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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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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自白书
精神世界行者的踪迹陈思和这本书我看过的，很开心，内容非常生动。尽管与张炜很熟悉，但是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很多我想看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山东农村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那部分特别有意思。张炜的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表达民间生活和民间故事。他小说里面有些描写，比如《刺猬歌》里那个刺猬变成一个姑娘，我当时从学院派角度出发，觉得他在编一个故事，这种故事原型古代就有，比如说有什么田螺姑娘啊仙女啊变成人间姑娘，我一直以为他的小说里有很多都是民间故事的原型，放到今天的时代生活，非常有趣，非常生动。但我看了这部书，才发现张炜真的相信刺猬会变成人，他也谈到狐狸变成人，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只有你相信了，你才能把它写好，那就是说他不是站在一个策略的角度来哄读者，他是真的把这些生活当中有灵气的、有生命的普遍现象，纳入到他的艺术世界里了，这是我对张炜创作的新的感受。以前的张炜不是这样的。张炜很早就写小说，从1980年代初开始写，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停过笔，一直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在跋涉和探索。在这个跋涉过程当中，他跟别的作家不一样，许多作家也从二十几岁写到五十几岁，三十多年来慢慢地进步，先写儿童文学，再写少年文学，再写中年文学，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写大作品，通常是这样的；而张炜一开始就起点很高，我记不清《古船》是什么时候写的，他说是1985年发表的。1985年是个什么概念？“寻根文学”刚刚开始，这一代大多数作家才刚刚走上文坛，刚刚在文坛上发生影响，张炜就拿出一个到今天看来还是扛鼎之作的《古船》。他第一个触及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一个暴力的问题，这个暴力是与人性的黑暗，也与私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土改只是当中的一个例子。我在前几年研究过一个课题，关于中国文学中的土改描写，我把所有的有关土改的小说看了一遍，到今天为止，1985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张炜写得最好。张炜的《古船》对于土改问题挖掘的深度，没有人能超越。张炜当时才二十几岁，他写土改其实不只是在写土改，他已经超越了土改，他写的是为什么在土改中会出现人性的残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最近可以扯到“文化大革命”，最远可以追溯到古代。这个小说里主人公在读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屈原的《天问》，作者一直把主人公拉到战国时代，在这么大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场所当中，来考察人性的残酷。我印象很深，小说里面有一段写地主还乡团把一个农会干部五马分尸，几匹马把一个人活活撕碎的情节，可接下来他又写农民怎么在整地主的时候把地主的肉割下来吃掉，双方都表现出极度的残忍，于是他提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冤冤相报，如果我们大家互相在比谁更残忍，那么我们今天的历史怎么走？小说里主人公隋抱朴的弟弟发誓要为家族复仇，哥哥问他，当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我的理解所谓准备好就是你有没有克服自己的人性缺点，如果我们没有克服人性的缺点，那么我们还会继续残忍下去，会继续为私有利益、为私有制去奋斗，然后无数次地重复历史。1985年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张炜已经预见到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今天他的忧虑应验了。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还不认识张炜，我认识他是在1986年底，当时我与他一起参加青创会，我们还谈过《古船》，我当时对《古船》不是很喜欢，觉得写得太残忍，不仅太残忍，故事情节也太密集，整个小说把人压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过了好几年，张炜又拿出来一部小说，就是《九月寓言》。当时是张新颖向我推荐的，他与张炜是老乡，他向我推荐说，他读到一本好小说，是他的老乡张炜写的，小说让他回到童年的记忆，看到当年农村的那种氛围。我是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没离开过上海，对农村一无所知，当时读张炜这部小说我读到的不是一种关于农村的记忆，它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除了我们以前学习的那样一个文明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人是如何在很贫困的甚至很落后的环境中来体现人的自由自在精神。可以说，我后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是关于民间立场、民间世界的，源头是从张炜的小说里得到启发的。他的小说直接帮助我认识到我们其实面对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今天你我都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纷纷攘攘、非常辛苦但也很热闹、壮观的世界，天天在变化，但在这个世界外面，其实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我觉得更自由，更合理，更符合人性的本来面目，那个世界我们今天找不到了，但在张炜的小说里找得到。后来张炜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大量的小说，一直到今天十卷本的《你在高原》，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是他三十多年长期积累的产物。他的思想在不停地超越。《行者的迷宫》的“行者”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者，它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行者，在“行”的过程中，张炜一直在超越，超越自己，超越文化，超越中国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一直自由自在地行走在他的道路上。张炜是个勤奋的人，多年来他的写作一直没停过，而且他的思想根本不局限在文学创作，他对历史、整个中国文化、未来都有综合的思考。这本书是一个路径，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张炜是怎么进行思考、怎么进行创作的，以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的那种创造性的劳动在社会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我觉得朱又可是个好记者，他没有很多话，可是他慢慢引导张炜把很多心里话都掏了出来。要了解张炜，这本书是蛮好的，这样说好像有点像做广告。潜文本的公开化张新颖张炜不仅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作家，他的创作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伴随着很多的质疑、批评，他还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作家。为什么在每一个阶段，从《古船》到《你在高原》，对他的批评、质疑一直不断？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张炜用言论或者艺术创作来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他所以做这样的表达，不做那样的表达，背后是有一个支撑的，这个支撑就是他的综合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经验。这个综合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经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形态？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它的质地是什么？总量是多少？这些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别的人了解得不一定很多。但是现在有了这么一本书，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张炜这么多年的思想表达和文学表达背后的很多东西。这样一本书是张炜以前创作的一个“潜文本”，这个“潜文本”现在变成一个公开的文本，它是一个与创作互相呼应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个传记、一个自传，里面精神性的东西很多，同时也有很多很实在的生命经验。我觉得有这个文本和没有这个文本大不一样，有了这个文本之后，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张炜在很多时候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这个文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入理解他及其创作的渠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可能又可也有体会，做这么一个访谈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跟张炜谈话是非常大的享受。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很会说话的意思不仅仅是说他在语言表达上的“会”，而是说在他的话里面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的东西，那种本质的朴素的东西是特别吸引人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口气读下来的，一边读一边回想张炜在不同时期表达的一些思想，回想他创作里那些相对照、相呼应的东西，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也觉得多少能够触摸到张炜思想和创作的脉络。既是自传，也是文学史何言宏我想起一段往事，那是在2009年，四川省作协组织我们去九寨沟采风。在宾馆房间里，我记得已经很晚了，我和《文学报》的记者朱小如先生抽烟聊天。2009年，整个中国都在重新叙述和总结共和国六十年的方方面面，感慨之余，我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说，共和国这漫长的六十年，我们文学界有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够无愧于这六十年的悲欢、苦难和沉重？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漫长的六十年应该有一部长篇小说能够相称于它的历史。我们不禁陷入了沉思，闷头抽烟，大概抽了半根香烟后，我们俩几乎同时报出了张炜的《古船》，我们无比兴奋。回南京后，我对《钟山》的主编贾梦玮说起这件事，他说，我们可以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做一个“排行榜”，因此就有了《钟山》那年邀请国内十二个批评家对“文革”后中国长篇小说做“排行榜”的事情，当时，陈老师和新颖都参加了，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当时我在自己的“榜单”里，就是把张炜的《古船》排在第一的。有担当，才会有经典，这其中是有必然联系的。作家生命经验的表达在《行者的迷宫》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书中讲述了张炜的生命历程，讲述了他在大地上的行走，包括他的很多思考和经验，书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整理个人的思想，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思想历程，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可能很有必要整理我们的思想，张炜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些，这本书作为一个自传，作为一个精神自传、思想自传外，我觉得，它作为口述史，还有很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书里提供了很多我们理解张炜创作的渠道和入口，我们只有读了这本书，才能够很好地理解他文学创作的之所以然，才会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面貌。另外，书里还有很多重要的文学史细节，比如说这本书开头谈到的，在《古船》问题上一位很重要的领导人给张炜写了一封信，这是很重要的文学史细节，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去追问和了解这位领导人是谁，其实应该能猜到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学史细节，像这样的领导人不光对《古船》，对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其实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所提供的丰富的文学史信息，非常重要。好作家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语言张炜在座的几位评论家，也是我的文学诤友，在我近四十年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帮助很大，他们经常跟我对话，这对我是重要的。这本对话书里我谈到了，我在档案馆工作过将近五年，看了很多历史档案，当我在书里写到没有经历过的历史环节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肯定是档案起了作用。当然资料、档案这些东西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生命里面的种植。他经历过什么样的种植，植下了一颗什么种子，一定会在心里发芽、破土、长大，简单一点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爱”和“恨”，这个结构很重要，将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可以推动一个人走得很远。刚才说到改编电影，我写了十九部长篇，还没有被拍成电影，中篇小说曾经被拍成电视剧，但是我觉得这十九部长篇小说更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不过这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又可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这本书的产生要感谢他。他代表《南方周末》做了《你在高原》的一个采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可以做一个长的采访他有时间。我也有时间，因为那时我正在生病，得了带状疱疹，别的不能做，要把腿翘在高处对付剧痛，不能写，只能说。他说这个机会很好，我们可以长谈一次。我说三天可以吧，他说时间再长一点儿。我说这样的话，可以把思维荡开一些，随便谈。这还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记者的十一次采访，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梳理个人的思想，认认真真回顾了个人的文学道路、生活道路，从阅读史到各个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写作的人要经常总结自己，最好的总结就是面对学术人、面对记者，他要问你，你要思考，要回答。又可有一个不同于许多记者的特点，这是他非常优秀的品质，他特别朴素、诚实，看你谈兴很浓的时候，他不打断你，不同意也暂不反驳，他用那种很朴素、很简单的语言，把被访者导向非常偏僻的思维巷道里去。他使我谈出过去无数次采访中都没有说到的一些角落、一些问题，这次访谈大到土改、国际共运、两个阵营的冷战，小到生活俗务，什么养猫之类，五花八门，但是也不那么杂乱。完了之后，他又一点点整理出来，删削一番才成这本书的样子。刚刚思和谈到关于《古船》的问题，让我想到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跟思和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就在眼前，那是在一个会议上，青年作家代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思和与我正谈《古船》，《古船》正热，好多人在谈《古船》，刚谈到一半的时候，一个领导到我们那儿串门，他说不得了，一个很大的领导为《古船》拍了桌子了。那时候我有点害怕，不希望对方到处讲，结果只一夜的时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了，都在议论《古船》出事了。当年我写《古船》的时候多大年纪？记得是二十七岁动笔，后来经过反复改动，个人主动修改，根据出版社提出的意见改，最后出版的时候不到三十岁。现在过去快三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也正因为快，我才觉得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生活，要探究人生的意义，关心我们的现实，关心人类的前途。这个关心一直没有变，把这个简单地概括一下，说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可以，但不愿意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主义”就会把人凝固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理想者向善、向上，非常积极地去追寻去思考，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写作量不值得特别重视，关键是要非常苛刻地、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思索，对待自己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标点。现在有一点跟过去不同，到图书市场可以看到，书特别多，现代印刷术一个星期就可以印出好多的书，书的数量、体积，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质地，是作者能否非常苛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字。现在大家谈马尔克斯非常多，马尔克斯曾说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话，就是他谈论另一位拉美作家略萨的话，略萨曾经跟马尔克斯说有的人一开始就不想当一个好的作家，只想做一个坏的作家。马尔克斯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谁不想做个好作家？只是有的人没有能力、没有机遇成为好作家而已。后来马尔克斯接触到好多写作的人，从心里赞同了略萨的话，因为有的人一开始写作就那么粗糙地写下了自己的文字，那么嬉戏般地对待了生活，这种人不追求真理，不爱护自己的文字，显然压根就不想当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非常严格地对待自己的语言，绝不允许亵渎语言。我们谈到文明、谈到文化，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它一定是借助于一个符号系统去传播和记忆的，这个符号系统简单一点儿讲就是语言的。如果我们现在许多的写作者把这个符号系统破坏掉，文化肯定就要崩溃。我对此一直非常忧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语言被破坏掉。它从甲骨文一路发展过来，慢慢走过了文言、白话，到了今天所谓的数字时代的语言，走过了非常漫长的一段道路，渗透着一代代人的血和汗，但是我们今天看网络、看报刊、看书，会发现它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有崩溃的危险。我个人对于语言的严苛追求，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本对话里面，无数次地谈到了关于中国文化、文明的危机。《行者的迷宫》中的好多问题，实际上是蛮危险的，很不容易回答，但是一旦进入这种思索，顺着提问的思路走进去以后，又没有别的选择，要求真就要朴素地去回答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书名，刚才讲的“民族主义”、“革命”，实际上都是一个悖论、一个迷宫，很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非此即彼的回答，很难很难。事物的深刻，有时候也表现在它的迷宫状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牛顿、爱因斯坦，还是达尔文，这些最理性的、最科学的标志性人物，到后来都批判了自己，都否定了自己清晰的理性思维，回到了基督教、天主教。这就说明，有些东西，有些时候，清晰或许也意味着混沌。在“革命”、“民族”这些大问题上，有时候是一个混沌的迷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否认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理性的一种追索，但是追索的结果很可能像爱因斯坦、达尔文一样，最后回到了神学，回到了上帝。这是一种退步，还是一种巨大的觉悟？行者踪迹构成丈量时代的尺度蒋蓝张炜的大体量写作，其实就是大地写作，无疑为时兴的“文学人类学”与“作家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学意义。一些人仅仅纠结于他小说的“长”，却无从进入张炜的文字的迷宫，这绝对不是张炜的错。张炜也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坚守者，在其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古船》中，就已经显示出了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张炜后来说过，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我们在此不谈论“主义”，张炜的“理想”与“乌托邦”无关，只有他独立的言路与上下求索。当前行者把理想视为自己跋涉之路前方同步顺延的阳光时，一种完善自我的强烈意愿就会像电流一样在生命中爆发出火光，它会吸纳理想的光与热，在交相辉映中照彻生命历程的过去与未来！理想是极端个人化的事业。在一切重荷屈辱之下，理想的光芒赋予了理想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理想是永难企及的，但你在无限接近。理想不可能被完全实现，正因如此，理想才显得格外痛苦与辉煌——这样的“理想”，也许更能接近张炜的原貌。我与张炜曾在成都有过一次两个小时的愉快交谈。本书记录者朱又可与我同行，我们均在新闻纸上记录这个时代的人与事，他坚韧而真实地还原了张炜的情貌，张炜的独特语感与思想穿透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有。这就像一个细致的篆刻者，等待一切都成了，还用上好的宣纸，用力拓出了张炜的凸凹与风骨，力透纸背。我更感兴趣的是“迷宫”。张炜说：“我不是行者，那是一些了不起的人。我追赶行者，直到走进他们的迷宫。”他还说：“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宣称可以提供“阿里阿德涅线团”的人，有时候它会成为绊马绳。那就以苦难为油、理想为火，点燃神性之灯，微暗的火足以带我们走出迷宫。精神生活的一次集中表达赵瑜《行者的迷宫》是张炜多年来精神生活的一次集中表达。从写作到阅读，从思考到现实，从幼年到当下……这部漫长的采访记录，是张炜的一个次口述传略，而主要内容关涉精神。年轻时，张炜曾经一度想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他在出生地附近的山川河流间不停地奔走，遇到别人的时候，也遇到了自己。在回答朱又可关于为谁写作的问题时，张炜说是为自己。哪个自己呢？是一个遥远的自己。我相信，这个自己和在行走时遇到的别人有关。地质，总是深埋在地底的一些岁月，和真理一样。在写作十卷本的《你在高原》时，张炜甚至给书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作为一个作家，熟悉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就像往精神的银行储蓄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钱财一样，可以用这些资源的利息养育写作。作家张炜早些年的行走，对他的精神生活是一次又一次的储蓄行为。精神的储蓄越是丰富，张炜便越觉得写作出一部有着精神高度的作品的必要。从1987年开始筹备，至2007年完成，《你在高原》历时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消耗掉太多的传统文化和资源。也就是说，在张炜安静写作精神生活的这二十年，中国现实却在用近乎野蛮的方式拆卸了中国传统文明。一方面，是作家被现实生活中某些有违良知的发展逻辑所折磨；另一方面，又要重新梳理个人史中需要阐释和重述的部分，这个过程，几乎是反思、反思、再反思。这些年来，除了向精神生活的深处行走之外，张炜也在世界范围内旅行。被一种固定思维方式甚至是固定的审美惯性长期拘囿的个体，也只有在这种远距离跋涉的过程中，才能遇到不同的时间、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的美好与不足。作家张炜的精神生活是一个由地下的岩石到高空的云朵共同组成的完整的空间。他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他的思考远远早于时代的迟滞，他常常会在写作的时候注入自己的忧虑，这些忧虑关乎中国当下精神生活的丧失，关乎常识判断被一些虚伪的道德垄断。比如，朱又可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GDP世界排名第二后一些国人的骄傲。张炜近乎苦笑着回答：“这只是部分粗鄙的人才有的心理状态，是动物性的表达。有了一点点钱不算什么。再有钱还能比得了盛唐，比得了康乾盛世吗？历史记载，盛唐时期过节的时候大街上的树都用华丽的绸缎包起来，到处灯火通明，外国人来到长安惊羡得不得了。据估算，清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可即使是那样的物质积累，最后国势还是走向了极端衰弱，八国联军来了无力抵挡，成了所谓的‘东亚病夫’。物质的轮回不值得大惊小怪。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个体。其实不必看统计数字，只要到大地上走一走就明白了。走在最广大的山区和平原的内部，有的地区在变好，而有的地区几乎感觉不到所谓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什么。……只有政府的大楼越来越雄伟，一个县级市的办公大楼堂皇得远超白宫。我到阿根廷去，那个有名的玫瑰宫，就是总统府，规模远远比不上中国许多县级市的政府办公楼。而我们个人却贫穷到这种程度，这种巨大的反差多么让人羞愧，让人绝望。”《行者的迷宫》是一个作家对世界的回应，不仅有写作经验和阅读感受，也不仅仅是世界观形成的自洽，以及方法论成熟的自得。这本书里最让人着迷的是张炜对自己写作多年所经历的世事变化和精神成长的全盘托出。张炜的讲述或回答有精神的亮度和个人的体温，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梳理，也是他对世界、发展主义、文学、宗教、美学等等领域的一次全面发言，是他的一个精神自传。迷宫也许只是行走的必须渠魁“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据说这是玻利瓦尔死前曾说的一句话。张炜在回答朱又可提问的时候感慨，似玻利瓦尔这样叱咤风云一生、拥有超人的权力、被誉为“南美之父”的人，都不能走出迷宫，抵达不了精神的自由之境。言外之意，我们这样的平凡之人又怎能走出迷宫呢？更何况，族群中最可贵的诗性都被湮没在物质竞争的社会中。其实，少有人能逃脱迷宫的束缚，这更像是生命自身的悖论。权力者有权力者的局限，贫困者有贫困者的挣扎，富裕者有富裕者的无奈……即便为精神的强者，如毕加索这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也有其脆弱。张炜在书中说：“一个人的精神有限，客观世界各种各样的折磨和漫长的等待，让生命的质地衰减和蜕变……毕加索到了生命的后期，看那些不乏创造性的游戏吧，其实更多的还是消耗，是在内部消耗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以整个过程有一种自残的悲剧美。”多么无奈的事情，面对迷宫，多少行者终不免止住了行走的脚步，开始投向强势和主流的写作，过早地沉淀为后来者的腐殖质。实际上，真正的行者是自我苛责的，在这座迷宫中，他们用行走恪守着承诺，时刻警惕着物质主义的腐蚀力以及一元主义的诱惑，保持着警惕和反抗现有的本能。或许行者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但因信仰的支撑，所以行者总有一种“向死而在”的决心。张炜称赞，自我苛责和自我追究是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素质，也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发言最基本的前提，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张炜敬畏迷宫，也许本质上他根本不在意迷宫的存在，对于强者来说，迷宫也许只是行走的必须，重要的是行走，是行走的方向。张炜完成长篇小说《古船》后，获得了极大的文学声誉，然而小说中的故事触及了当代历史的一些禁区，小说被一位大领导点名批评，在一个政治大于一切的时代，张炜就成了另类，连起码的文学活动都不能参加。可是，对于一个立志精神远行的作家来讲，封闭、孤独、打压都不能阻止他的成长。张炜相信时间是作品的唯一鉴定者，我也相信，时间是精神行走者唯一的挑战。幸运的是，张炜跨越了时间与苦闷，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虚无与朴素，他用行走拒绝奢华繁芜的橡树街区，回到了葡萄园，回到了芦青河畔，找到生命的真实。有一种疏离感，或许可以用来形容张炜的行走。他的行走扎根于大地，却疏离于时代，就像著名的文化与文明批评家萨义德，虽然不像他那样“流亡”在外，可是张炜的思索也具备了过去与现在、他乡与此地的双重视角。在这部长长的访谈中，他流露出对个人、时代深深的忧虑。正是这种双重视角，给了他牵及众生、超越时代的思考，穿透时代的虚拟，直刺时代的痛处。在书中，我们看张炜谈文学、现实、宗教、历史、思想、知识分子，无不信手拈来，我惊讶于他关于行走的探索之深。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抄下书中这位在不断行走的思想者对时代的见解，禁不住感叹他的智慧、警醒与真知灼见。我以为这是一部警世之书，同时意识到这或许也是一部孤独之书。即使这本书已经刊印并将大范围地传播，我想，又有多少人在真正聆听他在书中的话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他在书中的隐痛？张炜的文学档案和精神自传朱又可这种漫长的采访，在我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是第一次。当时确实想着张炜能给我两三次、每次两三个小时的采访机会，就足够了，没想到最后扩展成了十一次采访。它是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作家的近乎原汁原味的纪录，也可以说是作家张炜的一部文学自传。采访时没有考虑读者群，就是一次采访而已，是为《南方周末》做一个文化报道。不过，因为感到张炜在经过二十年的漫长写作终于完成了十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后，一定有话可说，所以我们俩刹不住车，洪水滚滚地聊了下去，漫过堤岸，就有了总长三四十个小时的录音。当然，聊是有设计的，不是漫无节制的东拉西扯，我同意陈思和教授的话，谈话不断地引向纵深和偏僻的角落。从漫长的采访到两年后成书、出版，我称之为“没有预谋的一次犯罪”。开始有一家出版社拿到书稿，认为它不像一部书，但是东方出版社的策划和编辑乃至总编辑都把它看作是他们出版社重点书中的重点。作为作者的张炜和我，是没有考虑读者和市场的，我们只顾谈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尽可能多的话题。我想，读者从中能够读到许多东西，获益匪浅，只要静静地捧读，不论从那一页看起都行。在《行者的迷宫》里，我们聊了多次多重意义上的行走：作家张炜少年时在胶东半岛上的行走，成为作家后调查式的行走，作为挂职干部的行走，为他的小说所展开的巨细靡遗的行走，以及在历史和档案中的行走，在世界文学中的精神行走，作为文学写作者如何超越自我的行走，等等。他自己是个时间一长不走动就焦躁的人，也是个漫游世界的人，他尽量抛弃车马而徒步。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个地质工作者，“推敲山河”，这是他的情怀所在。对一个在行走中寻找自我的人，迷宫时时存在。即便你走遍大地，即便你阅遍历史和书籍，你也不能解所有的惑。即便你战胜世界，你也不能说就战胜了自己。迷宫就是惑。这里的迷宫主要是每个人自我的迷宫。穆齐尔说：“好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作家。”那么，好作家也就是时时感到无路可走的作家。至于行者或追赶者，我认为是一个修辞，怎么解都行吧。这本书的遗憾之处是，未能完整顾及更多的方面，这也是尊重张炜的意愿，不谈家事。如果说这部书是关涉精神的书，当然是准确的，因为作家的精神力度不可能是肤浅的、浮躁的、随俗的，当然饱含着精神价值。书中有一个话题，即：这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更是一个变质的时代。“变质”是关键词之一。面对变质的时代，一个人应该怎么办？这就是“绝望之后的第二次抉择”的问题。很多人都加入了腐殖质，使腐殖质增厚，还洋洋自得，在喧嚣的娱乐和物质化的追逐中迷失，其实背后的生命是极其惨痛的。另一些有了第二次抉择的人根植于厚厚的腐殖质之上，把腐殖质变为营养，使自己成长为精神的大树，不能不做选择地去狂欢——虚拟的狂欢背后有泪。这种沉痛的绝不轻松的思考，兼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故事，读来并不沉闷和枯燥，当然，想猎奇的人是会失望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的话，用它做上海书展上《行者的迷宫》首发式讨论会的主题，很恰切这个时代。说出真话是有风险的，但你必须选择，不能模棱两可，也不能回避。当然，作家在选择如何“鸣”上是有自由的，不是只有尖叫的方式，也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可能有的作家常常出现在微博上，也可能有的作家根本不上网，这并不能用来简单地判断其有无责任感，每个人“鸣”的方式不同，关键是真“鸣”还是伪“鸣”。过于自诩，或自以为正义，过于正义，都是大可怀疑的。这就可能归于宗教或哲学的沉思层面，也就是信仰或信念的层面。书中专门有一章谈到宗教，以及我们的缺失。如果知识者与信仰者不能合而为一，则可能是有问题的。信仰又是多种多样的，无论如何不该是物质信仰、物质主义，或干脆是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当然，知识者与信仰者合一也当避免一个误导，即信仰者也是“罪人”，这样可以避免有人神化自我，以为真理在握，这就又入了“迷宫”了。总之，放弃思考，是最大的懒惰，也是平庸的恶，每个人当负起思想的责任来，“人是有思想的芦苇”。当代无法绕过的文本张杰可以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行者的迷宫》，是一部当代中国无法绕过的文本。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而此前阶段被说成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这种形象性表述是否是一种社会共识，是否恰当，但中国改革的确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岔道口。这个时候出现《行者的迷宫》这样一个深度文本，一本能够让人看清形势、补充能量的书，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幸运。作家和媒体人在关键时候能够亮出自己犀利的思想武器，能够给这个时代开出一剂具有超越性的良方，这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或参照系统。最近几年网络舆情形势虽然表面混乱但日渐清晰，出现了所谓的“公知”和“左派”两种网络动物。尽管它们都是虚拟的，但每个马甲下面都隐藏着一个真实的心灵或灵魂。它们各有特点，“公知”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想以西方宪政理念及其普世价值来改变当代中国的命运。这批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知”有着很美好的社会愿望，大声疾呼以唤醒沉睡或沉默的民众，但这批人除了知识优势之外，其社会地位相对比较边缘化，影响力相对比较有限。网络上“左派”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以恢复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的，有的是国际共运中国部分的衍生物，有的是社会既得利益者形象的真实呈现，有的是网络舆情形势下占领话语权的需要，等等。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真正在社会理念、激进与保守等层面上理性地谈论问题，“公知”和“左派”是有交集的，他们都能照顾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能够形成对话的态势，而致命的问题是争论并没有在这个层面展开。为什么“公知”和“左派”会在网络上打得不可开交呢？一方面说明双方的局限性，比如“公知”会认为宪政、民主、自由是中国当下的唯一真理等；另一方面说明双方对于社会改良的功利性，以致病急乱投医。其实如果双方综合一下，或许会综合出一剂不错的社会药方。比如，以“左派”的社会道德伦理观作为改良社会的基本面或基本价值观，以“公知”的宪政理念作为可操作层面的基本改良因素，因为在宪政之外还有信仰、道德、社会伦理等层面。当然这只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而已，社会发展进入实践操作层面肯定会复杂得多，两种观点有冲突是正常的，但至少不会出现目前在形而下的层面打得不可开交的奇怪现象。其实打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公知”有触动“左派”利益的危险，但在这个层面上谈论社会发展问题没有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我说《行者的迷宫》是一部当代中国无法绕过的文本。《行者的迷宫》是一个复合文本，它不只是一个当代重要作家的精神史或文学史，更是一部以作家的思想力量和独特角度把当代中国连根拔起的书，一种带动整个时代向上的精神跨越。可以说，《行者的迷宫》具有让左右两派都能够理清思路分析局势的可能性。《行者的迷宫》之所以对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具有说服力，是与它的基本构成特点分不开的。作家张炜作为文学大家，具有深厚的东西方文化素养，这使他的观察和思考不可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怪圈或者死圈，而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加上他几十年的观察、思考、写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使他很容易就超越了当代。可以说张炜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神复合体，既有符合“左派”胃口的保守因素，又有值得激进“公知”思考和借鉴的思想和方法，他很轻易地抹掉了“左”与“右”、“公知”和“左派”之间的界限。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超越，应该说这就是当代中国最为缺少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与精神底气，而《行者的迷宫》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这种思想与精神底气的理性支撑。社会发展恰恰需要的是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行为，即平时被歪曲的“中庸之道”。《行者的迷宫》是一个重要作家的肺腑之言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创作于1980年代的长篇小说《古船》至今仍然是一个文学界的传说，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虽然给作家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史意义上的收获，但在世俗层面却遭遇到出人意料的失败和打击——被中央某领导点名批评，被停止参加任何文学活动，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和良知的作家，张炜的文学创作却没有受到伤害，他用笔作为灵魂与思想的工具，默默为这个世界贡献出深刻而独到的一千四五百万字的作品。与张炜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作品不同，《行者的迷宫》不仅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突破了各种文学形式的限制，直接把一个当代作家几十年由生活和写作而产生的经验、观察和思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没有任何障碍地倾倒下来，直逼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发展，是一部罕见的接地气的大作品。《行者的迷宫》对当代社会发展史的脉络可以说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行者的迷宫》所体现的作家个人精神史和当代文学史脉络的特色，使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生命意识与当代社会发展史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人性和时代命运紧密结合的复合体，达到了人性、思想与时代的真正合一，让人觉得思想是有血有肉的思想，生命是有灵魂的生命，时代是有生命和思想支撑的时代。其中，唯美诗意的表达和来自大地的思想，的确令人震撼。它是一部具有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时代之书，是一部可以让一个喧嚣时代静下来，并超越了对时代进行精神分析的层面的思想之书。《行者的迷宫》以一种考察历史的方法，通过作家与资深媒体人对话的方式，穿梭于现实与文本之间，这种基于文本分析和现实解析的表达方式，在探讨了作家和媒体写作之外的有效表达可能性的同时，也具有文化口述史的意义与价值，对记录当代社会发展会留下生动、有力而独具特色的一笔。老实说，《行者的迷宫》是一个能够超越当代话语系统的文本，对于当下中国无异于一剂镇静剂或良药，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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