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什么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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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至今没有平反的五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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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41 发布在
&&   在中国为右派平反时,邓小平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章伯钧  章伯钧(年)安徽枞阳人,中国当代政治家。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朱德同住一室,及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1927年11月脱离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他於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罗隆基  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一身而兼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人很少,罗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是一位有棱有角、毁誉交加的人物。  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31年与张君劢组织再生社,出版刊物《再生》。1932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日卒于北京。  早在五四时期,罗隆基就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1922年7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学期间,他与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后来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HaroldJ.Laski)教授。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当年,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火枪手之一,他一度从胡适手中接编过《新月》杂志,纵横笔墨,书生言政。在民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中,罗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纲领,并积极投入民盟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罗隆基是被国共两党竭力拉拢争取的人物。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给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诸种头衔。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  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从锡兰公差归国,他没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  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在当年反右之后的黯黯长夜的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虽然罗隆基晚年凄苦孤寂,郁郁而终。但是,一条永远的“未改正右派”,一条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公正的历史结论,只此两条,自诩为自由主义左翼的罗隆基当可以死而瞑目了。  储安平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生于1909年。1928年入光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  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到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察》。《观察》社文章多以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诩“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正式复刊,依旧由他主编。日,《观察》终刊。储安平随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  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党天下”,从此成为大右派。  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  彭文应  彭文应(),字爵园,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在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  1957年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日,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被掘墓。  陈仁炳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陈仁炳当时被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1957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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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28 &&
[转帖]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的人确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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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05 &&
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古典儒生,经历了共产统治的中国,这样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已经绝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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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20 &&
&&&&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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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48 &&
&&&&许多都有统计数字,把真相,把档案材料公布一下就清楚了。楼主,现在已经没有右派了,改称精英了。1959年底统计右派总数为439305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多出了113572人,这是怎么回事?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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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34 &&
他们是中华的脊梁,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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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51 &&
这5个人才称的上是中华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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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8:15 &&
22:32:51&&的原帖:这5个人才称的上是中华的脊梁!一会儿韩2是脊梁一会儿这个才是脊梁,你是不是应该哪凉快哪呆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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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55 &&
22:32:51&&的原帖:这5个人才称的上是中华的脊梁!第 8 楼
22:58:15&&的原帖:一会儿韩2是脊梁一会儿这个才是脊梁,你是不是应该哪凉快哪呆着去?你比猪更蠢的愚民,不知怎样的人才是中华的脊梁不令人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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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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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29 &&
16:01:05&&的原帖: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古典儒生,经历了共产统治的中国,这样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已经绝种了。不好用“绝种”这么说,但用濒危与稀缺是不过分的!再加上限制生育,中国人的养老与育儿负担,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本性,让中国的血性消失几乎贻尽!于是,只能温良恭兼让地、道路以目地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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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50 &&
道歉吧,我认为平反对受害者来说是一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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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7 &&
右派是共产党单方面制定的标准。按这个标准,这几个人都没错划,甚至那几十万里面很多人也没划错的。当右派相当于当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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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流:启功自述--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中国网 | 时间:200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书摘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我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比如在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画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购”,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作者:启功赵仁章景怀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她们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词,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要说右派的故事,还要属叶公绰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又是受周总理亲自邀请真心诚意地抱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来的,但回来没落个别的,却落个右派,怎么能不冤?他也到处申诉。怎么向别人申诉我不知道,但通过陈校长我却知道。他和陈校长是多年的至交,在辅仁时期即过往甚密,打成右派后,他给陈校长写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诉苦,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过陈校长的威望告白当局和大家。陈校长也真够仗义执言,冒着为右派鸣冤叫屈的危险,竟把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给周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也就摘帽了,继续让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叶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训。毛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大幅横披的《沁园春·雪》,从此他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上面再悬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还给叶先生写过很多亲笔信,叶先生把它们分别放在最贵重的箱子或抽屉的最上面,作为“镇箱之宝”。后来,更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前来抄家,打开一个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再打开另一个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不知这位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凭着他的信多,换了别人还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从我这儿小小不然地“掠”走一些字画,而是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作者:启功赵仁章景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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