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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01级美术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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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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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扬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 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事，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而今在北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麟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回复：3楼呵呵，问好寂寞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1924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尽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狄奥尼根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尼根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尼根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弟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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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牛蝇。 &&&&&&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 &&&&&&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况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慌、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仙崴懒耍 雎蘅怂懒耍 胖拘滤懒恕 谒□堑? 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象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千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钱钟书。吴祖缃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恪。50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事”、“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恪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苏曼殊作画。 &&&&&&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了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泔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偏激。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 偏激。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辩、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锏，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汨汨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关于鲁迅。 &&&&&&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土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戟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们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成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缪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哪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自欺亦欺人。 &&&&&&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日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台湾作家杨逵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卖才种的，种花只是为了自己欣赏。但杨逵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逵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庾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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