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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影的艺术特征
电影艺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由纯视觉艺术发展而成的视听艺术。作为门类的电影艺术,是把“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造型”艺术和“节奏”艺术包括在内,反映和表现人们生活和思想感情变化的艺术。电影艺术是一种重精神的艺术,它脱离了物质实体,是人内心精神的一种表达和反射。黑格尔对艺术的分类上把诗歌作为最高层次的艺术形式,因为它脱离了客体而只为主体内心的表达和享受。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也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艺术形式。它把物质材料作为通达精神的一种工具和载体,通过抽象化的物质视觉次序的整理,来唤起人心灵纯粹的表达。所以电影是人精神诉求表达的最高的艺术形式。
&1、电影艺术的多层面性和综合性
电影艺术是艺术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电影艺术几乎拥有其它艺术的所有表现手段。在它的肌体中有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因素。
2、艺术的表达手法 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是不断地改变空间范围和视角。有时远观、有时近取;有时从这个角度观察,有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有时平视,有时斜视,有时仰视,有时俯视;有时固定地看一个事物的变化,有时则随着事物移动看一个事物的变化。人们正是通过观察点的变化以及从不同的观察点上所得的综合印象去了解事物的外貌。
3、电影艺术的艺术呈现方式的变化 &&&& 电影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与表达,它借助机械和光影,最后都是以平面形式来表达立体的内容,它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立体表达。
4、电影的时空艺术电影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有机综合。&&& 论文已经确定发表在《电影文学》2012年7月。电影文学是& 2008年北大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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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音乐”的文本解读
要本文对“艺术音乐”一词在国内外的实际所指和语义学角度对其概念范畴和特征作出辨析。认为:艺术音乐是相对于民间音乐、仪式音乐、流行音乐而言的一种音乐类型及其文化模式;艺术音乐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是专业作曲家按照一定的理性思维模式和较复杂的技术创作的;“古典音乐”、“严肃音乐”、“西方音乐”、“欧洲音乐”等术语尽管都与艺术音乐有着内在的、题材的、历史的、地域的等方面的联系,但它们都有其基本所指,其含义都不能准确概括出艺术音乐的本质特征。  
艺术音乐;艺术性;审美性;古典音乐;严肃音乐;西方音乐  &
“艺术音乐”(art music)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音乐涵盖性术语和音乐类型术语。主要指相对于民间音乐、流行音乐而言的一种音乐类型及其文化模式。然而,国内对“艺术音乐”一词的使用具有模糊或多义性。下面仅从该词的实际所指和语义学角度对其范畴和特征作一简要辨析。  
在西方,“艺术音乐”一词习惯上指用较复杂的结构和一定的创作理论创作(书写)音乐的传统以及与民间音乐(folk music)、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相对而言的一种音乐类型。这类音乐的特征是注重形式风格和创作技术的复杂,严肃音乐(serious music)或博学音乐(erudite music),主要指西方历史上的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同时也包括现当代的电子艺术音乐(electronic art music)、实验艺术音乐(experimental art music)和极简抽象派艺术音乐(minimalist music)以及但不包括通常被认为是通俗音乐的形式。尽管有某些作品处于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二者边界或者被包括在两种类型中,但是它们通常不同;同样尽管有某些类型的作品处于艺术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之间,但是艺术音乐被认为和传统民间音乐不同。  在国内,“艺术音乐”一词的使用与西方一样,主要指一种音乐类型或音乐模式。主要出现在以下学者的文论中。  
艺术音乐指的是人类以声音为物质材料所进行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造性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表达自身感受的声音世界的实践活动。”“超越实用的非功利性和供人赏听的目的性是艺术音乐的本质特征”,“它从民族音乐中脱胎而出,也是民族音乐不断发展的结果。”并认为这种音乐开始出现于欧洲12世纪,但一直到巴罗克时期才开始“真正获得和绘画、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相等的位置”。即“1600()作曲的歌剧《尤丽狄西》的正式演出为标志,开始了艺术音乐的新时代。在经历了巴罗克1501919上半叶以前的历史演变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音乐的“按照美的规律创造”、“非功利性”、“供人赏听”等特征。作者进一步认为,艺术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当“艺术音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确立后,如同现代教育模式和科学技术一样,迅速传遍了世界各个民族或地区,就像没有必要把大学、汽车称作西方大学、西方汽车一样,也没有必要把艺术音乐的这种音乐模式称为‘西方音乐’”。显然,作者所谓的艺术音乐主要指一种音乐文化模式。  
在《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20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一文中谈到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时指出,“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20世纪的不断成熟,音乐的品种开始明确分化为彼此有别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种类:艺术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艺术音乐以专业作曲家的创作为中心,着力于具有深刻人文思想内涵和严肃审美意趣的开掘,在音乐表现上讲究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但其严重的危机在于,其明确的社会功能趋于减弱,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趋于衰微。另一方面,听众与新创作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趣味趋向保守,由此造成日常音乐生活中传统的保留曲(剧)目占据支配地位。”这里作者所指的“艺术音乐”也是一种与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相对的音乐类型,是产生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以专业作曲家的创作为中心,着力于具有深刻人文思想内涵和严肃审美意趣的开掘,在音乐表现上讲究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的音乐类型。  
在《中西音乐关系讨论中概念与内涵的错位》一文中认为“世界音乐文化复杂多样,但各国在三个大的音乐类别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专业艺术音乐、民间传统音乐和社会流行音乐。”人们一般所谓的“‘西方音乐’是指西方各国的专业化的艺术音乐,即1720世纪间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专业艺术音乐作为一种众多个体创作的结果主要体现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满足的是社会审美的需求”。这里作者在“艺术音乐”前加了“专业”二字,从名称上就突出其“专业”特征。作者认为,这种音乐产生于西方,即它的“中心”在西方,但在它的影响下,世界其它地区也都有了专业艺术音乐,“可以说,西方专业艺术音乐已成为人类所共有的财产,成为各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广泛一点说,已经是世界的了。……西方的专业艺术音乐承载着人类共有的审美因素,被世界各国人们所接受,成为了人类的共有财产。另一方面,世界选择西方专业艺术音乐时除了全盘引进,常常予以民族精神和民族音乐因素的注入。至此,它还是西方的吗?源于西方的专业艺术音乐承载着人类的共性因素,以同一种语言传递着不同的话语。”这里作者也是基于三大音乐类型而言的,和田耀农一样,更加强调了艺术音乐思维模式的普适性。  
在其它一些文论中出现“艺术音乐”一词时,也有一定的所指。如在《数字“三”在西方艺术音乐中的象征意义》中称“Musicology“‘艺术音乐’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这个概念的科学内涵虽不那么缜密,但其外延指向约定俗成,故袭用之。”等等。  
以上可看出,“艺术音乐”一词在国内外的使用中虽有表述和范畴的不同,但主要指与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相对的一种音乐类型及其文化模式。这类音乐的主要特征是专业作曲家按照一定的理性思维模式和较复杂的理论技术创作的。这种音乐类型主要产生于西欧17-19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这种音乐的创作思维、创作手法、创作理论以及表现形式等成为一种“范式”渗透在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研究、音乐欣赏等各种音乐活动中。  
19世纪中叶以后,艺术音乐的范式向世界各地传播,192020学习西方专业艺术音乐已成为世界各国人们的选择之一,如钢琴是显示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标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含有西方音乐内容;西方式的音乐学院在世界各国处处可见。”这种音乐类型向中国的传入始于1920世纪初。由于这种音乐类型的传入冲击了我国原有的音乐理论、创作方法、表演形式、音乐风格、音乐格局等,因而,我国接受这种音乐文化的过程带有曲折性。在2020世纪末产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有关“中西音乐问题”的争论或讨论。尽管这一接受过程曲折,也无论这种接受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好是坏,但现实是,到21世纪初,“中国目前有九所专业的音乐学院,有数十所大学的二级音乐学院,有上百所大学或艺术学院中的音乐系,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然而,这个体系无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其教学模式的设计上无不受到西方专业艺术音乐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已经接受并发展了这种音乐文化模式。  
art music  
按照“艺术性”的基本理解,音乐的艺术性是指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的声音形象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程度,以及这种声音形象的各种形式给人的美感程度。而音乐的审美性则是指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给人的心理带来愉悦的程度和给人的生理带来快适的程度。  
要创作艺术音乐,使其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就需要专业化的创作人员,在总结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理性思维模式和较复杂的创作技术。因此,创作人员的专业化、创作思维的理性化、创作手法的复杂化、创作理论的系统化是艺术音乐的特征之二。  
要使音乐具有强烈的审美性,需要挖掘音乐表现的各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是符合人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规律的,使形式本身就能带给人强烈的审美感受。艺术音乐的特征之三。  
和“文化相对论”等概念的提出,“西方”一词中的“先进”、“中心”含义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含义也越来越少。但仍然是一个文化、政治、地理等多方面的概念,主要指欧美地区具有相似文化、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但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西方”、“欧洲”、“西欧”三个词就是相对和具体的地理概念,并不具有其他含义。把这三个词放在“音乐”前,最基本的含义是表示该地区的音乐,其中既包括该地区历史中的音乐,也包括当今的音乐;既包括该地区的主流音乐,也包括该地区非主流的民间音乐;既包括该地区艺术型和审美型的音乐,也包括该地区娱乐型和实用型的音乐。尽管艺术型和审美型音乐模式主要确立于西欧,但这并不表示世界其它地区不存在艺术音乐。即便西欧没有确立这种音乐文化,其他地区或民族迟早也会确立这种音乐文化的。而且,这种音乐文化在向世界其它地区的传播中,结合了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如俄国和北欧1920  
Tagg Philip "Analysing Popular Music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in Popular Music, 2,1982, p.41.
Catherine Schmidt-Jones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from the website Connexions, last edited by Catherine Schmidt-Jones on Jan 10,
am US/Central, retrieved on  12/12/2008 .  
Arnold, Denis (1983). "Art Music, Art Song" in The New   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 Volume 1: A-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1.  
/reference/semhtml/Art music,12/.03/2010.
2020061  
19963(2000256)1490
作者简介:  
张巨斌:1965.2-)男,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文章录入:张籁责任编辑: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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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11&12&建安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建安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08-12-20 &
第二章 建安文学 第一节 建安文学概说 一、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了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送应氏》等,都是这类内容题材的作品。二是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心志,如曹操的《短歌行》抒发的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刘桢的《赠从弟》表现的是对志节的崇尚,曹植的《白马篇》以游侠的题材抒发为国捐躯赴难的壮志豪情。此外,也有一些游子思妇、游仙的题材。建安文学总的来说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二、建安文学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它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充实的内容。对时代乱离的反映及个人情志的抒发,形成了慷慨悲凉的主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恰切的概括:“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 3.建安诗歌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散文的体式多种多样,有诏令、奏疏、章表、书信、序论、赞颂、碑铭等。辞赋沿着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而题材更加广泛,抒情、咏物、感事、饮宴、游猎无所不至。 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课程【教学设想】本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点之一。 主要讲授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 ... 小结: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又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影响了一代诗风。 ... 1、阮籍的咏怀诗体现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即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 ... ji... - 27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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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建安文学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慷慨”成了建安文学的重要和主要特征。如何理解建安文学的“慷慨”,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其审美价值,本文试就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建安文学“慷慨”内涵产生的复杂原因
慷慨者,意气激昂、性格豪爽、无所吝惜、悲叹失意、竭诚大方……这些均有解释,但“慷慨”的根本内涵是什么?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得确切:“壮士不得志于心也。”这里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壮士,二是不得志,这两者的碰撞,于是产生了情,产生了气,抑郁不平,仰天长啸,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慷慨”就产生了。可见“慷慨”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是情感的宣泄。从发音的角度看,“慷慨”是双声联绵词,发音短促,易于抒发抑郁不平之气,这些大概就是建安文人“雅好慷慨”的原因。
建安文人,大都有对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有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雄心壮志,他们写诗作文,抒发了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政治热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以天下为己任。曹丕是“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曹植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陈琳是“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王粲是“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刘桢是“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壮志们共有的心理特征和理想追求,但是,都“不得志于心也”。曹操到去世也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慷当以慨,忧思难忘”,“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曹丕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也无大的建树;曹植在豆萁相煎中郁郁而死;建安七子有的死于非命,有的死于瘟疫,从天而终的微乎其微。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追求的执著与行动的束缚构成了尖锐矛盾,美好的希望与现实的处境形成了巨大反差,外在信念与人生目标的失落感、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使抑郁不平之气充满了内心,“壮士不得志于心也”,“慷慨”涌上了心头。这就是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真正原因之一。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写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六朝是一个崇尚个性风采的年代,壮士们突破了传统礼教对个性的束缚,冲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桎梏,摆脱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影响,在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中,纵任个性,鄙弃名教,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自由自在地、毫无阻挡地直接宣泄出来。明朝的李贽在《杂说》中说得好:“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快,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这段话阐述了文章是情感的结晶,实际上,我们也可借这段话说明建安文学的“慷慨”亦是情感的产物,是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在冲破了礼教束缚的前提下,“慷慨”这种情感之流便不可遏制。如三曹之中的曹植,运用“慷慨”一词达9次之多,“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写胸怀经世治国大才,却无人赏识的悲壮激愤之情;“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写饯行时的悲愤激动之意;“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写筝声的慷慨激越;“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其六》),写歌声的激昂……“慷慨”用得如此挥洒自如,无遮无拦,情感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自由自在,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极致,这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唯有此,才能“慷慨”起来。
建安文学的“慷慨”,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整体思维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对事物进行整体的观照,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凭直观感觉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它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对照这两段话,可知“天地之道”就是“幽明之故”,就是“天下之赜”,这些“道”“故”“赜”都是指天地万物与人整体贯通的原理与规律。这是通过直观、领悟而得出的结论。儒家、道家都主张以直观、经验为基础去领悟宇宙之系统、把握人生之整体。儒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论语·述而》);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矣。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道家老子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上述整体思维模式,重体悟,重直观,建安文人深受其影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慷慨”到底指什么?为什么雅好“慷慨”,刘勰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恐怕是其依靠直观、体验、领悟而总结出的一种文学现象。建安文人多习用“慷慨”一词,也主要通过对思维对象的直观认识,以非逻辑、非理性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慷慨守志,已徼其主”,曹植的“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陈琳的“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等等,这些诗文中的“慷慨”,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其中的意蕴,只能靠后人根据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细细体会,才能知道其中的三昧。
  二、建安文学“慷慨”内涵的美学特色
作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从各个方面研究其丰富的美学内涵,既有大江东去的激昂,又有晓风残月的阴柔,可谓是味之无极。
慷慨与豪放。将慷慨与豪放联系在一起,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想象。有阳刚之气,有劲健之美,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沙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确有这种特点。曹操跃马中原,力挽狂澜,气雄力坚,激昂雄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吐宇宙之象令人震撼;“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似金鼓镗鎝,令人精神振爽,“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可上九天揽月的气势,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曹丕博通经史,又善骑射,大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豪情,“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骨气奇高,气势恢宏。建安七子中也不乏充满踔厉风发的豪情壮志。政治理想的高扬,将慷慨与豪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慷慨与悲凉。慷慨与悲凉看起来很矛盾,但在建安文学中却是有机统一的。前人用慷慨悲凉来概括建安文学,确为中的之论。建安文学“慷慨”中的悲凉来源于建安特定的社会状况、生命意识的觉醒、豆萁相煎的残酷和人们的审悲快感。建安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年代,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短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甚至“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这种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使人充满了悲凉之感。人生的短暂,也是慷慨中产生悲凉的又一因素。当时疾疫流行,互相残杀,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壮士既有生命的觉醒,又有无可奈何的哀叹。“天地无终极,人生若朝露”(曹植《送应氏》),“人活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与生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慷慨中充满了悲凉之感。建安时期的萁豆相煎、兄弟残杀,也是令人发指的。曹植尽管有“七步八斗”之才,但在权力之争中,即使是一母同胞,也毫无骨肉之情。曹丕令其三次变更爵位,六次迁徙,生离之悲、忧生之悲、死别之悲,时时萦绕在诗人心头,充满了悲凄之感。上述种种现象,使建安文人的笔下不免不厌其烦地用上了“悲”字,曹操《苦塞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曹植《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建康文人还常常写一些引起时光流逝、人生短促的萧索之感的意象,如秋风、飞蓬、鸣蝉、飞鸟、白露等。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谈到:“‘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这些“悲”字,并非仅言悲哀,而是泛指强烈的情感。但建安文学中的悲凉,不是一种绝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而是一种审悲快感的体现。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悲剧快感主要是一种审美快感,或者说是对痛苦现实的美丽外形所感到的日神精神的欢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着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悲剧快感是怜悯和恐惧中积极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再加上由于情绪的缓和或表现将痛苦变为怜悯和恐惧而得到的快感,最后得出的总和。”建安文学的悲凉,是惧生命易尽,忽功业未成,求不朽之名而产生的,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精神的解脱、情感的满足和快乐。尽管这是暂时的,但毕竟是在悲凉中带有慷慨,表现了新的审美心理意识。人们尽情宣泄心中的悲愤,抒发真挚的感情,从内心得到快感,也令读者受到感染。
慷慨与含蓄。慷慨与含蓄,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建安文学中也是有机地统一起来。人们最初使用“慷慨”,只是作为一个词语,从常理来讲,词语与体验之间存在着鸿沟,语言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审美体验的丰富性、无限性,是普通语言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的。《周易·系辞上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感到语言难以穷尽其意。刘勰在《隐秀》篇中指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所谓“隐”,也就是文章言辞之外包孕着的隐秘意蕴,它非语言所能穷尽。钟嵘在《诗品》中,也提倡使诗歌“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重视委婉曲折、含蕴内向的特点。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说也具备了这种韵外之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古人评价曹操:“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是“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钟嵘在《诗品》里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些评价都带有含蓄之意。即使是刘勰讲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仅“雅好慷慨”,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探讨余地。就建安诗文而言,总体的“慷慨”之中,不乏含蓄之意。曹操慨叹人才难得,用恋爱之辞表达对贤士思渴之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唯君故,沉吟至今”,极显委婉含蓄。曹丕写思妇怀夫之情,是“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曹植写环境严酷,是“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工于其调,令人深思。刘桢在《赠从弟》诗中写道:“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壮气与婉情同在,慷慨与含蓄并举,王粲在《七哀诗》的结尾用“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婉转地表达了思念贤君明主、渴望建功立业之情。这些词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令人回味、深思。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看,“慷慨”是建安文学的个性,含蓄是中国诗歌的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之中包含了共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慷慨与含蓄的结合,铸成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徐玉如,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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