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史关成全国叫姚震的有多少人人

【一个普通人的家史 8700字】- 天天范文
一个普通人的家史(8700字)
来自:字数:8700
大东区大桥办事处前进社区居民 俞超
我祖籍是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大院里村。
(我的老家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大院里村俯视照片)
据父亲最近提供的家谱资料,我现在知道这些情况:次坞俞氏一族,起源于西周,盛发于汉、隋、唐、各朝,本姓于。至唐代,我高祖文隽公由进士迁官江司训,生子胜,因赘而定居浦邑………次坞俞姓始祖三一公孟仁公留居浦江未几,因兄弟远离自伤孤独,且不能独立以御外侮,因此也从浦江迁来次坞定居。迄今已愈千年。
次坞俞氏自定居以来,业已繁衍40世,人口5万余众,主要 1
聚居地150余村,历朝累代涌现出众多名人高士。
次坞镇为九都聚居西乡,与箫山、富阳为邻,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十五世祖虞三十公于永乐年间分居大院村,距今已500余年。如今的大院村均系虞公第六世(22世)靖源公后裔。现有410户,1288人。
我的祖父,陛子辈,名云来,一八八三年生,卒于一九六六年。太曾祖瑞琳公之孙,曾祖父永澜公之子,父亲虽不是名
人,但受人尊敬,在次坞一带是有名的
裁缝师傅。四方乡邻客观评议:“木匠
师傅俞关成,篾匠师傅俞泰春,漆匠师
傅俞朝浦,裁缝师傅俞云来。”祖父凭
自己的双手,一枚纲针,辛苦一生,克
勤克俭,光大了家业。为子孙后辈树立
了艰苦创业的艰苦创业和为人师表的
祖父自幼失枯,出生四十九天,曾
祖父向背,存下孤儿寡母,且又无得力
叔伯,幼小孤苦伶仃,饱尝苦处。祖父在以后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眼睛总是含着泪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旁人难以体会。
母子俩相依为命,泪水未干,族内有人串联外人,以曾祖父丧 2
葬欠债为由,逼曾祖母改嫁,不从……最后强行绑架到应店街,一个应姓人家。因祖父在襁褓中,随母去应店街。
应氏继父穷且又不勤劳,生活清贫,对祖父不关心,不爱护。因曾祖母去后生一女孩,继父就怪祖父不能招兄弟,待祖父更是冷眼相看,变本加厉虐待母子俩,祖父既没有家庭的温暖,又没有继父的爱抚,如同一只孤雁。常常小辫子上长满虱子。曾祖母为保住二代单传的父亲,只得求助于章村的姑婆,姑婆把祖父接到章村,生活有了改善,但仍然是内外有别,祖父该上学时,没有上学,该得到的童趣之乐,没有得到,这一年,祖父九岁。祖父
(大伯、二伯、三伯、父亲)
十三岁时,姑婆给祖父物色了一位章村有名的裁缝师傅,拜师学艺。这是祖父一生的转折点。他人虽小,但深知学习一门手艺对于今后成家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不怕吃苦受累勤奋好学,不出三年就把师傅的手艺就学到家了。后又给师傅当了三年伙计。十八岁那年,祖父辞别师傅回到大院里村,举目无亲,家徒四壁。祖父毅然白手起家,靠着自己学到的裁缝手艺,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造了家业。和祖母结婚以后,先后养育了5个子女:大伯俞祝仙、二伯俞海仙、三伯俞雅仙、我父亲俞文仙、姑姑俞子茹。因祖父手 3
艺较高,很快在次坞打开局面,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日子,待大妈和二哥出场以后,局面扩大到萧山大同乡,年年忙碌无空,生意红火。家道日趋温饱。祖父因自己的苦难,体贴贫穷人家,逢年过节,在家开夜工赶制新衣,让贫苦人家新年快乐。对本村中较困难的也给予一定的帮助共渡困难。祖父一生,品行端正,真诚待人,性格刚毅,温和善良,为我们俞家做人持家立世之榜样,为大院村老乡众口赞誉。
我的祖母闵芬娥,生于一八九
一年,卒于一九七三年。百步街人。
一生操劳家务,勤俭持家,和睦邻
里,待人平等,可称贤妻良母。
我祖父一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
我老家现在还有父辈老人三
位:二妈、舅、姨。我的下一代人
已成长起来,渐为家族领军。我们
经常联系,得知生活各家还可以,
(19xx年和祖父、父亲合影)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生活一点不比我们差,甚至有的的人家生活比我们好的多。他们现在每家都盖起了新房,家家户户都很宽敞。
叔伯二哥尚明的孩子们开起了生产水暖工具的工厂,年产值千万。家里已经有了二台车。
然毕竟是农村,农民的社保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待今后社会 4
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家乡的未来会更加的美好!
我的父亲俞文仙,一九三二年生。高小毕业。
当时在农村也算个文化人,在农村没有生活出路,曾经去过杭州药店,在国民党军队作过文书,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落脚。一九五一年通过报考沈阳行政干校来到了东北沈阳,学习了八个月后,被分配到沈阳市工业器材公司工作。19xx年,因为公司扩大被分到沈阳市交电总公司。19xx年退休。
父亲人老实,脾气倔。干工作就是一个心眼,不会耍滑。在单位是兢兢业业,甚至是一丝不苟。一直在单位是个小兵,没有当过干部。大部分的工作年限中都是在经理办公室工作。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平平常常。在单位从来不去和谁争什么,功名利禄好像与他无关。倒是晚年落了个好身体,现在84岁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病。精力还可以,走路不费劲,气色很好。别人看到他这么好的身体都是羡慕不已。父亲爱好篆刻、书法。现在很多时间都埋头于这些喜好中。
母亲楼雅琴,一九三三年生,卒于二零零一年。我的母亲从小非常的苦。家里地无一垄,外祖父身患肺病,无钱医治。母亲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19xx年,日本鬼子侵华,把家的房屋烧了。家里更加是雪上加霜,外祖母没有办法就把三个孩子扔在家中,只身到上海做保姆。我母亲就自己带弟妹在家,没有吃的,就拣别人扔 5
的东西吃,那种贫困让母亲永远难忘。解放对于母亲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她很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毛主席,毛主席逝世的那天,母亲放声大哭。
母亲没有念过书,18岁的时
候(19xx年)来沈阳市和父亲结
婚。开始做保育员工作。工作表
现突出,当过几年托儿所所长。
母亲的性子急,很要强,干什么都
有争第一。在工作单位,干的非常
出色,获得过很多荣誉。19xx年出
席了辽宁省服务行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她的能干在单
位是出了名的。
(母亲 19xx年照)
19xx年因为一点经济错误被劝退职。在家呆了10年。19xx年又参加了工作,在沈阳市化工二厂做锅炉工。19xx年退休。退休以后在家做了几年手工艺品。19xx年身患重病,20xx年初去世。
母亲一生,性格急躁,刚强能干,为人正派,善于沟通,到哪里人缘都好,她人缘很好,不论到哪里什么人都能交。单位的“梗梗”她能交,别人都不理的人她也能交。大家都愿意和她谈心说话。
母亲还是个善良的人,乐施善助。70年代对于生活单位困难的的同志经常送米送面,在单位成为美谈。
在家里一切事情是母亲说的算,但是母亲还是很尊重父亲的。 6
不管大小事情都请父亲说话。但是父亲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最后还是母亲的主意占上锋。
母亲过日子是精打细算,非常的朴素。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在家里,她从来都是以别人为先,年轻的时候,她净让父亲买衣服,把父亲打扮的很体面,自己穿的很简单的。
六十年代是我感觉家里平稳安定的时期,特别是我的小学阶段。每逢星期天休息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万泉公园溜达,有时候还去看看一些文艺节目什么的。让我感觉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馨,其乐融融也!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大道理不明白多少,但是她做的很好。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是在浙江农村,她先后把外婆和舅舅接到了沈阳,外婆在沈阳参加了工作,有了劳保,最后在沈阳我们养老送终。我的唯一的舅舅在沈阳市考入大连水产专科学院,后来分配到杭州。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每个月母亲经常催促我爸爸给爷爷奶奶邮10元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是62元。这些事情后来传到了我老家,我的三个大伯大娘都是交口称誉。在60年代,母亲和父亲用边角废料拼接衣服给老家的亲戚们邮去。还经常接济姨家。
退休以后,她看到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宽裕,也正赶上改革开放,她带领全家干起了小买卖。从六元起家,一直做了十年,家里比较富裕了,也带动我们家的很多邻居改善了生活。
我是母亲一生唯一的孩子,她的一生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关爱,对我这个唯一的爱子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的每一步的成长,每一段人生路程,无不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呵护,为我操尽了心。在这个世界上,她是 7
最关爱我的人,她的恩情似海深,我无以回报!我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20xx年6月的一天,父亲从浙江老家来了个电话,告诉我三妈已经于6月6日去世了!对于这个消息我是有准备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十分的悲痛。我马上给三妈家打了电话致哀,是尚焕爱人接的电话。我表示了我的悲痛的心情,简约的回忆了我在19xx年回去的时候的一些情景,我当时和三妈说:我们离的太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看你们。我只怕是以后再回来,看不到你们了。我
没有想到,我说的这话现在倒成了事实。
三妈的一生很苦。早些年农村很穷,三
爸身体还不好,生活很艰难。但是三妈一直
是非常的能吃苦的。她的为人也是非常的
好,十分善良、实在。她和我的母亲、姥姥
的情感很深,母亲在20xx年去世的时候,
她听到恶秏大哭。让我十分的感动。这次,
父亲返南,我是应该随他去的,但是,因为
(三妈年轻的时候)
工作等各种原因我不能前往。没有看到三妈的最后一面。真是遗憾!
我在父亲走之前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我和小路的照片,我还写了几句话,让父亲亲自交给三妈,以表示我对她老人家的想念之情。本来前几天我想通过电话和三妈讲几句话,但是我又怕三妈如果很激动影响身体的状况。但是,
在我听到三妈逝世的消息以后, 8
我还是非常的后悔,在她的有生之年我们没有亲自再听到彼此的声音。真是遗憾哪!
父亲回来以后,我看到了三妈生前的照片。她是那样的清瘦,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慈祥,她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为怀念的前辈之一。
亲爱的三妈:超儿永远怀念您!
我只有一个舅舅,他在杭州的美丽的西子河畔。我们有12年没有见面了。前几天,通了一次电话,得知舅舅的帕金深病又有些重了,他走路都有些费劲了。听到这些,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我现在因为现实情况,不能去杭州看他,很遗憾。也许这要成为终身的遗憾。
舅舅的童年是相当的苦。五岁的时
候,外祖父就因病去逝了。我的外婆
一个人到上海去做保姆,家里只有他
和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姨。生活及其
艰难。家里经常没有吃的。很多的亲
戚看到了也不管的。后来,舅舅后来
寄养到了出嫁到上河的姨家。19xx年,
妈妈把他接到了沈阳。在沈阳他读了
中学,我记得他是在27中学19xx年
(19xx年舅舅去大连读大学前全家的照片)
高中毕业。他在学校表现的很好。9
学习很刻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是好的。我的记忆中他可能在班里是劳动委员。他在19xx年在考上大学的同时,还被部队录取了。部队的领导还来到了我的家里。但是后来他还是选择了上大学。我很清楚的记得,在赴大连上大学的那个晚上,我和爸妈都去送他,妈妈回来后哭了。外婆在上夜班,没有去送。我一直是记得很清楚。在这之前我们全家五口人还到长江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现在还挂在家里。舅舅在沈阳的生活的时候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有时候是吃不饱的。他住在一上楼梯的小屋里面,家里养的兔子还在他的小屋里,很有味。但是他还是克服了。他有很多的书,我经常在他不在的时候,去看他的书。19xx年的前后是我最爱看书的时候,求知的欲望及其强烈。是舅舅的书,还有那些课本使我长了许多的知识。我现在手里还有他的几本书。其中的一本是《宋词一百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书生气方面有他的某些影响。我的爱好集邮,是最明显的是受了他的影响的。
他在我的小时候经常带我,他在上大学期间每年回沈阳二次。看到舅舅回来,我很高兴。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和我一起下棋。在19xx年我们和外婆一起回老家的时候他在上海特别的带我去了一次当时的全国第二大动物圆西郊公园。那天我们去了很长时间。他在19xx年到杭州工作了,70年代他来沈阳的次数多一些,19xx年那次给我带来了一部永久自行车。19xx年他和舅妈结婚,一同来沈阳。以后也来过几次。最后的一次是19xx年,外婆去逝。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见面。
在长期的生活中我和舅舅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我经常的想念他。他每次来沈阳时,回去的时候我都要送他。在火车上,我都要流泪。
舅舅的身体不好,我很想念他。我已经有17年没有看到他了,舅 10
妈和表弟有26年没有见面了。因为我的现实情况不能去杭州,非常的遗憾啊!我现在很想到舅舅的身边去服伺他几天,但是现在不可能做到了。去年我肯定了舅舅的近照,老多了,病态已呈面容。我衷心的祝愿他能早日康复!
舅舅的为人老实,忠厚谦和,是个大好人。是我做人的楷模。
,晚8时,南方表弟来电话,
告之:姨于下午4.30去世,享年76岁。我
潸然泪下。姨父早年去世,我瞩表弟表妹做
好丧事,以慰姨之阴灵于九天。母亲家40
年代生活及其艰难,姨从小送人做童养媳。
公婆都是善良人,我在小时候跟父母去南方
的时候都见过。姨父家待她很好,他们夫妻
情感也好。只是姨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劳作,儿女不是很孝,因此也没有享受过。前几年突患脑血栓,长期卧床,兄弟几个轮班抚养,甚苦!前几天,我和舅妈通电话,知他们一家人去诸籍看望姨。在电话里,表妹言姨寿恐不及一个月,没有想到,昨天就突然去世。
我和姨生前见过5次,我们的情感一般。我和舅的情感很深,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数年。舅也已病重基本是半卧床,舅妈在伺候。现在她们这一代人已经是大部都已故去了。去年的6月三妈去世。真的是:“江山不变人易老,岁岁重阳时光流。
”人生短暂如闪电, 11
瞬间即失矣。生前何如戟生格斗,互相烹煎亦!
我是19xx年2月8日生于沈阳。
我是在六岁的时候上学的。原因是太淘气了。爸妈都上班,只有让我上学。当时小孩子报名上学必须是7岁,可是我才6岁。妈妈妈就通过认识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叫李淑兰,她当时也就是16.7岁。刚刚上学的时候,我可能是不爱去,妈妈背我去上过学。后来我就自己走去。一年级的时候的事情我现在有些记不清楚了。
我刚刚上学的时候是在李老师的班里,后来分班了,老师就换了。我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地点在现在的原市图书馆旁边的原中街街道办事处的原址。在二年级的时候的某一天,李老师看到了我,让我就去了她负责的二年六班。我记得把我安排在了第三排的座位。我的同桌叫孙桂英。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一直到小学毕业,甚至是一直到中学才分开。我当时不懂事,学习不知道用功。有一天,李老师来到了我的座位,看我写的作业本,她手把手的教我写字,一笔一划的,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的亲切,浑身暖融融的。虽然她对于我的辅导是很短暂的几十分钟,但是自从那以后,我写字和做作业就有了很大的进步。那样的时刻让我永生难忘!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有一种激动的感觉,甚至是热泪盈眶!我非常的感谢李老师 12
对于我教育至情!三年级的时候李淑兰老师调到别的班去了。李老师在临走的时候向我要了一张我的照片。在三年级开学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搬到了花行胡同。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我看到李老师在院子里走路,我当时心里难过极了,眼睛里出现了泪花,非常的想念李老师!这样的感觉持续了好长时间。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我在沈河区的一个医院看到了李老师和她的母亲。我后来知道,李老师调到了铜行胡同的一个幼儿园。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老师是吴英秀老师,吴老师胖些,中等身材。她很老实、正派。有一次她把自己在家里画的画拿来,让同学们看,我们也不懂什么,只是知道老师爱画画。我当时是九岁,上学期的学习还不行。我还曾经和一个叫徐志忠的同学逃过学。在下学期的某一天吴老师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学习,加入少先队。老师的话很起作用,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了努力,学习好了起来。在班里当卫生委员,四年级当上了小队长。好像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懂事了。
对于吴英秀老师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吴老师教了我们班二年,在她离开的时候也向我要了一张照片。我送给她一张我打队礼的照片。在80年代我曾经到朝阳二校有事情,碰到过吴老师,我们聊了几句,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当时的男校长姓单,大队辅导员是个女老师,姓周,小个,厉害。平时同学们都怕她。有一次,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唱歌“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不知道她的用意是什么。
我很喜欢上音乐课,音乐课经常练习音阶,我现在还是记得很 13
清楚,现在也能回忆起来老师是怎么教的。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一个班有几个同学去参加的。业余时间在大音乐教室经常进行练习。四年级的时候,合唱队参加了沈河区学校小学合唱队的比赛演出。那天,我们都穿白上衣蓝裤子。演出地点是沈河区工人俱乐部。我们唱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小白杨”“歌唱二小放牛郎”三首歌曲,都是合唱。时间已经久远了,一些具体的情景我现在已经不能想起来了。但是当时那种很高兴的心情我现在还是可以记住的,我站在舞台上感觉好自豪。这次演出在我的脑海里的记忆很深。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某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教室突然里来了很多人。要求所有同学都站起来,这些人挨个同学看,我当时在第一排,穿的是一件黑色呢衣服,我小时候长的白,精神,很引人注意。我没有想到的是,让我一个人出来。我到了学校的办公室,看到办公室里有20多个各个班的同学在这里。这些陌生人让我们每个同学唱歌,我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结果唱歌的检查以后,就只剩下2个同学,其中有我。我看到在办公室的门口,各个班的老师来了很多,挤在一起看我们。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感觉到肯定是好事情。一个年记比较大的男老师(陌生人)开始探摸我的身体的骨头,手顺着我的脊椎骨慢慢的摸,检查了好长时间。后来让我在某一天去朝阳一校再进行考试。这天通过这些陌生人的检查的还有另外一个高我一年的叫鑫义的男同学。过了二天我去了朝阳一校,检查的方式是躺在桌子上面,老师把一条腿按住,然后将另一条腿进行侧抬。轮到我的时 14
候,我感觉腿的饥肉像斯开一样的剧疼,实在是受不了,没有合格。后来才我知道,这是辽宁儿童京剧院在招生。,在全校一千多同学中仅挑选出来二名,我是其中之一。我虽然没有去成,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挺很骄傲的。
我们班在4年级的时候由于多种原因,上课地点多次变动。我们班曾经在铜行胡同学校,正阳二校等上过课。好像5、6年级都是在朝阳一小学上课,我们是借校舍。关系还是在中街一小学。我们班5、6年级时候的老师也是女的,叫焦万枢。我在5、6年级的时候是班里的小队长。班里有大队委员一名,叫王汉。中队长叫张旭,中队委员有4名。小队长有3名。这个时候我们班里一共有同学48名,男同学18名,女同学30名。我的同桌换过几个,其中时间最长的叫汪秀琴。她比我大一岁。我的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大,或者大一岁,或者大二岁。有一次节日(什么节我忘记了),焦老师领着我们班的这些班干部到小河沿去玩,那天晚上我们这些去的同学好高兴的啊!
这个时候我的学习非常的有主动性了,并且学习水平也已经在班里是前几名了,我的数学可能在当时是第一,老师还没有讲过的课的题作业,我已经在前一天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平时回家根本就不用再去看了。完成作业就可以。在六年级学习统计表的时候,老师让我把作业放大,做为样板贴在教室的墙上。语文课我也很爱上,作文水平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每个星期六上作文课。一次,我们看了一个记录片电影《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回来以后我们写了观后感作文。我的作文做为范文, 老师在课堂上念给同志们听, 15
当时我的心情好高兴,好骄傲!
在期末考试快到的时候我会找2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到我们家复习功课。特别的数学题,我们会互相考。我最感兴趣的是追及应用题。我会反复的做,一直到滚瓜烂熟。
在小学六年的时候我们到新城子的农村去下乡劳动,去了一个星期。我们是从南站坐火车到新城子下车,走到生产队。我们都住在老乡家。我和刘宝林住在一个老大娘家,她就一个人,孩子不在身边。那个时侯农村没有电,晚上是一片漆黑。白天我们劳动,我们还很小,生产队没有安排特别的重的活。我现在只记得我们干的最多的是掰包米等轻松的活。我们吃的一般是包米面大饼子。生产队的队长对我们好慈祥。回来的时候,生产队派了马车,把我们送到了新城子火车站。
我们学校里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有12个班, 我们班是六班。小学的六年是我非常的难忘的六年。48名同学的姓名和学号我基本可以背出来。我们在90年代以后经常聚会。19xx年在北陵公园聚了一次。以后,就都是小范围的聚会了。其中可能有2个同学已经辞世了。女同学现在基本都退休了。有的同学在一些互相的交往中可以见到。
我的小学阶段的知识结构是非常的厚重和坚实的。奠定了我的一生的所有知识的基础。
我19xx年参加工作,在沈阳橡胶机械厂、北市副食商场、交电总公司三个单位工作过。先后做过电焊工、保卫科、工会干事、美工等工作。20xx年单位破产并轨后下岗。现在在沈阳市大东区津桥办事处的居 16
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我感谢浙江,感谢沈阳,感谢为我付出极大辛劳的父母! 我感谢时代,感谢国家,感谢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大地!
写于20xx年8月21日
+ 更多类似范文┣&┣&┣&┣&┣&更多┗&
更多相关推荐:
20xx年史家村妇联工作总结一年来,我们史家村妇联在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妇联与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联系妇女工作实际,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团结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投身登沙河新区建设,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
物理学史专题★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①发现摆的等时性②物体下落过程中的运动情况与物体的质量无关③伽利略的理想斜面实验:将实验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探究科学真理的方法为物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一页(…
高中物理学史一、力学1、16xx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用科学推理论证重物体和轻物体下落一样快;并在比萨斜塔做了两个不同质量的小球下落的实验,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推翻了古希腊学者亚里…
大家在关注[武陵学刊][2011第六期]聂莉莉 从战争受害记忆解读历史
从战争受害记忆解读历史
  日 13:03:25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聂莉莉(1954-),女,北京人,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亚各社会的文化比较,东京 167-8585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日本出版了几本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记忆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实地调查为主同时重视参照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从历史的现场出发,尽可能地尊重微观、把握历史事实的细节的同时,体味微观背后牵连的脉络和结构;以中日民间展开的反思侵略战争、追究战争犯罪真相的市民运动,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活动为开展研究的背景。研究者们的方法论和视角,可以使人们对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以及慰安妇制度获得新的认识。
【关 键 词】细菌战/口述/受害记忆/研究专著
《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创土社2004年出版)、《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明石书店2006年出版)、《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上田信著,风响社2009年出版)、《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关成和著,KOUTI书房2000年出版)是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专著。这几本著作的最基本特点在于,基于口述史重构历史,但绝不仅仅是受害记忆的口述实录,而是将个人的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
一 著作简介
(一)《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
该书基于在山西省盂县农村的实地调查写成。从1996年至2003年的6年间,一个由学者和市民团体组成的研究小组对盂县西部3个村镇的9名受害女性及亲属、村民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在当年受害现场的窑洞、碉堡旧址、村落、乡镇、县城等地考察,以细致的访谈和详尽的口述实录再现了战场性暴力的实态,并介绍了受害者们其后的苦难人生。
本书的特点在于,研究者们在尽可能彻底地追求经验事实、提供活生生的个案的同时,又从这种定性研究中,提炼出具有宏观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比如,性暴力与日本军队的结构,本书研究对象的战场性暴力与其他形态的性暴力如慰安所等的关联,日军的特务机关操纵下的傀儡政权的行政体系与性暴力,加害者日军士兵的战场心理,等等。在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确切的问题意识基础上,研究者们综合中国各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当地政协《文史资料》的相关记载、日本政府外交史料、日军战史资料等历史文献和日军从军小说家的纪实性作品,各自进行了专题研究,揭示了产生性暴力的日军内部、战场与战局、民族歧视、沦陷区行政、性差异(gender)等方面的历史背景及复杂机理。
(二)《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
该书基于在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市的实地调查写成。从1998年起至2004年,作者访谈了近百名受害者及亲属,考察了几十个受害村落和乡镇,对时隔60余年仍然能够整理出7 643人的死亡者名簿、其分布遍及4省13县70乡镇486村庄的大规模鼠疫受害,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立体的整体的把握。
作者始终关注受害者、受害街区和村落的个体经验,尊重当事人的内心体验和对事实的解释,并以此作为自己探索战争受害和展开历史想象的基点,同时也注意到对各个人的口述史进行相互验证,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照和核实。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引用90余名受害者的口述史实,交织地再现了细菌战给个人、家庭和地域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打击和破坏。如个体生命的大量死亡;遗属一生伴随着的&三大不幸&,即&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的苦楚;聚族而居村落的衰落甚至因全员染疫而导致的绝灭;商业重镇鼠疫流行之后的一蹶不振,等等。第二,从口述史实中读出受害地区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而分析地处交通枢纽及商品集散地的常德由商业活动的人流物流和乡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间的流动而造成的鼠疫传播机制,揭示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形态时所形成的连锁性间接性破坏。第三,分析民众行动以及其中体现的生命观、身体观、医疗观和民俗文化与国民政府的防疫政策间的相互抵触和冲突。如只相信中医草药,拒绝打防疫针;因惧怕亲属死后遗体被解剖而隐藏患者不将其送往隔离病院;坚持土葬抗拒火葬;大规模地举行殡葬仪式,等等,这些行动都成为了鼠疫传染的途径,据此探讨战争环境下文化凸显的特殊功能&&不仅不能调和社会生活反而成为伤害民众的间接暴力。第四,介绍和解释收集到的受害者们以血泪和痛苦吟咏的诗歌、民谣、描绘的受害图景,展示战争在人的生命轨迹和内心深处留下的永久伤痕。
(三)《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
该书基于在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义乌县崇山村的实地调查写成。崇山村是15世纪起逐渐形成的王姓宗族聚居村落,1942年秋季,日军对此地实施细菌战,导致村内鼠疫爆发,死亡396人,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作者通过详细引证村民的回忆和证言,描述了村内鼠疫发生、传染和扩大的过程,指出细菌战不仅带来个体生命的死亡,也造成对社会的破坏。比如,由于交叉传染,使得较先染病的家庭备受指责埋怨,引起亲属间的龃龉不和,崇山村也因此受到周围村落的歧视和怨恨。
该书还揭示了细菌战对环境的破坏。鼠疫是人畜共染症,老鼠和跳蚤是主要的传染媒介,731部队就是以空中投放染有鼠疫菌跳蚤的方式来传播瘟疫的。跳蚤混在杂谷中,落地后老鼠来吃杂谷而被叮咬,老鼠栖息的人家因而染疫。老鼠在人家与山野间移动,染疫的跳蚤也随老鼠存活于自然界。这样即使村里的鼠疫告一段落,自然界的鼠疫菌也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范围地威胁人类,随时有可能引起新的流行。
书中最后部分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村民们与日本政府打官司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过程,作者所理解的村民打国际官司的目的,绝不在于获取赔偿金,而在于澄清这段历史,还故人以尊严。
(四)《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
731部队是日军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主力,1935年起占领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地区,开始建立细菌的研制和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作者关成和,出生于基地所在地的黄家窝堡村,1980年代起开始从事平房地区的社会史研究。该书是应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历史研究会的请求而写的①。
731部队在平房建立了以基地为中心、周边设有三道防线的&特别军事区&。基地的面积为6平方公里,各道防线的范围分别在其周围2、32、80平方公里内。基地内除建有巨大的科研生产设施外,还设有特殊监狱,关押俘虏和抗日人士,专供人体试验和生体解剖,用以了解细菌的性能和杀伤效果,各类史料证明至少有3 000人惨死于此。
军事区的建立给当地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基地范围内原有4个村落,全部被拆毁,村庄的历史从此结束。第一道防线内为无人区,任何人不得随便入内。第二道及第三道防线内依&军事机密法&管理社会生活,条款繁多,居民稍有违反,动辄被罚甚至被杀害。终年为基地无偿提供劳动力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以至缺少劳力的家庭破产。宪兵队在村民及劳力中建立起的&防谍&密告体系,不仅使无辜者被捕受刑,亦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心吊胆。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民族歧视和日军的淫威,使居民们生活在屈辱的阴影中。
二 著作研究的共同特点和相关讨论
从以上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特点,以下就此进行整理并作一些讨论。
(一)以记忆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虽然研究者们对记忆内容的着眼点不同,对记忆性质把握的自觉意识程度不同,但基本上都对记忆有所界定。
1.&无声息&的记忆。我本人在研究中意识到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记忆是一种&无声息&的记忆。很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将记忆深埋内心,甚至对家人也没有诉说过,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只属于个人的记忆。并且,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在当地也鲜为人知,县市历史博物馆以及抗战纪念活动中不曾提及,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赔偿诉讼活动开始之后才有所改变,受害者的记忆又可谓是没有&记忆场&②的,即既没有话语又没有公共交流空间的私下里的记忆。如此大规模的受害在国民政府的有关报告中至多只有几十名死者的记载,以后的政府也再没有做过什么调查,受害者的记忆可以说是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活的见证。
一面是个人的私下的记忆的沉重和重大,一面是集体的公共的历史话语对之的冷漠和无视,受害者的记忆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体制性特征和历史话语的特点,自上而下、重整体,缺少自下而上、自个体而总和的回路。
石田等人在研究中,亦注意到大娘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痛苦的沉默,这种沉默与常德受害者的&无声息&有着同样的背景,另外更多一层的原因是来自受害的性质。在一个讲究贞操道德的社会,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社会,一个男性中心夫权至上的社会,一个曾经不停地开展政治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历史问题&都作为&反革命&证据的社会,事实上确实有的大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曾经为日军服务&而被批斗,因而,不识字的大娘们有着太多的理由把被称为是&家丑&&村丑&连她们自己也感到丑的受害死死地压在心底。
2.个人记忆有误差和遗忘部分。记忆受个人因素左右,会有误差和遗忘。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望而止步甚至否定记忆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所在。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克服和弥补这些弱点的努力。比如,花上充分的时间。石田等人在访谈大娘时,除一位因去世仅访谈两次外,每一位都在7~10次左右,每次的时间1~3天。封在心底的往事在一次次的访谈中被一点点地回想起来,同时也唤出来憋了一辈子的郁闷,这常使大娘们控制不住地颤抖以至昏厥过去,她们的身体也只有在时间里才能一点点地适应和调整。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的奔赴现场,经过长达几年的交谈,被访者渐渐地熟悉了也信任了来访者,书中所收录的详细回顾,就是时间以及双方努力的结晶。再比如,多方取证,尽量听取不同人的证言。石田等人不仅与大娘们交谈,还访问她们的亲属、邻居、村里的男性、当年的维持会成员、村长等不同身份的人。我本人在研究中,从以下介绍的访谈以及资料利用、参考先行研究的具体情况中可以看出,思考每个问题时也是尽量利用多种资料,相互参照,以综合分析的方式进行的。
3.个人记忆是多种历史载体之一。个人记忆是多种历史载体中的一种,一般来讲承载着个体生命和实际社会生活的信息。战争受害者的记忆所承载的,既不是战争的发动和决策的政治过程,也不是军队配置、战役进行的军事过程,而是所有这些过程的最终后果&&战争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生活带来的摧残和破坏。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学术领域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有关中日战争的研究基本上都将重点放在政治过程和军事过程上了。战争受害记忆的研究,对这种偏重应当说是一个补充和纠正。
有关日军细菌战,1980年代以来,经过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历史学者、新闻工作者、作家等对日本、中国、美国所藏的多种历史资料的综合研究和对旧细菌部队成员的访谈,已经基本上理清了从计划、组织、科研体系、细菌的生产内容和生产量、战后日美之间进行的以交出全部科技成果换之以免除细菌部队成员战犯罪责的秘密交易等一系列环节③。特别是关于常德细菌战,由于历史学者吉见义明于1990年代前半期,在原日军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发现了有关常德作战的记录,是谁、于什么时间、驾驶着什么飞机、从什么高度、在常德城上空投下了多少公斤参杂着染有鼠疫跳蚤的杂谷,都搞得明明白白的了④。就在作者整理本文期间,10月5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从事细菌战历史研究的市民团体成员奈须重雄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的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发现731部队金子顺一军医1949年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其中记载了在中国实施的6次细菌战的数据以及日军所掌握的染疫者人数,共计25946人。关于常德细菌战的记载为,从县城上空由飞机散播染鼠疫跳蚤1.6公斤,2810人染疫。这是战后首次发现来自731部队内部的关于实施细菌战的资料。
可以说日军细菌战至实施为止的历史已经被历史研究者们基本理清了轮廓,但是另一方面,对细菌战实施后给当地人和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缺少了对战争破坏后果特别是受害者的关注,对战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因而,与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相互呼应,搞清楚战争自发动以至给人和社会带来破坏的整体过程,就成为了我开始常德细菌战受害研究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能够为战争破坏研究提供基本素材的,是受害者们的受害记忆。
4.战争受害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人性连带。战争受害者向研究者提供记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资料提供,他们所提供的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刻板的条文,也不是综合性的记载,而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证明的生命、身体、亲人、尊严等遭到摧残的活生生的事实。
作为研究者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眼前的受害者,与之共有这些经验事实的问题。受害者们的惨烈经历,往往使研究者受到震撼,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妨碍理性和客观性,相反,这些反应不仅是研究者人性的显现,而且,尊重人、尊重人性、从人与人的连带中获取力量,是研究者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暴力机制和蔑视人性的制度富有韧性地进行思考的一个心理根源。无论眼前的受害者是本民族的还是他民族的,无论暴力的机制和制度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接受战争的负的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课题。这也许可以成为日本研究者长年坚持研究中国受害者的一种解释。
中国的媒体在采访来实地考察的日本研究者及日本律师时,经常要问到的问题是关于动机:&作为日本人,你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研究中国的受害者?&&你为什么要为中国人打官司?&后者的回答经常会涉及到对本民族军国主义历史的反思,对日本政府在战争遗留问题方面无作为的批评,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等等。这些答言可以说的确是出自他们所持的历史观、政治观以及国民责任感,但是,还有一方面,也许他们自己也不大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行为亦与在日本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意识相关。
日语里有个词叫&绊&,中文翻译为&纽带&,这也是今年日本大地震后人们最常说的词汇之一。地震后,伴随着日本各地老百姓的踊跃捐款、奔赴灾区做志愿者、将灾民接进自己家中提供食宿等救灾行动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意识。尊重生命,尊重他人,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为当然等观念,是纽带意识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种在民主主义制度下逐步孕育的草根式连带意识。当然,对很多日本人来说,这种连带意识很难超越国界,但不能不说,这种普遍的连带意识是具有更广泛人文关怀的研究者们的一个心理基础,即使面对的是他民族的受害者,在人性遭到践踏之处亦不能侧目而过。
石田等人在书中,谈到了调查组成员对大娘们的&责任&,他们选择的尽责方式是,倾注精力做好研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仔细整理研究成果,尽早发表刊行,以为这不仅是奉献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以此回答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的围绕战后遗留问题之一慰安妇问题的种种误解,亦期望以此引起人们对现在世界上仍在不断发生的战场性暴力的注意。
上田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国史研究者,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他始终对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感到不解。在研究受害村落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村里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逐渐了解了人们的感情方式,这些加深了他对细菌战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的理解。他说,崇山村研究使他真正地感到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后,上田参与了编写中学教科书的工作,在现代史部分他加入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内容⑤,这是以前的教科书所没有的。
(二)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以实地调查为主亦重视参照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方法
至此已经可以看到,第一,以上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实地调查为主,研究者们多利用暑假和寒假,多次赴受害地或受害者居住地,反复访谈、取证、现场考察,每项研究都是用了几年的时间。第二,研究者们基本上是跑两条线,一条是下乡,一条是进档案馆和图书馆;采取两种工作方式,一是访谈和实地考察,一是查找资料。之后,将个人记忆所提供的历史事实与文字资料的记载相互参照,互为补充,综合认证分析。
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书中有关国民政府的防疫体系、防疫政策和民众对之抵抗的部分,访谈以及利用资料和先行研究的情况如下。
访谈情况:家庭成员染鼠疫死亡的受害者遗属17人;本人染鼠疫后被防疫队抢救而存活的幸存者8人;当年在发生鼠疫的乡任乡公所民事干事参与疫后救赈工作的1人;鼠疫发生后,被县警察局派往疫区的乡派出所工作的警察1人;操持民间丧葬仪式的道士2人;民俗文化研究者1人;当时在美国教会办的医院任副院长并为鼠疫患者诊疗的医生谭学华子女1人(本人已经逝去),同一医院的检验员并参加检验鼠疫菌工作的医士汪正宇子女1人(本人已经逝去)。
历史资料及先行研究:其一,国民政府卫生部门工作报告类: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经过报告》1942年(湖南省档案馆藏)。其二,国民政府卫生部门有关通报类: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编《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其三,国民政府各级防疫会议记录类:《常德县防疫会议记录》、《常德县防疫处会议记录》、《湖南省湘西防疫处会议记录》、《常德各界防疫宣传周筹备会议记录》(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其四,个人回想类:谭学华、汪正宇两人的回想手稿(其子女提供)。其五,先行研究类:京都大学教授江田宪治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防疫体系与政策的研究(参见《战争与瘟疫》中的&国民政府的防疫战&一章,日本神奈川县:书之友社1997年版),常德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当地细菌战受害的研究(邢祁、陈大雅编《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实地调查的过程,是中日学者及市民之间草根式合作的过程。先于石田等人的研究,盂县小学教员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明已经开始了对当地受害女性的访谈,石田等研究者到来后,得到二人的大力协作,大娘们对二人的信任与合作态度促成了日本研究者访谈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日本的14位执笔者中,包括编者在内只有3人是大学教师,其余都是市民,其中电视编导1人、律师1人、地方政府公务员1人、高中教师2人、公司职员6人。我在常德做调查时,有几次也与日本的市民团体同行,他们当中,有公司职员、医生、护士、厨师、学校职工等各行各业的人。
亲临受害地,面对面地听取受害者们的倾诉,这对日本市民的震动很大,不少人感到,反思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首先要了解历史事实,了解被侵略一方的受害,而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另一方面,日本的研究者和市民的到来,对受害地的中国人也是有所触动的,使中国人接触到了富有责任心的日本人士,他们为了解受害事实的不懈努力和直言不讳地批评日本政府的态度,使人们看到了今日民主主义制度下日本市民社会的一面。
(三)研究以中日民间展开的反思侵略战争、追究战争犯罪真相的市民运动,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活动为背景
1.参与国家赔偿诉讼,将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证明战争犯罪的证言。性暴力受害及细菌战受害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与相关的国家赔偿诉讼同步进行的。石田等人与大娘们的相遇是1992年在日本召开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之后,他们于1996年10月开始实地调查,大娘们的诉讼于1998年10月开始,诉状递交到了东京地方法院,2004年书出版时,这场官司仍在进行当中。
该诉讼得到一个叫&山西省&查明会&(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的日本市民团体的支持,这个团体中有不少成员不定期地参加了调查组赴山西的实地考察和访谈活动,并担任了整理录音等工作。顺便说明一下,其后,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之后,原告上告东京高等法院,依然败诉了。
湖南常德与浙江的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在由234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和几个日本市民团体的支持下,于1997年8月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谢罪赔偿。法庭公开审理时除原告申述外,还听取了9名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细菌学、防疫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证词。上田和我分别于2000年11月及1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上阐述了证言。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原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败诉,再告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败诉。但是,三级法院都认定了...
人人移动客户端下载}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有多少人叫赵栋梁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