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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解雇李章洙教练组解散 洪元硕出任新主帅
日00:42 　
腾讯体育9月17日北京讯（记者 秦云）最近几轮联赛里，国安队是否在中超榜首位置，就成了国安俱乐部衡量李章洙是否下课的标准。昨天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3轮其他比赛，尤其是建业队客场战胜鲁能队抢占了中超榜首位置，紧接着国安俱乐部就真的让韩国人李章洙下课了，而且把全套教练班子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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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承认自己脑袋有病 春晚吃力肯定上不了
日14:50 　
　赵雪采　
　　白发，条纹毛衣，前天露面的并没有记者们想象中的红光满面，甚至有些沧桑。大病之后，完成《乡村爱情3》就是赵本山最大的期望，如今，这个期望圆满地实现了。
　　钱不重要家人最重要
　　记者：现在身体怎么样？
　　赵本山：这次我算是死里逃生，现在说话时间长了还迷糊呢，明年1月1日，我会回上海复查，这个手术做得挺成功，我今年53岁，大家对我像老小孩似的。我这次算是在生死之间挣扎了一次，那边没收留我，不要我，估计这边的事还没做完，所以就又回来了。
　　记者：经历了这段波折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赵本山：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的感触很深，《乡村爱情3》开机半个月我就病倒了，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整个剧组都很坚强，从来没有耽误一天拍摄，最终成功坚持下来，让我很感动。很多人说，我是他们的支柱，但是其实他们才是我的支柱。
　　记者：有没有特别的感悟？
　　赵本山：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我曾经有过一次撞车，也很危险，但没有这次得病时间长，我第一次这么深刻体会到人的求生欲望能有这么强。这次我深深感受到了周围的温暖，让我有了重生的感觉，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我是一个农村演员，这次能有这么多人关注我，这是我最感激的。以后，只要我能导、能演，我都会导下去演下去，坚持出好作品。
　　记者：有人说现在赵本山的大舞台很火，赚很多钱。
　　赵本山：现在公司赚多少钱，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要问我有多少钱，我也觉得不再重要，还不如问我有多少朋友，朋友、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期望“乡3”有口碑
　　记者：生病后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赵本山：剧，我知道我的剧本很荒，只有个大概，我病倒那天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倒下了电视剧怎么办？
　　记者：对徐正超导演满意吗？
　　赵本山：徐正超以前一直是我的副导演，导戏的经验很丰富，他原来跟你一样是娱乐记者，才华横溢的一个小伙子，今年才30多岁，很多年辽宁的小品都是他写的，后来他还给我写了一些小品，都得到了大家的喜欢，被我发现后我就把他留在身边，升职做了传媒的副总裁专门搞作品创作。这次把剧组交给他，把导演的权力给了他，我转做监督，我告诉他慢不要紧，拍不好就重来。
　　记者：后期剪辑还是由你来做，听说已经快剪完了，效果满意吗？
　　赵本山：交给他我还是比较放心的，现在看，这个剧拍得很满意，基本达到了我的要求。
　　记者：那这部作品可不可以说是“徐正超出品”。
　　赵本山：也可以这样说。
　　记者：对这部剧有什么样的期待？
　　赵本山：我希望《乡村爱情3》的收视率让人满意，很多观众其实对这部戏很期待，我压力挺大的，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大家觉得第三部比前几部不差就行。我的每一件事都惊动这么多人关注，现在这么多媒体来看我，这次还顶着这么大的雪来，我很感谢大家。赵本山（资料图）
　　　　希望徒弟越来越好
　　记者：现在徒弟们都很有成果。
　　赵本山：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是我的骄傲。
　　记者：很多人都说因为你，二人转演员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赵本山：我觉得其实是他们本身就很努力。我的这些徒弟们都很懂事，我希望他们多出作品，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要真诚做事，真诚面对朋友，这可能是我给他们最大的财富，也是成功的“法宝”。
　　记者：大家都说本山的徒弟最怕的就是师傅。
　　赵本山：有点。主要是他们懂事，不高兴的事从来不告诉我，我这病就怕生气，但我眼睛好使，等好了，我估计我还会继续之前从严管教的路，没办法，我性格就这样。我的这些徒弟们都太年轻，我希望他们都能更好。我给他们最多的是祝福，因为我肯定照顾不了他们一辈子。
　　春晚看剧本再选人
　　记者：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赵本山：我希望我自己以后能为农民朋友多做事，我是农民，我永远不会忘本。
　　记者：明年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赵本山：明年我打算放慢脚步，我还会做事，但会把事分下去，让大家一起帮我做。
　　记者：会不会是主打方向？
　　赵本山：明年的电影市场肯定会比今年更火爆，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电影当中。主要配合好把电影拍好，明年的这部电影，我会带过去二三十人，大学就要带去20人，再带几个徒弟，具体带哪个徒弟还没最后定，但我是定了。
　　记者：《三枪》马上要公映了，有什么想法。
　　赵本山：我打算买本碟在家好好欣赏。
　　记者：春晚有什么新打算？
　　赵本山：我现在病后还没过“百天”，但明天我就准备去北京，不管能不能上，都会去比划比划，就看我现在的状态肯定是上不了，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尤其是年前那一个月，一般人受不了，春晚必须动脑，我是脑袋有病，所以会非常吃力。现在小品的剧本正在一个个地看，这次的阵容想大一点，多去几个人，演员也肯定会从我的徒弟当中挑选，不过还没最终定，要根据剧本的需要，我再考虑谁上。
　　记者：和有没有单独上春晚的打算？
　　赵本山：有这样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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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卧底7天调查广西传销内幕(组图)
日05:33 　
国家开发西部大通道成了传销组织的拉人名目。北海市长青公园，传销人员给新人“洗脑”。 本报特派记者郑建彬发自广西“蚊子”(绰号)是南平人，在年的广西来宾市传销界有一定名气，因为他曾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最初级的业务员做到大经理(B级庄家)，如果继续做下去，过不了多久，他很可能就升至高级业务员(即最高的大老板，A级庄家)。然而他的亲身经历却让我们看到传销大佬们风光背后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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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卧底调查闽人深陷广西传销内幕引言：刚刚过去的7月份，广西南宁警方出动数千警力，在当地掀起两场彻查传销的“猎狼”行动。数以万计的涉案人员中亦有相当数量来自福建各地。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却为他们肝肠寸断———“做传销的钱是借的，债主天天上门催讨”、“再劝不回来，家里老人都要自杀了”……值得警醒的是，被业内称做“传销王国”、“传销天堂”的广西，经过几年的演化，传销模式已从实物变成“资本运作”。所谓的资本运作，用传销人士的话说，国家开发西部大通道，有很多大项目，要吸收民间资本，“你交的钱有45%交给国家，作为北部湾开发建设的资金，你就是国家的股东，可以得到一定的分红。”“资本运作”的操作方式为：首先要“投资入股”，3300元一股，一次性最多可申购21股，也就是交69300元，另外交500元作为管理费。当你投入69800元后，第二个月，“组织上”会返还你19000元，作为“奖金”。这样，你实际投入的资金是50800元。“为了省事，如今第二月不返还，直接交50800即可加入传销。”内部人士说。广西传销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就是参与人员呈现“三高”化，其中不乏博士、硕士，甚至不少还是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身家上千万的成功人士。最新的进展是，广西风传的赤裸裸骗钱的“资本运作”传销方式已传入我省，在一些地区生根发芽，“须防患于未然，别让福建成为第二个广西！”有关专家称。那么，广西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传销土壤？传说中传销组织的洗脑术真有那么可怕？7月底8月初，本报特派记者前往广西，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卧底暗访一周。发回的这组报道，除了揭露传销的黑幕外，希望在闽的家属劝回在外传销的亲人，避免更多的人上当，也给相关职能部门以警醒及借鉴。摆阔骗下线的“老B”一直打肿脸充胖子，让我有点入不敷出，有次实在没钱了，我偷偷跑到小饭店吃了一碗面，喝了一瓶啤酒，回去后继续和下线吹，“某某人又请我喝酒了”我是农民，原本在南平有一家小企业，一年赚几万元没什么问题。后来，有个在广西的亲人给我来电，说广西有个项目很容易赚钱。2005年底，我到了广西来宾市。经过7天数十人轮流洗脑后，我彻底被快速赚钱的方法蒙昏了脑袋，马上将36800元交给上线，开始发展下线，最初的两条线，一是妻子，二是岳父，妻子和岳父各自再往下发展下线。因为大家对传销不了解，很快下线有了数十人，我也就很快成了B级庄家。我的下线里，有公务员，有退休干部，还有退休的小学校长……这些人中，我的亲人、朋友有十多人。刚开始，亲友会问，钱投进去，不会没了吧？那时我总是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怎么可能没了呢，这是赚钱，到时会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做到B级庄家，有很多规矩，现在我才知道，这些规矩都是为了欺骗下线。一年多，我从下线拿到十多万元，等我退出时，却两手空空。这多少令外人有点诧异。你看，当到B级庄家，必须穿好衣服、有轿车，说简单一点，就是要包装好自己，让下线看到希望———变成有钱人的希望。我长期租一辆轿车，戴手指粗的金项链；不能住几十人合住的房子，必须长期租宾馆；过一段时间就得请下线吃饭，一个月要请三次客；此外，有新下线过来，一般都要请吃饭，包括租车游玩，甚至包下线的往返机票等；经常要“出差”，出差是行内话，简而言之就是，B级庄家掌握了下线上交的钱，A级专家会让他每个月到外地去“度几天假”，为的就是摆阔。这样一直打肿脸充胖子，让我有点入不敷出，有次实在没钱了，我偷偷跑到小饭店吃了一碗面，喝了一瓶啤酒，回去后继续和下线吹，“某某人又请我喝酒了。”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总有一天，如果没下线发展了，资金链断了，那些下线血本无归，该怎么办？”我选择了退出，退出时，还欠别人好几万元，我发展的那些下线一定有不少人恨我，就像我在恨把我拉进来的上线一样。一句歌词可总结我的传销之旅，“潇洒走一回，最后两手空空。”众叛亲离的“老A”赚钱后他购买了奔驰、奥迪等5辆高级轿车，供自己和其他高层乘坐，可等到落网后，他根本不知道出狱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如何面对自己欠下的债务在广西的传销框架中，一旦升到“老总”级，基本都会去南宁市。除了极少数人以及早期的传销高层可以赚到一些钱外，现在的传销组织中，即使做到了“老A”，也很少有人能赚到钱。今年5月19日下午，“北海亿元传销案”第三批28名被告被宣判，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不等，老总之一的甘某在传销中分到几百万元，他说，靠“资本运作”一两年里，许多老总级人物都会有两三百万元的收入，除了用来包装自己，很多人要么没钱了，要么有钱不敢花。甚至有这么一件事，一个“老A”被警方抓获后，他竟然高呼：“结束了！解脱了！”这名老总原本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和一家KTV会所，被骗入传销团伙后，一下子投入了30多万元，“高起点”的他开始发展下线，最先拉进去的就是他的亲弟弟和亲妹妹，之后骗了几乎所有的亲戚和朋友成为传销成员。最多时，他的下线多达300多人，一年多时间，他挣了100多万，但同时也投入了上百万元。据“老A”自己坦言，“老A”的收入主要来自两块：一、声称给国家投资的45%的资金，“全部进入了‘老A’的腰包”；二、发展下线的抽成，“一般到了‘老A’，如果体系运作正常，一年赚个100万元基本没什么问题”。为了包装自己，让下线看到他赚到很多钱的假象，他购买了奔驰、奥迪等5辆高级轿车，供自己和其他高层乘坐，并经常请下线们大聚餐。等到落网后，他说，根本不知道出狱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如何面对自己欠下的债务，特别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10岁的孩子。为什么年赚百万，很多“老A”却依旧两手空空，甚至负债累累？一名“老B”说，“老A”赚到的钱，几乎都用来包装自己或用来挥霍，除此之外，“老A”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处打点关系，“传销的人都是一群群的，目标非常大，很难隐藏的，此外，当地有很多部门都能管到，为什么可以安然无恙？最重要的是‘老A’会一直拿钱去打点关系。”有“老A”坦言，比如说，他的体系，一年可以让他赚上两三百万元，“一半以上的钱要用来给当地打点关系。”因为花销很大，“老A”的生活也可称之为糜烂。2007年，广西最大传销案被破获时，包括多名福建籍老总在内的20多名老总，正在享用一桌1万多元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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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
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摩罗
[摘要]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图片来源于网络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作农业人口，一类叫作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坐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我的老家是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三百多人，现在大概有五百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能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十七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 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能领到一千多块钱。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肯定过不了今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种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种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也好处理后事。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七岁，儿子万通当时是五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个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吧……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作《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五百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着火，烧死了二十多个人，我们乡死了七个，其中我们村有二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着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12月31号赶到煤矿的，想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图片来源于网络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我家乡的小学生上学要交九十五块钱，中学生交一百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当地的校长有的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一百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几乎打破了农民改变命运的幻想。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需要负担的开销不是很大。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孩子念书，争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知道火车站在哪里，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比我们这一代更加渺茫。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要艰苦得多。我曾经在都昌的三所农村中学教过七年书，跟农民的孩子一起熬过了七年艰苦岁月。我在三汊港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他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铺位，每个人只能分到八寸宽。这样的空间连舒展筋骨的余地都没有，还谈什么茁壮成长。这所中学坐落在小镇上，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主要供老师用水。小镇中央有一口池塘，冬天枯水季节，只有塘底还剩下一口混浊的水，很像一口铁锅煮了一碗皮蛋汤。早上学生关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时候，镇里的女性居民就围在这一口汤边上洗便盆，并将垃圾倒在塘沿四周。学校的早餐钟声一响，学生们冲出教室，端着饭盒围在塘边吃饭，然后大家围在那里洗碗。洗碗完毕，随手将大米倒进饭盒，用这一口脏水淘米，最后灌满一盒水，将饭盒送进学校的厨房。中午，他们还会到这里洗碗并淘米做饭。离这口池塘大约一百米之外，也有一口同样的池塘，围在那里淘米的是另外一批学生。我天天看着自己的学生遭受这样的折磨，脸部肌肉扭曲得都有点麻木，内心的黑暗太多太重。我在北炎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散步，走到学校北面的池塘边，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塘沿草丛底下匆匆忙忙系裤子。那是一个刚入校的新生，刚才显然是独自躲在那里洗下身，没想到会有外人过来。那时已经是深秋，这些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女孩，别说用不上像样的热水，连冷水也不够用的。就在这个女孩系裤子的时候，一台抽水机正对着塘底的这一口水日夜轰鸣，因为塘边的晚稻正处于灌溉的关键时期。那个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专供老师食堂用水。所有学生只有到附近农民用于灌溉农田的池塘用水。姑且不说这些水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多么严重，一到秋冬季节，农民急于给晚稻灌溉，学生们就连这种污染的水也很难用上。我的家乡是降水量最为丰沛的地区，学生却连用水吃水都这么困难，真是荒唐。小镇上的单位一般都各有一口水井，比如粮油站、卫生院、工商所、派出所、乡政府、学校等等。所有其它单位的水井都是供给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用水。学校光是老师就有几十人，也只有一口水井，那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的需求，几乎就没有走进过规划者的思维之中。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我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刚挪好一个地方，以为可以安心睡觉，哪知这个地方也马上漏水。我一边折腾一边抱怨，觉得老师真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第二天一早，学校宣布全校放假，因为学生宿舍漏水严重，他们必须把淋湿的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想想那些学生一个晚上惊惶不安的可怜样子，我感到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浇打，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学生宿舍的糟糕，不光体现在房子破烂、空间拥挤上，还体现在附加设施不配套上。我在汪墩中学教书时，女生宿舍就在我所住的那所教工宿舍旁边。这里离厕所很远，厕所旁边就是漫无边际的荒野，黑夜沉沉的时候，即使四五个女孩子结伴而行也不见得敢去那个厕所。她们只好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排水沟里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靠蒸饭时候的余热煨出来的一点温水，说是温水，也只是不至于冰冷刺骨而已，而且一团一团的杂物满脸盆畅游。男生连这样的水也得不到，女生每到晚上能够享用一盆这样的脏水，由值日老师用端筒分发。她们用脸盆端水，来寝室受用。寝室里因此一年四季都是湿的，地面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走进去，需要很小心地拣路走。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方，就是想挂蚊帐也没法挂，何况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们个个都成了养蚊子专业户。一到冬天，无论是教室还是寝室，常常连窗玻璃也没有，寒风日日夜夜呼呼大叫，直钻进这些男孩女孩的颈窝里和脚趾缝里。老师每上完一节课就赶紧回家烤火，学生却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受煎熬。到了晚上，寝室也是四面透风的地方。我在这样的教室当学生听课似乎已经忘了，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这叫艰苦，可是我在这样的教室当老师讲课讲了七年，这个经历我永远无法忘记，因为我为这些孩子的悲惨境遇受尽了内心的折磨。我无法忘记还因为心怀愧疚，我像这个社会一样，没有为改变他们的境遇做过努力。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可以为我自己讲课的那个教室装上几块玻璃，至少可以让我班上的学生少挨一点冻。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只想着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如何帮助学生。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天黄昏，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学生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厨房门口有几个露天的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大笼屉一个一个抬到石台上来。吃饭的钟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至，寻找各自的饭盒、茶缸。饭盒是封闭的，卫生状况好一点。茶缸没有盖子，情况就不一样，如果遇到风沙天，饭里就有沙，遇到雨天雪天饭里就有水。所有的男孩女孩顶着雨雪狼奔豕突、四散逃窜，那种场面要多辛酸有多辛酸。菜也是学生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之类，一般是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装一瓶，一直吃一个星期。只有等到周末回家才能吃上新鲜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之类。学生们虽然个个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却个个营养不良。今年春节期间，我到自己以前念过高中的母校去参观。大多数校舍有了变化，由那种砖墙上架屋顶的简易房子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七十年代初建校时那幢教工简易宿舍还在使用，为了防止倒塌，将四面墙拆掉了上头一截，将搁在墙上的屋顶放低了一些，由两层楼变成了一层楼。一些青年教师就住在这么破烂的楼里。至于那些新建的教学楼，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我念书时那么大，但我上学的时候一个班只有三四十个学生，现在一个教室要坐一百零几个学生，而且课桌课凳全是学生自家带来的。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正中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很难看到黑板，坐两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九十度的角度看黑板。老师几乎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我伸开食指和拇指量一量，前一排课桌和后一排课桌之间只有二十几公分的距离，我设想学生沦陷在那里的样子，老是联想起古代题材的电影上，犯人戴着木枷坐在囚车里的样子。校长告诉我，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秋季招生的时候，不知到哪里去找几间教室。在农村做一幢教学楼大概要二十万元，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二十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由于乡政府挪用了教育经费，拖欠了十一万工程款，现在连本带息已经滚到了二十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学生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地区，没有几个农民会因为一场暴雨就没地方睡觉，也没有一个农民吃饭的时候必须端着饭碗在雨中奔跑。一个农家女孩如果不上学，至少在卫生期能用上一盆热水。中小学生的生活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艰苦许多。对于那些还不懂得为日后出人头地而吃苦的孩子来说，谁愿意天天在这里受罪？姑且不说学校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常常让学生反感，一些老师粗暴的态度和言行常常使学生受到伤害。这些孩子逃学辍学，太可以理解了。偏偏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反讽的意味实在太浓了。那些年我常常心存怨恨，我不懂这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就因为孩子是弱者、只能任人打发吗？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孩子们还怎么成长啊？一个人从小就在这样的非人环境中饱受心灵的伤害，你还能期待、要求他日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吗？拥挤的农村学校宿舍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二三十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我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帮助和回报却很少。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的劳动技能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有时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光是凭关系来的临时工就有四十八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切实的是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利的问题。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惟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是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做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空心化农村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活得像猪狗一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询问、各种收容搜查甚至拘押等等。他们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课堂上，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批评这些被扭曲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度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十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当这一切无限增加的时候，几乎不用统治者费神提炼，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堆积就足够构成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四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惟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而教育几乎是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阴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很大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大地荒寒》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易，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十分艰难。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文/摩罗）（此文根据胡平先生及其助手的访谈整理而成，特此致谢）转自“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tyzzz01），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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