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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同胞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　　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藏族人民捐献羊毛支援抗战。1939年冬，康定各界发起了征募寒衣运动，以支援前线。尽管广大藏族同胞并不富有，他们仍节衣缩食，自动将各种土特产、皮毛、药材等送到征募地点。青海省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也踊跃地参加了募捐，他们一次捐献羊皮衣就达10万件之多。
　　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西藏驻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
　　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官员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修建了新津-康定、康定-玉树简易公路和理塘、营官、漳腊等军用机场。川康藏族同胞积极参加了这些工程，仅修机场一次就征调当地民工2300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对大西南实行战略封锁，我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用来运输抗战物资。1942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昌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达昌兄弟的带领下，商人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送至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等商品送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邦达家族以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昌都、玉树、甘孜、康定、雅安、成都、昆明、丽江、中旬等地设商号或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天，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赶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劳前线抗龘日将士，并把从藏区募集来的金银首饰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战时之需，还表示将“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翌年，代表团团长格桑泽仁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对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表示慰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的藏族同胞为了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松明活佛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作出了藏区人民抗日救亡的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大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朝发宣战之令，夕饮倭奴之血，宁为刀下之鬼，不做亡国之奴”。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数十万藏族同胞纷纷表示愿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一位活佛在通电中表示：“宁做战死鬼，不为亡国奴。”藏族人士格桑泽仁也在电文中慷慨陈词：“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5年，西康省木里藏民特向滇西抗战将士捐赠大量藏银，以表示慰问。
　　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抗日，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战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
　　热振活佛又于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电称:“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甘肃省拉卜楞寺附近藏族人民的事迹更为积极。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　　
　　1938年8月，甘肃拉卜楞地区僧俗百姓召开了各寺僧官和部落头人大会，决定组织慰问团，代表拉卜楞藏族同胞亲历战区，慰劳前线将士，兼以传达边民爱国之忱。同年11月，慰问团一行20余人携带大批慰劳品和100头牛、1000只羊，前往重庆及各大战区进行慰问活动。他们到达重庆后，受到了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编辑：闫若之）[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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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我网的关注！　　四、生命学的普及　　1.生命学从宗教中分离的必要性　　生命学过去一直浸泡、纠缠在宗教中已经有五到七千年历史。七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发心要把它从宗教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绝不会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其中的复杂性、艰难性，远远超出了想象。快则需要几十年，慢则上百年，它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宗教中摆脱出来，完全独立出来。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大家千万不可认为三天两天、三拳两脚就可以把它们分道扬镳，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过程极为复杂，极为微妙。需知，转变一种观念，更新一种思维，提升一种认识，如果不是世间最难之事，那也一定是其中之一。　　回顾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给我们很大启发。如果自然科学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势必会永远停留在宗教式的想象和武断的臆测之中，被宗教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今天现代化的衣食住行，全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是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生命科学，只要是科学，它的存在与发展就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不自由就没有办法进行科学探索。任何门类的科学要想发展，前提是必须保持它自由的身份，给它一个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天地，生命科学要想发展，也必须要冲破宗教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封锁、束缚和罗网。　　生命学像所有科学一样，是诉诸理性的，是诉诸理性之验证的，是把理性作为这门科学的探索工具以及探索的最终目标。生命科学不诉诸信仰，也不需要信仰，只有宗教才讲究信仰，生命科学只需要坚韧信念。　　2.生命学普及的长久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生命学一旦发展出来和普及开来，它对人类的贡献绝不亚于自然科学！当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的时候，谁都不曾意识到自然科学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会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有如此巨大的贡献。　　反观生命学，它到底有多重要？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它将发展到怎样一个对人类无处不在的影响？它怎样对社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推动力？直至目前为止，大家还远远意识不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生命学的价值和意义，将远远超越自然科学对人类的贡献。　　自然科学大约在一百年前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进入中国，西方人向我们展示它的威力和神奇之处，我们一下震惊了，西方人怎么这么厉害？国人猛醒！猛醒后，党政军学等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强我中华；另一派坚持我们古老的传统不放，认为西方这些新东西属于奇技淫巧，会扰乱我们的心神，扰乱我们的社会，扰乱我们的文明，应将其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当时两派产生了剧烈的争论。在“五四”前后争论得非常激烈，这个争论后来被命名为“科玄之争”。“科”指的就是西方自然科学和民主政治；“玄”指的是“玄学”，泛指一切东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那么到底是要传统思想，还是要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们，几乎全部参与发表观点，前后讨论了达20年之久。后来慢慢地讨论出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科学、民主”，不要“玄学”——我们要西方现代科技，不要自己这几千年的传统之学。认为传统中这个道德礼教吃人，把我们都吃了，把我们的精神都僵化了，我们要打破旧思维，迎接新世界——这个新思想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场发生在上世纪初的“科玄之争”中支持引进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这些人，在取得完胜之后，就给支持“玄学”者取了一个带污辱性的称谓——“玄学鬼”。自此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思想界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和大量的信徒。自此，中国开始了向西看的历史，开始了大量引进和学习自然科学的漫长历程，持续至今。　　如果把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算在内，前后上百年的时间，用来普及自然科学的理念，为了把“科学”这两个字普及开来，国人用去了百年时间。当今的国人是不是都能真正理解科学中的诸多理念、真正地掌握了科学思维呢？好像并没有，只是在那些受过较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才有开口闭口要科学化，要用科学的思维来指导一切。就一般的民众而言，他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思维，什么叫科学理念，什么叫科学观等，还是稀里糊涂的。也就是说，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启蒙，进一步地科普。到底还需要科普多少年呢？不好说，现在能知道的是，我们用去了百年时间也仅仅普及到了今天这么个程度。　　同样，生命学要想普及到自然科学在中国目前的这种水平，我想至少也要数十年吧。古人云，任重而道远，其此之谓欤？在即将到来的生命科学之普及与发展上，我们所要付出的劳动、心血，想来不亚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普及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与曲折。生命科学的前途当然是光明的，但道路也将是艰难的。生命科学的独立、发展与普及，需要大批的有志之士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如是代代相传，数十年或百年下来，我们的生命学才能可望迎来它的鼎盛时期。　　如果生命学能实现50%以上的的普及率，地球就会成为人间仙境。那个时候生命学对人类的贡献和作用，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就像现在自然科学对人类的贡献，是五百年前的布鲁诺他们所难以想象的，他们也许能想象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站在布鲁诺那个时代，断然不敢想象人类有一天能够登上月球，能够探索到150亿光年以外的星系，能够探测到夸克、宇宙弦的微观世界，现在到了能量波的时代，开始进入量子化时代。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和电脑，但这一切又无不起源于布鲁诺时代的那些精神勇士们。如果没有当时那些精神勇士们敢于向愚昧、封闭，甚至是邪恶的基督教宣战，能有今天的自然科学盛世吗？同样，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出现一批精神勇士，敢于向保守、封闭的宗教和迷信宣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迎来生命学的春天。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能从外部解放人类，但人类内在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内在的自由、升华与解脱的问题，只有生命科学才能给予有效的解决，换言之，生命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内在的解放。因是之故，自然科学永远取代不了生命科学，同样的道理，生命科学也永远取代不了自然科学。作为一个生命学家、一个获得生命觉醒和内在解脱的人，他同样需要外在的解放——他将像所有人那样，需要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和科技所提供的种种生活上的方便，手机、电视、汽车、上网等等。谁能带来这些外在解放呢？是科学技术。　　但仅仅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外在解放就足够了吗？五百年的自然科学发展与普及过程，就是人们被不断地被机器化的过程，不断地被抽去灵魂的过程，人成为一个被科技利用和绑架了的机器！用当代哲学的话说叫被“工具理性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机械化、教条化、非生命化、非人性化，即越来越物质化。这些现象被统称为“时代病”——是在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获得普及和发展后，在身心、生活、人生和社会中相伴而生的种种病态现象、异化现象。　　为何随着自然科学发展与普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种种病态和异化现象？根源即在于意向发展——只注重外在的解放，而忘失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另一类需求——生命的觉醒，内在的解放，因失衡而导致出越来越严重的病态和异化现象。如是之故，人类必须同时获得两种解放——通过自然科学实现外在的解放，通过生命科学实现生命的觉醒和内在的解放，缺一不可。这两个解放充分证明生命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对当代以及未来任一时代的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像空气和阳光。人类的解放事业一定是外在解放与内在解放的有机结合。故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含社会科学）之关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内解放与外解放，若失去此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人类的解放必然是不彻底的，必然是片面的。建立在此片面之上的社会、思想、艺术、养生、哲学和人生等，也必将是异化的、不圆满的、不究竟的。　　五、生命学的“去三化”与“强三化”　　1．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　　生命学宣告诞生的同时，也同时宣告了生命学“去三化”理念的诞生。去三化，即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和去庸俗化。自然科学去宗教化用了五百年，如果我们快一点可能数十年就够了。至少需要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生命学才能从此“三化”中较为彻底地走出来。只有自由才能发展，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就是给生命学以最大的自由，让生命学健康地向前发展。生命学一旦从各类宗教中、巫术和神秘思想的历史尘埃中剥离出来，将给人类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我初步假设了一下生命科学普及后的情况，尽管超出了目前大众的想象力：所有人都生活在光明中，所有人都可以少吃饭乃至于不吃饭，都具有腾空、穿墙、遁地等能力，获得了非常高度的健康，对自己的身心拥有极高的掌握能力，真实地超越生死，成为智慧和理性的化身，成为真善美的化身等等。　　我想大家现在不会相信我的话，就像当年如果你告诉老佛爷说你会玩微信，老佛爷一定会治你个欺君之罪。但是仅仅百年后，我们又上月亮，又玩微信。如果你是老佛爷，你能想象到今天科学会是这样吗？你绝对想象不到，你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人怎么可能上月亮呢，怎么可能下到海底呢？！但是仅仅百年，我们又上月亮又下海底，造出电视、电脑、电话、手机，还造出了原子弹、核发电等等。站在清朝的角度，这岂止“奇迹”二字所能表达的，但我们今天不就司空见惯了吗？这在老佛爷那里，就是一个欺君之罪。就像你们现在在心中暗暗地骂我潘麟在搞天方夜谭一样。　　生命学给我们带来的是内在的解放。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能活到120岁到160岁。健康长寿的问题，我们生命学早就解决了，只是没有向社会公开和普及而已。比如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前几年做过一项调查，他们统计了几百位西藏佛法“大圆满”修行的大成就者，发现他们个个都很健康而且长寿，最小的八十多岁，最大的一百四十多岁，平均年龄一百岁以上。这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数据统计出来的。也就是说，健康长寿的问题，已经被生命学解决了，只是“大圆满”还没有普及而已。而且这些“大圆满”的成就者们在死亡时，肉体都是化成一道光走的，佛家的专用术语称之为“虹化”——像美丽的彩虹那样光化而去，虹化后一百多斤的肉身全部光化了，只剩下指（趾）甲、头发和一些舍利子，这就是超越生死，来去自由。如果历史上仅仅出现个别修行人做到了虹化，那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某种偶然因素所致，可在藏传佛法中，仅噶砣寺这一个寺庙，在过去的800年间，有明确记载，由虹化成就的修行者就有十万之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掌握“大圆满”实修的人，普通人快则三五年、慢则十年左右就可修成，达到临死之时化为虹光的境界。长寿问题、身体的光化问题、生死问题等，全部通过气脉的修炼就能达成，只不过这些方法被混杂在宗教和神秘学里而少为外人所知。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生命实修之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普及开来，让所有人都有机会修学它们。就像自然科学那样，超越国度，超越阶层，超越性别和年龄，超越文化与历史而时时造福人类。亦如自然科学那样，我们每个人同样也需要生命科学，因为人们不仅需要外在的解放，更加需要内在的解放。而且只有生命的觉醒和内在的解放，才是永恒的解放，才是究竟圆满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需要生命科学相比于自然科学更为迫切。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就面临着生老病死的问题，面临着如何从一切苦厄中度脱出来的问题，面临着身心的净化、健康、升华与转化的问题，面临着如何从重重异化与颠倒中恢复过来的问题，如是等等之难题，自然科学解决不了，亦非社会科学所能胜任，非得用生命科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未来，生命学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和贡献，将更大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但生命学的独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从各宗教与迷信中分离出来，并非那么容易。现在绝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意识到生命修行、生命科学需要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必要性。这是历史的惯性所致，没有人告诉我们，启迪我们。所以人们都把生命的修行、生命的觉醒和宗教的信仰、迷信、神秘等等搅拌在一起，一股脑地传承下来。没有人意识到它们不应该搅拌在一起，应该分离出来。像我们有这样意识的人，目前还属少数，所以我们要慢慢地让更多人建立起这个意识。　　我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进行着各类演讲。不管是对着上千人、几百人、几十人、几个人，还是对着一个人的演讲，讲了近两年“为什么必须要将生命科学和生命修行从宗教中剥离出来？”时至今日，终于有一部分人明白了：“噢，原来如此啊！”这一声感叹，却整整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可见一个理念的建立，一个见地的确定是多么的缓慢和艰难。　　我们再谈谈去庸俗化。生命学是一门如此神圣的科学，但是我们现在把生命学用来干什么去了？例如，周易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体系，它是指导我们如何认识生命真相的一门生命哲学，现代人却用它来抽签打卦，这就叫庸俗化。在周易里面是有生命实践的，有具体的修行方法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一个洞见生命内涵的门径，每一个爻都是一个修行方法。卦就是门，从哪一个卦进去，就是从哪一个门进去。进去到哪里？进到生命世界中去理解生命的真相。所以八卦就是八个生命之门、八个智慧之门、八个解脱之门，哪一个门都能让我们走进和彻悟生命的真相。　　再比如，佛法里包含大量的生命学理论和生命实修方法，那么博大精深的探索生命奥妙的大法，我们现在把它用在烧香拜佛上。把佛陀无上大法、无上智慧庸俗为保佑自己打麻将能赢钱，这简直是把黄金当黄铜，把珠宝当石头。所以，我们在进行生命科学建设时提出一个观点：坚决去庸俗化！如此才能不辱没伟大的圣贤们留给我们的智慧遗产。这也是我们要坚决地去“三化”的重要原因。　　2.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体系化）　　弘扬东方传统文化，立志做一名推动生命科学发展的先行者，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如果套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相对于“去三化”，我们还提出了“强三化”的理念，即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体系化）。　　首先是“科学化”：科学化不是指将生命科学进行自然科学化或社会科学化，而是让生命科学自身进行深度而全面的科学化，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性去充分地演化与推进，让生命科学越来越纯粹。　　其次是“理性化”：所有的科学探索都是诉诸于理性的，都是起源于理性，回归于理性，生命科学当然也不能例外，故生命科学的科学化过程，就是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　　其三是“体系化”：让生命科学越来越完整化、系统化。过去由于探索生命奥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追求，那些禅师、内丹师和密咒师们，都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把探索生命奥妙视作实现宗教信仰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他们没有科学意识。因此，之前的生命学著作和论述都是比较零散的，其生命科学探索成果，散落在大量宗教、哲学和文学经典中，散落于各类宗教或神秘的仪式中，严重缺少系统化，缺少完整的体系。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些散落的智慧珍珠串联起来，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可操作化、可普及化。可操作化就是可重复化。只要历史上有一个人能腾空，我们就研究他腾空的原理是什么，一旦把它研究出来，把这个方法公布出来，所有人按照这个标准做，都能腾空，这就叫规律。只要有一个人能三年不吃饭，只要有一个人能光化，我们把这些规律总结和提炼出来，变成一个可操作可重复的方法给到所有人，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人人都能实现。　　全人类只要按照造自行车的程序就可以造出自行车，谁学会都能造出来。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把这个腾空的方法给到你，然后你把这个方法学会，你就能够腾空，就能够穿墙破壁，就能够自主生死等等。在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理论上讲，全人类都能做到。科学最大的特性就是可重复性，而生命学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可重复的，只是一直停留于师徒之间口耳秘传，缺少普及性。没有普及不等于不可重复，否则还存在着师徒传授吗？如果你传我，我重复不出来，那你还传我干什么？“传授”一词本身就暗含着可重复性。只要有可重复性，那么我能腾空你就能腾空，我能够活200岁你也能。不要以为这是痴人说梦，过去我们登月球也被那些固化思维者们认为是痴人说梦，后来不就实现了吗？自然科学创造了无数个痴人说梦式的奇迹，我们生命学为什么就不能呢？　　如果生命学能得到正常发展，以我们乐观的估计，差不多五十年以后，人类的身心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化与升华，整个人类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净土！这一点，我确信不疑。　　作者：潘麟导师　　整理：东方生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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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宗教对印度文化战略的影响
宗教对印度文化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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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该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包括计划和实施两个部分。它与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一样，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
宗教对印度文化战略的影响一、释义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该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包括计划和实施两个部分。它与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一样，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利益。就功能而言，文化战略在国家内部起着提升国民素养、增强文化自豪感以及加强内聚力等作用，在国际上则为国家的外交、经济、安全等服务，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就特征而言，文化战略大致具备本源性、手段性和目的性三大特征。本源性指的是文化资源的自备性，即出自本土，而非舶来；手段性指的是文化战略的实施理念和方法；目的性涉及 文化战略的终极目标，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为至上原则。从根本上说，文化战略是一种资源性战略，和经济战略以经济实力为前提、军事战略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一样，它建立在一国已有的文化资源之上。根据用途，这种被用于文化战略的资源分为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两部分，前者与文化战略的本源性特征相关，后者与文化战略的手段性特征和目的性特征相关。简言之，工具性资源就是可资利用的&文化原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没有合适的&文化原料&的国家很难形成好的文化战略。理念性资源指的是实施方略，即使用&文化原料&的政策、措施和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理念性资源，纵使坐拥&文化原料&的金山银山，也很难进行有效利用，很难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之于文化战略，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原料&，宗教资源尤其得天独厚，不仅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诸多本土宗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众多外来宗教。印度由此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博物馆。长期以来，本土宗教持续发展，外来宗教借土生根，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状况使印度的文化战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宗教性，或者说，宗教居于印度文化战略的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的核心位置，是印度文化战略的内容主体和实施主体。二、印度的宗教资源及其历史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印度文化的主体，印度文化根植于宗教，发展于宗教，繁荣于宗教，印度文化战略便自然离不开宗教。宗教之于印度文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和支配性的影响，是印度文化战略首选的资源来源。印度的宗教资源主要分为两类，即上文提及的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耆那教：耆那教的历史可以与印度教相媲美，但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其集大成者也是使耆那教成为独立宗教的标志性人物是大雄。大雄与佛陀是同时代人，他崇尚苦行，耆那教因此被称为苦行者的宗教。耆那教信徒的数量一直不大，目前占印度总人口不到0.5%。不过，由于与印度教的关系密不可分，耆那教在印度没有像佛教一样消亡，仍影响深远，例如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耆那教徒多为商人，耆那教也随着这些商人的经贸网络走向了世界，在欧美各国也有影响。锡克教：锡克教是印度本土产生的最年轻的宗教，形成于公元十五六世纪，首任祖师及创教人是那纳克。该教是伊斯兰政权在印度确立以后产生的，因此具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重特色。目前，印度的锡克教信徒约占印度总人口的2%，是仅次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印度第三大宗教。印度的锡克教徒中有85%居住于印度的旁遮普邦，其余分散于印度各地。此外，也有为数不少的锡克教信徒定居印度境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东非国家、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因此，锡克教不仅在印度的宗教和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影响。印度丰富的宗教资源对上文论及的文化战略资源的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印度文化战略提供了可供使用的工具性资源，另一方面印度宗教中的很多理念和实践塑造了印度的文化战略理念。印度古代的孔雀王朝和中世纪的莫卧儿王朝等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通过南北征伐，缔造了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实现统一以后，阿育王&弃武从文&，制定了以宗教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他借助佛教、印度教等以达到安抚民心、巩固政权、树立国威的目的。这不仅是古代印度君主利用宗教手段强化统治的经典案例，也是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将宗教纳入文化战略体系以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雏形。宗教对阿育王文化战略的影响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宗教作为理念性资源，重塑了阿育王的治国之道。早期的阿育王杀兄篡位，南征北战，涂炭生灵，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国家统一后，他&心生悔念、心向宗教&，希望所有人都能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崇尚者和实践者。在制定治国方略的过程中，阿育王也逐渐意识到了宗教的实用价值，意识到佛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教义以及印度教的达摩的重大影响力，并将其纳入治国理念的国家大战略之中，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战略。阿育王的这一文化战略甚至成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成为他之所以能以有道明君的形象名留史册的原因所在。第二，宗教作为工具性资源，成为阿育王治国的有效手段。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都是阿育王利用的对象，他从佛教、耆那教及印度教中提炼出了独有的以&正法&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对内宣扬正法、对外弘扬佛法成为其文化战略甚至是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他在中央设立正法大臣，主持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事务，负责巡视正法执行情况；在各地树立石柱，开山凿岩，发布敕文，指导民生。他还亲自出巡，体察民情，化解宗教纠纷，宣扬宽容，给予佛教、耆那教以及印度教修行者施舍&&由此，国内逐渐平和，人民休养生息，帝国内部得以稳定。对外，阿育王强调布道的重要性，他派遣多支佛教传教团，南下北上，在次大陆南部、斯里兰卡以及次大陆北部克什米尔甚至中亚传经送教，开启了佛教国际化的先河，其结果不仅树立了孔雀帝国的和平者形象，而且巩固了孔雀帝国在精神信仰领域的权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阿育王在全国范围内广建佛塔、精舍，亲自去各大圣地巡礼佛迹，向佛教寺庙慷慨捐赠，还赞助了佛教在华氏城的第三次结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宗教，特别是佛教直接作为文化战略的内容和工具，不仅巩固了阿育王统治的文化基础，还向周边国家展示了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达到了以宗教教化人心、巩固统治的战略目的。查字典[]印度中世纪的莫卧儿王朝不同于孔雀王朝，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王朝。不过，其最有影响的皇帝阿克巴却和阿育王一样，将包括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在内的本土宗教资源纳入治国方略之中。作为印度次大陆的最高统治者，阿克巴从德里苏丹国实施宗教高压政策的失败历史中吸取教训，大力推广宗教平等和宽容政策。他废除了印度教徒的朝圣税和人头税，主张禁食牛肉、禁止杀生，以示对印度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尊重。此外，阿克巴还邀请耶稣会代表到朝廷参与宗教讨论，允许在拉合尔建立基督教堂；并先后与锡克教第三、四任祖师阿莫尔&达斯和拉姆&达斯接触，认为锡克教可以调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鼓励其发展。虽然阿克巴的这些做法遭到了穆斯林统治者内部的强烈反对，但从帝国统治的角度来看，他开明的宗教政策确实缓和了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为帝国的稳定大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阿克巴甚至一度建立了一套综合各宗教的&神一信仰&，一方面整合国内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在信仰和文化上突出自身特色，以谋求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波斯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阿克巴的宗教文化政策在他死后逐渐式微，但他的尝试仍然值得充分肯定。他的孙子奥朗则布由于重新推行集团的宗教歧视政策造成帝国不稳、起义蜂起，以致国家分崩离析。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印度的仁人志士举起民族团结、宗教和解的旗帜，在甘地的领导下展开反对英国殖民的斗争。这一时刻，英国殖民者看到了宗教的反面利用价值，策划了&分而治之&的阴谋，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之间制造分裂，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影响力，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这是国家不振，没有独立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能力的最有力的反面例证。三、宗教之于印度文化战略的当代应用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接受益于印度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遗产。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尼赫鲁病逝之后，印度的国家机器重新审视了宗教的力量，宗教逐渐成为印度文化战略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审视当今印度文化战略，宗教既享工具性资源又享理念性资源，成为前文提及的内容主体和实施主体，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印度中心意识。印度本土各宗教的世界观、宇宙观不尽相同，但都将印度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一点与我国古代的世界观十分相似。这一&中心&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文明概念上的。印度教圣典《摩奴法论》中提到了包括中国人、希腊人等在内的异族，强调了这些本为刹帝利的民族由于不供奉婆罗门而堕落成为贱民的&事实&。东晋时与高僧法显同赴印度取经的道整在游历摩揭陀国时甚至发出了&秦土边地&的感慨，后被《四库全书》编纂者们批注道&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由此反证，印度自视中心，为自己的中心地位而自豪骄傲。这为印度的大国思想奠定了基础，其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一句名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大国思想：&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可以想见，在这一大国思想的影响下，印度必将致力于谋求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印度中心意识还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文化自豪情结，这一情结体现于印度的文化战略之中。保护、宣扬印度宗教文化，使之配合国家战略，进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文化战略长期稳定的宗旨。这不可避免地会倡导宗教中体现出来的印度中心论，如此又加强了印度人民的文化自豪情结。如此相辅相成，有始无终。有人说，对印度人而言，亡国的意义不在于国土，而在于宗教，这一点不无道理。历史上的印度就是如此。此外，印度独立以后，印度南北差异很大，例如在国语问题上，使用印度雅利安语的北方诸邦和使用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诸邦就曾经发生很大的争议，但由于同为印度教徒，双方仍居于一统印度之中。这就是印度人常说的&宗教是我们成为统一国家的惟一理由&的论据所在。这里，共同的信仰超越了不同的祖先，因为印度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个。由此，印度中心意识不仅延展出了印度大国思想，而且大裨于国家团结。第二，独立自主意识。从认为自己居于世界中心和文明中心的前提出发，印度形成了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种意识在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至今不衰。在文化层面，这一意识使印度认识到，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依然是印度国家存续的重要纽带。印度教的神话观和种姓制，比如婆罗门对自己的神化、刹帝利对自己的肯定等乃至四大种姓的互不干涉、自存于自己族群之中的观念等都加重了印度教徒个人乃至整个国民的独立意识，增强了印度文化战略的独立自主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受到文化战略影响的印度外交战略中得到例证，比如印度的不结盟策略以及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等。第三，宗教大家庭意识。印度宗教的传播范围为当今印度推行自身文化战略提供了一个可伸展的、包含多个层次的文化版图。印度也讲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包括两个部分，即西方式的民主观和自身文化的宗教观。与西方相处，印度把民主放在第一位，但与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如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毛里求斯、斐济、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交往时，印度延展的是宗教文化，如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等。这样，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共享同根文化的宗教大家庭。究其缘由，这与印度是多种宗教的发源地密切相关，印度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一点。印度认为，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都是自己的&产品&，&使用者&自然归于自己。在这方面，印度在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于特定的范围内表现出了某种长兄携幼情结。这一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南亚区域内部。印度一向视南亚甚至北印度洋为自己的后院，不允许后院起火。由此，在南亚八国内部，即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之内，印度在自视兄长、对其他国家持有某种俯视视角的同时，展现出了一定的牺牲精神，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给予其他七国一定的优惠，比如经贸方面的关税政策和教育方面的南亚大学等。其二，南亚区域之外。对于毛里求斯、斐济、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拥有大量印度教徒的国家，印度也表现出了长兄携幼情结，在文化、教育、经济等诸多方面给予照顾，时刻拉紧与这些国家的纽带，与他们结成&兄弟&，使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就大大拓展了印度的国家空间，也大大提升了其国家的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宗教大家庭意识对于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锡克教徒都是印度裔。但佛教不同。公元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宣告消亡，但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诸国的佛教不仅没有消亡，还持续生长，至今不已。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佛教信徒位居世界之最，同时拥有藏传、南传和北传三大派别，历史上还曾将佛教传予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说，中国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佛教&重镇&之位。不过，近年来，印度的文化战略却具有某种冲击性，其那烂陀大学的重建声势以及对世界佛教大会的重视程度都使人感到印度有试图谋取世界佛教发言权之嫌。其惟一依据就是印度乃佛教之主源地，其目的自然是增强印度的软实力。此外，其东进政策中的东南亚步伐也蕴含着这一意识，其宗教主源地及文化同根同源宣传很有影响力。第四，非暴力意识。非暴力是印度各宗教的重要共同点之一，是思想，也是实践，影响深远。由于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都包含非暴力因素，也由于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了民族独立，印度对非暴力情有独钟，并把自己幻化为非暴力的实践者以及和平的化身，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加之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又普遍持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的观点，这使印度在国际上得分不少，在国际上的国家融和力非同小可。此外，自阿育王在宗教理念的驱使下开创了和平传播印度宗教文化特别是传播佛教的做法以来，印度一直保持了在区域外的更大舞台上以和平的方式推动文化宣传和文化影响的传统。这一做法加强了印度的道德权威，对提升其国家软实力有很大帮助。在当今印度中央政府的建制中，隶属于外交部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统筹几乎所有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政府对文化交流的重视。相比之下，类似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在我国则涉及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个部委及其下辖的多个机构。除此之外，自身宗教的多样性使印度的文化战略在国际上具有了多维度的视野，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两方面：其一，政府层面是印度文化战略的显在维度，表现在印度通过政府行为、外交渠道等为自己的宗教文化定制服饰，以达到国内保护、国外宣传从而实现提升自身实力的目的。上述提及的诸多例证皆属于此。难能可贵的是，印度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包容性的态度，并不追求&正本清源&，而是在尊重包括欧美、中国、日本等国家对一些印度文化资源修正的同时推进自身文化资源的传播。以中国的瑜伽为例，印度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员毫不回避参加各类瑜伽馆组织的文化活动，尽管中国的瑜伽更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宗教含义。印度的这种包容性态度有利于其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其自身大有裨益。正是由于印度政府的这种接纳和影响以及印度瑜伽师的努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瑜伽爱好者逐渐将目光由西方转向了瑜伽的发源地印度，开始前往印度学习瑜伽。其二，民间层面：这是印度文化战略的潜在维度，表现在民间的宗教发展依然在不断地为印度的文化战略创造在将来可资利用的工具性资源。印度的宗教依然在不断发展，而随着正统宗教在一些地区影响力的下降，这些源于印度的宗教团体不仅为印度的宗教信仰者，而且为世界的宗教信仰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如果将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精神消费品的话，可以说&印度制造&在这个市场上拥有很高的竞争力。包括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国际克里希纳知觉协会、斯瓦米那罗延支派等宗教团体都在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印度上至政府、中至各类组织、下至个人都能直面这类民间团体，采取积极接触、宽松疏导的方法，使他们与国内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使这类团体中的印度裔人群乃至外国人具备相当浓厚的印度情结，为印度服务。概括说来，丰富的宗教资源为印度的文化战略提供了工具性和理念性两方面的支持，其历史运用为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范本，当今实践为其赢得了国际空间并增强了其国家软实力。毋庸讳言，印度的这类战略值得同样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借鉴，其对佛教资源的积极利用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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