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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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高研院“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十七
“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3年6月29日-6月30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会议共邀请60余位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思考”、“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新时期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改革与治理的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治理：国际视野”、“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比较”七个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限于篇幅，提问和问答环节的精彩讨论和辩论内容在此省略。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总召集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他代表高研院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并简要介绍了主办此次会议的背景。他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变，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日益展开。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难题和制度创新，已成为当今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理论课题，也成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校领导的积极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举办了此次“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相互学习和交流提供机会和平台。最后，他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到来，并热烈欢迎复旦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林尚立教授为本次会议致辞。
林尚立副校长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欢迎与会学者。他指出举办国家与社会关系学术研讨会是高研院的一个传统，国家与社会这对范畴是现代人文社科领域一个重要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的产生对今天人们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似乎提供了万能的逻辑框架和分析路径，但面对中国这个多少有点独特的社会，这样的概念图式够不够？在分析中国社会的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常面临着概念工具不够或错位的问题，因此学者们要么把现实剪裁以适应既有的理论，要么让理论复杂化，当然这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空间。从历史维度看，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尤其进入比较领域，历史的过程尤为重要，需要放长时段，理解其中的衔接抑或断层。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或联邦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没有产生影响？他认为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中存在着多层次、多维度观察比较的空间。最后，他谈到今天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的，总的来说还是为了建立一个好国家、好社会，创造国家与社会间有机互动、相互支撑的成熟国家形态。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所有发达国家的走向整体上是一致的，但我们对内在结构和分析概念必须有更好的观察、思考、创新和具体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主题将伴随中国社会的成长和转型而继续丰富和发展，值得继续探讨下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应邀为本次大会做了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实践”基调发言。他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谈到中国成长的社会，有三个概念值得注意，第一市场社会，第二基层自治社会，第三网络社会。市场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渗透能力，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强；由居委会和村委会构成的基层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国家行政事务，对国家能力形成了积极的补充；网络社会形成的公众舆论压力，使得我国长期的“动员政治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转为“回应型政治”。他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实践伴随市场经济发生，市场理性一旦生成，就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会向国家与社会领域侵蚀扩张，形成市场化的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的扩张性和私人性，比如与民争利和公职人员腐败。这造成了“有个人而无社会，有社会而无组织，有组织而无表达，有表达而无成效”，从而无法形成一个链条式的公共性社会。因此，我们需要在市场理性扩张中厘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强化国家的公共性，增强政府的公平正义原则，将公共权力厘定在法治范围内；强化社会的公共性，增强个人的公共意识，在充分行使个人权利的基础上遵守社会公共规则和行为底线，在扩大公共参与中强化社会自律。
接下来，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也应邀为大会做基调发言。在以“善治：理论与比较的视角”为题的发言中，他从概念出发谈到”governance”的来源，并认为善治总是与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应包括一些基本要素，如法治、高效而灵活的政府、自由表达、政治参与、市民社会等。但在实践中，围绕这些标准进行的改革并不总成功，甚或破坏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发展的语境中，“善治”是非常难以定义的，而去中心化或者说分权似乎是题中之意。但分权也有其弊病，因为基层治理未必更有效、更民主，不好的组织结构反而使地方化的管理倒退反复。因此，对分权的具体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举日本、美国、巴西的改革为例，认为所有的政府改革都反映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和国情需要，强国家需要强社会来制衡，让政府的归政府，让社会的归社会。总之，善治是非常难以捉摸也很难达到的状况，但却值得不懈努力。
本次大会的第一场专题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思考”展开讨论，上海社联副书记、副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治理——作为转型中国研究的一个理论范式”的发言。他指出，民主化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主流理论范式，其价值优先趋向和经验解释力值得重新审视。他从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一种备选理论范式，进而以此考察分析转型中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其政治出路。他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六个基本维度及其结构关联性，运用国家治理危机的综合性分析框架，阐述转型社会国家治理危机产生的复杂因素，以及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转型的政治改革策略选择构想等。鉴于多数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教训，转型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选择必须考虑国家治理能力的延续和提升。因此，将社会经济转型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作为重要的考察变量，对我们认识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以及各项改革政策的稳妥和协调意义重大。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社会领域三层次说——解读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预设及其政治文化思考”。他指出，作为一种理论预设，中国人的社会存在可以划分三个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这一划分有别于汉娜o阿伦特及哈贝马斯关于公私领域的表述。在传统中国，政治领域基本覆盖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臣民社会成员与资源全面受到王权的宰制。19世纪中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试图从政治之茧的覆盖下蜕出。伴随着战争和社会转型，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私人领域的蜕出有所展现，公共领域的蜕出则艰难缓慢。这导致国家与社会处于胶着不清的状态，导致社会成熟度和自组织能力的极度欠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齐卫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对中国概念：领导与执政”。他认为，“党建国家”政治发展逻辑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领导党与执政党一身而兼任的政党双重角色。无论从历史事实看还是从历史文献表述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是先有领导党，后有执政党。而政党-国家体制是与这个政治发展逻辑相匹配的。承认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最关键的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理顺领导与执政的关系的症结问题也在于实现人民民主。如果说在专制独裁条件下党国体制必须反对的话，那么，在发扬人民民主的前提下政党-国家体制具有自身的优势。可以有很多路径选择，最重要的是建构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为此，可以采取的措施是：1、以“自民主”克服“被民主”的形式主义，真正将领导与执政建立在有效民主基础之上。 2、树立“以法治国”战略，堵塞“依法治国”的漏洞。 3、加强民主规范的法制化，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得到切实保障。4、划分领导与执政的权力边界，防止权力越界。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谢遐龄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当代中国‘国家’、‘社会’概念初探。”他认为一个名词的意义须从它的使用中领会，何况这个名词对应着实体性的存在物。所以，我们一要了解在当代中国国家、社会这两个词是在什么意义上被使用的；二要了解它们对应的实体性存在物是什么样的。国家一词之意义至少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一是宪法、法律与官方文件；二是各门社会科学专家在其论著中赋予的意义；三是在干部群众平常言谈中使用的意义。他就宪法做了初步文本解读式研究，指出国家一词在宪法中仍然多义。一，相当于中华民族，二，指整体意义的领土与人口，三，有人格意义的主体性存在。“国家”一词频频出现是中国宪法的重要特色。国家概念具有人格性，国家有意志。宪法中“国家”概念之确切意义是个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题目。这里只能算是提出了个问题，而最大的难题是“国家”究竟指哪个实体？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理论再审视”。在西方小政府、大社会主要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政府不应该管很多的事情，政府只能管公共领域当中的事务，比如说国防、公共安全，市场经济之中的秩序，有一些则应该放手让个人或社会自生自发地去做。他分析了密尔、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又列举了今天中国民间发挥积极性的渠道非常有限的诸多实例后，他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直接涉及社会自我管理向前走的问题。这其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民主要求，但是如何回应这个要求，是很普遍的问题。但是，这需要有人下决心愿意这样做才可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刘擎教授以“强国家与强社会共存的可能：来自托克维尔思想的启示”为题，指出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主张发展民间社会的观点值得认真对待。社会建设的视野不应当被局限于以“国退民进”对抗“国进民退”的思路。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强弱看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一种“迷思”。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指出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皆为强健有力的可能结构。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启示，将讨论的焦点从探测国家权力有多大、社会有多强，转移到思考在什么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可以形成“强强”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庞金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趋势”，他指出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起点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从20世纪初转型自由主义主张的“大政府”到70年代保守自由主义提出的“弱政府”再到社群主义的“强政府”，评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重心由国家规模的大小开始向国家职能的强弱转移。90年代以后由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彻底打破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开始强调两者的共生共强。“第三条道路”的“中政府、中社会”也走此路线。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本身同时发生变化，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语境。而整个20世纪的政治历程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终极模式，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是理论变迁的终极动力。
6月29日下午两点，本次大会第二场专题“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开始进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主持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教授以“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另一面关系”为题发言。他指出，一般认为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具有积极的、正向关系，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比较历史和比较政治的研究发现，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之间还有另一面关系，即消极的、甚至是逆向的关系。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性所构成的“民情”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对于一个尚未出现的“公民社会”，人们翘首期待传说中的“公民社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与民主政治的神话关系尽人皆知。但是，中国将来即使出现了“公民社会”，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与国家治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都需要饱有历史的忧患，而不是盲目的乌托邦幻想。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雪冬研究员以“国家、市场与社会利益：福建晋江作为案例”为题，指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多种地方发展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三角模式等，其中晋江模式不仅没有经济上出现太大问题，而且发展稳健。为此，他分析了晋江模式的特点：企业的高度本土化、实体化以及当地政府发展策略的连续性，并且具有回报家乡的华侨传统，使得晋江形成了相对良好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合作关系。通过这个个案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主题，可以说有着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与充满公共精神的政府才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相互支撑，形成发展的合力。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为题，通过农民上访来探讨国家、地方和社会这三个层面的关系。他认为，上访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的集成体制有关。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损害了农民的权益，农民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与农民结盟，通过对地方的查处来约制地方，从而在中央、地方和农民之间形成一个三方互动的平衡。这样一种平衡最有趣的问题就在于很容易破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上访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农民根本无法通过上访来向中央反映情况（截访工程）。第二种情况是下情太容易上达，中央无法有效地甄别上访的信息，因此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形成与特殊利益群体的缠斗。从国家、地方和农民三重互动来看，上访制度的困境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现实政治制度复杂性的认识。最后他强调政治学若是不研究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不研究国情，不研究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光讲概念肯定是不行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想象，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他主要谈论了三个问题：（1）简要回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关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对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想象；（2）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呈现的复杂图景；（3）在经验归纳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谈到了对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理论建构等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我们执着于公民社会的概念，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体现了某种理想，以及某种隐含的因果关系的假定——有了市场经济就要法治社会，保护产权、中产阶级，产生NGO，形成公民社会。所以它既是价值，又是经验过程。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建构逻辑和道路与西方颇有差异，至少在经验维度是如此。他认为作为知识思考者而非改革倡导者，应至少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好经验理论、价值理论和事实的关系；区分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公民社会，做概率策略选择；如何在中国语境、政党-国家体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探讨分析工具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做了题为“正义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言。他认为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正义原则，他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诠释，即“不坑害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正当权益。听上去简单，但却是可能解决国家与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底线原则。刘教授认为不管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多少特殊性，普通公民最重要的权益都不能受到侵害。这就涉及习近平书记最近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国家的权力不管其强弱如何，有一条底线性的限制，就是它不要侵害普通公民的正当权益和个体应当有的那些自由。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韩恒副教授以“‘去政治化’的公民社会——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为题，从社会组织的层面梳理了公民社会的三个研究维度：政治参与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孕育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借助于公民社会的三个维度，他讨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指出了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去政治化”特征。接着，他在“分类控制”和“功能替代”或“分类监管”概念的基础上，借鉴费孝通提出的“同心圆结构”的概念，描述了我国当前的国家和政府与民间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参与性”社会组织离国家较近，受政府主导也较强，而“去政治化”的社会组织离国家较远，受政府控制也相应的较远。他认为，这可以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这样一种格局从社会组织的层面，民间组织的层面，是否可能被打破，有没有一些突破口？韩教授以为，宗教领域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可能会提供一些启发，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本次大会第三场主题围绕“新时期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担任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的发言为“习李体制与未来十年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展望”。他认为，习李体制还是一个特殊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是后革命性的、非常强势的权威体制。这种威权体制当然功不可没，但也面临两个两难性问题：一是为保持宏观社会的组织和政治稳定压抑社会自组织细胞，但社会的进步、创新恰恰是需要那些小规模的自主性的、流动性的、竞争性的个体或公民社会来实现一种文化创新的功能。二是从红色革命文化中吸取资源以维持和强化权威合法性，但红色文化也可以被利用来抵制或否认改革，以革命意识形态压制社会多元文化，从而造成威权体制在转型期面临一系列困境，特别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抢夺话语权。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形成一种有韧性、弹性的威权体制，而不是僵化、保守的威权体制，更不是在两极张力的冲击下走向保守僵化。这就需要我们治国者的思想明智化，需要温和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需要社会诉求本身的温和化，需要促进左右极端派在这个过程逐渐走向边缘化。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教授的发言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公民社会建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争论很多，关于它的解释，关于西方的话语都存在，不可否认这个理论还是给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传统中国社会被摧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格局，如何努力？建国以来建立的是怎样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端格局出现在大跃进时期。那时，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兵团。这种做法虽然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就停止了，但这种理念到今天仍有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始终没有适应社会发展作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方面、法律方面的调整。他认为在我们这种政党体制下，讲国家与社会关系说到底就是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需要研究怎样理顺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并探讨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乌坎事件’的善后事宜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整体格局没变，但国家绝对强势垄断的地位是相对弱化了，有大量的经验事实可以证明。以“乌坎事件”为例，这是一个每年都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成千上万起群体性事件中的非典型性案例，广东省地方政府在应对这起特殊案例时采取了非制度化的危机应对，事实上成为一种另类的地方政府创新行为，过去政府采用的是“动员政治，”现在这是一种对老百姓诉求的“回应政治”。他有三点考虑：1、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的观念创新，改变传统的用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来维稳的思路，要通过权利维稳，也就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方式来维稳；2、在实际操作和机制程序上，充分激活文本制度内在的自由竞选的基因，落实文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把“暴民”、“刁民”拉回到公民轨道和规则公正、过程透明的选举程序上来；3、通过村委会选举把体制外的政治力量纳入到体制内，依法产生的村委会和村民中的理性力量会意识到原村委会转让的土地绝大多数经过合法程序，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他们原来期望达到的目的和经济诉求已难以达成，知道了事实真相以后，感到有责任、有义务约束村民，理性地接受政府用其它置换方式来置换他们的利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国有企业的权力谱系和国企改革的前景”。这项研究是他与同事章奇合作进行的，主要是想把国企跟党政的关系量化，试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20年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政治学界有一个所谓“利益集团”的假说：国有企业之所以在过去持续地膨胀它的影响力，是因为国有企业领导人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足够的机会进入到决策层，成为政治权力谱系里的重要部分，而且它的份额应该不断上升。然而，张教授团队以中央委员的比重作为一个指标去观察，发现从央企领导人进入到中央委员会的比重在过去二、三十年不是上升而是不断下降；以不同的指标完成了如何度量央企的相对政治影响力工作，发现在整个权力谱系中，利益集团出现多样化，央企在权力内部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下降的。那么，何以解释国企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势头？张教授以为导源于90年代以来政治上的再集权，使得地方势力削弱，个体民营经济势力削弱。对手没有了，所以国企即使集中在上游部门，其实际影响力也已进入竞争性行业，堵死了私人部门的扩张通道，把地方政府的利益控制住了。张教授指出，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企自身不产生改革的动力，账面上是挣钱的，这种均衡在现有条件下很难自身打破。因此政治分权就尤为重要，如果政治不分权，如果地方政府无法确保对民营部门、私营部门的兴趣驱动的话，基本上现有的资源配置还是逐步在国企系统里面运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王信贤副教授的发言题为“为何暴力？影响中国大陆民众抗争行为分析” 。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问题频发，群体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使用暴力“维权”的频率有升高趋势，这也使得各级政府为了“维稳”疲于奔命。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即是：“何种因素影响中国大陆民众使用暴力抗争？”本研究透过与各种理论观点对话（如政治体制、警力行动以及国家镇压的预期等），认为上述理论对于中国案例解释力不足。透过大量的抗争数据（从媒体上搜集1037笔抗争数据）与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抗争主体越属中下阶层的弱势群体、抗争规模越大、抗争地点发生在农村与自治区，且抗争区域GDP成长率较高等因素，对群众使用暴力有正向影响。此外，抗争性质是否为“后物质主义”、抗争群众是否具组织性以及其抗争对象是否为政府、CPI增长率与社会福利支出等则并不显著。他的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城镇化率原本对暴力的使用有负向影响，但若加入直辖市与自治区等区域因素后，城镇化率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由此可见区域差距才是真正影响群众暴力抗争的因素。
6月30日上午9点，本次大会第四场专题讨论“社会改革与治理的制度建构”开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康晓光教授的发言为“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康教授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社关系”）是当下中国最为根本、紧迫的问题之一。政社关系是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深受宪法特质的影响；中国处于全球化时代，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同时中国也是历史性的实体，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康教授以为，社会诉求与政府意愿相互冲突、融合、妥协的结果是“冲突与协作并存，但冲突大于协作”，这是来自西方的公民社会模式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主义持续较量的结果。打破僵局需要“顶层设计”。康教授具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套非常完美的鼓励德性权利、公共精神的学说，认为君子概念堪比西方社会的公民概念，儒家传统甚至更为精彩。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兼收并蓄可能是我们走向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研究员以“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的视角”为题，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治理以社会的存在和壮大为前提条件。他从协同治理类地方政府创新历届入围项目地域分布、行政层级分布、领域分布和类别分布的届别变化入手加以分析过去12年协同治理类地方政府创新的变化趋势，并做出展望，认为：1、社会管理创新和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将更受重视,都为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提供了动力和空间；2、中西部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将会增加；3、乡镇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是否活跃与乡镇自主权密切相关. 如果维稳思路有突破, 区县和地市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下降的势头有望扭转；4、社会领域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的活跃程度有可能超过政治领域， 生态领域和文化领域协同治理类政府创新将日趋活跃，生态善治和文化治理的概念将获得更大影响力；5、能力建设、资源引导和空间引导三类创新薄弱的状况会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权利保障方面, 结社权\组织自治权和意见表达权等将更受重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落实宪法和法律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他首先谈到最近的宪政争论，争论双方实际不存在哪些实质性分歧，但却有意无意地将交集之处给省略掉了。他认为这是因为现行的中国宪法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既体现了反对使用宪法概念的人的诉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回应了支持使用宪政概念的人的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出于不同的原因，双方都认同习近平主席在82宪法三十周年上的讲话。客观地说宪政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区别于专制和人治的治理方式。最后贾教授谈到，落实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维护其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建构良性互动与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落实宪法和法律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并且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在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都更加有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的发言以“通向合作治理的中国道路”为题，指出合作治理是权力更加广泛分布和更加协作的公共治理体系，狭义上指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的共同决策和实施，有其具体特征，如治理主体、资源、手段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地位相对平等，面向公共问题解决，政府权力（discretion）分享、公共责任共担。合作治理是继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以后的政府公共治理形态。在分析了中国发展合作治理的一般环境（一元制的历史文化传统，1949和1978年以后的变化）后，他概括了中国通向合作治理的主要路径特征，这主要包括：1、渐进式发展，2、国家领导，3、从经济领域走向社会领域，4、从地方到全国/中央，5、从服务外包到共同决策，6、从体制内合作逐渐走向体制外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社会的萎缩与重建——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状况的分析”。他首先梳理了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结构的变化。他认为古典全能国家建立在政教合一的基点上，国家具有了统治社会的基本结构诉求，而中国礼俗社会，只不过是与国家权力相对疏远的一种弱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并没有强有力的财产关系、政治分权以及国家社会相互抗衡的结构性分流。经历了晚清、民国、人民共和国，被击溃了的礼俗社会，既不足以建立起乡规民约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更不足以建构起来去规范国家权力，至今没有发育成熟。然而1999年12月31号朱镕基上任作出了不再福利分房的决定，让房产、地产商品化，却使得社会真正有了独立和组织化的财产权基础。维权运动来自于实体性财产权利的做实，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逻辑不再运行在以德抗位的礼俗社会逻辑和斯密社会逻辑上，而运行在要与国家权力讨价还价的财产权利基础上。尽管现在还未产生重大的结构性意义，但任教授却认为公民社会的真实兴起，必须落定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强势变迁上来讨论古典全能国家的终结和现代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兴起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否则我们的讨论就变成文献意义上的价值支撑，与中国的现实生活完全无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春荣副教授的发言题为“中国城市的混合型网络和社区动员”。他从邻里社区的动员能力的变化这一微观层面来理解中国地方治理的复杂性。他的研究发现，在上海这个有着强势政府背景的城市，邻里社会还是有可能爆发出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中国邻里社区的复合网络有两个基本意图：一个是控制，一个是鼓励参与。居委会一方面跟行政国家有非常发达的制度化联系，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取向强化跟社会的连接。这样一种复合形成了强的内部关系与弱的行政联系，当社区外部受到共同威胁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转折点，从而发生动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以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公益组织行动”。她认为，中国社会日益开放，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提供空间。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与博弈、或政府与市场失效的产物，同时也是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宗教与文化、仪式实践等对现代性做出反应的结果。她集中讨论宗教信仰如何在现代社会扮演凝聚道德价值的角色，从而促使民间公益组织具有某种现代社会失去的信任、责任原则以及使命感。一方面，弥漫性的信仰精神渗透在现代性的公益团体之中，为其提供精神价值，获得与参与者共同服务社会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信仰实践借助于民间广泛存在的宗教性组织，为民间提供普遍的社会公益服务。而很多大型的宗教组织，也往往以宗教慈善为其在社会立足获得信众与民众好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形式。在各种类型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公益组织行动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那就是传统的信仰价值不断的调适，从对家族、社区的关注扩展到对陌生人以及更广泛社会群体的关注，成为制衡日益浮躁、道德失序、理想失落时代的社会精神力量。
本次大会第五场专题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由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康晓光教授主持。
本场讨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他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为题，批判性地评述了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文献。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早期研究，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设置了特定的理论视野。近年来的研究在这些视野中发展了新的理论，对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公民社会的发展路径给出了新的回答，对多元治理、网络舆论等新变革进行了理论解读。他的研究团队主要选取了四个问题开展研究，即包括：1、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究竟是制度引导，还是未意图扩展；2、中国公民社会能够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展吗？3、参与式治理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吗？4、中国有网络公民社会吗？这些研究加深了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理解，推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发展。然而，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还需夯实理论基础，加强对现实变革的体认，从而走出理论研究缺乏、微观研究不足、研究的现实解释力欠缺等困境。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刘欣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阶层结构大转型（）”。刘欣教授主要运用上海的人口普查资料，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去讨论中国的阶层分化。他认为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地位的分化，取决于国家和产权之间的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的单位制，公共资产的多层级委托代理，户籍制度以及专业等级制度等分割了社会阶层。改革开放后，行政性的公有资产产权的委托代理制度的弱化和契约性代理关系的加强，私有产权的扩张和合法化以及不断弱化的户籍控制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断加强的技术等级制度，使得中产阶层迅速膨胀，阶层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他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官民关系。官方的立场强调秩序，民间强调自由和社会自治。而燕教授的基本立场是强调第三条道路，主张政府与社会为构建公共领域进行协同治理，也就是建设公共领域。既不一味地弱化国家，也不一味地抑制社会，强调二者的互动、协同、共管、共治。
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的发言围绕“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展开。他谈到做这项研究的缘起和忧虑，认为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是一定要有合乎道德或正义的基础的，此外还应让时代的道德要求也对接上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让本来就包含在其中的持久普世的道德原则与理由更加彰显。这种道德性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使人们有意愿去维护和支持这个社会。他预感中国可能正处在又一个较大变动的前夕，这一大变动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什么？对此是忧虑与希望并存。他提出了新三纲五常，包括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天人和、族群宁、群己公、人我义、亲友亲等。只有确立了自己的道德根基，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共和、民主、自由、多元的社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诗宗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他指出在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的特征方面，现存有结构性与能动性两种解释视角；两者虽然论点差异显著，却不约而同地混同了“独立性”与“自主性”概念。综合考察既有的理论成果，可知由单一的独立性、自主性概念难以生成对中国社会组织特征的较完备描述。基于结构与能动统一的理念，应用新制度理论晚近成就，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组织之独特结构及实践，乃是组织对其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的能动“回应”；这种回应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复杂且多样组合，并在总体上呈现“依附式自主”特征。同时，从制度逻辑出发，对中国社会组织进行多层次制度分析，将形成关于中国社会组织依附式自主特征成因的系统描述，而且可能导出一种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研究纲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市民社会之讨论对于今天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自治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1949年后被连根拔起。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掌控一个人的职业、教育、迁徙、生老病死。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市民社会重新得到发展的契机，目前来看，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存在最大公约数，即它是独立于国家、权力等自主、自治的部分。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他们会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诉求，因此会推动一些政治上的转变、转型。他比照韩国、台湾这些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社会发展、政治转型，认为中国大陆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是否与中产阶级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有关？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周怡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周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并通过对慈善捐赠的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三种分析维度的文献回顾，确定了理论问题，即双驱动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设是否可以解释温州企业主的慈善捐赠？她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够对捐赠行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2、不同信仰在捐赠方向、形式和结果上存在明确差异：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在捐赠渠道的选择上偏重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乐于做公开化的捐赠，并经常受到政府的奖励；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多半选择宗教组织作为捐赠渠道，在不在乎捐赠公开化的同时从未受过奖励。3、企业党组织作为外在于企业主个体权力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进而参与并影响了捐赠，但这种影响有限。因此，她认为，此项研究理论上基本验证了韦伯的双利益驱动理论及其扳道夫假设；现实中，用民企捐赠的事例及其数据呼应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与“边缘革命”双规的市场转型，并有继续开放讨论的空间。
6月30号下午两点，主题为“中国治理：国际视野”的第六场专题研讨会准时开始，主题为“中国治理：国际视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做了精彩的发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本场讨论。
第一位发言人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Joseph Fewsmith教授。他在听取了两天的会议讨论后继续深化了第一天基调发言的内容。他认为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基础上的，而中国政党国家的特性是十分特殊的，一个好的政党和一个好的政府究竟有怎样的区别？他一时无法回答。但是他感到人际关系在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中国的政党政治与西方的政府管理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也许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直接使用强政党、弱社会，或者弱政党、强社会，会增加更多理论想象空间。他还谈到几年前在浙江的研究经历，那里的企业家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但也同时接受政党组织的管理。从浙江的个案来说，他认为中国的政党和国家应该让一切的社会行为自然化，而非强制干预，避免造成管理上的不善。
加州大学长堤分校政治科学系Teresa Wright教授发言的题目为“治理与政体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实践”。她首先问道，中国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展现了出奇的稳定性特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其原因何在？她认为，原因有三：第一，中国依然维持了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特征，仍然对这个社会有强大的控制力；第二，中国政府也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具有回应性去倾听民众的意见；第三，中国政府也很好地履行了现代政府的基本功能，向民众提供了许多公共物品。她发言的第二个问题围绕着“非自由民主的政体能否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这个问题展开。她指出，西方人通常认为只有自由民主的政体才能满足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中国确是一个特列，它基本上满足了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当然中国政府也面临着很多削弱其合法性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弥散的腐败。
GIGA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Nele Noesselt发言的题目是“治理试验：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和创新”。Noesselt博士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政治学领域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治理的理论与概念，从等级制管理到网络治理进而到市场导向的自我规制等等。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治理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世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家的作用；如何使政治统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合法化。一般来说，治理通常与西方的民主制联系在一起，但是甚少被用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为了弥合文献中的缺口，Noesselt考察了中国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尤其关注处于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后她采纳一种比较的视角去解读不同的背景之下的治理。她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理论与方法，比较了北美和西欧与中国的治理理论，并试图去理解在多元民主制以及在一党制中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变迁。她也简要论述了协商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发言的主要部分，探讨了胡温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讨论了习李政权时期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她也考察了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Noesselt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博弈、互动的新的领域，她通过精心选择的案列论证了这一观点。最后，她概括了中国的治理调适与政治创新的一般模式。回应性、透明性、问责制是现代治理的主要特征。她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导体制改革以及精简政府机构的努力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Josef Gregory Mahoney副教授，做了“取代市民社会与多元主义：中国共产党如何垄断以及为何垄断治理”的发言。Mahoney 认为，西方的治理理论通常强调统治的多元主义实践，它注重非国家的组织，注重将国家与社会连接起来的过程。鉴于此，Mahoney首先修正了治理这一概念，使之更好地去反映中国过去与当下的境况。接着，他回顾了与共产党垄断治理相关的一些理论与实践。Mahoney突出强调了党与政府组织所承担的不同的角色与责任。考虑到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党统治这一事实，很多人都把国家与党的机构混为一体。Mahoney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提出了一些例证。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党是从一种非国家的立场出发去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三，通过考察“社会管理”名头之下的一系列政策和实践的发展，Mahoney探讨了当下中国的治理是如何发生变迁的。通过使用福柯的“控制”与“治理术”的概念，他考察了这些发展对于公民社会的意义，以及从短期来看，这些发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来自印度科泽科德市管理学院的G Venkat Raman副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当下中国的治理与社会转型”。他认为，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已经将政权平稳地交给了以习李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现在应该可以对他们的贡献进行初步评价了，同时审视一下他们在努力纠正发展的后果时所遇到的一些挑战。自从胡温上台之后，他们就致力于扭转政策的关注点：先前只是单一的关注经济发展；胡温则把更多地精力用在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往往都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并一直困扰着中国。事实上，当今中国的领导层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之一就是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并改变其治理的重点，使经济的发展成果更为平等地得到分配。G Venkat Raman认为我们必须从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认识中国的治理转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通常都会对治理产生影响并影响到社会的转型，印度、拉美等国家都在经历着类似的治理转型，中国的治理转型也应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考察。
6月30号下午3点40分，本次会议最后一场专题讨论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比较”主题展开，与会的八位国际学者围绕着这一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政治学系教授Dorothy J. Solinger的发言题目是“福利源泉的三个模式”，她首先指出了在政府提供福利，尤其是针对贫困人群社会救助方案的三个不同的原则：1、在个人权利或者说是社会公民权利基础上的，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2、他们可能提供保护和福利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3、他们可能会提供补贴以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却忽略穷人的需要。她认为，这三种模式的预期收益者分别是个人、社会或国家、政治家。她还用这个分类模型讨论和区分了不同国家的官方援助，在日本和韩国适用的是第二个，同样第二个也适用于中国政府。而根据第三种模式，今天的政治精英施行经济援助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和不稳定。
查尔斯顿学院政治学系的Guoli Liu教授发言的题目为“比较视野下的贫富差距与国家—社会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第二部分，讨论了导致贫富悬殊的机制；第三部分，在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下如何应对贫富悬殊的挑战。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贫富悬殊的问题，有一些共同的原因。政治理念与公共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导向、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如何去应对这一挑战，并构建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呢？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应当加大对公共物品的投资：首先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其次应该推行一种更为简化的累进税率制；最后应该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竞争力。Guoli Liu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该是国家与社会共生发展，强国家与强社会。这样一种关系将有助于更持续更公平地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健康的最重要的标志。健康的、可持续的国家—社会关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公民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金钱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降低，腐败得到有效治理等。
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系的Xiaobo Hu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用收缩的公共管理去调控增长中的经济：中国和变迁中的世界”。他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全面的国有经济走向了混合经济，私人经济发展很快，虽然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公共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使得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了很高的水平。由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沉重的压力下减少了他们的预算，特别是在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中国也削减了公共部门以面对快速的经济转型。他还探讨了一个“更小”的中国政府如何在保持自己对社会的较大影响力的同时，提高经济的自由度和生产力。
同样来自克莱姆森大学的历史系教授Edwin Moise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公共政策：历史学视野下的国家社会关系”。他认为，今天中国的公共政策的环境已经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了，中国变得更加富有，也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中国的公共政策能够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过去的几个世纪所能达到的。关于与外面世界的互动，图景就变得更加复杂，与外国人的广泛互动能够促进繁荣，也蕴含着削弱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危险。所以国家必须得选择哪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在宋代和和元代，中国曾经非常的开放，而在明清之时变得闭塞，今天，中国再一次向外界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学教授贾文山的发言是有关跨族裔和谐关系构建能力（Interethnic Competence），贾教授认为这是现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融洽的一个重要工具，贾教授首先界定了什么是“跨族群的关系构建能力”，其次分析了这个能力在当今中国为什么重要。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效的多民族事务的管理尤为重要。接着，他分析了为什么这种能力一直受到忽视的原因，并试图提供一个跨族群关系构建的模式。贾教授认为，这样一个模型应该包括经验，知识，技能，道德和创造性维度，应当考虑各民族的机理、视角和传统。
来自乔治o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的Steven J .Balla 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网络协商：人口统计特征、主观动机与公民回馈”。Balla副教授考察了网络协商的运作机制。通过网络协商，公民将自己关于法规草案的意见反馈给立法者。他主要关注了人口统计特征与主观动机在卫生体系改革中公民情绪表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公民情绪化表达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并对一系列的参与者进行了调查，他发现了决定公民回馈音调与实质（tone and substance）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主观动机比人口统计特征更为重要（性别、年龄、富裕程度以及地区等等）；使反馈者区别开来的不是个体环境上的差异而是毋宁是个体的政治效能以及民主倾向。他进而指出，那些本来爱管闲事、具有民主倾向的公民相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公民来说，其在网络上所发表的评论在语调上更为积极，而且其评论的内容往往具有实质性内容。这表明，卫生体系改革的网络协商为公民提供了接触民主原则的机会，也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这种接触提高了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也提高了共产党的合法性，最后也有助于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
宾夕法尼亚布隆伯格大学政治学系Sheng Ding教授发言的主题为“公民社会组织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影响”。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就必须先学习西方的现代价值文化并建立西方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认为教育、城市化以及大众媒体的普及是现代化的主要的推动力。尽管这一理论范式早已被人们批判，但是无疑地它仍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在教育、城市化、以及信息革命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必须去处理一些突出的棘手问题，例如，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等。他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引入注目的发展是中国公民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展现了公民的利益与意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需求与关切，因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政治参与的机会。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对于“公民社会究竟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公民组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性，人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公民社会的崛起会使中国的政府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多元、更具有竞争力吗？Sheng Ding教授首先对“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接着，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之上，他从教育、城市化、以及信息革命的角度探讨了公民组织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Peter Lorentzen副教授做了“由中央发起的国家—社会关系改革的地方障碍：以环境透明度相关规章为例”的发言。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中央加大力度去解决环保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然而地方环保依然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执行的力度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折扣，不同的地区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也有明显的差异，如何去解释这一现象？他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考察了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即PITI指数，也就是研究的因变量。从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城市的指数差异很大。他通过统计数据得出结论说：污染信息公开指数与一个城市的财政能力以及城市对大型企业的依附程度有很大关系，而与通常所认为的人均GDP、地理位置以及污染程度没有太大关系。也就是说，城市财政能力越高是导致PITI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而一个城市对大型企业（污染较大的）的依附度越高，其污染信息指数也就越低。Lorentzen推论说，大型国企是地方政府推行革新措施的一大障碍。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将缓和改革面临的财政预算障碍；而大型企业（SOES）将持续（或变本加厉地）阻碍改革。
大会尾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学者和朋友，相信大家度过了两天愉快的研讨时间，并希望再次邀请大家，就更多的中国与世界问题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学术研讨与对话。
复旦高研院 王睿/整理，朱莉芝/图
朱宁俊、谢飞翔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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