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文人风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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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文人风骨
师永刚 冯昭 方旭
第一部分 序:1949年后的背影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彷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慧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脚迹。1976年，林語堂病逝于香港，隨后移灵台北。雷震1979年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聲望，喪禮稍嫌冷清。1987年，梁實秋病逝台北，留下了后人難忘的學術典範。钱穆，傅斯年、罗家伦，蒋梦鳞……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负在学术与政治两岸间不得自拔，但如同一篇推定胡适先生身后的断论所称：
　　"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而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又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功成。当年钱穆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学术终难脱逃政治使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登陆，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的痕迹
，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而那位雷震先生，所推行的主义则成为后人追认他的方式。这些从一九四九年后就与故国大陆脱离开文化传承的学界大师，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大陆学界追认与传承。
　　历史的吊诡与传承启合总会有自己的迷样通道，他们不过是符号或者是传奇部分的音符。更多的政治的外表退去，在今天，对于中国一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们迷样的背影。年代不过是背景。
　　文化断层，在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沉重并且隆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是更多地因为了知识屏蔽的结果。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发生了变化，政治发生了变化，人情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化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这种遗忘居然很清晰地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7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记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了"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文化大师，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重新被激活：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他们的晚年都在台湾度过，他们将自己的背影留在了海峡那边。
　　还有更多的背影，我们无法一一纪录。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如何选择以及为何选择这些背影并不是本书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告诉你的是，这些名字与这些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九个人，是我们用在台湾多年的研究经验，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我们是站在记者的立场来还原的历史报道。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第二部分梁实秋：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这个“秋郎”爱骂人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来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它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了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1956年在台师大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已成为外国人学习华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之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夭折，大女儿梁文茜和三子梁文骐都在大陆，来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文蔷。但相依为命的幺女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一方面思女心切，又因程季淑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这种享清福的好景却不常，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牵手在街上散步，路边突然倒下铁梯压伤程季淑，紧急送医不治，享年七十四岁。梁实秋痛不欲生，因而动笔写下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与明星韩菁清自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行为上，程季淑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个性感性但行为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为浪漫，就像是寻找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28年(公元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民国四年(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
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自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在上海上船前话别，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只是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是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笔名发表小品，部分后来集结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后历任光华、复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北京等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京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让他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抗战有关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却因此遭人着文抨击，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生活糜烂，让梁实秋气愤以文章反击，却又增添了左派批评他的新依据。
随国民党迁台
　　1949年，梁实秋随国民政府搭"华联轮"到台湾，之后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在台湾，时人只知梁实秋是文学与翻译大家，谦谦君子，没人还记得，梁实秋有支常为他以言贾祸的利笔。
　　在主编《新月》时期，梁实秋因为与鲁迅等左翼作家论战，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太阳社的钱杏、语丝社的韩侍桁，有"全国五大批评家"之称；但一连串的纷争，让他成为左派作家眼中的头号战犯，并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国民参政会于1940年筹组华北慰劳视察团，延安方面直接由毛泽东点名拒绝梁实秋与余家菊来访 。
　　在抗战后，梁即表明"无意再作任何评论，惟读书尚知努力耳"。来台后的梁实秋，着力较多在散文、翻译和英汉字典编纂，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尤其大，但用来讥讽时政与政治人物的快笔已然封了起来。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一家由于找不到门道，在四川多呆了一年，才搭乘国民参议会的专轮返回南京，当时国共内战已爆发，局势大乱，梁实秋与程季淑商量后，重返北京师大英语系任教，并四处兼课，才能维持家境。但随着中共军队挺进京津，梁实秋于1948年底带着儿子文骐、女儿文蔷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大继续就读。
　　不过共军势不可挡，广州随即岌岌可危，国府教育部办公室当时设于中山大学中，国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借机力邀梁实秋与其它流亡学术界人士到台湾参与"国立编译馆"工作，1949年6月底，梁实秋举家迁台，但梁文骐选择留在新中国而返回北京。
　　梁实秋抵台后，先由昔日清大同班同学徐宗涑安排住在家中，随后台湾大同公司总经理林挺生经介绍认识梁实秋后，不但立刻将德惠街一号的日式住宅借给梁实秋一家暂住，并安排梁实秋在大同工业学校授课，解决了温饱问题；日后林挺生主持的协志出版社延续了这份交情，帮梁实秋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这本两百多万字的巨著。
　　国民党政府原先帮梁实秋安排了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过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是由杭立武兼任，与教育部工作两头烧，因此一度委由梁实秋代理馆长。
　　但是与妻子商议之后，认为无所谓继续当官应酬，因此1950年杭立武辞职后，梁实秋也主动请辞，从此不入公门。并于1955年应师大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所的所长，直到退休，前后在师大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梁实秋的散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总计出版四辑，收录各种说古道今的长短文，悠闲自由、清新脱俗，建立了梁实秋写作散文的声望，但这部在四川写成的散文名著，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但因为战乱、金融混乱，始终没有付印。因此台湾正中书局不断造访梁实秋要求代为印行雅舍小品时，梁实秋百般为难，并告知正中书局需为版权负责后，才让这部名著顺利问世，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
　　但是梁实秋初抵台湾的前十年，出版的都是翻译小说，中文创作少之又少，充其量是在1951年，谣传作家冰心在大陆因故死亡，让梁实秋相当伤心，特地写了一篇"忆冰心"。直到1958年，梁实秋才写了一本薄薄六十页的《谈徐志摩》，传记兼散文的写作风格，令文坛耳目一新，对于文坛给予的掌声，梁实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年他在《实秋自选集》中自序："我研习的学科是英国文学；我的职业是教书，在著作上可以说是等于零。" 　　《谈徐志摩》这本"小书"的出版，却是梁教授以散文重返文坛的重大预告，同年9月，梁实秋辞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的兼职，专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1959年，他发现罹患糖尿病，又辞文学院长，专心投入他从1930年就着手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之后包括"谈闻一多"、"清华八年"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更奠定了梁实秋文坛祭酒的地位。 　　在完成莎翁全集翻译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
25年后梁实秋又以"雅舍"之名，收小品三十二篇，继续交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续集》，差不多时间还有一本怀念故旧的书《看云集》。只是梁实秋自1966年卸下教职后，散文作品虽增，但都不及《雅舍小品》赢得的回响，1999年，在梁实秋过世十二年后，《雅舍小品》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
　　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都非常畅销，大约也在上世纪的五零到六零年代间问世，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文的重要工具。总计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也可看出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最初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接触是在1949年，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至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刺激，为了因应读者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版英汉字典，成为他主编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则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不过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沙翁翻译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梁实秋、徐志摩和、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等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发生空难英年早逝，闻一多和叶公超无意这项工作，陈源出国，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展开孤军奋战。
　　只是这项艰巨的工作才起头，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在逃难。对日抗战胜利，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这个工作的繁重，让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用尽了梁实秋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三十六年的中文版莎翁全集完成，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国民党政府并举办了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甚至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其实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的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以"信"为原则的翻译方式，并不表示不重视"雅"，早年他和鲁迅等左派译者发生论战，就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流畅的文笔，一遇上西洋文字就变成别扭的中文，梁实秋公开反对"硬译"，并主张文学应该植基于人性，与倡导文学阶级论的鲁迅笔战后，从此梁和左派文人形同水火。
　　基于相同的理念，梁实秋以为，中国人用中国字写新诗给中国人看，不能完全拋弃中国旧诗的传统。他支持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认为旧诗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但要写令人能懂的诗。他说，"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写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
程季淑意外过世
　　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工作，了却心中大愿，梁实秋欣慰地说，沙翁全集能够问世，有一半的功劳应当属于细心照顾他的夫人程季淑，也因此他于1970年带着程季淑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蜜月之旅"，顺道到西雅图探望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的小女儿梁文蔷一家人。除了举家到东岸旅游外，梁实秋也重回哈佛大学故地重游。因为平常帮梁家操持家务的小姐要结婚，夫妻两才兼程赶回台湾。
　　讲起程季淑实在对梁实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难怪他曾以"形影不离"形容两人相聚五十年的时光。 　　其实程季淑还比梁大二岁，是中国第一代未缠足、受西式教育的女性，两人相识为媒妁之言，
1921年由程季淑同学黄淑贞的母亲，拿着程的八字到梁家说媒。梁实秋一方面担心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的可信度，另一方面，那是五四运动后两年，充满新思想的梁实秋于是决定与程季淑先做朋友，他打电话约程见面。
　　一个周末后，身穿灰蓝色棉袄，及膝黑裙，梳着发髻的程季淑由黄淑贞陪着，出现在她工作的宣南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那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见面，因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花园开始的"，选在中央公园；后来程季淑转到母校女高师附小教书，梁还是邀她出游，没想到在民风保守的年代，这种行径让学校相当不顺眼，一年后，程季淑就没能继续拿到学校聘书。
　　1926年7月，梁实秋因为与程季淑有约，放弃尚余的两年公费自美返国，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两人商定1927年2月11日结婚，新婚不过二十天，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这对年轻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
　　抗战开始后，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随参政会赴重庆；但幼年失怙的程季淑，由于弟弟与弟媳相继去世，母女相依为命，考量母亲年迈，禁不起长途跋涉，因此迟迟未随夫婿南下，带着三名儿女在北平侍奉公婆和母亲三老。之后一路随梁实秋颠沛流离，绝无怨言，甚至劝梁实秋不要入国民党政府当官，乃至于对梁实秋起居的细心照料，都是程季淑一手操办。
　　只是程季淑虽然向来身体硬朗，但这番自美回台后，除了思女心切，两老的身体都突然出了状况，一方面，梁实秋的糖尿病开始发作，并且听力开始衰退，程季淑则因高血压昏倒，身体孱弱，加上尼克森密访中国，并发布上海公报，台湾情势突然急转直下，因此在女儿的要求下，梁实秋夫妇卖掉了房子，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
　　在西雅图的日子，程季淑虽与女儿团聚，却很寂寞，因为梁文蔷结束十年专职主妇生活，回到大学教书，白天只有老夫妇在家，程季淑言语不通，不敢与美国邻居说话，也害怕独自进店铺，看不懂电视，又因为身体不好，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她，不大能做家事，织毛衣和窝在家中拼图成了她打发时间的方法。
　　相较之下，梁实秋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散步一个钟头，无论刮风下雨，一伞在手，照走不误，上午陪老伴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只是日子虽过得闲逸，但安土重迁，对远游海外不感兴趣的梁实秋，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却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但好景不常，曾向往两人一同喊着"一、二、三"，便一起死去的梁实秋与程季淑 ，终于到了诀别的时刻；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牵手在街上散步，超级市场边的铁梯突然倒下，压伤了程季淑。 　　虽然她送医时仍喊着要梁实秋"不要着急"，但在手术中仍疑因麻醉过量不醒，当晚，医院即宣告程季淑因心脏衰竭过世，享年七十四岁。老伴突然撒手而去，情感细腻的梁实秋痛不欲生，除了把程季淑葬在西雅图北面的"槐园"墓地，并急急动笔写下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并在当年十一月搭机返台。
浪漫性格如火(1)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上的代表作《雅舍小品》，成书于对日抗战时期，当时梁实秋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参政会赴重庆；与身处沦陷区北平的家人通信时，本想用单名"梁秋"，怕被敌人识破，因联想到"春秋多佳日"，于是取了"佳"字和取名常用的"子"字，成为"子佳"。
　　日后《星期评论》主编刘士英向梁实秋邀稿，梁就用"子佳"的笔名发表，名曰《雅舍小品》 ；大概到了第十篇才改回真名，其后梁实秋认为"不用真名，可使自己下笔谨慎"，几乎不再用笔名，直到1974年12月3日在《联合报》发表《吃在北平》一文，才再次用了"子佳"这个老笔名。
　　只是两次使用"子佳"的时间点却有微妙的巧合：梁实秋的身边都正巧都传出红粉知已的小道消息，前次是龚业雅，后来则是韩菁清，展现文风上鼓吹古典、理性克制的梁实秋，性格上浪漫多情的一面。
　　当年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是否另有女友，一直是文坛上的公案。不过前联合副刊编辑、作家丘彦明于1996年撰文指出，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所谓"业雅"指的即为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认识龚业雅是在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
　　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1974年，梁实秋选在5月4日于异乡安葬携手相伴四十七年的老伴，梁给老友张佛千的信中说，他在"槐园"里同时买了四块地，预备留给自己、女儿梁文蔷和女婿邱士耀一家四口安葬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内人一生忠厚，她把一生的精力、感情、时间，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我了，我看着她突然舍我而去，幽冥永隔，我何以堪！""此后我当更加倍努力工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
浪漫性格如火(2)
　　老伴过世后，梁实秋也真有好一阵子藉由写作寄托感情，他以深情的笔写下《槐园梦忆》，纪录四十七年夫妻的恩爱与患难，半年后，11月3日，老友远东图书公司老板以校对《槐园梦忆》之名邀约，梁实秋独自回台看朋友，并安排新书出版。
　　《槐园梦忆》流露的深情深深感动了读者，尤其女性读者，几乎是一手翻书，一手持手帕拭泪，哭成泪人，这本新书立刻成为极轰动的畅销散文。
　　只是书中"季淑没有死，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等语犹在耳，1975年初的台北文坛却有耳语：梁教授可能要续弦，对象是已经转入幕后的影歌星韩菁清。梁实秋回到美国后，有报纸谨慎地揭露了这则传言，指"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但又引述梁实秋朋友的话"梁实秋做事稳健，大概要经一番考虑，才能决定这桩婚事"。
　　韩菁清本名韩德荣，为盐商韩惠安之女，湖北黄陂人，在上海长大，取法诗经中的"其叶菁菁"，以"菁清"当作艺名。由于家境非常好，自幼学唱京剧，后来迷上周璇和姚莉的国语歌曲，十四岁瞒着家人参加上海"百乐门"的招考歌星活动，一举赢得榜首，1946 年又当选"歌唱皇后"，成为上海滩名人。
　　国共内战，韩菁清随家人迁徙香港，父亲希望她念书，送她到台湾读法律，韩菁清对法律没兴趣，又回到香港的万国美专，一个机缘被新华影业公司看中，登上银幕，演过《大众情人》《一代歌后》《香格里拉》等电影，也曾灌录唱片，并出版过散文集。与梁实秋认识时，四十三岁的韩菁清正转入幕后，在台视学编导，两人年纪相差近三十岁。
　　作为一名红星，韩菁清的感情路不顺遂，情史且经常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她曾因与一名男性主持人在家中小坐五分钟，即遭人诬指横刀夺爱，所幸法院判决还她公道；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她与曼谷盘谷银行总裁相恋八年却无疾而终。
　　消息曝光后数天，传媒引述韩菁清的谈话，"跟梁教授很谈得来，同在一起度耶诞及新年假期，而且梁教授去国之后经常来信，写得很勤"。至于有多勤？韩菁清说，"有时候早晚各写一封"，显示两人有特殊情谊之说，并不只是流言而已。
自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1)
　　从尔后曝光的书信并对照韩菁清接受传媒访问，梁实秋回台筹措《槐园梦忆》出版事由，赁居台北辛亥路上的华美大厦。
　　某天，韩菁清的义父谢仁钊要写英文信，向韩菁清借了本英文辞典，由于韩正巧拿的是远东版辞典，谢表示与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熟识，1974年11月27日，谢介绍韩与他认识，三人饮茶时提到梁实秋住在附近，提议一同散步到华美大厦拜访，促成韩与梁初识。韩的说法是，本来想为梁教授作媒，不料梁对红娘一见钟情，两人陷入热恋，五天后，12月2日早晨，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第一封情书： 　　菁清：
　　昨晚看了你的信，十二点以后才睡。你这封信我本想不复，怕你不高兴，所以还是写几个字给你。其实见面谈，不是更好吗？
　　你的信写得极好，不但含蓄，而且深刻。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当什袭藏之。你要我"趁早认识我的为人"，我也要以同样的话叮嘱你。事实上我有更多的话叮嘱你。你不要任性，要冷静的想一想。从11月27日到今天还不到一星期，谁能相信？我认为这是奇迹，天实为之！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希望我们能相互扶持。
　　今早起，我吃了一片糯米藕，好甜好甜
；我吃藕的时候，想着七楼上的人正在安睡─是侧身睡，还是仰着睡，还是支起臂肘在写东西？再过几小时就又可晤言一室之内，信不要写了。
　　梁实秋 六三、一二、二早
　　梁认识韩之后，就像是年轻人恋爱，每天到台视站岗，两人不仅天天见面，而且每天一封信，这比年轻人谈恋爱更勤快，一封12月4日的信中透露，为了一张梁实秋与女性友人的合照，韩还小小地呕了气。 　　梁在信中申辩"有一件事我受了委屈，我与人合照的一张相片，我露出笑容，其实那是在拍照时勉强做出的笑貌，……而且那张照片是11月21日照的，是在我们的27日以前照的！猫咪，你该哑然失笑了吧？可是为了翻查那张照片是哪一天拍的，害得我检视日历费了半小时的功夫！" 　　相识一个月，梁实秋即以韩菁清"孤另另一个人也不是办法"为由求婚，甚至早在认识第十天─1974年12月6日梁写给韩的情书中，即谈论婚姻之事，梁写到"有些问题是你提出而我事前没料到的，我苦思焦虑，辗转反侧，不能得到万全的解答"，另一封12月15日的信则提到"我的女儿又有信来，再没有提一个字，慢慢来，最后她会谅解我们的。"为处理亡妻的求偿官司，梁实秋仍于1975年1月10日前往西雅图，但他出国前甚至在信中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妨碍我们的婚姻，我将在最早可能的时候回来办理我们的终身大事"。
　　广大的太平洋，没有隔开老教授的热情，从搭机当晚在东京转机开始，他天天写信。回到西雅图，梁不畏寒冬，迫不及待地一早就去邮局买了一百张邮票，他在给韩菁清的信中写到，"这一百张邮票用完时，我们相见之日就不远了"。同时又了避免受他人瞩目，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信，一律署名寄给"韩德荣" 。
自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2)
　　梁文蔷对父亲打算续弦一事十分不能接受。从她到机场接机发现父亲指上戴着一个大指环开始，父女俩就展开一连串不愉快的对话，其后三个月，几乎每天不能不提到韩。
　　某天，梁面色凝重地问女儿："文蔷，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吗？""我知道。你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直往下沉，马上就要淹死了，你在挣扎。你抓住一根水草死也不放手。"梁文蔷认为，她的答案击中父亲的要害，父亲开始哭泣，她也陪着哭。
　　仅管女儿排斥，梁实秋常情不自禁地对女儿说"韩小姐……"、"韩小姐……"，让女儿又气又好笑；他特地从台湾的《女性》杂志上找到一篇介绍韩菁清的文章，拿给女儿看，梁文蔷却是问他，文章上写着韩这两年陷入爱河，"对方当然不是你，那是谁？"面对女儿的疑问，梁实秋虽说信任韩，心里仍是七上八下。三月底再度回台，目的就是挑选黄道吉日，完成婚礼。
　　匆匆往返美国与台湾，再回台，梁实秋对于恋情毫无隐瞒之意，他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韩菁清家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宝石定情戒，浓情密意地与韩菁清一起接受《联合报》专访，"结婚不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和韩菁清结婚，和别人并没有两样啊！"别离二个多月，这位七十三岁的老教授写了八十余封情书倾吐相思，每封信都按照顺序编号，期间还不小心遗失了第六十六号信，为了怕情书被有心人利用，梁多在信中称韩"小娃"，韩则称梁"秋"。
　　30年前的台湾社会，观念还十分传统，即使不提韩菁清与梁的三子梁文骐同年，七旬老教授与年纪相差三十岁、情史丰富的歌星陷入热恋，已很难为社会接受，何况梁实秋才刚写了《槐园梦忆》，读者泪潸潸，他却展开新恋情。"被骗"的读者气愤不已。
　　有人扔了梁实秋的书，他的学生甚至组成"护师团"，希望老师打消再婚念头，有朋友把韩菁清过去花边新闻的剪报寄给梁实秋要他参考。甚至有杂志以两人的婚事为题办了个征文比赛。
　　在一片反弹声中，仍有少数读者和学生给予支持，一位读者热情地寄给梁实秋新台币一百元贺仪；陈之藩是朋友中少数同情梁实秋的，他写信告诉梁"只要有爱，什么都别顾虑，么人的话都别听"。也有朋友写信祝他能找到幸福，无须顾虑外界风风雨雨，梁实秋回信竟说自己"感激涕零"。
　　至于梁实秋最在意的幺女，在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中，梁文蔷这么记录她的想法："父母爱子女，关怀子女一生，但不可控制子女一生，子女对父母亦然。"
　　外界的批评声没有动摇老教授的决心，他甚至抱怨"我不是在追求特别护士，我是在爱情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只是原订的4月5日结婚日，不巧蒋介石逝世，才延至5月9日，悄悄地在法院公证结婚。 　　梁实秋表示，"结婚是个人的事，我不想太惊扰别人，也不想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只宴请四桌至亲好友，证婚人就是梁实秋来台后帮他张罗住处的大同公司负责人，当时的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新房设在韩菁清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公寓，约180平方米，结婚前，韩菁清就住这儿，除了买一套橘红色沙发，没有添购太多新家具。
　　一位生活规律、拘谨朴素、连电影院都嫌嘈杂的老教授，一位爱热闹的息影明星，生活习惯南辕北辙的两人结合在一起，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
　　尽管一般认为梁实秋觅得第二春后生活充满活力，梁文蔷却不这么认为。梁实秋过世后，文蔷抱着为父母立碑的心情，写下《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一书，或因个人孺慕之情的选择性记忆，或是梁实秋面对幺女始真情流露，梁文蔷认为，自母亲弃世到父亲过世的十三年半，梁实秋无时无刻的怀念妻子，而且"相思之情与年俱增"。
　 她摘录一封家书，梁实秋写道"xxx常问我，你为什么忽然发愣？我则以谎言支吾，因我心里痛苦，不愿累及别人不快。"
　　在谈到梁实秋性格时，梁文蔷记下1979年梁赴美与她闲谈的一段对话："忽然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如果做事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需说明。"
最后的岁月(1)
　　梁实秋的内心世界已不可考，但婚后，梁实秋确实又有了动力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与翻译莎剧情况类似，梁实秋多年前就准备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合着一本给中国人读的《英国文学史》，等了好些年，他等不及了，1973年索性自个儿来，但第二年因妻子发生意外而中断。 　　1979年6月写完《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此外，梁实秋在这段时间内，也陆续与留在中国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儿子梁文骐取得联系，1980年6月，在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余光中的协助下，梁实秋远赴香港与梁文骐会面；梁文骐随后并取道美国后来台，在中研院、中央大学统计所任职。1983年6月，梁文茜也前往美国西雅图，如愿与梁实秋团聚，圆了梁实秋三十年来的心愿，并陪女儿到程季淑的墓上献花；梁实秋更期盼着有生之年能回到中国大陆的故乡。
&　只是八十岁后，梁实秋听力开始衰退，他也较少出席文坛的餐会、聚会，以免久坐后，让自己的腰、腿"受活罪"。1986年底，作家季季访问梁实秋时，梁只能用书面回答。
　　只是虽然听力不好，也不再参与教科书和字典编纂，直到去世前一年，梁实秋仍不断读书、写作，有四家报纸副刊不时索稿，且每月持续翻译二、三篇，并于八十五岁那年获得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
　　1987年，梁实秋双耳几乎全聋，由于听不到门铃声，在家时总是开着门，并安置了盏信号灯，藉此提醒他门铃响了，有人来访。但他仍乐观地说，一个人活过了六十岁，活一年便赚了一年。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天，梁实秋对朋友感叹"老，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所有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要老人快乐是很难的。"又提到走路去邮局时，拄着拐杖，走两三步就得停下休息，心脏跳动不太稳定。 　　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洗头，梁实秋突然心脏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住在台北市郊南港的儿子梁文骐，梁文骐赶到时，先让父亲平躺，不一会儿韩菁清回家即警觉事态严重，找来医生稳住状况，随后送到附近的中心诊所，医院急救同时发出病危通知，老教授心脏血管阻塞，一小块心肌已死，医生看X光片怀疑还有肺癌。
　　在旁帮忙的作家丘彦明找来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弟弟与值班医生一起看梁实秋的情形，两位医生认为主要还是器官老化，心脏血管一阻塞就引起肺水肿，呼吸困难，当然这与他长期糖尿病也有关系。
　　11月2日晚上，老教授安静地睡了，半夜却又因为缺氧闹了一夜，医生帮他换了大的氧气罩才安静下来，数小时后，3日早上7时余，梁老教授又不安地动了起来，他比手势要纸笔写了字，但在旁照料的梁文骐和丘彦明都看不懂，梁文骐猜是"救我"，后来他扭动地受不了，双手将氧气罩提高大喊"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医生和护士赶来，但说氧气已是最大的极限，可是他仍凄惨狂喊"我要死了"、"给我大量的氧"。
最后的岁月(2)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时间是清晨七时三十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
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最后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大陆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来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台却还卡在"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得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讽刺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政府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量。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政府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塞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履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拋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是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乃至于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需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需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由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如火、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他个人的制约，才使得梁实秋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第三部：钱穆：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凭借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生命中，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等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成就令人赞叹的学术著作与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目标，以致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为故国招魂的浪漫色彩，却是后人难以比肩。尤其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与贫困生活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
　　一、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必有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三、不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四、当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较多，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北大任教成一家之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入小学担任教师时，才改名为钱穆 ，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
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是以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篡》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长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影响，愤而剪去长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书局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及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 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亲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穆名著《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对日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齐鲁、武汉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大陆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攻讦，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新中国。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60余人，展开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藉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流亡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藉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作中国人。
　　新亚书院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由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所难民学校，收容大陆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香港政府，认定新亚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草创时期的极度艰困，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斐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告好转。新亚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
来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了与国民政府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递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老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 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来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 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5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史论集》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新亚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但从1959年开始，随着政治情势紧绷，中国大陆对钱穆展开批判，质疑他所着著《国史大纲》充满唯心主义与传统思想，批评钱穆是个文化掮客，继而批判钱穆保守反动。但事实上，钱穆除了全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外，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治作为并不太关心，也并未热心参与或发表意见。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发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需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方向，成员背景复杂，各有办校理念等问题浮现，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钱穆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北大讲学奠定钱穆的学术地位，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深获肯定，抗战期间出版《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成为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是以钱穆虽然人在香江，在台湾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海别苗头。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一边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不仅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余来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国民政府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此外，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避免舟车劳顿，专心著述
。但钱穆以鸿儒的身分，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以宣扬历史理念。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国民政府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是以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四时至六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留意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才后悔。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做一本书，才能切实与不朽。
数度到港探亲与子女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但"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任教时期越发严重的胃溃疡毛病困扰他，1977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年，困扰他十余年的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还必须静养半年等待视力恢复，却没有大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　是以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达札》等著作。
　　1979 年8月，钱穆偕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着《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中大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时的承诺。
年夏，钱穆再赴港，与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一起在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让钱穆相当激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大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因此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198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来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至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年，苏州市政府透过知名学者钱钟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无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写作《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着的史学论点，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也说，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强调"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也曾为文指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他自己却打了回票。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同时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高度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年 6月9日是钱氏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担任过台湾警政署长的上将孔令晟，担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国府行政院长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煞，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国学大师钱穆当天正式宣布自中国文化大学荣休，结束74年教育生涯。但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毕生心血的珍惜，钱穆晚年虽不良于行，且身体不佳，仍于1989年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庆，足见一代大师的坚持。
　　只是在西风东渐之际，钱穆的主张与看法逐渐失去商业市场。钱穆强调"君子不党"，捐弃党派私见的主张，更与台湾逐渐党同伐异的政治现实有相当差距，显得不合时宜。这或许也是被尊为当代师表的钱穆，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时代的无情，让钱穆如同旧传统与政治象征的神牛，晚年竟遭遇无情对待。
晚年凄凉遭政治批判清算
　　1988年，台湾在野人士组成了民进党，成为台湾政坛的一股新势力，打击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旧传统的象征，成为在野人士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陈水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波波的政治批判与清算中，首当其冲的蒋家固然遭遇打击，但毕竟余荫尚在，反对党难有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却是饱受屈辱与批判，最后抑郁而终。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大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来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来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一方面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政府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大陆同胞来台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来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立委却在钱家一偿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来台申请时掩饰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处分，但钱易只能在临讯后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拋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老蒋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时空变迁，产权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高龄九十五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民进党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补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然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作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哲人西辞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受到前次钱易探亲酿成轩然大波的影响，钱穆亲属赴台奔丧问题不断被放大处理，民进党磨刀霍霍，台湾政府也相当保留，争议难息。
　　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身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清大同学俞国华，未料消息一传出，立刻遭到在野党人士不断质疑与批判，甚至直指钱伟长是共产党高干，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
　　有了不愉快的经验，钱伟长在钱穆故去后致电钱夫人，解释无法来台的原因，他说，身为侄子当然应该来台奔丧，但台湾仍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规定，能否来台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强烈来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来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来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来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来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估，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无法来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推崇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打击不遗余力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致意，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台北市立图书馆于1992年元月六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2001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2002年三月二十九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并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画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述的一幅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做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历经颠沛流离，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重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更或许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是以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繁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却又凸显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各个不同层面所扩散巨大的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钜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曾出现在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分边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总结钱穆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伸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所以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藉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迈向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或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是以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钱穆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做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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