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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打土豪分田地”三部曲
马云“打土豪分田地”三部曲
商界导读：商界导读：淘宝最近发起的一次虚假交易整治活动，在实施过程中的“误伤”引发了一些小卖家的不满和反弹，他们集结起来发动了针对部分天猫店的“攻击”行动。
我猜想马云最近一定在练葵花宝典，而且正对着宝典上&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的心法暗自发愁，是割还是不割，割了可能变性了，不割又练不成盖世神功，难以称霸武林。 淘宝最近发起的一次虚假交易整治活动，在实施过程中的&误伤&引发了一些小卖家的不满和反弹，他们集结起来发动了针对部分天猫店的&攻击&行动。虽然淘宝随即发布声明表明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仍未阻挡事态进一步扩大。 根据钛媒体汇总的信息，12月5日晚间开始，面对3万名左右的中小卖家组团攻击部分知名天猫旗舰店，攻击手段有：集体点击&直通车&链接(造成直通车商品的零转化率);将目标店铺的热销款商品拍下不付款，导致该款商品下架;对大店客服旺旺发动&抖动&迫使其下线，等等。部分卖家在语音通讯软件QQtalk中创建了房间作为通讯方式商议攻击方式和攻击对象，到8日晚间9点20分左右，该群组已经有13000人，9日凌晨人数降到7000多人。 12月7日晚间，继6日晚草草收尾后，有参与人士称已请回两年前&十月围城&事件的核心人物&老道&组织工作，当日，小卖家继续点击直通车，并集体提现支付宝。 12月17日，部分淘宝中小卖家跑到淘宝门前集体维权，更是引起了杭州特警出动维持秩序。 曾自诩为中小卖家代言人的马云，由最初的爱之，到后来的冷淡之，直至发展为痛下杀手，强制删除很多淘宝店的商品，甚至关店处理，马云走过了一条屌丝逆袭的创富之路，但是曾经陪他打下江山的众屌丝们，恐怕要落个卸磨杀驴的下场了。 淘宝的起家本身就充满着原罪，早期他走的路线或许可以称为&打土豪，分田地&。他当初靠免费吸引C店入驻，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不进行任何审核与管理，任由假冒伪劣充斥，堪称无政府市场，这点他肯定心知肚明。但为了能做大，他打出的旗号是为中小卖家创业提供平台，不用租金就可开店，所以也获得了中小卖家的一片欢呼，拥戴为新时代的偶像。 那么淘宝打的是哪些土豪呢?首要的是品牌商，淘宝平台上绝大多数卖家是没有授权的品牌商，或者是假冒伪劣商品，搞得品牌商们价格体系一片混乱，假冒伪劣与正品行货同台竞技，品牌溢价被硬生生的阉割了;第二个土豪就是政府，淘宝上万亿的销售，其中有多少缴税了?逃税漏税在当前高税负的背景下，民间自然有着同情心，但这不是淘宝平台的真正价值，因为淘宝不可能一直成为避税天堂的。 土豪打了，那就得分田地，田地分给谁了呢? 第一阶段 无疑是分给那些假冒伪劣、疯狂串货的中小卖家，淘宝充当了免费的救世主。早一批的网民大概都清楚，上淘宝目的是为什么?价格便宜!早期的便宜货只有几个来源：最多的是仿冒品，比如A货，贴某某牌的高仿;其次是水货，港货，返修货;第三是纯粹的伪劣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价格下得了，那一时期品牌商还没入驻，少部分正品行货都是部分经销商背着品牌商的价格体系，以串货方式面向全国，还得提防着总部来执法。这一阶段，价格便宜是王道，价格足够低就能排在排在前面，获得流量，也助长了淘宝的野蛮生长。 第二阶段 分给那些会砸广告会搞营销的淘品牌，淘宝开始当稳赚不赔的庄家了。淘宝慢慢做大了后，马云虽然当时喊出了三年不赚钱的承诺，赢得了民心，但是要上市就不能老不赚钱。在收购雅虎中国之后，马云学到的最大一招就是赚广告费，雅虎中国最大的功劳就是把搜索技术用在了淘宝站内，淘宝直通车广告服务为淘宝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第一阶段的野蛮生长，低门槛的入驻模式，为淘宝积累了大量商户，要想在搜索榜单中露个脸熟，不砸钱，估计就只能门可罗雀了，网络中的&酒香还怕巷子深&也让他们有了切身感受。第一阶段靠低价提升排名，获取流量的模式行不通了，有钱才是王道。这时候一批勇于吃螃蟹，舍得砸广告，懂得网络营销，又知道如何刷信用，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商户开始崛起，其中很多是代工厂起家，或者是地方性的不入流小品牌，砸不起央视的广告，但砸得起淘宝的直通车。于是淘品牌们诞生了!动辄一年就过亿的高增长暴富神话，更刺激了追随者们疯狂砸钱，马云开始偷着乐了，因为不管赌客是谁，庄家都是稳赚不赔的!#p#副标题#e# 第三阶段 也就是现在了，打完土豪，分完田地，淘宝终于洗脚进城了，天猫商城应运而生，屌丝淘宝成功&漂白&。马云内心肯定知道假冒伪劣，疯狂刷信用，都不是长久之计，政府迟早要管。但是前两个阶段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屌丝拥护，淘宝最终吸引不了大品牌入驻的。高帅富品牌们出手阔绰，年费、流量费、技术使用费、佣金等要啥有啥，而且正品行货，守规矩，讲信用，与之携手，才能白头到老。而只有大品牌进来，淘宝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高帅富，可持续发展。但高帅富们进来，人家要钱给钱，那你就得要流量给流量，于是从淘宝往天猫导流量无疑是大势所趋，淘宝那边本就打得头破血流的流量之争，突然发现高帅富也来抢了，飞机大炮般往里砸钱，可怜的屌丝卖家们，只有眼睁睁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要说淘品牌们不过是稍微牛逼点的屌丝，那么一二线品牌商那可真是高帅富，人家要么不来，要么就冲着行业第一去的，钱不是问题，能不能把销量做起，把自己正品行货的招牌做起，才是问题。而且高帅富们也不愿意与屌丝们，特别是假冒伪劣们团团坐，分果果，这或许是淘宝卖力打击假冒伪劣、炒作信用的幕后原因吧!要想吸引大品牌入驻，淘宝自我清理下门户，粉饰下太平，或许才能筑巢引凤。 好了，马云率领众屌丝&打土豪、分田地&的三步走完了。回过头来看，土豪是打了，田地也分了，但是最先分到流量田地的屌丝们，一步步又被淘宝&国有化&了。流量这块地最终还姓是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众屌丝们发现淘宝的江山打下来了，但自己都成了为老马家打工的了。早前媒体报道80%以上的淘宝商户是亏损的，盈利的不足10%即是明证。 被屌丝们打了的土豪，在马云一步步漂白，一步步高大上的征途中，又重新开始集结，与马云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了。因为他们看清了互联网的大势所趋，既然革命已成，那就拥护新的马氏王朝吧;而小马哥屌丝逆袭，称霸江湖后，自然得考虑执政秩序，长治久安，再也不能容忍屌丝们的流氓习气了，虽然自己曾经是他们的教父，但此一时彼一时，即使挥刀自宫，也再所不惜，况且疼的还是屌丝们。
但屌丝们不答应了，凭什么我们帮你打下江山，却让你和高富帅们坐江山，于是淘宝围城一呼百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云或许没想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己曾经的&打土豪、分田地&逻辑，今天会用在自己身上，不过这次的土豪是马云自己，口号是&要平等、均流量&，呼吁&淘宝无车(指淘宝直通车广告服务)日&!淘宝无车，那不就等于要了马云的命根子么，这可是马氏王土! 互联网正在从野蛮走向规范，马云或许不能再把以前那套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之计老拿出来使了。最近，阿里封杀微信链接，说成是为了交易安全;而微信封杀淘宝公众号，却被指为垄断，此等双重标准，是否也会埋下类似淘宝围城的隐患呢?自宫之策容易走火入魔，万一葵花宝典没练成，倒练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补漏功就麻烦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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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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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1万以下别把“打土豪分田地”当作笑谈_新浪新闻
别把“打土豪分田地”当作笑谈
　　近日，陕西靖边县84户400多名农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队，测量并分配了与其他村组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70亩土地。消息在网上流传开来，当地村民称这是在“打土豪，分田地”。（6月22日《新京报》）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个震撼人心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现在，除了看革命传统电影，已经很少能听到和见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标语了。乍看到陕北农民为了土地权属，竟然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听起来让人心酸。毕竟，新中国已经建立65年了，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再听到这样的口号，不啻于是笑谈。
　　按照靖边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说法，并不存在“打土豪”的情况，农民们私分土地也是不合法的，这实际是一起土地纠纷案件，县里有关部门将引导几方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冲突。
　　其实，依笔者看来，不管是不是存在“打土豪”的情况，也不管私分土地是不是合法。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农民因为土地纠纷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才导致农民私分土地。
　　虽然，被当地村民称之为“打土豪，分田地”的提法看似可笑，做法也欠妥。但设身处地的想想，作为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什么会采取这样极端的举动？土地是生存之本，农民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倘若是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采取私自分地这样过激的行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又该如何面对？
　　透过靖边县农民私分土地事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农村、社区、基层，是各类社会矛盾的易发地带，人们群众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把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作为人民的政府和公仆，应该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们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牵扯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予以高度重视，慎之又慎，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加以解决。
　　相反，倘若是高高在上，不了解老百姓的疾苦，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到头来，诸如“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私分土地现象还会再次发生。因此，切不可只把“打土豪分田地”当作笑谈，如此，害莫大焉。
　　文/王传合　　（原标题：别把“打土豪分田地”当作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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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中共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⑴1927年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建立人民军队的开始。⑵1927年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⑶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立2、日本大举侵华：1931，侵占东北，进逼华北。3、国民党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实质是对日妥协对红军围剿4、红军长征⑴原因：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
⑵经过：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日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5、西安事变
⑴原因：①民族危机加深；②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分化。⑵爆发：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等人。
⑶中共方针：逼蒋抗日，和平解决⑷意义：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局面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1、日本侵华：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在占领区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进行残暴统治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9国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3、国共抗日：⑴在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战场，组织三次大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粉碎了日本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共开辟敌后战场。⑵在相持阶段：①国民党由抗日趋向反共，1939年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② 中共：坚持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斗争中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从抗战的大局出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证；敌后战场成主战场，多次粉碎日本“扫荡”。4、胜利：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意义：①抗日战争是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②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③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④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了宝岛台湾。6、抗战胜利的原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思考：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什么;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
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1、两种命运：中共和平民主建国方针：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国民党独裁内战方针：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确立2、中共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努力（1）重庆谈判：1945年10月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2）日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方针。3、（）①1946、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规模的内战爆发。中共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方针-----避敌主力、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重要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孟良崮战役）②战略反攻：三军挺进中原。
③战略决战：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④国共谈判：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⑤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4、，标志着的基本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意义：①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结束。②使中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③改变世界政治格局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思考：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是哪些
整理教师:&&
举一反三（巩固练习，成绩显著提升，去）
根据问他()知识点分析，
试题““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似的试题还有：
将下列口号排序正确的是①“打倒列强、除军阀”&&&&&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③“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④“将革命进行到底”
A.①②③④
B.③②①④
C.②③①④
D.③①②④
历史上的标语口号浓缩地表现着不同时代的内容和特征，下列标语口号按其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①“打倒列强，除军阀”&&&&&&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③“外争国权，内惩国贼”&&&&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A.①②③④
B.③①②④
C.③①④②
D.④③①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将革命进行到底”，上述口号所反映的历史发展主题是&&&&&&&&&&&&&&&&&&()
A.工农武装割据
B.抗击外国侵略
C.推翻国民政府统治
D.民主革命error : club_db_master:3306 : clubCtrlerror: array(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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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贝克汉姆0 于
08:56 编辑
（续）3、红军强调其工人阶级性质，故每遇到产业工人必想尽办法积极争取
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红军一直强调要增加工人阶级成分，特别是现代产业工人，但由于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农村，因此其军队中的阶级构成始终是农民为主。在长征途中，每遇到产业工人，必然成为扩红积极争取的对象。
比如日，三军团拿下了宜章，一军团到达了白石渡，正好白石渡正在“建筑铁路……工人的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湘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十二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吃的都是一些粗茶淡饭，很少有猪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做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跑了，剩下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猪肉，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须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加伦《“干事去！”》，《红军长征记》）
4、吸引大量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但途中“陆续回家”，“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才能让红军对当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长期与汉人有矛盾，因此如果能巧妙的利用这种关系，便能很快地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
比如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回忆红军在川西南的越西地区扩红的情形：“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据艾平回忆说：“在两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即彝人）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艾平《“倮倮”投军》，《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357）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
另外，除征召分散的少数民族青年当红军外，红军还直接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武装进行收编，使其成为红军队伍，比如对藏族头人马骏武装的收编：“1936年春，我调到独立2师工作。这支部队是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起的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2师的番号，任命马骏为师长，我是政治委员，金世柏为副师长，另外还从1、4方面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该师部队中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职。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这些汉族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着藏族服装。当时，独2师编有3个团，共200赊人，多数是藏族同志．有—半是骑兵。他们个个强壮．能驹善射，作战非常勇敢。部队的装备除7500多支步枪外，主要是长矛大刀。担负的任务是以丹巴为中心，东至绥靖，西至夹金山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常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李中权《崎岖的征程》，《长征档桉（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P860）
载入中......
本帖最后由 贝克汉姆0 于
08:58 编辑
5、说服有声望的地方绅士帮其扩红，收编游击队和帮会力量
红军在其下发的中央文件中明确说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吸引城市智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一些对红军持态度较为友好的社会名流、开明绅士等，利用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帮助扩红，比宣传人员跟民众讲起革命大道理有效得多。
最有名的是周素园，“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ZF任过职。……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另外，直接收编地方武装，对于红军作战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地方武装有作战经历，且有武器，对其进行训练也容易得多，因此红军是乐于这么做的。
首先是对中共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收编，比如“安乐游击队，是红九军团伤员杨于君同志在瓢儿井煤矿上发展起来的，共有80多人，‘扩红’时全部参加了红军。毕节的抗日救国军第2支队周质夫部编入了6军团18师52团，另一部分组成了6军团16师的1个新兵团。20多天，2、6军团在黔大毕共扩充了5000多人，仅我们师在大定就扩充千余人补充了13团、15团．还新组建了1个14团。”（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其次是对活动在民间的帮会力量的收编。比如当时的“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P301）同时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也指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争取哥老会等秘密会社中被欺骗的贫苦的分子，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其领袖。”（《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6、兵源不足，抽鸦片者也被允许参加红军，“供给部准备了鸦片”，然后慢慢戒烟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扩红时，遇到了鸦片的问题。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规定允许抽鸦片者当红军了：“在游击队中即使吸烟的也要发动他们来参加，并且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以后在新兵营连中再领导他们戒烟后正式入伍。”（《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由此可见，兵员缺乏使得最高领导层不得不在原则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
本帖最后由 赫赫铭儿0 于
11:45 编辑
还原“土地革命”
中国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进入现实的场域后都要服从政权的生存需求。充满理想色彩的“土地革命”，也落下帷幕，演变为今天的“三农问题”
　　土地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压倒性政治话语。主流的叙事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土地占有差别悬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层则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胜利。
　　近年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这一革命叙事受到动摇。研究者普遍发现，中国农村的土地不均和阶级分化并不像官方理论认定的那样严重，单纯的平分土地本身，也并不足以支持革命成功。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胜利和获取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社会原因。土改带来革命成功，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的近著《中央苏区的革命》，通过实证考察中央苏区的兴衰，揭示了土改的真实情状和政权的存亡要领，还原了“土地革命”。
　　分地不如分浮财
　　《财经》：当苏维埃运动在江西、福建等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兼并真的是非常严重吗？
　　黄道炫：起码是没有宣传得那样严重。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实地做的《寻乌调查》中，其结论也是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地主富农占地30％左右的比例，符合当时农村的一般状况，和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相去甚远。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处山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耕自种的现象更为普遍，这里的土地兼并状况较之其他地区甚至更不明显。
　　《财经》：在中国北方，土地兼并亦各地有别。以关中地区为例，依据秦晖的考察，甚至到了没有地主只有自耕农的程度。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是富农姚世杰，道理很简单，现实的蛤蟆滩上找不到像样的地主。
　　黄道炫：现实总是比“科学的”理论更真实。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中心区，土地集中程度反而更低。这样的地方，贫富差别不大的农民在生存线上竞争激烈，稍微富裕的农民与贫雇农矛盾激化。而真正的大地主往往兼营工商业，对佃户剥削较轻。这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
　　现在看来，将土地集中看做中国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没有说服力。
　　《财经》：对于需要租种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租税负担是否很严重？
　　黄道炫：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地主的日常生活水准，和自耕农差别不大。当时的一份调查提到，福建某地一户拥有四百多坎盐田的地主，平时一日三餐都吃地瓜干，只有逢年过节可以吃两干一稀。
　　《财经》：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土改，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没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财经》：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推翻地主不等于翻身
《财经》：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财经》：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没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财经》：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没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毛泽东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
　　农村的土地租佃和雇工关系犬牙交错，一些缺乏劳力而雇人耕种的农户也被划为地主，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被定为地主，也有查七代有剥削而被定为地主的。查田运动打击了刚刚开始恢复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苏区失败的前奏。
　　赤白对立导致失败
　　《财经》：分田地的效果不如预期，红军还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和欢迎吗？
　　黄道炫：打土豪分田地之初，由于得到了一定实惠，苏区农民对于红色政权是拥护的。但随着苏区粮食征集和扩大红军的压力，农民的倾向也在变化。
　　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钱粮满足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没收和强制捐款600多万元，相当于田赋收入的十几倍。各地组织了粮食突击队，对粮食的挖掘到了最大限度。这自然带来农民的离心。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政府的调查显示，越是查田运动彻底之区，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越无怀念之心。
　　到苏区后期，“扩红”也由鼓动变成了强制，兵源穷尽。由于军粮和家中口粮缺乏，农民当红军的积极性下降。开小差成为普遍现象，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枪决和捕捉都不能制止，一般新扩红的部队逃亡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财经》：苏区后期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黄道炫：在国统区军事和政治的挤压下，苏区面临着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压力。“扩红”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进一步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经济上说，苏区的城乡对立打击了工商业，又破坏了借贷关系，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使食盐、布匹和农具等都成为大问题，甚至需要刮厕所的底土熬盐。苏维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脱产人员过多。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苏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
　　单纯就苏区自身说，已经资源耗尽，无法支持战争。
　　《财经》：理论上说，只要革命星火燎原，苏区不断扩大，中央苏区的内部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中共革命理想的范式。但现实中为何演变成了赤白对立呢？
　　黄道炫：赤白对立，是共产党控制的苏区和国民党控制的白区的对立，原因是苏区自身资源不能支持的情形下，被迫到白区“打土豪”。打劫的目标并不只是地主富豪，而扩展到了白区一般老百姓，如以有猪有谷有鱼为标准乱打，实际上是掠取一切资产。
　　每次红军出动，农民组成的赤卫军跟随，名义协同作战，实际是打胜仗后分东西。游击队乱打土豪更为突出。打下了县城，苏区农民也跟着进城乱抢工商户，造成城乡对立。
　　单纯的掠取行为带来了白区民众的反感，其间又掺杂着宗族仇杀的情绪，进一步使赤白对立成为铜城铁壁。
　　《财经》：当理想中的阶级斗争演变成为赤白对立，土地革命是否走入了悖论？
　　黄道炫：应该说赤白对立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存在错位，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革命的理念。红军进入白区，分田地已经不重要，打土豪变成了首要目标，而所打的可能是理论中应该发展的革命对象。赤白对立，意味着苏区已经陷入资源消耗陷阱，失败成为定局。
　　《财经》：苏区的失败，主流的说法是在反围剿战略上犯了左倾错误。如果继续采用毛泽东游击战的军事思想，第五次反围剿会胜利吗？
　　黄道炫：实际上，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领导层也并非没有尝试打游击战、运动战或诱敌深入，以后演变为阵地战是大势所逼。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短促突击”，也只是困境中一种机动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应该说，不论红军的战术如何舍取，从客观态势上看，苏区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也并非全是游击战术的奇迹，而是内外态势的合力。前两次围剿，蒋介石思想上对红军不够重视，全部使用杂牌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首次投入了中央军和嫡系将领，亲自坐镇，红军处境困难。但由于其间发生宁粤冲突，两广地方实力派另立国民政府，特别是爆发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需要平衡国内的政治局势，围剿不了了之；第四次围剿，日本人又在北方发动了热河事变，蒋介石被迫抽调兵力北上，组织长城抗战，因而撤兵。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暂时无内外之忧，再加上改良军事政治战略，奇迹就不再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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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 编辑
解放区土改得不偿失
　　《财经》：苏区失败了，而十多年后解放战争胜利了。能不能说是解放区土改吸取了苏区的经验教训，从而带来了革命的胜利？
　　黄道炫：比较两段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苏区土地革命遇到的问题，在解放区又一一重现，并不能说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
　　譬如说侵犯中农。苏区查田运动的多划地主富农，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再次体现出来。此时各解放区经过多年的减租减息，土地不均情况已甚为轻微。在彻底均分土地的口号下，抗战中获得土地发家的新中农成为新一轮土改的瓜分对象，大量被当做地主富农分浮财。1949年前后再一次土地复查，又把地位上升的中农打下去。
　　再比如生产力下降。解放区土改之后，产量立刻连年下降，1948年产量下降了一半左右。中央意识到保护生产力比平分土地更为重要，不得不紧急纠偏，在新解放区暂时不再进行土改。很难说解放区的土改就避免了苏区的教训，反倒像是知其不可而执意为之。
　　《财经》：中共为何要甘冒生产力下降的风险，改变抗战时期行之有效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有学者认为是战争动员和掠取资源的需要，你在对苏区查田运动的考察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黄道炫：我不太认同简单地将解放区土改归于掠取资源。因为从实际看，中共通过对基层严密的控制力，可以用行政手段达到目的，况且土改带来的是大幅度的生产力下降，并且打击了对政权最忠心的新中农阶层，并无所得。中共为什么要冒风险抛弃抗战时行之有效的策略，再次大规模均分土地？我认为还是跟中共的理想模式有关，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不能容忍阶级或阶层分化。
　　《财经》：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反对毛泽东式的均分土地，他认为这种农民平均的小私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黄道炫：均分土地不是土地革命的终点，土地革命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点。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产权，因此从本质上是与农民的土地需求相违背的，平分土地只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初环节。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就想发家致富，这使得中共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土改推倒重来，最后终于走上了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为此不惜影响农村生产力。中农是农村生产力的代表，这就是政策一再强调要保护中农，却一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因所在。
　　《财经》：同样以“革命”为宗旨，并且更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一直没有在土地改革上有大动作，并且最终失败，论者往往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国民党没有进行深入土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阶级属性吗？
　　黄道炫：国民党主张的平均地权和中共不同，其出发点还是承认产权的，大陆时期理念上是以缓进的减租为手段。蒋介石对解决土地问题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的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土地问题不在于地主把持，而在于地浮于人，土地得不到整理，生产力不能提高。1923年蒋介石访苏时，对苏联援助有强烈企求，但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演说，仍坚持这一立场，即使受到批评也在所不惜，说明这确实是他的内心看法。以后他在台湾进行土改，也是采取赎买政策。
　　应该说，蒋介石对于中国土地状况的看法，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的土地种植面积，以及亩产水平，都比民国增加了数倍以上。而农村的土地占有，却并未达到某种理想状态。
　　最终胜利原因很复杂
　　《财经》：现在看来，所谓土地革命带来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不容置疑的规律？
　　黄道炫：我真的怀疑历史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现实中的历史发展总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苏区的失败和解放区的胜利，都可以推究多种原因，但很难说某个原因是“最本质的”或者是必然的。中共长征到了北方，又遇上抗日战争，原来所处的生存夹缝扩大，外力的影响更加重要，这方面也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就土地问题来说，中共在抗日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比大规模土改效果要好。但现有资料也表明，抗战前期中共并未能有效贯彻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合理负担”。因为当时把根据地的赋税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很难再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到抗战后期，地主富农已难以为继，边区政府要求扩大负担比率到覆盖80％以上人口，这时为了补偿普通农民，才开始真正推行减租减息。但这时地主富农土地已经大幅减少。
　　可以看出，相比于地租负担，更重要的始终是国家税赋。对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更多来自于国家。
　　《财经》：在与国民党的角力中，中共毕竟成为了胜利者。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基层涣散，依赖土豪劣绅，放大了国家对农民的压榨。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有胜过对手之处？
　　黄道炫：清代以降，面对外力促迫，中国政治经济急剧转型，但社会重组一直滞后。民国之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瓦解，基层处于溃败状态，国民政府也没有表现出重组的能力和意愿，只能依赖腐朽的乡绅阶级，社会腐败放大了官民矛盾。
　　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1927年之后，共产党由志愿者的结合变成了纪律严峻的政党，对基层政权的建构和控制能力也达到了极致，同时依然保持着理想感召，也就是国民党所说的 “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因此可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造成民众参与的气象，带给农民尊严和身份感，拥有远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共胜出的一个因素，当然也不能就此说“必然”会胜利。
　　《财经》：但从苏区的经验可以看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基层控制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体现出强大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在向官僚系统演变，趋向德热拉斯说的“新阶级”。
　　黄道炫：苏区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基层政权，带来了过多的脱产人员，导致机构臃肿、严重超编、人浮于事，这是造成财政困难、民众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苏维埃维持运转的行政费用在600万元以上。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干部”。
　　膨胀的机构寻求部门和个人利益，借助合作社运动垄断贸易，寻求超额利润，发生了贪污腐败。党主导下的基层选举，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之效。这里面确实含有一个悖论：具有强大动员力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日常状态下却会迅速走向官僚化和腐败，出现所谓“新阶级”，走到了当初阶级斗争理想的反面。
　　中国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国共双方皆如此。但进入现实的场域后，都要服从政权的生存需求。充满理想色彩的“土地革命”，也终将落下帷幕，演变为今天的“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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