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夕&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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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中学高中68届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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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夕 笔 录
（一个中田人的人生回顾）
文、图/鲁志昭
一、我的经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大人都知道，农村的孩子如果不读书就可能要一辈子种田。因此，我的父母再穷再苦都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读上书。父母共生育了六个孩子，我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三个妹妹，除最小的妹妹因生活所迫送人外，其余五人都至少培养读到了初中。7岁那年，即1956年9月，我入读中田小学。到1962年小学毕业。其中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有四个学期在龙安小学读书，到龙安去读书的原因是由于母亲要搬到金沙地去住，帮大姨带小孩。1961年下半年仍回中田小学读书，于1962年毕业。小学毕业后考入宏村中学。那时全县除县城的学生在黎川中学读初中，所有的农村小孩考上了初中的均在宏村初级中学读书。
1962年9月到1965年7月，我是在宏村中学就读，1965年初中毕业后考入黎川中学读高中。到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高考，毕业生（包括我顶上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插队。按当时的说法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依据是当时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1968年10月26日，我从黎川中学下放到龙安公社中田大队第五生产队（户籍由黎川城关镇迁回中田大队）。1968年冬到1971年春在生产队劳动，其中1970年3月到11月，与生产队部分农民到修建黎川到泰宁的公路，这期间，我们编入的是黎川县修建黎泰公路指挥部龙安（建设）营中田（宏村）连，我绝大部分时间是担任伙食管理员，刚上路时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工地劳动。1971年7月起到12月龙安粮管所下的粮站担任粮食收购助征员。其中10月到12月到龙安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主要是音乐伴奏——吹笛子。
1971年12月，应招进入县林业局(其实是岩泉林场招收林业专业队伍)，12月20日左右到樟村报道，然后编入岩泉林场第二中队，仍住在樟村，场部也在樟村，工作是到宏村至樟村左侧一带山上造林（冬季整地、打坑，春季栽树）。到1972年5月份，我们二中队移驻樟村一个很偏僻的山村——许溪。工作是砍木头，后一段驻扎在江家沅，住在当地农民家里的闲散房内。到1972年10月，我们从江家沅村搬迁到岩泉林场的磨栋窼（后来叫磨栋窼工区），自搭工棚居住，工作项目仍然是砍木头，但这里山场更高，树木高大，几乎是各种杂木，极少松木。到1973年10月，我等共八人，派驻层坪黄泥垅，看守山场上的木材（主要是杉木）不要被邻场工人运走，1974年2月起从黄泥垅搬到层坪村居住，这时层坪成立了层坪工区，我主要是种菜，为工区食堂提供蔬菜。
1975年2月，我又回到磨栋窼工区。工作是5月份前到罗斜种田。5月后在索道班工作。11月份，我由场部派往整治宏岩河道（从岩泉流到宏村的河）指挥部工作。到指挥部后，我分配在门槛石筏道工地施工。住在龙头寨下游的苧州村，指挥部驻在龙头寨。1976年1月，门槛石工地完工后，迁居到龙头寨，2月份回林场。三月份又调回层坪工区。
1976年3月起任层坪工区会计。这项工作实际是工区核算员。主要工作是，核报工区发生的各种费用，月终再向场财务部报账，定期验收工人生产的木板及其它作业项目。核算并发放工资。负责工区的后勤管理等。另外我还兼了二项工作：一是教书（1-3年级，共7个学生）；二是本工区职工一般疾病的给药（免费）。1978年上半年，工区主要劳力（林业队）搬迁，到东坑附近就没有兼教书工作。
1979年11月，由层坪工区调场部政工组工作。主要从事全场人事管理、劳动工资、宣传学习以及场部后勤管理等。1983年下半年任政工组组长，八四年起兼任党支部支部委员，兼做党务工作。全场的发文、报文、通知、通告、计划、总结都得由我起草。这期间，最难做的工作是处理调解职工之间的矛盾，常为工作上的事伤透脑筋，因为涉及员工之间的切身利益，需要耐心好妥善解决。工作虽然又忙又累，但总体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1988年8月，我改任林场副场长，分管财务，营林工作。兼任工会主席、党务工作。坐在办公室的时间较以前少许多。大部分时间到各工区（山场生产作业点）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年。体会是总有做不完的事。
从1971年12月进岩泉林场，到九八年一月离开，在岩泉林场共呆了二十六年多。1998年由林场调黎川县林业公司。到公司后任公司人秘股股长，工作内容类同原在岩泉林场政工组。兼任公司工会主席、公司的党务工作、退休工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又是进入了一个一天忙到晚，烦烦杂杂的事情干不完的圈子里。
&2000年，公司主要领导变动，这年12月，我辞去了了人秘股股长的职务。“进入”吃闲饭“人员”的队伍。2003年1月5日，公司经理同意我离开工作岗位（默认内退）。一月九日我离开黎川到苏州。1月到10月在家休息。10月16日起，在苏州大台北鞋城找了一份看夜的差事。
2003年1月5日，黎川下了一场近二十多年未见的大雪。这场雪从早一天中午开始飘落，越下越大，晚上我照常与朋友们逛街返回时，街道上已有薄薄的积雪了。次早，大街小巷、旷野山峰到处一片白皑皑的，住宅屋顶上、地面上的积雪足有20多厘米厚。我本打算1月7日乘车去苏州，但大雪封路，汽车不同，好在雪后即晴，到9日长途汽车终于开动了。这天我乘黎川到上海的大巴，离开了黎川，离开了工作和栖息了几十年的故乡。这是自然也是必然。自从2002年4月间公司新一代老板上任后，他有意识扶持年青一代，我人在岗位上，可总是无所事事，我也知道我面临的问题——老了。10月份后，我几次找老板提出了我的要求：辞去所任职务，内退。然后去苏州和家人厮守在一起（两个女儿都在江苏工作，都有了孩子，我爱人已在我之前到了苏州帮带孩子）。12月，老板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在年底的一次行政会上免去我所任职务。随后，我离开了工作岗位，又离开了家乡黎川，何日再归故里是个未知数。禁不住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二、往事回忆
（一）我的出生地
我的出生地是黎川县中田乡。关于出生年月，我记得很早时见过父母的记录，是民国38年，从我的小名叫
“和孙”来看，妈曾对我说是解放了、和平了，因为黎川县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所以，我的出生年月应该是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11月。
中田是黎川县的一个乡，中田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他在县城的西面，距县城15公里。中田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有很多古建筑，兴盛期在清朝中期，听村中老人常说
“鲁家人会读书，陈家人能做官”，说是中田历史上曾经出过数十个举人进士，仅鲁姓一家便出了17位进士、34位举人，乾嘉道年间，中田陈氏一门七进士，九乡榜，在全县独占鳌头，其中最高的中皇榜探花，官职最高做到吏部尚书。这些官员都在故乡建造了自己豪华的房屋，而且都非常考究、宽大，听上辈的老人说曾有一个108间的大宅，非常豪华。从现在还留存的大厅堂看就会知道，当时那些大厅堂的高大、豪华。现在高岭上的大厅是坐南朝北的一间四进大厅，高6-7米，从廊下层一直向北每层逐高，高差在50cm～1m之间。各厅堂之间均有天井相隔；厅堂面积都在200平米左右。有高大的整块条石建造的大门，门楣上都有石匾，并刻花雕字，甚至厅堂楼上都是用方砖铺地，各厅之间还有中门，侧门，梁上和天花板都有雕花或绘图。只是年代久远，不太清晰了。老人们说，被毁的建筑都比现在的大厅大。由于住在里面都是大官商、大地主，所以在年间战乱中被烧掉了，这是中田村这一古村落受到的第一次毁坏。我小时候见过一些长满杂草的地坪上，散布着一些大门头石墩和假山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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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现存
经过村内有一条小河，原来河那边还有花园，河边有石雕护栏，河底是用石块铺成。流水清澈，时有鱼儿出没。我小时候到小河玩时，可以抓鱼、抓螃蟹。现在尚留存的大厅有高岭上的四厅相连，大夫地等大厅，还有小河上的护栏长卷拱、大井头的石拱桥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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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庙前尚存的石鼓
中田的第二次大毁坏是在1959年。1958年冬，中田河下游的南城洪门建水库，中田是水淹区，沿河从刘家湾、席家湾、张王殿，再到圆弄、志圩，一线足有五六华里长的一片房子全部拆光。说是拆晚了会妨碍水库内通航（现在也没有通航，可见当时的冒进风），我记忆中比较深的有，三里路长的志圩，圆弄，张王殿一带及牌坊群落（有十几座牌坊），人民会场，锅角店、何家大厅、鲁家大祠堂（鲁佐文公家庙）、中田小学等，拆掉的面积足有好几平方公里。没拆迁前高嵿上是中田最后面的房子，拆迁后成了最前面的房子。同时，被拆的还有河东村（中田村是河西）一个平方公里以上的民居民房。沿河两边拆毁后，两边均在离河较远的高处建了一些民房，但大都为木竹泥壁结构的简易民房。经过这次的大拆迁，中田已变成一个破落的村子了。从我小时隐约能记事到六十年代前期，中田又经历了这么一个大变迁。张王殿前有一座大桥是石墩木架的，有六个桥墩，每墩高十多米，间距也有二十多米，是1954年落成的，造成时有好多人在桥上照了像，我也在其中。这座桥的落成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很宏大的工程。但这些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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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近二千平米的家庙是本县现存最大的家庙
（二）我的小学
在我上小学时，大约是57年的夏天，中田第一次从县城接来了广播。记得在一个月光很大的晚上，我与厅堂的同伴们一起到园弄去听广播，听了什么自然是记不起来了，反正当时是特别好奇的感觉。
小学是陈家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当时每个年级一个班。
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是邓玉娥老师，短发圆脸，看上去很漂亮很温淳。由于我学习成绩好，她很喜欢，并会到我家里来想我母亲说我的情况。在学校她总像妈妈一样对待我。她那慈母般的目光，现在还记忆犹深。还有一个陈香山老师，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常常拿着我的作业展示给同学们看，称字写得工整、漂亮。他很能画图画。另外一个杨淑云老师，是教算术的，教到我们几年级现在记不起来。小学设在陈家祠堂内，经过改建，有礼堂、舞台、大操场等，条件在当时来说还是不错的。学校有少先队大队、中队、小队。大队高活动是全校出动。打洋鼓（大洋鼓一个，小洋鼓十来个，还有大小铪），有大队队旗、中队队旗和小队队旗，列队整队严肃认真，但又很热闹。我记得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少先大队搞了一个“解放台湾”的活动。老师在活动前将纸做成的蒋介石、宋美龄及敌人的司令、师长、团长、连长、排长、士兵等还有枪、炮、手榴弹、地雷等军事装备藏到山上的小树上、灌木丛、草丛内。下午，少先大队列队出发，击鼓开路，口号是我们去解放台湾。我记得地点是曾家湾后面的小山坳上。到达活动地点后，分头活动，有个人到处找“敌人”和“武器”，一个小时左右，按小队、中队集合，再向老师交出自己的战利品，列队回学校后，老师按照战绩大小分别给予奖励。抓到蒋介石的学生奖励最高，奖品都是学习用品。“六一”儿童节还搞篝火晚会，学生每人都带一小捆柴火去学校，晚上在大操场上燃起篝火。学生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猜谜语，并有糖果一类的奖励品，大家玩的非常开心。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有趣。
那是小学在体育方面要通过一个标准叫“劳卫制”，就是跳远、跳高、爬竹竿都要达到一个标准，还要长跑，我记得是这样操作的，从小学出发沿中田去公村的路跑到第二个亭子上，由老师拿一个记分牌给你，你在返回学校，看用了多少时间，来说明你是否达标。我记得我除了跳高之外其他项目都通过了。
1958年的大跃进之风，中田也是刮得轰轰烈烈的，我记得到处墙上都写大横幅的标语，内容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抓晴天、晴天、轮阴天，毛毛细雨是好天，一天生产顶两天”、“星星当月亮，月亮当太阳”、“单耕密作就是好”、“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等等。公社的社员们（即农民）常常是在稻田里干到半夜或天亮。我也曾参加过一次晚上割禾，半夜时分饭送到田里来吃。很多人吃不了的饭就倒在田里。我当时就有一种浪费很大的感觉。社员们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家里的锅都献出去炼钢铁了。由于我家是居民户，对吃食堂的事没有记忆。农民大干，手工业工人也没闲着，从事打铁、做木工、篙工的手工业工人们，集中在人民会场内做各种各式的所谓先进农具，以支援农业大跃进，居民户的妇女们集中在我家住的大厅楼上做斗笠，是卖给社员还是送给社员的我不知道。我们小学也实行“四集体”（同学习、同劳动、同吃、同住）。我记得我们班住在老师宿舍隔壁的大房间内，被子自带，学校还编印（油印本）诗集，赞美大跃进、四集体。我有一首诗上了油印本，诗是这样写得，“四集体，真正美，老师学生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建设新社会”。58年的大炼钢铁我也记得一些，在张王殿的殿内外用土筑了十多座高炉，有4~6米高左右，收集到处的铁制品，除了社员家的锅外，大门上的铁环，铁扣，大房子烽火墙上的铁拉扣（用来加固和夹紧墙体的一种铁制品），大部分铁的来源是到河里掏铁砂，然后和木炭共同放到炉内点火，用鼓风机吹风烧炼（鼓风机用柴油机带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过这种机械，是26马力的柴油机），炼成什么钢铁，除了多少钢铁我们小孩当然不会知道，我只见张家殿一带满地都是一种像铁又像石的渣渣。
全民大闹钢铁也波及我们小学生。为了提供铁矿石资源，我们小学生也停课，三三俩俩地来到永兴桥（在黎川到宏村的公路边，离中田约有40里路）河里淘铁砂，在永兴桥老百姓的厅堂内住，每天在河里淘铁砂，每天淘了多少要记录，多的表扬，少的要批评，大概搞了半个月左右。可能是由于永兴桥河里的铁砂含量较高的缘故所以到那里去淘沙的。1958年秋季（后来知道是十月份）中田成立人民公社，并在中田小学的大操场上开庆祝大会，会场上搭了一个大戏台，用毛竹和松枝扎了楼牌，并用纸做了很多各色的花扎在松枝上，到处张灯结彩，当时我就是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大会后进行游行，我随学校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者手中拿着一杆小小的三角形纸质彩旗，一路上跟着领队举旗喊口号。游行队伍还到河东那边。在河东靠大河边上有一片树林，有里把路长，大部分是大径（40厘米以上）梓木，我是第一次经过这片树林，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片树林，因为在此后没多久，这片树林都被砍伐烧木炭，供炼钢铁用。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在小学二三年级时与我同桌的是一个姓左的同学，个头长得比我高，且是一副长脸孔，他有一把黑色的折页扇子，不知啥时，他的扇子破了，他硬说是我弄破了他的，要我赔一把新扇子给他。那个时候，一把这样的扇子也是一件很大的奢侈品，我能赔的起吗？让家里知道了还要挨一顿打的，扇子赔不起，又不敢与家里人说，他总要打我。在学校内有老师会护着我，批评他是无理取闹，可到了校外，他硬追着要我赔扇，要打我。在龙安读书时，他没有随学校来龙安，后来再返回中田读书时，他也不在学校读书，但在校外总会碰到他，他还追问过我，为此，我怕极了，以致对他产生了一种恐惧症，直到小学毕业。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一家人的吃穿，读书主要靠父亲的收入维持，所以我很小就要参加各种家庭劳动，常常跟着大哥、二哥及大厅堂伙伴上山砍柴。我总是扛一根松木枝桠或树梢，下山时（印象最深的是和尚乘），树枝上的节疤刺得肩头疼痛，脚下石子又刺脚。特别是夏天，太阳头顶晒，地表温度又高，遥遥可见的家，弯弯曲曲的路，心中难受极了。总嫉恨这路怎么这样长，除了砍柴外，还要到菜地扛水浇菜、挖地、捡石子、拔草等，好像是没有轻松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是夏天晚饭后，厅堂内一伙同伴们在禾场内尽情玩耍。“天提龙，地提米”“寻寻躲躲”“捻中手，打中卑”，一直要玩到各家母亲大声呼叫，才很不情愿的回去睡觉。那时候厅堂禾场都很干净，可以赤着脚到处跑，睡前用布随便擦擦就可以。
1958年冬，洪门水库的建造，使中田这个地方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社撤并到龙安，很多机关也都迁到龙安去了。前面已经说过拆了很多房子，人口大举搬迁，大部分搬家的都是由竹筏从河道上走。那时中田几里路一线的河岸边，到处都有丢弃的大大小小各种坛坛罐罐。圩上、园弄、刘席二湾一片都是被强制拆倒的民房，推倒的砖墙，破碎的瓦片，被推倒的房屋木架，狼藉一片，凄凉、残败的景象沉沉的罩在中田这片曾经热闹非凡的土地上。
1959年上半年，由于人口的搬迁，学校的重心也随之迁往龙安。我家也随着搬迁起了大变化，父亲随着商店迁到龙安工作去了，我家由中田搬至龙安附近的金沙地村。这是一个离龙安只五华里的小村庄，大姨从水淹区的西坪调到这里教书来了，这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无法操持全部的家务，只好让我母亲来帮助她带小孩，搬来后就住在小学内。正好我也随中田小学的搬迁来到龙安小学读书。
龙安小学也是一个由祠堂改建的学校，由于增加从中田迁入的学生，校舍便不够用了。学校在操场上搭了一排四间教室，墙壁用竹子编成后用泥巴糊的，屋顶是用茅草盖的。稍能挡雨，绝不避风。冬天在教室里上课非常冷，特别是早上，早读课冻得读书时牙齿都在打颤，没亲身经受是难以理解的。住的寝室也非常拥挤，一个大教室要住40-50个学生，都是木板统铺，分三排，学生一个挨着一个住在上面。这期间，正值“饿饭年”（老百姓对59、60年的别称）饭由学校统一用竹筒子蒸，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但总是吃不饱饭，除了一点米饭其他没有什么吃，油水更没有，一天到晚总觉得饿得慌。学校种了好多菜，由于粮食不足一个星期总有几个中午用菜充饥，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次肉，菜中油花都看不见，所以以菜充饥越吃也饿。有一次学校叫我们学生把稻草捶打得稀烂，然后过滤提取淀粉来充饥。虽然工序很多，一大堆稻草只能提取一丁点淀粉，但吃起来很有味道，比净吃青菜强多了。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水田里去捡田螺。这捡田螺也有一点技术，我总捡不到多少。有一次捡田螺，我与中田同去的尧远兴同学一组，我总共没捡到10个，其余全部都是他捡的，回到学校过称，居然得了第二名，我无功受到了表扬。肚子饿了总要找吃的，有时候到榨油的坊间去捡榨油的枯饼吃（主要是捡芝麻枯饼），这是上等的充饥品。夏天，我们到晒谷的地方弄了稻谷，放在火中烧爆米花吃，那时很多学生上课都带火烤，往往上课时满教室都是烤米花的香气。老师也只能是一脸的无奈。
父亲在合作商店工作，他们店里总加工一些糕饼类食品出售。隔三差五，我到店里去玩，店里的付松山师傅（也是中田人）总会偷偷地塞给我一到二个糕饼，指使我赶快离开店里。我们的上辈看见他们的下一代总是饥肠辘辘，实在也是于心不忍且又无可奈何。
每逢礼拜六下午我便去金沙地（回家），顺着公路（黎川到抚州的公路）走。那时公路很差，满是野草石块。只有两道车辙是光的。回到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只是稀饭（菜煮或南瓜煮）可以多吃两碗，解决肚子一时的问题。礼拜日下午，返回学校，总要带一瓶腌菜去学校。到学校后当晚那瓶腌菜就要吃掉一半以上。在家里我们要帮母亲种菜浇菜。晚上帮母亲团毛线，妈妈总利用晚上时间帮人家织毛衣、勾毛线鞋子等。天天都要做到下半夜二三点钟，做到天亮也是时常的事，母亲白天要不停的操持一大推家务事，要种菜、砍柴，晚上不得好好休息，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妈妈啊！您太辛苦了，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能健康成长，超出了常人的付出。我家在金沙地期间，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三餐总是喝稀饭或菜煮的饭，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二顿干饭，难得吃上一二次肉。我记得在金沙地过年那天也是吃南瓜焖饭。
1961年下半年，我家从金沙地搬回中田，母亲将家具杂物收拾好，一次次挑回中田。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吃好早饭去中田，我在金沙地看家并做中饭（芋焖饭），母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回到金沙地。然后中饭、晚饭一块吃。晚上又继续收捡好东西，明日再挑。第二天我也挑了一点家具去中田。家搬回中田后，我也回中田读书了。
1961年下半年起，社会上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公社食堂已基本上撤了，但我们居民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粮食还是供应那点，没有自留地又养不了猪，吃肉吃油还是无法解决。生活没有多少改变，搬回中田后那年过年，我记得早上吃细糖拌粥，中午吃的粉渣拌米粉煎的饼。边看舞狮子边吃烧饼。年后我家到志圩的屋基地上开了一片荒地种菜，菜种了很多，充饥的食品也多了一点。另外，我记得还常常会去黎川大姨家，让他们帮买些细糠（一种可用来做饼吃的极细小的米糠），同时还会买些面条、米（那时面条是极难买到的东西）。从中田到黎川是走老路（石头砌的小路），礼拜六去，礼拜日回来。有时有伴同走，有时一个人走。每逢一个人走时，总是非常紧张。一路上虽然没有什么大山、大树林的路，但也全是灌木林的小山，路上行人又少，心里又想能遇到行人作伴，但每每又怕碰到行人。我家搬回中田后，父亲仍在龙安工作。为此，母亲总会让我利用礼拜或假期送菜去龙安给父亲暖饭，同时带回一些父亲为家里买的日用品或食品。每年过年时也总要在过年前些天去龙安担过年的货物回家。这些东西都是父亲通过各种办法买来的（当时计划供应，很多东西很难买到）。中田到龙安当时也是小路，并要经过一个叫拙头峰的山林。山上有个破落的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均没有人去上香火，庙也很破落，经过山下的小路，一上一下，坡顶上有一个凉亭，亭子下有一口泉水池，阴沉沉，由于听过有全身雪白的老狗来吃水的故事，所以每每走过这里都会全身紧张，快步行走。林中飕飕作响的风声，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这段路有三华里左右长，快步行走也得用上二十分钟，走出山林，总会情不自禁的出上一口大气。
（三）我的初中
从中田小学读书到小学毕业的最后一年，学校设在陈家祠堂内（小学到1967年才拆掉），班主任是一个姓詹的男老师，不是黎川人，他是一个较活泼的，会唱会画。那年代正上映《洪湖赤卫队》和《红珊瑚》的电影。他就教我们唱电影中的歌曲，从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我学音乐的兴趣。他知道我们班上一伙学生，夏天中午会去河里玩水，他并没有简单的制止，而是教我们要怎样学好游泳，怎样注意安全等。小学升学考试是到县里参加的，我们班上只有十一二个学生参考（全班30人左右），在黎川考试时，我与郭姓同学都住在黎川中学，他大哥、我大哥都在这里读书。考试完后，我们四人还到县照相馆，合了一影（照片还在）。大哥有一个同学会吹笛子，他用笛子吹《洪湖赤卫队》和《红珊瑚》的电影歌曲。因为我已学会唱这些歌，即听得入神，又象很奇怪，怎么这根管子能变出那么动听声音。这时我就对笛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下决心学吹。当然也就请教于他，他很耐心的教了我吹法，和最基本的指法，并让我试了。回家后，我即用小山竹自制了一个竹笛，一有空就学吹，在这个暑假里有了不小的进步。
暑期快结束时，父母和我都很关心录取通知书一事。终于在8月下旬收到通知，录取在宏村中学，后来打听，中田小学居然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了。这年大哥刚好初中毕业，二哥还在宏村中学读书。母亲对我们兄弟读书非常关心，总是说再怎么苦也要让你们读书，那时有“备取”和“录取”之分，为慎重妈妈在正式开学前带我去宏村中学落实情况。那时去宏村也只能步行，中田到宏村有50里路，所以妈与我早一天去龙安，第二天清早从龙安走去宏村，中饭是带红薯吃，到学校报到后即返回中田。我是第一次一天走这么多的路。并且知道以后经常要走这些路。
二哥这时也在宏村读书。几天后，我便与二哥及二哥中田的同学一行五六人去上学了。他已是初三，第一年，二哥在学校，有他照顾好像什么都很顺利。宏村中学是1958年由县办的一所初级中学，设初中各年级，学生都是全县除县城外小学毕业生。各个年级就一个班，老师不到十个，当时的校长叫付利生（我们初中毕业后他调走了，他于80年代后期任县组织部长）学校还设有一个农村中学附属班。学校设施非常简单，读书的教室、学生寝室一共二排简易房，中间夹一个活动场地（四个篮球场大小），学校的食堂在离学校很远（二里多路）的民宅内。教学设施除了操场上的一个篮球场和和木制的单杠、双杠各一个外，其他的都没有。宏村镇是黎川县一个较大的镇（当时称公社），政府各种职能机关事业单位这里都有（当时很多小公社是没有的），还有一座很大的电影院，这时宏村已有公路到县城，公路从学校门口经过。当时的大沅繁殖场有两台解放牌货车，经过学校门口总会引起我的好奇观望。每逢农历四、九、十圩日，赶集的人非常多，大都来自附近几个公社（西城、龙安）也有县城商店的流动售货摊。每逢圩日，我们学生也会在课余饭后去圩上玩。购物是谈不上的——口袋里根本没有可支用的钱。我在圩上就买过一样东西——回家往返所需用的大斗笠。
宏村还是樟村河和孔源河的交汇点。交汇处在一个叫蛤蟆咀的地方。这里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沙滩，河床狭，水流急，下流约50米处叫秤砣石，这是一个宽大的沙底河床，是一个游泳的好地方。每天夏天晚饭后，我总与几个水性比较好的同学去游泳，也是洗澡。水性差点的学生是不敢到这里来玩水洗澡的。站在宏村遥望东、南边，群山起伏，黑黑的一片，这就是武夷山主山脉延绵在黎川县境内最高的一段。会仙峰是其中的一座高峰，春夏二季，站在宏村可见山峰中间有一银色瀑布闪闪发光，有如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插在哪里（后知道这个瀑布叫剑水）。
在宏村中学读书的第一年，二哥还在这里读书（他已经是初三），吃饭住宿都与他一起，外出玩也由他带着，什么都很便利。二哥毕业后，我就独自一个人在宏村了。从中田走路到宏村，除了要经过中田到龙安段的“拙头风”外，还要经过龙安到宏村段的一个棕茅地。这段路在茅棚村上游，有2~3里长，说是路只是一定意义上的路，其实就是在棕茅中穿越，要用斗笠（那时走路都会带斗笠防雨）挡在前面。一不小心总要割伤脸或手脚，在以后的两年初中阶段，我都是一个人走路，每每经过这里，心中的害怕是难以形容的，还有经过茅棚村时，农户家里总要窜出5、6只大黄狗，追在你脚下叫，你跑它越是追咬你。每次总是吓得心惊肉跳，出一身冷汗。到宏村读书时户口即迁入中学，我是吃商品粮的学生，免除了家吃农业粮的学生要背米上学的烦恼，也不要每周都回家。以后两年我基本上二周才回家一次，回校时根据季节带2-4瓶腌菜，吃完了带的菜，再买学校食堂的菜吃。上初中时我每月享受3元钱的助学金，由学校食堂掌握使用，基本上吃一个月的饭菜。学校住宿条件非常差，一律的统铺，蚊子臭虫特多。夏天总是无法入睡，睡着后总是被臭虫咬成一块块的疙瘩。那时中学生的定量是每月29斤大米，每月回家吃上2-3天，一天也就一斤，总是不够吃，隔不了一两天，晚饭就要吃二筒饭（竹筒蒸的饭，每筒三两米）。不够的指标就用寒暑假的指标补充。由于家庭生活不是很好，穿衣也很差，冬天的外套只有一套，脏了要拣好礼拜天洗。内衣总是破旧的外套，看见个别学生穿了棉毛衫，心里羡慕极了（我在上高中第二年后才开始买了一件棉毛衫，还总不舍得穿）。
初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并一直担任班干部。可总是生活或劳动委员，1964年10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那天到宏村公社开会。我们班主任姓周，赣南人，是他介绍我入团的，他对我们总是非常关心。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姓涂的老者，有一副老八股的样子，每天早上他总要敲寝室窗子，催促学生们起床，并念念有词的重复着：“起来咯，不要醉生梦死啰，太阳晒肚皮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我当时觉得他说的这些是很正确的，但心里总讨厌他那副老八股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诚心诚意的在关心我们。
初中三年很快过去，中考前一个礼拜我们即到黎川中学一边复习，一边熟悉考试环境。那年，我第一次坐汽车，而且是客车，从宏村到黎川。那时正是夏天，晚上就睡在学校的课桌上，无垫无盖。中考如期进行。我参考的考场在黎中孔庙前东侧的教室。我记得开始很顺利，一点都不紧张。具体考了多少分不得而知。我记得数学卷中，有一个15分的文字题我只列出了式子，没有计算出来，其余没有错的，好像只考数学语文两科。1965年8月份，我在家（中田）收到了黎川中学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全县只有一个高中部，而且一个年级只一个班50人。收到通知书后，家里对去不去读书还进行了一番考虑。最后还是去读了。那时大哥、二哥均学了两年以上徒，可以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家庭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还是决定继续读书。本来我初中毕业后打算学做木工，母亲带我去公社找细生师傅，但回来时摔伤了手，这样木工我也就没有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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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留影（1968年春）
（四）我的高中
1965年9月，我进入黎川中学读书，全班50人，宏村中学来的共6人，户口也从宏村中学迁入黎川中学。高中第一年读书很正常，而且还开了外语课（俄语）。我们宏村中学来的人原来因条件原因而外语很差的人另开班上课，共10人左右，加上进入高中后课程也更多，所以学习较初中阶段紧张很多。为此，我也就不每个周末都回家。周日学校中午不开伙食，我们在校寄宿的同学们总会去黎川饭店吃中饭，5两米饭5分钱，一碗青菜，或萝卜一类的菜5分钱，共1角钱，有时中午买一个炕饼吃，5分钱。我进入高中后仍得到了丁等助学金，那时每月共需开支伙食费8元左右。全校的寄宿生都住在一幢宿舍内（有6间），女生住在紧靠男寝室外的一栋大屋里。寝室内一律是木架双层单人床，一间寝室里住14-18人。
上高中后，我的业余爱好主要是吹笛子、吹口琴，并常得到66届学长鲁月霞的指教，吹法大有长进。记得1965年校国庆文艺会演（在人民会场演出），我还与三个同学一起上台，来了一曲口琴合奏。另外，还参加了合唱队，唱《长征组歌》，由陈煌老师组织及指挥，这歌现在还能唱。高中期间的在校文艺生活，为后来下放农村参加文艺宣传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文革记忆
高中第一年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时，即1966年5月份，文化大革命的波澜悄悄推进到学校。
运动起先是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快到期终考试时则停了各种文化课。专上当时的政治课，其实就是停课闹革命，暑假期间基本上在学校，成立红卫兵，刻印宣传单，上街写标语、游行。上街辩论的学生也有一些，我基本上没上街辩论过，我与班上几个人搞了一个小宣传队定期出宣传单，我主要担任刻钢板印油印机等。我们也没有什么水平，主要是转载其他各种宣传单上的东西。我还参加上街写大幅标语，写排笔字就是那种情况下写会的。上街游行我多次担任击鼓手。因为我也很喜欢打鼓，那种节奏我很感兴趣。10月份，我们班上还进行了无记名选举，推选出5名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种接见其实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下面上百万红卫兵通过广场）。
1966年12月，我与学校十几个同学乘黎川一辆货车（那时是县物资局唯一的货车），去南昌，在南昌我们到八一广场参加什么集会，人太多，究竟开什么会，都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些活动都是自由式的。到参观革命烈士纪念堂，八一起义纪念馆，到省委看大字报，那时省委内场礼堂的大字报最多。在南昌大约呆了一个星期左右，吃住均在接待站，不要钱，只要登记。本来准备去井冈山，但听接待站的管理人员说，井冈山人太多，上山吃的东西都没有，人满为患，并在流行传染病，想去北京玩也因为领不到车票，无法进站上车，也听说北京人太多，北京正在清理外地去的红卫兵，接待站也不随便接待外地入京的红卫兵，所以也去不成。
这时南昌接待站发票给我们返校，我与饶春辉在一月初登上了南昌开往福州的火车，我们的优待票是到光泽的，到光泽后，我们便有意不下车，准备到福州去，当时车上人也多，列车员对红卫兵也无可奈何，到福州后也比较顺利的出了火车站，在福州吃住福州四中接待站，接待说我们是外省来的，现在要清理，吃要付钱，但我们说没有钱，只好签名，欠账。当时是说以后要写信来学校收款，但以后好像一直没接到这种还借款的通知或信件。在福州主要是玩街景，瞎逛了三、四天）。我们便在接待站办了返校的手续（写原因、领车票）登上了返校的列车。
我记得回校后没过多久便回家过春节。由于很多学生外出串联，在校的学生也不多，我与饶春辉两人便搬到操场北面教室宿舍住。一天晚上我们两人闲得无事，找来一些电子元件，装配起一台单管收音机（我们两人在进高中后参加了班上无线电活动小组）。就这样，忙忙碌碌到好晚。入睡后，饶的全部衣服（冬天）竟被小偷全部偷去。停课后，我业余时间多为装收音机和吹口琴。
1967年6月份。6月12日是端午节，早两天，我们乡下的学生都回家过节了。节后同学们陆续返校。6月25日这天学校发生大武斗，学校破坏很严重，而且打死了一个搬运大队的工人，我们在家就听说了。这样家里便不允许我在去学校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强调要去学校拿东西，家里同意去拿东西，但要立即回家，不准再到学校混了。到学校后，我发现宿舍里的东西已不知去向。班上的同学绝大部分已转移到南昌去了(我们班的男同学基本上都参加了“井红”这派群众组织)。这样，我在学校也无法呆下去，只好听从家中大人的安排。回家后，没啥事做，那时还是比较流行学做手艺。二哥学做泥水工也基本出师，我便顺理成章的跟二哥及他的师父们做工。实际就是做建筑小工，因为要学这门手艺，先要做一年小工，再说我也没正式打算做泥水工。我分别在中田饭店工地、小学工地、合作社工地做小工，大概做到68年3月份还是四月份，传来学校再复读的消息，家里曾为是否再去学校考虑了很多，主要是怕再发生武斗之类的事，但还是考虑多读书总好，再则户口也在学校，所以我还是继续去学校了，其实学校也没有复什么课，因为前两届（66、67）高中同学均没有高考，仍在学校，怎么办，上面最后来了通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既此，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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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前夕与同学在黎川大桥上留影
（六）上山下乡
7月到8月，上两届高中生便分掉了。农村来的回农村（吃商品粮的不算），家里吃农业粮的回家种田，一部分人分到华山养殖场，一部分人分到化工厂。上两届一去，我们变成了毕业班，看看上两届去向，再上课没有可能。这样在学校又是混了两个月（学习文革政治），1968年10月26日，我们全班加入了全县下放大军，部分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和街道闲散人员统统下放，并在人民大会场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语录，封面上印有“赠给首批下放光荣战士”。我的命运也就注定下放了，在这个问题上，家里有看法，按学校下放分配要去潭溪公社，但家里说，既然是种田，何不到中田来，家在中田各种条件会好一些。我想也有道理，所以要求回中田插队（当时是龙安公社，中田大队），那个时候手续也很简单，学校写个条，你拿到你要去的地方就可以，户口由学校工作人员办好，粮食迁移证是再供应一个月的商品粮，到第二年早谷收个，一般为7月15日后，便转为农业粮了。68年11月左右，爸爸所在的合作商店也撤销，人员下放原籍，这样爸、妈、我、小妹四人均落到我们居住地的生产队——中田大队第五生产队种田了。我也基本上成了被有关方面遗忘的下放学生了（这事是以后，落实各种政策时才显现出来），从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家住的高岭上还居住了两户抚州下放来的干部，一户住在我家对面，是个女干部，叫徐刚（据说是县级干部），她家同下放的有一子一女。另一户住在四眼相见厅，叫叶干强，他家同下放的有其妻、一子二女。根据住处安排，我与他们均是一个生产队的。刚插队不久，大概是68年11、12月，我与叶干强同到脸盆石山上去炸石开水沟，这里原来有小沟，后因山体滑坡水沟也没了，山下一片水稻田靠这条沟来灌溉，所以修复这条水沟迫在眉睫。但原生产队无炸石的人，这事被叶干强得知后，他便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他只带我一人去完成这项任务，人多了反而不安全，在十几天的同劳动中，我得知他原是抚州地委的干部，他之所以会打炮眼，装药、炸石是由于他年青时当兵学会的，可能是铁道兵吧，到参加过抗美援朝，是转业干部。他跟我讲炸石的技术，如何煅烧钢杆，如何选择炮眼，怎么打锤省力，以及装炮、点炮和处理哑炮等等，并跟我讲解劳动和生活中很多道理，在这十几天的炸石开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以后我与其子接触也较多（直到2003年我离开黎川）。
68年这年冬天，我与队里年青劳力一起到猫仂田修水库，多数时间参加打夯劳动，即4个人有节奏的举动一段木头（100斤左右），来夯实土埧。一天，工地放炮，放炮前虽然吹了警戒哨，但由于时间太短，很多民工躲不及，都用土箕罩头或不断走动躲避飞石，但还是出了事，我们队上一位青年被飞石当场打死，现场非常惨，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流了一大片。我感觉非常不满，明显没有按规程搞好警戒和安全工作，但那时政治气候紧张，我作为一个刚入社会的人，又是下放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还能说什么呢。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制比较健全的今天，那可就不是那么随便可以过去的。随后，我还参加了水田的冬翻、锄田塍、筑田塝的劳动。快到春节期间（69年元月后），我参加了大队组织的宣传队，白天照常出工，每天晚上排练，后在大队的戏台上演出。我主要是伴奏吹笛子，偶尔也参加演出，或拉拉二胡。参加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但我在这中也提高了一些文艺技巧（吹拉弹唱等），那时没有什么生活负担和思想负担，可以说是我刚下放时较为轻松快乐的日子。
1、“号”鱼
中田河东河西之间是一条常年流量在2-5平方每秒的河流。丰水季节，洪门水库的水溢满河岸，成为湖泊。枯水季节便成流水河。所以河内鱼资源较为丰富。夏秋之间，流量偏小，沿河居住的一些农民便会打鱼的主意。“号”鱼（“号”是黎川方言，“号”即“毒”的意思，是指用一种植物的浆液放入河中使鱼中毒晕死。实际上这是一种很残酷的捕鱼方法，毒液所到之处，不论大鱼小鱼，包括不能食用的幼苗，统统会被晕死，后来被禁止使用。）是最常用的办法。“号”鱼只能在小团体内进行。中田村是一个居民居住十分集中的村落，搞小团体“号”鱼很难保密，所以形成中田村以自己不号鱼而专门关注他人何时“号”鱼的消息，没到夏秋季节，只要有一点点关于这方面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成群结队的人往河边去，很多时候只是一场闹剧。农民们为了有鱼吃，总是用心良苦。象古人用兵一样，只要获取了一点信息，经分析后人们便在晚饭后三五成群，拉帮结队，沿河而上，悄悄的行走在河边的树林或灌木丛中，时而又在某个人物最好放药水“号”鱼的河段埋伏下来，心中充满期望，但又十分迷惑。总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坚持到天亮后没有达到目的只好悻悻回家，一般都要走出十几里到二十里路，当然也有守候成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能与“号”鱼入股者同时下河捞鱼，收获当然不菲，我也参与过好几次通宵守鱼，但都不获而归。多次拣鱼都是鱼拣到了中田村上游2-3里路才知晓的，这时去拣鱼也能拣上3~10多斤不等。“号”鱼后的当天上午下午，沿河上拣冷港（拣残存的死鱼）也能搞到3-5斤不等。我拣过几次冷港。中田村上下游一段十来里路的河段从上到下游刘家湾圹、席家湾圹、水车圹、石亭圹、长河圹、白石圹、曾坊圹等，拣冷港时自下而上，每个圹钻水拣鱼，水深一般在3-4米左右，钻入水中发现有白点便是下沉的鱼，便用手抓住，再浮上来，这沉下的死鱼大多是桂鱼，这种鱼好吃，做鱼干也是上好的。每次“号”鱼后只要是天晴（只有天晴有太阳深水中才能看得见），我和村里的伙伴都会去拣冷港。这种拣鱼是要会游泳的，不会游泳是不能去的。每次拣冷港都会有3-5斤的收获，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还是起到了改善一下生活的作用。
最奇特的是那几年（年间）的踩鱼活动。在谷雨到小满季节内鱼是产卵期，河水也丰满，期间只要遇到雨后天晴或是闷热天气，河水又比较浑浊，就会有黄鲶鱼（一种有黄尾的鱼）成群结队擦河床逆水而上。人们下水后横着河一脚一脚密密的拖着走动就可以踩住逆流而上的鱼，踩住后用鱼叉或手将鱼提上水来。视情况不同，一二个小时就可踩十几斤到几十斤鱼不等。记得有一次是晚上去踩鱼，河水还很冷。起初时穿着棉衣在较浅处踩，后发现齐腰深处鱼更多，干脆脱掉上衣干。很多人在河岸上生起了火堆供踩鱼的亲人上岸时取暖。我在水中也冷的牙齿都在打咯，坚持不住时也上岸就着他人的火堆烘一会，又再下水干。这搞鱼的活就这么诱人，什么困难，无所畏惧。这晚两个小时左右搞了三十多斤鱼，虽然冻得全身发抖，但心里还是很高兴。这踩鱼也有碰上倒霉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在园弄河滩上踩鱼，刚下水干了不到十几分钟，鱼还没踩到几条，便踩上了桂鱼。这桂鱼脊上的刺是很长的，且有一定的毒性，踩上去便扎了一排四个洞，拐着上岸就在河滩上嗷嗷直叫，伤口流血且剧痛，就像断了这一只脚一般，任凭你叫，其他人照样踩鱼不停，也没谁有工夫来向你嘘寒问暖的，犹如一人在空旷的寒夜中，自作自受，自认倒霉，痛过了一阵，只好拐着脚回家了。事后脚痛拐着走好几天。这次以后，听到踩鱼的信息是又高兴又害怕，劲头总没有那么高了。虽然以后有人告诉我，用甘草捣汁水涂擦可以立即止痛，但没有再碰上这事，也就没有实施过。再以后，每年这个季节外地会涌入大批渔民来中田撒网捕鱼，我们这里最原始的捕鱼活动便自动退出了历史。
3、我的农民经历
下放以后，我由于家在中田（不像外地下放来的学生集体吃住，很多方面不习惯，劳动日相对较少），所以我基本上与当地农民及与我年龄相仿的社员一样，天天出工，队里田都在很远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出工日都要带中饭吃，下雨天吃饭，斗笠上的雨水会流到碗里，成了雨水泡饭。早上在自留地种菜，白天队里活干一天，收工后还得上山砍一担柴火回家。一天干到晚，每天吃完晚饭就很晚了。晚上九点到十点左右，睡到床上一身酸痛，要不是当时年轻，容易恢复疲劳，否则是吃不消的。特别是夏收夏种期间，的确很苦，割禾时汗水浸透了全身衣服，裤裆上会滴汗水。全身又长痱子，又热又痒。稻草衣刺得手臂上、大腿上伤痕累累，皮肤长满了湿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很苦，但总算熬过来了。
下放后的日子是辛酸的，那时农村的燃料全部来自于木柴。柴是家庭的重要物资。上面也说过中田人口居住密集，砍柴自然就要走很远的路程。那时，我也跟着生产队的社员，早上砍一担柴，白天生产队出工，晚上收工时又带一担柴。清早砍柴都是在天亮前出发，一般到山脚下才天亮。冬天，早上砍柴最怕过河，我们队上的田多在河东一边，一是去顺了路，二是地形较熟悉，所以砍柴也多在河东一带，一年就有半年以上的活动与生产要过河，那时又没有桥。冬天的凌晨，寒风刺骨，河水割肉，要脱掉长裤子涉水，像我个子不高的，水要浸到大腿根部，过完河后，两腿就像有千针在扎一样又麻又痛，大家都如此，我当然也无可奈何。早上时间又短，容不得你半点迟缓，否则就会赶不上生产队出工。刚开始时，我总是手脚凌乱，总跟不上同伴的进度，常常狼狈不堪。后来慢慢的学会了一些窍门，除了手脚要利索外，还要这次看好下次的柴火，下次一到山上就可以直接操刀干活，不用到处找。收工后带柴火也是一项又紧张又苦的活儿。
我们队上的田大都在很远的地方，一般5～8华里远。每天出工都要带好中饭吃。这也是一件很烦的事。我按大部分农民的样子，备一个大号搪瓷把碗，这种碗可盛八两米饭，还可装菜，然后备一个麻绳网兜，可提可挂，每天带饭的菜基本上是干菜、腌菜一类。春夏二季，经常下雨，站在雨中吃饭是常事，碰到下大雨，吃饭时斗笠上的水总滴在碗里（雨天出工都是穿簑衣带小斗笠），饭吃到一半后竟成了水泡饭。秋凉后到冬天，到田里后先生一堆柴火，烧过成木炭火时将饭放在火上，到吃中饭时饭很热，且有火烤的香味，吃起来还是很有味。凡带饭出工，晚上收工后都要带柴火回家，这其一是节约了走路的时间，其二又免去了多走路的劳累。但要在收工后不多的时间内砍一担柴是很不容易的。况且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我深知其困难。但人嘛，总不会轻易示弱，竭尽全力与大家一样，在天黑前要下山，天黑前下不了山那可就惨了。冒雨淋雨带柴也是常事。记得有一次柴砍了一半，就电闪雷鸣，一会儿大雨倾盆，眨眼功夫，一个人都成了落汤鸡。人呀，总是好斗的，不会轻言放弃，在这种状况下居然没有人愿意丢弃所搞柴火而空手跑下山回家，而是冒雨继续干。到下山时天就要黑了，大雨还是不断，闪电雷声搞得我心惊肉跳。偏偏在这当儿，捆柴火的蔑条断了（由于大雨中慌乱操作不当而引起的），柴立即散落一地。这一刹那，我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哭无泪，笑无声。恨，你恨谁。这时脑中突闪出一个“干不下去”，“要离开作田这磨刹人的劳作”。慌乱之中，丢弃部分柴火，再整理一会，急速追赶大部人马。这次以后，我常想，尽管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但总跟不上从小干农活的伙伴，刚下放时认定这辈子要作田终生的想法突然发生了改变：只要有机会，就要跳出这无边的苦海。
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当然还得干。那个年代，在生产队劳动，其收入也就是劳动报酬低得让人不能理解。以全勤标准算，每天工分10分，全年累计工分在3600工分左右（割早禾、晚禾的工分是以谷子计算的，强劳力每天能有20多分），年终换算分配，每个工分的报酬只有0.015~0.03元之间（最好的生产队也只在0.06左右），年景好，分值高点，年景差，分值自然就低。以半年分值0.03元计算，全年一个劳力收入也只有108元，那时人均口粮360斤稻谷，以家中4口人计算，1440斤，买口粮的钱就要86.40元，加上生产队分配的其他农副产品，不欠队里的钱就要谢天谢地了。家用的其他支出怎么办，从哪里来。人多一点，劳力差一点的家庭状况自然更惨了。遇上歉收年，家家户户都欠账是注定的了。难怪那时流行的口头禅：“吃饭靠队里，用钱靠自己”，“欠一百会着吓，欠一千去问天”。欠上了一千元，那就下辈子也还不清债了。我记得那时候队里欠账户在80%以上，欠债千元以上的有十多户。那时政策不宽松，农民要赚点钱是难上加难，卖劳力，农民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力来赚点微薄的工钱。那时交通很不发达，很多物资的运输都要靠人力担运，这自然就成了一条赚钱的路。
县城化工厂在中田设置了一个松脂收购点，收购旺季常常要用很多劳力将松脂从中田担到县城去。我也曾多次参与了这卖劳动力的事。挑货要自备桶一担（都是用浇菜的粪桶代替），在早一天晚上洗好桶到收购点去装桶、过秤，然后放在站内。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就要起身，到达县城天才蒙蒙亮（4点半左右）。在化工厂再过秤，倒桶后立即赶回中田。匆匆吃早饭，要赶队里上工。这半夜往返走路就60华里，还要挑担子，我担了净85斤松脂，连桶也在100斤左右了，白天还要正常出工。的确够苦的了。虽然苦，但这一夜可赚0.85元钱（每市斤1分运费），能抵上队里干了3~4天的收入，还是值得。夏天担松脂，秋天为供销社担橡子（栎子）。每次可挑100斤，比挑松脂更合算。后来，农民的赚钱途径还有种菜卖（中田每日早上有集中卖菜的场地），卖柴火，个别农民有捕鱼的本事，赚的钱相对也多点。
6、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也很贫乏，收音机内能收到的文艺节目就是几个京剧、样板剧，几首革命歌曲，听多了，老人孩童也都能哼上几句。革命现代京剧拍成电影后，到农村放映，放映地点都在公社一级的地方。中田公社早已撤并到龙安，所以电影也都在龙安放映。第一次看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那是1969年初冬，全县只来了一部片子，而一晚上要到几个公社轮演。得知电影将在龙安上演，大家早点收工，早点吃饭，吃完饭后即结伴赶往龙安，到龙安后也快10点钟了。龙安采购站禾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远远的能见一块小小的白色银幕挂得很高。一打听要到12点后片子才能到。幸好晚上还不算冷，找一个边远空地坐下，很少看电影，等待也是高兴的。12点多钟，在一片喧吵声中，电影开演了。我记得很认真的看，并跟着哼唱。肃然站在很远看，但由于对故事情节熟悉，很多对白都可以背出来，所以还是觉得看的很清楚，看的也很认真，脑海中现在还能映衬出一些剧情动作。看完电影，又立即赶回中田，回家路上同伴们都很少说话，一个个都十分疲倦，我的双脚象灌了铅一样，蹒蹒跚跚，天亮前总算回到了家中。
1969年冬，我被派去修建黎泰公路，我们生产队同往的约有十人，全大队共有近百人上路。这时一条从德胜关（茅店）开始盘旋翻过大山再到福建泰宁县新桥的战备公路。黎川县境内一段全部由黎川县各公社抽调民工做（也有说始于茅店一段是由资溪县的民工完成），我们公社分配了最山岭以下第二段（最高山岭处是宏村公社），我们驻在一个叫白河的村庄，整个公社有七八百名民工，各公社也抽调了各方面的人员组建了各自的指挥部（叫营部），大队则叫民工连。那时龙安人民公社更名为建设人民公社，中田大队更名为宏村大队。上公路后，起先是搭工棚，备粮备菜（因为全线开工后原老路均要毁掉，所以各公社民工在开工前均要准备粮菜），这段工作约做了十几天，天天到茅店粮站扛大米，两个人100斤，全部是上山的石路（古代石砌的路）。上路十几天后，大队派我担任大队民工连伙食管理员，兼到山下扛米、买油盐食堂用品等。十天左右还要回中田一次，筹集蔬菜，猪肉等物，我提供需要的数，由大队部筹集物资，这些肉菜均由大队派“四类分子”连夜挑到公路工地上去（有近100华里路），他们自己准备好箩筐，待大队杀好猪，立即出发，不分日夜上路，所以我不跟物资同去，而是跟着换班的民工白天走路到黎川乘车到德胜关，再走路到工地。后期公社（即营部）专门调了一辆拖拉机运菜，几个大队共一车，轮着装菜，后来也就经常跟着拖拉机调菜、购菜（购菜在县城采购），这项工作一直做到71年4月，其中70年双收期间到国庆，全大队均撤回搞农业生产，县里也规定，农忙回生产队中田，农闲时上公路。在黎泰公路上，我常利用空闲时间跟着在营部当医生舅舅、还有叶干强（营部管理干部）等到大山深处采中草药，让我认识了不少草药。在黎泰公路上，由于我一直分管伙食工作，在营部会计罗通凡（中田人）的指导下我还学到了一些财会方面的知识，珠算也有很大的进步，工地最后撤回，我有条有序的向大队交清了全部账目，可以说没有侵占没有搞错一分钱。进入社会后我第一次搞经济管理工作，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我们驻扎筑路的地方，毛竹很多，由于那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绝大多数都是大径毛竹。我们中田又正缺少毛竹，所以中田的民工每每换班都要编制篮子、土箕等农具，竹勺，竹筒等工具带回家。由于人流大，对毛竹资源破坏也很大，引起当地山民与民工经常发生因为砍毛竹方面的纠纷，甚至发生打架而闹到营部去。后来营部出面调解有所才平息。
8、粮站助征员
1971年从公路上回生产队后，仍然是天天出工，通过两年多劳动，农田里的活儿我也基本上会干了，就是载禾总是不那么有模有样，干出来的农活总没有那么漂亮，每天的工分从初进生产队的6分增加到8.5分。
夏收夏种即将到来，我心里计算着69年双收期间受够了苦。70年双收还好，在队里协助生产队保管晒谷。工作内容称社员割进来的新谷，然后担新谷出去晒，晒干后再担进仓。翻晒是妇女的事，虽然工分少，但人会轻松一些。71年的双收，队里会不会又叫我协助保管呢？在就要进入割早禾的前10来天（6月份），我接到队里通知，叫我去龙安粮站报到，到粮站去任助征员（即搞早谷收购工作，任期为半年，到晚谷收购完结束，一般在12月）。同去报到的还有队里的许无生（大约比我小两三岁）。到龙安粮站报到学习了两天后，我被分配到了下村粮站，许分到公村粮站。到粮站后我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
农民将要交的公粮、购销粮晒干后担到粮站来，我们便检验谷子是否晒干，然后过磅称谷，之后将谷子分类倒入粮站仓库。重点是谷子的干燥、杂物和看准称，记好数。收购的范围有全下村大队，宋州大队部分，宏村公社前岭大队等生产队。农民交谷子是较远的早上交来，附近的下午交来。在下村粮站做了三个多月，可以说是下放期间较为轻松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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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抄写的笛子曲谱
9、公社宣传队员
十月份公社成立宣传队，我调到宣传队。宣传队是各大队抽来的人员，大部分是下放学生，我仍是伴乐队的，吹笛子。宣传队到公社各大队去演出，全公社有十个大队，巡回演出一圈要一个多月，加上排练等，在宣传队共呆了两个多月，到年底仍回粮站。在农村，宣传队的演出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每到一处演出，村民们便早早地从自家搬来凳子等在演出场地，演出时更是老老少少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有时碰到下雨，还有许多人坚持观看，兴趣丝毫不减。可见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村民们（包括下放的新村民）对文娱活动非常的渴望。我对演出也非常认真，凡是要演奏的曲目，我都要反复练习。另外，我还主动积极参与演出的后勤准备工作，在宣传队我是个闲不住的队员，当时我感觉非常快乐，非常乐意去做那些看起来非常琐碎但又需要有人去做的事情。这个特长在后来到林场工作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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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招为林业工人，即将奔赴新的岗位（我站在后排左一）
（七）林业工人
就在这年（71年）12月份，县林业局到各公社来招工，这也算一个机会吧。如果粮站继续留我做临时工，我可能就不会去林业局，粮站没留我，我只有抓这个机会了。12月中旬就办好了有关手续，于12月20日左右到县林业局，林业局即把我们装运到（用大货车）樟村。我记得是12月21日到达樟村的。就在这两天内，全县招工约450人左右（号称550人），全部集中起来，住在樟村一个大祠堂内（现在镇政府的位置，原祠堂已拆）。第三天，全部被招来的人（那时叫林业专业队伍）在樟村小学大操场上（也就祠堂边上）集合，林业局来了领导，进行训话，然后分中队，一个中队80到100人不等，我即被分配到第二中队，全中队约80人，我分配为第五班，我班有9个人，好像还叫我当了班长，但一切都是中队长直接指挥，班长只是一个样子。分好中队后，一中队全部是大个子的，立即被汽车运去西城乡，余下的四个中队仍在樟村，并按中队、班调整住宿。分队后次日，开始上山劳动，到宏村至樟村公路左侧一带山上挖坑（50厘米见方的坑），准备春季造林。中途，叫我干了一阵食堂管理员，到春节前几天，中队宣布放春节假，并发了一个半月的工资（71年12月半个月，72年1月一个月）。当时每个新工人的月工资是34元，比起下放当农民的收入，那是高出了好几倍。第一次拿到当工人的工资，又恰逢春节，心里的确高兴了好一阵。
春节回樟村后，即投入栽树工作，在原打了坑处栽树（松树、杉树），一直栽到清明。清明过后，各中队均离开樟村，一中队已去了西城，二中队到浒溪，三中队到沙沅，四中队到罗斜，五中队到小玉山，全部是砍木头。到浒溪砍木头时，班组重新进行了整编。我与一些玩得较熟的工人在一个班。我们班以下放学生为主，全班六人，四个为下放学生。
从1971年12月进入樟村栽树，1972年清明后在分配到浒溪（樟村分上源大队、浒溪生产队&&/SPAN&村&)砍木头。到1972年十月份又从浒溪搬到岩泉（磨栋窼）砍木头。直到到磨栋窼驻地后才慢慢得知，我们这一批招收上来的工人是江西省政府下文招收的林业专业队伍。黎川县招收550人均到樟村再往东进的大山之中——岩泉新建一个采育林场，以采伐木头为主，然后在手伐后的山场造林，兼采兼造，所以叫采育林场。1972年5~6月间已开始修建从樟村到头盘山进入岩泉的林区公路，是省林业厅拨专款修建的。林场的人员、财政资源等均由省管。也就是从进林场后将近一年，工人们才渐渐知道自己的身份，才知道该项工作的艰苦。所以在这一年内，由于工作环境过于艰苦，很多农村招收来的农民及部分知青相继离开了林场，寻找其他出路去了。我也曾于1972年7~8月间到中田公社（过年中田从龙安分出来，重新成立了公社）找有关熟人，想回中田仍以知青的身份找份工作干。直到1973年上半年，委托之事一直没有着落，所以还是在林场坚持下来了。促成想回中田找工作的原因是当时从龙安公社被招收时，公社干部（包括来招收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知青都会分到林业收购站去，当林业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我们被招的所有人员都先后迁到岩泉来了。工作项目是砍木头，生活条件艰苦，自己搭建工棚居住。工棚极简单，都搭在依山的小小平地上。成天上山作业，在深山恶林中砍伐参天大树，然后锯成一段段圆木，扛、拉下山到林区公路上，劳动强度大，且安全系数不大，粗大的圆木常常超过我们的体重，稍一不慎就会砸伤或滑落山崖，全场工伤伤亡事故常有发生。生活条件苦，吃的米菜靠工人去樟村（往返20-30里路不等）挑运，山高路远，工人三餐就有两餐吃盐水或干菜。青菜极少见面，加上当时说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专业队，不是国家正式工人，所以也有另找门路的打算。后既没有条件离开林场，就只好安心于林场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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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身在此山中（自画写意）
1972年10月进驻磨栋窼搭棚住下后，则进入以砍木头为主的工作了，那时公路还在修，尚未正式通车，我们便在侧山场砍木头。山上大树参天，樟树一般都在20米以上，最大的樟树要三四个人合抱。倒树、锯筒、溜山是日常工作。那时月任务按山场定额，一般在7-10立方米，在林区公路旁上交验收。工作环境恶劣，山高路陡，春夏二季，山上又湿又滑，蚊虫极多，每天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说是工作服实是自己穿旧了、破了的外衣再补好，破了又再补的衣服）汗水、树枝或灌木丛上的水把衣服弄的湿漉漉的，收工后脱下往工棚篱笆上一挂，第二天上工时照旧穿上，又湿又臭，难受极了。深山老林中，湿度大，日照少，衣服被子常常都是潮潮的。常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工作，其艰苦可想而知。
2、看护山场
这种日子一直到1973年10月间，我随我们班组共11人抽调到层坪黄泥垅看守山场（与邻场单位山林纠纷，对方已在山场上砍了很多杉木，现在不准对方装运木材）。8个人组成的一个小集体住在黄泥垅山林中的一个笋厂里，在这里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但比起在工区食堂吃饭好多了，起码可以自作主张吃什么菜，且小锅炒菜，味道当然更好。米菜都要到樟村或磨栋窼工区食堂去挑来。我们每天都到山上的运材板车道上去巡查一次，不准德胜关林业工人拉走已被砍伐且集采好的杉原木。根据上级指示，这一大片山林连同已伐木材已全部转为岩泉林场所有，被砍的天然杉木约有1500立方米左右，木头非常漂亮，大部分木材没有结疤。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了这血多清一色的杉原木（大部分已集材，每处在50~100立方米之间），所以，可以想相对方会非常的不情愿。山上还有部分板材。我们捡了一些板材头做木箱子盛衣物和日用品。大雾或小雨天气，我们到竹木中去学挖冬笋。这挖笋没有一定的经验是不成的。所以开始常常是徒劳无功。我很喜欢在山林中穿越，从一个山窼穿越到另一个山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密的山林，参天的大树，密密麻麻的毛竹，林木竹林内极少灌木，看上去非常光洁。这种境地很能激发我不断翻越，有一次是个毛毛细雨天，我从黄泥垅山窼一直上到山脊，然后横山攀走，再从小回厂山窼下山（当时并不知道山场的名称），这一圈约有20华里路程。后来当地老工人说，我这样很危险，因为在山中遇到黑熊等凶猛野兽就很麻烦。如果是春夏季节，还会有毒蛇，人就是这样，不知者更是无所畏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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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岩泉高山竹林小溪（2012年志昭习于姑苏）
在看守山场期间，我们为了阻止邻场单位运木材，甚至将运材板车道非常险要的地方将路或桥毁掉，我们将桥梁中间用刀劈剁，使其处于快要断裂状况，然后在桥两头埋上炸药，将桥炸翻，使桥梁炸断，让对方不能顺道修复桥梁。有一次，我们炸桥，碰上德胜关一个分场负责人来查看木材，他见到我们如此破坏道路非常气愤，说我们是一群破坏分子。我们当时也可说是年轻无知，竟说我们是共军炸敌人的“康丁桥”（电影《奇袭》内的故事），是对是错谁人能说清楚。最终，双方谈判结束，木材总得经过这些道路下山，修复被破坏的道路确实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3、初登会仙峰
1974年元旦，天气很好，我们一行工人从层坪出发到会仙峰玩。这也是我第一次登山这么高的山。在宏村读初中时，我听家住宏村的同学说过会仙峰，也曾经想过登山，但一直没有这个条件。今日登山应该说是圆了十年前的梦吧。会仙峰海拔高度1355米，据说山上有千年古寺，因八仙聚会而得名。我站在层坪路口向会仙峰顶望去，好像近在咫尺，层坪的海拔是700米，应说登山高度就700米左右，我估算大约有3200级台阶。上山的路都是古人用石头砌成的，一些陡的石壁处则是用凿子凿出来的台阶，可见当时修路的艰难。
上山的路有两条，从宏村经孔沅上的是北坡，从层坪上的是南坡。那天天气晴朗，山风很大，我们登山的劲头很足，没费什么劲就上到了山顶，山上已看不到完整的寺庙了，古老的寺庙已在文革中被毁，留下的是矗立在石壁上的尾架子，仔细观看可推断原寺庙是依石壁而建，站在庙架子下，似乎有一种凄凉和恐惧的感觉，我们向四周望去，只见众山皆在足下，可见会仙峰山势的宏伟高大，也可以想像古人建造庙宇的不易，听说寺庙香火顶盛之时有数十信众居住，但眼下的凄凉景象让人难以想相。山顶风大，寒风嗖嗖，因此，我们没有久留便匆匆下山。这次登山的感觉就是高山上残留的庙架子站在呼啸的寒风中，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4、层坪工区
层坪这地方除交通不便外，还是挺好的。村子座落在一个背风向阳的南坡上，日照在山区来说还是较长的。村子前面是一片水田反旱田，颇有一副山中世外桃源的感觉。这也许是我在此呆了几年的缘故，不论这么说它在岩泉林场几个工区中，自然条件除交通外尚属较好的一个。听当地老居民（姓严）说，这地区在历史上海曾有过兴盛期，用他的原话说，有一个制笋作坊和一个制纸作坊，可以说明这个处在深山老林中的村落，还真的居住了好几十户居民。从我考查该村落周围残留的遗址看，的确原来还是一个较大的村庄，从山上的梯田内长出的大树看，谈村的顶盛期可能在300年以前吧。
1974年3~4月间正式成立了层坪工区，可以说是层坪的又一次兴旺期吧。全工区也有50多号劳动力。将村子四周原荒废的水田都开垦出来了。种了一大片蔬菜，供职工生活，还修了一个篮球场。局电影队每月还来放上三五场电影，更增添了山村的现代气息。我在工区种了一年菜。由于我下放时在家种菜积累了一些经验，加上很多地是生地种菜，所以这年菜园大丰收，食堂常常吃不完菜园的菜。春夏菜由于气候（回春晚）影响较差，秋冬菜不会受干旱，虫害极少，收成极好。当年，通过大家努力，层坪工区成为林场五大工区（岩泉、刘家地、麦溪洲、东坑、层坪）中率先自力更生解决菜蔬的工区，得到场部表扬并在全场因地制宜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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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丰收（2012年于姑苏）
层坪以杉木毛竹为最多，杉木在73年前虽然已经被砍伐了几千立方，但是可能只是这片原始森林中的几十分之一。杉树林中两人合抱的巨大杉木比比皆是，最大的杉木直径超过一米；毛竹更是片连片，山连山，站在高山上一望几十里均是竹林。74年，工区也组织生产笋干，笋厂就建在村子住房边上。春天的笋又大又多。记得有一次职工挖了一颗特大笋，脱除壳后净重40斤。冬笋单个5斤多也时常会有，现在再也找不到这么大的冬笋春笋了。当年，一次我值晚班煮笋（白天挖来的笋要在当天全部除壳并煮透）在笋锅内用饭盒蒸糯米饭吃，大约是晚上12点吃的。第二天早上就胃痛发作，吐了一天的黄水，有一脸盆之多。吐得人就如死去一般，一个礼拜人没恢复元气。这也是我第一次有记忆的胃病发作。那时条件很差，除了到场医院包几粒止痛药吃外，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我一直后悔吃坏了煮笋锅内蒸的糯米饭。凉上加凉，不出事才怪呢！以后我一直忌讳吃糯米饭和怕闻到煮笋时那股又凉又散的笋气味。
记忆中的层坪（2012年志昭习于无锡）
5、兼任工区会计
1976年3月份，我在层坪工区任会计，也就是工区核算员，要核算还要发工资。每月15日，我们（各项会计）到樟村信用社取款，除偶尔能搭上便车外，都是步行，返回到工区（层坪）都在下午3点以后（层坪到樟村近30华里路）。从场部到层坪多数日子是一个人走，那时没有公路。手提一万多人民币，走在寂静的山林中，心中总不免有些怕，具体怕什么说不清。怕野兽，我碰过，一次阴雨沉沉的日子，在中坑禾田处遇上一大群猴子，它们根本没有怕我，有在树上的，也有在田边的，有在毛竹上的，每只都在上蹿下跳，并发出一种尖叫声，听了非常恐怖。我本准备用石头来驱赶它们，转而想到猴子会抓人，我一个人，它们一大群，还是避开些为好。等了约半个小时，猴子往山林中区去了，我才通过这段路。手提袋中一万多元钱，几十号工人的工资，责任不小。怕人，也碰到过不少，还好那时流动人口少，治安状况也不错，从来没发生过钱被人劫走的事，如果是在当今的情况下，我看没谁会冒这个险吧（那时一元钱可抵现在10元钱）！
在层坪工区任会计期间，我发扬我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工作除了做会计外，还要常常辅导职工的学习（主要是晚上学习）。另外，层坪工区有几户当地老职工，他们一共有7个10岁左右的小孩要读书，派一个专职老师不合算，为此我又兼任这七个小孩三个年级的教学工作。层坪工区离场部远，工区又没有卫生员，我又兼了工区卫生员工作，职工有点头痛脑热的，我就按症给药，自己也学会了一些医疗知识。这些工作让我每天忙上忙下，成了工区最忙的一个人，但为大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心里还是感到很充实。
6、深山寒冬
1976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层坪是一个高山上的村子，所以比较其他地方更冷。进入十二月后，雨、冻雨、雪一直下个不停，整个层坪被白色覆盖。白天也是雾气缭绕。由于空气中湿气重，到处都是潮湿的，就是被子也是潮潮的，更增添了寒冷的气氛。工人们不能出工，为了御寒，在住房门口烧起了火堆用以取暖。都是烟雾呛刹人，但谁也不愿离开火堆。刚开始冷的几天，我还坚持上课，也鼓励孩子们坚持上好课，但持续的严寒，温度表的水银柱一直在零下七度以下，孩子们不断的拨动带来的烙火以增加温度，心不在焉的应付我的安排，我觉得再坚持下去没啥意义，所以就宣布停课，一起参加围着火堆过日子的行列。大雪封山封路已有十多天了，一天早上，有人发现村子前面田里有一只黑东西在艰难地移动着，几个胆大的立即持木棍前往追着，一会传来说是一头又冻又饿快走不动的野猪，许多工人立即轰拥而上，很轻易的将它制服并抬回村里，在这天寒地冻，生活很艰苦的时刻，有一头野猪改善生活，个个都十分高兴，抢着忙着忙那，爱酒的工人，还自告奋勇步行去山下买酒。晚上大家都痛痛快快的吃上一顿肉嘎饭。围在火堆边，乐趣也自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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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青松挺且立（2013年志昭习于无锡）
离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看看天气回暖无望，场部的汽车也下不了山，粮食供应都快成问题了，于是场里决定提早放假，让职工早点回家过春节。工人自然十分高兴，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与大家都早早起来，吃过饭，一个个拄着木棍，沿着被大雪封盖的山路，一步一步向山下的场部走去，其实场里到樟村的公路也封冻了，再沿着封冻的公路走，这天气还好，久违的太阳有时射出耀眼的光芒。到樟村已近晌午时分，樟村可以通车，但车极少，客车一天跑一次，有时还不开，我害怕等不到车，即使坐上了车到黎川还要走30里回中田，所以还是步行经宏村、龙安再到中田，尽管近百里路，但还是在天黑赶到了家里。到家后第二天仍是晴天，温度也比山上明显升高（只凭直觉便知）。那些天中田也下了雪，但很快就融化了。这个春节大家在家共呆了二十多天，过了元宵才返回层坪，层坪还是天寒地冻，房顶上，田野里，背阳一面的雪还没融化。山上更是一片雪白，山里的气温与我家里比真的相差太远了，这几天连续刮起南风，气温才明显上升，房前屋后的雪终于开始融化，但山上的积雪持续到三月份才全部化完。
7、工区管理员
76年3月，我担任了层坪工区会计，场财务科还集中各工区会计进行了一个礼拜的培训，传授增减记账等方法。所谓会计，实是工区核算员，要参与工区的管理工作，并以经济方面管理为主。为此经常会与某些工人发生争执。常常是为了考勤、质量，生产工具和公共财产等方面的事情吵口。当时是“大锅饭”的气候，很多工人都认为“我们是国营单位，国家的财富多的很，我们都是国家的工人，挖点，占占便宜是正常的，管理人员犯不上斤斤计较”。例如，有人将好木材当柴火烧，随便将公共使用的物品占为己有或任意损坏，木材验收时把次等木材藏入底层（不让验收人员翻动），以次充好，还有最典型的是处理“雨工”、“病假”。刚才说了是吃大锅饭，职工按时出满勤，就可发给月工基本工资，雨天、病假按出勤计算。工人们只要填一“下雨”，不论大小或时间长短便要按雨工计算，而工区管理人员（主要是工区长和会计二人）则要根据天气变化，能出勤时还得要安排大家出勤。这肯定会引起争执，还有个别工人，晚上不睡觉（玩牌或与人彻夜谈天），第二天则睡在床上不起来称有病不能出勤，你说这种事情不管成吗？要管就会吵口。个别人总是骂我是“黄世仁”，比旧社会资本家还恶“，“是吃工人血汗的吸血鬼”等等，我若慷国家之慨，那就说你这个人好。我这个人生来就认真，原则性的问题决不能让步。你今天不管张三，明天又有李四、王五等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人呀要学好难，可要跟坏就十分容易了。现在看来，那时的管理不但不过分，而是太松弛了。那时，全场核算年年亏损，我们不断把基层的问题向上反映，希望得到场部的支持。直到1978年全场改革考勤办法，将工人生产劳动报酬改为计件，原则上取消了所谓“雨工”，严格了“病假”制度等，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那种大锅饭的年代假如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相信的。
工区管理中还有一件事更伤脑筋，那就是“赌博”。75年起工人中便开始有人赌博，开始赌资都是用的菜票、饭票，一般输赢在3~5元之间，在当时来说，场部领导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非管不可，对个别严重的还进行了处罚。但禁赌的效果并不好，越是禁止赌得越是厉害，赌资也越来越大。为这事，管理人员也是伤透了脑筋，玩赌的人进行得非常诡秘，“深更半夜起来赌”，“在外面空房内赌”，“干活时躲入林子深处赌”，防不胜防。你要调查清楚这件事，难，谁都守口如瓶。为此，总要深更半夜抓赌，白天休息时或出勤时，发现好玩赌的人不在即四处找寻，常常吃力不讨好。上面说我们禁赌没成效，工人骂我们多管闲事，又没赌你的钱。事实上也是这样，捉得了一个、一次，捉不了两个、两次，只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赌的危害性才能解决问题。我们天天与工人在一起，时时要见面，捉赌处罚心里舒服吗？天天在一种针锋相对的气氛中，也不好过。另外我还想，为什么这个事会屡禁不止呢？从深层次考虑，关键还是多数职工家不在林区，工区业余文化生活匮乏。于是，我建议改变管理方法。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对上班期间、深更半夜影响休息、影响工作的赌博坚决查处、毫不手软；而对于下班后只是一般的娱乐性的玩一下则加以疏导，不予禁止处罚。同时，尽量创造条件满足职工的正常业余生活，如增订书报、修建球场等文体活动场所，增放电影等方式，使职工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经过大家的努力，赌博的恶风渐渐失去了市场，工区的整个生活气氛逐步恢复到了正常轨道。
层坪工区当时还没有通公路。工人生产的木材（全部为杉木）全部用肩扛到上港（即场部）公路边上。说良心话，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到78年底，工区附近很难找到能用肩扛的杉木，再到较远的山场生产杉木采用肩运的办法成本也会更高。为此，工区林业队（工区分为林业队、农业队）于1978年年底搬迁到公路边上搞生产。搬迁的地点是外东坑的山头上。工区主力军搬迁，我自然也要去，兼教学的工作就停下了。到新工地后即投入第一步工作，平基地（清除杂灌、柴蔸、竹子蔸等），砍毛竹搭工棚，用毛竹搭棚架，编围壁，再用牛毛毡盖顶，工棚便搭成了，然后用毛竹打桩，搭床等。做饭的灶只是在土塝上挖坑，放上锅便成了，各种生活用具又原始又简单。到新工地也总没有闲的日子。每日上午总到生产山场上去修路，勘查资源等，下午要到场部去联系有关工作或买一些日用品等，就是住的工棚边上事也做不完，如处理漏雨和地上坑坑洼洼的积水，还要不断清除工棚边上的杂草和卫生工作等。遇上刮大风和下大雨，那更会有几天都忙不完的问题要处理，条件之差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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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险（2012年志昭习于无锡）
此时正值严寒，晚上刺骨的寒风直接穿过毛竹编成的墙，吹在你头上、脸上，难以入眠。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地面上的积水经人走动，就成了烂泥巴，里面外面泥泞一片，晴上三天也干不了，所以工棚内外，一般胶鞋都不能对付。总是要穿高筒套鞋才能放心行走。山里雾气又大，冬天总是三天、五天的不见太阳，整天雾气茫茫，30米外就不见东西。工棚内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睡觉的被子也不例外，晚上睡在这种被子内，浑身难受极了。有一天，舅舅在黎川县城的一个朋友到岩泉来搞草药，要吃住在我处，到了晚上他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很不解的问回去哪里？他终于说，回到你住的地方呀，我说，这里就是住的地方，还到哪里去呀？当时他显得十分惊讶，连说了几句，你们就住在这里呀！！！
在外东坑工地驻扎了约一年，到79年年底又搬驻到海螺嵊工地去了，在这里建造了两栋较像样的工棚，房架是用木头搭建的，墙壁用泥巴糊过了。几个月后，又在该工地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宿舍，也就是层坪工区要长期驻在该工地了，再也不能像外东坑那样只盖简易的临时工棚了。到10月下旬，我被调到场政工组工作。从此，住进了当时职工心目中的洋房——场部办公楼。而且摆脱了上山劳作的艰辛（当会计是虽然也是脱产的，但还是要经常换上破工作服上山做零星的活计——以修路搭桥为主）这在我个人的历史上已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了。
前面说过，岩泉是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村，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交通状况。1958年成立大沅垦殖场时，垦殖场从樟村修了一条板车道到岩泉村。72年我们搬进岩泉大部分还是沿这条道走路进山的。说是板车道，其实就是在宽度上能通板车而已，坡度是很大的，
30度以上坡度的地方太多了。设想拉板车载物下山，还是空车上山都是一个人不能胜任的。我也访问过当地老工人，他们都说那板车路根本没用过，也不能拉车，生产运输还是人扛肩背，足以说明这条班车路使用价值是不大的。林业局要在岩泉建一个以采伐木材为主的林场，就必定要修公路，用汽车运材。1972年省森工局第一期拨款36万元修建樟村至岩泉（上港）10公里长的林区公路，于1975年底建成通车。
林场的场部也于1976年4月份正式迁驻上港（上港原没有房子，全部建新房后场部进驻），公路修通了，全场主要物资上山由场内自有一台老式“井冈山”车运输，各食堂每天所需的蔬菜还是各工区派人到樟村、宏村或黎川购买。樟村、宏村购物一般都是人力担运上山。工人休假往返的交通工具还是无法解决。工人们都自找门路。很多工人都是搭乘运材货车下山的，要搭车就要托熟人找关系。一般能搭在车厢上就够意思，驾驶员也成了人人都想要奉承讨好的骄子。那年代尽管交通规则也有，也不许人货混装，但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山沟里就无法执行了，好在那年代货车都按核定吨位载货，也是老天有眼，那么多年常常人货混装，还总算没出大事情。
10、回家的路
我在没有进入场部工作之前，回家总是步行，岩泉——樟村——宏村——龙安——中田，路虽远，但可以自己支配。用不着厚着脸皮去求人，就是用一个天大的人情搭上了货车到黎川后还是要走路回中田，所以我总是横下一条心，走路！
记得有一次，一辆外地的货车来岩泉调材，刚好我们几个人要休假，就带强制性的爬上这辆车，这外地司机看看在这山区里，对我们无可奈何，就让我们搭乘了。车开至宏村过一点俗称猴子岭的坡上，司机在坡下停下来，称上坡车无力，你们几个下车步行，到坡顶上后等我们再上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答应了。东西放在车上，我们步行上坡。当汽车行至坡中段时，司机旁边的货主突然爬上车厢，将我们的东西全部丢下来，然后加足马力，加速开走了。我们一下子傻了眼，想追车追不上，大声喊叫，没人理睬，就这样眼看着汽车在我们前面开走了。我们几个后悔至极点，后悔老老实实的下了车，后悔没有留一个在车上制止货主的行为。世上没有后悔药。只好灰溜溜捡起东西，步行40余华里再到黎川。气死了，恨死了，虽然我们强行搭车不对，但你一个驾驶员何必这样戏弄我们这些穷苦力的工人呢？
回家休假难，休完假回场同样难，一般都是搭运材的空车上山的。我每次休完假后（休假时间基本固定在16~20日），清早5~6时就步行去县城，一路急速行走（30里路一般2个2半小时），早一分钟到达就多有许多的希望，林业局大门口是等车的聚集点，一则运材车一般都要从这里经过，二则在这里更有希望搭上场部的“井冈山”汽车，那些年林业局门口常常都是成群的工人等车，随身所带大袋小包，县城里的上班一族，投来异样的目光，岩泉工人地位之低由此可见一斑。这等车也的确是辛苦的，三个小时能搭上车算是幸运的，有将近一半的日子要等到次日早上3~4点才能如愿以偿。站在大门口或席地而坐，不敢走远，不敢去办其他事情，就是上个厕所也唯恐这一念之差而前功尽弃。饿饭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我一般等到下午6~7点，无望时才无可奈何的走到大姨家去吃饭投宿，到次早3点钟就出门寻车，这种焦急无奈的心情没有实际体验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搭乘蔽蓬货车上山，春夏秋都还好过，冬天可就麻烦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总要冻得你全身麻木，手脚抽筋，特别是早上，大地被霜冻涂上一片白色，雾气结在头发上成了冰花，全身的血液都象停止了流动一般，下车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交通的不便，乘车之艰难，迫使我每月最多回家一次。有时就是有空闲的日子，也不敢想着安排回家。这种情况，直到我到场部工作后，才有所好转。表现在回家时可以预先几天订好车位，返回场时等车的状况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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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早（2013年志昭习于无锡）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在岩泉林场度过了整整二十六个年头。开始的几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采育工人，七六年开始兼工区会计工作，八三年任政工组长，到八八年担任副场长职务，在基层单位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
由于是从最基层出来的干部，能深深体会基层职工的艰辛，所以当我走上管理工作岗位后，始终有一个无法丢舍的心愿，那就是要想方设法改善基层的工作生活环境，彻底解决烂泥路、漏工棚、盐水饭、臭工服现象。具体就是修好每条路、盖好每间房，改善食堂和文化生活，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健康的林区环境。七十年代我在层坪工作期间，力主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通过大家齐心努力，实现了蔬菜、肉食自给有余；八八到九八年，在担任副场长工作期间，我分管财务，营林及职工生活工作，除了完成好生产任务，还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考虑如何立项和获得上级的资金支持，如何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努力，陆续盖起了像样的职工宿舍、职工商店、职工医务室和图书室；办起了职工子弟学校、幼儿园，建立了汽车队、电影队；修建了篮球场；建造了水电站和修筑了多条林区公路。考虑到许多职工的家属不在林区，每到周末或年节期间回家确实困难，场部就专门安排车辆把职工送到县城，上班前再接回林区，职工再也不用站在寒风中苦苦等车了。一个远离县城的林区，通过多年的努力，在我离开之际，已建设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生态林区。并多次获得省、区、县级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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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泉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
我离开林区已有十几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林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态发展时期，如今，林区不再有砍伐任务，并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抚育队伍，林区名称也从“黎川县林业局岩泉林场”更名为“江西省岩泉森林自然保护区”，“岩泉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森林覆盖面积高达98.6%，道路修筑完好，平缓的水泥路面可直达主园区。会仙峰已重建了寺庙，重塑了佛像，并有仙家常驻，在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香火已越来越旺，前往参拜的不仅仅是道家佛门信徒，更多前往的是幕景区仙地及珍稀动植物名气而来的众多旅游团队。会仙峰景区已列入岩泉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旅游景点。森林公园内的猕猴、水鹿、苏门羚、黄腹角雉、虎纹蛙、猴面鹰、鹰嘴龟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以及香果树、伯乐树、南方红豆杉、青檀、青钱柳、闽楠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树种已列入园区重点保护对象。成片成林的千年名贵香榧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的岩泉已今非昔比，已成为江西省的重点生态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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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仙峰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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