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批评。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亩产万斤”公案最为突出。应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邀请，中国红色作家叶永烈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由《中国青年报》编辑操盘。《南方周末》3月3日以两整版篇幅报道《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在调查过程中，钱永刚向叶永烈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日发表刘健、王胜春文章《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这样写道：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Perrett日在该刊发表《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在肯定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写道：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日，钱学森荣获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十二期发表吴晓波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日98岁的钱学森逝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在“万斤亩”问题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第一篇，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六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十二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三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第六篇，日《知识就是力量》第八-九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第七篇，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篇文章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总共552字，全文如下：“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属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十倍！”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很快就引起注意。《中国青年报》日第四版左侧发表的钱学森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钱学森并未道歉&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93年又一次对太阳能转换为粮食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钱永刚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叶永烈。那是钱学森于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钱学森在回信中说：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治。(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公斤，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叶永烈说，钱学森的“万斤亩”文章，应当从以下三点进行客观评价: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三是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钱学森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怎么可能成为“大跃进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写的，也不可能成为“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钱学森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发展远景写了一系列展望性的文章，无非是为了描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叶永烈最后说，有人却把1958年以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一古脑儿推到钱学森头上，把钱学森污名化。如同钱学森的学生、原国务委员宋健所指出的：“我发现，在中国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在钱学森回国以后，对于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的贡献，了解并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结果使人很愤怒。”(宋健，《控制论和系统科学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一期)&《钱学森》避而不谈“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钱学森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两个问题。《钱学森》作者叶永烈认为，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是经过反复“放大”和“加油添醋”之后，就变成了钱学森的两大“污点”。《钱学森》已于2010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日在《中华读书报》披露，《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他说：我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向来主张不回避敏感问题。我又发现，钱学森从不就这两个问题做解释，这就更坚定我的想法。就这两个问题，日钱永刚在来我家的时候，就一起进行了研究。当时钱永刚是主张写，不回避。他认为，先写出来，至于能否发表，什么时候发表，再议。在《走近钱学森》中，我写了《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约4万字。我预料可能被删，所以把这一章列为附录，以便被删除时不会影响正文。不出所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附录《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全文删去。我深表遗憾。在《走近钱学森》面世之后，我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探源的精神，花费很多时间进行仔细探索，在《争议中的钱学森》的基础上，加强说理性，全文扩充至7万字，写成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在查对、比较了钱学森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原文基础上，又走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终于厘清了“万斤亩”公案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查清了日《中国青年报》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以事实说明，钱学森并非“大跃进推手”，更非“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元凶”。&至于“人体科学”，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争议中的科学问题。我记述了“人体科学”的争议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于光远先生的种种质疑。科学向来是在争议中发展。“人体科学”谁是谁非，尚待时间做出结论。钱永刚仔细看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日，我们一起进行讨论。他认为该章中关于“亩产万斤粮”的调查和记述，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写得好，有深度，又有极其重要的第一手采访，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当年编辑所说的情况。钱永刚建议对该章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力求写得逻辑性强又富有说服力，观点更鲜明些。钱永刚说，《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将为钱学森除掉背了50多年的黑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又建议该章经过修改之后，不作为附录，列入正文。钱永刚向我提供了钱学森自己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万斤亩”的文稿，使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文稿增加至7篇。钱永刚还从家中带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即钱学森生前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所有文章的剪报，其中有几篇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剪报上有钱学森亲笔所写的编号以及发表年月日、报刊名称。钱永刚把复印件送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在与钱永刚详细交换意见之后，我对《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文从头至尾作了细细修改。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于《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的考虑，与有关部门和钱永刚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不收入书中。对此，我表示理解。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长按识别下面二维码，添加心随云飘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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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论证的“亩产万斤” 决不是科学预言！
（2009.10.发于网易，已被封）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者之一。他去世的两个月后，《新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原因是，逝者留下了一段颇有争议往事。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学森三次在报刊上鼓吹“亩产万斤”&的可能性。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1959年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了钱学森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 万斤。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有人说，钱老在科学上、智力上和常识上都留下一个彻头彻尾的经典笑话。更有甚者说：“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的奇文血债累累，我们应该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也有认为，科学家为人们先知，只有先想到，才能做到。钱老刚从国外回来，肯定不清楚当时的农业情况，从理论推算论证何错之有？高效利用太阳能就可以成比例提高农作物产量。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李登海的杂交玉米也证实了这一点，40年前，小麦亩产不过二三白斤，水稻三五百斤，小麦过千，水稻2000斤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都达到了。增产的潜力是有的。虽然达不到万斤，现在达不到，不能说将来不可能，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嘛。进入21世纪，转基因技术的运用使钱老上个世纪中期吹得牛皮，有了实现的可能。1958年、1959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数千万中国老百姓死于饥饿，钱学森的“亩产万斤”论证无疑使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雪上加霜。在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是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毛泽东曾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这（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显然，这个被骗说是为错误找借口。 &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起“社会的良心”&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当然要冒风险，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可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们，你们为什么会全部做出错误的选择？&《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中，曾写到：“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可见，政治标准从来不是好东西，只会使好人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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