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的作用和意义论文2000字

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633期
作者:段渝
内容摘要:中国丝绸沿南、北、海上和草原出口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直接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沟通并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丝绸;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印度
作者简介: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意指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中西方商路和交通线路。这一巨大纽带,连接并带动了中西方文化、经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古代中国通往海外和西方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至少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开通了丝绸之路。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是张骞在中亚看到的唯一的中国商品。张骞在中亚大夏(今阿富汗)所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确切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海地区乃至西方贸易的功能。  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实际上,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海洋生物雕像、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中国古代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这意味着早在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便发展了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  西方考古资料说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是完全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代四川的产品。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里斯”(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而Seres名称来源于梵语Cina的音转,Seres名称和Sindhu(印度)名称同传中亚,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一系列史实表明,最早从中国进入印度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丝绸等蜀物到印度而引起了丝绸的传播,由丝绸的进一步向西方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丝绸沿南、北、海上和草原出口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直接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沟通并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首席专家、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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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摘 要: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跨越缅甸,通往印度、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的一条陆上商道。这条古商道原本是一条民间的通商道路,始见于汉代的《史记》。汉武帝时曾派人至滇探访这条通往印度、大夏的道路,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迄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王朝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后,乃得以打通这条道路,使之成为一条官道,并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日益发挥出中外交通干线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跨越缅甸,通往印度、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的一条陆上商道。这条古商道原本是一条民间的通商道路,始见于汉代的《史记》。汉武帝时曾派人至滇探访这条通往印度、大夏的道路,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迄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王朝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后,乃得以打通这条道路,使之成为一条官道,并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日益发挥出中外交通干线的作用。
  但是,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特点,即南方雨量较多,气候炎热而潮湿,沿途多为高山大川,故古代遗迹不易保存,且近代以来研究此路的学者不多,其研究成果亦较少,而声名远逊于北方丝路,甚至在某些范围还存在着怀疑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条道路的问题。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一个热潮,这与当时抗战军兴,中国与同盟国共同修筑和开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举措而引起社会的重视有关。这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严德一:《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1938年作,刊于《地理学报》第5卷)、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第12期,日,昆明版)、姚宝犹:《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和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大陆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相对沉寂,反而在香港与台湾则有些学者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并做出可观的成绩。有如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之蠡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0分册,1969年3月,台湾)、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1974年6月,台湾)、严耕望:《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和《唐代滇越通道辩》(均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卷第1期,1976年)即其代表之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之风兴起,学术研究也逐渐恢复正常。为了探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以激励今日国人的对外开放,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滇、川两省学术界被重新提起,因这里正是此路在我国境内的两处要津的所在。1981年,云南学者方国瑜、王叔武、林超民等均公开发文讨论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学者任乃强、童恩正、张毅(汶江)等亦在此前后撰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发表。也正好在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后,于该年11月正式成立。学会号召西南民族学界同仁,打破省区界限,通力合作,进行跨区域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并于1982年组成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首先对雅砻江和怒江进行试点考察。而南方丝绸之路正好是在“六江流域”即横断山脉之中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因而亦被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向前迈进。1987年,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号召重开“南、北丝绸之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提出了四川省“借边出境,借船出海”的对外经贸方针,为此大力支持在学术上加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这样在四川逐渐形成以成、渝两地为中心以及联系川滇两省文博考古学界的三个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团队。成都的团队以四川大学为主,主要有任乃强、童恩正、李绍明、江玉祥、霍巍、段渝、罗二虎等人,由童恩正牵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进行资料的搜集,开展考古学考察的准备与实践等活动。重庆的团队以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为主,主要有李世平、黎小龙、兰勇、邓廷良等人,进行该路的历史地理学资料的疏理,从事我国境内沿线的实地考察。以川、滇两省南方丝绸之路沿线14家文物与博物单位为主的团队,则主要从文博方面,进一步研究和展示这条古道的文物和摄影图片,以扩大影响。牵头的主要有邓耀宗(攀枝花市文管处处长)、刘弘(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李安民(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范建华(曲靖市文管所所长)和张开元(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等。为了促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研究和宣传工作,当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确定以一个3人小组来负责联系这一活动。其具体分工是: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李绍明负责联系重庆以西南师大为主的团队以及有关该路的实地考察工作: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童恩正负责联系成都以川大为主的团队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有关课题的启动及运行等工作;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秘书长邓耀宗负责联系川滇古道沿线14家文博单位的团队,进行古道文博研究以及举办“南方丝绸之路文物及摄影艺术展览”等工作。
  经过大家几年共同的努力,从1985年至90年代初期,大体上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1、川、滇两省的三个团队曾组织了多次人数不等的考察队,在我国境内沿南方丝绸之路各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尤其是西南师大的考察队先后历时一年,走完了我国境内这条道路的干道,搜集了大量资料,基本弄清了该道路古今的基本概况。他们最终完成了兰勇:《南方丝绸之路》、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和《西南丝路一穿越横断山》等几部著作。
  2、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通过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不仅从学术层面说明这条古道的确实存在,而且还证明了它在历史上对中外交通以及沿线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促进均发挥了巨大作用。
  3、召开了五次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讨论会。1990年和1992年,由凉山州博物馆主办,分别在西昌市和会理县召开了两次“西南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后形成一本名为《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的论文集公开出版。1993年,由四川大学历史系主办,在成都召开了“古代西南地区中外交通学术讨论会”,南方丝绸之路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会后形成一本名为《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论文集公开出版。此外,从1991年至1993年,四川与云南两省钱币学会,分别在宜宾市与昆明市召开了两次“南方丝路货币学术研讨会”,最终形成一本《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文集公开出版。这几次学术讨论会都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4、从事南方丝绸之路考古文博方面研究的学人,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境内沿线的考古、文博重点地区,如东汉永昌郡遗址等地,为今后的发掘工作做好了准备。以考古为主的国家社科基金“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搜集了大量资料,组织专家撰写论文,编成《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文集第一辑和第二辑。川滇两省古道沿线14家文博单位联合举办的“南方丝绸之路文物及摄影图片艺术展览”于1990年4月从大理市开展,至1991年1月在成都市闭展,先后在南丝路沿线大中城市巡回展出,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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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芽期刊网 2017关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论文2000字
关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论文2000字
编辑:东兰&
  导语: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战略规划之一,&一带一路&开始逐渐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庞大战略构想,最大的挑战在于资金来源。
  摘要:所谓&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融合成一个概念,并且随着诸多大手笔的实质性操作逐渐出台,&一带一路&的战略重要性开始逐渐为人所认识。
  论文关键词: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战略
  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战略规划之一,&一带一路&开始逐渐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覆盖我国西北和中亚以及东欧各国,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连接我国东南沿海和东盟国家,&一带一路&覆盖总人口约44亿人,占全球人口比例约六成,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约三成。如果连接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打通,从战略上可以减轻我国海外资源输入对马六甲海峡等传统海上运输生命线的依赖程度,从经济上而言,对于中国和中亚各国都可以形成多赢。中亚各国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落后和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中国拥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资金,二者入股能够形成对接,不仅能够提升中亚各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可以使得中国能够大规模输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以及某些行业严重过剩的产能,比如钢铁、建材等等。同时,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也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东部经济放缓之际,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着眼于东盟,辐射南亚和周边国家。目前东盟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10%,在传统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之际,东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和东盟正在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争取到201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目前中欧的双边贸易额大概为5600亿美元,中美的双边贸易额约为5200亿美元,由此可见东盟在未来中国贸易版图中的重要性。看重东盟重要性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正在借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拉拢东盟。中国通过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抵御美国TPP战略对于中国的排挤。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
  当时欧洲国家战后重建,面临资金和物质短缺,而美国则处于国内产能过剩的阶段,也急需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消化产能。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计划&由此启动。在4年时间里,美国援助欧洲130多亿美元,最终实现了欧洲和美国经济的双赢,欧洲经济很快恢复至战前的水平,美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繁荣。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最终通过向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投资,成功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中国在此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从时机上看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的困局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过剩阴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尤其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产能过剩的矛盾将更加难以化解。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从曾经的引进资本大国,正在逐步转化为资本输出大国,预计在2015年中国就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也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的对外开放角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推进,可以同时兼顾中国的资本输出需求和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对于&一带一路&的庞大战略构想,最大的挑战在于资金来源。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曾经专门对此提及:&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时至今日,建立&一带一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始进入实质阶段。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至此,支持&一带一路&发展的两大金融机构全部正式成立。
  不过,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也将遭遇很多外部挑战。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美国阻扰了一些重要国家加入,比如计划中的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等国,都没有出现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批创始成员国之列,真正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只有印度和新加坡。与此同时,亚洲的另外一家大型银行DD亚洲开发银行的现任总裁中尾武彦也对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现出不欢迎的姿态,亚洲开发银行的两大股东是日本和美国,分别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来,亚开行的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人主导的亚开行带来了挑战。
  此外,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可能遭遇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风险。
  当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相似,价值观相同,而&一带一路&辐射的国家千差万别,地缘政治风险远远高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对于中国而言,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付出高额的学费可能在所难免。近期的一个案例是,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国的高铁建设订单,在此之前,作为中国高铁海外建设第一单,墨西哥项目一直备受瞩目,而墨西哥政府毫无征兆地突然取消,凸显了中国资本输出面临的政治风险。
  而中国企业在海外以超低价抢占市场,以及对所在国市场的不熟悉,也都为中国的资本输出战略投下阴影,这可能使得很多海外投资行为成为赔本赚吆喝的面子工程,当年中国铁建就曾经在沙特的麦加轻轨项目上巨亏41亿元。
  近年来国家主推的高铁输出,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名片,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中国企业通常都是通过大幅度杀价来抢占市场,最终虽然赢得订单,但由于很难盈利,其实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今年10月22日,中国北车获得美国波士顿的地铁车辆订单,中国地铁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是根据有关报道,其实最终也是通过低价战略致胜,北车以5.67亿美元的价格胜出,而竞争对手川崎重工报价约9亿美元,庞巴迪报价10.8亿美元,这导致竞争对手质疑竞标过程有问题,酝酿提出集体诉讼。
  中国企业的相互杀价不仅只是针对国外竞争者,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之间的相互杀价也毫不手软,这几乎已成公开的秘密。就在中国北车中标波士顿地铁之后不久,10月27日,中国北车突然宣布停牌,同时停牌的还有中国南车以及相关公司,据悉是为了避免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在海外相互恶性竞争,有意将两家公司整合为一家。但这同样是极富争议的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南北车整合可以使得两家公司在海外市场形成合力,但从国内反垄断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倒退。随着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大规模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短兵相接将是在所难免,如果以南北车整合的思路推进中国的资本输出,当年被分拆的央企巨头们岂非都可以重新回归到寡头垄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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