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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台湾转型中的新闻人】媒体不能用来交朋友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编者按】日，台湾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新闻界纷纷猜测当局将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当年9月，《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决定抢先派记者抢滩“登陆”，恰好有出境签证在手的李永得和同事徐璐绕道日本转飞大陆，成为1949年以来首次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
　　后来，他成为台湾新闻史上第一位“票选总编辑”，却因为不愿意被资方利用选择离开。他回忆自己和黎智英聊《苹果日报》，虽然未必认同黎的办报理念，却很同意他的一个观点：“他说，他在台湾办报一定会赢，因为他办报不是拿来交朋友的，不会拿报纸去跟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套交情。”
　　现在，李永得是高雄市副市长。
　　口述：李永得
　　第一次被约喝咖啡
　　我是在高雄事件发生之后才进入自立晚报。我第一次感受到戒严肃杀的夥眨敲览龅菏录蟮牡谝淮窝【佟５笔泵览龅壕ù笊蟮谋缁ぢ墒φ趴⌒坌疾窝「咝哿⒎ㄎ保胰プǚ盟Ｄ鞘撬牡谝淮窝【伲彩俏业谝淮畏梦收稳宋铩
　　写了一千五百字的报导。刊出后，第二天警总就来找我了。我那时候涉世未深，不知道害怕。我只觉得奇怪，这些东西有什么好问的，这跟警总有什么关系。
　　自称警总的人约我喝咖啡，一直问我为何要访问张俊雄？有哪些访谈内容没写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只是探听情报，警总必须有报纸没有登出来、但对他们是有价值的情报。也就是说，警总也要有自己的「独家」，也要交差。
　　我另一次感受到肃杀夥眨丫堑弊酝碜鼙嗉氖焙蛄恕Ｄ鞘蔽倚戳艘黄缏郏晏馐牵骸妇似牛俊刮遗啦文弊艹ず掳卮辶郊虑椋旱谝桓鍪呛掳卮宀文弊艹と纹诠て苹抵贫龋嘌录揖涣硪桓鍪牵３Ｋ狄鼙槿肷缁嶂伟驳氖挛瘛Ｎ胰衔馐蔷峦持蔚那罢祝裰鞣⒄共幌嗳荩晕揖托戳肆僮值纳缏邸
　　当天晚上，国防部长郑为元在新闻局里开记者会，那也是我印象中有史以来，国防部长第一次开记者会。国防部大肆抨击自立晚报这篇社论，说六十万官兵绝对无法接受，说自立晚报污蔑国军。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吴树民（前自立报系发行人）刚从美国回来，准备接任自立晚报发行人。我跟吴丰山（时任社长）在兄弟饭店帮他接风。吃到一半知道国防部在开记者会，我们当场就讨论该如何回应。当时吴树民说：「干回去啊！」我们当场就拟了三点声明，反击国防部。
　　之后自晚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都接到两个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飞来，全是国防部发动国军官兵寄的。每张明信片内容都差不多，说我们是「匪报」，说我们污蔑国军官兵，六十万大军绝对不能接受，一麻袋一麻袋地寄过来。
　　对此，我印象深刻。我才写了六百字，就引起国防部这么大的反应。
　　安插在报社里的线人
　　戒严时期跑新闻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摆脱窃听和跟踪。
　　当时和情治人员玩的游戏是：用尽方法让情治人员无功而返。我们都打公共电话，因为报社电话一定有人监听；甚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采访，被采访对象也不许我打他桌上电话，因为他的电话一定也被监控了。
　　后来我和徐璐大陆行的时候，我用饭店电话跟香港记者通电话。我一听就知道有人在录音，录音有时候是沙沙声，有时候是喀擦一声。当时我听到喀擦一声，就开玩笑跟那个记者说：「我们暂停一下，因为他们正在换录音带。」我故意让他知道，我知道有人在录音。结果电话立刻恢复清晰，直到访谈结束。
　　当时情治单位甚至直接安排人在报让里监控新闻。每家报纸都知道，有些是「明椿」，有些是「暗椿」。各报国际组会有一位新闻编译当明椿，代替警总监控国际新闻。早期，这个编译拿的薪水还是警总付的。
　　警总为什么最担心国际新闻？因为所有国内资讯都被控制，国际资讯则无法控制，所以外电进来时要经过这些人把关。报社坚持要登什么外电，他们就会通报警总。直到解严之后，国际新闻的监控才解除。
　　暗椿则会在印刷厂或排字房。很多稿子落版之后，我们都要仔细去盯，因为稿子可能会在最后关头被换掉。我们常常发现，怎么报纸还没印出来，警总的电话就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是知道一定有人通报。
　　有时候还会被搞鬼。比如「中央」政府变成「中共」政府。有可能是排版工人失误，因为捡字时「央」、「共」这两字很接近；也有可能是暗椿故意整我们，偷偷搞的鬼，给我们搞麻烦。虽然不能确定，但是有可能。虽然警总盯得很厉害，不过我们也有一套防卫机制。例如敏感的文章都要再看一次，确认有没有文章被搞鬼，再送上印刷机。
　　党外候选人大量复印自立晚报发送
　　一九八六年发生机场事件。当时我是自晚政治组记者，总编辑是颜文闩。许多人事前就知道许信良要闯关回台，大家都在现场等待。当时中正机场的外围群众聚集，也有很多警备跟镇暴车。
　　碰到这种大事的时候，自晚几乎所有记者，不要人指派，都会到现场。现场范围很广，资讯不流通。所以我们都会分工，人员不能太集中；有人负责在车上互相联系。到了傍晚就出事了，很多警方喷水车朝群众喷有颜色的水，让群众误以为是刺激性的东西，引起一阵骚动。
　　记者最有力量的是客观的报导，而不是评论。当时一篇「现场目击」，冷静客观地描述现场画面：是镇暴部队先激怒群众，才暴发机场事件冲突。这跟所有其他报纸报导「暴民攻击警察」的角度是不同。
　　那天傍晚的机场，风很大，海风冷冷地吹，有秋天的肃杀之气。很多群众走来走去，有的坐著，有的等著。警察来回穿梭，镇暴部队停在某个角落。那种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一个记者来说，能够看到这些画面，真的很难得，也觉得有一点点幸运。
　　机场事件确立了自立晚报客观公正的地位，不只在晚报领域，也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因为所有报纸中，只有自晚敢报导警察先激怒群众。报纸出来后，我们有很大压力，但是自晚影响了那一次立委选举的结果。
　　当时所有党外候选人大量复印自晚发送。原本自晚的发行量只有十三万份，但是因为机场事件，加上复印的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力，让选举结果和预期的不同。那年党外大胜，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选上立委。
　　历史性大陆行的偶然
　　在自晚政治组待了四、五年后，我担任政治组召集人；后来颜文闩离职到《自由时报》，陈国祥接任自晚总编辑，我则接任陈国祥的政经研究室主任。
　　到了一九八七年七月解严，政府准备开放大陆探亲。我们认同这样的政策，也认为这是突破性的报导题材。当时所有报纸都蓄势侍发，想拔得头筹进人大陆采访。在报业竞争和政策趋势下，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决定派记者到大陆采访。
　　不过，当时报社只有我和徐璐刚好有签证，可以随时出境，所以吴丰山就派我们去。有人说，自晚怎么选了一对金童玉女去大陆，其实只是历史的偶然。
　　当年九月九日，我接到报社指示到大陆采访，十一日就搭飞机前往日本转机。怕走漏消息、官方阻挠，所以整个过程完全保密。直到我们上飞机，报社才发布消息。国民党立即发布通缉令，要在日本拦截我们，把我们抓回来。瞬间，震惊全世界媒体。
　　我们先到日本，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中国大陆签证。中国大使馆的人也不敢立即给我们签证。后来我听中国方面知情人士说，当时东京大使馆与北京总共来回打了十七通电报请示后，北京才拍板定案，同意我们的采访签证。
　　我们了解，这趟历史性的大陆采访，步步危机，必须小心谨慎，包括退路，也就是进入中国之后，要从那里回到「自由世界」的路径，也必须预作安排。否则，一旦发生危险，又无退路，将会任人宰割：若被抓、被关，全世界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下落。
　　从中国出来有日本、新加坡、香港三条路径。我们分析评估最安全的路，是从日本原路回来，因此要离开日本之前，要向日本申请「再入国」签证。没想列，日本政府不知是受到中国还是台湾的压力，竟然对我们的申请再三刁难，一副不想给的样子，气得我们撤回申请。换言之，我们没有退路，就要进入中国采访了，一切就阿弥陀佛保平安了。
　　飞往大陆时，心情有点矛盾。小时候，我们被教育成大陆是神州，是故乡，我觉得好像要回到非常热悉的地方。可是再认真想想，大陆其实是很陌生的。我惊觉教育的可怕就在这里。到了北京，现场大概有一百位记者，全世界的媒体，台湾的、香港的、日本的、欧洲的，所有驻北京记者都在。我第一次见过这么大阵仗的记者会。当时吓死了，我才三十几岁，而且我本来就内向害羞，不擅于面对那种公共场合。
　　大陆采访三不原则
　　进大陆采访时，我和徐璐思考：我们代表在台湾成长的一代，要展现出什么姿态来表现台湾和中国的不同。
　　我们的采访原则就是三不。第一，不接受招待。如果非不得己要接受，一定要接受我们回请。第二，不采访官方。因为我们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让台湾读者了解大陆社会的状况。最好的采访地方就是马路、市集，人民大食堂，所以我们绝不采访官方。第三，官方不得干涉我们的采访对象。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为了表现在自由环境下长大的骨气，在大陆，我绝对不批评台湾，也不批评国民党。如果要批评，一定是批评共产党，这才能显示台湾人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骨气。
　　在大陆采访，也要提防跟踪和监视。我们在国民党时代跑新闻已练就了这一套。第一，我们绝对不搭在门口排队的计程车，一定到一百公尺以外的路上拦计程车。第二，到了旅馆大厅要特别警觉。
　　在大陆采访时，我已经不怕被抓了，因为全世界媒体都在看著我们：我们在东京开记者会就是要吸引更多注意，我如果被抓，全世界会来找我们。
　　其实国民党帮了大忙，因为我们一出发，国民党就发出通缉令，全世界媒体兴趣就大了，都派记者过来了。当自晚发布新闻、各国媒体部在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故意躲在东京不露面，让大家以为我们两个人不敢出来。等到突然露面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来了。有了全世界的关注，我就不怕到大陆去会忽然消失了。
　　台湾第一位"票选总编辑"
　　大陆行之后，自立晚报发行量冲高，在晚报市场独占鳌头。所以我们信心满满，要抢报禁开放后的第一份日报。一九八八年办了早报，没想到却让晚报受到内外夹击。
　　在外，《自立早报》抢走了自立晚报的读者，《中时晚报》和《联合晚报》又有强大的日报力量支持，压缩自晚的市场。在内，晚报的「一军」调到早报，被留在晚报的人自认是「二军」，内部士气低落。自晚的报份一年内就掉了一半多，掉到六万七千份：我记得非常清楚，六万七千份。这是当时我接了晚报总编辑的情况，连股东都觉得自晚没希望了。
　　当时自晚的设备根本比不过中晚、联晚。自晚的机器一次只能印三万份报纸，而且还是人工排版，中晚、联晚则可以印十二万份。我们花了约一年的时间重新整顿，重新设计版型，加强股市报导。当时全民疯股票，晚报主要的竞争就是股票新闻。我们找人写程式，跟别的单位合作，让收盘的资讯立刻用专线传到报社。所以我们出来的股票行情表，比中晚、联晚还要好。
　　自晚的情势就这样回升，有了起色，但早报却愈陷愈深。这两报互有消长，最后负担愈来愈重，财务亏损到连董事会不能接受，必须转卖，开始找新的买主。
　　最后杀出台北市议员、三重帮的陈政忠，大家都傻眼了。其他买主也没多好，都是财团，只是陈政忠的名声不好，让大家更不放心，编辑部的人群起哗然，草拟了「编辑室公约」，要求他一定要签下，以维护自立晚报专业自主的风格。但陈政忠接手的第一天，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解除我总编辑的职务，引起很多员工的反弹。工会发动票选总编辑运动，结果我当选民选总编辑。
　　不愿被利用选择离开
　　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有一天工会告诉我，陈政忠已经放话，若工会不妥协，下个月薪水两千四百万他不愿意付。工会负责人很忧心，一旦真的发生，对抗争运动是很大的打击，希望我能帮忙想办法。我去哪里找两千四百万？后来我想，陈政忠现在要用这个逼工会妥协，我必须先站稳脚步。
　　陈政忠的钱不进来没关系，工会自己来。我要保证下个月薪水没问题，大家才能安心。要不然大部分的人会想说，工会在搞什么啊，搞到现在大家都没薪水领，反过来会责怪工会。这件事逼得我在所有同事面前大声保证："谁的薪水有问题？我来负责。"我一边找几位有钱的朋友当后援，一边也呛陈政忠，如果新资方薪水不进来，就由工会从此接管报让。最后，陈政忠的钱还是进来了。
　　自晚内、外声援力量发起「九0一为新闻自主而走」大游行后，陈政忠还是不愿意签编辑室公约。当时有两、三百个人离开自晚，陈政忠想利用我安抚工会的抗争，提条件要我当社长。
　　但是，之前因为我被解除职务，引起编辑部很多同仁的反抗，以及之后更大的抗争；如果我留下来，还升官，等于是我利用工会当筹码跟资方谈判当社长，资方也利用我来摆平抗争。在这种情势下，我决定离开自晚。
　　我离开这件事，也有人批评是跟资方谈好条件，领了退休金就落跑。但我仍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走的人不代表有多清高，留下来也不代表是为了生活而失去理想。留下来的、要走的，都值得尊敬，因为我们一起奋斗过，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
　　虽然经过那么久，我到现在都还很怀念自晚。那是一个给每个人发挥热诚跟专业的环境。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大家部很年轻，理想高、热诚够。我很怀念那段日子，觉得非常值得。
　　多元文化强调的主体性
　　二000年，我担任公共电视总经理后，非常重视各种不同族群的声音。我要求每年要有一部客家连续剧、一部原住民连续剧，而且这些连续剧一定要大成本制作。所以全台湾第一个「客家新闻杂志」、第一部八点档大制作的客家连续剧「寒夜三部曲」、客家纪录片、原住民新闻杂志等，都是我在公视制作的。
　　我非常反对过去一元化的同化政策，所以鼓吹多元化。我们的社会是一元化社会，我们只用收入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只认为有权、有钱、有高学历才是社会的菁英份子。
　　如果社会可以肯定公车司机的专业，因为他的专业而给他一个月十万块，他会觉得这个职业是很值得做的。他的小孩也会引以为傲，不会觉得我爸爸当司机，很难启齿，但是我们并不会这样看待公车司机。这就是一元化的社会，媒体的观点很单一。
　　媒体应该为弱势族群发声。在资本主义过度发达的社会，很多弱势的声音被牺牲。媒体人是文化人，必须顾及到弱势族群，要反映各种不同声音，而不是只反映强势的、有市场价值的声音。
　　报导弱势的时候要以他们为主体。这就是多元文化所强调的主体性。如果自己站在主流立场，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们，就是消费弱势（像是大肆宣传原住民的丰年祭，藉此吸引观光客）。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尊重他们的主体性。
　　我很自豪，公视是全世界使用最多语言的电视台。我鼓励每个人说自己的语言。采访越籍配偶的时候鼓励她说越南话，我们找人帮她翻译，用中文字幕打出来。用受访者语言采访他们，鼓励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不要强迫他们说国语。
　　公视新闻要耐得住寂寞
　　我在公视时，公视新闻的定位非常清楚。在商业环境中，需要不一样的新闻。我们不做哗众取宠的东西。公视新闻的定位是环保、教育、文化和人权。这些议题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商业新闻台没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议题无法拉抬收视率。公视不应跟随商业台的脚步，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思考。
　　另外，我不要记者拦路采访、不要只有单一新闻来源的新闻，例如记者会新闻。找认为新闻大致分成二类，一类是「意见」（Opinion），另一类是「事实」（Fact）。意见性新闻要尊重多元及平衡，而事实新闻，则要尽到「查C」的义务，才可播出。事实新闻是不能引用平衡原则的。
　　这是公视必须走的路，一开始会非常寂寞，但一定要耐得住。如果跟随商业台一窝蜂起舞，公视就失去它的公共价值。
　　我希望公视能够真正壮大。公视壮大可以带动商业媒体良性竞争。但是只有公视壮大也没有用，还需要政府对媒体环境重新建立一套游戏规则，让媒体有机会健康发展。政府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个，就是建构一个让媒体可以自然壮大、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二个，保护消费者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被业者垄断、宰割。
　　政治与媒体的分际
　　公视总经理每三年―任，我已担任两任，这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六年；但我认为，一个组织要不停地注入新的文化，才能保持创新，才能永续发展，而要有新的文化，就要换新的经理人。所以我应该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行政院内阁改组，罗文嘉接任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打电话邀我担任副主任委员。我很讶异，也很犹豫。我一向认为，政治和媒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分际。从媒体人直接转任政务官，在国内、外不是没有前例，但终究违背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答应。
　　不过文嘉兄不放弃，继续游说我。他一直强调，「传播」是振兴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环，身为客家人的我，应该用我的专业来回馈、服务客家乡亲。我彼他说动了，就这样来到客家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十个月后，文嘉兄辞职参选台北县长，当时行政院长任命我接任主委迄今。在客委会期间，也学习很多，是我生命中另一段既丰富又有意义的旅程。
　　媒体不能用来交朋友
　　我认为，今天媒体乱象很大的原因是，媒体讲道义、不讲道理。黎智英在台湾创办《苹果日报》前半年左右，曾找我在他阳明山的家聊办报的事。我当时问他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办报？为什么在台湾办报？为什么认为在台湾办报会赢？黎先生是一位彻底的自由经济的信奉者，他认为能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才是公义，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很认同他讲的其中一点。他说，他在台湾办报一定会赢，因为他办报不是拿来交朋友的，不会拿报纸去跟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套交情。相对台湾的报纸，几乎都清清楚楚地各拥其主。这是台湾媒体非常大的问题，台湾不管大报小报都是交朋友的。作为一个报社老板，不交朋友有点绝情、违反常情，却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造成很大伤害。
　　电视的影响力远大于平面媒体，可是台湾电子媒体却很乱。这需要从观念、环境、制度彻底改革。媒体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每家媒体规模太小，都在生存边缘。这样还能要求它什么道德？人在溺水的时候是不会讲究姿势的，他一定拚命地抓救生器材，没有所谓的优雅。这就是台湾的媒体，每一家都像溺水的人，水都淹到鼻子里面。
　　因为台湾怕媒体被少数人垄断，所以塑造媒体过多的环境。这个观念是对的，但是用错方法，反而造成今日乱象、台湾要允许媒体规模大，如此媒体才有利可图；能生存，它才会讲究身段和社会责任。所以应该设立规范，鼓励媒体购并。
　　以前靠勇气，现在靠专业
　　回首记者生涯，我认为戒严时期记者需要专业，但是更需要勇气。因为有些事不报导，记者日子照过，但是一报导可能就有身家性命、被抓坐牢的危险，所以勇气显得特别珍贵。
　　戒严时的考量是敢不敢报导报导后能不能保护自己？保护报社？报导的东西要经过很详尽的查证，而且要有一种信念：只要是真实正义的，计会公道自会与你同在。
　　解严后，新闻工作者最重要是提升专业，专业重于勇气。除了前面讲到媒体环境结构问题外，媒体工作者要用谦卑的心，努力充实自己，提升专业品质。
　　戒严时期勇气重于专业，因为有了专业之后，可能不敢写，或者写了之后报社不敢登。解严时期专业重于勇气，因为社会更开放、更复杂，也更需要专业。
　　评价自己在戒严时期当记者的表现
　　如何评价自己在戒严时期当记者的表现？坦白讲，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勇气。终究有些事情还是不敢做，做了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报纸会被抄。包括我们去大陆这件事情，如果戒严法还没解除，我们就不敢做。也许我们认为应该要做，可是我们不敢做。
　　不敢做不是个人考量，不是怕被抓去关或消失无踪，而是报纸可能会被关，关掉以后很多人的生计就有问题，那就兹事体大。敢不敢做，就要看决策者的勇气，但决策者要负责任。
　　我在记者这个角色上，还蛮能够根据事实，我出正义或公道的事情报导。我下笔非常谨慎，如果遇到同音同名，我一定问清楚每个字怎么写。如果心中没有把握，就一定要查证。过去常常闹很多笑话，明明死了还写成活的。我不会判断他们是故意，可能是作业草率或整个作业流程有问题。
　　我很强调专业，但记者的专业永远不足。所以我会不停地思考、内省，要求自己成长。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责任编辑：U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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