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人民出版社教育理论/教育主张&教育理论本土创生研究:基于中国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的省思&姚玉香...
邀请好友参加吧
文轩网旗舰店
版 次：1页 数：162字 数：160000印刷时间：日开 本：16开纸 张：轻型纸印 次：1包 装：平装是否套装：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4所属分类：&&&
下载免费当当读书APP
品味海量优质电子书，尊享优雅的阅读体验，只差手机下载一个当当读书APP
本商品暂无详情。热门推荐：
　　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
　　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
　　作者：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原刊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季刊）2016年第一期，由作者授权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究”全文转发，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地区研究是美国对关于其外部世界的庞大专业化学术研究群落和跨学科组织、制度体系，其创建经年十年而大体告成，本文试图叙述这一过程并在其中初步呈现地区研究的学术思想和制度意义。地区研究的这一创生史阶段奠定了美国战后地区研究的基本智识和制度格局，呈现出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容和风貌，关于外部世界的社会知识由此得以嵌入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体系和智识生活。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这一过程扮演了关键的、战略性的领导、推动和中心规划角色。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构成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基干，其参与或者独立组建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所主持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以及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反映了地区研究创建过程所具有的学术规划的根本特性。地区研究创生史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性事态，过于简单化的“冷战知识史”或者“冷战社会科学史”对政治―学术关系的认识模式不符合这一实际历史过程。
　　关键词： 地区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 学术规划 政治-学术关系
　　理解地区研究创生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其中许多地区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在美国以外土地上规模空前的国家政治军事行为对海外知识和语言能力产生了巨大需求；而美国缺乏欧洲老牌国家那种与殖民地治理术相联系的海外知识储备，甚至也缺乏“战略情报”观念及这种观念下的制度配置和工作领域。由此美国对域外地区各类知识的短缺一时之间凸显出来，成为须加应对之急。一战以来对“总体战”已有深入理解的美国陆海军对此知之甚深，在战争初期即着手应对。
　　1942年初以来，在为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展的大规模培训活动中，美国军方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号，启动多项关于海外行动所需知识的培训项目，包括：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2年12月建立）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1943年夏季开始），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这些培训项目都借重军队以外的资源，与大学建立合同关系并把项目设在大学，广泛征召大学里的专家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并承担教学任务。在参与军方项目的各高校，关于海外地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ASTP下的FAL项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1943年12月的高峰中即达13185人。除大学和学院外，美国学术团体和大基金会也介入战时海外知识的开发和培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自始即参与襄助军方项目，于1942年6月决定联合组建“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利用史密森的资金和设施，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获取资助。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一方面致力于为军方培训项目提供支持，并直接提供军方所需的“世界地区”（world regions）知识，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清点地区研究现有资源，在参与地区研究培训的各种机构间联系协调，承担地区研究实践的“票据交易所”（Clearing House）功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视为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的代理。而以参与战时项目为契机，在自192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扮演某种中枢领导角色、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Flagship Organization）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当中，生发出领导、发动和规划战后地区研究的意图和行动。
　　战争时期迅猛增长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新的“战略情报”理念下开展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可归入后来所谓“地区研究”的内容和要素。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创始人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在该机构初创时期就促请SSRC和ACLS帮助他编制学术顾问备选名单，其中许多人之入选是基于其在对外研究领域的专长。特别是战略情报局的下属部门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由著名外交史和欧洲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兰杰（William Langer）领导，从一开始就按照地理区域组织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有地区和语言专长的学者。先入者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后来者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引入，使得研究和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膨胀扩充，最盛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战间情报活动涉及敌国、友方以及战事所及之地的多方面情报采集分析，具有明确的对外研究性质，且呈现突出的跨学科协作和当下关切（presentism）取向，而这些特性正是战后地区研究的突出属性。OSS及各军种情报机构成了某种史前阶段“地区研究”的活动平台，二战情报工作经历是后来一些社会科学家从常规学科“改宗”（conversion）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契机。由此战时情报活动――以及当时与情报机构相联系的战时宣传活动，如在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下进行的活动――也与战后地区研究建立了历史联系。不过，显然战时情报活动这一领域并没有像军方地区和语言培训项目那样，从中衍生出对战后地区研究的思考和规划的系统工作。
　　知识的领域和国家权力的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交叠汇合，是作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美国地区研究之创生史的开篇。
　　所谓地区研究的创生史，其基干部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从1943年以来至大约1953年代的大约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家领导共同体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最主要的组织平台，通过倡导、研议、调查、论证、规划、评估、组织协调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和教育，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社会科学导向的、多学科参与的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创生，不是学术生活积累性变迁和“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项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agenda），或者说是一项包裹着激切的变革意图，有规划、有领导、有组织的学术构造工程和大型学术运动。
　　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当然，SSRC平台上所发生的并不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远在地区研究创生之前的十九世纪，美国就有与“业余绅士”（gentlemen amateurs）学术活动、基督教会海外传教活动以及国际商业、国际旅行相连带的非职业化域外知识的绵长传统；同时域外知识也以欧洲式“古典学”、“东方学”的形式缓慢、零散地进入新的研究型大学当中。而在20世纪上半叶由这两种传统汇合而成的美国国际知识储备大体存在于大学人文学术范畴，虽然一般关注古代典籍和古代问题、偏重海外语言和语文学（philology），与后来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地区研究有根本差异，却是战后地区研究一个局部的、但也是必然的遗产。第二，193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个人努力拓展海外研究的醒目情况，继而少数高校开始设立东方学传统下的东亚、中近东等系科，同时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对西欧、东亚，人类学对拉美的研究形成最初集结，由此出现更接近战后地区研究的学术形态和因素；而大约同一时期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也开始推进零散的地区研究试验。因此地区研究的规划活动才有了最初的根据和基础。而在二战以来SSRC平台上开始展开“中央规划”实践的同时，在各个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如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ACLS、远东学会（Far Eastern Society, 1943年建立）]、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乃至于学者个人学术事业的层面上，“斯拉夫”、“远东”、“中近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领域里各自的学术史也在生成和发育。这种呈现为个别地区和国别研究领域、高校地区研究团队和项目乃至于个人学术志业的不同层次上学术史，当然也是地区研究创生和演进的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这后一部分作为“分支”的历史与作为“基干”的地区研究之“中央规划”的历史之间的联系有如树之枝、干，共同构成地区研究历史的完整结构。然而无论如何，地区研究都不应只被视为各自出生、发育着的对个别海外地理区域和国家的研究领域（如拉丁美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国研究）的简单集合，而是美国社会科学在经历了19世纪晚期以来以常规学科构建为主的初期阶段之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科学认识论思考、学术文化偏好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在20世纪中叶的重大国际危机为契机重构社会科学的大型学术运动。
　　美国国际知识的规模、格局和形制在我们所说的地区研究十年创生史中发生巨变，此中根由和机理首先在于这一学术进程同时具有知识构建、学术体制改造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涵、性状和风貌。二战前，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虽大多以实证主义和普遍主义自期自许，但它们眼界和经验采集空间多囿于北美、西欧，总体上弃置世界其余部分，尤其不以广大非西方文明区域为当然研究对象。国际知识虚弱、零散，其规模、水平均不远如欧洲传统学术大国；而且其在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存在边缘化而缺乏制度基础。直至二战前的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15万教师中仅有200人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而当年获得国际研究方面博士学位者不超过60人，而且大多数研究古代问题。美国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传播仍主要靠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记者和商人，专业化学术界贡献微薄。麦考伊考察二战前美国国际研究状况后称：少数海外研究学者无非是“盲瞽之国，独目为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man with one eye is king）；相对于对海外知识的巨大潜在需求而言，则更是“杯酒难解大渴”（small beer for thirsty times）。尽管关于中国的知识相对其他各国来说还算是比较充实，但时人仍因深感t于中国，而发出“我们和中国的距离，几乎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感叹。有学者回顾说，在1950年代之前，在学术意义上，特别是就社会科学而言，美国知识的世界地图上除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实际上都是“未知区域（terra incognitae）”。而经十年创生史完成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界定和组织创建，继之以后续一二十年的发展，至1960年代末，地区研究已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和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占据庞大比重，且以跨学科的中心和研究所为主要组织形式牢固嵌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巨变，仅靠汇总各支地区国别研究和高校地区研究史，乃无从得以深入、准确的理解。然而，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对地区研究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其创建阶段的历史尤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细致的记述和清理。以往数量本就不多的研究即使注意到SSRC和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研议和规划活动，也未加细密述说和周详解读。
　　地区研究的创生史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遗忘了的重要历史篇章；而缺少了对这一篇章的深入认识，对认识战后地区研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对理解美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乃至于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也可能构成或大或小的缺失。笔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由于SSRC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战略性地位，特别是它在1943年以后那个关键历史环节上在地区研究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中心领导作用，所以充分利用SSRC历史档案文献就有可能更集中、深入地呈现地区研究创生的历史篇章，而更细致周详的地区研究创生史则有可能修正和改变关于地区研究的一些模糊或者片面的通行认识。 SSRC组建或者参与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其组织平台上所展开的讨论、所制定的思想和行动议程，其与大学、学科学术组织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机构展开的沟通联系和合作协调，其在对地区研究加以界定和合法化论说时所引入的新学科观念和话语要素，其所主持的研究状况调查和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特别是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美国国际知识的形制、内容、特性和发展方向。
　　哈佛燕京学社
　　美国国际知识的规模、格局和形制在我们所说的地区研究十年创生史中发生巨变，此中根由和机理首先在于这一学术进程同时具有知识构建、学术体制改造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涵、性状和风貌。二战前，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虽大多以实证主义和普遍主义自期自许，但它们眼界和经验采集空间多囿于北美、西欧，总体上弃置世界其余部分，尤其不以广大非西方文明区域为当然研究对象。国际知识虚弱、零散，其规模、水平均不远如欧洲传统学术大国；而且其在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存在边缘化而缺乏制度基础。直至二战前的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15万教师中仅有200人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而当年获得国际研究方面博士学位者不超过60人，而且大多数研究古代问题。美国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传播仍主要靠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记者和商人，专业化学术界贡献微薄。麦考伊考察二战前美国国际研究状况后称：少数海外研究学者无非是“盲瞽之国，独目为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man with one eye is king）；相对于对海外知识的巨大潜在需求而言，则更是“杯酒难解大渴”（small beer for thirsty times）。尽管关于中国的知识相对其他各国来说还算是比较充实，但时人仍因深感t于中国，而发出“我们和中国的距离，几乎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感叹。有学者回顾说，在1950年代之前，在学术意义上，特别是就社会科学而言，美国知识的世界地图上除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实际上都是“未知区域（terra incognitae）”。而经十年创生史完成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界定和组织创建，继之以后续一二十年的发展，至1960年代末，地区研究已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和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占据庞大比重，且以跨学科的中心和研究所为主要组织形式牢固嵌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巨变，仅靠汇总各支地区国别研究和高校地区研究史，乃无从得以深入、准确的理解。然而，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对地区研究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其创建阶段的历史尤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细致的记述和清理。以往数量本就不多的研究即使注意到SSRC和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研议和规划活动，也未加细密述说和周详解读。
　　地区研究的创生史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遗忘了的重要历史篇章；而缺少了对这一篇章的深入认识，对认识战后地区研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对理解美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乃至于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也可能构成或大或小的缺失。笔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由于SSRC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战略性地位，特别是它在1943年以后那个关键历史环节上在地区研究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中心领导作用，所以充分利用SSRC历史档案文献就有可能更集中、深入地呈现地区研究创生的历史篇章，而更细致周详的地区研究创生史则有可能修正和改变关于地区研究的一些模糊或者片面的通行认识。 SSRC组建或者参与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其组织平台上所展开的讨论、所制定的思想和行动议程，其与大学、学科学术组织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机构展开的沟通联系和合作协调，其在对地区研究加以界定和合法化论说时所引入的新学科观念和话语要素，其所主持的研究状况调查和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特别是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美国国际知识的形制、内容、特性和发展方向。
　　创生史：一部学术规划史
　　地区研究在SSRC组织平台上的规划和创建过程，在此概述如下。
　　战间军方项目在大学的大规模实施，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部分――尤其是SSRC、ACLS，以及基金会和一些大学――当中，引发了对美国海外知识匮乏的紧迫感，也促生出关于构建地区研究的长远考虑：超越当下短期的、应急性的战争需要，从美国社会科学、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于美国文化构造的长期目标着眼，使战争期间开始的地区研究获致高标准的学术专业化品质，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以及SSRC、ACLS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开始着手对地区研究现有人员和设施资源进行调查，也展开一些相关的研议和协作组织活动。此中产生了地区研究创建时期最初的一份调查报告即《芬顿报告》。应军方项目而生、并与之密切配合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成员将战后地区研究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战后地区研究的规划者和领导者的最初的集结。如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成员中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温德尔&本尼特（Wendell Bennett）日后都转入SSRC的地区研究领导组织并发挥突出作用。
　　1947年《霍尔报告》封面
　　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动向是，SSRC出于其对美国社会科学在战后发展趋势的考虑，以及大转变时代需要社会科学做出重大转变和总体规划的明确思考，于1943年1月单独组建其下属的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而该委员会旋即委派其专任秘书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起草一个“声明”，旨在提出对大学和政府的地区研究加以“指导”的“原则和政策”（principles and policies）。2月底，初稿撰成并提交世界地区委员会讨论，是为《汉密尔顿报告》。经委员会讨论修订，当年6月正式版本以“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为题，被散发到政府部门和各大学领导层。汉密尔顿报告篇幅不长，但它视野宏阔、立旨长远，是为地区研究创建进程中的第一份宣言和行动纲领。在SSRC内部，《汉密尔顿报告》还表达和引发了一种领导地区研究的强烈意愿。9月的一次SSRC高层会议上，SSRC问题和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最主要的倡议、规划和审议机构）主席泡芬博格（A. T. Poffenberger）在向理事会主席所致报告中以大篇幅谈及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在大段引读汉密尔顿报告原文后发问：“理事会难道不能、不应该在这个（地区研究）计划中发挥领导作用吗？”
　　《汉密尔顿报告》发布以后，世界地区委员会工作终止。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是SSRC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事业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地区研究的长期规划在SSRC高层以及问题与政策委员会中的研议擘划并未停止，而且与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就此保持密切联络协商。问题和政策委员会委任了一个专任小组考察现有项目，以期跟踪地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并相应地制定工作方略。这样，SSRC就开始以比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更系统、深入和更多学理性的方式推展对地区研究的整体思考和长远规划。1944年3月，SSRC秘书处两位成员韦宾克（Paul Webbink）和杨（Donald Young）提交了一份题为《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地区专业化规划中的社会科学考虑》的备忘录，着意从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角度阐述地区研究的目标和功能，进而申述地区研究作为学术专业的标准和要求，试图给出“地区专业化的必要内容”，为地区研究的规划做出进一步学理上的概念廓清（conceptualization）。该备忘录还讨论了地区研究的学科基础以及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明确主张未来地区研究应由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和语言学科）主导，并在其中实现多学科整合。《韦宾克―杨报告》是继《汉密尔顿报告》之后SSRC申述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意图和思想又一份重要申明。1944年4月，SSRC董事会成员、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主席（Dean）、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写成“教育和研究中的地区项目”（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文，提交大学社会科学组织委员会会议，并由SSRC散发到与《汉密尔顿报告》相同的范围。
　　因应战时需要而建立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在进入1944年后工作任务逐渐减少，战时应急性地区知识人员培训和研究活动也转入收尾阶段。在二战已经结束的1945年9月，SSRC、ACLS和NRC三方联络组织“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 of Associated Research Councils，1944年春设立）决定，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于当年12月31日终止，以六个月时间进行相关移交和收尾工作。SSRC、ACLS和NRC又于1945年底共同委任接替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委员会包括6名成员，但其中最为活跃和有影响力显然是来自SSRC方面的两位成员，即担任主席的霍尔（Robert Hall，密西根大学教授、地区理学家，美国日本研究的先驱）及本尼特（Wendell C. Bennett，耶鲁大学教授，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联合委员会的任务被规定为考察与世界地区研究相关的各种问题，并在获得三个理事会共同授权的情况下制订地区研究领域的行动方案。SSRC在说明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动机时则强调自身的考虑：“根据世界地区来对研究和教学加以组织的相关问题，自战争初期以来即引起理事会的密切关注”；而面对战争期间地区研究加速发展的情况，理事会“认识到自身在这种局面下的责任，并为霍尔先生关于与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机遇的认识所引导，主张建立一个关于外国地区和文化的委员会。”
　　SSRC具有与美国大公益基金会类似的科层制“组织刚性”，而且自成立后积累了学术组织和规划的大量经验，同时也承袭了美国自进步主义时期“社会调查运动”（social survey movement）以来形成的对调查、统计和计划的注重，可以说深具一种在学术领域里的对“技术治理”（technocracy）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文化偏好”。由此可以理解，SSRC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的意愿和能力显然强于其他任何组织。而自战时建立的三大理事会联系机制似乎越来越成为SSRC关于地区研究的主张和创议的掣肘，SSRC尤其与ACLS方面产生了公开的分歧和潜在的抵牾，更强化了SSRC方面自1943年以来一直在萌动着的在地区研究方面独自行动、确立领导权的意愿。这样，世界地区考察委员会实际上在1946年2月和4月召开两次会议之后即限于停顿，未再发挥作用，至日正式由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宣布解散。
　　然而在此期间，SSRC在地区研究上的工作动力未因联合考察委员会内协作不利而稍有减退。在与ACLS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946年3月SSRC自行拨出专款，授权霍尔开展一项关于美国大学和学院内地区研究开展情况的调查。霍尔调查从日正式开始进行直至9月，其间访问了精心选列的24所美国主要大学，并顺路走访了三个本科学院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基金会。霍尔考察了所选列大学中开展的114个地区研究项目，其中包括52个本科生项目，41个研究生培训项目，以及21个针对特定地区的集体研究项目。霍尔调查的任务并非编列美国地区研究的项目目录（inventory）或清单（roster），而是把重点放在考察和评估地区研究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因此更关注研究生和集体研究项目，只把那些在人文学科之外至少有三个社会科学系参加的项目列入考察范围。同时调查也关切地区研究和本科生通识教育的关系，但鉴于ACLS等机构已对此着意，因而将这个问题放在在较为次要的地位。调查按照美国6大地理区域（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中北部、西海岸地区、西南部和中西部南方）选取各区域中有代表性的机构，显然有为地区研究的全国布局提供基础的明确意图。
　　1946年9月，霍尔携带着调查成果返回纽约。他在向SSRC理事会议汇报时称，经由战时经历，很多高校产生或增加了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相关项目和组织的存在要比他自己以往所知广泛得多。同时霍尔也指出，很多地区研究项目当前处于试验和蓝图阶段，相关思考和决定纷杂凌乱；而关于地区研究在未来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各高校内部意见分歧严重。霍尔强调指出，在这种局面下，正有待SSRC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进而他呼吁SSRC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观察地区研究组织方面的趋势，并为未来发展制定计划……” 此后霍尔继续推动此议，并为新的委员会开列了多项工作和研议议程。在1946年10月底问题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将由SSRC单方面发布霍尔调查报告，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调查研究；并同意建立“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随后的正式组建中弃去“社会科学”这一赘语，而定名为“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CWAR）。与先前三个地区研究委员会相比，CWAR人员组成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不再有代表其他理事会和基金会方面的成员，而且四位委员全部是社会科学家，这当然体现CWAR对 SSRC和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的归属。与1943年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相比，新设委员会名号中添加“Research”一词，这显然意在凸显其强调学术导向、崇扬专业化/职业化的旨趣。显然，较之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和三方联合委员会，由霍尔任主席、专属SSRC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是SSRC更得心应手的组织手段。CWAR的观点将更顺畅地转化为“政策”，而这种“政策”也将更容易化为实际的行动。CWAR取代三方联合委员会，标志着地区研究的规划彻底脱离战时形成的路径和组织模式，实现了这一事业由战争驱动向长期学术建设的方向的关键转换。
　　地区研究当时之大局有两个突出情况，其一，在SSRC方面，以及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高校社会科学界、基金会方面的领袖人物当中，经多年思谋研议，已就地区研究的理念和方略形成相当多的定见和共识；其二则是，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经战间项目实施经验的刺激推动，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和项目陡然增加，但同时也存在突出的纷乱和无组织状况，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对地区研究的抵制也随处可见。因此对SSRC而言，繁多议题和事务中凸显出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就地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组织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进，以使地区研究稳固地嵌入现有高等教育体系。CWAR之积极活跃显然为前三方联合委员会所不可同日而语。
　　从1946年底至1952年春季，CWAR共举行17次会议。在其活动和研议日程中，推广和贯彻地区研究中业已达成的“长期智识议程”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强烈，也以更加多样化、也更具实践性的措施得到更加切实的实施。CWAR的会议中曾以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和精力加以关注、商议的议题包括：
　　地区研究的专业化质素和标准，地区研究和常规学科的关系，地区研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平衡，地区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关系；
　　地区研究在高校中适当的组织形式，中心、研究所和项目以及常规系科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地区研究组织与常规系科的配合协作；
　　如何确立地区研究的“全世界覆盖”格局的问题，地区研究的合理地理区划方式，以及是否和如何给各分支地区的研究确定优先发展的次序的问题；
　　地区研究和通识教育的关系，地区研究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
　　地区研究专业化培养中常规系科与地区研究组织的关系，外国学习、田野工作以及在本科接受培训的关系；
　　促进官方战争文件的解密，使之成为地区研究可用的资料，建立地区研究资料库和加强图书馆建设（一度考虑建立全国性地区研究信息中心），发布地区研究公报或者简报，选列编制美国优秀地区研究中心的目录；
　　地区研究如何与其他美国学术项目（尤其是富布赖特项目）相衔接配合的问题；在地区研究方面与政府、商业界和其他学术团体保持沟通和协作，推动政府机构对地区研究的支持；
　　地区研究人力资源的各种来源，充分利用外国在美学者的问题，以及如何增进地区研究学者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前途；等等。
　　这些议题既涉及学科认识论问题，又涉及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组织调整和改造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属于具体行动措施。可以想见，通过与高校的各种联系和传播途径，这些研议对高校地区研究建设自然有启发、指示和建议作用。而地区研究构建过程内容之繁、牵连之广，也由此可见。
　　1946年11月至次年11月的一年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召开了6次会议，此间三项工作尤为突出。第一是在《霍尔报告》的基础上对地区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方略问题继续予以深入研议，第二是提出召开地区研究全国大会并进行相应的筹备；第三是设立全国性地区研究研究奖学金一事进行实际布置和操作。与此同时，CWAR还设立下属的西海岸地区分委员会（Pacific Coast Sub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以求推进地区研究规划和研议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开展，进而促进地区研究在全国的平衡发展。日，CWAR第二次会议对尚在SSRC内部流通，并加以“严格保密”的霍尔调查报告予以审议，商讨其修改和公布事宜。会议显然意识到霍尔报告意义非同寻常，在对报告初稿表示“高度赞成”的同时，决定通过吸收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将报告由一份表达霍尔个人观点的研究提升为委员会的集体意见，并作为SSRC公报予以发布。5月，SSRC在其工作文件系列中以“地区研究：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的重点思考”为题发布《霍尔报告》。该文件清理、分析了美国地区研究现有基础，并力图呈现1943年以来美国学术共同体在地区研究议题上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地区研究的理念以及战后地区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诸多内容，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堪当地区研究“宪章”。而《霍尔报告》的发布，也使得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有了一个讨论的共同基础。
　　至20日，经由CWAR和SSRC其他层级会议近一年的酝酿筹划，在卡内基基金会在赞助下，美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地区研究全国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在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Men’s Faculty Club）举行。会议酝酿参会人员名单时考虑学科、地区和机构的代表性，但更重要的意图是要集合那些“有成熟的研究、思想和洞察力，并对地区研究有强烈兴趣的人”，而且这些人“要么能够对地区研究的思考做出真正的贡献，要么有必要就地区研究学到些什么”（后者显然是指那些对地区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最后确定代表SSRC方面参会者11人，对SSRC以外发出会议邀请109份，会前将《霍尔报告》散发到每一个参会者手中。实际与会者为105人，其中74人是大学教授，17人是联邦官员，5人是基金会成员，9人来自其他学术机构。会议特意要求参会者均不代表所在机构发言，用意显然在于使学术意见得以充分、自由表达。参会者中包含了当时地区研究领域里倡导者、领导者，即那些从1943年以来深入介入地区研究的研议和规划，包括曾在各个地区研究委员会机构中任职的人士；当中自然也有当时以一己之力在各个高校筚路蓝缕地开拓海外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如中国和东亚领域里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等人；此外，还有一些代表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严格意义上并非地区研究学者，但其工作涉及外国问题、或者其本人对地区研究有某种兴趣并参与高校地区研究的重要学者，其中如政治学家、后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ily W. Leontief）和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在全体大会外，会议按大地理区域分为苏联、拉丁美洲、欧洲、近东、远东、东南亚和印度举行小组会议。
　　费正清
　　韦慕庭
　　全国大会后，SSRC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查尔斯&瓦格雷（Charles Wagley）就会以情况予以记录和总结，次年以SSRC工作报告的形式公开出版，以求进一步巩固、传播全国大会的成果。是为《瓦格雷报告》。霍尔称：“美国地区研究和地区培训随着这份关于世界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的报告而告一段落。”
　　CWAR自建立以来着力推动的另一事项是建立全国性的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及至全国大会前，也已就此形成意向共识和较为细致的方案。这一项目的要旨，是从各种层次以及各种可能的来源中为合格人员严重短缺的地区研究“招募”从业者，以求在短期内扩充地区研究人力。在多次研议的基础上，日CWAR会议划分了功能明确的三种奖学金项目：给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学者提供的田野研究培训资助；为吸引社会科学常规学科中的成熟学者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所谓“改宗资助”（Conversion Fellowships）；以及针对资深地区研究专家进行海外研修的补充性资助。与此同时，SSRC经与卡内基基金会接洽求助，得到后者对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10万美元第一期专项支持。1948年1月CWAR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 ARTP）和世界地区研究旅行资助（Travel Grants for Research in World Areas）两个项目议程；并决定在CWAR之外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Committee on 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s，CARTF），全权负责以上两个项目的人员选拔和管理。该委员会工作任务与CWAR相互协调，其人员组成与CWAR有所交叠，亦可视为后者的附属组织。由此SSRC建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机制，在其多年来对社会科学人才施行奖助的一般框架――当时是由社会科学人才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Science Personnel）统一管理――之外，对地区研究人才培养予以着重支持。1949年，卡内基基金会又提供第二笔赠款13万美元。截止到1953年，ARTP在6年间累计向216人发放了奖学金和旅行资助，总金额超过70万美元。地区研究学者因而“得以前往世界上几乎所有可以去的地方以开展他们的研究”。
　　安德鲁&卡内基
　　为推进地区研究专业化、探索和界定地区研究的方法并建立高水平研究研究的典范，CWAR曾先后考虑在示范性（demonstration）研究计划、试点田野研究计划（Pilot Field Research Project）和“鉴定项目”（appraisal project）名下直接组织研究项目。由于拉丁美洲研究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对海外研究当中具有某种领先地位（战争期间的1942年SSRC与NRC、ACLS共同建立了拉丁美洲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同时鉴于人类学方法对海外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给地区研究提供相对宽阔基础，CWAR最终在1948年春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主持下全面考察波多黎各文化的一个研究项目。斯图尔特属于少数已对地区研究的整体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社会科学家，而该项研究是从他所属的人类学角度定义地区研究并探查地区研究的一般工作路径的一种尝试。虽然学术界对如此多样而分散的领域里是否可能确立共同工作法则始终广泛存有怀疑，但CWAR认为这一项目对深入推进对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跨学科工作方法――的探索和讨论大有助益，仍属意于推广该项研究。为了使地区研究工作者从斯图尔特的研究实践工作中充分获益，CWAR特意安排斯图尔特在年扩充其研究，经CWAR委员和其他学者对初稿予以审阅，于1950年春以SSRC工作公报的形式予以发布，是为《斯图尔特报告》。
　　1949年10月以后，CWAR又开始筹备第二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此事继续得到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支持。次年5月5至7日，大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有97名代表参会，以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方式就“地区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地区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地区研究未来的作用”以及“地区研究与世界事务”展开讨论。大会主席看到，“如果把1950年与1945年相比，则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教授和大学管理层（对地区研究）的态度已然发生巨大变化，说明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全都是值得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研究项目的开展，今日大学的课程已经更好地适应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第二次大会“在更多的研究的基础上，基本上肯定了1947年大会就以下问题做出的结论，即：开发高素质人才，提供培训奖学金，提供田野工作条件，改善地区研究组织，开发更精确的理论和技术等方面。”与第一次大会相比，高扬的乐观情绪让位于对地区研究实践已展开的项目的冷静评估，以及对其中更具体、更困难的问题的仔细审视，同时关注的中心从“地区研究能为社会科学贡献什么”的问题转向“社会科学各学科能为地区研究做些什么”的问题，显示地区研究创建者在地区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已有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更多关注实际操作和细节政策问题。1950年大会亦由SSRC理事会秘书处的辛德尔（Richard H. Heindel）撰成总结报告，是为《辛德尔报告》。
　　SSRC与卡内基基金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学的领导层酝酿继霍尔调查后举行一次新的对美国大学地区研究状况的调查。日，在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美国主要大学校长会议，提议就地区研究情况举行新的普查，目的是获取关于大学地区研究，尤其是已经建立的中心组织的状况的准确图景。该调查的成果由CWAR委员本尼特撰写成文，题为《美国大学里的地区研究》，于1951年6月由SSRC公布，是为《本尼特报告》。报告对所考察各主要高校地区研究项目予以清点介绍之外，指出未来地区研究有待加强的方面和需要克服的障碍；同时报告也显示了已经形成的地区研究共同体对1949年杜鲁门政府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重视和回应，讨论了大学地区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向政府方面的需要提供帮助，以及与政府加强协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等问题。
　　第二次全国大会和本尼特报告发布后，地区研究全国性格局大定，CWAR工作明显趋向收缩，只在增进政府部门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和支持方面有所擘划、作为。实际上，为适应地区研究向纵深发展、加速实际研究开展的需要， 接续1942年建立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的先例，SSRC先后于年与ACLS联合组建建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中近东研究委员会，而这些致力于建立个别地区研究分支的组织与以总体规划为任务导向的CWAR平行存在至1953年。1953年2月，CWAR主持举行了一次关于公共卫生为主题的会议，意图是为公共卫生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共同研讨欠发达国家的当代问题提供机会，同时也敦促地区研究超越单纯学术研究的眼界而更多关注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这是CWAR的最后一次活动，当年它与地区研究奖学金委员会同时平静地终止工作，此后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和努力由上述各分支地区委员会乃至于1954年建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所承担。
　　未完待续……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封面图片来自SSRC网站。
　　编 辑：焦 姣
　　责任编辑：王睿恒
　　杨长云
　　美国史研究：Americanhistory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公众平台
　　欢迎扫码关注！
　　投稿邮箱：
请先登录再操作
请先登录再操作
微信扫一扫分享至朋友圈
知名IT评论人，曾就职于多家知名IT企业，现是科幻星系创建人
未来在这里发声。
新媒体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批判者。
立足终端领域，静观科技变化。深入思考，简单陈述。
智能硬件领域第一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