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脸会读书 学做人吗

“黄河青年读书会”观察:左、右派各抒己见(图)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 彭苏 杨媛
原标题 [当左右在这里相逢――河南“黄河青年读书会”观察]
“黄河青年读书会”组织者王晓川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右排中),座谈会上差点吵了起来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  “开始扯吧各位!”  5月的一天,下午3点,“黄河青年读书会”(内部简称“黄读会”)的组织者王晓川,招呼QQ群“政治思想”里的左中右,群聊起第9期线上话题:反茅现象。  “既然谈的是长沙反茅集会,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长沙会战”中的河南兵团》,作者是郑州毛派的一个头目葛黎英。2011年以来,因为路线问题,已和我们分道扬镳。借此我也想说明,他们只是毛派的另一派系山头,我等不认同他们思想的毛派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七嘴八舌中,王晓川逐一亮出议题:1、茅于轼引起争议的观点有哪些;2、茅于轼的观点为什么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应;3、反茅和拥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  有“黄读会”成员告诉我,那次在群里,右派们担心“反茅”妨碍言论自由。左派们则认为,茅于轼是学者,拥有一定话语权。他的反对者多来自草根基层,没有自己发声的渠道,只能以过激行为引起社会关注,  他透露,“有时候,晓川是‘舌战群右’。前两年,网上集体公诉茅于轼,在他看来,那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懂得走法律途径。”  恰同学少年  “强调一下,我是毛左里的新左。”王晓川说。  他生于1982年,曾在河南大学主修公共事业管理,目前在河南省某商会办的一份内刊任编辑,自称,受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内新左派学者汪晖的学术影响颇深。  “茅于轼不应该是当下的核心议题,我们也不想让某些人乐见左右相争。尽管我反对他的一些观点,可我觉得不能将官商结合、国企改革后涌现的弊端算在他头上。”他还表示,如果茅于轼肯来郑州,他愿意帮助其开办讲座。  “不怕发生抗议?”我故意问他。  “不怕。我有经验。”那张圆脸泛起微笑。他的自信,来自河南左中右对“黄读会”的公论:各派在这里各抒己见,观点碰撞,但遵守基本的辩论规则。  王杰比王晓川小4岁。这位热衷三农问题的农家子弟,浑身透着书生气。他是“黄读会”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负责人,也是读书会最早发起者之一。  2006年从河南农大毕业前,作为校内农研会骨干,他与其他老会员一样,不愿就此隐退,于是众人酝酿,把过去的下乡实践融入日常学习中去,黄河青年读书会由此而来。经他人引荐,王晓川加入进来。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日,10名成员“特意挑选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黄读会”正式成立。王杰记得,那天在郑州紫荆山公园里,他们与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献上鲜花。祭奠完后,大家围绕“青年毛泽东”交换心得。  他解释,选择这一议题时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另外,我们的倾向都偏左。”  一年后,王晓川继任,“他们或工作或考研,一个个走了。我一直很积极,既然我来做,就要完全实现我的理想我要让热心政治时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处,充分交流。”  早在“黄读会”成立前,他就拜访过郑州思想沙龙的元老袁庾华,并由他引入到沙龙。“他想成为青年理论家。”沙龙的另一元老级人物邵晟东说。  邵的父亲在世时,曾任洛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等要职。他是偏自由派观点,90年代中期,与“思想西化”的林楠、“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共同建立“郑州思想沙龙”,从而奠定沙龙基调:左右兼容。如今的“黄读会”也秉承这一特色。  沙龙里,袁庾华的经历最传奇。“文革“中,袁由肉联厂工人造反起家,担任过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头目,参加了7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当过几天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曾因是极左,3次入狱。“文革”结束后又被判刑12年。  邵晟东住在父亲留下的机关住宅,再过几条街区,是袁庾华的家。那里毗邻的是一个已被政府取缔的“廉价红灯区”。  极其杂陋的屋中,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画像非常醒目。袁庾华坐在旧椅上大声说,“北京发起公诉茅于轼的活动时,河南有很多人签名。据一些年轻人反映,他们的名字是冒签上去的。这事你可以问王晓川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对于茅于轼的言论,我们是不赞成,但批评归批评,绝对不会阻挠。我们反对别人对我们的压迫,同样也反对压迫别人。”  当初,也是他建议王晓川不要让“黄读会”与郑州“老毛左”搅和在一起“自由派陈子明在《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里,将左派分为马左、毛左、新左。马左与毛左的根本分歧是,马左与官方一气,否定‘文革’。而像我这样,‘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老毛左,与寻找中国出路、找到毛泽东主义的年轻一代,组成现在新的毛左。虽然同是左派,晓川的出发点与我们毕竟不同。我们明确是要推动社会运动。他们办读书会,是为了认识这个社会。”  各方登场  刘源斜挎书包,匆匆赶来。他是中学老师,喜欢近代史,即将去上海读博。在“黄读会”,他组织“锐钉读书会”和“郑风电影沙龙”。他关心时政,源于阅读哈耶克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书籍,“那时脑子里还没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郑州大学读研,同学介绍他认识王晓川。之后,他去过“黄读会”,发现政治气氛较浓,“大家都认真谈论一个个严肃话题。”  那年9月,王晓川带他到卡内基学校,听袁庾华讲美国保守主义。归途中,他们在夜色下畅谈。“那一刻感觉真好。身边的人不关心公共生活,整天尽聊网购、韩剧,与我没有共同语言。”刘源当即决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读书会的流程:在豆瓣、飞信、博客上发帖。聚会地点常是“南边一咖啡厅”、“北边一茶馆”,后来也与学校合作。至今读书会都恪守“零成本运作”,遵循着“反资本主义实践”。2011年,“黄读会”有意识淡化政治色彩组员凭兴趣,自组传统文化、科普、哲学、财经小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们讲究秩序。没有主讲人时,先拟问题,每人阐述自己想法,之后自由讨论。有主持人时,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发言时间,哪一位说得激动了,主持人马上喊停。”刘源比划着,他已主持过几期讲座。  2011年夏,“黄读会”开设“郑风讲坛”,最牛的一次是请到学者秦晖来演讲。那一次,刘源才真正意识到,王杰原来比王晓川更左。  那场演讲中,秦晖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问时,王杰向秦晖谈到资本限制、公屋住房,“更多像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站在学术角度,他是对的。可是,中国土地兼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农民是在社会不提供信用机制、生活被迫无奈下,才将惟一的生活资料卖掉。这不是正常社会逻辑产生的现象,应该制止,我不赞同自由放开土地。整个社会是自由迁徙,不能为让农民待在城里,将他们赶出土地。总要让他们手上存点东西,保有选择的余地。他还提出,在城市,为混得不好的农民建‘贫民窟’,我也反对。政府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照顾……”王杰谈他的不认同。  “乌有之乡”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强也曾来主讲“反经济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支持经济市场化,反对政府垄断,反对搞计划经济。”  是否限制经济全球化,在“黄读会”内部,从来各执一词。左派反对一味全球化,它致使中国陷入农业、自主产权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右派则认为,资本本身无对错,社会问题当属政府管理,资本意味着繁荣商机、就业机会增加。  刘源与王晓川都提到,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那一次,雷颐先在咖啡厅讲晚清史,后来又在小型聚会上讲少年时期他在郑州亲历“文革”。因为左派的广而告之,袁庾华、葛黎英等人纷纷到场。  “主持人是左派王晓川,邀请我的却是两名自由派。现场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开放,有人别着毛泽东像章,还有人戴着孙中山像入场。大家共处一室,大体相安无事。”雷颐回忆当天的情形。  会上,雷颐讲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学,政治成分不好,无法通过政审,不得不行贿。自由讨论时,葛黎英否认道,当时的社会没有腐败,分配公平。雷随后反驳。  “闻出点火药味”时,“黄读会”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对峙。戴孙中山像者则向两派宣扬“民国热”……  “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号”,雷颐反思起运动中武斗双方为对国家领袖表忠心甘愿献身。可那样的死,算不算牺牲?到底值不值?结论是,无论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华却说,我的同情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侮辱,尽管他在‘文革’中饱尝牢狱之苦,却依然赞扬‘文革’伟大,造反有理。”雷颐说。倒是有一点让他意外期间有人打断葛黎英发言,她温和地说,请你让我把话说完。“岁月也许真的会改变人。想当年造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场讲座后,刘源想去探索“文革”史,“历史述说太单一。要么官方语境,要么右派控诉。”为此,他采访了袁庾华与葛黎英。过后感触尤深:“有些人永远活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有的逻辑、生活基础、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时代为标准。”  谁立场先行?  2011年,应袁庾华之约,他的朋友,广外教授张宁领来两名学生与王晓川等人,在一茶楼展开对话。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来,双方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容质疑的真理。他们争论的,都是容易上火的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张宁听到年轻的左派声称,我们怀念毛时代,不是要回到毛时代。  王晓川概括他的“文革”观“关于‘文革’,首先是她失败了,中间出现过巨大悲剧,毛泽东主动终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民众关于在政党政治外,通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防止革命退化、推动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对60年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认,“我对某些正面态度的东西会用‘她’来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青年人、劳动人群趋于左派?”王杰说,“不是说他们信仰毛泽东,而是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  他提到,“进步青年小组”里有个叫大宝的搬运工,每天起早贪黑,肩扛四百来斤重荷,晚上又脏又累回到出租屋,为了省钱,初冬时节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视频:大宝一天的血汗钱两张印有毛泽东像的钞票摊在桌上,他大声质问:我做过8年煤矿工人,今年42岁,在这座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没有结婚。难道我没有劳动?我的劳动果实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去了,被资本家剥夺去了。  “可他们不相信1959年的信阳事件。”邵晟东面色沉重地说。有一次,“黄读会”内读报,读到一篇对大跃进的报道时,一个左派怀疑:饿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数字准确吗?又惹来一场争论。  “对信阳事件,袁庾华严重立场先行。起初他否认,后见否认不了,就把全部罪责推到走资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谬论,还说他到过信阳,深入调查过死亡人数。我说那是蜻蜓点水。”邵对此很不满。有一次两人僵持不下,他曾指着袁庾华说,你要是再执迷下去,我就给你的人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清楚老袁的说法,我只谈我的。信阳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过访问,据说严重程度没那么大。会不会是统计或政治原因,造成数字夸大?从责任上讲,我们应去批判官僚体制异化地方官瞒报灾情,人民的公仆沦为特权阶层。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这是王晓川的观点。  “他们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维?”张宁很想探知。他曾与“黄读会”的年轻左派讨论,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往往从理论上理解过去,比如“文革反权威”、“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会解放”。他们会先验性取材一旦接受运动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负面”。  “你们不能总拿经历来压我们。说到先验性有些右派正因为经历,放不下个人恩怨,将自己承受的痛苦赋予整个社会群体。今天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必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呢?”王杰反问道。  “一个地方饿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错。可如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呢?”雷颐追问。他曾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允许公开评论“文革”,后来禁止具体谈论,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后,雷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描写知青岁月,蓝天白云能够谈,残酷事实不能谈”。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乌有之乡”运营人范景刚专程赶来郑州,会见这批新老毛左。  这一年,中国左派内部从分歧走向论战,继而分裂。学者陈子明将左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乌有之乡”代表人物张宏良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华等“造反派”。  “张宏良在重庆的演讲很让我们反感因为我们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来就该站在下面。”在王杰看来,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划出去,让关心底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更纯粹。”  当天,范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声明他们的选择,也是为与高层左的力量相呼应……”袁庾华等人的表态,让范景刚失望而归。  “老袁不像其他老左派一样紧盯上层变化。他主张21世纪是社团政治时代,社会变化不在党内而在民间组织。他认为‘文革’是群众自发组织。我从西方社会运动上思考,即便社会上存在比较理想的政党机制,但作为一个组织,也会与自己的理想出现差距。这时怎么办?谁来监督制约它们?这时更需要自主性的民间团体。民间力量成长起来,就能对社会统治形成制衡,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上下得到缓解,得到均衡。”王晓川说,这一想法在“黄读会”得到认同。  这个新左派在以一种骄傲的目光审视他的前辈“他们的立场比较彻底,更认同共产党早期的理念。他们会对毛的言论著作,包括各种奇闻轶事掌握较多。他们更民族主义一点、更国家主义一点,基本上还是老一套思维。而我们关注的是,处理好3个方面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派别山头之间的关系、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圈里,也有一些根本是不变的“当体制内精英侵犯弱势群体,大家一致愤慨。比如邓玉娇事件。”从“郑州思想沙龙”到“黄读会”,无论老中青,左中右,有一问题是相通的:中国将往何处去?
(责任编辑:吴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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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泥屋青年读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10:38:27&&来源:公益发展观察 NO.1&&作者:梅若&&&&点击数量:41059
4月中旬的北京,春意盎然,城墙转角、榆树梢头探出的点点绿色已把京城妆点的面貌一新。在朝阳门的一间写字楼里,我见到了刚刚从朝鲜参加平壤马拉松回来的刘源,“读书与旅行,人生两件乐事”,作为阅读导师,她发起和坚持了三年多小泥屋青年读书会。&&&&&&& 欣赏文化差异:如何培养读万卷书&&&&&&
生长在西北边地的刘源,从小就有一个梦想——读万卷书。她说过,“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简单,长了多大,就读了多少年书。”由于父母都是科研人员,小时候刘源家里最大特点就是书多;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一本一本的书成了她的朋友。&&&&&&
自书香中成长,大学毕业后的刘源将视线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来到北京读文化人类学研究生,一路从硕士到博士后,这门求索世界多元文化、研习如何看待他者的学科伴随着她随后的读书游学路,未曾远离。&&&&&&
在中国,人类学属于冷门人文学科,迄今也未普及到高校人文教育学科中,遑论二十年前。刘源却很庆幸当初自己的选择,她永远记得硕士第一学期结束时体验到的豁然开朗,初通学理的收获竟然颠覆了那些自小被灌输的、以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比如人类社会只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一种模式的进化论,“世界犹如突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清新的风吹拂而进”。人类社会及文明发展如此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纷繁美妙世界,这些文化各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观察和解释文化的观点与视角也各有所长,重要的是强调多元化共存,彼此映照,从中折射出自己绽放的身姿,也要给予他者绽放的空间,这,恐怕就是她所敬仰的费孝通老先生推崇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沉浸在文化人类学描绘出的千姿百态的文化世界中,刘源觉得人生好像通透了,人类学极大地回应了她在成长中经历的种种困扰——她从小成长于新疆的多元文化环境,却接受着“有中心”的主流教育与文化;也让她更惊喜地确信:文化不应该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应有差异之美。如果一个人心存如此的理解和关怀,还拥有欣赏文化差异性的能力,他/她就会更宽广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不至落入盲从境地而不自知。&&&&&&
博士后期间,刘源担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概论课程老师——《文化人类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她的授课信条是:人类学知识并非只能来自于纸面,而应伴随着健全的人格、宽和的视角、人文关怀的心态习得,更应来自生活中种种美的教化,以及拥有欣赏这些美的能力。遗憾的是,多年来人文社科教育流于刻板僵化造成众多青年人眼中只见权威而无多元。作为不那么按常理出牌的老师,刘源讲课时会穿插鼓励学生们对某些课程拿到及格分就成,省下时间去读书,使劲儿读书,能读多少就要读多少;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多参观美术展、参加各种文化讲座聚会,还津津有味跟同学们分享自己参观法国印象派画展的心得体会;建议学生们在大学时代至少要谈一次恋爱——因为唯其此,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们,才能学会如何与亲密的人平等相处……至今,她还记得课堂中那些青年学子们或新奇或诧异或兴奋的眼神,如一群小鹿面对广袤而新鲜的草原。&&&&&&
经过短暂纠结,博士后出站的刘源选择投身NGO。然而,教书记忆和教育的力量却让她难以告别读万卷书的魅力,更激发她将这种享受传递到发展领域青年人的意愿。她坚信,一旦给予青年人足够空间,他们会带来令你惊喜的生命绽放。“小泥屋青年读书会”——就充满着人类学、万卷书和青年人交汇迸发出的生命力。&&&&&&& 让梦想扎根:为何发起小泥屋&&&&&&
告别校园后,刘源选择了一家已在中国反贫困领域深耕20余年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农村发展和政策研究工作。她不断将人类学视角结合于对社会百态的观察中,也有意识结合到指导团队工作及社区发展推动上。&&&&&&
进入发展领域工作,刘源逐渐发现,NGO中比比皆是充满理想、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推动社会朝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青年人。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行业,相信自己也好、后代也好,亲朋好友也好,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多样化及合理的社会中,这些青年人愿意为此去付出自己的努力。然而,青年人蓬勃的热情并不天然筑成他们在发展道路上前行的永续动力,经济收入、社会评价、价值实现空间,似乎都在前方转角处等着随时跳出来给你一击。NGO行业收入菲薄、福利保障缺失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和质疑、工作琐碎且需直面种种不公平事,还有日复一日为社区提供服务、呼吁主流关注弱势群体的类似“螳臂挡车”式行动……让年轻的NGO工作者不由自主被挟裹进去,身心俱疲,难免陷入价值感缺失的低迷,失去了方向感和前行力量。&&&&&&
一方面青年人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发心如此之高,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挫折和打击又如此之多,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和鸿沟,不应指望存在一把万能钥匙“啪”一下豁然开朗地打开。在埋首前行时,应该有意识寻找一些外力帮助我们保持当初踏上征途时的初心,还有能力回应那些不断遭遇到的现实挑战。对此,公益行业内已多有呼吁:提升从业人员能力,提升专业度,才是行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解药也来自多源行动——致力于引入企业管理思路和架构,提高NGO工作效率者有之;投身于草根社区,坚持行动改变生存者有之;选择更多发声地鼓与呼,力图改变主流观念者也有之……&&&&&&&&
2011年,刘源与长期致力于青年人成长培育的韩红梅共同成立“小泥屋青年读书会”。对小泥屋的发起者而言,更愿意回到发展工作本身寻求解决之道:发展工作者应首先具备能力滋养自己的内里、面对多样挑战,才能在荆棘路上开辟通向美好社会的道路。能够协助成长的外力无外乎几个途径:前人智慧(书本)、他者思考(你交往的人)、现实体悟(你的游历)。基于这些思考,小泥屋是她们和青年人同筑的共同体,在这个场境中,参与者能通过阅读与前人智慧对话,也经由集体讨论汲取读友反思,同时个人所思所想也点亮他者理解。在小泥屋,青年人获得书本和同道,并由此生发出对世界的整全、多元视角。&&&&&&
小泥屋选书始终以人类学经典为主。为什么是人类学?与发起人的人类学训练背景有关,刘源认为,人类学应该成为所有NGO工作者的基础课、入门知识。当下的公益行业内界限感很强,以同领域彼此交流工作为主。但NGO行业更应致力于社会朝向更公平、公正方向的改变与推动,为此,NGO工作者应该超越具体事务,拥有更整全的社会视野、更悲悯的人文关怀、以及更富柔韧性的行动力。作为最具人本主义的学科,人类学家擅长倾听和记录,并通过比较和跨文化视角,关注不同时空下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各种形式。人类学方法的学习和分享,恰恰能够帮助NGO工作者打破具体工作领域限制,走近并理解社会,以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来看待社会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
刘源和韩红梅两人一边张罗着写通告,发招募,选书目,一边心里犯着嘀咕——不知道这样的读书会有没有人感兴趣。可没想到,招募信息一发出去,短短一周内就收到80多份希望加入的申请。“看到每个申请人写下自己对读书的渴望,觉得很感动,我更确信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刘源回忆道。&&&&&&
这么多人报名,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怎么能满足那么多不同需求呢?刘源和红梅讨论后决定先从伙伴们的需求评估入手,毕竟“想读书”和“能读书”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刘源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所有申请人,告诉大家读书的意义、未来一年对读友的期待。一封邮件过去,有大半回复说很难坚持,只有不到20人决定继续在这个小组中一起阅读,首轮报名的80多人组建了一个邮件组作为线上交流。&&&&&&
2011年11月,首次读书会开张,20多位经验不同、背景不同、领域不同的小伙伴,基于习读人类学作品的期望和共识,共聚一室学习讨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希望通过读书会平台来推动自己保持学习的习惯,深化思考,并且能把这种反思转化为能量注入工作和生活中。&&&&&&
《小泥屋笔记》是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所著的非洲田野调查笔记,描述了他在喀麦隆多瓦悠部落中遇到的各种糗事。这本书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始终伴随不由自主的捧腹大笑,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一直倡导的文化包容之心跃然纸上。读书会以“小泥屋”为名,除了人类学的源头之外,刘源也说,这里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泥巴屋子,不需要太多华丽装饰,只要你有耐心读书,成长就会由此开始。&&&&&&& 天真的人类学家:坚持没那么容易&&&&&&
读书会承载了发起人推动发展领域青年人成长的期待,在一季又一季的流动中,她们逐渐摸到了自己的脉搏和节奏。在规模上,她们坚持10人左右小群体,鼓励更多小伙伴将读书体悟与自身经历思考相结合,强调每一位读友都应有时间分享自己的读后感,并要同自身经历相结合,强调与自己发生共振的那些书中智慧精髓。在进度上,小泥屋并非一级级自下而上、好似游戏通关式的进阶式培训,在这里,参与者直接从四五六级进入也没问题。因为读书会书目涉及文化理解、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随时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都会对习读者有所助益;此外,如前文所言,读书会更看重大家集体讨论过程中找到书中知识与参与者阅读产生的共振,无论选择以什么点切入提出其思考,都会构成多样化读后感的宝贵组成部分。&&&&&&
三年寒暑,一步步积累下来,竟然读下来了50本书,小泥屋读书会也逐步厘清了这个平台上的读书三阶段:&&&&&&&&
在家阅读是基础。如果希望共聚时被他人分享所激发,那一定建基于自己在家时的细致阅读。犹如禅修,没有练习,就不可能有进阶。如果你自己不用心做练习,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进步。不少人更喜欢参加大家共聚时的讨论,哪怕自己没来得及读书,他/她也会觉得:哎,通过大家讨论,我也学习到好多呢。但小泥屋很不建议这种做法——虽然你会听到别人的分享,但有几点遗憾是难以弥补的:首先你对其他读友没有贡献,只享受他人勤劳与智慧成果;第二,这种捷径对于长远培育自己读书和思考能力、将读书逐渐演化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能力,是不会有任何助益的。对于小泥屋的小伙伴们,真正宝贵的是借助这个平台,把自己和读书二者之间打通,这唯有通过自己在家一本本静心读书,方可达致。分享交流之后,读书会鼓励大家回去整理读书笔记或读后感,有自己的阅读体验打底,又经历了共聚时彼此讨论的激发,第三阶段就是融会贯通地读透一本书,并以文字形式整理出来,这对于参与者的思考能力、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是很好的磨练。&&&&&&
在刘源和红梅协力下,小泥屋读书会运行了近一年后,刘源要暂时告别去海外游学一年。读书会没有导师可不行,这可愁坏了小泥屋的发起人。怎么办?找到一位有丰富发展工作经验、又具备人类学背景的老师没那么容易。两个月的寻访和沟通,发现很难找到一位能保证持续投入精力来协作的老师;而如果每次阅读导师都不同,师生之间的陌生感恐怕会成为深度交流的障碍,可能不太利于读书会成员成长。种种努力未果,读书会聚会讨论不得不暂时搁浅,转换为邮件组线上交流。&&&&&&
远在海外的刘源和身居北京的红梅,两人利用邮件组形式继续推动着小泥屋的运转。她们一直留心寻找各种机会,保持读书会能够继续为发展领域的年轻人提供滋养。2012年夏天,美国著名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到中国访问,刘源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不断通过邮件、skype和国内小泥屋伙伴联络,希望促成这位写出了《国家的视角》名著的学者与国内发展领域同行有面对面的交流。在刘源的老朋友、《国家的视角》译者王晓毅老师协助下,小泥屋读书会组织了“和人类学家到流动人口社区探访”的见面会。斯科特看到中国民间有这样的读书会小组深受感动,在共进午餐时,他祝福读书会小伙伴以人类学作为成长的武器,为生活和工作带来力量。&&&&&&
2013年4月,结束了美国访学和东南亚田野考察的刘源回到北京。长达一年的游历于她是笔富饶财富,也更令她体悟到拥有了看待世界的多元视角,在游历中能够享受到多么丰富的惊喜和收获,她希望助力更多青年人拥有这种惊喜,于是,小泥屋又悄然重启了。&&&&&&& 远逝的天堂:读书就如同修行&&&&&&
读书,犹如生活中的空气和水,自然存在、无所不在。我们的身体需要健康食物来保持能量平衡,我们的精神也需要多样知识来细心滋养。自从小泥屋读书会创立,在数十个周末的3个小时,刘源准时来到一元公社和读书会伙伴分享、讨论。无论其他伙伴来或不来、来多来少,刘源一直风雨无阻。&&&&&&
运行三年多,小泥屋也遭遇不少挑战。刘源和红梅各尽其责,密切搭档,从通告草拟及修订、成员筛选、书目选定,每个环节都分工负责。维护这个纯公益平台是纯粹的志愿行为,凭借对发展工作的热爱、希望助力青年人成长的热忱,两位发起人将这些准备工作也视作小泥屋读书的组成部分。然而,最令她们感到挫败的,是推动那些想读书但又难以落实到实践中踏实完成一本书的小伙伴了。工作繁忙、事务繁多是都市人生活中常态,要警醒自己坚持抽时间阅读,而不是每次仅带着耳朵去读书会听书,对读书会的小伙伴们无异于同习惯、时间和自我的一场长期“战争”。&&&&&&
基于此,2014年年初,小泥屋读书会调整运行方式,改变过去对所有人开放的阅读方式,不鼓励临时性旁听,而是发展阶段性阅读计划,参与者需有承诺有文本产出,希望通过为数较少却固定的小伙伴带来更深参与度和团队动力——阅读对于小泥屋,并非止步于看过读过,更是反思自身的激发点。在操作中,还制定主题阅读计划,设置3个月为一季,评估甄选每季读友,每月一本书,完成一季后组织一次开放日活动,邀请感兴趣朋友共同参与全季主题回顾讨论。&&&&&&
当小泥屋步入第四个年头,身边积聚了一批铁杆粉丝,他们大多数来自于不同公益机构。每个月一起读书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四年间,小泥屋带领小伙伴们以人类学经典著作为主,兼顾社会问题主题图书,完成了30多次读书讨论和50多本书的阅读量。仅2014年,小泥屋读书会全年就完成“农村题材、城市异质群体、田野调查方法与伦理”三季,指向更加有所聚焦的阅读和讨论。&&&&&&
在每个月末,小伙伴们从散落京城各处的家中、办公室、出差归来聚齐一元公社,那张拼起来的会议桌上放着大家的咖啡、水果,更记载了众多的分享与讨论:为了《中国在梁庄》而扼腕叹息,言及自己已渐行渐远的故乡;为了《泰利的街角》而兴奋,发现一个小小的角落竟可以展示出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与互动;为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而长出一口气:原来,这些学术精英们也都曾面临过田野中无措而尴尬时刻啊;为了《如何做田野调查笔记》而有得宝般的高兴,下去社区工作时可以按书指引,扎扎实实做记录啦……&&&&&&
2015年,小泥屋读书会希望将根扎得更深更厚,决定从人类学教材开始静心习读。一方面为了引导大家系统了解人类学分析世界看待文化的多种视角和观点,另一方面也希望踏踏实实从头开始打好基础,为今后独立阅读奠定基础。刘源和红梅都信奉一句话:“如果你把一件事情踏实做好了,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虽然小泥屋的运作还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之处,常有不完成读书计划的小伙伴,总有不写读书笔记的年轻人。对此,两位发起人保持自己的平常心,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了,其他的交给时间。参加读书会,其实更是每位朋友和自己的一个约定,安静地完成一本书的阅读是自我成长道路上的必经之路,经由这条路,我们学习同他者智慧的交流,享受与自己相处的充实。急促的生活节奏令年轻人难以潜心持续做一件事,这种状态和我们所处的周边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大多数人习惯被要求被管理,缺乏自我约束和自觉要求的习惯。当身临小泥屋这类完全凭借自我研习、自觉行动的场境,需要更多耐心陪伴青年人完成行为方式的调适和成长。&&&&&&&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慢慢来比较快&&&&&&
三年多来,来来往往小泥屋的青年伙伴不下百人,接受了人文关怀和多元文化视角的洗礼。&&&&&&
短发圆脸的小段是一位偶然闯入的年轻人,这位英语专业毕业生,用自己话说就是在“参加读书会之前,从不知道人类学是干什么的”。梦想成为外交官的小段在大学四年间都致力于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精英人才”,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一种选择才是前途光明的。&&&&&&
“人类学让我慢慢意识到,平等、自由、多元、尊重精神的践行或许是打破我固有模式、摆脱实用功利主义思维的心灵力量”。虽然在读书会中并不是最活跃的伙伴,但小段经常会提出各种“奇怪”的问题。小泥屋的思考和讨论也助力小段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选择,她去美国游轮上做了7个月服务生,游历体验不同文化;她志愿在无薪的公益组织服务,扎根草根团体工作。&&&&&&
2015年4月,小泥屋读书会收到小段的好消息——成功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在致小泥屋读友们的邮件中,小段说:“我们出发的太久,以某种所谓高效方式前行的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因何出发,我觉得我需要停下来,反省、消化,才知道如何在路上好好向前走。感谢小泥屋,给了我这种反省机会和选择的勇气。”&&&&&&
其实,在小泥屋有不少像小段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反思“速食文化”带来的对年轻人成长的影响,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影响下,个体很容易被淹没其中,迷失自己,无法停步,没时间也缺乏机会反思,更别说找到彼此陪伴支持的网络,共同学习如何看清前行的方向,从对方身上汲取奋斗的力量。&&&&&&
刘源对读书会每个伙伴都印象深刻,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让她看到一种缓慢生长的力量。他们学习了人类学,开始学习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带有整全视角去思考,不仅是自己的人生选择,也包括他们对理想和事业的考量。&&&&&&
刘源说:“大家都称我为阅读导师,我更喜欢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协作者,协助年轻人通过读书来实现自我成长。”年轻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在发展领域,他们大多不缺乏社会理想,但是在朝向改变的道路上,更需要身怀扎实落地的精神、理解多元文化的视角、探索不同路径的行动力,才能从自我完善角度对年轻人成长有所助益。&&&&&&
“我们尝试从过去的思考总结中回应自己,找寻答案和行动改变,而有一些,将会是伴随一生的课题。”总是笑眯眯的婷婷是读书会“铁粉”,坚持两年的共读伙伴,在公益组织工作近6年,她说很有幸一起阅读和遇见人类学,让她正视不成熟的自己,学会欣赏和从容地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当下复杂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更需要人类学精神。&&&&&&
当下的NGO行业中,我们耳边常常充斥着“需要新的知识、需要业界领袖、需要青年带头人”等等呼声,据说目前业内有不下20个人才培养行动,招募启事中“行业领袖”、“青年精英”等字眼随处可见。然而,小泥屋这个小小共同体的成员更认同一个质朴道理:NGO行业的发展,不应该通过科层化一级一级的进阶,就理所当然成长为“高级的”NGO工作者。只看到NGO缺效率、弱管理,简单化地从经济领域、从企业中引入商业思维来对治,但忽略了自问:NGO自己的价值点在哪里?企业化是拯救NGO的万能良药吗?作为第三部门,NGO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给社会注入更多人性关怀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更多贡献也体现于其人文关怀与整全把握,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对社会的体察要更全面、细致,更善于梳理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再磨砺管理机制、改善效率,方能不失去自己的独特价值。&&&&&&
曾与小泥屋同行、如今已远赴西南山区继续追寻NGO事业的惠君临别时留言:“初入NGO时一切都是新奇和冲劲,但慢慢工作久了也发现自我跟社群之间还是有很多难以跨越的障碍,想要了解并尝试去理解社群的生活,却总是陷入繁复工作和无措的境地。小泥屋读书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它似陋非陋,十多人每月一书一聚一谈,由书本生发出的各人所思所想所惑在这里碰撞交汇答疑。亦师亦友的伙伴陪同着共同进步,喧嚣浮躁的日常能有这一隅净土,在功利为上的主流中能另辟宁静,审心查世,积聚共思。我们读书,然后不再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变得更为丰富。小泥屋的芬芳,唯有躬身亲读才得以察觉,未来之路,惟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扎根。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更好的我们。”&&&&&&
清人袁枚曾言: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小泥屋的参与者们来自各行业,以NGO工作者为主,他们共同怀揣一颗对社会求索之心,希望通过阅读追寻更加“知行合一”的生活状态。人数少少的小泥屋犹如“陋室”,于读友们却似一朵莲花,涤荡着沉郁的社会环境和繁重工作双重压力下的心灵,也给所有参与者一个通道,自各位来此一聚的读友们身上感受到力量和执着,从而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继续有勇气前行。眺望前路,期待各位“屋友”在这个小小共同体中,于彼此互动中找到映亮自己生命的一道光——有了光,便有了世界。&&&&&& (作者系发展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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