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区(新都)地图,电子地图,交通地图
新都区概况
　　新都区位于成都市北郊，居“天府之国”川西平原腹地，素有“天府明珠”和“香城”之称。全区幅员面积482平方公里，六分之五为平原，六分之一为浅丘。新都区现辖13镇4乡，全区总人口62万人。新都区是成都市科技?文化?旅游卫星城，在成都市总体规划中被确定为都市区，其中32.6平方公里为都市区。新都区同时被定位为成都市城北副中心，承担成都市机械、电子、食品、生物制药、旅游和物流基地的功能。新都镇、新繁镇均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
　　新都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绝对最高气温35.5℃，绝对最低气温-5.4℃。年平均相对湿度81.5%，无霜期271天，日照100天。多年平均降水量911.7毫米。主要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和，累年(年)平均气温在16.2℃左右；雨量充足，累年平均降水量在909毫米左右；累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401.3小时，年平均日照率为32%；全年太阳总辐射值94.9千卡/厘米２；无霜期长，年平均为279天。四季分明，春季气温回暖早，但不稳定；夏季炎热，多暴雨；秋季降温快，多绵阴雨；冬季干燥，多云雾。如以候平均气温划分四季，就是夏、冬季较长，春、秋季较短。
　　2009全年新都区工业实现增加值149.05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的67.5%提高到72.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28.27亿元，增长23.3%；完成新产品产值55.07亿元，增长50.7%；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达98.4%。主要产品生产保持全年机械制造业、电子行业、食品及饮料业、医药行业、家具行业五大重点行业完成增加值 81.71亿元，增长24.7％，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3.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23.76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实现利润13.62亿元，增长20.2%。资产负债率为59.1%，总资产贡献率为8.7%。企业亏损面为10.3%,比上年下降4.9个百分点。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17.3亿元，比上年增长6.0%。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53.24亿元，竣工产值37.68亿元，施工面积763.76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面积366.02万平方米。
　　新都区2009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27.38亿元，比上年增长3.9%，其中种植业12.24亿元，所占比重由上年的44.5%上升为44.7%；牧业实现产值13.74亿元，所占比重由上年的51.1%下降为50.2%。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75.19万亩，增加0.19万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44.8万亩。粮食总产量21.07万吨，增长4.3%；油料总产量2.05万吨，增长38.5%；肉类总产量5.0万吨，下降1.6%。主要农副产品生产保持稳定。年末，已认证各类安全优质农产品15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8个，绿色食品1个，有机食品6个。年末有年产值或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市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30个，比上年增加6个，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面达75%。至年末，全区建成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场）15个，建成市级现代农业园区2个。
　　新都区历史悠久，在周、秦以前属古蜀国地。从2002年的1月1日起，新都县结束了2222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区已初步形成了杂交水稻制种、瘦肉型猪、蔬菜、川芎、大蒜、新都柚6大商品生产基地。工业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以建材、化工、机械、印刷、食品、医药等行业为主的多门类结构的工业体系。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粮食总产量、农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等10多项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或人均量名列全省前茅。1994年以来，新都县已连续4年被评为四川省综合实力10强县之一。1997年3月，成为全省第2个基本小康的县。
　　新都区坚持实施“农业高效化”战略，大力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初步形成了杂交水稻制种、瘦肉型猪、蔬菜、川芎、大蒜、新都柚6大商品生产基地。工业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以建材、化工、机械、印刷、食品、医药等行业为主的多门类结构的工业体系。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粮食总产量、农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等10多项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或人均量名列全省前茅。1994年以来，新都县已连续4年被评为四川省综合实力10强县之一。1997年3月，新都县农村小康建设通过了省市的检查验收，成为全省第2个基本小康的县，初步走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经初步核算，2009年全年新都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60.8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90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166.40亿元，增长18.7%；第三产业增加值76.52亿元，增长13.0%。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为6.9：63.8：29.3。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60.09亿元，增长17.7%，占GDP的比重为6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3%。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3.1%，居住类价格下降1.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与上年持平，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0.3%，烟酒及用品上涨3%，衣着类下降5.6%，交通与通信下降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下降0.1%。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1.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0.9%。
　　新都区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期间成都平原是在成都拗陷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地貌格局，延展方向受龙门山断裂带与龙泉山断裂带的控制。它在古老构造的基础上，表现为间歇性的差异抬升和下降，构成平坝和台地，其上第四系堆积深厚。境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度2‰-3‰，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利济镇公毅村海拔572米，新繁镇外西街海拔536米，新都镇通站路海拔494米，石板滩镇西江河边海拔476米。全区最高点在三河镇松柏村西部，海拔584米。最低点在泰兴镇先丰村东部，海拔472米，高低差112米。丘陵中部凸起，相对比高20-50米，呈马鞍状，坡缓长，谷宽坦。依其成因，可归为侵蚀堆积地形类。
　　新都区原始森林植被资源丰富。但因受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原始植被早经破坏，由复杂向单纯演变，已发展为水田农业地带。区境内植被类型，要求温暖湿润、无霜期长的生态环境。主要植被类型有：农田植被 农作物栽培覆盖率为63.04%。田间杂草水生有稗子草、三棱草、慈姑草、水案板、四瓣草、剪刀草、水芋荷、鸭舌草、浮萍、牛毛毡、藻草、青苔、鸭儿芹、水牛草；旱生有看麦娘、锯锯藤、麦麦草、蛮油菜、苦猪草、鹅儿肠、面根藤、棉花草、灰灰莱。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由樟科的香樟、楠木；芸香科的柑、橘、橙、柚；木犀科的桂树、女贞；桃金娘科的桉树，常绿阔叶树种组成。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主要由壳斗科的青?桦木科的桤木，杨柳科的杨属、柳属，蓝果树科的喜树(水冬瓜)，胡桃科的枫杨(麻柳)，悬铃木科的法国梧桐，楝科的苦楝，蔷薇科的梅、桃、李、苹果、梨等落叶阔叶树种组成。林内附生植物和藤本植物，都是草本。暖性针叶林，主要由杉木、柏木和杉柏科针叶树种组成。暖性竹林，主要由慈竹、白甲竹、斑竹、硬头黄、芦竹组成。缓丘植被 除农作物及稀树外，灌丛主要由黄荆、马桑、刺梨、野枸杞和其他荆棘植物组成；草丛主要由巴茅、马儿秆、丝茅草、山草、刺金瓜和羊齿植物组成。
罗建军知道后,带领调解民警赶到李某家中看望并积极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其情绪,又到新都区找打工的徐某和其妻子,耐心地与他们沟通。在向阳政府和当地村干部的积极配合下,先后6次到村、社及双方家中走访调解,最终使移民李某得到了赔偿,受到移民群众的好评。罗建军从事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处理工作15年,...其中,成都高新区(微博)所需资金由成都高新区负责解决,龙泉驿区、青白江(微博)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微博)县、郫县(微博)所需资金由市及区(县)两级价格调节基金各承担50%;其他区(市)县所需资金由市级价格调节基金承担。“各区(市)县价格补贴资金不足部分由同级财政解决”。...-汇融悉尼湾位于新都区大丰街办方营片区,周边各种生活配套设施成熟,布来克商业带为湾区业主提供了便利的购物环境,一流的医疗设施则为湾区生活的健康随时护航。同时,社区周围还汇集了各式教育体系,...成都市新都区司法局“以案说法进社区(村)”活动侧记新司宣本报记者鞠天敬见习记者王婷文/图●“以案说法进社区(村)”活动不仅仅是普法平台,更是了解和化解群众诉求的平台。实践证明,该活动的开展达到了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目的成都市新都区司法局局长张玉霖...(川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正勇)今(23)日,记者从新都区食品安全暨集贸市场“三化”(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工作会上获悉,该区今年集贸市场“三化”改造项目正式确定了17个集贸市场,对改造验收合格的市场,区政府给予不超过投资总额50%的奖励,每个市场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目前,...-...对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此外,针对网友在留言中反映的路灯昏暗问题,新都区城市管理局表示,正在将现有32W节能灯改为100W节能灯,此项工作预计在本月下旬完成。&&『详细』事件具体情况:责编:海量-论都江堰与“天府之国”的关系----罗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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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江堰与“天府之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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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府之国”专题研究之二
罗开玉（本文已正式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53-64页）
战国晚期李冰创建都江堰后，至秦末汉初，西蜀初具“天府”框架，迄东汉晚期被公认为“天府之国”。都江堰为“天府”之母。都江堰的交通水运、自流灌溉、防洪、行水输沙、水养殖业、水碾业等功能，及水资源对手工业的促进等，高度繁荣了灌区经济。民众劳动轻松，生活休闲。“天府”为历代统治者的调粮宝库。都江堰从根本上促进了“天府之国”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
都江堰、天府之国、劳动轻松、生活休闲 、调粮宝库
附：标题、内容提要、关键词英译& 稿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and
the Kingdom of Heavens
by& Luo kai-yu
Abstracts:&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by Li Bing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With the water resources,it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but also has been serving us in
many& ways: transportation, automatic irrigation,
flood-prevention, water-flow and sand flush, fish-raising,
grain-husking and grinding,etc.As a result,work and life within the
irrigated area had been greatly facilitated and economy prospered
before the western part of Sichuan became Basket of Bread in the
late Qin Dynasty and early Han Dynasty.Then,at the beginning of
Eastern Han Dynasty,Western Sichuan established itself as Kingdom
of Heavens.With the abundant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it has
been a sustainable and reliable barn for later rulers and
administrators.To sum up,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is the mother river for Kingdom of
Heavens,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leisurely lifestyle on this
fertile Chengdu Plains.
Key words:&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Kingdom of
Heavens&&&&
an& easy& life&
leisure&&&&
facilitated
work&&&&&&
都江堰创建于战国晚期的李冰执蜀时期。２２００多年来，一直连续使用至今，现灌溉面积1026万亩，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对人类造福极大、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与珍贵文物的结合体。200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蜀至迟从东汉晚期开始迄现代，一直被公认为“天府之国”。二者关系如何，有哪些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都江堰为“天府”之母，没有都江堰便没有西蜀“天府之国”。关于这一课题，此前无人做过专题研究，拙作欲对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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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府之国”释义
“天府”初有二义：一是星座文昌宫名，见《史记·天官书》等；二是《周礼·春官》记载的周王室的一种职官称谓，司王室重宝、档案等的保管。此后，“天府”便有了王室宝库、皇家宝库之意。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地域之称。
战国晚期至西汉，关中地区首先被视为“天府。”苏秦曾对秦惠王道：“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乗，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汉初，刘邦选都时，张良指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师古曰：“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赡给，故称天府也。”娄敬也曾对刘邦分析道：“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这一时期的天府之国，主要指关中地区，巴蜀之地为其附属的一个部分。
东汉早期，河北地区也曾一度被视为“天府。”《后汉书·耿弇传》：“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河北被视为“天府”，历史不长，且只是少数人的看法。
东汉晚期，“天府”桂冠，正式移居西蜀。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对刘备分析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此后不久，法正在献策于先主时，也指出道：“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益州为“天府”，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诸葛亮、法正提出益州为天府的依据：一是交通险塞，易守难攻；二是沃野千里，十分殷富；三是高祖曾藉此成帝业。高祖成帝业为秦末汉初之事，益州“天府”这时已结硕果，应该说这时“天府”已初具框架、或者说已初步建成。通过两汉四百余年的建设，“益州”经济等又有了巨大发展，迄东汉晚期已为世所公认的天府之国了。“天府”除富饶外，初期还含有可建都之地之意。明代学者杨升庵曾这样解释“天府”：“《战国策》苏秦称天府之国，府，府库也，谓富饶也。又《淮南子》注神农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谓可以建都之地也。’”但这层意思在宋以后便被淡化、忽略了。东汉之后，外地如关中、北京等地先后也时有“天府”之称；但总的看来，“天府”之称大体固定在西蜀。
“天府之国”的地理范围也有变化。诸葛亮、法正说的“天府”为益州、即当时刘璋管辖的区域，包括今云、贵、川、渝，整个西南地区在内。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岷、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这里，常璩描写的“天府”区域，只是西蜀，且主要是以成都平原、或者说都江堰灌区为核心的西蜀。
常璩的观点一直为后世所承。隋卢思道《蜀国弦》说：“西蜀称天府，由来擅沃饶。云浮玉垒夕，日映锦城朝。南寻九折路，东上七星桥。琴心若易解，令客岂难要。”隋辛惪源《至真观记》：“……灵关设险，望重坤维，和夷致功，实称天府。”唐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西蜀古称天府之奥也，江山数千里……。”唐《益州父老请留博陵王表》：“……蜀乡财产，古称天府。……”唐李频《送凤翔范书记》：“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天府来相辟，高人去自由。江山通蜀国，日月近神州。若共将军语，河兰地未收。”后蜀田淳《谏用兵疏》：“……全况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万旅无前……。”北宋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书》不云乎，“岷嶓既艺，沱潜既导”，盖绅维之上游，天府之陆海也。爰建福地，聿崇仙馆，旌哲人之余烈，慰生民之报德，固其宜也。”宋人范百禄《成都古今集记序》：“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元人陈基《次韵郑有道喜王季野府判南归》：“故人日下拜官归，河水南来似带围。策马逺游天府胜，食鱼偏爱锦江肥。蚕丛故国山犹在，望帝荒祠鸟自飞。万里欲将慈母线，芙蓉城里制春衣。”元人呉全节《寿庆堂》：“……江上青山如玉垒，山中白石亦金华。云连寿栎千年树，日映蟠桃几度花。天府归荣传锦里，行看丹鳯降黄麻。”明彭韶《山川形胜述》：“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嶓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峩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縁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以上文献所称“天府”，皆指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西蜀。
二，“天府之国”让百姓劳动轻松、生活休闲
都江堰与“天府之国”，二者关系如何？《华阳国志·蜀志》说：“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里，常璩说得明白，正是有了都江堰，才有了天府之国。都江堰是“天府”之母，没有都江堰便没有天府之国。都江堰及其灌区对“天府之国”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至少在以下八个方面效益甚著。
（1）&&&&&&&&&&&&&&&&&&&
交通与水运。
岷江水路把成都与外界相联系。历史上，由成都南出、东出，主要取水路。先秦时期，西蜀水路盛行独木舟、溜索、索桥、皮筏等。秦入主巴蜀不久，秦相张仪游说楚王时便声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可见随着秦人入蜀，大船也同时进入了该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命司马错征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便是由成都“二江”入岷江，入长江，再入乌江。岷江干流长793公里。其中都江堰市至成都段航线，水势较大时，可航行10至30吨木船。成都至乐山186公里，可四季通更大的船。乐山至宜宾162公里，大渡河、青衣江、马边河等支流汇入，水量陡增，四季通大木船。
李冰守蜀期间，在南安（今乐山）曾“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在僰道（今宜宾），因“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嶃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多次维修岷江水道。李冰创建都江堰，首先是着眼于水运交通。司马迁描写成都“二江”时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可见“二江”首先是用于运输。李冰“穿”二江、“穿”石犀溪，建“七星桥”，皆有效地沟通了“二江”交通，遂使成都成为交通枢纽，人口增加，物资云集，工商业发达。“二江”两岸，为秦时著名官营作坊“西工”、汉代锦官城、车官城所在，为当时成都城外的工业区。
东汉光武帝进攻公孙述的割据政权，蜀汉大军伐吴等都利用了“二江”水道。著名的万里桥，便是因诸葛亮为费祎送行，费祎叹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此而名。当时费祎正是在万里桥码头登船，直航东吴。
唐代江淮、西蜀是全国最发达的两大经济区。两区经济交流频繁，岷江航线对沟通二地交流作用甚大。杜甫《絶句四首》之三说“门泊东吴万里船”，江淮船逆岷江而上，直驶成都；杜牧《扬州三首》之二也说“蜀船红锦重”，蜀船载着红锦直航扬州。安史之乱后，四川租赋主要是取道岷江航线，运往中央。
宋代成都为我国西部工商业经济最发达之地。各地巨商大贾汇集于此，蜀锦、绢帛，麻布、茶叶，药材，纸张，书籍、粮食等，多取水路运销全国各地。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有东京、成都、兴元，成都居全国第二位；酒课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仅东京与成都。为适应商业发展之需，当时成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清代川粮外运数量甚大，其中多数是由成都取岷江水道，再入长江外运。
古代成都平原，每年须用大量木材，绝大多数从岷江上游漂运而来。当时岷江上游森林广布。都江堰市北面山中又大量产煤。成都的木材、燃料，大多来自都江堰水系水运。竹筏、木筏也可搭运少量货物。岷江上游流经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西部的缘边山地，河床深陡，水流湍急，河中又多乱石，舟船难行，仅能漂运木材、竹材等。《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后，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在成都可坐致材木，功省而用饶。都江堰岁修、大修、抢修需用大量竹笼，其竹子便是从上游顺水漂下。宋代陆游曾在《视筑堤》中描写当时岁修情况说：“西山大竹织万笼，船舸载石来无穷。”清代及其以前曾规定，今都江堰市以西旋口一带必须按政府规定种植以坚韧闻名的白甲竹，每年定期由官府派工选择砍伐，编成竹筏，漂至都江堰。
内江柏条河为都江堰至成都的航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成都北郊、武担之南按帝制改建宫城，为漂运木材，曾整修宫城附近的九里堤。左思《蜀都赋》说蜀汉：“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其木料全赖从都江堰上游漂运至此上岸。诸葛亮在都江堰设堰官，征丁一千二百人驻防都江堰，当与保障漂运这些木料有关。以后历代，直到近世，成都所用木料多在此上岸。
历史上有的时侯，随着岷江改道，也曾直接利用岷江某些河段漂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53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为“通漕西山竹木”，重新开通了新源水，以便将大批西山竹木经岷江运温江、再利用“二江”漂运至成都。大量木材漂至成都，原料价低，又省运费。成都的建筑成本、燃料成本等明显低于外地同等规模的许多城市。两千多年来，仅漂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便难以估量。这也是历史上成都房价和生活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
古代成都平原交通中，水运比陆路交通远为重要。成都平原绝大数城镇都因江河而兴、沿江河而布局。过去，川人到京城赶考、到外省做生意、公差出省等，绝大多数都乘船。省内货物外运、省外货物内运，也以船运为主。直到上世纪20、30年代后才逐步有了机械船。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品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依赖水运。
（2）自流灌溉，功省用绕。在成都平原，若靠天吃饭，年降雨量在季节上分配不均，不能满足水稻的需要。冬、春二季，气温较高，降雨偏少，常有旱情，不利早稻栽插；初夏，盆地西部大雨来得较晚，常出现夏旱。这样，早稻抽不出穗，中稻无水插秧，或栽插后干死。都江堰灌溉系统，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还“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自流灌溉，省力效著。这与成都平原地形和都江堰选址有关。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都江堰堰渠首正好位居平原高处，其下平均坡降度千分之四点四，居于理想的自流灌溉地形之首。在整个灌区“以亿计”的水渠上，往往都装有轻便灵活的水门，旱引雨塞，可按需要控制水量大小，便于管理，又能确保丰收，为人、地、水三者协合统一的典范。南北朝以降，外地已普遍采用水车等机械提灌，以解决农田用水等。成都平原却自流灌溉，鲜见水车、筒车、翻车等。
（3）都江堰发挥防洪功能，灌区水灾极少。从《蜀王本纪》等文献可看出，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常遭洪灾。唐岑参在《石犀》曾描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虽掺杂了诗人的夸张成份，亦反映了昔日的洪灾惨景。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主要由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水，宝瓶口节制水量共同完成的。岷江上游即使发生特大洪水，宝瓶口通过的流量，最高不超过800立米/秒。这个流量，对成都平原基本不造成威胁。为确保成都，西汉早、中期，又在都江堰渠首下开凿繁江，作为成都防洪、泄洪的第二道防线。繁江为郫江支流，进水口在郫县石堤堰下，在赵镇入沱。它是将洪水分入沱江，为成都“二江”分洪减灾，保护成都不被水淹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河道。夏秋水大时，繁江为成都“二江”水系的泄水尾闾，量大水猛。如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夏、秋，江水暴涨，四川总督阿尔泰即命金堂县将繁江下游的赵家堰大坝拆卸，让上游洪水得以尽快泄流。他还亲赴该县查勘，“酌定蓄泄水则、疏筑章程”，以护成都。
都江堰从根本上控制了岷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使其免于洪灾、或大大减小了洪灾规模。故杜甫在《石犀行》诗中描绘道：“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唐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岷江特大洪水，结果仍“水遂漂下，绵竹、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岷江暴涨，结果仍“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成都)不加溢焉。”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岷江特大洪水，结果仍“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
但在都江堰兴建后，成都仍见有洪灾记录。这是为什么?这主要与宝瓶口以下地区的雨量有关。大体说来，在宝瓶口流量达到600一一700立米／秒时，若宝瓶口以下、成都市区以上地区再下暴雨，二十四小时内降雨量达二百毫米以上，成都市就会发生洪灾。如《蜀祷杌》载，广政十五年（公元952年）六月岷江大涨，又加成都以上“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结果水淹成都，“大水潭城，坏延秋门，深丈余，溺数千家，摧司天监及太庙令。”又如、14日，岷江流量2350立米／秒，为一般性洪水，宝瓶口流量只有540立米／秒，并不很大。但当日成都府河流量高达900立米/秒，造成一定灾害。洪水的来源主要是都江堰渠首以下、成都市区以上地区暴雨所致(日雨量超过200毫米)。这种洪灾，约三十至四十年可能发生一次。从历史记录看，这种洪水来得快，泄得也快，持续时间较短，只能威胁成都城内局部地区（主要是濒河地带），对整个成都城来说，威胁不太大。
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对成都城的选址、布局、发展等皆产生重大影响。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以成都平原为先，首府治地应选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南北较长、东西较窄，是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文井江等的冲积平原，海拔750——440米，总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降度千分之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冲积平原上，形成了一条中脊：
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金堂(海拔440米,河道长约100公里、坡降千分之二.一)；
中脊：都江堰市(海拔731米)——郫县（海拔556米,河道长36公里、坡降千分四.八）——成都(海拔495米,河道长20公里,坡降千分之三)；
南侧：都江堰市(海拔731米)——新津（海拔454米，河道长约80公里，坡降千分之三.四）。
此中脊的形成，概因岷江流量最大，冲下泥沙最多所致。都江堰市——郫县——成都，系岷江口的正中冲击扇。郫县虽距岷江口较近，遭洪灾的可能性却小于金堂、新津，盖因其位于中脊上。成都处于中脊末端，洪水要先淹郫县，然后才能淹成都。
金沙遗址的发现，说明成都早在商周时期为蜀都。但在李冰建堰前，成都饱受洪灾，其中心地位摇摆不定。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蜀王本纪》等古文献记载看，商周至战国，广汉、新都、郫、广都（今双流）等地皆曾先后做过蜀都。李冰建堰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城的防洪难题。此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一直放在成都，不再外迁。主要是受都江堰防洪和交通功能的制约，成都甚至成为全国罕见的、二千多年来城址只有大小变化、中心位置一直不变的大型都市。
（4）灌区行水输沙，田间土壤逐步更新。岷江上游年均带下沙石总量约1300万吨，折合650万立方米。都江堰渠首通过鱼嘴的“正面取水”、“侧面排沙”，通过飞沙堰与离堆宝瓶口之间形成的环流飞沙、壅水沉沙等，成功地将其约百分之八十排入外江或留在渠首凤柄窝一带（作为每年岁修疏淘的内容之一）,但仍有一部分细沙从宝瓶口进入下游灌区。从李冰时代起，灌区渠系便采用了行水输沙的技术与方法。历史上，灌区内干、支、斗、农等渠系配水工程，一般都做到行水输沙比例大体相近，将悬移质泥沙大体均分到灌区田间。从灌区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中，能了解到古代农田地层堆积的大致情况。
都江堰灌区部分有关考古发掘点有关地层资料简表
考古发掘点
郫县清江村遗址
地层共分两个发掘点。第一发掘点的第二层10——15厘米，第三A层10——15厘米，第三B层17——23厘米，第四层20——25厘米
第二层为明清，第三层为宋代，第四层为唐代。另外，该遗址第五层为汉代，细分五个亚层，层次交错，打破复杂，此不取。
从唐至清共1293年，第二层至第四层共堆积57——78厘米，平均每年为0.44毫米——0.60毫米。
此地位于清水河边，现代为农耕层，古代以农耕为主。
《四川省郫县清江村遗址调查发掘报告收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1999成都考古发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1999年度发掘成都市黄忠村遗址
第二层厚10——20厘米，
第三A层，厚23——35厘米，第三B层，厚33——43里米。
第二层为宋代；第三A层为唐代文化层；第三B层为汉代文化层。
从汉至宋，共1485年，共堆积66——98厘米，平均每年为0.44毫米——0.59毫米.
此二层主要为农耕层。
《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1999成都考古发现》，第165页。
成都市岷江小区遗址
第二层厚12——18厘米，第三层厚16——33厘米
第二层为唐宋时期，第三层为汉代。两层紧紧相联，应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
从汉至宋，共1485年，堆积28——51厘米，平均每年0.18——0.34毫米
该地现代为农耕层，汉至宋代，从有关堆积看，亦主要为农耕层
《岷江小区遗址1999年第一期发掘》，《1999成都考古发现》，第184页。
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
第四层厚10——30厘米。
第四层为汉代层。汉以后地层人为破坏较大，不取。
汉代426年间，堆积10——30厘米，平均每年0.23——0.70毫米
从该层有关出土物看,该层在汉代主要为农耕层
《成都金沙遗址“置信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2002成都考古发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从上表可看出，古代“行水输沙”对农田堆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灌渠，也因河流、水势、地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堆积厚度上，平均每年最少的发掘点为0.18毫米，最多的为0.7毫米，综合四个发掘点，平约每年约为0.32——0.55毫米。李冰创建都江堰的2200多年来，灌区内农田淤积厚度约为70——120厘米。
成都平原在逐年增高。值得一提的是，虽岷江、黄河同源自青藏高原，虽岷江上游每年带下的沙石总量巨大，成都平原却一直没出现“地上河”。这不能不说是都江堰排沙功能和“行水输沙”的一大功劳。田间新淤积的细泥沙，经大水长途搬运，沿途“去粗取精”，确保了土质更新和肥沃，灌区农田不必象外地那样每年从田外担土来更换土质、少施肥也能稳产、高产。仅这一项，平均每亩田便比外地农民省去约二十个劳动日。灌区“行水输沙”的另一显著效益，是田间土质疏松，妇女也能挖田。本灌区妇女下田干农活，是极平常之事（从古到今，外地人常感奇怪）。
（5）水养殖业效益显著。都江堰灌区，水养殖业高度发达，劳动轻松而收益高。《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民食鱼稻”。鱼与稻一样，是古代蜀人的基本食品。都江堰水系建成后，成都平原养渔业随之产生飞跃。由过去单纯的捕捞，发展为有了人工饲养；由过去单纯的自给消费，发展为一种商品。成都平原人工养鱼、养鳖等，秦汉时期已颇具规模。史载秦筑成都城时，在距城十里处取土成池，因以养鱼。汉代成都北郊的龙坝池、城东的千秋池、城西的柳池、西北的天井池，及平阳山（天回山）的池泽，皆为当时成都人的钓鱼打猎之地。整个古代，都江堰灌区内池塘堰湖数以万计，皆用以养鱼等。稻田养鱼，是都江堰灌区人民的一大创造。我国有关稻田养鱼的最早文献记载，谈的就是都江堰灌区。曹操《四时食制》说：“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直到现在，灌区内仍普遍利用稻田养鱼。本灌区稻田养鱼，多数为一年一熟，少数为一年两熟。秋收后冬水泡田，淹水最深，为第一季。冬天过后，放水、捕鱼、施肥。耕插秧后七天左右，又投放鱼苗，养第二季鱼。一亩田可投放200——500尾。成都平原有亩产“千斤稻，百斤鱼”之说。古代田埂上普遍植桑，农家大量养蚕，蚕屎喂鱼，鱼屎肥田，形成良性循环。都江堰灌区池塘还普遍用以养荷种藕。西汉王褒在《僮约》中规定新买奴僮必须“池中掘荷”，可见这是一种平常的劳动。在正常情况下，水产收入应付水费有余。
成都平原出土汉代陶模型资料甚多，可清楚地看出当时稻田与水渠、水塘相依托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稻田，都与水渠相连结；约有一半稻田，旁有专门的水塘鱼塘，以确保农田用水。如在成都近郊出土的一个陶田模型，水田、渠道共占模型的五分之三，水塘、鱼塘占五分之二。该模型水塘两个大排水缺口，高矮不一，可保证鱼塘用水。这种高矮不一的水门，当时俗称“马户”。马户排水口与鱼塘底部同高，用不同的木板关水、排水，平时可使水缓缓流动，捕鱼时可将水全部放出。
（6）灌区田价居高不下。《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该书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把巴蜀地区划入梁州，认为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说这里的土质是下上等（第七等），应缴纳下中（共分九等，下中为第八等）三错（第七等、第九等也可以）的赋税。梁州的土质被划为第七等，较差。它反映了战国晚期蜀郡大规模从事水利建设前的历史状况。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即发生了变化。《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汉晋间，成都平原水稻亩产在30斛至50斛之间（约390公斤至580公斤），系当时全国最高产量之一。都江堰灌区，由于能确保丰收，寸土如金。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载了一些重要数据：
田八亩，质(值)四千，上君迁王岑鞫田……
田三十亩，质六万，下君迁故……
田顷五十亩，直三十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
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三十一万．
张王田三十口亩，质三万……
这里的田价，每亩在500钱至2000钱之间。而《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卷三有“田五顷，五万”的记载，其田价每亩一百钱左右。都江堰灌区田价在当时全国为偏高的。
唐贞观元年(627年)，高士廉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成都平原农田用水紧张，渠堰附近的田地因之昂贵，“顷直千金”。秦汉制度，“百亩为顷”，唐因袭不变。此有两种释读，从字面上看应是每亩田值十两金子，一千两银子；另一种释读，把这里的“金”理解为银子，“千金”实际上说的是一千两银子，即每亩十两银子。即使依照后者，在当时全国地价中也属偏高的。到宋代绍圣（1094——1097）初年，地价更大幅度上涨。当时，王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觌索侵耕官地，表为墓田。”“亩千金”，从字面上看应是每亩十万两银子，但从习惯用法上看，更可能是每亩一千两银子，即使依照后者，在宋代也属最高田价之一，在整个都江堰灌区历史上也属最高田价。清乾隆时期，随着都江堰灌区的复苏，田价上涨。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川郫县曹氏死，其婿刘子杰将田18.4亩当与朱飞熊、林云松，共当银117两。当价为每亩银6两5钱，实际卖价应在10两以上。嘉庆时期，都江堰灌区的新都，田价在二十五两至六十两之间。都江堰灌区内，最贵的田价应在成都近郊，新都的田价在整个灌区中居于中游偏下位置。
（7），灌区水资源对手工业的促进。都江堰水利资源对成都平原、特别是成都城区生产，生活的很多领域皆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此仅举二例。
秦汉时期，成都织锦业发达，“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当时蜀锦在全国丝织行业中，基本上是独领风骚，一直作为贡品。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多次出土古蜀锦实物。至三国时期，蜀锦更成为换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诸葛亮曾指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华阳国志·蜀志》说：“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元和郡县志》卷32说：“蜀人又谓流江为悬窄桥水。此水濯锦鲜于他水。”《太平寰宇记》卷72说：“濯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锦，锦彩鲜润于他水，故曰濯锦江。”。锦工织出锦后，在锦江中漂洗，色彩会更加鲜明，在外地河流中漂洗，则难达此效。究其因，当与锦江水源自岷山融雪，当它流到成都地面后，水温仍低于外地河水。“濯锦江”实质上含有一个冷处理过程。锦江两岸，分布着官、私大小不等的织锦作坊，“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汉代、三国时期把这一区域称为锦官城，这段江也改称锦江了。成都因此又别称“锦城”。&
都江堰水资源还直接促进了唐宋时期成都造纸业的高度发展。唐宋时期，成都城南百花潭、浣花溪，水清异常，造纸最佳。在这一带从事造纸的作坊上百家，是著名的造纸基地。唐代“薛涛笺”闻名遐迩，薛涛所制“十色笺”甚为精美，为诗人所贵。宋代成都浣花溪畔已发展为全国的重要造纸基地。当时这一地带甚至产生了专门的造纸技术著作，造纸品种数以百计。宋代成都加工纸中还新出现了“谢公笺”。“谢公笺”是谢景初(公元年)在成都浣花溪畔创造的十色书画笺，比薛涛纸更丰富多彩，为时所重。南宋时竹纸生产异军突起，麻纸、楮皮纸和各种加工纸较以前又有长足进步。唐、宋书画用纸、纸币用纸对纸张质量要求甚高，几乎为成都纸所独占，其中又以浣花溪畔的纸为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就是“制楮为券”，用成都纸印刷的。以后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多用成都纸。唐宋时期，成都成为全国重要的造纸中心之一，浣花溪畔、清水河一带则为其核心区，普遍使用水力捣浆造纸。
（8）水碾业密如蛛网，极大地方便了灌区居民。在都江堰灌区内，在各支渠上，每隔三、五里便有一座水碾。我国古代的水碾发明于南北朝时期，并迅速普及于全国。陆游诗中有“成都城南万里桥，芦根苹末风，萧萧映花碾”
便是一例。都江堰灌区的水碾，通常是以5米以内水头冲击水轮，带动汲水筒车或水碾水磨。皆在河溪岸边建引水槽，搭建加工房于溪边，安设水轮机座及传动设施，房内设置碾磨以加工谷物、磨面、榨油、榨甘庶、碾茶等。加工房有大有小，内装一台至十余台设备不等。这是南北朝至民国这一千四、五百年间，都江堰灌区内最主要、最普遍的农产品加工房，直接关联着灌区人民的生计。水碾比秦汉时期直接用人力、畜力舂、磨有质的飞跃，“功省用饶”，可以说农业加工业的一大革命，也是都江堰水资源利用的一个新的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后，水碾业在都江堰灌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时至今日，在这一区域内，以“碾”命名的地名，仍数以千计，是过去水碾业高度发达的历史写照。
三，“天府”为历代统治者的调粮宝库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天府之国”主取王室、皇家宝库之意。历代王朝从这里调取了大量物质，特别是粮食。宝瓶口中水，天府仓里粮。作为“天府之国”核心圈的都江堰灌区，早在秦、汉之时，便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秦攻占巴蜀后，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秦、楚、齐三强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都远抛齐、楚于身后，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宋人郭允蹈指出：“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在整个巴蜀地区中，贡献最大的便是都江堰建成后的成都平原。秦末全国各地义军并起，而西蜀独安。《后汉书·公孙述传》说：“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术改名白帝仓。”此粮仓从秦沿用至公孙述时，至少使用了三百年左右，应是一规模很大的官仓。
秦末刘、项相争，入关中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辖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其中最富饶的便是成都平原。为出击“三秦”，刘邦派人到巴蜀内地招兵买马，筹集粮食。刘邦出击“三秦”后，留肖何镇守汉中，主要职责是“收巴蜀租，给军粮食。”“发蜀汉米万船,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即刘邦出击“三秦”的次年，关中大饥，一斛米竟卖到五千至一万枚半两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一面令从巴蜀汉中运来大量粮食，一面让大批饥民前往巴蜀“就食”逃荒。刘邦夺得天下后，在分封功臣时，力排众议，以肖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有人不服，认为他未上前线，不宜居首功。关内侯鄂千秋却认为肖何确保了前线大军所需的粮草等，理当为“万世之功”、“当第一”。西汉初期，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成都平原再次供粮、供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早、中期，成都平原又是政府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大粮仓。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江南水潦，饥寒不活，“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当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又“下巴蜀粟以振焉”。这些“巴蜀之粟”中，相当一部分便来自都江堰灌区。随着秦、汉对西南边地的开拓，成都平原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空前强烈起来，形成了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
三国鼎立，实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角力。中原地区，在东汉末年的长期混战中，经济建设几近崩溃。巴蜀地区战乱较少，且由于都江堰灌区的存在，恢复特快，地盘虽小，实力却一度可与魏、吴鼎立。这一时期，大堰宏效可从蜀汉在郫县设邸阁略窥一斑。《三国志·邓芝传》：说“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邸阁为朝廷直属的大型粮仓。蜀汉曾设过两个邸阁，郫邸阁是筹粮基地之仓，斜谷邸阁为前线用粮之仓。正是有了都江堰灌区这个优质粮仓，蜀汉才能以一州之地，与魏、吴抗衡。唐代都江堰灌区普遍实行轮作复种、一年二熟，为全国著名产粮区。安史之乱时，陈子昂劝玄宗幸蜀时说：“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崔圆也具陈“蜀土腴谷羡，储供易办”。当时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扮演了三大角色：一是按例为朝廷上供粮食。二是接济周边饥荒地区。如每当关中饥馑，关中百姓大量涌入西蜀，“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新唐书·张柬之传》说：“垂拱中，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干福复请置州，言课税自支，不旁取于蜀。”把“不旁取于蜀”作为设州的条件。三是作为对吐蕃用兵的前方，长期为大量军队提供粮饷。髙适任彭州刺史时，曾上疏论西川三城事，说：“自卭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赋税者，但成都、彭、蜀、汉四州也。当时承担向边防军供给粮饷的，主要便是都江堰灌区。宋代，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的成都府路，其土地面积不足川峡四路的10%，但每年向朝廷交纳的赋税却为其总额的36%，如下表。
元丰初年川峡四路二税现催额
所占总额的百分比
1，989，591
2，565，362
南宋之初，北方人口大量避祸入蜀。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时川省人口有1196万，为两汉自明代人口最多的时代，其中成都府路多达742万，占62.03%，即都江堰灌区为人口最集中之地。在这特殊时代，养育了这么多人口，本身便是巨大贡献。南宋抗元，蜀功甚著。元军窥宋，数取蜀道。抗御元兵之从秦、陇来者，其饷糈转运，无不仰给于成都。宋魏了翁曾指出：“蜀饷为粟百五十万石，仰西州者居多，岁待以稔，惟都江、通济二堰。而积蠧弗蠲，岁比不登，吾虽广思集益，损其弊之十八。今舳舻相衘，登楼目送三军之士，庶乎可饱。”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当时连年从蜀调走财物甚多，“入户部三司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锦之类不预焉。”
元代都江堰灌区人口极少。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当时成都路有户32912，口215888，为南宋绍兴年间成都府路的2.9%!但仍是元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供粮基地之一。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以内郡饥，荆湖、川蜀供给军饷，其差税减免各有差。”
明代都江堰灌区田土大量被蜀王府和军队占有。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抚孔贞一上奏说：“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王府的田租，军屯的收获，地方政府皆不得过问。地方政府能管理的，仅灌区内十分之一的田地。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仍常把都江堰灌区的粮食外调。一是常例，明代四川是西南地区的主
要产盐区，朝廷采用了“令输米中盐”的政策（即在四川购盐的商人，按规定须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交指定地）。此外，还常年向云南总督兵务兵部、贵州、同时也向四川边地如松潘卫常年供粮。正统九年（1444年）四月，巡按四川监察御史陈员韬奏：“旧例，四川囚犯俱发松潘卫纳米。近奉都督院移文，欲令一体[於]本处纳谷。不惟轻重不伦，抑恐松潘缺粮，失误边事。乞仍旧为便。”上曰：“法难拘一。四川边粮，岂可不多方预备乎？御史所奏，其从之。”
康熙十九年正月，清军从吴三桂叛军手里收复成都后，虽然当时成都平原人口极少，但仍是清军的筹粮基地之一。杭爱《复浚离堆碑记》“值吴逆变乱之后，大师进剿之时，貔貅数十万糇粮于斯取给，经营筹画，日无宁晷。”乾隆时期虽仍在不断地从外省移民入川，但川粮外调已十分频繁。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747——1776)，清廷对四川大、小金川的土司进行了两次重要作战，其军粮供给主要取于四川。当时许多省区，凡遇缺粮之年，多仰川粮支持。清代四川地方官，多靠此出政绩，这又促使他们更加重视都江堰。
四，“天府之国”与休闲文化
“天府之国”让人们生活有保障，劳动轻松而效益高。这就是成都、及成都平原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和豪族大姓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都江堰灌区自然灾害极少，生活相当稳定。这是汉晋时期西蜀豪族大姓产生、并稳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扬雄《蜀都赋》曾描写成都豪族说：“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倍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荣川之间宅，设坐乎华都之髙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岗。众器雕琢，早刻将皇，朱绿之画，邠盼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此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皆为当时成都的豪族大姓。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西蜀各县“大姓”豪族，系我国古文献中有关汉晋豪族的较为系统的资料。
《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平原部分县大姓简表
柳、杜、张、赵、郭、杨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何、罗、郭
同上、第157页。
繁县（现新都新繁一带）
同上、第157页。
江原县（现崇庆等）
同上、第157页。
临邛县（现邛崃等）
陈、刘（郑？）
同上、第157页。
广都县（现双流县）
同上、第158页。
雒县（现广汉）
镡、李、郭、翟
同上、第166页。
同上、第166页。
同上、第166页。
马、史、汝、郑
同上、第166页。
牛鞞县（现金堂等）
同上、第175页。
大姓豪族的发展，通常需几代人的积累。他们拥有大量钱财、田地、山林、湖泽、奴婢等。如雒（今广汉）人折像，有奴婢八百人。即使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郫县犀浦东汉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汉时期的豪族、富人，“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裢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
蜀汉建兴十四年（236），后主率众游都江堰，“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一国之君，一玩便是十来天。有了如此榜样，下面更奢侈相竞。左思《蜀都赋》描写三国时期成都的富豪们：“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髙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核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乐饮今夕，一醉累月。……集于江洲，试水客。舣轻舟，娉江斐，与神游。罨翡翠，钓鰋鲉。下髙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感鱏鱼，动阳侯，腾波沸涌，珠贝汜浮。”
唐宋时期，成都的水上大型娱乐活动，多由官府组织。此为亲民的一种手段，有稳定、和谐社会的功能。前蜀后主王衍游浣花溪，龙舟采舫，十里锦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宋代成都万井云错，层楼复阁，高车大马，络绎不绝，奇物异产，百货汇集，珍奇间错，布列街市，弦索夜声，入耳笙歌，异常繁华。南宋将游乐之风发展为游乐兼商贸的定期集会。《岁华纪丽谱》所列节日性宴游聚会，一年中多达25次以上。有的宴游聚会延续几天之久。“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四方奇技，幻怪百变”。知府往往亲率百官，先祭浣花夫人，然后在江岸上举行骑射赛，接着乘数十彩船至百花潭，举行划船、游泳赛、及种种水上杂技。这一天江中各类彩船如织，金碧辉煌。官方在两岸预搭看台、帷幕，让民众坐观。商贩有专门的摊点。彩船沿途表演。富家抛礼品给演员，岸上江中欢乐一片。官府备有酒食，命人分发给观众。直玩到深夜，游人方散。南宋游乐活动多由知府挂名，名为“遨头”。从浣花溪到万里桥，沿河游赏景点甚多。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踏青节”，官府彩船几十条，上层官员多带家属参加，歌舞吹奏，乐船前导，两岸观者如堵，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为“小游江”。三月三日则在学射山(今凤凰山)比武，晚上在万岁池中泛舟游赏，张灯结彩。四月十九日“大游江”，系成都全年最热闹的水上游乐活动。此外还有五月初五端午竞渡、五、六月耍水龙等大型水上娱乐活动。
都江堰灌区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粮产量和蔬菜品种皆居全国前茅，以川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成都平原各种特色饮食，为川菜的主要来源、为其大宗。西汉扬雄《蜀都赋》说成都“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羮。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籴米肥猪……形不及劳，五肉七菜……”《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人“尚滋味”，杜甫流寓四川，曾为蜀酒、蜀菜的魅力所吸引：“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陆游在《思蜀》诗中写道：“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明董斯张在《广博物志》中指出：“蜀之为国，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卦値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値未，故尚滋味，徳在少昊，故好辛香。”清代，“湖广填四川”，数百万移民大入川。四方移民、八方名厨、南北佳肴、东西烹饪，汇聚巴蜀，取长补短，竞相争艳。再结合巴蜀地理人文，反复提炼，终于形成今天川菜烹饪艺术体系。都江堰灌渠密如蛛网，灌区湿度大，加之盆地内日照较少较弱，麻、辣、烫有利于除湿，也具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此成为川菜的重要特色。
都江堰灌区自流灌溉，土质疏松，加上水碾业高度发达等因素，劳动轻松而效益高，妇女通常能胜任各种农活。外地人常羡都江堰灌区“农事不劳苦”，“作懒庄稼”。这对成都平原民风民俗影响深刻而广泛，也是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明、清政府都大倡“五世同堂”。但本灌区却一直以一夫一妻的核心小家庭为普遍，“五世同堂”者甚少。在四川山区，“五世同堂”却相对较多。此当与本灌区劳动轻松而效益高，不需要大家庭集体劳动这一客观因素有关。
“天府之国”休闲文化的另一突出表现是茶馆文化高度发达。古代成都平原的茶馆主要是男人的领地。清末、民国时期，成都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各行各业皆倍感迷茫，唯茶馆业异常兴旺。清末成都城内有街巷516条，茶馆却达454家。1935年，成都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约12万人，当时市民不足60万，约1/5的成都人每天进茶馆。兹与都江堰亦有关联。一是大堰综合效益所带来的生活稳定，劳动轻松，妇女普遍干农活等，相当多的男人闲着没啥事，进了茶馆，造就了庞大的客源。二是为茶客送去了雪水。成都平原水井普遍浅，下挖一、二米便见水，水质欠佳。成都城内的水井，宋代有一百多眼，清末为2515眼。但清代中期后，随着人口增多，水井水质普遍污染。《成都通览》说：成都城内之池塘皆为淖塘，水不可作饮料。城内井水，味咸而恶。若以井水烧茶，水面必有油垢一层。时俗，茶水皆取自城外河中。成都城外河水，皆为都江堰水系的雪水。雪水被历代茶经、茶典视为上等水质。清代成都的挑水行业甚为发达。城外河边，往往设有专门的挑水码头。当时成都的茶馆，多择临河、接桥地段。茶馆招牌皆大书“河水香茶”四字，以招徕顾客。部分男人在喝茶之余，也做一些家务，如下厨房。这是成都平原妇女地位相对较我国北方、东北稍高的原因之一，甚至也成为川菜较普及、较便宜、川菜文化较大众化、较发达的因素之一。过去，在成都平原的田间小道上，常见男人用“鸡公车”推媳妇赶场、回娘家、走家串户等，大概也是妇女平常劳动累了，男人对她们的一种回报吧？
总的说来，西蜀作为“天府之国”，秦末汉初已初具框架，东汉晚期已基本建成，并为世所公认。此后，“天府”之称大体固定在西蜀，不再外迁。“天府之国”初指益州、东晋常璩（约公元291年——约公元361年）写《华阳国志》时，已演变为主指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区的西蜀。“天府之国”是都江堰各种功能的全面反映，是其综合效益的典型概括。从字面看，“天府”似有上天赐与之意；其实，“天府之国”恰好是通过历代先哲的持续努力，让灌区人民摆脱了“靠天吃饭”的格局。都江堰灌区、即“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是我国古代天、地、人相协合的典范地区之一。
综观历史上都江堰对“天府之国”的作用，在农业、农业文化方面的影响偏多、偏重，虽造就了该灌区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领先、发达地位，但降至明清，随着江浙地区商业经济、文化的崛起，“天府之国”在全国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开始降低。
罗开玉：《秦汉三国时期冶铁革命与“天府之国”的建成》，《长江文明》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为此专题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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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成都府志·山川》：
“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此地工程，似秦汉时已存在。《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后，在成都可“坐致材木”。这些木材何地上岸？细审秦汉成都城外江道，唯九里堤位置最佳，若在其下游便会影响航道。诸葛亮或是修复。
《全蜀艺文志》卷1，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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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风俗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之水》，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7页。
&本文已正式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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