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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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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恨老将，现在更狠: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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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浪更比一浪强，前赴后继能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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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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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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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圣人，谁也没例外。私欲不受控制·泛滥，清朝还好几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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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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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海瑞罢官》
评《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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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上有篇帖子，当年被通缉的国民党的43个头头的结局，
历史真是让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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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二十五年了，你有什么想说的？
方硕，最后一关用来对付马列主义
本文篇幅极长，图片甚多，猫与流量不得入内。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诗人赵翼的这两句诗，讲的是文人墨客代代相传的青出于蓝，讲的是历史前进的脚步不曾停歇。视角转到体育行业，这种后来者居上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然而对于苏联而言，他的那些辉煌的体育历史和纪录，却也在 25 年前的那一瞬之后，永远封存了起来，无法延续，少人问津。
作为一只典型的足球狗，我在这里聊聊苏联足球的辉煌与落寞。这与其它答案风格与题材冲突甚大，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侧面，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充满积极意义。
也许你看过纪录片《最后一支南斯拉夫队》，但它绝不是一只孤单的背影。
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球队
苏联的足球国家队，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一支天赋与纪律、灵性与韧性交织的伟大球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足协（以下简称苏联足协）成立于 1934 年，然而直至二战后的 1946 年，苏联足协才被国际足联吸纳称为会员协会，8 年后，也就是 1954 年才加入欧足联。
十余年的辗转，证明当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体育发展的恶劣影响绝非空谈。然而颇为有趣的是，据资料记载，早在 1924 年 11 月 16 日，苏联就举办了第一场国家队赛事。当时的苏联国家队坐镇莫斯科沃洛夫斯基球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土耳其国家队。主队以一场干净利落的 3-0 回报了所有到场的观众。
莫斯科中央陆军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张合影，取景地就在沃洛夫斯基球场。莫斯科中央陆军后来也成为了威震欧洲的体育豪门，传承至今。
那场比赛太过久远，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们能够记清的苏联国家队，拥有着厚厚的一本荣誉簿：
世界杯殿军：1966 年
欧洲杯冠军：1960 年
欧洲杯亚军：1964 年、1972 年、1988 年
奥运会金牌：1956 年、1988 年
奥运会铜牌：1972 年、1976 年、1980 年
国家队排名：先后 11 次登顶，共持续 1450 天
虽然没能在世界杯上折桂，但是优异的战绩仍然得到全世界的侧目，让所有人对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足球充满敬畏。&红军&的绰号也就此传播开来，与球衣上的&CCCP&印花一道，成为了那支威震欧洲的苏联国家队的醒目标志。
1960 年，苏联国家队夺得欧洲杯。后排左一即为传奇门将列夫－雅辛。
与很多国家相似，苏联的政要和社会名人中，也有大量的球迷。曾经苏共的二号人物贝利亚元帅就是其中之一。贝利亚元帅是莫斯科迪纳摩队的死忠，曾担任俱乐部的名誉主席。由于对于莫斯科迪纳摩太过狂热，他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比赛结果，目的仅仅是为了球队的一场胜利。同样为自己的球队操纵比赛结果的，还有苏共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他曾掌管苏联的铁道工作，莫斯科火车头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他最喜欢的球队。1936 年的苏联足协杯赛，莫斯科火车头在他的庇护下，夺得冠军。回想起这两人的足球历史，那种为了自己心爱的球队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既是好笑的爱，也许也是单纯的爱吧。
瓦西里－斯大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苏联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的次子，也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他曾在空军任职，任期内一手组建了莫斯科空军体育俱乐部（VVS Moscow），并积极招募球员，球队的战绩不错，名噪一时。
虽然贝利亚元帅、瓦西里－斯大林和他的空军体育俱乐部，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走到一个好的结局，但是有这些政要和社会名人的推动，苏联的足球事业发展迅速，并且拥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列夫－雅辛、布洛欣等一代又一代足球天才，就是在这遍插红旗的国度里，踏上绿茵场，扬名全世界。
苏联为纪念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获得足球项目金牌而发行的邮票。
黑蜘蛛传说
列夫－雅辛，一个威震世界足坛的名字。他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门将之一，门将技术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唯一一个以门将身份获得金球奖的球员，一生征战绿茵，荣誉等身。他被贝利、克鲁伊夫、尤西比奥等足球名宿认为是世界足球史上最好的门将。
1963 年，在一场&英格兰大战全世界&的比赛中，雅辛穿着一身黑色的门将服出场。比赛中，他身手敏捷，连续做出几次高难度扑救，让他得到绰号&黑蜘蛛&，名扬天下。他擅长大范围控制禁区、出击以及扑点球，出色的技术让他得到广泛赞誉。
训练中的列夫－雅辛。
维基百科上有一组关于雅辛的数据，我们来体会一下这名门神的伟大：
812 次出场比赛
保守估计扑出超过 150 个点球
326 次代表莫斯科迪纳摩首发出场
从 1954 年起，74 次代表苏联国家队出战，失 70 球
12 次世界杯出场，4 次零封对手
2 次入选 FIFA &最佳十一人&
FIFA 官方组织纪念赛
生涯 270 次零封
1956 年奥运会金牌、1960 年欧洲杯冠军、1966 年世界杯殿军
他的战绩彪炳千古。意大利足球名宿、国际米兰俱乐部传奇马佐拉曾经在 1963 年意大利与苏联的比赛后感叹到：&雅辛踢球比我强多了。&在那场比赛中，雅辛扑出了一记点球，让在场的所有人印象深刻。
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在怀念雅辛。雅辛生前效力的俱乐部莫斯科迪纳摩的新球场，被命名为&VTB-Lev Yashin Arena"。俄罗斯足协设立了&雅辛俱乐部&，用来表彰俄罗斯足球历史上的优秀门将，职业生涯零封场次满足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才可以入选。而在遥远的足球王国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内也有一尊雅辛扑救动作的铜像。
里约热内卢市内的雅辛铜像。
一名优秀运动员，既是他的国家和俱乐部的骄傲，同时也是全世界宝贵财富。列夫－雅辛作为世界足球史上的传奇门将，将会被所有爱好足球的人们永远怀念。他影响了整个苏联的足球风格，使得这个国家盛产优秀门将，鲁达科夫、达萨耶夫等人就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苏联门神，延续着苏联的足球传奇。
布洛欣的辉煌岁月
苏联足球历史上，曾经有三个人获得过金球奖，这三个人分别属于苏联足球的三个时代：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列夫－雅辛的时代，是无可复制的门将辉煌；八十年代后半段至苏联解体，则是别拉诺夫的昙花一现；在这之间，苏联足球由一位天才前锋领军，创造了另一段辉煌历史&&这位天才前锋就是乌克兰人奥列格－布洛欣。
和大多数苏联球员不同，布洛欣出生在一个体育味道很浓的政客家庭，父亲弗拉基米尔－布洛欣是一名二战老兵，参与过列宁格勒围城战，退伍后参与到苏联迪纳摩议会（即苏联体委）工作，母亲卡特琳娜则是一名田径名将。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布洛欣从小就对体育产生了浓厚兴趣。
由于出生在基辅，布洛欣也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热爱，特别是这里的体育豪门、城市象征基辅迪纳摩。他 10 岁就加入了基辅迪纳摩的青训体系，前后为球队效力 26 年，一线队出场 432 次，进 211 球，成为俱乐部史上当仁不让的最伟大球星。
代表苏联国家队出场的布洛欣。
时光倒转回 1975 年 5 月，瑞士巴塞尔的圣雅克布球场，1974-75 赛季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比赛双方是来自苏联的基辅迪纳摩，和匈牙利豪门费伦斯华路士。原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比赛却呈现了一边倒的状况：上半场费伦斯华路士 0-2 落后，匈牙利足球传奇、主教练达尔诺基心急如焚，下令球员们下半场全线压上，试图扳回比分。
然而事与愿违。比赛第 67 分钟，基辅迪纳摩队在中场断球后，一记精妙的直塞球交到了布洛欣的脚下。布洛欣毫不犹豫带球向前，在禁区前沿一次漂亮的人球分过突入禁区侧翼，晃过门将之后小角度攻门，补防的后卫解围不力，目送皮球弹入自家球门。这粒精彩的进球让全场 13000 名观众瞬间陷入沸腾，也彻底杀死了费伦斯华路士反扑的期望。3-0，基辅迪纳摩顺利捧杯。
也就是在 1975 年尾声，金球奖结果揭晓，布洛欣因为在俱乐部各项赛事中的优异表现拿下第一名，成为第二个获得金球奖的苏联球员。至此，布洛欣的球员生涯达到了巅峰。
一场比赛开赛前，布洛欣向主场球迷展示金球奖奖杯。
纵观布洛欣的职业生涯，他和基辅迪纳摩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对方。然而在国家队层面，布洛欣也留下了 112 场 42 球的记录，直至苏联解体，这两项纪录也无人能及。在他活跃的时代，苏联国家队收获了两个欧洲杯亚军和两个奥运会铜牌，战绩显赫。
退役之后的布洛欣也没有远离足球界，但是他执教的主战场是在希腊联赛。国家队层面，他曾经先后于
年两度执教乌克兰国家队，2006 年世界杯上，由他率领的乌克兰国家队一举闯入八强，震惊世界足坛。在那支乌克兰国家队中也有一名天才前锋&&安德烈－舍甫琴科。两位足坛传奇恰好又都是在基辅迪纳摩效力时名扬天下，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传承吧。
布洛欣、舍甫琴科师徒在比赛后谈笑风生。两人均曾在基辅迪纳摩效力、成名，且都曾荣膺金球奖。
青年红军横扫欧洲
培养了列夫－雅辛、涅托、布洛欣、别拉诺夫等传奇球星的苏联足球体系，与我们今天见到的高度市场化的足球联盟不同，它是典型的地方或行业的体育协会体系，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工队体系基本相同。
在体育协会体系下，一些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就会依照其所在地域，或父母职业的不同，被吸纳到相应的体育协会，进行集中培养，即所谓&举国体制&。
中国体育行业的所谓&举国体制&遭到体育迷们的口诛笔伐，无外乎其在部分体育项目上的收获远不如预期。然而有趣的是，苏联的体育协会体系，却自始至终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俱乐部和国家队输送着体育人才，特别是足球领域，苏联似乎从来没有&掉队&，大量的球员、教练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证明了价值，在国内外足球界扬名立万。
1982 年的苏联国家队合影。由布洛欣领衔，拥有达萨耶夫、贝兹索诺夫、普罗塔索夫等名将的苏联队，可谓星光熠熠。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俱乐部和国家队能够在洲际赛事和世界赛事上取得好成绩，其青训体系对于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苏联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跨国转会操作多有不便，本土青训就显得异常重要。
前苏联时期的青训名门，大体上也是国内联赛最强的几支队伍，基辅迪纳摩、莫斯科迪纳摩和莫斯科中央陆军是其中的佼佼者。时至今日，这几家豪门仍然不断生产着足球新星，传承之长久，令人敬佩。
青训成果也体现在国家队梯队的成绩上。苏联的 U21 国家队曾经在 、1990 年先后三次拿下欧青赛的冠军。乌克兰足坛名帅德米亚宁科球员时代，就曾在 1980 年的欧青赛上脱颖而出，率队夺冠的同时，自己也拿下了赛会最佳球员的奖项，成就了一段佳话。
德米亚宁科手捧奖杯，喜笑颜开。
1990 年欧青赛是苏联 U21 国家队参加的最后一届欧青赛。当时决赛实行主客两回合制，苏联队以客场 4-2、主场 3-1 的较大优势战胜了对手南斯拉夫队。当时苏联队中的西德尔尼科夫、沙利莫夫等人状态上佳，获得了来自多方的认可。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苏联队擅长多点开花，进球较为分散，所以赛会的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奖项就落到了独得四球的南斯拉夫新星达沃尔－苏克手中。关于苏克的故事我们都有所耳闻，不过那就是另一段传奇了。
这也是苏联各级别青年队最后的辉煌。那支在 20 世纪中后期驰骋欧洲二十余载的&青年红军&，在不久后落下了帷幕，百战百胜的天才球员们也就此散落四方。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1991 年 6 月 23 日，莫斯科中央陆军门将米凯尔－叶廖敏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英年早逝，而这距离中央陆军收获苏联足协杯冠军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
叶廖敏年纪轻轻就坐稳了当时莫斯科中央陆军主力门将的位置。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他代表莫斯科中央陆军出场 52 次，失 38 球，为苏联国家队出场 2 次，失 2 球，曾随苏联 U21 青年队夺得欧青赛冠军，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青年门将。在他去世后，莫斯科中央陆军牵头设立了&叶廖敏奖&，用来表彰在顶级联赛中表现突出的年轻门将。
英年早逝的米凯尔－叶廖敏。
虽然苏联解体，但是善于培养和鼓励青年球员的传统，也在被苏联解体后的各国家和俱乐部传承了下来。在十几二十年的休眠期过后，这些国家又爆发出了许多新生力量：舍甫琴科、卡拉泽、阿尔沙文、阿金费耶夫、扎戈耶夫、姆希塔良&&
往事发生在中央列宁球场
每当我们谈到一支国家队的时候，不免也会联想到它的主场。英格兰有气势恢宏的温布利球场，威尔士有狂热与温情并存的千年球场，这些沉淀着历史的足球圣地，无疑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重要象征。
苏联国家队的主场是中央列宁球场，现已更名为卢日尼基球场。可能对于球迷们而言，后一个名字大家会更熟悉一些，作为莫斯科多支豪门球队的主场和现在的俄罗斯国家队的主场，这里也举行过大大小小数百场比赛，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就是 2007-08 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比赛当天大雨滂沱，湿滑的场地让很多球星罚丢了点球，这其中就包括 C 罗和特里。
更名为卢日尼基球场之后，这里也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2008 年欧冠决赛，曼联艰难夺冠、特里的意外滑倒等事件，也成了很多球迷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中央列宁球场于 1956 年正式落成，后经加筑、翻修、改名等重要事件，延续至今。在苏联时代，中央列宁球场承办过苏联国家队和后来的独联体国家队共计 78 场比赛，总占比超过六成。主队在这 78 场比赛中，取得 50 胜 18 平 10 负，进 151 球失 50 球，如此恐怖的战绩，称为魔鬼主场并不为过。苏联国家队的辉煌时代，也就是从中央列宁球场投入使用的一刻，悄然开启。
上文提到列夫－雅辛曾在 1963 年与意大利的比赛中获得马佐拉的赞誉，这场苏联国家队与意大利国家队的比赛正是在中央列宁球场举办。据资料记载，当时这场比赛的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 102,538 人，创下中央列宁球场，包括后来卢日尼基球场的上座纪录，这种场面在当时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火爆。
比赛中，列夫－雅辛准备扑点球。可以看到远处看台上是人山人海。
为了迎接 1980 年奥运会，苏联政府决定翻修中央列宁球场，用于开幕式、闭幕式以及田径、足球决赛和马术项目的比赛。此时中央列宁球场的总容量标准达到了 103,000 人，并且配备了大量的看台坐席，但是仍然没有设计顶棚。由于此次翻修的主要目的是供奥运会使用，所以中央列宁球场获得了短暂的别名：&苏联奥林匹克运动场&。
翻修后的中央列宁球场。
虽然苏联的政治制度和体育事业发展策略与当时西欧诸国大相径庭，但是毫无疑问，足球作为一项世界性运动，西欧国家经历的辉煌与挫折，苏联也不会例外。
1982 年 10 月 20 日，1982-83 赛季欧联杯第二轮首回合较量，莫斯科斯巴达克主场迎战来自荷兰的 FC 哈尔勒姆。由于天气寒冷，比赛售票状况不佳，仅有 16,000 余名观众到场观赛，偌大的中央列宁球场显得十分冷清。这场比赛呈现了近乎一边倒的局面，虽然莫斯科斯巴达克在取得进球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但是比分方面却一直保持领先。在比赛临近结束时，谢尔盖－什维佐夫打入一球，比分锁定在 2-0，比赛结果已然失去悬念。
一部分球迷早在进球之前就开始退场，看台出口大门也已经陆续打开。不过由于天气十分寒冷，大量坐在东看台球迷没有选择从临近的出口退场，而是选择冲向球场另一端的一号出口，试图就近搭乘地铁回家。此时，一名球迷不小心摔倒，然后数名球迷尝试把他从人流中救出；但是由于救人心切且人流密集，球迷们冲破了看台的栏杆。巨大的多米诺效应让成群的球迷们摔倒在球场内，发生了严重的踩踏，现场惨不忍睹。
事故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看台。
事后的调查统计显示，在这起事故中，66 人丧生，61 人受伤，其中 21 人重伤。死难者中，有 45 人仍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小者仅 14 岁，此外还有 5 名年轻女性死亡。
这是苏联历史上最大的体育事故，史称&卢日尼基惨案&。事后苏联政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和改进方案，逮捕了球场管理层维克托－科克里舍夫和尤里－潘奇欣，并有多名安保负责人因此次事故受到指控。苏联足协也决定加强比赛日的安保力量，用于维持球场秩序，避免这类事故再次发生。
在中央列宁球场更名为卢日尼基球场之后，1992 年和 2007 年，莫斯科斯巴达克和 FC 哈尔勒姆先后举行过两场友谊赛，缅怀在这场事故中的死难者，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俄罗斯政府和球场管理者也非常重视硬件建设，千禧年前后，卢日尼基球场便以其优秀的软硬件条件，获评欧足联 C4（最顶级）球场，并于 1999 年承办欧联杯决赛，2008 年又承办欧冠决赛。不过自 2013 年起，卢日尼基球场又一次开始了翻修工程，这次翻修预期在 2017 年完工，耗资 3.5 亿欧元，目标是成为欧洲最顶尖的球场。这片球场的未来，似乎有着更大的可能。
翻修中的卢日尼基球场。图片摄于 2016 年。
豪门的荣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足球豪门，苏联也不曾例外。而比赛是造就豪门的最佳途径。
1936 年 5 月，苏联足协创办了第一届苏联足球联赛，随后改称苏联足球甲级联赛（Soviet Football Group A）。当年冠军是莫斯科迪纳摩，而最佳射手也是来自这家豪门俱乐部的米凯尔－谢米查斯特尼。
米凯尔－谢米查斯特尼的照片。
在苏联政府的号召下，苏联足球联赛发展很快，乙级联赛、丙级联赛、丁级联赛和丁级联赛远东区也很快组建了起来，构成了足球联赛金字塔形的结构。看来在足球联赛这个问题上，即便身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也要符合足球世界的客观规律。
在苏联足协时代，国内的第一豪门则当仁不让是基辅迪纳摩。苏联顶级联赛总共举办 54 届，基辅迪纳摩包揽了其中 13 个冠军头衔，此外还有 9 个杯赛冠军和 3 个超级杯冠军。球队先后于 1975 年和 1986 年两次摘得欧洲优胜者杯冠军，诞生过两个金球奖得主：1975 年的布洛欣，和 1986 年的别拉诺夫。
2012 年，舍甫琴科（左）、布洛欣（中）、别拉诺夫（右）的合影，三人均是金球奖得主，也都曾效力于基辅迪纳摩。
在基辅迪纳摩之外，莫斯科斯巴达克（12 次）、莫斯科迪纳摩（11 次）和莫斯科中央陆军（7 次）这&莫斯科三强&紧随其后。莫斯科斯巴达克在后来的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中也多次夺魁，成为现在俄罗斯足球界第一豪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苏联足球虽然以莫斯科和基辅为中心，但是其他地区的争夺也不遑多让。现格鲁吉亚足球豪门，第比利斯迪纳摩也曾在 1964 年和 1978 年两夺联赛锦标。曾在 2014-15 赛季欧联杯上夺得亚军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曾经拿下两次联赛冠军，时间在稍近的 1983 年和 1988 年。列宁格勒泽尼特也曾在 1984 年夺得冠军，苏联解体后，这支俱乐部更名为圣彼得堡泽尼特，之后的故事我们就非常熟悉了。
发布的一张 1984 年列宁格勒泽尼特的全家福。当年他们拿下联赛冠军，战绩是 19 胜 9 平 6 负。
苏联足协下属的各家俱乐部第一次打入欧洲三大杯赛事决赛是在 1971-72 赛季的欧洲优胜者杯上，莫斯科迪纳摩队阵苏格兰豪门格拉斯哥流浪者。这场比赛在巴塞罗那的诺坎普举行，莫斯科迪纳摩队开局不利，连丢三球。之后他们奋起直追，然而天不遂人愿，最终还是 2-3 遗憾落败。这场比赛中还发生了一些波折（大量球迷冲入场内），苏联足协要求欧足联组织重赛，但是没有成行。
在这之后，苏联国内诸强摩拳擦掌，试图在欧洲赛场上取得新的突破，一雪前耻。&天时地利人和&，之后三次有苏联球队参与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他们都如愿夺冠，分别是 1975 年的基辅迪纳摩、1981 年的第比利斯迪纳摩和 1986 年的基辅迪纳摩。值得一提的是，1986 年基辅迪纳摩夺冠时，战胜的是风头正劲的西甲豪门马德里竞技队，当时执教马竞的是已故西班牙传奇教练路易斯－阿拉贡内斯，这场比赛的失利也成了老帅在执教马竞时期的最大遗憾。
1986 年欧洲优胜者杯决赛，基辅迪纳摩折桂，全队在场地内庆祝。
虽然不如西欧、南美诸国那般战绩彪炳，但是苏联足球也在欧洲和世界足球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的篆刻者来来往往，铸就了今天前苏各国的足球豪门。不管条件如何艰苦，足球人的奋斗从未停息。
永恒的遗产
在滚滚红尘中，一个人的命运，一方面是自我奋斗，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进程。铁幕缓缓落下，苏联足球大家庭里面的天才球员和教练员们也各奔东西：
第一豪门基辅迪纳摩如今身在乌克兰，每年都要面对来自后起之秀顿涅茨克矿工的挑战；莫斯科三强则各走殊途，近年来的俄超联赛，已变成莫斯科斯巴达克、莫斯科中央陆军和圣彼得堡泽尼特的&三国会战&。第比利斯迪纳摩则随着政治动荡，失去了曾经在欧洲足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从足球的角度上来说，令人无比惋惜。苏联足球的命运，比起&最后一支南斯拉夫队&，似乎那只是镜子中的自己：
&博班说他非常想念萨维切维奇，而我怀念那个你们两个都在的米兰。&
但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永远凌驾于个人之上。正如普京所说：
&忘记苏联没良心，恢复苏联没脑子。&
我在这里不想过多陈述政治对体育和足球的影响，因为它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前苏地区人民热爱体育、热爱足球的氛围从不会因为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降低热度、停滞不前。而且他们的实力虽然落后甚多，但是正在不断恢复中：
2004-05 赛季，莫斯科中央陆军，欧联杯冠军
2007-08 赛季，圣彼得堡泽尼特，欧联杯冠军
2008-09 赛季，顿涅茨克矿工，欧联杯冠军
2014-15 赛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欧联杯亚军
苏联解体后，前苏诸强曾经四次站上欧联杯决赛场地，三次捧得冠军。图为 2005 年夺冠的莫斯科中央陆军。他们在决赛中 3-1 战胜里斯本竞技。
时至今日，在前苏各国政界，足球狂热仍未随一个伟大国家的落幕戛然而止。梅德韦杰夫、普京等人，都长期关注足球领域的发展。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中，以莫斯科斯巴达克、莫斯科中央陆军两支球队的球迷占据多数，和当年的苏联颇为相似。
莫斯科中央陆军夺得欧联杯冠军后，普京在克林姆林宫接见了他们。
而足球行业的从业者们，也未曾停下脚步。
2006 年，乌克兰打入世界杯八强。2008 年，俄罗斯杀入欧洲杯四强，阿尔沙文状态火热。随后他转会去了英格兰豪门阿森纳，立下赫赫战功。
苏联足球的光辉历史和宝贵遗产，将由一代又一代前苏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足球人不断传承下去。虽然那支伟大的球队的背影已逝，不会再次归来，但是会有更多伟大球队的光芒，即将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
客官，这篇文章有意思吗？世人皆知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异常腐败。但对其具体如何腐败，却往往不甚了解。
本期专题，拟从党、政、军三个方面，对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做一个立体化的介绍。
党：地方各级党部无实权、没有钱、不管事
如果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力量异常薄弱、地位异常低下，其实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条件；但若把“腐败”的定义扩大到“不作为”、“反作为”的程度，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几乎毫无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的。
1939年前：党员数量很少，地方党部“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当地任何政务”
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开启“训政”，自命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其党员数量，却并未因其对政权的掌控而高速膨胀。就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数量而言，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稍后经血腥“清党”，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到1937年1月的数据统计，仍不过是52万余人。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也能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这样的数据，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党力”非常薄弱，国民党对民众严重缺乏吸引力之外，从腐败问题的角度，还说明国民政府在“党”这个层面，“腐败能力”相当有限。
党政分开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党”的层面的“腐败能力”。按照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胡汉民的理念，“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也明令“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这种党、政分工非常特别，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办理地方自治的具体事务，是政府的工作；宣传鼓动、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则是党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级党部应该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该成为“衙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方基层党部连招牌都不许悬挂，以免给民众造成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的坏印象；各级党务人员也都不算公务员。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很难合拍，胡、蒋诸人希望各级党部远离行政权力，但党务人员却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去的觉悟，而是只想着与政府抢夺地方行政权力，蒋、胡等人的理想最终沦为幻想。自国民党1927年执政以来，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蒋介石沉痛感叹：“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国民党中央这个层面，针对地方党政纠纷而谴责的对象，往往是地方党部。故而，在行政权的争夺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党部已不敌地方政府而最终败下阵来。到1934年，已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从薪俸数据上也不难看出地方党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则仅有150元，办公补贴则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待遇悬殊有增无减，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的月薪，仅170元。以至于“县党部的委员，天天相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社会上亦流传“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权力悬殊、待遇悬殊，人员编制自然也很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则一般只有数十人，多者亦不过百余人。
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地方党部依旧很穷，地位依旧低下
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但也仅仅是“貌似”。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此一时期，国民党中组部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数量指标，如1940年给后方18省的征收指标是178万新党员，但到上半年结束，18省仅征收到14万人。如此高指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种不择手段的滥竽充数。中央稍好一些，如蒋介石1939年训令全国所有公务员一年内必须集体入党，否则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到了地方，则是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如邢台以发粮食为饵引诱穷人入党导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国民党；直接拿保甲长的花名册填写上报、把学生年龄增加10岁集体入党、甚至直接闭门捏造名单上报，在当时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许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国民党，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更荒唐的是，扩张到最后，连国民党中组部也搞不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1942年中组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结果被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1946 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决定“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决议下发后，中组部却发现宗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45年所谓的264万国民党党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国民党代表公开抨击的那样：“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而各级地方党部依旧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旧非常穷――某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的区分部每月经费，则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依旧地位非常低下；依旧毫无组织能力，“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政：用人全靠裙带，官吏普遍贪腐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号称“一党训政”，但如前所述，“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较之“党”层面的“无力腐败”，政府层面的腐败，自始至终都异常凶猛。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如1929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县长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亦无奈。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1930年，《大公报》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到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说：“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基层贪腐之普遍可见一斑。
为治理贪腐，国民政府于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触发，其他人未受任何处罚。出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而告终。甚至于即便是蒋介石个人，也无法运用自己的独裁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国库局局长吕咸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名，获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批准，由国库局员工以“官价”购入5千余万元“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简称“美券”）。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同人却仍可以20元低价购得。5千余万元美券，市值125亿国币，就此被国库局少数“同人”私吞。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这起轰动全国的“美券贪腐案”，让蒋介石极度震怒。但震怒之余，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却是毫无办法。蒋在日记中给孔祥熙的评语是“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又在日记中痛骂孔祥熙拒不认账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乃至最终觉得“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蒋介石还必须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政府的全方位腐败已经完全绑架了这个政府，即便是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无力扭转这一趋势。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这种全方位的贪腐更加剧烈，尤其以变“接收”为“劫收”最为典型，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其无可奈何可以见一斑。
军：经商走私已成常态，空额索贿变本加厉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军队经商；二是军队走私。与这二者始终相随的，是军队将领当中泛滥成灾的中饱私囊，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军队经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各战区都不可免”
民国军队经商，自北洋时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允许、倡导成立“军队生产合作社”之后。“军队生产合作社”，类似于古之屯田，是当时国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简而言之，就是各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按国民政府的本意，军队办合作社，非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绝大多数军队对参加生产毫无兴趣，对采购士兵日用必需品业毫无兴趣，而纷纷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其经营货物，大多与改善士兵生活无关，而纯属为了牟利。对此，蒋介石深恶痛绝，在日痛批道：“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也往往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其扰乱当地正常商业经营相当严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但军队走私的问题，莫说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军队参与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国际走私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曾任远征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在遗稿中就说到，云南各地驻军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可见，军队的这类商败情形，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全然了解，只是无可奈何而已。有的还要从下属经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结，形成恶性循环，顽症终难除去。国民政府虽在政策上压力打击走私，但在行动上却少有作为，日，孔祥熙向中央转报马鸿逵公开包庇走私，内称：军阀马鸿逵曾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秘密指示：“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实际上，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因为如果停止，别说兰州的要人太太们没有用的，就是我的军队也没有办法。”
吃空额索贿赂：“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枪）领不到”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国民党军队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级默许各部队虚报兵额若干，通常连长可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虚报，各部队军官空缺后可按情况不同缓报一二个月，其薪饷即由主官截留。抗战后期，吃空额现象已相当严重，此一时期，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6700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虚报3300人的空额军饷大部分就落进主官腰包。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本人知之甚详，他在日说：“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索要贿赂同样横行，如李宗仁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参考资料：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最艰难时期中国教育取得惊人大发展
4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转战大江南北
上百万壮丁因此凄然死去
一对被历史遗忘了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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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透顶丧尽民心
战场上实在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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