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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简述地理大发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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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
　　1500年左右完成的地理大发现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及技术准备。
　　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4&15世纪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流通中所需货币量急剧增加，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日益突出，成为最贵重的交换手段，占有黄金就意味着占有一切。《马可波罗行记》对中国、印度等地的夸张描述，使西欧贵族、商人、航海家把东方看成遍地黄金，到东方实现黄金梦是促进开辟新航路的重要原因。
　　其次，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西欧迫切希望加强东西方贸易，为工业品寻找新的市场。而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三条通道都以东部地中海为中心。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商路为阿拉伯人控制，东方商品需多次转手才能到西欧，价钱非常昂贵。因此西方商人和贵族为了发展同东方的直接贸易，迫切需要开辟一条绕过地中海直达东方的航路。
　　第三，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基督教以人类博爱为教旨，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中世纪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即是以武力扩张基督教信仰的反映。东方祭司王约翰信奉基督教的传说盛行于西欧，使西欧基督徒梦想与之联合攻打穆斯林，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年前后欧洲航海家们从事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存弘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之想。
　　第四，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都完成了政治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希望开辟新航路来发展对外贸易，增加收入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贵族、商人以及教会都希望从海外冒险中开辟新市场，掠夺黄金。这一切使西、葡两国商人和贵族充当了第一批远洋探险和殖民者的角色。
　　第五，西欧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开辟新航路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航海技术得以改进，西欧能制造适于远航的大船，罗盘和占星仪广泛使用于航海，人们相信&地圆说&。而且海上武器和战术也有很大进步，商业上复式薄记，银行和信贷业的发展，股份公司的出现等，给西欧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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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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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及其经济后果一、地理大发现的动机和原因第一,西欧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诱发了封建贵族对贵金属的渴求.第二,欧洲人想从东方获取金银的欲望由于近东贸易危机受到极大的阻碍.第三,欧洲传统宗教文化精神中的探险欲望.二、地理大发现的技术条件（一）地理“科学”的发展（二）技术手段的进步四、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极其历史影响所谓“地理大发现”,主要是由三个重大事件组成的：一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二是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三是1522年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这些事件使人类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更趋全面,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的全球性交往,有力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地理大发现也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地理大发现产生了三个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三个重要后果首先,是所谓“价格革命”.即由于大量美洲金银流入欧洲,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和工资急剧上涨.西班牙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最大,成为西班牙在16世纪末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其他地区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但都未逃脱冲击.这种影响还波及到奥斯曼帝国乃至遥远的中国和印度,只是由于亚洲人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大,故在中国、印度和大部分穆斯林世界,价格体系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农民和地主之间关系的显著变化.然而在欧洲,价格革命却引起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社会的持续动荡.当然,价格革命对于西欧当时正在进行的商业革命,也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是疾病的传播.欧洲的船员们把一些疾病带向了新世界,而那里的居民由于和外界接触很少,对那些欧洲常见的小儿疾病毫无免疫力,结果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疾病流行之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人口的激增.1750年以后,各传统文明区域的人口到处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率上升.这一情况和人们普遍有了新的免疫力有很大关系.而人口的每一次升降,不可避免地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后果.再次,是农作物和牲畜的传播.第二,地理大发现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一是在人种分布方面.在美洲和非洲南部出现了定居的白种人.黄种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加勒比海岛和热带美洲的印第安人几近绝迹.非洲黑人开始大批涌入美洲.不同种族的通婚,在美洲尤其是拉美又产生了大量混血人种.二是世界贸易范围的扩大.出现了大洋贸易.美洲殖民地发展出大片大片的单一作物种植区,先是种烟草和甘蔗,后来改种棉花和咖啡,产品销往欧洲换回工业品.正是这种经济引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并为以不平等交换为特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导致了三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业后果：1、商业掠夺和殖民制度的建立.（1）年探险时代,掠夺新大陆的黄金和白银.（2）1600年以后殖民时代,争夺殖民地,开发其资源和进行掠夺性贸易.2、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新航路的开辟,使亚欧非美的许多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对外贸易开始突破国与国或区域性贸易的界限,变成全球性世界,并逐步形成世界市场.3、商路和贸易中心转移.新航路绕过了传统的贸易路线（地中海）,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中世纪商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被葡、西、荷、英等国所取代.第二节
商业革命一、13—14世纪商业革命前夜的特点商业发展到13—14世纪,显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的扩大.第二,竞争制度的安排.第三,商业技巧的创新.二、商业革命的具体表现西欧的商业革命,是与远洋探险和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一个重大事变.它是由西欧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因素构成的.（一）世界市场的出现4、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综上所述,地理大发现后的300年间,西欧的商人奔走于世界各大洲,把欧洲原有的区域性市场同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方性市场联结起来,出现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与机器大工业后形成的世界市场相比,还没有建立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贸易仍属于互通有无的性质,交换的商品还未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二）贸易路线的转移（三）价格革命价格革命是欧洲商业革命最直观的表现.价格革命对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农村采用租佃制的地主因为地租上涨最快而获利最大；相反,按照传统方式征收固定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却因此受到损失.租地经营的农场主和一部分农民不仅因为工资低廉和农产品价格高昂获得利益,还因为向地主缴纳固定货币地租而享有价格上涨的好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到16世纪末,英国已形成了一个富有的大租佃农场主阶级.工业品价格上涨虽不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但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产品销路的扩大,手工工场主和商人成了新兴的经济贵族.雇佣工人和被夺去剩余产品的贫苦农民在价格上涨中不得不降低生活水平.这样,价格革命加速了社会分化——新兴农场主和工商业者的壮大,旧式封建贵族的衰落,城乡劳动者的进一步贫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四）金融业的发展与国家货币的诞生（五）新型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六）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贸易规模的扩大,需要有效率的商业组织相配合.这一时期商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意大利早先发明的商业技巧推而广之,如合伙制的推广；二是出现了商业组织的真正创新,如特权公司、特许公司、股份公司等.第一,合伙制的推广.第二,特权公司.新兴的国家为了获取直接的利益,采取了出卖特权给私人企业的方式,代理行和特许公司随之发展起来.第三,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是16—17世纪政府用特权交换利益的典型形式,也是荷兰和英国对外扩张最重要的商业组织形式.特许公司由政府授予一定的对外贸易垄断权,享有其他一些优惠待遇,例如公司拥有自治权,有的甚至拥有军事力量和自行铸币的权力,代替国家行使部分主权.第四,股份公司.三、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三节
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随着商业的兴起,尤其是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近代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奉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一、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因商业的原因而兴起的.因为,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是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种保障一般只能由政治单位提供,因此而支出的费用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范围超过了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庄园的管辖范围.贸易的发展要求政治单位在更大的地区规定、保护和实施所有权,因此民族国家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活跃的商人总是要求提供更大范围的保护,国王和贵族面对巨额的商业收益,也意识到更大规模的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传统的政治单位面临着抉择：究竟是将它们各自分割的特权扩大到相邻的庄园,和其他庄园联合行使这一权力,打破封闭的庄园对市场的分割呢；还是放弃它们传统的政治特权,拱手让给其他竞争者.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不断发展的贸易使市场联合成一个整体,分割的特权越来越需要改进,市场希望成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政治单位,实现规模优化.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战争、阴谋、动荡中,民族国家开始兴起了.二、重商主义的政策和观点新兴的民族国家和商业资本旨在获取货币的本性,使它们迅速结成联盟,这种联盟清楚地反映在当时西欧各国所实施的政策和信奉的学说上,这些政策和学说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的中心原则
是国家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其贵金属拥有量（“金银通货主义”）.获取金银的办法,一是在殖民地掠夺,二是增加外贸“顺差”.而要保证顺差,就得做三件事：一是减少进口,二是增加出口,三是发展制造业.此外,重商主义还有这样一些重要原则：一是国民经济应自成体系、独立自主,不依赖外国供应；二是政府要象家长一样爱护百姓,扶危济困,以保证战时有充足的兵员；三是要推行殖民扩张,以便从殖民地获取财富充实国库（强调要殖民地是为了增强母国的国力,故殖民地的职能是单纯提供母国所需要的原料并消耗母国的产品,不得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所以重商主义并非经济理论,而是一种政治或政策理论.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时,各国有不同的侧重点.西班牙和葡萄牙最重视控制金银的贸易.英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重商主义政策最明显的体现是实行对外扩张,为此政府进行商业战争和颁布一系列航海法令.法国则注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法国的手工工场多为法国政府直接出资创办.三、商业战争重商主义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国际市场是有限的,贸易就是常年的战争,谁在贸易中占据首位,谁就可以充当战争与和平的裁判者.因此,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如何从大致固定的国际贸易额中获得最大利益,如何利用本国的条件造成贸易顺差,从而保证金银多进少出.商业原因引起的国际冲突集中表现为对海上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四、商业文明贸易在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它成了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对外贸易与近代民族国家的繁荣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商路的转移造成了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贸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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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欧洲地理大发现背景、过程与影响——葡萄牙航海
葡人航海东来之背景与缘起
　　15世纪初，当规模庞大的郑和船队将东方海上贸易推向高潮之时，欧洲海上贸易区域亦开始由地中海向大西洋延伸。之后，郑和下西洋因其自身的种种弊端而无以为继，中国海外贸易开始全面收缩；而西欧则在社会经济动力和航海体制等方面孕育着进一步走向世界活力，并终于在世纪之末掀起了打通世界航线的航海高潮。
　　14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开始出现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资本原始积累在西欧主要国家相继展开，西欧社会掀起了一股强烈的“黄金热”。同时，西欧国际贸易重心也开始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14世纪以来，西欧各国之间以及西欧与亚洲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西欧不仅需要东方的金银，同样需要东方的珠宝、香料和丝绸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同亚洲各国的商业联系，得到那里的资源，西欧商人必须走出地中海，开辟新的航线。于是，位于地中海到大西洋连接处的葡萄牙，便积极着手海外扩张的准备。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东面和北面与西班牙接壤，西面和南面濒临大西洋，拥有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8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葡萄牙发展海外贸易和海上扩张提供了重要条件。
　　葡萄牙古称卢济塔尼亚，自公元1世纪起，先后受罗马帝国、日耳曼部族和阿拉伯人的统治。在罗马帝国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期间，葡萄牙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罗马人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兴建了城市，修筑了灌溉工程；他们输入的罗马法，几经修改之后构成了葡萄牙法律体系的基础，而拉丁语则逐渐演变为葡萄牙语。
　　5世纪初，日耳曼部族中的西哥特人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建起西哥特王国。西哥特人的统治持续了近3个世纪，至711年被日益强大的阿拉伯人征服。阿拉伯人对半岛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为葡萄牙带来了东方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了水利灌溉，引入了新作物和新产品，促进了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发展，为葡萄牙最终摆脱外族统治奠定了基础。11世纪末，阿拉伯人的统治开始削弱，葡萄牙国内信奉基督教的莱昂王国趁机兴起，其国王阿丰索&恩里克斯经过长期武力斗争，于1143年推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葡萄牙人在摆脱外族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也逐渐具备了走向世界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葡萄牙的波尔图和里斯本等一些城市，日益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葡萄牙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建造兵船和从事海战的战术，并且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在葡萄牙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进而为其海上扩张奠定了实力基础。
　　早在14世纪初，葡萄牙王国已经有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航海舰队，葡萄牙商船与荷兰、英国保持经常性商业往来，向西南方向则航行到加那利群岛。国王费尔南多一世(年)时代，葡萄牙商业出现空前兴盛的局面，里斯本已成为大西洋沿海的重要外贸港口。随着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具备了海外扩张的基本政治前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王权、贵族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有了相当程度的利益一致性，形成了一股推动海外扩张事业的合力。重商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将王权的财政需求同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发展国内外商业和进行海外拓植成为王权开辟财源的重要途径。因此，自14世纪以来，历代葡王都把发展海上势力作为传统政策。例如，他们开放王家森林，以木材供应造船业；赏赐骑士特权，以奖励优秀造船官员；招揽热那亚水手，以培养优秀海员；强制实行海上保险，以发展壮大海运业；鼓励贸易，以吸引外国人，等等。这些都为海上扩张奠定了基础。大批中小贵族，因为通货膨胀，地租收入不断下降，所以不惜冒死远航，把海外掠夺视为唯一的发财之道。至于那些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利益“与那些贵族的利益并不冲突”。13～14世纪，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商人即垄断着从直布罗陀至北海的香料贸易，他们对打通亚洲的香料贸易航线自然是非常积极的。于是，国家联合商人和贵族的力量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进行了向南挺进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远洋航海活动。
东方航路的开辟
亨利王子时期的航海探险活动
　　以航海家著称的亨利王子（O Infante D.&
Henrique），是西欧航海事业中推进组织活动的第一人，对葡萄牙航海技艺和海上拓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葡萄牙西南海岸的萨格里什（Sagres）创办航海学校，培训本国水手；设立专门研究航海技术的观象台，广泛收集地理、气象、造船、航海、海流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聘请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航海人才为师，以提高本国船员的素质；在格拉斯修建海港、码头、船坞，建造和维修远洋船只。不仅如此，他组织进行了深入大西洋和南下非洲海岸的一系列探险活动。
　　1415年，亨利王子派遣探险船参与了由葡王若昂一世（D. Joao&
I）亲自指挥的海上远征活动，首先占领了非洲北部重要港口城市休达（Ceuta）。是年7月23日，一支由19000名陆军、1700名水兵、近200多艘战船组成的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8月21日，船队抵达城下。进攻开始后不久，葡萄牙人由一扇城门攻入城内，至傍晚时候，休达城落入葡萄牙人手中。该城位于直布罗驼海峡，控制着通往大西洋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它还是陆地和海上的贸易中心，其附近有富庶的农业地区。因此，占领休达城，不仅提高了国王的威望，而且为进一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据点。占领休达城成为葡萄牙一系列对外扩张和海上探险活动的开端。
　　年，亨利王子派人探索和考察了加那利群岛及其附近地区。大约在年间年，若昂·贡萨维斯·扎尔科（Jo·o&
Gon·alves Zarco）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Trist·o Vaz Teixeira）成功地航行到了圣港岛（Ilha
Santo）和马德拉岛（Ilha da Madeira），并由此开始了对马德拉群岛（Arquip&lago da
Madeira）的垦殖和开发。
　　大约在1427年或1432年，迪约戈·德·席尔维斯（Diogo de Silves）发现了除佛罗雷斯岛（Ilha
Flores）和科尔沃岛（Ilha do Corvo）以外的亚速尔群岛（Arquipelago
A·ores）。1439年，摄政王唐·彼得罗（Dom&
Pedro）授权亨利王子向该群岛移民，1445年以后，移民垦殖过程全面展开。对这些大西洋岛屿的发现和开发，为葡萄牙人探索西非海岸的航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34年，受亨利王子之命，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完成了绕过博哈多尔角（Cabo&
Bojador）的艰巨任务。次年，吉尔·埃亚内斯和阿丰索·巴尔达伊亚（Afonso&
Baldaia）再次出发，安全通过该角，并向南航行了50里格，到达了一个被命名为鲁伊沃斯湾（Angra
Ruivos）的地区。此后几年，他又进行了几次航行，到达了加莱（Gal&）和黄金河（Rio do Ouro）地区。
　　于是，除了北非摩洛哥的休达城，葡萄牙人还拥有了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并且已经沿非洲沿岸进行了多次航行，到达过博哈多尔角以南。显然，继续向南航行的基础已经奠定。
　　1441年，亨利王子选派其贴身卫士安唐·贡萨尔维斯（Ant·o&
Gon·alves）为船长，驾船前往非洲西海岸。他从黄金河地区把首批黑奴带回了葡萄牙。第二年，安唐·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唐（Nuno&
Trist·o）又到那里捕获了更多的黑人。事后，安唐·贡萨尔维斯返航回国，而努诺·特里斯唐则继续向南航行，一路顺风地到达了布兰克角（Cabo
Blanco，意为白色之角）。迪尼什·迪亚斯（Dinis Dias）和贡萨罗·德·辛特拉（Gon·alo
Sintra）亦在该地区进行了探险活动。
　　1443年，安唐·贡萨尔维斯再次出发，前往黄金河地区购买奴隶。葡萄牙人向当地人购买了10名奴隶，以及一些金粉、一把匕首和几个鸵鸟蛋。这是在非洲海岸进行的第一次奴隶买卖。鉴于最初几次航行的结果令人满意，摄政王签署命令，授予亨利王子向博哈多尔角以南地区航行的专有权。
　　同年，努诺·特里斯唐继续向南航行，到达了一个叫阿尔金（Arguim）的深水大海湾，湾内分布着几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岛屿。年间，兰萨罗特·德·拉戈斯（Lan·arote&
de Lagos）经王子授权，组织了远征队前往阿尔金，在纳尔岛（Ilha de Naar）和蒂德尔岛（Ilha de
Tider）捕捉了大批奴隶。
　　1444年，努诺·特里斯唐到达了塞内加尔河（Rio Senegal）；同年，迪尼什·迪亚斯（Dinis
Dias）发现了佛得角（Cabo de&
Verde）和帕尔马岛（Ilha Palma）。这一年的航行，使葡萄牙人与撒哈拉大沙漠（Deserto
Sara）以南的黑人进行了首次直接接触。1446年，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Alvaro&
Fernandes）到达了现在称之为几内亚-比绍（Guin&-Bissau）的地区，因而成为第一个进入非洲内陆的人。
　　1455年，亨利王子选派富有航海经验的意大利海员路易斯·德·卡达莫斯托（Luis de
Cadamosto）为船长，命他继续组织向南航行。3月&
22日，他的船队起锚南行，仅3天就到达了圣港岛。此次航行过程中，他到达了冈比亚，途中访问了马德拉岛、加那利群岛、阿尔金湾、布兰克角、塞内加尔、布多迈尔（Budomel）王国、佛得角等。卡达莫斯托用带去的马匹等货物交换了布多迈尔王国的奴隶。
　　1456年，迪奥戈·戈麦斯（Diogo&
Gomes）和卡达莫斯托再次率3艘船远航探险，因被风吹离了航线而发现了佛得角群岛的几个岛屿。1460年，佩得罗·德·辛特拉（Pedro
Sintra）到达了塞拉里昂（Serra Leoa）。同年，安东尼奥·达·诺里（Antonio
Nori）又发现了佛得角群岛的另外几个岛屿。于是，至1460年，佛得角群岛的主要岛屿已经被发现，由此开始了系统的移民垦殖活动。
　　通过这些连续性的探险活动，葡萄牙人建立了深入大西洋的前哨阵地；海外拓植已由少数人的自发性行动，演变成一种在一定权力支持下、有领导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运动，初步形成了各阶层联合扩张的格局。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海外探险活动的推进，经济联系也不断扩展，葡萄牙人在加那利、马德拉、亚速尔从事最初的殖民垦殖活动，购买这里的蔗糖、酒和谷物。直接的经济联系甚至扩伸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这里出产的谷物、黄金，甚至奴隶成为交易对象。西欧人对海外资源的追求更加迫切，扩张大西洋已显示出有利可图的利润前景。15世纪末，西、葡两国终于掀起了打通世界航线的航海高潮。
跨越非洲南端的探险航行
　　亨利王子逝世后，葡萄牙当局继续推进沿非洲西部海岸向南部航行的探险活动。1469年，唐·阿丰索五世（Dom Afonso
V）与里斯本的商人资本家费尔南·戈麦斯（Fernan&
Gomez）签定合同，授予他与非洲西海岸居民进行贸易的专有权，条件是，他必须每年沿海岸至少发现100里格，并每年向王室交纳20万雷阿尔（reis）的款项。在合同期内（年），戈麦斯组织了航行，先后发现了从塞拉利昂到圣卡塔莉娜角（Cabo&
de Santa Catarina）的土地，包括米纳（Mina）、圣多美（Ilha de S. Tom&）和普林西比（Ilha
Principe）诸岛以及费尔南·多波岛（Ilha de Fernan
Dulmo）。在最后一次的航行中，指挥者西格拉第一次越过了赤道。
　　费尔南·戈麦斯的合同结束后，唐·若昂亲王亲自担负起海上探险活动的组织工作。他首先组织舰队保卫几内亚沿岸免受西班牙人的进攻。经过努力，1478年，葡西两国签定了阿尔卡索瓦条约（Tratado&
das Alc&·ovas），其中规定：葡萄牙永远放弃对加那利群岛（Ilhas&
Can&rias）的占有权，而西班牙则答应不派船向该群岛以南航行。于是，待发现的世界以穿过加那利群岛的纬线（约北纬28度半）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发现权归西班牙，南部则归葡萄牙。这是葡西两国第一次瓜分世界。
　　1481年，唐·若昂亲王继位，称唐·若昂二世（Dom Jo·o&
II）。他下令在米纳（Mina）建立一座城堡，以加强这一在商业交换中最有利可图的非洲地区的防卫。为此，国王挑选了最优秀的船长，组成了一支由9艘卡拉维拉船和2艘乌尔卡船（Urca）构成的远征队。同年12月12日，迪奥戈·德·阿赞布雅（Diogo&
Azambuja）指挥远征队抛锚起航，日正式开工。城堡建成后以国王最诚信的圣徒圣·若热之名命名为“圣若热的米纳城堡”（Castelo&
de S, Jorge da Mina）。这是继阿尔金之后葡萄牙人在西非沿岸建立的第2个殖民据点。
　　唐·若昂二世在致力于巩固已经发现的地区的同时，制定了更为远大的计划：发现经大西洋通往印度的航道。为此，他下令打造船只，雇佣曾在非洲沿岸的巡逻船队中为其效劳的迪奥戈·康（Diogo&
C·o）为船队总指挥，继续推进向圣卡塔莉娜角以远地区航行的探险活动。1482年春天，迪奥戈·康奉命率领船队出发，船上除带足了供长时间所用的食物以及用于途中与当地人交换和送礼的物品外，还有一样新鲜的东西：带有葡萄牙徽章和十字架的纪念石柱（Padr·es&
de Pedra）。船队走过已知的海岸后，继续南行，到达了扎伊尔河口（Rio&
Zaire），他在北岸竖起了第1根纪念石柱。然后继续向南航行，发现了洛勃角（Cabo do Lobo），即今之“圣玛利亚角”（Cabo
Santa Maria）。他误认为他所到达的圣卡塔利纳角就是非洲的南端。
　　1485年，迪奥戈·康再次出发向南航行。到了扎伊尔河，与刚果国王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双方交换了货物。他又在圣玛利亚角以南的黑山竖起了第2根石柱。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在第一次航行中确实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他的船队继续向南航行了1400公里，结果来到了塞拉·帕尔达（Serra&
Parda），在这里竖起了第3根石柱。然后返航，于1487年上半年回到了里斯本。迪奥戈·康的两次航行，发现了冲赤道到南纬22度长达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并进入了西南非地区。他还开创了在所到之处竖立纪念石柱的先例，为后来各国的探险家所仿效。
　　1487年，唐·若昂二世组织了另外一支远征队，起用在前几次航行表现突出的巴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为总指挥，驾船向塞拉·帕尔达以远航行。该船队于8月从里斯本出发，沿着熟悉的航线，顺利到达了米纳。在此补充了淡水和新鲜食品，并竖起了第1根石柱，然后向扎伊尔河口前进，进而越过了塞拉·帕尔达。1488年1月间，船队在南纬33度遇到风暴。由于风向不定，一连5天在一个小海湾打转。于是，船队离开海岸，在风暴中进行了13天的远海航行。风暴稍微平息后，迪亚士决定改变方向，先向东航行了几天，因没有发现陆地，又转而向北航行。2月3日，终于看到了陆地——圣·布拉斯（S.&
Br&s），船只停泊地稍前一点的地方是个海湾。因看到那里有许多当地黑人在放牧，迪亚士便将此湾命名为“牧人湾”(Angra
Vaqueiros)。这里已是非洲的最南端。此后，船队又毫无目的地航行了一小段距离，于是，便绕过了非洲南端（南纬33°线）的全部海岸，由大西洋进入了印度洋。船队来到了一个小岛，在那里竖起了第2个十字架石柱，并把若奥·英凡特那艘船上的水手们所望见的那条河流命名为“英凡特河”（Rio&
do Infante）。
　　因没有再发现新的陆地，船员们一致要求返航。在返航途中，将船队所经过的非洲最南端命名为“针角”（Cabo
Agulhas，今译厄加勒斯角）。过了该角，在望见一块海边巨石时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迪亚斯就称之为“风暴角”（Cabo
Tormentas），并在此竖起了第3根纪念石柱。后来，若昂二世听了迪亚斯的汇报，下令把“风暴角”改为“好望角”(Cabo da
Esperan·a)。船队回到西海岸的小湾时，人手已经不够驾驶3艘船，于是，迪亚士下令烧掉了小船，把船员分配到卡拉维拉船上。迪亚士在小湾竖起了第4根石柱，补充了航行所需，然后沿着海岸顺风北航。停经普林西比岛后，船队来到了米纳城堡，进一步补充饮水。此后的航行与来时不同，船队离开海岸深入远海，绕过了一个大圈，于1488年年末，即出发16个月后，船回到了特茹河，受到凯旋式的欢迎。
　　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的航行，是航海探险进程中的一大突破，它意味着通往印度的航路已经打通，对后来的地理发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达·伽玛船队首航印度的航行
　　1492年，为西班牙服务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成功横渡了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此事在欧洲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西葡两国对发现权利的争夺。经过教皇的调解，双方于1494年达成《托德西拉斯条约》，以代替原来的《阿尔卡索瓦条约》。该条约规定：以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经线为界（约西经41度），以东地区的发现和占据权归葡萄牙，线以西归西班牙。该条约签定，实际上肯定了此前葡萄牙在探险中取得的利益。
　　1495年唐·曼努埃尔一世（Dom Manuel&
I）于1495年即位后，通往东方的探险航行重新纳入议事日程，并由此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他首先命令迪亚士建造了新型船舶——三桅方帆圆形大船。他精心挑选瓦斯科·达·伽马（Vasco&
Gama）为船队长，令其组建船队。伽马的船队由4艘船组成，它们分别是：旗舰“圣加布里埃尔号”、“圣拉法埃尔号”、“贝里奥号”和一艘运送补给品的小船。队员约有170人，包括水手、士兵、翻译和十来个罪犯。在船队长所乘的圣加布里埃尔号上，有国王赠予伽马的一面印有红色十字架的白色旗帜。
　　日，伽马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在总领航员佩罗·德·阿伦克尔（P&ro
Alenquer）的带领下，沿着迪亚斯的航行路线行进。已被任命为米纳要塞长官的巴托洛梅乌·迪亚斯与伽马同行，前去赴任。8月，各船相继到达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Ilha&
Santiago），迪亚斯与伽马分手，沿非洲海岸前往米纳。伽马船队在当地停留一个星期，进行了小规模的修补并补充了淡水。尔后，按照迪亚斯的建议，船队离开海岸，深入南大西洋航行。从8月3日至11月8日，船队在茫茫海洋中航行了整整3个月，最后，西风将船队吹送到了好望角附近。在选择好了合适的登陆地点之后，伽马决定在一个海湾抛锚，并将之命名为圣·埃列娜湾（Ba&a&
de Santa Helena）。
　　在圣·埃列娜湾，伽马船队与当地的黑人建立了和平的接触，并送给他们许多礼物。不久，船队拔锚起航，继续向东航行，来到了非洲东海岸的圣布拉斯湾（Angra&
Br&s）。伽马下令烧掉了运输补给品的小船，将船上的水手和货物分配到其他船上。伽马一行与当地的黑人友好相处，用软帽和金属链交换了当地人的象牙手镯，并在此立下了第1根石柱。12月25日，他们在航行中望见了一片陆地，并将其命名为纳塔尔（Natal，葡文意思是圣诞节）。日，船队在今莫桑比克境内一条河口处抛锚。因当地人的友善，伽马将所到之地称为“好人地”（Terra&
Gente），把一条水色呈青铜色的河流命名为“青铜河”（今名伊尼亚里梅河）。伽马一行与当地人进行了友好的接触，两名水手还在当地人的草房里睡了觉，这是自出航以来第一次在陆地上睡觉。
　　5天之后，刮起了顺风，船队长下令起航。为了避开流向陆地的海流，船队离开海岸，继续向北航行，远远经过了著名的索法拉港口（Porto
Sofala）。1月22日，船队的水手们望见了一片长满树木的平原和一条河口很宽的河流。伽马的人与当地人民进行了友好的接触，了解到摩尔人（Mouros）乘大船在印度与索法拉之间南来北往的重要消息，阿拉伯语言成为贸易活动中的沟通工具。这些消息使伽马相信，此次航行的目的地印度已经不远了。于是，就把这条河命名为“吉兆河”（Rio&
dos Bons Sinais，今名克里马内河Rio de&
Quelimane）。他们在此河口停留了32天，完成常规性的任务：修理船只、补充给养、治疗伤员。出发前，伽马留下了经过此地的标志：圣拉法埃尔碑。
　　3月2日，船队来到了南纬15度的莫桑比克港（Mo·ambique）。在此，伽马了解到了当地的居民构成、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和贸易货物等重要信息。这使他更加确信，离印度不会太远了。同时，他也认识到，必须找一个领航员。为此，伽马给莫桑比克岛的苏丹送去礼物，结果得到了一名领航员。临行前，伽马船队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因为他们知道了新来者是他们在贸易上的竞争对手。有效的反击之后，船队得以脱离危险，继续航行。4月7日，船队来到了位于南纬4度的蒙巴萨（Momba·a）。鉴于当地事先得到了消息，并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为了避免冲突，伽马决定离开该港口。4月13日，船队从蒙巴萨北上，太阳落山时，抵达了马林迪（Melinde）。伽马派人与当地的国王交换了礼品，并与该国王相约在船上进行了交谈，达成谅解，对方答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带领船队前往印度。马林迪是伽马船队在非洲的最后一站。
　　4月24日离开马林迪以后，航行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让伽马一行感到快慰的是，派给他们的这位阿拉伯领航员态度和蔼，知识丰富。他用地图和定向仪器带领葡萄牙人沿着一条安全的航道行进。日，船队顺利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e，今之科泽科德），在此竖起了第3根石柱。卡利卡特国王在王宫接见了伽马。伽马向国王讲述了他为了找到通往印度的航线而进行的多次航行，介绍了葡王的强大，表达了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还说自己是国王的使节。双方接触的开端似乎是良好的。然而，伽马所献的礼品过于普通，不仅招致了嘲笑和蔑视，而且引起了对方的怀疑。摩尔人出于对竞争对手的敌视也从中挑拨。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甚至不许他们返回葡国。伽马很快找到了对策。当几位印度贵族上船贸易时，伽马下令将他们扣留，并作出要拔锚起航的姿态。国王马上用葡萄牙人交换了人质，允许船队起航，并致信葡王说：只要能得到金、银、珊瑚和红布，愿意建立贸易关系。于是，船队于8月29日开始返航。
　　返航的归途同样是漫长的。摆脱了卡利卡特船队的追击后，船队来到了坎那诺尔，受到了友好接待，并进行了贸易。然后，船队用了整整3个月时间才穿越了那个被戏称为“大海湾”的地区（即阿拉伯海）。1499年1月初，船队经过时炮轰了摩加迪沙（Mogadiscio）。1月9日，船队回到了马林迪，再次受到友好接待，并立了第4根石柱。由于坏血病的侵袭，许多人病到或死去，每艘船上只剩下七八个能干活的水手。经过蒙巴萨的时候，因缺少人手，不得不烧掉“圣拉法埃尔号”，2艘船继续航行。在莫桑比克岛立下了最后一根石柱。3月20日，船队绕过了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后，船队趁着有利的热带风驶向佛得角。因伽马的哥哥保罗·达·伽马（Paulo&
Gama）病重，伽马另租了一条轻便快捷的卡拉维拉桨帆船，想把他尽快运回里斯本。到亚速尔群岛后，保罗去世，葬在了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Ilha&
Terceira）上。结果，伽马成了船队中最后一个到达特茹河的人，时间大约在1499年8月或9月。
　　伽马船队满载香料、丝绸、象牙等货物返回葡国；据估计，此次航行的纯利润达到航行费用的60倍。这次航行的成功，不仅标志着欧亚直达航线的开辟，也使葡萄牙人开始涉足香料之路。伽马带回的大部分印度货物样品，成为大规模扩张运动的推动力。
东方航线开辟的结果与影响
　　达·伽玛首航印度的成功，开辟了从欧洲经大西洋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新航线，是葡萄牙航海家近百年来海上探险活动的最终成果，构成地理大发现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东方航线开辟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葡萄牙的财富，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导致了葡萄牙海上霸权的确立。1500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派遣一支以佩得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为首、由13艘船组成的船队再度驶向印度。虽然这支船队只有6艘返回葡国，但是，葡人通过这次远航，不仅做成了一笔利润丰厚的香料生意，而且在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建立起葡萄牙商站。第二年，一个新的商站在坎纳诺尔（Cananor）建立起来。1505年，葡王任命佛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Almeida）为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在科钦建立起葡萄牙殖民政权。随着殖民政权的建立，一系列军事防卫要塞相继在科钦、奎隆（Qu&loa）、索法拉、安杰迪瓦（Angediva）、坎纳诺尔和基尔瓦建立起来。150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沿岸的第乌(Diu)击败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商人联合舰队，基本上打破了700余年来由穆斯林商人垄断印度洋香料贸易的局面。
　　1509年继任葡印第二任总督后，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大大加快了葡萄牙东方扩张的步伐。他的目标是通过殖民化和征服建立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从而完全控制东西方的一切贸易。为此，他提议要在亚丁（Ad&m）、霍尔木斯（Hormes）和果阿（Goa）建立牢固的要塞，在其他地方建立小的要塞和商站。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率1500人的军队攻占了印度西岸重镇果阿，并将总督府迁至此处。从此，果阿代替卡利卡特，成为葡萄牙人在东方一切活动的总部。果阿位于吉世拉特至马拉巴尔海航运的中心点，是印度洋沿岸的商业中心，以此为基地，葡萄牙人便实现了控制印度洋航线和垄断印度洋与欧洲贸易的目的。
　　东方航路的开辟，在航海、航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伽玛的航行历时2年2个月，往返航程30000多公里，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有案可查的最远的航行。由此形成的“海角航线”（the&
route），成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大西洋、印度洋、西太平洋最重要的航线，极大地方便了三大洲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海角航线”与地理大发现进程中开辟的其他国际航线一道，把五大洲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从而对改变人类历史以及世界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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