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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插图（资料图/图）
本文作者曾焱，原载《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刊行）
2003 年，《我们仨》甫一上架，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将读者和书联系在一起。
编辑记忆的《我们仨》
&我和杨绛先生的往来，大都是为工作。第一次去钱家早在1981 年，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带我去的，那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记》，范用先生读完很激动，想在国内出这本书，便去向杨先生请求，几个月后这书在三联出版了，是我最早编辑的杨绛先生的书。之后三联又出了《将饮茶》、《洗澡》，责任编辑也是我。后来我被派去香港三联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联。这么多年，《我们仨》是我重新事无巨细、从头至尾地操作的一本书。&在《我们仨》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署名&冬晓&，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冬晓&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
从范用先生时代起，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就给了三联书店很多支持。钱锺书先生的诗集《槐聚诗存》1995 年在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线装和平装两种版本。1998 年6 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印行大型文库&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是钱锺书先生唯一一次出任丛书主编，并亲自审定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书目。&我在香港三联期间，听钱先生有次批评出版界古籍泛滥，提出应该重视中国在20 世纪初西风东渐时期的学术思想。这样我就想办法做了这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请钱锺书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做执行主编。&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联工作后，又促成出版&钱锺书集&，三联组织最权威的学者编校文稿，不惜工本印制最优秀的版本，历时6 年，终于在2001 年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10 种13 册，计三百多万字。
&杨先生把《我们仨》书稿交三联出版，有前面这些渊源。&董秀玉说。杨绛先生也在她写三联书店的一篇文章中提过：&我和钱锺书把书交三联出版，是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三联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
1994 年夏、1995 年冬，钱锺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 年10 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 年2 月26 日，她去世的前6 天。
1997 年3 月，钱瑗走。1998 年12 月，钱锺书先生也去了。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年近九十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 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 年把三联书店6 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锺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2002 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从约稿到动笔，时隔6 年，董秀玉说她从未想过要催促杨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数，能写的时候自然就会写了&。
2003 年4 月，董秀玉接到杨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写完了，要她去家中取书稿。董秀玉赶到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得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讲述了自1935 年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媛，直到1998 年钱先生逝世这63 年间的亲情。&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2002 年杨先生92 岁。漫长的63 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董秀玉亲眼看见这一家人和病魔斗争的艰难，尤其懂得杨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坚强，留下来独自完成了&我们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读不到一半，她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面对这个身子虚弱心灵却强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满了敬重，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春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书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这几句话，是董秀玉浓缩了自己从这部书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我们仨》插图（资料图/图）
人文风格主导设计
书稿没有能够像当初设想的那样由三人各写一部分，而是像杨先生在书稿中写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尽管如此，董秀玉还是希望通过细节，尽可能将一家三口相互温暖的珍贵情感传递给读者，编辑工作始终贯彻了&我们仨&的这个主题。照片以夫妻和女儿的三人合照为重点选择。和钱锺书先生一家认识这么久，董秀玉知道杨先生的头发一直是钱先生帮她理，于是挑了在家中理发的那张照片放进去。她在书稿末尾增加了附录部分，从杨先生提供的日常家信中选了几封，还有钱瑗病重时写给父亲的信，杨先生给女儿写的便条，钱瑗为父亲画的生活小像。钱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五篇小文，杨先生亲自选定了其中三篇，也一并收进附录。
董秀玉请来香港著名装帧设计师陆智昌负责整本书的设计。他对人说，看完书稿之后，眼前总是浮现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坐在三里河洒满了阳光的床边，写下一份至情至性的回忆。他对这本书的设计原则，是装帧尽量不&打搅&老人的平静，要像老人的文字一样节制、干净，而过往那些显得理所当然的设计元素，在这本书面前都似乎变成了不可忍受的噪音，被他一一舍弃。于是在三联书店的架上，读者看到了这样一本素朴的书。
董秀玉记得，这本书反复三次才定下最后版式。&读完原稿，我问有没有照片，杨先生当时就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找出来给我。我翻看每一张珍贵的照片，觉得自己面前是一堆宝藏。&她考虑过尽量多用照片，做成图文书的样子，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她记得自己拿到书稿后是一口气看下来的，中间根本不想放下，所以也不能让读者的阅读情感被图片打断。如果采用大量照片，文图相混，会破坏文字所表述的情感。他们讨论后，确定把照片放在几个章节之间的地方，数量也减下来，&拿掉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大家都觉得可惜，但装帧设计必须服务于内容，必须做减法。&
改了这版，再看，还是不太对，因为有一辑照片用彩色，和整本书稿的文字氛围不符。于是改用双色印刷，将照片全部做成棕色调，又请杨绛先生为每幅照片配写了图注。
这版出来后，董秀玉端详再三，瞬间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把全部图注都处理成手写体，会不会更有味道呢？她去和杨先生商量，先生赞同，并说原来的图注写得潦草，直接印到书上不好看，回去又认真誊写了一遍。
还有一个问题：封面放不放照片？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保持它的朴素和单纯，采用日本浅棕色条纹纸，不加任何图案或照片，封面上出现的只有代表&我们仨&的三个单词&&&Mom ，Pop ，圆O&以及杨先生手书的&我们仨&。
&书是为了读的，装帧的作用在于突出和强化作者原意，哪怕一本很小的书，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内容的氛围配合。杨先生这本书，文字是淡的基调，一点点忧伤，里面又有一点点温馨，装帧过程中所做的三版改动，为的都是让形式能与内容同一。&董秀玉说，把人文的精神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就可以把书做好。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杨先生提供的照片已经足够编一本图文书，以此提高定价不是不可以。但作为编辑，董秀玉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钱先生一家严谨的治学精神、温暖的亲情故事和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最终全书只选了少量照片，采用双色制作和印刷。第一版的平装本定价仅18.80 元。
读书界的热点
2003 年夏初，SARS 疫情爆发。本来计划在5 月和读者见面的《我们仨》，出版时间推迟到了6 月25 日。
杨绛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一向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不同意为书做宣传，觉得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杨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采访，三联也不要在媒体上谈这本书。我问，要是人家自己写了书评怎么办？杨先生答我：人家说就管不了了。&董秀玉有点发愁：书出了，不声不响行不通，可又不能违背杨先生的心意。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帮了董秀玉的忙。&书出来后，三联书店给人寄赠过一些样书，其中有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女士，那会儿她负责制作一档经济对话节目。有一天，王利芬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看了，特别感动，想给它做一期访谈。我们尊重杨先生的意见，只是请了钱瑗在北师大的学生和同事友好，还有几个老同学，谈论他们眼里的钱瑗和她父母。大约是2003 年底，节目播出了，反响很大，关注这本书的人更多了。事后我问杨先生，您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这样可以吗？杨先生没表示异议。&
书一上架，《我们仨》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里的温暖情感，将读者的心和书联系在一起了。
&记得北京的SARS 之疫刚刚过去，我就接到三联书店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们仨》，一读之下，我被震惊了。作者杨绛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到7 月，便是92 岁高龄的老人了。早就听杨先生说起过她要创作《我们仨》的想法，但这几年，只见她在翻译《斐多》，在督促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钱锺书先生的手稿和读书笔记，也在处理那些挥之不去的纠缠烦扰，谁能想到，杨先生竟然勉力完成书稿，而且这本书稿竟然如此精彩：虽然走笔自在、平实，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度。&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钱锺书研究学者陆文虎教授读到书后，写了这篇读后&&《梦中奇梦，情中至情》，发表在2003 年7 月25 日的《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一个伟大的学者之家，竟是那样朴素和单纯&&杨先生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锺书，当然，同时也就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杨绛和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瑗。&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赞叹《我们仨》这个书名实在太好，在《古驿道上的失散》一文中，他写道：&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
《我们仨》迅速成为各书店的畅销书榜首。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地读完这本书，媒体书评栏目将它评为&2003 年最感人的书&。董秀玉说她本来建议首印20万册，以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影响力，她对这个印数很有把握。三联书店出于谨慎，首印定为3 万册，结果在12 天内即销售一空，之后半月内连续加印3 次，每次都是前一批书还没有下机器，后面的加印单就来了。直到半年后的2004 年2 月，发行部提供的数字仍保持&一个月内发书6 万册&。第一年，《我们仨》就发行了47.5 万册。
首印数过于保守还带来一个小插曲。董秀玉回忆说，封面设计当初有两个方案待选，一是现在读者熟悉的浅棕条纹纸，朴素而有质感；另一设计为黄绿皮封面，中间放一张钱锺书先生全家的合影。最终定稿采用了条纹纸这版。&因为首印只定了3 万册，印厂备货不足，三联反复要求加印时，封面用纸供应不上了，结果第一个月印发的那批书里面，大约有两三万册改用了那版黄绿色的封面设计。&这算是一个意外的&错版&。
这本书的影响也到了台湾。台湾&中国时报&评选&2003 开卷好书奖&，《我们仨》获得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的第一名，评委会的评语是：&92 岁高龄的杨绛，以平和笔调记录了她与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及女儿钱瑗相守63 年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书中收录了三人往来的文字、书信与图画，不仅如梦似幻地道出挚情难断的依恋，也在清丽幽默的文字中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国内新浪网评选2003 年度精品图书，《我们仨》名列网络读者投票第一名，&网络读者年轻人居多。杨先生听说这件事情后，很高兴，说没想到年轻人也喜欢看《我们仨》。&董秀玉记得杨先生特地为新浪网这次评选活动写了一份答词，在熟悉的人看来，这是杨先生难得一次愿意和媒体发生联系。
新浪那份榜单上还有黄永玉先生那本《比我老的老头》。在《我们仨》出版的2003 年，国内图书出版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80 年代，国内出版依赖翻译西方书籍和老一代文化大家的著述来填补无书可读的空白，冯亦代、吴祖光、黄苗子、黄永玉、丁聪等都是三联的常客，《懒寻旧梦录》、《随想录》、《围城》这些书曾为读书界撑起了文化阅读的空间。到80 年代末90 年代初，1978 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以新锐学术思想主导精英阅读，老一代文化大家退守书斋整理学术旧著，着手准备为世人留一笔宝贵遗产。进入21 世纪后，这批学贯东西、经历过上世纪30 年代中西文化冲撞与繁荣的老人仅存几位了，他们陆续出版回忆故人旧事的文字，为大时代留存侧影。在2003 这一年，就有7 月三联出版《我们仨》、9 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比我老的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虽没有《我们仨》那样广受关注，也吸引了不少读者。黄永玉先生以他独特、平和、机敏的语言风格，讲述钱锺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等十几位文化和艺术大家的平常事。和那两年泛滥书市、热衷于贩卖自我的名人传记相比，文化名宿的这两本书朴素干净，带给读者久违的厚重的阅读境界，因此长销不衰。
2004 年7 月，为纪念《我们仨》发行一周年，三联又出珍藏本，封面为蓝色布面烫银精装，其中1000 册为读者在版权页上加盖了钱先生、杨先生和钱瑗的印章。征求了十几家书店的意见后决定，三联决定珍藏本首印6000 册，没想到读者需求远在书商的估算之上，几次加印，珍藏本也发行了1.8 万册。董秀玉说，她曾想为这本书再做一本5 周年纪念版，把钱瑗的同事和学生为她栽种纪念树的照片加进书里，可惜没有做到。&《我们仨》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杨绛先生把书稿交给我的时候，我已经退休离开三联了。但我觉得这书应该是三联的，我离开了，就算是送给三联的一份礼物吧。&
5 年过去了，《我们仨》每年都在重印。平装本、珍藏本共加印26 次，发行55.9 万册。三联保存的书稿案卷记载，遵照杨绛先生的要求，《我们仨》全部版税都寄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一本温暖的书，书里书外，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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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如杨绛者，为什么不能像露天煤矿那样，堂堂正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呢？
“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杨绛《我们仨》经典语录
杨绛《我们仨》经典语录
学习啦【成功语录】 编辑：燕华
　　《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所著，该书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我们仨》，供大家参考。
　　杨绛《我们仨》经典语录
　　1.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
　　2.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3.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4.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5.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6.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7.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8.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9.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10.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11.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12. 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13. 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方&。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钟书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
　　14.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15. 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16.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17. 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18. 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19. 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
　　20.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杨绛《我们仨》作品鉴赏
　　杨绛的作品就像她的为人一样谦逊朴实。在杨绛的作品中，他们一家确实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正如书中所说：&&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然而读者正是透过这平凡的家庭、琐碎的事件，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平凡的人生追求、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年轻时远渡重洋，留学英法，又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胜时期学成归国，足迹跨国半个地球。
　　古典意味
　　杨绛的长篇散文《我们仨》含有浓郁的古典意味，一是淡泊功利的人格精神，表现在我们仨对家的相聚相守以及酷爱读书勤奋治学，这三者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推动他们走向高远超凡的境界。二是平和朴素的语言风格，平和即和谐、中和，杨绛最善于把各种对立的因素和谐的统一起来，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三是和哀而不伤的抒情笔调，通过情景交融古典手法，分载过于深重的死别的悲情，把丰富复杂的情感寓于景中，通过意象比喻、象征、暗示、尽显古典的韵味。
　　从全文看，杨绛散文平和的风格更体现为缓急有致、悲喜相济的结构。解放后，诸多运动给知识分子许多压抑和苦闷，每写至此，便会转写一段趣事，以缓激愤之情。写钟书病重，语速急速迫促，转写普通人家的温情，缓缓道来，语调温柔平静。缓疾交错，悲喜相济，最终达到&和&。其实现实生活中并无单纯的快乐和苦恼，两者总是杂糅在一块，中和一体。杨绛以平和之心去认识生活和采颉生活的时候，自然切中了生活的自然规律，也切中了&以和为贵&的古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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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 版权所有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张隆溪：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杨绛先生的新著《我们仨》，标题十分醒目，书中记叙她和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生活，最近由三联书店在国内出版，在香港则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印了繁体字本。[杨绛，《我们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以下引用此书均据此版本，并在文中注明页码。] 这本书从一九三五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赴英国牛津求学起始，记叙女儿在英国出生，全家在一九三八年回国以及后来的各种经历，一直写到文革后以至于现在，前后一共六十多年一个家庭的历史，记录了三个人生活中许多情深意长的片断。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77页）。读者把杨绛先生这部新著和《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性质的著作合起来，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这一家，也了解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状况。
学者家庭的聚散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就以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又精通数种欧洲语言，在长辈和同辈学人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说《围城》已成现代文学经典，而《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更展现出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对中外典籍的熟练把握，其中浩瀚的学问和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杨绛先生也是一位才女，早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就以《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喜剧成名，后来又出版短篇小说《倒影集》和文学评论《春泥集》，文革后更有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洗澡》和《将饮茶》等多种著作问世。他们的女儿钱瑗自幼受到父母熏陶濡染，在北京师范大学先教俄语，后来改教英语，都很有成就。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干扰，没有思想和创作自由，并一直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钱瑗和成千上万她的同龄人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和她的父母比较起来，才能天赋都没有可能充分发挥，甚为可惜。杨绛先生说钱瑗是她的“生平杰作”，是她公公钱基博老先生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可是钱瑗“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254页）。《我们仨》附录中有钱瑗随笔为她爸爸画的像和几幅速写，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她的天分，而且分明展现出父女之间的骨肉亲情，让人似乎可以听见他们在家中嬉戏的欢笑声。在文革前中国那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下，无论外间有怎样的风风雨雨，钱钟书、杨绛夫妇二人数十年互敬互爱，心心相应，对女儿亲情厚笃，三个人构成一个令人艳羡的学者家庭，家中有的是书香和学养，又充满温馨的爱和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文革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变化，逐渐开放，整个生活和学术环境也相应改善。一九七九年，钱钟书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五年，《谈艺录》增订本出版，八十年代初《围城》重印，九十年代初又改编成电视剧，在众多读者之外更增加了无数观众，使向来淡泊名利的钱钟书“一下子变成了名人”。杨绛描写当时情形说：“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254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钱学”热，钱钟书更成为学者和读者研究讨论的对象。杨绛先生文革后发表的《干校六记》和其它著作，以清澈明朗、平淡如水的语言，道出深切的情感和深沉的意味，使我们对他们一家的经历有更多了解，在国内外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然而天地无情，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255页）。就在钱杨两位著述正丰，受到学界和众多读者普遍尊敬和爱戴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却在一九九四年夏因病住进医院，长期卧在病榻上，钱瑗也在一九九五年冬住院，一家三口两人染病，只剩下本来就柔弱的杨绛先生，每天要看望病人，多方照料。不久这令人艳羡尊敬的一家，竟永远失散了。读到《我们仨》结尾几句话，真令人心酸得欷歔叹息，潸然泪下：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256页）。
最后这几句话使人想起陶渊明《杂诗八首》之七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也想起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九的句子：“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是把人生视为旅途，家不过是旅途中的客栈，死才是最后的归宿。然而这不只是诗的联想，而是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之后，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杨绛先生在九七、九八两年之中，先失去唯一的爱女，又失去了终生伴侣，那是何等的悲痛！在这种时候，古人诗句中经过提炼苦吟出来的人生体验和道理，與自己的思想、心情融为一体，就好像一粒粒盐化在水里，已经没有古今彼此之别，那些诗句感人的语言和意象，就最能传达深远的意绪。杨绛先生追忆过去一家三口经历过的一切，以九十二岁高龄写出《我们仨》这部回忆录，似乎最后想到的是如何再回到亲人身边，回到“我们仨”那个家。
古驿道上的离别之梦
这部回忆录分为三部分，前两部以文学虚构的形式，第三部再以纪实的形式写成。文学虚构的部分看似平淡，却沉郁凝重，其中化用了许多古典诗词里的意象，传达出深刻悠远的思念缅怀之情。第一部写的是“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见他们夫妇二人一同散步，却突然间不见了钟书先生。作者道：“钟书自顾自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4页）。这梦好像是预兆性的，因为在杨绛先生，当初的梦境似乎就是今日的现实。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是文学虚构还是心境实录，实在不可贸然断定。那个拉一辆空黄包车的老人，竟停下车来等客人上去，在充满象征意味的梦境中，这个寻常的意象似乎并不寻常，总使我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有名的诗句：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因为我不能停步去见死神，
他竟关切地为我把车停——
车上只坐着我们俩——
还有一位便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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