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晨霞：我是天津人，我有话想说|天津人|天津|媒体人_新浪新闻
廖晨霞：我是天津人，我有话想说
　　廖晨霞
　　昨天是天津爆炸逝者“头七”，滨海新区等地断断续续下起了雨。如同这阴霾的天气一样，爆炸发生后舆论场上有关天津的一些误解也令人压抑、烦乱、喘不过气。作为一名普通天津市民和普通媒体人，有些话我不吐不快。如果说得不对，请大家谅解。
　　有人说，“天津没有新闻”。作为天津的媒体人，这种说法听起来挺委屈的。12日晚爆炸发生后的整个通宵，我在我供职的报社见证了同事们确认消息、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日报官微转发第一条消息、早上八点半才签出第一块版……前线发回的53条信息填满无眠的夜，记者传来的语音疲惫、颤抖，图片讲述的伤痛力透纸背，让人瞬间失去语言的能力；天亮后，新媒体的同事担起重任，滚动更新伤亡数字、现场情况、路况、灭火、救助和大气数据等最新信息，同时还要针对网络上的一波波谣言辟谣、解惑。在消防员与火情赛跑，医护人员与死神赛跑时，天津的媒体人也在和谣言、和真实赛跑。
　　也许我们在网上“抢眼球”做得不够快，但我想说，新闻报道需要去芜存真，负责任的媒体要做的不光是及时确认和披露数字，还要甄别谣言和事实，给出灾后处置、救助伤员等方面的信息和方案，这都需要时间。而在官方舆情应对迟缓、本地媒体所能利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承受指责忍受奚落，这或许也是一种为了靠近真相的“逆行”。我们也许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从未放弃，我们拼尽了全力。
　　有人说，新闻不要煽情。作为媒体人，我同意，但也必须说我理解。当你面对严重负伤死里逃生的消防员清醒后第一句话是“火灭了没有”时，当你得知家境富裕的18岁战士在父母反对下坚持加入消防员队伍而最终在事故中牺牲时，当你面对从北京远道而来做志愿者、一人就能扛起伤员的19岁姑娘时……你会发现这些故事应该被记录下来，他们应该被铭记。记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他们离得更近，情感也更细腻。当然，感动不等于放弃追责，流露情感不会忘记理智，天津不拒绝眼泪，但不止有眼泪。
　　有人说，天津不需要感动。但我想问，为什么不呢？事故发生后，塘沽甚至市区居民自发奔向现场，用私家车接载伤员送医，车灯照亮的街道甚至被外地媒体误认为是市民连夜出走；13日凌晨2时50分，血液中心即已发布抢救所需应急血液准备情况，同时公布献血点和预约电话，随后凌晨4时20分，登记预约群众超过百人，不到7点钟献血市民已在各献血点排起长队――大灾后的天津，面对的不是血库告急而是血库告满；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源源不断，发布需求信息后10分钟内救援物资就已得到解决……这一刻天津人没有旁观者。这就是天津人，或许前一秒还在因生活中的某些不如意骂街，但下一秒大灾来临时他们选择乐观直面并热心地伸出援手，面对谣言他们也担心也质疑，但转身就会在朋友圈转发辟谣、散发正能量的帖子。面对这样的天津人，为什么我不感动？
　　大雨倏然而停。作为一名普通天津人和媒体人，我想说，希望大雨能够洗去这几天来现场和舆论场的阴霾，但愿灾难带来的殇痛能够换来彻底的追查、长久的警醒、城市的进步以及市民的长久平安。▲(作者是天津媒体人)
（编辑：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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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名单按照拼音字母排序侯宝林：我猜我是天津人&&&老天津的犄角旮旯（七百八十一）
侯宝林：我猜我是天津人
侯宝林是个孤儿，他曾说过自己出生于天津，4岁时到了北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在我4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睡了一会儿觉，就到了北京。根据这个情况，现在估计起来，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
侯宝林猜测自己是天津人，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小时候乘火车的记忆，更大的原因，是天津对侯宝林来说是一块“福地”，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天津人。侯宝林先学京剧，后学相声。23岁，他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端午节前的
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当时叫《跑龙套》，晚上演的是《八大改行》。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得格外认真。再加上他们的段子都经过精心修改，与众不同，一出台，观众就“好”声不断，一下子，许多的天津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场相声。
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联珠快书、单弦、莲花落，还是说相声，艺人很多都来自北京，天津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名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要是在天津站不住脚，那你就甭想到江南去，因为江南邀角儿都到天津来；你要是在天津能站住脚，挂上号，那你这个演员就算行了。
几天之内，有数家报纸发表陆续发表文章：《侯郭相声惊人》《侯郭相声可观》《侯宝林一鸣惊人》等等，称赞二人是“幽默隽材”。文章说：“侯宝林、郭启儒，业于日昨登台，首日以《八大改行》《跑龙套》二节目打头炮，居然一鸣惊人。座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今番宝林以口齿清楚，词藻新颖，推陈翻新，不拾前人牙慧，遇事讽谏，倍觉有味，……”
很多文章都是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侯宝林、郭启儒在燕乐登台以来，人缘极佳。使活时口齿清晰，抖出的包袱没有不响的。虽是一段平常玩意儿，也说得天花乱坠，令人捧腹。最可贵者，侯宝林喉咙甚佳，唱时毫无勉强之处。评戏大鼓等学来惟妙惟肖，诚可谓多才多艺。惟二人面上时带笑容是其小疵，每入活时，虽一气呵成，有时说得太紧，而将‘相’字失没……”
在当年那个时代，其实相声已经开始“反三俗”。有人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相声艺人在台上使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儿子孙子兔崽子……”一类调笑语，对这种“爸爸妈妈”式的谩骂以及用扇子敲击对方光头的噱头表示愤慨；还有人抨击撂地的相声艺人使用“脏口”，说他们“满嘴喷粪信口胡云”。
侯宝林看到观众和媒体如此反应，心中很难过。他明白，说相声的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遭人鄙视，正缘于此。因此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个月后，立秋的前几天，他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台下一位女观众突然高呼：“损根子，积点儿德吧！”第二天，8月3日，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众说纷纭。这是侯宝林在天津第一次受挫，也让侯宝林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说“荤口”、“脏口”，仅仅是相声艺德的底线，他必须有更高的追求。相声到底应该说什么？说相声的人到底应该怎样说？侯宝林不禁感到茫然，因为此时的他还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只懂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讨生活养家糊口的年轻艺人。旧社会艺人地位卑微，能活着就算不错，想的了那么多，管的了那么多吗？谁又是顺顺利利的？有一次，侯宝林编相声讽刺日本时期烧煤受限制，说澡堂子没煤，烧棉花籽，水不热，洗完澡感冒了，得罪了当时的澡堂同业工会会长张某。演出后，在河北电影院门前，几个流氓拦住侯宝林郭启儒，将二人一番毒打，他们也只能无奈忍气吞声，艺人没地方说理去啊！
但侯宝林确实与众不同。他能在众多相声演员中脱颖而出，自然是下了别人没下到位的功夫。他把马三爷“端着碗片儿汤进剧场”的精彩情节，吸纳进《空城计》；看到媒体上评论戴少甫的“刘备摔孩子”双手过膝，是“洞若观火，滑稽而有见地”，就将这一创意和正在流行的著名演员赵丹演唱的电影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一起编进了《歪批三国》；还通过收音机学习了当时最走红的相声艺人常宝堃的段子；演出余暇就去鸟市、三不管儿那些六七十人的小场子里“偷学”。侯宝林曾说，他在天津这五年，就是边演边学，边学边改，是一个自学的过程。他的努力没白费，当时天津舞台上由第一流演员演出的相声节目，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戴少甫一档、马三立一档、侯宝林一档，并称为五档相声，当时侯宝林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能够与张寿臣、常宝堃等人并列，足以看出天津观众对他的喜爱。
侯宝林在燕乐干了几年，到1944年，进了小梨园，唱“倒二”，“小彩舞”（骆玉笙）的“大轴”。后来“小彩舞”摔坏了腿，歇了将近两个月，侯宝林就替“小彩舞”“攒底”。这行有个极不合理的规矩，“倒二”和“大轴”挣的钱差得很多。
侯宝林那时候要赶三个园子演出，还要上一家电台播音，这么忙，这么累，挣点儿钱刚够吃饱饭，要做件上台穿的新大褂还很吃力，没有富余，没有积蓄。小梨园要侯宝林和郭启儒“攒底”，还提出不许他们到别的园子赶场，要辞掉除了群英之外的另外两家园子，侯宝林不服，和管事的王十二吵了起来。王十二感到为难，他骂起街来，说：“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侯宝林也不示弱，两人戗在那，王十二没辙，最终还是答应了侯宝林的要求。这段历史，在相声界是史无前例的。相声能“攒底”，又能挣“攒底”的钱，是从侯宝林这儿开始的。所以张寿臣说过：“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首先指的是这一点。
1947年，天津有家报纸举办相声首席、副席评选，侯宝林荣膺首席。天津观众对侯宝林的偏爱，使他在短短数年间，赢得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最高荣誉。但即使如此，观众在表达他们爱心的同时，也还是铁面无私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瑕疵，比如认为《玉宝钏洗澡》《逛城隍庙》等相声俗而讨厌，此类玩意则可不要……这些批评，侯宝林也都虚心接受。
除了说相声，侯宝林在天津还曾经组织过一只话剧团。1940年，小蘑菇、陈亚南、陈亚华、赵佩如、荷花女等杂耍艺人成立了联义会，后改称兄弟剧团。他们反串京剧，后增演时装新戏。1942年底，又改编了上海张冶儿滑稽剧团的滑稽戏《一碗饭》。改编时，增加了相声“包袱”，实际已是相声剧，他们称之为“笑剧”。从1942年底开始，天津南市的群英、庆云、燕乐三家原来演杂耍的戏院，也开始上演话剧。群英戏院由露克话剧社、新中华剧团演出；燕乐戏院则由燕乐女子话剧团演时代新剧。这些剧团的演出通俗诙谐，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市民话剧”。
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分析“话剧热”产生的原因：“……胶片来源的缺乏使各个电影公司倒闭，于是，这些电影明星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国府为救济起见，特设中国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但在剧本荒、经营大的条件下，颇有僧多粥少之感。于是，明星们纷纷组织话剧团来华北各大城市献艺。因此，华北各都市就形成了‘话剧热’现象，尤其京津为甚。”
兄弟剧团非常受欢迎，侯宝林不能不受影响。著名话剧演员唐槐秋、唐若青、林默予等人对侯宝林也有影响。有一次，他到北洋戏院看他们的演出，自己也萌生了演话剧的念头。1944年，他发起成立了北艺剧团，成员有三十余人。1944年8月，天津搞话剧公演竞赛。竞赛在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十几个剧团参加。兄弟剧团的参赛剧目是《模特儿》，主演小蘑菇；北艺剧团参赛剧目是《结婚前奏曲》，主演侯宝林、华慧。竞赛结果，北艺剧团获得了团体第三名，华慧获得了女演员第三名。
北艺剧团存在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两个多月，但先后上演了《情天血泪》《孽海花》《摩登夫人》《神偷妙手》《绿窗红泪》《情天恨海》《结婚前奏曲》等近十部话剧。1945年1月12日至18日，“天津特别市立中学学生父兄会”在中国大戏院主办了一场“教职员安慰募款游艺会”，侯宝林最后一次以剧团的名义参加演出。1981年，侯宝林这样回忆：“后来，我们演不下去了，布景要租，灯光要租，我们又没有挑班的资方，全靠剧场给垫些钱，利息很高，演了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我们那个无名的小剧团却出了几个后来全国著名的话剧演员，像现在南京的申良、罗飞，湖北的张章。不演话剧之后，我又回去说相声。话剧的语言艺术，也帮助我说好相声。”
天津对于侯宝林人生的影响和改变，还有一点，就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妻子王雅兰。那是1942年，杂耍乃至整个演艺界流行“大反串”，给了侯宝林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舞台上是“皮黄大戏亦能，生旦净丑妙肖”。燕乐每次反串，他均饰重要角色，如《打渔杀家》之教师爷、《翠屏山》之潘老丈等。侯宝林与王雅兰相识，是因为两人在天宝戏院同台演出。王雅兰是武清人，比侯宝林小5岁，自幼学习京剧，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19岁时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两人合作演出，在《审头刺汤》中王雅兰饰雪燕，侯宝林饰汤勤；在《四郎探母》中王雅兰饰铁镜公主，侯宝林饰萧太后、杨宗保两个角色；在《玉堂春》里王雅兰饰苏三，侯宝林先后饰崇公道、王金龙两个角色。到1946年春天，侯宝林从北平回天津大观园、燕乐演出，重遇王雅兰，两人曾是旧识，在相处中逐渐产生感情，并结为连理。王雅兰为侯宝林后生下二子二女，二子就是侯耀华和侯耀文。
1945年9月，侯宝林应邀回到北京，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次从天津来的演员，只有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三人，简称“侯、花、王”，这三档节目很受欢迎。也许是出于北京相声界正缺人吧，侯宝林所在的场子天天满座，每天老早就把“客满”牌子挂了出去。自从那次回北京后，侯宝林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偶尔去天津，也是短期演出，演完仍回北京。
1981年4月27日，64岁的侯宝林在天津红桥区作了题为《我的艺术生活的报告》，回顾自己50年的舞台生涯，和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是80年代侯宝林在天津最有影响的一次活动。侯宝林说：“我在天津5年，从开场第六到说“大轴”，从无名到有名，是我艺术上逐渐成长的过程。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天津的观众能捧人，你演得好，他真捧你。我这个演员，就是在天津露头角的。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什么名声？那就是人们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当然首先是我的老师把我带进相声界，但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天津人的培养，得到相声界几代艺人对我的培养，天津广大观众、听众对我的培养，所以我成长得比较快。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每到天津，总要想起当初我在天津的卖艺生涯，我对天津是有深厚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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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爱天津_450字
我爱天津_4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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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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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天津，在我国首都北京的东边， 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我爱天津的人。天津人热情。外地人一来到天津，便会马上感受到天津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如果你对哪个地区不熟悉，天津人会毫不犹豫得帮助你。 我爱天津的海河，天津的母亲河-海河，是天津的象征。天津人日常生活闲逛、休憩的地方都离不开海河两岸，海河两岸是一览天津人面貌的最佳地带。天津的古建筑也很引人入胜， 几乎都有近百年的历史。令天津人引以自豪。天津的小洋楼，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争奇斗妍，被称为“世界建筑博物馆”。杨柳青的年画、泥人张的彩塑、砖雕等民间艺术珍品也很令人过目难忘。我爱天津风味小吃， 除闻名中外的天津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麻花这三样外，还有张记果仁、曹记驴肉、石头门坎素包子以及贴饽饽熬小鱼等特色小吃。天津也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海的湿地是许多珍稀鸟类栖息、繁殖的基地。天津东临渤海，有着很丰富的海资源和优良的海产品:有大闸蟹、皮皮虾、龙虾、对虾、各种各样的海鱼和海带等。……。。天津实在太美了，我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而自豪!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更好的美化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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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爱布丁151
变化的天津我的家乡天津,北方重要的港口,中国重工业的基地,正以年轻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古老而又年轻的天津迎来了自己600周岁的生日,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天津的巨变让我这个地道的天津人也目不暇接,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商店鳞次栉比,一座座立交桥横架长空,一条条快速路四通八达,广场上,公园里,街道旁,无论白发苍苍的老人,朝气蓬勃的青年,蹒跚学步的儿童,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忍不住让人笑开怀,华灯初上,夜晚的津城更加分外妖娆,造型各异的彩灯把天津又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天津的巨变,从我家附近的河就可见一斑.改造前的河臭气熏天,路过的人无不掩鼻疾走,河里的各种生活垃圾、烂树叶、塑料袋真是应有尽有.我也讨厌这条臭河,自从市政府下决心改造月牙河,工人叔叔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如浴后的少女,一条崭新的河出现了,他披着崭新的彩衣,岸两边的柳树迎风飞舞,花池中各种鲜花争奇斗艳,蜜蜂、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河水清澈见底.傍晚,漫步在林荫小路,微风一吹,花的清香扑面而来,一天的疲劳也得到缓解.这只是家乡巨变的一个缩影,家乡正以飞快的速度前进,我爱家乡,我爱天津.不仅城市在变化着,天津的所有人们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文明习惯.其实,文明离我们很近很近,近得触手可既.比如,把没有盖好的窨井盖盖好,把盲道上的障碍物推开,捡起地上的垃圾……等等,都是一个又一个文明的体现.文明很小很小,但是只要每一个人都做一件文明的好事,就能使社会迈出一大步,在社会上迈出的每一小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用处却很大很大.每一份文明就是一份力量,无数文明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种力量如破土的小苗,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萌发.一份文明好像一滴水,许多文明就是一片海；一份文明好像一盏灯,照亮一个热情；一份文明好像星星之火,许多文明可成燎原之势.家乡的变化“媛媛,回家乡看看吧?”爸爸再一次问我.我还是那句老话：“不,永远也不!”这时,勾起了我以前在家乡的事：我们睡觉的地方是睡在干干的茅草上,没有蚊帐,晚上蚊叮虫咬,害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门前是一堆堆的牛粪,又臭又脏,一脚踩下去,脚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泥泞的路到处是水潭子,如果不小心踩到水潭子,整个脚就陷下去,好不容易把脚抽出来,可鞋子却留在泥潭里……爸爸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现在家乡‘昔非今比’了.”我暗暗地想：这是真的吗?于是我就跟着爷爷坐着汽车回家乡了.来到了家乡,啊!真美!难道这是我的眼睛花了?我揉了揉眼睛,没有呀?本来以前那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小路,现在已变成一条平平坦坦的柏油路,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蜜蜂在唱歌,蝴蝶在跳舞,高楼大厦拨地而起.我和爸爸来到叔叔家,哇,叔叔家也变了,墙壁刷得雪白雪白的,好像是粉装玉砌的,好像是银装素裹的.家具也崭新的,刻着龙凤图案.房子很大很大,他们再也不用灶头煮东西了,都换成煤气炉,方便快捷……我好像到了人间仙境.叔叔带我走进一个房间,掀开一块花布,呀,这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东西——电脑.叔叔熟练地操纵着电脑,犹如在谈钢琴似的.姐姐也有一台电脑,她也挺会打电脑.以前那重男轻女的旧社会观念现在也没了.我想不到家乡人的素质提高得那么快!吃过午饭,我悠闲地散步,看见远处那些农民不再用老黄牛拉犁耕地,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拖拉机犁地.犁地时发出的声音如同赞扬家乡的变化.家乡的人变了,地变了,交通也方便了,电话什么的都有了.可是什么让这些变了呢?我正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两个妇女在谈笑风生.一个说：“还是政府好,我不重男轻女了.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女孩儿也是那么棒!”“我的女儿也是呀……”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政府的功劳哇!我想：假若到了未来,这里一定变得更美好!令人欣喜的变化小时候,常听大人告诉我说,世界不断在变,所有你周围的东西都不会保持原有的状态一辈子的,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太懂,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事物都会变,甚至变得让人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好像电影里的变脸一样.过了几年,我已经懂事了,似乎有一点了解,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就好像时间不停的流失一样,尽管发展有快有慢,但它们都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这就是发展的魔力,也是促进它们不断发展的动力.长大后,看见周围的来来往往的人和事,而环境也不断在变,我便完全懂得了,发展的重要性,就拿杭州就说吧.不对,若要说杭州的变化,恐怕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了.还是缩小范围,说说文二路这一条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路吧.听长辈告诉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那儿还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而多数是农田和坟场,十分的荒凉.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大抵也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的情形.我从小就住在那一带,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由于学校就在家附近,所以也就特别频繁的在那里走动,在那时候,那条路虽然比起原来要好上许多,但终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条小小的弄堂罢了.刮风时灰尘飞舞,眼前一片雾茫茫的,而下雨时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走一趟,就得洗一次鞋,因为地面上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泥.现在大概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文二路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它像一个成长了的孩子,正在展现着它的魅力.虽然不能和市中心比较,但也是有模有样了,路边一家家商店开起来了,然后又一次一次的翻新,马路也变宽了,汽车在上面来来往往,一副四通八达的样子.这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文二路了,它代表着新世纪最显著的变化,代表着杭州正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前进.欣喜,在于变化.家乡的变化我的家乡是山清水秀而又贫穷落后的.我的家在离市区几百里远的山沟里.上高中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怀抱.老实说我对家乡的发展或是变化向来不是很关心.上高中以前没有这种意识,上了高中之后没时间关心.连两年多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上大学,又懒得去关心了.因为家乡经济的发展速度跟珠三角的城市比起来实在太令人失望,提起来就伤心.不过要说家乡的变化,我想或许可以这样做个简单的、表面的概括吧：钱多了,人“懒”了；楼高了,水脏了.改革的春风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似有若无地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在此之前村里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努力地在土里刨食.只是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给我们的回报却并不多.村里除了种地再没有多少其他的收入,许多人有手艺、能吃苦,但是没个施展手艺的去处.八十年带末几年,村里人不再指望那块地了.听说大山外面的城市里有金子捡,纷纷走了出去.青年人,中年人,有手艺的,没手艺的,都想出去捡点金子回来.他们一去就是一年半载的,回来时虽然不是满身金银,总比土里刨出来的多.于是在家里歇上十几二十天的又出去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孩子.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连十几岁的小孩子在教室里也坐不住了,许多都挤南下打工的列车.农村劳动力少了,以前辛辛苦苦开荒开出来的地没几年又长满了野草.近几年水田也荒了许多,种地太辛苦,家里有了钱,谁还愿意自找苦吃呢?以前春节刚过没几天,田头地角便都是忙碌的身影.如今没过元宵下地似乎是很丢脸的事了.留在家里的农村妇女农闲时隔三差五就会聚在一起打牌消遣,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啊!晴天迎着朝露出门,披着星光回家,雨天便是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没几天歇的.这几年村里的楼房就像雨后的春笋般不断从各个角落冒出来.三层四层,有的外表装修得很漂亮.即使只是一层的,算不上楼房,看起来毕竟比那些泥砖瓦房要顺眼得多.室内的装修就更不必说了,光滑得照得出人影的地砖啦,华丽的墙纸……简直是拿钱往墙上贴,拿钱往地上铺了.就是只刷上白白的石灰看上去也亮堂多了,不再像泥砖瓦房那样阴暗、压抑.但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就是溪中的水越来越脏了.以前用不起自来水,村里人的用水都取自那条横穿村庄的小溪.村里人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家里的大水缸挑满水,以备一日之用.我们小的时候还经常在小溪里游泳.有时口渴了就着溪水猛喝一气.现在别说挑溪水做饭,就是洗菜拿回家还要用自来水再洗上一两遍.夏天看到这些脏水,我们不再有跳下去的冲动.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的情景如今是看不到了.溪水中、溪边随处可见的是各种各样的垃圾,那些塑料袋有的早就变色了,但就是不肯化掉.村民习惯将所有的垃圾随手倒入溪中,他们相信溪水会带走这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或是堆在门前的空地上,积多了便点上一把火,于是谈笑间,垃圾灰飞烟灭了.可以预计将来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钱会越来越多,楼会越来越高.人会越来越“懒”吗?但是水会越来越脏吗?村里人的这种“懒”,老一辈的人是看不惯的.不过这也正说明了生活的变好啊!得益的是家乡的后代.水的越来越脏,村里的小孩子怕也是早就习惯了吧.受害的不也是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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