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什么时候去世的?_百度知道疑案︱郁达夫之死真相探秘 - 新茶网 -
疑案︱郁达夫之死真相探秘
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首次揭开郁达夫“失踪”之谜，引起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响，铃木正夫在这方面长期认真细致的研究，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认同。
铃木正夫出版的两本有关郁达夫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均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并获得好评。
铃木正夫长期担当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于3月退休，从4月起成为横滨市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作为非常勤讲师继续在学校开课。
但自去年3月开始，铃木正夫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中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对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将铃木正夫描绘成肆意篡改历史的罪人。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令铃木正夫忍无可忍、愤起反击。
一 事件起因
去年3月18日，郁达夫故乡浙江省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的有关人士寄给铃木正夫3册有关郁达夫的书籍，其中的1册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读完其中的第五章“郁达夫失踪之谜？”的第七节“质疑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怒气难耐，整个晚上难以入眠。
《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罗以民首先是这样评述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铃木正夫为研究郁达夫出力甚多，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然而其《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所述日本“二战”期间在苏门答腊服役的“宪兵班长D”谋杀郁达夫一说却使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这是一本表述得非常含混不清的书。
而且，罗以民对铃木正夫有关“宪兵分队班长D”是杀害郁达夫事件的主谋者这种论述提出了质疑，罗以民是这样写的：
18年来的这种现象表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铃木正夫笔下的宪兵班长D，以及宪兵A、B、C、E、以及Y的妹妹都是虚构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否认，或者支持铃木正夫的有关叙述。铃木正夫如果暂时不能展示D的存在，那么至少也应该展示与D相关的人员的存在，可惜18年来中国读者一无所获。
在这段表述之后，罗以民又这样写道：
2001年10月，笔者与铃木正夫都参加了在中国宁波举行的“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一次午餐前,本人恰与铃木正夫同桌,笔者与铃木正夫交换了名片之后,请问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懂得中文)：
“您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的'宪兵班长D'确有其人吗?”(笔者同时又用笔在纸上用中文写出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宪兵班长D”等字样)
答：“有的”。
问：“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他究竟是谁呢？”
答：“我跟他有合约，不能说。”
（为了以下叙述的方便，将以上的问答归为——记者注）
问：“你不能说，那你的结论（指D指挥杀害郁达夫）就不能证实。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准备什么时候说？”（此句用中文写出）
答：“准备在他死后。”
问：“他死了你就更没有证据了。”
答：“我有录音。”
问：“他死之后，你如何证明这盘录音是他讲的话。”
答：（沉默不语）
问：“在中国背着当事人偷偷录制的录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这个问题怎样看？1985年的录音今天还没有损坏吗？你是如何保管的？”
答：（继续沉默）
问：“一个人一生声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变化更大，何况在不同的场合呢？ 比如我就可以讲中国的杭州话、山东话、江苏话、普通话，还可以讲外语。在一个人死后证明他生前的录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证明更困难。你想过将来证明这份录音在法律上的难度吗？”
答：（长时间沉默）。
（以上的问答将之归为记者注）
据铃木正夫回忆和日记，他是于日至12日受邀参加在宁波举办的上述学术讨论会的。当时，一共接到了19位学者的名片。拥有三个头衔的罗以民的名片也在这19张名片之中。在这张名片的背面，留有罗以民写下的“我准备写《郁达夫传》”的字样，铃木正夫也写上了“于宁波”的备注。
对照罗以民的记述，应该是10月10日的午饭时铃木正夫与他碰面并作了交谈。铃木正夫对接受这张名片虽然有一丁点模糊的记忆，但时至今日实在是无法回想起罗以民这个人来。据铃木正夫介绍，他写了50多年的日记，在日记中，铃木正夫提及到一些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遇见的学者的名字，但没有留下罗以民的名字。上面引述的的部分，铃木正夫表示，在这样的场合出于礼节和交流学术信息的目的，他可能会说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之类的话。但是，上面引述的的部分百分之一百是罗以民的凭空捏造。
铃木正夫强调，他是以隐去姓名、将真相公之于众，这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来说动宪兵班长D作出自我供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约定，即便是D死了之后，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公布D的真实姓名。D究竟是谁？铃木正夫指出，他已经将其限定为“原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班长”，如果想认真查的话，连高中生都是有能力查得出来的。
罗以民抨击铃木正夫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用英文字母D等表示的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并提出了犯人是比D等原日本宪兵更高级别的上司这样的“新的看法”。罗以民同时指责铃木正夫使用英文字母是为了让别人无从下手去查找这些日本宪兵。但事实是，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了《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在这档节目中，被铃木正夫称之为原宪兵C的人物登场，并打上了介绍姓名的字幕。这位原宪兵C就是通过铃木正夫的介绍并接受节目制片人的出场邀请的。 罗以民所说的所谓录音等让铃木正夫目瞪口呆。铃木正夫表示，如果D始终持否定立场的话录音没有任何用处。在D自我供述之后再去录音，这只能向D表示他的自我供述没有信用，这样失礼的行为是不可能做的，偷录等说法实在是不值一驳。
直到现在铃木正夫还是这样认为：他是依据长年踏实的调查，带着诚意从正面与D直接交涉，终于成功地说动D并迫使他自我供述。因为D被离队出走的原部下的遗属追查得不胜烦恼，提供一些适当的信息让遗属平静下来，或者是编排诸如是上司下的命令，作为老部下不能说出上司的姓名等遁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D还是坦率地承认（杀害郁达夫）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在自我供述之后这种态度没有改变过。
铃木正夫气愤地指出，罗以民不仅凭空捏造了铃木正夫对他说有录音的台词、还进而虚构了质问铃木正夫而铃木正夫无言以对只能表示沉默的“逼真”的所谓对话，从而引导读者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中揭开的郁达夫之死的真相是凭空捏造的。
读了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整整一夜难眠的铃木正夫，找到罗以民的名片，第二天一早就将电话打到他的家里表示抗议。考虑到自己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在极度气愤前提下的表述对方可能难以完全理解，铃木正夫又将抗议的要点写了2页，并附上3页资料传真给他，并写道：“如果你直爽地承认你的错误，写文章道歉的话，我不控告。下一次信里，我要一一回答你的‘质疑’。”
3月22日发送给罗以民的传真，对方没有任何反应。4月19日，铃木正夫将逐一回答罗以民“质疑”的共24页的信，附上可以证明D等原日本宪兵确实存在的16种相关资料（这些信和资料，包括相当一些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或者是给别人看过的原始资料），一起用挂号信寄给了罗以民。上面提及的NHK制作的关于郁达夫的电视节目的复制录像带也另外邮寄给了罗以民。在给罗以民的这封信的末尾，铃木正夫这样写道：“如果你不寄给我回信的话，我断定你自己认为凭空捏造假话，玷污别人的名誉。”
这封信发出后，铃木正夫到海外旅行了约一周时间。回国后，对先前的信件的复印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订正了一些中文语法，对内容也作了一定的补充，4月30日再一次传真给罗以民，但依旧没有任何回音。6月4日铃木正夫又打电话给罗以民，确认他是否收到信件，罗以民说铃木正夫写的信的内容相当荒唐，而且是一幅怒不可遏的样子。因为罗以民说传真有点模糊，铃木正夫将原稿重新复印并再次修书，6月7日用挂号信寄给罗以民，但不出所料，那之后再没有罗以民的任何音讯。
罗以民拒绝给予铃木正夫任何答复，但在去年9月，他接受了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他只字不提那段“问题对话”，反而咬定铃木正夫总共用五种手段对付他：“决斗、写文章批判、收买、到法院控告、向单位领导告状。五剑齐发，一剑未射。” 罗以民在这里将自己演绎成一位“抗日”的“悲情英雄”。并这样为自己的“躲避”行为辩解——“何必与这种低素质的人文斗”。
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应
铃木正夫在罗以民百般躲避、拒绝作正面答复的情况下，于去年7月底将罗以民学术堕落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共浙江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沈立江先生。铃木正夫在信中这样写道：“您是罗以民所属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向您如实阐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向贵社会科学院提出强烈的抗议。在目前罗以民不愿或者说是不敢回复的前提之下，期盼贵院能够在调查的基础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件事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更涉及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让铃木正夫失望的是，等了2个半月，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去年10月中旬直接打电话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确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位姓华的办公室主任表示，铃木正夫的信早已收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很重视，领导也专门找罗以民谈了话。记者表示，这件事的是非曲折，查实清楚可能需要时间，但目前首先应该给铃木正夫一个音讯，这也是人之常情。华主任表示完全同意记者的意见，明确表态尽快给铃木正夫一个回音。但等了3个星期，铃木正夫没有盼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本报记者再次打电话确认，华主任将电话转给了据称是具体负责这一事件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党委杨副书记。杨副书记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二，希望和解，不希望闹大；第三，铃木正夫先生那边就不准备给答复了。记者指出，希望和解首先要拿出真诚的姿态，现在连给予铃木正夫一个答复的勇气都没有，这不是想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铃木正夫控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如果情况所实，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正常论争了。对于这一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此，杨副书记这样表示：“日本人那边篡改历史的事件不是也很多吗？”这位副书记的态度令记者愕然。是啊，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事件是很多，但不能以此作挡箭牌，来为自身的学术堕落辩解。抱有如此认识，那不是将自己摆到与日本右翼一样的水准吗？在记者的抗议之下，杨副书记又表示开会研究研究，再将结果通知记者。但依旧是没有下文。三个星期过后，记者再次拨通华主任的电话，说及杨副书记开的“空头支票”，华主任表示，他已经将自己范围内的事全部做了，杨副书记怎样处理，他不清楚，也管不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公论。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记者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公开网页上得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工程。浙江省里接着要做一个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一个文化精品工程，而这个工程中现在比较成形、有阶段性成果的就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在这样的一套“精品”里，如果发现有明目张胆的捏造，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呢？或许，这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不敢对这一事件作严肃处置的真实原因。
铃木正夫指出，如此的维护“面子工程”，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究竟有何益处呢？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有很多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仅举两例：罗以民在文中说郁达夫在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日本翻译的欧美小说不可能超过80部；又说日本的公共浴场男女混浴的习俗，直到“二战”之后，始由美国占领军倡令禁止后才逐渐消失。这两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作为学者，如果稍作调查研究，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只能认为是罗以民不作调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胡编乱造。铃木正夫强调，这样的书如果可以被称为“精品”，那么，中国的学术真的是不可救了。
四 宪兵班长D的最后归宿
从另一个角度讲，铃木正夫这次又要“感谢”罗以民。铃木正夫很久以来一直想再找D,在没有很好机会的时光流逝中，铃木正夫推测将年逾95岁的D多半已不在人间。为了回答罗以民的“质疑”，迫使铃木正夫无论如何要确认D的消息，他开始到离家很远的D以前居住的地方去探寻D的消息。令铃木正夫感到振奋的是，D还活着。去年4月6日，他在一家养老院里终于又找到了D。1910年出生的D，当时快要迎来95岁的生日，虽然躺在床上，但记忆力、听力、语言表达都很清晰，交谈没有任何障碍。
利用这次机会，铃木正夫向D询问了1985年9月未能及时打听的、但一直挂在铃木正夫心上很想了解的有关郁达夫被害的事情。面对铃木正夫的提问，D非常坦率地予以回答。以下是简单归纳的要点：
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D好像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事情。D笑了，仅仅回答说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却让他知道得太多了。
执行犯是谁？
——是我向4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士兵候补（兵力不足的日本军队在当地征用的候补士兵）下的命令。执行绞杀任务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
赵廉是怎样被骗出来的？
——没有打听过，不太清楚。
遗体怎样处理了？
——我认为是埋在了巴爷公务的附近。
——战后，来调查战犯的同盟军官员，遭到受日本兵挑唆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候补的袭击并被杀害。因此，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
与D分手时，以不公开发表为条件，D和铃木正夫合影留念。去年12月下旬，日本进入迎接新年的准备，铃木正夫想给D寄贺年片，同时也希望得到D更多的消息，在给那家养老院打电话确认时，得知D已经搬出这个养老院。铃木正夫与曾告知他D在养老院的D的长子联系，对方告诉铃木正夫，D已于12月6日去世。铃木正夫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通过住民票确认D确已死亡。
五 学术堕落何时休
罗以民这本《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出版于2004年3月。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笔者衷心希望铃木正夫尽快能给中日学术界、中国读者和郁达夫后人一个满意的回答。”
对此，铃木正夫质疑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书出版后不给他寄一本呢？在罗以民那里，是有铃木正夫的名片及讨论会上分发的《代表通讯录》的。即便这些都丢失了，那么，与该书“自序”中列举的一些人联系的话，也很容易知道铃木正夫的联系地址的。
铃木正夫指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学者的自由，而且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和进步。但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所谓“新的看法”，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强词夺理地展开论述，并且，为了让读者相信这种“新的看法”，甚至不惜百分之百地捏造与别人的对话，这种卑劣的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比起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性质更为恶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学术堕落。
罗以民在去年9月13日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他掌握了一些证明“宪兵D”纯属铃木正夫编造的新证据，目前正在写作《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的学术诈骗》。对此，铃木正夫气愤地表示，他“恭候”罗以民的这部“大作”，但既然这样“理直气壮”，干嘛连最起码的正视铃木正夫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还准备故伎重演吗？
铃木正夫表示，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长年以来，秉着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职责，在研究郁达夫问题上，倾注心力，无怨无悔，也真诚地希望为日中两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友好添一份微力。但是，罗以民的这种所谓的“研究”，令他感到格外的寒心。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21世纪的中国，怎么还会存在这样的“学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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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郁达夫
　　人都是有感情的，何况是诗人。当我看到郁达夫的文章，我想起了诗人徐志，早上和妻子聊起来关于郁达夫，妻子说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早就选入课文，&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想象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寺的钟声&&&&&&，宁静而令人陶醉的故都。&说实话论素养我远不及我妻，庆幸的是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可以交流讨论。我对妻说，徐志、郁达夫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不仅文学成就上有共同点，婚姻经历上也有相似之处，今天有空我要查找资料比较下。当我打开这两位诗人的生平资料我惊呆了，同是浙江人，郁达夫比徐志的年龄仅大40天，想不到的是两人竟然是同学，1910年同在杭州府中学堂上学，甚至人生的经历有许多神似啊。
　　郁达夫(日&日)， 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家、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徐志(～)，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石镇人。徐志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字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等。徐志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生于同龄，死于非命，同呼吸共命运。自古江南盛出才子佳人，看来风流才子以浙江优胜。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而徐志是浙江海宁人，同时浙江籍同乡，两市相距130公里。阅两位同好的前世今生，惊喜的是生为同龄人，徐志应称郁达夫为兄长了。悲惨的是天妒英才同是死于非命，徐志1931年11月在济南上空坠机身亡化为烟尘灰烬，郁达夫却像空气般消散于他国异乡印尼，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身世至今成迷团。徐志活了34年，追悼会郁达夫专程赠送挽联，&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郁达夫多活15年，去世时49岁，两位天才人生苦短，短命而没有善终，不能说是天大的遗憾，留下齐身的才华，像诗一样轻灵地在天空飞扬了。两位的感情还是蛮深厚的，1931年郁达夫著文《志在回忆里》来纪念好朋友，15年后天堂相见亦是好友吧。
　　相同的留学经历，都是语言方面的大师。郁达夫于1913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徐志1918年赴英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美国留学。有丰富的留学经历，后来证明两人在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方面均是天才。 郁达夫除会日语外，英、法、德、马来语也好的一塌糊涂，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同时精通五国语言的实属罕见卓而不凡，在新加坡郁达夫身兼八家报社的主编，日语是他脑袋后面的眼睛使他能看到后方，英语是他脑袋左面的眼睛使他能看到左方，德语法语是他脑袋右面的眼睛使他能看到右方。郁达夫还有一对眼睛长在他的头顶，那就是他的古代汉语古典文学语言。徐志在英美留学英语成为交流工具，有北大的英文基础加上在英美的学习，英语水平无容置疑，就连日记和情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在大文豪泰戈尔来中国讲学时他和林因同时担任贴身译，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流畅的译给泰戈尔的演讲增色不少，在徐志的文学生涯中，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在中国文坛的二三十年代活跃着一批文人，郁达夫、徐志同时当中的皎皎者，分别牵头成立了文学社团。郁达夫于1921年6月，与、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1930年和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小说则以自叙休为主。徐志则与胡适、陈西滢创办了新月社，参加者还有梁启超、余上、丁西林、林音、等人。社名是徐志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 李大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两人创作的题材广泛，但就文风而言，郁达夫以散文见长，比如《故都的秋》，徐志则以诗见著，他的诗，风格欧化，流动着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情感真挚充沛比如《》，郁达夫多活15年较长因此在作品上比徐志要多些。
　　在感情方面两人均属风流倜傥，到处留情处处情的，不过这情滥的实在可以。两人都有几段复杂的悲欢离合，一生为情所累却不乏浪漫，郁达夫较之徐志在用情不专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沉沦的更加彻底些，以女人的得舍计量两位老兄死而无憾了。
　　郁达夫对于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1909年.十三岁)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1914年~1920年.十八岁~二十四岁) 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1917年二十一岁)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下，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 (1921年~1927年 二十五岁~三十一岁)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的交往。(1927年 三十一岁)邂逅了王映，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38年 四十二岁)王映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1941 年四十五岁)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
　　徐志短暂的一生，与他有过感情纠葛的女人也有五位。&风流才子多春思&每一个都各自有前身，每一段爱恋都自成身世&徐志说过：&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林因是美丽女人，徐志对她自然有理想寄托。凌叔华也是美丽女人，她和徐志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第一位是结发夫妻张幼仪，后来离婚了，张幼仪曾经给别人说过&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人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第二位就是在英国结识的林因，徐志那首《偶然》就是写给她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对林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第三位是凌叔华，是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自幼喜爱画画。为此，父亲请来曾进宫为慈禧画过像的名画家缪素为她启蒙。后来，她又正式拜山水名家王竹人、郝漱玉为师习画。平时，齐白石、陈半丁也时时加以指点，使她的画技突飞猛进。学画同时，她还跟康有为学写字，跟学贯中西的鸿铭学英文和。徐志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本来这公案可以由徐志1925年旅欧前交给凌叔华的&八宝箱&即两本徐志的日记来解开谜底。可后来凌叔华说她交给了卞之琳，但是迄今为止仍不知下落何处。事实上无须由日记来判定，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的《志真的不回来了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就不信，志，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你真的不回来了吗?&这是一种怎样锥心的痛疼?这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相思?惟当事人自己知道。
　　第四位是一代才女名媛陆小曼，&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小曼十五六岁时，就已经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写得一手娟秀小楷，西方的钢琴、东方的戏曲都不在话下，绘画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天赋。陆小曼具备了他所要求的女性的所有特点。即：外表美和心灵美的统一，过人的天赋与才华。同时，他们俩都是浪漫派的。无疑，陆小曼是徐志这一生最爱最心疼的女人。当然，小曼也很爱他，他是小曼一生唯一爱过的男子。
　　第五位是韩湘眉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坛上，与、林因、凌淑华并称&四大美人&，徐志曾一度倾心于她，但后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陆小曼身上，不了了之&&韩湘眉则嫁给了张幼仪的一位哥哥张海。韩湘眉是一位思想观念极其现代的女性，即使结了婚之后，她也和徐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丈夫与徐志是朋友，也知她与徐交好，她也从不避讳，经常在聚会离别时亲吻徐志的面颊告别。
　　两人感情出轨可以有很多的解释理由，她们的结发夫妻却始终为这此两位文化名人守节至老。
　　郁达夫结发夫妻孙荃。郁达夫第一次成家是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1917年夏，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回国省亲，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娣(孙荃小字潜娣)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小夫妻俩同乡，孙荃是一位出身大户人家的才女!她自幼熟读《女四书》《烈女传》，能吟诗作文，且她的诗能让郁达夫称道。孙荃虽然缠过小脚，但对缠足深恶痛绝，她曾写过《戒缠足文》。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这包办婚姻并不满意，但还是有些依恋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在《郁达夫诗词》里面，有多首&寄和荃君&的诗。这&荃君&就是郁达夫的原配妻子孙荃。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她在富阳老家，与郁达夫通信，并与郁达夫诗词唱和。孙荃是一个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奇女子。民国初年，如他们一样夫唱妇和的夫妻，能留下诗坛佳话者并不多见。郁达夫日记中日写道：&接兰坡(孙荃原名兰坡)书，附有诗四首。&第二天，他给未婚妻孙荃复信：&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抗矣!&(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孙荃的诗文能与郁达夫相抗衡，可见其艺术造诣。但可惜多才而乏色，其貌不扬，这就无法满足风流成性的郁达夫了! 1920年郁达夫遵父母之命，与孙荃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时乘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同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孙荃虽有诗才，但她希望的却是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珍惜，诗文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是抄给丈夫一阅。惜才的郁达夫曾劝孙荃&应该保存&，&异日年老，亦可发表。&他为孙荃的诗集起名曰《夕阳楼诗稿》，甚至还对以后印诗集的纸张、样式提出看法。可惜的是&夕阳&未至，他们于1927年就劳燕分飞。直到孙荃逝世，《夕阳楼诗稿》也没有出版。孙荃的诗，只是在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中抄录存有20余首。唱和之诗都写得深情、凄婉，诉尽夫妻两地的离恨别愁。1919年和1920年，郁达夫还两次把孙荃的诗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诗内发表，竟可以乱真，外人难识此为闺阁中人所作。
　　然而这位甘心替郁达夫养儿育女、服侍婆婆、体贴丈夫的贤妻良母，竟然遭到郁达夫的遗弃。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办创造社，后遇名门之女王映，在爱河中挣扎的郁达夫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阿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 旧人和新欢之间，郁达夫还是选择了后者，不顾重婚之讥，与王映结合。(不料十几年后，在新加坡，他又跟王映正式离异了。) 郁达夫初遇王映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日，郁达夫与王映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孙荃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王映却被认作&小妾&!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去世。郁达夫再娶王映，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带来严重的打击。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郁达夫虽然接受新思想，但传统道德在他头脑里仍然很深。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王映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夫、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国统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徐天真的兄弟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黑色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钢笔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西楼书桌抽斗里。
　　郁达夫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孙荃回忆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的情况，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郁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孙荃追忆这段往事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老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正妻和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显然不同。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溶化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8年，与王映的婚姻12年，在海外与何丽有的婚姻3年，因为抗日，他被日寇杀害于苏门达腊。后被追认为烈士。
　　徐志结发夫妻张幼仪。徐志高中毕业后正准备进大学时, 父母已将他的婚姻大事定了下来。女方张幼仪, 1900年生于江苏，是张润之之女, 是张家、张君之幼妹。张家是金融界巨子, 张君是政界的显赫人物。父母能攀附这门贵亲, 当然喜出望外, 而志却执意反对。父子俩因为这件事吵了好几次嘴。当时徐志对张幼仪一点都不了解, 更不用说爱情。对于视爱情如生命的徐志,确实怎么也无法接受。父母劝说无效, 只得请来祖母。志挨不过祖母的哀求, 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日, 志与幼仪结婚。 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 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他们见面时都是冷冰冰的。婚后不久, 徐志便收行李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此后两人很少联系。人们以为徐志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非比寻常，另一方面，他对原配夫人张幼仪却是无情而残酷的。包办婚姻的婚前到婚后，徐志是那样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阿欢)，同年徐志前往美国读书; 1919年徐志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当时志一心爱着林音, 又苦于幼仪从中阻隔, 于是提出与幼仪离婚。 幼仪见志并无爱她之心, 也无法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妇生活, 无奈被迫答应了。1922年3月, 志与幼仪在柏林正式离婚。同年张幼仪生下次子彼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就在柏林留学。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1925年志欧游时经过柏林, 再一次见到张幼仪。此时幼仪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现代女性。志原本带了件礼物来给次子彼得, 却不幸得知彼得去世的噩耗。此时志与幼仪都发觉彼此之间的友谊加深了。1925年张幼仪痛失爱子彼得后，随即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终于从缠足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的双亲(徐家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的儿子。实际上，这种待遇和地位，跟孙荃携子女在富阳郁家生活是同一模式，也就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张幼仪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陆小曼却被认作&小妾&!
　　徐志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对于张幼仪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很难认同。徐志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见识、呆板乏味。
　　在男权社会，女人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品。那些活跃在社交场上风情万种的女子，才能给予他们纵欲的幻想空间。而张幼仪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是现实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会有死去活来的激情。她不似林音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灿烂艳丽，令人迷醉。她就是个平凡实干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徐志死后, 张幼仪抚养儿子成人, 在经营方面颇有成就。台湾版的《徐志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印的，为的是让后人传诵老公徐志的著作。
　　文人，你究竟有几个好妹，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後都成为你的妹妹，她的心碎我的心碎，是否都是你呀你收集的伤悲，是否每一位快乐过的红颜，最後都是你伤心的妹妹，她的心醉我的心醉，是否都是你呀你亏欠的陶醉，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麽憔悴，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麽憔悴，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我的哥哥你心里头爱的是谁，猜不透摸不著唉我也只是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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