一身骚！”对秦发才的“忠告”，郑一方是不领情的，相反他认为这是秦发才变着法子在阻挠他对高大锤的调查。
一计不成只能再生一计，床上捉奸不成也只能从张翠花身上要证据。郑一方十分清楚，要让张翠花揭发高大锤并非易事，因为对张翠花来说，在揭发了高大锤的同时，势必要损害自己的名声。女人没有不注重自己名声的，即便是荡妇也要把贞节牌坊挂在嘴上。郑一方不急于找张翠花调查，生怕大张旗鼓的调查，别人知道了会对张翠花形成很大的思想压力，那么张翠花就更难开口了。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张翠花确定为分场的扶贫对象，然后安排工会对其“一帮一”扶贫。郑一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工会干事蔡丽。他之所以要把任务交给蔡丽，一来因为蔡丽是个女干部，容易和张翠花接触和沟通；二来蔡丽会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郑一方对蔡丽明确交代，“你的任务就是扶贫帮困，尽力帮助张翠花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解决不了跟我说。关于她和高大锤的关系，你只字不要提，我们要用组织的温暖，来感化她！”蔡丽怀疑地说，“能行吗？”“行不行试试看！”郑一方说。
蔡丽去了八队以后，又是发动群众给张翠花扶贫捐款，又是带她出去诊病，又是帮助修缮漏雨的仓房，又是帮助解决孩子去分场上学的看护问题，就是洗洗涮涮蔡丽也帮着干。有一件事蔡丽办不了，就是张翠花家想让领导给她办个“病退”。蔡丽和队支书也认为张翠花丈夫死了，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她自己又多病体柔，干不了农活，承包不了土地，无生活来源，应该给办“病退”。蔡丽向郑一方汇报时，郑一方问，“那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问完了郑一方有些后悔，纯粹的废话，怎么过来的？高大锤给“帮扶”的呗！郑一方深切地感到，造成张翠花今天的处境，我们组织上是有责任的。郑一方叫来了劳资干事，问张翠花这种情况符合不符合办“病退”条件。劳资干事说按说条件符合，但农场劳资科轻易不批。郑一方让劳资干事买了几条大鲤子鱼给农场劳资科长送去，又亲自给劳资科长打了电话，张翠花的“病退”很快办下来了。蔡丽还向郑一方反映，说对张翠花扶贫，不少职工不理解地说，“搞破鞋的还有功了，领导这不是在鼓励搞破鞋嘛？”郑一方听后笑着摇摇头说，“这种说法错误，张翠花本来就是真正的贫困户，理应扶贫。再说了她与高大锤不正当关系她一定是受害者！”
张翠花“病退“办下来以后，蔡丽按郑一方吩咐通知了张翠花。张翠花让蔡丽捎话说，说她有话像对郑书记说。郑一方得知后觉得事情有眉目了，带着蔡丽和派出所长当天晚上就去了张翠花家。这次他没带大杨，他认定大杨有内奸行为。张翠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对他们讲，两年前，因为没有生活费，家里揭不开锅，她一次又一次找高大锤要救济，高大锤硬说解决不了。有一次，高大锤见办公室里没人，关上门对她说，“只要你陪我睡觉，我保你和孩子吃上饭！”她走投无路，人穷志短，就依了他，从此高大锤一直霸占她到今天。派出所长做了笔录，张翠花在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郑一方希望张翠花最好能给组织上提供高大锤奸污她的证据，张翠花从被垛底下摸索出一条裤衩，说这是高大锤最后一次来落下的。郑一方认为这条裤衩是有力证据，让张翠花找了个方便袋把裤衩装上带了回来。回来的路上，他们几个还在议论这件事。郑一方恨恨地说，“高大锤作为领导干部，群众有了困难，不去帮助解决，反而趁人之危，奸污妇女，你们说有多么可恶吧！”派出所长咬牙切齿地说，“我看就该把他老二拧下来让他变成太监！”蔡丽听了派出所长的粗话，羞涩地低头捂脸窃笑。
拿到了证据，郑一方认为调查已经突破，该对高大锤动手了。根据高大锤错误性质和严重程度，他打定主意要把他一撤到底。在去同秦发才统一意见之前，郑一方得意地想，查高大锤你秦发才横档竖拦，今天在事实面前，你还敢吗？量你也没有这个胆！果不其然，统一意见的时候，秦发才没敢再拦挡，但他还是为高大锤说情，“老高当队长十来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撤到底是不是狠了一点，不行就给他降职使用吧？”郑一方斩钉截铁，“高大锤错误很严重的，降职使用不妥！”秦发才又用试探口吻问，“实在不行，咱就别说撤他了，说‘免’行吧？郑一方想了想，撤也好，免也吧，反正也是不用他了，说免也没什么，就点头答应了。秦发才皱着眉几乎用乞求的口吻说，“咱能不能在谈话时不提他男女关系的事，老高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给他留点颜面行吗？”郑一方想了半天，为了给秦发才面子，他还是勉强答应了。之后，高大锤免职问题提到了党委会上讨论。郑一方向党委成员汇报了高大锤问题的调查情况，也说明了他和秦发才商量的处理意见，然后让其它委员们表态。七八个委员们面面相觑，好半天谁也不说了。郑一方有点急了，催促道，“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也不知道谁打了头炮，小声地说了声“同意！”，随后“同意”此起彼伏，一致通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平日里高大锤抱秦发才的大腿，根本不把副职领导放在眼里，副职们个个对他火火的，如今他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都巴不得的把他“拿下”。只是党委会已经无密可保，谁也不想得罪这个人而已。
同高大锤的组织谈话是在八队队长办公室进行的。郑一方带来了组织干事，也带来了纪检干事大杨。本来干部任免谈话纪检干事是参加不上的，郑一方让他参加，就是想教育教育他。“分场党委研究决定，免去你八队队长职务！”郑一方严肃而有板有眼地对高大锤说。“因为什么免我的职？”高大锤问。“分场党委认为你当队长不称职！”郑一方回答。高大锤用手指头指指自己，“你们说我不称职？”然后起身去办公柜前，捣腾出一大摞子大大小小红皮证书，撂到郑一方面前，“你们看看，我这么多年年年评各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他又翻腾了半天，找出了一本子，拿起来打开给郑一方看，“这是去年农场评我标杆队长的证书，有标杆队长不称职的吗？”郑一方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他开始愤怒了，喘起了粗气。他平静了一下，深深叹了一口气后怒不可遏地说，“我们是想给你脸，现在看来你是不要脸了。那咱就把话挑明了吧，你犯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错误！”“你们说我搞破鞋吧，请问我跟谁搞破鞋了？”高大锤装糊涂地问。“张——翠——花！”郑一方把张翠花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吐了出来。高大锤面露冷笑，把手伸向郑一方，“说我和张翠花搞破鞋有证据吗？”郑一方拎过来自己的黑提包，打开提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里面装着的方便袋，放到高大锤手上。高大锤解开了方便袋口，从里面掏出一个裤衩子，仔细地看了看，抬起头问，“裤衩子，谁的裤衩子？”“谁的裤衩子，你高大锤的，你高大锤最后一次和张翠花发生性关系落在张翠花家的！”说完，郑一方面露冷笑。高大锤一阵慌乱之后，又很快平静下，他灵机一动后说，“这个裤衩子上没写我的名字吧，没有我的名字你怎么证明是我的呢？”紧接着高大锤把裤衩子往桌子上一扔，恶狠狠地说，“郑大书记，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然后拂袖而去。郑一方霍地站起来，脸涨的通红，脖子上跳起青筋，两眼冒着怒火，指着已经走到门口的高大锤，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高大锤还真的停住了脚步，回转身来。郑一方怒视着高大锤吼着，“高大锤，我告诉你，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野鸭岭官场上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现象，高大锤拒不执行分场党委的决定，拒不交出队长的权利，想当队长就自己继续当队长。秦发才对高大锤也权当没有被免职的事，该给他布置工作布置工作，该叫他来开会来开会，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干部们凑在一起开玩笑说，“高大锤可是咱野鸭岭历史上第一个撤不掉的队长！”郑一方尽管对秦发才违背党委集体决定，在高大锤问题上另搞一套极为不满，但他清楚他俩之间的矛盾是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反映给农场领导又会把他俩的矛盾暴露给了上级领导，会给李书记他们留下班子不团结的印象，或许对他更为不利。所以他一时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有人向郑一方“密报”，说是分场机关的女炊事员前两天去过张翠家的家。这个女炊事员身份特殊，野鸭岭无人不知这个女人是秦发才的情妇。据说她和张翠花过去非亲非故，相互不认识。这个时候她去张翠花干什么？是不是和秦发才有关？是不是和高大锤案子有关？这不能不引起郑一方的警觉。
紧接着，郑一方接到电话，八队支书报告说，张翠花到队部闹，说你郑书记搞逼供，逼着她承认她和高大锤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是根本没有的事。她说她现在没法见人了，不想活，当着他面喝了农药。亏得他把农药瓶子夺下来了，及时送到了医院，才没出人命。这让郑一方大感意外。郑一方知道事关重大，顾不上去想张翠花为什么喝农药，立马把大杨叫来，要去医院看看。大杨说，“书记，这种情况你去合适吗？”郑一方急头白脸地，“都什么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郑一方带着大杨匆忙感到医院，张翠花已经完成了抢救，转到了普通病房。郑一方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张翠花，关切地问，“怎么样了？好点了吧？”。张翠花两眼紧闭，什么也不说。过了好大一会，她眼睛里淌出了两滴眼泪，郑一方不知道这两滴眼泪说明了什么。这时，郑一方突然感觉自己背上被猛击一拳，他急回头，见一个年轻男子已经被大杨紧紧抱住。那男子声嘶力竭地喊，“郑一方，是你害了我姐姐！害了我姐姐！”大杨连拉带拽地把年轻男子推出了病房。郑一方走出病房，在楼道里，那个年轻男子被大杨控制着，但还在骂骂咧咧，依然对郑一方不依不饶。
高大锤状告到李书记那里，说郑一方诬陷他，还导致张翠花服毒自杀未遂，强烈要求处理郑一方。李书记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派农场纪委下来彻查。
农场纪委调查组先调查了高大锤和张翠花，也调查了参与办案的人员，最后才调查郑一方。调查组告诉郑一方，经调查，说你对张翠花刑讯逼供看来是不存在的，但高大锤矢口否认他和张翠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张翠花也已经彻底翻供，目前情况只能认定高大锤的男女关系问题没有证据。郑一方以理据争，“就是说张翠花翻供，不是还有她提供的高大锤的裤衩子吗？”纪委调查人员说，“我们基层没有条件检测这个裤衩子就一定是高大锤的。即便是高大锤的，也不等于可以证明高大锤就和张翠花发生过两性关系！”对调查组这种意见，郑一方万般无奈哭笑不得。
李书记亲自来到野鸭岭分场处理此事。李书记先找郑一方个别谈话，李书记很生气地说，“本来我以为你很有发展，就把你提起来又派到基层锻炼，没想到这么几天，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险些闹出人命，你说说你让我怎么向党委交代？还有，你要调查高大锤也该和我打声招呼，把我搞得很被动……”郑一方赶紧检讨。他过去没做过基层工作，但有十几年机关工作经验，对官场的规矩是明白的。他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尽管自己没做错什么，但领导说你错，你对也是错，你不能辩解，不能争辩，更不能对抗。如果你去和领导抗争，只能对你更为不利，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此时他头脑还算清醒，他没有同李书记争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错误”，什么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什么考虑问题简单，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什么作风漂浮呀，凡是领导有可能认为的话他都说了。李书记听了郑一方的检讨频频点头，看的出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李书记最后说，“反正事已经出了，好好接受教训吧。但现在高大锤还在告，这件事社会影响也太大了，你的错误也比较严重，党委初步考虑给你党内记过处分！”郑一方立即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李书记召集分场党委会，宣布了对郑一方的组织处理意见，但还是用“初步”这个词。郑一方心想，什么叫“初步”，不就是认识错误态度不好，就进一步加重处分，又何必留什么余地？在党委会上，李书记还是高看秦发才一眼，让秦发才讲几句。秦发才幸灾乐祸地看着郑一方说，“郑书记还是年轻呀，从一开始我就说高大锤有男女关系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郑一方听到秦发才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肺都要气炸了，但他不能反击，不能爆发，因为自己是坐在被告席上。
次日，高大锤在饭店里大摆筵席，说是庆祝生日。把除了郑一方外野鸭岭的干部几乎都拉去了。秦发才不仅亲自赴宴，还送上了一个特大号的生日蛋糕。郑一方明白，高大锤这是在庆祝胜利，他极力地要向人们昭示的是这场斗争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也是在这个时候，大杨来找郑一方检讨。因为在蹲坑那天晚上，郑一方对他的敲打让他深受震动。当调查高大锤事件发生逆转，郑一方面临处分的时候，大杨知道这种局面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郑一方还不知道怎么恨他。大杨内疚地说，“我的确和高大锤有亲戚关系，过去我也没有少吃少喝人家的，所以在原则和关系上我就掰不开镊子了，充当了内奸。不是我那一声咳嗽，给高大锤发了信号，把高大锤捉奸在床，这个案子也早就砸死了。今天你遭处分责任在我，我现在无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不行你就揍我一顿吧！”郑一方笑了笑说，“那大可不必，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人不怕犯错误，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关键是能不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对你今天的解释我接了！”大杨还说，他没想到郑一方是一个真想反腐也真敢反腐的领导。郑一方谦逊地纠正说，真想和真敢反腐的人很多，他不过是‘之一’而已。
郑一方认为张翠花喝农药一事以及翻供，一定和分场女炊事员有关，她一定是充当了高大锤的说客。不是高大锤出重金收买了张翠花，就是威逼恐吓了张翠花。郑一方对张翠花是不是真喝了农药也有怀疑，他去向自己在医院急诊室当护士的一个亲戚打探。亲戚说，他也感到有些奇怪，抢救那天，他们主任要给张翠花洗胃，主任把我们其它大夫和护士都支走了，是他自己一个人给张翠花洗的胃，可是送进抢救室的解毒剂一点也没用。郑一方由此判断，医院这个主任也可能被高大锤收买了，才配合高大锤实施了事先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但这些都无从查实，也不好查实，甚至永远是个迷。
李书记走后，郑一方的感冒加重了，医生说己经演变为重感冒，他不得不去医院挂吊瓶。要说痛，其实他身体上的痛，莫过于心上的痛。本来是反腐败却让腐败给“反”了。本来要去惩治腐败份子，却让腐败份子反攻倒算了，别提他心里有多苦闷多上火了。他后悔自己不该在李书记面前讲那么多违心的话，不该无端给自己戴上那么多本不属于自己的帽。他觉得自己身上机关作风浓重，老于世故，过分地去迎合领导，不敢坚持真理。李书记临走时命令他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农场党委，他却迟迟没动笔，他现在竟认为自己本来就没做错什么，让他检讨是荒唐的。以前他有位同学从北京多次打电话，让他弃官经商，去北京合伙做生意，郑一方一直没答应。这是因为郑一方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经商，还是适合做官，他有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愿望。他绝对不满足仅仅在野鸭岭当这个书记，他希望自己能做更大的官，为更多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到野鸭岭时间不长，他便体会到了基层工作复杂和艰难，再加上这次要再给他纪律处分，那他的仕途之路也就止步了。当同学这两天又来电话时，他动心了，产生了一走了之的想法。人无私才能无畏，人无欲则刚。他在提笔写检讨之前就想好了，既便想走了，就不必过多地考虑领导乐不乐意听，领导能不能接受了，就给它来一个直抒胸臆和仗义执言吧，去把自己的理争回来，去把领导的错误认识掰回来，自己不能白白地蒙受这不白之冤。郑一方在检讨中这样写到“……高大锤的问题事实是存在的，我查处他也无疑是正确的。要处理应当处理的是高大锤和他的‘保护伞’，而不是我……我们这里对腐败不该这么‘皮软’，这样只能助长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反腐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要处理我，或许不算什么。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只能使更多的人想反腐却不敢反腐，只能让腐败份子更加猖狂，更有恃无恐……我现在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没有倒在敌人枪口下，却被我们自己人误伤。如果你们要把我抬下战场，我也没办法。如果你们把我留在战场上，我将擦干血迹，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把敌人就是腐败分子消灭干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把想说的话都说了，郑一方觉得如释重负，一卸多少天来的压抑和郁闷，一吐为快之后就是浑身轻松。
郑一方以为李书记看了他的这篇“檄文”，指定会被气的七窍生烟，非找他算账不可。检讨书交上去之后，李书记并没有来找他训他。只是听李书记身边人说，李书记说了，郑一方写的不是检讨书，简直就是声讨书、抗议书。他虽然很反常，发牢骚说怪话。但他是处以公心，它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所不具备。听李书记这么说，郑一方心里好受多了。
等了很长时间，郑一方并没有见到农场党委处理他的红头文件，他终于明白了李书记说的“初步”是什么意思。李书记挥泪斩马谡，尽管举起了刀，却没有让刀落下，仅仅是为了平息高大锤事件而采取的策略而已。郑一方对李书记没处分他，没给他档案里留下污点，没有影响他的大好前程，还是心存感激的。
此后，郑一方再也无力碰触高大锤的问题，他只能韬光养晦和耐心等待。足足等待了三年多，等秦发才被提拔到了其它农场当副厂长，离开了塞北农场的野鸭岭分场，郑一方才以年龄大了的名义免了高大锤的职务。免职后高大锤去投奔了秦发才异地继续做官。尽管如此，郑一方还是深深地感叹，反腐败自下而上困难，只有自上而下才能真正反起来。于是他还是企盼着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重拳反腐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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