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妺嬉是恩施州第一个见于正史的历史人物
欣然赏识武陵君，文史专精方志存。辩证古今诠妺嬉，蛮荒从此长精神。&
妺喜（“妺”读作ㄇㄛˋ；音：末），，又作妺嬉、末喜、末嬉；有施氏的公主，为举国第一美女。第十七位君主姒履癸的王后。生卒年不详。&
根据先秦时代记述女子名时所用的全称和简称方式，妺喜应姓喜，即嬉（也作僖）。由于其名字的“妺”字与“妹妹”的“妹”字字形相似，且在《庄子》等作中也有以妺为妹的用法，因此常误作“妹喜”。&
&&& 《·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比而亡夏。”&
&&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颂曰：末喜配桀，维乱骄扬。”&
&& 《》：“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
《通鉴外纪》：“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国语·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 代（今）为避免与夏的战争，以妺喜进献。为了讨好妺喜，造倾宫，筑瑶台，象廊，玉床。用玉石建造华贵的琼室，以此作为离宫，终日饮宴淫乐，不理政事，且妺喜更以她的绝世美貌干预朝政。&
&&& 据说，妺喜是后世的第一例证，此后在三代间又陆续出现商代、周代。因此，当越王差把献给吴王的时候，进言：“臣闻：亡以妺喜，亡以，亡以。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也，王不可受。”&【】
有莘氏是一个相当传奇的氏族，古往今来研究者甚少。但细究起来，这个氏族其实正是华夏民族的前身，其男俊才多智，为一脉相传之古帝；其女秀美多子，为帝王妻妃。
有莘氏的地望，陕西人说是他们的合阳，河南人说是他们的伊川、睢阳及内黄，山东人说是他们的曹县……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有莘氏的居住地，但都不是全部。古人逐水而居，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的黄河两岸一线，均是有莘氏的活动区域。这个区域与夏商时代的华夏民族地望基本相符。
有文字可考的古帝是帝夔，即帝喾。甲骨文卜辞载，商人高祖为夔。夔，即今所谓夔神。据王国维考定，“夔”为“帝喾”之名，因形讹而成“夋”。由此，夔神分化成帝喾、帝夋二神。自晋代以来，学者多以为“舜”因“夋”变音而来，帝夋、帝舜实为一人，即商人高祖帝夔或帝喾。从商人郑重其事大规模祭祀帝喾来看，帝喾为商人祖先应不虚妄。
那么，帝喾出自哪个氏族部落呢？史载，帝喾姓公孙，别姓殷、子，号高辛氏。注意：殷、子是商王室的姓氏。高辛氏，亦即有莘氏。古辛、莘互通，高辛即居住在高台上的辛氏。古时黄河泛滥无常，聪明者自然要栖息在沿河的高台之上。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一点，古人的遗存均在台上。
古籍载，商人之前有夏朝。虽然尚未证实，但至今亦无证据予以推翻。那么传说中的夏朝开创人大禹，即出自有莘氏。其父鲧娶有莘氏女修已，生子禹。禹子启，被封于莘地。注意：启，同商族的始祖“契”，同周族的始祖“弃”，是同音字。“启”是否即商祖“契”，很值得怀疑。而莘地，当然是有莘氏所居地。
如果说夏禹之事是传说，不足为信，那么我们再看商族开国君王商汤——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可以征信的史事。商汤的妻子即有莘氏女，该女不显，但其媵臣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见诸于史。
自有莘氏之帝喾（帝夔）为商族远祖，被封于莘的“启”或为商人先祖，到商汤娶有莘氏女为妻来观察，有莘氏为王室一族初现端倪。此最终一闭合论证见诸“文王娶妻”。《诗经&大雅&大明》载：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这里既提到文王妻是大邦女，又说到该女为有莘氏女。对此，有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便认为文王当是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大邦女，即帝乙的妹妹，一个是有莘氏女；并臆想：帝乙之妹不生育或其他原因而长归，故而又娶有莘氏女。这都没有依据。还有的认为，从诗中可见有莘氏是一个大邦。我们已知在商末周初，商国邦畿千里，东至山东半岛，西至关中东部，北至晋、冀、辽，南至江汉流域，在中国的版图内，唯此邦大，并无第二个大邦。也由此，周族自称小邦，呼殷商为大邦。如由此诗而言有莘氏是大邦，实乃凭空臆想，如史事不符。周族既呼文王妻为“大邦之子”，又说其为有莘氏女，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便是：大邦商即是有莘氏，有莘氏即是大邦商。当然，更确切的解释是：商王室出自有莘氏，有莘氏与商王室为同族。
如果商族即有莘氏族，那么夏族同有莘氏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史籍上可以看出，夏同先商是并立的。在古代，是氏族部落联盟制，并没有后来的天下一统的概念。各个氏族部落之间此长彼消、此强彼弱，强者便为各部落之共主。夏商皆出有莘氏，并立发展到商汤一代，商汤一脉击败夏桀一脉，成为天下共主。商汤之举可说是篡权夺政，终商一朝，不提夏。从甲骨文中，至今不见一个“夏”字。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商的早期历史，因而撇开商而单独去寻找夏，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周族虽然也自称出自帝喾，即出自有莘氏，且先祖弃在夏政为稷官，但笔者总以为有编造嫌疑。然而，即便早期历史是伪造的，自季历娶挚国太任，到文王娶有莘氏太姒，文王之后亦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有莘氏血统。（挚国王室一族的奚仲为夏禹之车正，奚仲之后仲虺为商汤的右相，仲虺之后祖己又为武丁之右相，祖己之七世孙立挚国，以任为姓）。
为何夏商周三代非有莘氏君，即娶有莘氏女呢？想那古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富足，文明远较他处发达昌盛，当是才子辈出，美女如云吧。
综上，古有莘氏虽不为后人所重视，却恰是华夏民族之正宗的王室王族。
由于有莘氏是王室，夏商周三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层出不穷，这些人的后代不断立宗分姓，曾经十分庞大的有莘氏便渐趋萎缩，最终只剩下陕西合阳、山东曹县莘家集等少数几个聚集地。如今，莘、辛两姓更是成为一个小姓，百家姓里排不到第三百位，据说散布于山东、四川、安徽、浙江等地。
妺嬉，亦写作“末喜、末嬉”。有施氏女，有施氏原为喜姓。有施人，夏末帝桀的妃子。在中国历史上，妺嬉常与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周幽王的宠妃褒姒一起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亡国妖女，“千古第一狐狸精”。但同时她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权政治的牺牲品和氏族复仇的民族英雄。
妺嬉是恩施州第一个见于正史的历史人物。她的事迹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夏桀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名履癸，桀是其谥号（凶猛的意思），是夏朝的第17代君主，文武双全，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桀的父亲发在位时，朝政衰落，诸侯不朝，桀继位后不思进取，骄奢恣肆，“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并相继发动了讨伐有施和岷山的战争。有施是夏朝西南方今湖北恩施州境内的一个方国，为廪君巴人和盐神部落的一个分支，嬉姓，故史称嬉国。大约在公元前1736年左右，夏桀伐有施，有施战败，便将部落中的美女妺嬉进献夏桀，消弭了这场战争。帝葵十四年，桀又发动了讨伐岷山（今四川、陕西交界的岷山）的战争，岷山向他进献了两个美女——婉和琰（《汲冢书》）。夏桀喜新厌旧，致使妺嬉失宠，被贬于洛水之滨，于是与伊尹（商朝开国功臣）密谋颠覆了夏王朝。夏灭，妺嬉与桀被商汤一起流放，死于南巢。因此，妺嬉一直被认为是红颜祸水，亡国妖姬。西汉刘向《列女传》说：“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女末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但也有人认为妺嬉是一个受害者。如伟大诗人屈原就曾在《天问》中愤怒地问道：“桀伐蒙山（即岷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汤何殛焉？”
关于妺嬉的籍贯，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以前很多史学专家认为妺嬉为山东蒙阴县人，其依据是《蒙阴县志》（康熙版）载：“阴……夏为蒙山有施氏地，后癸三十有三伐之者也”。经过研究，《蒙阴县志》的这种说法是因为对屈原《天问》的误读所致，屈原所说的蒙山乃“岷山”之误，《竹书纪年》、《汲冢书》都明确记载为桀令扁伐岷山，且桀蒙山（岷山）与伐有施不是同一时间，伐有施、宠妺嬉在前；而伐蒙山（岷山）、得琬琰二女（帝葵十四年），贬妺嬉在其后，而《蒙阴县志》却将其混为一谈了。因此，《蒙阴县志》的记载是不正确的。
考“有施”即“施”，“有”是古代冠于国名或地名前的通用词，没有实际意义。施乃古地名，为古代嬉国所在地，其地望应在湖北施州，即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理由如下：第一，宋代罗泌所著上古史《路史·国名纪（丁）》明确指出：“施，本嬉国，桀伐有施，有施以女末嬉进，今施州。”施州即从“施”地而得名，此地最早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巴子国地，战国时为楚属巫郡，秦属黔中郡，汉为巫县之地，吴置建平郡。后周武帝建德三（574年）于此置亭州、施州及清将郡。隋开皇初废郡改为清江县，分置沙渠县，大业初废施州，改亭州为庸州，寻改庸州为清江郡。义宁二年（618）复置施州，唐因之，天宝初改曰清化郡，乾元初复曰施州。自元代实行土司制度，在今州府恩施设置施州卫，元至元二十二年并清江县入施州，废西高州，置沿边溪峒招讨司，至正二年（1342）更为施南道宣慰使司（施南之名始此）。雍正六年（1728），废施州卫，题改恩施县（恩施县名始此）。雍正十三年置恩施府，领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乾隆元年（1735）设官定制，恩施为施南六属之首治。施州之得名即是因为施乃古嬉国所在地。
其二，古施州是巴人的发祥地。巴人始祖廪君率族人溯清江而上至盐阳，打败盐水女神部落，称君夷城（即烧城。在今恩施市屯堡乡境内），建立巴国。至大禹时，巴国已经是万国之一的方国了。这虽是见于史籍的传说故事，但其地望均可考证。清江古名夷水，又称盐水，后周置清江郡盐水县，又置乌飞县，隋改称开夷县，开皇五年（585）又改清江县，这些行政设置均因清江、夷水、盐水而得名，依此类推，施州亦当以其古名施或有施而得名。此外，南宋时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记云：“东晋末桓诞窜蛮中，自称施王，筑城临施水（即清江），号施王城。子孙袭王至后周保定初（561年左右），始平之，以其地置施州。”《恩施县志》（同治版）云：“施王屯在卫城（施州卫）南十五里，《舆地·唐记》云：‘州有施土（王）余址，故以为名，盖谓此也。’《明一统志》：东晋末桓元（玄）子诞，窜蛮中，自称施王，筑城临施水，号施玉（王），子孙袭王，至后周保定初始平之，以其地置施州。乃施王屯余地。”按：施王屯旧址在今恩施市芭蕉侗族乡天桥村，俗名蛮扎笼（营），现为蛮扎营小学所在地。可见桓诞自称施王，也是因为他称王的地方乃古有施之地。
第三，屈原《天问》曾提及夏桀讨伐有施、岷山的事情。诗云：“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汤何殛焉？”蒙山即岷山。《太平御览》卷一三五“皇亲部”引《竹书纪年》作：“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史记·司马相如传》郭璞《集解》略同。“岷山”，《太平御览》卷三八一“人事部”引《纪年》作“山”，《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作“山民”，《韩非子·难四》有“是以桀索山之女，……而天下离”之说，“山”即“岷山”。《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岷”、“蒙”又一声之转。诸书所记，皆当以《纪年》为准。岷山在今四川、甘肃交界处，与有施均在夏王朝的西南方向，为古巴蜀之地，而巴蜀一带又是夏王姒姓的故地和大禹娶涂山氏女娇的姻亲故国，是最有资格不向有夏进贡方物和有军事能力抗衡夏朝的方国，夏桀要杀鸡给猴看，就得首先打灭这两个部落的威风。所以“有施”不会像有的论者所说的在山东蒙阴县或者相邻的藤县，而只能是在湖北施州（恩施）。
综上所述，有施即后来的施州，其地望在今恩施自治州首府的清江沿岸，妺嬉则是恩施州第一个见于正史的历史人物。
(恩施晚报)
妺喜，又称末喜、末嬉，这位夏王朝的“末代皇后”，是千古“女祸”第一人。虽为“第一人”，但其生平事迹不可确考，其本人也未成为后世文学家的宠儿。因此，妺喜较之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张丽华、杨玉环等“祸水”而言，可谓“默默无闻”，自然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明代小说《有夏志传》却着力塑造了妺喜的形象，较之明清小说中的妲己等“祸水”形象毫不愧色，甚至更为血肉丰满。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这一形象作一考察，并进而探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一】明代周游所撰《开辟演义》中也出现了妺喜的形象，由于流于简单，谈不上人物的塑造，因此本文探讨的是《有夏志传》中的妺喜形象。[1]《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余季岳刊于崇祯年间。《有夏志传》演绎了夏王朝的兴亡史，重点是夏桀之亡。此书艺术成就不高，但从传统“女祸”论来看，妺喜的形象却较有特色。妺喜为蒙山国有施氏女，因为美貌而成为夏桀谋夺的对象。为此，夏桀发动了征讨有施国的战争。小说多次渲染了妺喜的美貌，先借于莘之口说其“貌过于月宫之娥，态妙于姑射之仙，诗书技艺，无所不通”，继而又介绍妺喜“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巧笑则林下生风，轻语则黄鹂妙啭，殆极人间之美不可形容。”作者几乎用尽了传统的形容女子貌美之词，却又说其“不可形容”，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妺喜貌美才巧，且颇有孝心。她“闻战鼓之声，心甚忧之”，母亲告知唯有她才能救老父母及城中百姓时，她“颦蹙低首，掩袂隈腮而泣”：
&儿身父母所生，以儿之身反贻祸于父母，就死在父母前可以免难，亦甘心焉。若使不能免难，任从父母主张也。
如果说答应嫁夏桀是解救父母的话，以下举动则充分体现了妺喜的智慧与胆识：夏桀急于讨娶妺喜，父母则欲留几日作准备，“无计可施”，只得来问妺喜：
妹喜曰：“此何难事？父可垂帘于堂中，叫他内臣到帘外，母可引儿上堂，立于帘内，儿自有话发落他。”……妹喜命葛天生曰：“引王使于帘外见我。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于莘闻言大惊。……妺喜言曰：“天子命贤使臣来问罪乎？加礼乎？”侯、武二人对曰：“君王闻内主令淑，特遣下臣行礼聘内主以为妃，非有他也。”妺喜曰：“既行礼矣，礼者，吉也。兵者，凶也；吉者缓以情言，凶则暴以威劫，必不侔矣。今大兵围城而不解，王命即日而娶女，毋乃类于威劫也乎？又安所云礼？今王命娶女，岂不愿福而乃从凶？国君生女，上嫁于王而不择吉，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敢烦贤使反于王前，称小童此意，上渎天听。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使得顺父母之命。若其不许，有死而已，不用命也。虽灭家国，实负王心，枉劳贤使矣。”言毕而退，娇喉宛转，妙舌轻调，呜呜嘤嘤，如泣如诉之声犹在帘际。于莘等听之，魂魄俱飞，心志丧尽，不能凝立，伏地而拜送之，领命下堂。
妺喜首先以“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在气势上将来使镇住，接着又以“问罪乎？加礼乎？”将夏桀的威逼行为击回到礼法的界线。接着又以“礼、兵、吉、凶”的对立指责夏桀“命即日娶女”乃“威劫”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从道义上指责夏桀“威劫”行为的错误。继而又以“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指出这种行为不符合君王的身份，从而使夏桀从自身考虑收回成命。又以“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答复夏桀。最后，如果夏桀仍要威逼，则“有死而已，不用命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后来，妺喜被送达夏桀营中，夏桀欲留营中歇宿，妺喜又命人奏曰：“天子至尊，岂宜野宿路处？愿先发一军护臣妾先行，君王自发遣诸侯振旅还国，臣妾待之于国门之外。”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尊严。妺喜之言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充分展现了其智慧与胆识。
作者写少女妺喜时，极尽夸饰之能事，将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胆识一一加以重点渲染，甚至是妺喜的举手投足、软语轻调、一颦一笑都加以细腻的描绘。作为有施国待嫁之女的妺喜是一位美艳动人、孝顺守礼、才思敏锐、有胆有识的可人少女。
入宫之初的妺喜也谨守礼法，封妃后的她并未有恃无恐，她劝说夏桀不要对其过度宠爱，并请求朝见正宫元妃。奈何夏桀对元妃不满，也忙于与妺喜取乐，并未答应妺喜之请。妹喜之愿望既是守礼之行，也是明哲保身之举。然而，宫禁斗争的残酷是妺喜始料不及的，妺喜虽得以朝见元妃，然嫌隙已生：
……(妹妹喜)乃自求往见元妃。桀不往，就命乳媪领妺喜，二十宫娥引从之，往正宫朝元妃雒氏。乳媪先入启知。雒氏留之，命宫娥且閤寝门。妺喜至正室，不见乳媪，宫娥又閤外门，妺喜与随从彩娥立正室以俟，要进内室求见，不得；要出门回别宫去，又不得。只在正室中站立，自午至申，饥困弊极，委身于地。
妺喜由于得宠，以致获罪。受辱后的妺喜见夏桀“拜伏不能起，伤情不能语”，求夏桀“救全”也在情理之中。夏桀欲杀元妃，妺喜谏曰：“君王为贱妾而伤元妃，天下不服，朝臣多言。且万一后悔，又何可及？总非所以全儿也。”但最终夏桀谋于于莘等人，元妃被废，妺喜得立。关龙逢等人谏阻夏桀，认为妺喜乃“妖姬”，不合为后。此时的妺喜，经过了后宫争斗的磨炼，又听到了朝臣的垢骂，于是“渐发阴毒”。
“发阴毒”后的妺喜首要之事自然是报复元妃，于是派人害杀元妃与太子。之后，“心安意适，只一味媚桀专宠”。夏桀修聆隧、建长夜宫、开酒池肉林，设法与妺喜取乐。后又作倾宫，修宫殿，最终民怨鼎沸，身死国灭。城破之时，与妺喜及其他宫妃淫乐的夏桀之子淳维听说杀妹喜可自全时，不顾妺喜“宛转悲啼”，竟斩之。
小说家描绘了妺喜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入宫之前的妺喜是一个可人少女，入宫后却逐渐沦为“亡国”祸水。但作家对其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描绘得太过简单，使得“发阴毒”前后的妺喜判若两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割裂之感。
妺喜本事散见于后世典籍中，但都非常简单。如《国语·晋语》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从《国语》来看，妺喜是被有施国当作求和的礼物献给了夏桀。后来大受夏桀宠爱，以致亡了夏朝。她的功劳可以与伊尹相同。[2]妺喜作为祸水的形象已于此存在。因此，《荀子·解蔽》篇感叹“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司马迁也说：“桀之放也，以末喜。”[3]至汉代刘向《列女传》编成，妺喜事迹突然丰富起来：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龙逢进谏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听，以为妖言而杀之。造琼室瑶台，以临云雨，殚财尽币，意尚不餍。召汤，囚之于夏台，已而释之，诸侯大叛。于是汤受命而伐之，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此之谓也。[4]
刘向《列女传·孽嬖》列举了十六位亡国女子，以妺喜为首。刘向引《诗经》中斥骂褒姒的诗句“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来概括妺喜作为“亡国祸水”的形象。至此，妺喜的形象基本定型。刘向说妺喜“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说明妺喜是一位具有男子气的女子。这一点并没有被后世所沿袭。至刘向之后，晋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又增加了夏桀宠爱妺喜的细节：“(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此点也成为妺喜亡夏的一大罪证。
除上述典籍外，还有一些典籍中也记载妺喜事迹，但内容却不同。
&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焉，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5]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6]
以上二书所载之妺喜是一个失宠的女子，并充当女间谍，与伊尹联合灭了夏。
妺喜作为亡国祸水，其原因却几乎相反，一说因宠亡夏，一说失宠亡夏。但后世基本沿用了前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妺喜因宠祸国符合后世“女祸”论的要求，反过来女祸论者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妺喜的这一形象。另一方面在于刘向《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太大，后世妺喜形象主要源于此，小说中的妺喜形象也基本以此为依据。
【二】《有夏志传》中的妺喜是典型的“亡国祸水”角色。妺喜出现之前，夏桀欲与元妃取乐，元妃则曰：“君王者，万方之主，是为万国所仪型。若内廷正闺阃肃，则万方顾化而成治。若亵狎不检，身失其正，则家淫国乱，而天下叛矣。”元妃所言正是传统“女祸”论。妺喜之美本非过错，但以闺门女子，名闻天下，惹来干戈，几致有施国灭亡。作者于是感叹“美色者，祸乱之胎；冶容者，丧亡之具也”。因此，妺喜在“亡夏”之前，几乎就亡了自己的母国。夏桀及诸侯兵在城外多施暴行，小说家不去指责夏桀之暴，不同情妺喜被掠夺的无奈，而是感叹“蒙山国只为了一个美女……坑得人家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贞女烈妇，又坑杀了多少倔强逢凶的士民”。将这些贞女烈妇、倔强士民之死都归咎于妺喜一人。妺喜被立为妃后，作者也冠之以“哲妇倾国”、“尤物以为殃”之语。被立为正宫后，祖宗、上天都不接纳妺喜，以致祭祀时厉风大作，使得妺喜“仆地良久乃苏”。关龙逢等朝臣认为立妺喜为后，会令“三纲绝而五常灭，人欲横而天性亡”。但妺喜太能“迷惑”君王了，夏桀因宠妺喜一人，致使诸侯叛离，百姓“生不能养，死不能葬，长不能娶，旷夫满于野，怨女盈室，士不得仕，贤才厄穷，善人困苦终身，恶人从桀者乃得食禄”。夏桀之亡，势所难免。
国家之兴废，与参政之人休戚相关。然客观上看，妺喜并未参与朝政，其唯一“阴毒”之事，就是派人去杀元妃、太子。但即便是这件事也是后宫争斗之事，且仅听阿离一人之言而没去追究他们是否死亡，可见其本人并不“阴毒”。至于妺喜之“亡国”，就在于其“惑主”，“妺喜一开喉，而天下无人矣。妺喜一举袖，而天下无容矣”。因此，夏桀只知与妺喜淫乐，而不理朝政；为更好地与妺喜淫乐，尽其所能奴役诸侯与百姓，以致身死国灭，为后人讥。因此才有“桀之亡也，以妺喜”之论。其实，后世史家对夏之亡有着全面的分析：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揜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竟载，骄主而像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7]
夏桀统治时期，夏政权已濒临灭亡，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民间怨声载道，与周边其他部落和方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将夏之亡归咎于夏桀一人本身有失偏颇，将夏之亡归因于妺喜更是一大悖论。妺喜最初是其家国利益的牺牲品，最后又成为夏桀覆亡的替罪羊。
《有夏志传》中妺喜“祸水”的形象是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的。除妺喜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有不少“祸水”形象，如妲己[8]、褒姒、张丽华等。妲己乃冀侯苏护之女，“姿色冠世，绣工音乐无不通晓”，且“精通书史，广博百家”，商纣王闻其名而谋夺之。妲己入朝途中，在恩州馆驿被狐狸所魅死。良家女子妲己从此蜕变为千古妖女。九尾狐狸所化的妲己更加美艳动人，纣王封其为贵妃，与其宴游不息，荒废朝政。后商纣摔死皇后，立其为正宫，专宠掖庭。成为正宫后的妲己几乎无恶不作。桓楚向纣王进谏，纣王欲斩之，群臣谏阻，妲己却曰：“群臣皆桓楚之党，交抗王刑，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尸，何以示法？”纣王即令醢桓楚为肉酱；姜皇后之七十二宫女不愿裸衣供娱乐，妲己制虿盆之刑毒杀之；太子殷郊进谏，妲己蛊惑纣王杀之，未果；梅伯进谏，妲己又制炮烙之刑杀之。妲己见炮烙之刑威慑了群臣，因此更加“恣意仍为，与纣朝夕欢宴不息”。于是，让纣王建酒池肉林，以供游戏。后又蛊惑纣王斩姬昌子伯邑考，醢肉送姬昌食之。更有甚者，妲己教纣王斫人胫，剖孕妇，无所忌惮。最终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去国。商室之亡，已在眼前。国亡之日，纣王举火自焚，妲己为夏师所斩。因此，妲己是“败国之女”，“亡商者，妲己也”。[9]褒姒事见《列国志》及《东周列国志》，后者更为详细。褒姒“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被褒城大夫褒珦子访得以献给周幽王。幽王见之，龙颜大喜。于是，“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食则同器”，幽王迷恋其色，荒废朝政。褒姒因而招申后辱骂，遭太子殴打。后进谗言将申后贬入冷宫，废太子为庶人，谋夺正宫，立己子为太子。然褒姒从未开颜一笑，周幽王为逗其一笑，因而“烽火戏诸侯”，褒姒终于笑了，西周却因此而亡。褒姒也被西戎兵载回营中取乐，后自缢而死。张丽华乃南朝陈后主之妃。她出落得“轻盈婀娜，进止闲雅，容色益丽，每一盼睞，光彩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或临轩独坐，或倚栏遥望，见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临凡，俨在缥缈峰头，令人可望不可即”。她不但貌美，且“天性聪明，吹弹歌舞，一见便会，诗词歌赋，寓目即晓”，“亦是陈数当尽，故天生尤物以荡后主之心”(杜纲《南史演义》第31回)，陈后主与之整日吟诗作曲，歌舞不绝，荒废朝政，最终将陈国败亡。国亡后，当时的晋王杨广(隋炀帝)欲将张丽华取为己有，李渊却认为：“张、孔(陈后主另一妃子)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秽隋氏？不如杀却，也绝晋王邪念。”高颎点头称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惑晋王哉！”(褚人获《隋唐演义》第1回)于是，张丽华被斩于青溪。
妺喜以及上述女子或有干政举动，但她们的主要过错是貌如花、技艺绝、才思巧，以致“迷惑”了君王，荒废了朝政，祸亡了家国。然而，这些柔弱的女子能担负起沉重的家国兴亡之责吗？小说家并没有给这些女子以申辩的机会，但后蜀的花蕊夫人却有幸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花蕊夫人乃后蜀君王宠妃，蜀亡后，被作为俘虏押往汴京。宋太祖以胜利者的口吻命花蕊夫人作诗以陈亡国因由。花蕊夫人歌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是啊！君王、将相、十四万军队无法挽救后蜀之命运，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又怎能担负家国覆亡之责呢？家国之覆亡，或与女子有关，却不决于某一女子。
妺喜形象乃至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祸水”形象是我国传统“女祸”论的产物。“女祸”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玄宗本纪·赞》：“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以女祸指代武后、韦后乱国。其词虽出自宋人，然其论却由来以久。武王“牝鸡之晨”论可看作“女祸”论之祖。[11]武王认为商纣之亡乃“惟妇言是用”，因而“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上”，以为“亡纣者，此女也。”(刘向《列女传·孽嬖》)《诗经》、《左传》、《国语》也多充斥此论。刘向《列女传·孽嬖》专门记载了十六名亡国女子。伪托汉伶玄的《飞燕外传》记赵飞燕姊妹入选进宫之时，披香博士淖方成便预言：“此祸水进，灭火必矣。”汉朝以火德王，水灭火，意指汉朝要亡在赵飞燕姊妹手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承袭此说，“女人祸水”渐演为一种权威性的正统观念。
能亡人国的女子，自然不是寻常百姓，她们是一特殊的群体——后妃。后妃制度本身就是“男尊女卑”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男性多妻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原本就是从奴隶制度演变过来的，是私有制、奴隶制、男权制的产物。这就预示和决定了后妃们必将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和排斥的地位。然而从男女关系而言，尽管君王是尊后妃是卑。但从君臣关系而言，则后妃为尊臣民为卑。因此，后妃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之妃曰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12]作为天下之“小君”，传统观念在她们身上要求更为严格，以示母仪天下。在家国同构甚至是家大于国的封建王朝中，她们居君王之侧，与君王乃至家国同休戚共命运。巍巍宫墙阻隔了她们的视野，扼杀了她们的青春，争宠成为她们的唯一希望。失宠者或遭冷落、或遭贬谪、或丢失性命；得宠者虽侥幸获得君王的垂青，然一旦家国沦丧，她们便成为君王的替罪羔羊，成为王朝覆亡的祸根。妺喜以及上述女子，并不似吕后、武则天等“干政”，她们只是得宠于君王，而这些君王又亡了家国。因此，其祸国的根源则在于“色”。在传统观念中，有色的女子往往无德。女性形象在《左传》、《国语》中已有“德”与“色”的分离，羊叔姬就有“甚美必有甚恶”的理论传世。白居易把倾国倾城的美人比作面目可憎的妖狐：“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3]赵翼认为：“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所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14]绝色无德之美女一旦入宫，则会狐媚帝王，排斥有“德”之后妃，消磨帝王治国平天下之意志，从而怠政致国亡。因而，伊尹说：“美色迷人，无复好德之理。”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女子都是有色无德之人，她们与有德的皇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桀之元妃“貌美而性严，色和而行端”，虽有“色”，但认为“事君以德，未闻以色也。”德、色是不能并存的。她规劝夏桀勿沉湎于女色，最终遭废。商纣之姜皇后“性好雅重，不乐淫乱”(《有商志传》第4回)，劝商纣勿以淫邪为宝，被商纣摔死。陈后主之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后主欲废之，后因亡国不果(《南史演义》第32回)。这些贤惠的皇后最终因有色无德的女子而失宠，而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则“亡国必矣”。
然而，明清历史小说家对这些“祸水”的态度是复杂的，有的虽指斥她们为“祸水”，但又给予了同情；有的根本就否定了“祸水”观念，甚至赞美女子的才情。妺喜以及其他“祸水”形象基本上来自原有典籍，刻意虚构的较少。而在沿用典籍时，又对这些女子予以同情。小说家细腻描写了她们被君王掠夺的无奈，她们不论是王侯之女，或是山野女子，都曾是父母的掌中明珠，为了自己的家国，毫无选择地被进献于君王。小说家也真实地再现了她们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妺喜被元妃所辱，妲己被皇后所骂，褒姒被太子殴打。然而，在“女无美恶，入宫见妒”的宫闱中，残酷的宫廷争斗最终使她们“渐发阴毒”，“迷惑君王”，最终成为“亡国祸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妺喜形象。小说家虽然受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将夏桀之亡归因于妺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妺喜给予了同情，真诚赞美了她的色、德、才、智、胆，真实地再现了她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以及沦为“祸水”的原因。小说家虽然指斥妺喜是淫乱宫廷的“妖物”，是亡国的祸胎，但给读者印象更深的是少女妺喜的完美形象。因而虽然小说中不乏“女祸”思想，但其论调显得非常苍白。妲己形象也有所变化，《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妲己“迷惑”纣王的力度太大，纣王在宠妲己前是一位好君王，所谓：“商纣为君致太平，黎民四海沸欢声；心昏妲己贪淫色，惹起朝野一战争。”“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通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武王伐纣平话》第1回)但自从宠爱妲己后，唯妲己之言是听，广施暴行，最终身死国灭。因此，妲己改变了纣王，左右了商的存亡。而明清小说中的妲己形象虽然基本上与《武王伐纣平话》相同，但并没有将纣王之恶完全归咎于她，妲己入宫之前的纣王本身就“颇好声色，不理国政”。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女祸”的色彩。再如对于西施亡吴一事，小说家没有渲染西施“祸国”，反而为西施鸣冤。[15]齐东野人也未将隋炀帝后妃指斥为“祸水”，反而极力赞美她们的才情和忠贞，且借沙夫人之口根本否定了“女祸”论。[16]褚人获认为“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的。他笔下的曹后、窦线娘母女之智慧见识就胜过了窦建德，窦建德不听其言，最终身死国灭。此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描写了诸多德才兼备、既美且慧的女子形象，如娄昭君、胡桐花等(《北史演义》)，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女祸”之论的莫大讥讽。
这种现象与明清时期(主要是明中叶以来)的时代思潮一脉相承。明中叶后，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有识之士的妇女观也有所变化，相应地对“女祸”论的反驳与怀疑日益增多。如李贽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7]唐甄虽承认三代覆亡与妺喜、妲己、褒姒有关，“然女子，微也，弱也；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若使她们生于周文王之世，入于文王之宫，受到良好的礼乐熏陶，“则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18]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女宠虽自古为患，其过终在男子。”明清历史小说家对“女祸”论的怀疑与否定，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作者彭利芝：；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1]妺喜事见《有夏志传》第13——19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本文《有夏志传》与《有商志传》所引版本为《古本小说丛刊》第十九辑之《夏商合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2]韦昭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妺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见《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3]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28页。
[4]刘向《列女传·孽嬖》，见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6]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43——844页。
[7]刘向《淮南子·览冥训》，见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8]明清小说中涉及到妲己亡商的有《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开辟演义》《封神演义》，本文论述的范围是历史小说，《开辟演义》有关妲己事非常简单，《有商志传》虽然袭用《列传志传》，但较之后者更为详细，因此，本文以《有商志传》为文本。妲己事见《有商志传》第4——12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
[9]《夏商合传序》，转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页。
[10]后唐之亡与女子无关(参见《新五代史·晋本纪》)，小说家却说后唐废帝宠爱张后，张后羞辱其妹永宁公主，废帝偏信皇后之言囚禁公主。为此，公主之夫石敬瑭起兵灭了后唐。因此以诗总结后唐之亡：“立娼为后败纲常，姑嫂相戕惹祸殃。败国亡家皆女子，古今垂鉴细思量。”(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45——49回)
[11]《尚书·牧誓》云：“‘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唐颜师古解释为“索，尽也。言妇人为政，犹雌鸡而代雄鸣，是丧家之道也。”见(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6页。
[12]《白虎通·嫁娶》，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9页。
[13]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古塚狐》，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12页。
[1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女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1页。
[15]如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81回评曰：“越人之进西施，固是欲荡夫差之志。但吾观西施之于吴，不过妖艳善媚耳，皆是妇人之常，非有奸谋毒计，干预政事，足以败坏吴国也。至于夫差之过，自在侈泰骄矜，远忠用佞，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其事本与西施无干。使夫差当日任用忠贤，恤民修政，虽百西施，何足以败吴国耶？”
[16]见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第15回。炀帝道：“殷纣王只宠得一个妲己，周幽王只爱得一个褒姒，就把天下坏了，朕今日佳丽成行，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妲己、褒姒岂能坏殷周天下！自是纣、幽二人贪恋妲己、褒姒的颜色，不顾天下，天下遂由此渐渐破坏。”
[17]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见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
[18]唐甄《潜书·女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1页。
（谭庆虎）
　　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这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尴尬的关于族群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课题。
　　早在2004年，一个名叫“MC沙洲”网友，创作了一首用青岛方言演唱的说唱乐并由“小可音乐室”刻录发行：“青岛不是谁想来就来的，我看到那些老巴子就来气，你说你是农民老老实实回去种地，你来青岛来个什么劲，一帮一帮的，一筐一筐的，背着麻袋牵着驴就来到青岛了……在夜市上买件破衣裳，买个10多块钱的随身听带在耳朵上，晚上戴个大墨镜是不是觉得很时尚……老巴子装时髦，我真让你给惊着了……”歌词将在青岛打工的外乡人称为“老巴子”（即“乡下人、打工仔、老土冒”的意思），因为有明显歧视打工族的倾向，于是引起了网友和打工族的强烈抗议！“老巴子”何以成为青岛方言，语义又是如何演变为“乡下佬、打工仔”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老巴子”一词在鄂西清江流域却代表了一个古老族群的文化记忆。
　　恩施方言中，“老巴子”有两种含义：一是称老虎为“老巴子”，常用的语言有“老巴子来哒、我家的猪被老巴子吃了、某某打死了一只老巴子”等等；二是称老年妇女或岳母为“老巴子”，常用的语言有“不和你个老巴子（老女人）计较、给老巴子（岳母）祝寿去”等等。我们知道，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也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那么，恩施方言中的“老巴子”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巴国，一是《山海经》记载的“西南巴国”，指的是巴务相廪君建立的部落联盟，他们是太皞伏羲的后裔，后世称之廪君蛮或者清江蛮；二是《华阳国志》所指的那个巴国，这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简称“姬巴”，其主体民族有廪君巴人和板楯蛮等。
　　将老虎称为“老巴子”，源于一个古老的历史传说。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史书记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清江中游生活着五个古老的族群——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他们分别住在武落钟离山的洞群里，其中巴氏之子务相生于赤，四姓之子皆生黑，“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后来他们决定组成一个部落联盟，并通过掷剑石，造土船土等方式推举巴务相为首领，号称廪君。于是巴务相带领族人开疆拓土，乘着土船，从夷水来到盐阳，设计射杀了盐水女神，最后君乎夷城，建立了巴国。相传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于是白虎成为巴人和后世土家族的图腾，清江流域的居民世代祭祀白虎，将白虎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各族群修建了大量的“向（相）王庙”，在恩施老城还专门建有巴公祠，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因为白虎是廪君巴人和后世土家族（巴人后裔）的祖先神，所以清江流域的原住民便将所有的老虎都称之为“老巴子”而奉若神灵。在当今的恩施方言中还有一个尊称人的语词叫做“您儿”,，其实也是这种崇虎习俗的表现，因为虎在古代巴楚的方言中叫“李耳”，“您儿”其实就是“李耳”的意思。
　　把老妇人或岳母称之为“老巴子”，应该与盐神部落和有施嬉国崇尚女性有关。清江古称盐水，历史上还有过盐水县的建制，都缘于史前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盐神部落。这个部落靠渔猎和炼盐为生，其首领叫“盐水女神”。相传廪君率族东征时路过这里，盐神强行留宿，愿与共居，但廪君不肯，还设计将盐神射杀，吞并了盐神部落。此后，盐神部落的部分族人随廪君西迁，但大多数留居在清江流域，继续打渔炼盐为生，并在夏朝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有施嬉国（见《路史》），中国历史上三大妖姬之首的“妺喜”便是嬉国的一个美女。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氏族复仇的民族英雄，也是恩施州第一个见于正史的历史人物。因为这些因素，所以清江流域的巴人包括盐神部落的后裔崇尚女性，尊老年妇人（主要是岳母）为“老巴子”，而且这种遗俗不仅在方言中顽强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在“恩施女儿会”民俗中传承至今。
　　巴人不仅尚武，而且能歌善舞，这是为人所熟知的。见诸史籍的有“武王伐纣，巴蜀与焉……巴人歌舞以凌殷人”，“下里巴人”等诸多记载，而保留至今的巴东撒叶儿嗬便是巴人踏蹄之舞的遗俗。谭学聪组合能在本届青歌赛获取金奖，不仅是我们恩施州全体人民的骄傲，更是古老巴人和巴文化的又一次伟大辉煌！
&&& （谭庆虎）
　　红土溪是古代（恩）施鹤（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我国西南著名文化线路巴盐古道上因盐而兴起的一个文化古镇。红土溪原名红豆溪，现为红土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距离恩施市城113公里，是恩施、建始、鹤峰、宣恩四县市交汇之地和商贸集散地。习惯上，人们把红土与三岔、沙地、新塘一起称为“东乡”；在地理坐标上，它背靠容美古桃源、前临廪君巴人发祥地清江，只是延绵数千里武陵山脉的一座很普通的山梁，但在我心中，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谜团。
　　红土溪三面临水，左边是马尾沟，与清江交汇处叫大马驿，是巴盐古道的一个驿站；右边是五家河，与清江交汇的地方叫新渡坝（古称施州塘）。在遥远的古代，红土溪濒临清江与两边的河谷地带就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族群——巴人，历代史书称其为巴蛮或清江蛮；土司时期，这里为容美土司辖地，也曾受到东乡土司的军事胁迫和文化浸润，开始接受汉文化熏陶，文风渐炽，成为东乡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清“改土归流”以后，大量的外来移民在此挽草为界，伐荒烧畬，坐贾经商，把农耕文化、商贸经济与传统的巴人渔猎文化交融一体，在这片文化土壤中孕育并留存了许多具有化石性质的文化事项。巴人后裔与明清移民
　　在恩施城里，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近似普通话的怪怪的方言，这就是所谓的东乡话，而最地道的东乡话是红土腔。在恩施市和州府工作、经商、定居以及临时打工的红土人很多，所以，只要听到这些人讲话，大体上就能知道他们是东乡人。不过红土腔还有两个方言系统，一个是“蛮子腔”，一个是“搬家子腔”。操“蛮子腔”的是红土古镇的最早族群，他们是巴人的后裔；操“搬家子腔”的人群则是红土古镇的历代移民。“蛮子腔”属于土著古语，“搬家子腔”则是江西、湖南、贵州以及湖北汉阳等地移民将各自母语与土著古语、时兴官话混融的一个语言变种。
　　巴人后裔生活在红土溪低山河谷地带，有谭（覃）、黄、向、廖、董五大族群。其中谭氏、覃氏、向氏为巴人五姓衍化而成，是清江流域的真正土著民，黄氏、廖氏、董氏则是已经融入到当地土著文化之中的早期移民。他们至今保留着跳丧（三爷儿嗬）、放话、约话等古老的婚丧习俗，民风强悍直质，急公好义，保留着巴人尚武的民族血性。而最能代表其族群身份的除了廪君（向王天子）崇拜外，那就是独特的、可以算作是先秦语言活化石的方言古语。如他们称母亲为“因娘”、尊年长妇女叫“老巴子”，姑父叫“牙牙”等；词语中也保留了许多巴人的族群记忆，如
“巴左手（左边）、巴右手”（右边）、巴兴不得（正好）、缺巴湿（湿透了）、造孽巴撒”（可怜）等等。此外，这些操蛮子腔的人群，读“天为千、爹为阶、调为桥、听为亲、庭为秦”等。这些方言古语我们现在听起来虽觉陌生，但也很可爱。比如某人找邻居借梯子，便说“把您（儿）的妻（梯）子借我用下哈”。主人则说：“好哈，莫把我妻（梯）子搞坏哒哈！”已故学者张汉卿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著文说，红土“蛮子腔”是先秦古音的残迹，是巴人古语的活化石！
　　红土古镇是廪君巴人的发祥之地，也是清江流域最大的移民之乡。最早迁徙到这个蛮荒之地的移民现在已经查找不到确切时间了，但至少在明清时期，石灰窑和红土溪等高山地区已经出现了几批外来移民，即所谓的搬家子。
　　红土溪的“搬家子”主要是“改土归流”以后陆续从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迁入垦荒或经商的汉族移民，有曾、李、刘、罗、韩五个大姓。这五大姓各有所长，有顺口溜云：刘家的嘴钳子，李家钱串子、罗家锤把子（勇武），曾家&&&，韩家笔杆子（文人多）。此外，还有一些晚清至民国年间迁入的商人，当地称之为“汉阳客”。
　　红土的“搬家子腔”即是由这些移民在融入红土社会之时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较之于“蛮子腔”，“搬家子腔”有几个特点：一是因为是外来移民，很多时候需采用当时的官话才能与本地土著沟通，因此“搬家子腔”现在听起来有点接近普通话；二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在强悍的土著面前处于弱势，必须谨慎卑谦、慎言慎行，故其语调平缓，多带拖音和儿化音，让人听了舒服，不会因语言障碍而引起与土著居民的误会和纷争；三是他们也存留了部分母语，所以有很多连他们故乡都没有保留的方言竟奇迹般地在“搬家子腔”中存留了下来。
　　红土的搬家子们在几百年的繁衍生存中，独创的“搬家子腔”也可以算作是中国南方中古方言的活化石。巴盐古道与红土古镇
　　巴盐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一条著名的文化线路，有“南方丝绸之路”的美誉。这条文化线路北起云阳、大宁，西起渝东的酉、秀、黔、彭，由北至南，翻越大巴山、巫山，进入武陵山区，延绵上千里，持续数千年，史书上称为“官盐大道”或“川盐大道”。它经鄂西南下，东面汇入江汉平原，到洞庭湖流域，南入湖南境地，再到贵州并远及云南。红土溪是巴盐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因此红土虽然是恩施市最后通公路的一个乡镇（1980年通车），但在古代却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
　　巴盐古道经由红土境内有三条线路，一条自建始经红岩寺、花坪、凤凰观（或者经麦坦、双土地）至红土；一条自恩施和湾或建始花坪经鸦鹊、沙子地、新渡坝（施州塘）至红土；一条是“改土归流”后连接施南府与鹤峰州的施鹤大道，它既是盐道，也是官道和驿道，自恩施经三岔口、新塘、红土与石窑抵达鹤峰，全长225公里，其中马尾沟的大马驿、红土溪、石灰窑便是其中的几个重要驿站。此外，自恩施通往石灰窑还有一条人行大道，即东乡大道，全长95公里，自恩施老城东门经鸭子塘、长沙河、万寨、木栗园、水杉坝至石灰窑。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线路，成为红土溪古镇形成和繁荣的基础。
　　红土溪是因盐道之利由一个自然村落而发展起来的集镇。现存的红土老街有两条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平行街道，街宽4米，各长150余米，原为卵石路面，当街多为木质布瓦商铺，上街与下街之间有一个寺庙，现已歪歪斜斜地靠在一座砖混房的侧面，上面建有戏楼，是小镇人们祈求福佑和娱乐的中心。红土溪当街流过，从前居民家家都架设木板或大树沟通两岸，颇有小桥流水的诗意，可惜后来小溪被覆盖，少了一些古镇风韵。
　　红土溪也是恩施州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古集贸市场。清同治七年（1868），恩施全县共置三里25甲，红土属东乡崇宁里，即为恩施县52个农村集贸市场之一。此时，红土溪已具集镇雏形，而且商贸发达，人文蔚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宣恩著名中医汪古珊在红土、双河、新塘、沙地一带行医授徒，并著《医学精粹》流传乡里。1860年“韩义三”药号在红土溪开业，此为恩施乡镇最早的中医诊所。晚清至民国年间，红土有江浙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地帮等行商与坐商在此经营药材、土特产及盐业和布匹；有童金堂、童金叙、童银叙等“汉阳客”在此经营洋货，成为巨商大贾；早期移民红土的李家亦因地利之便而发迹，成为红土古镇的“钱串子”。此外，本地人自古就有盐帮从事盐运，他们把当地的木梓油、桐油、当归甚至腊肉等土特产运到云阳换取食盐，然后再把食盐贩卖到湖南资丘等地换回布匹和日常用品。一般背夫藉此维持家计，而那些盐帮头目则因此成为红土古镇的富翁。解放后，红土古镇仍是沙地、建始景阳、宣恩椿木营、鹤峰中营等周边地区的商贸集散中心，有“小香港”之称。红土乡政府内现保存有一块民国三十三年立的《建筑乡公所序》碑，碑记说“恩邑红豆溪市场，百余年人文蔚启，山水清音，虽非通都，可壮大观”，证明红土溪古镇至少已有200余年的建镇历史了。
　　在红土溪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是坐落于水田坪的刘家大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红土刘氏是在仁字辈时逃荒至红土溪的，先是给人当长工，后来耕读持家，子孙繁衍，逐渐成为红土的大户。据78岁的刘圣敏介绍，刘家大屋为其曾祖所修，有三进，中间是一条通道，并列有三个天井，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左右，两边各有一座朝门，大屋正面30米左右，前面还有很大的一座花园。大门并不气派，但两边墙面均有彩绘，显得古雅而不张扬，正堂悬挂着一块木匾，上书“墨庒遗业”四个大字，为刘家大屋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文化色彩。
　　能够见证红土溪百年文教的，一是红土乡平锦村的黄氏举人屋场。约在清咸丰年间，这个举人屋场三科出了五个秀才一个举人，施南府知府亲授“五桂连芳”匾额一块。二是红土溪古镇上曾出了一个留日学生韩郁宣（字书文）。此人于1907年—1911年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恩施县志》失载，但我们在采访中，意外地发现了他毕业时的一本相册。相册已经发黄，硬板压布封面，左下方有1911字样，制作非常精美，现为他的外孙刘圣雄收藏。相册扉页上有白云山樵“功名出苦辛”题词，有明治大学校园建筑照片3幅、明治大学政治学会等学会集会照片2幅，其余为老师和日本籍、中国籍同学个人照片，计175幅，另有活动照片及风光照片5幅。明治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前身是1881年岸本辰雄等创办的明治法律学校。周恩来总理1917年留学日本也是在该校读书，韩氏还应该是周总理的同学。韩书文毕业后曾在北洋政府做过一段时间的官，30多岁因病死于京城，留下一个日本老婆和红土籍夫人。韩氏死后由政府将其灵柩从京城运回红土溪安葬，夫人刘氏亦带着三个女儿回乡定居红土。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嫁给李家，没有子嗣，只有刘圣雄的母亲韩季芳生有刘圣常和刘圣雄两个儿子。刘圣常高中文化，擅长诗文，据说曾教过几年书，因精神失常而散居在家。他在韩书文的相册里留下了许多诗文，大多写于上世纪60年代，虽不甚精致，但其字里行间始终高扬着一种理想激情，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生存境况和生命意识，这也可以看作是红土溪古镇文脉濡染的一种人文气质吧！
（欧阳九红）
　　在清江南岸武陵余脉莽莽群山中，以北纬三十度和东经一百一十度相交线为坐标，西部以伍家河谷为界，北部以清江河谷为界，东部以支锁河谷为界，南部以支锁河的支流茶辽河及向西流的长河为界。其行政范围包含山水相连的建始官店镇大部、巴东金果坪镇的泗井水、建始县景阳清江以南高山部分。
【一】&“向王天子吹牛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在建始伍家河上源河谷两岸台地磨盘寨、双茶村之间的万仞绝壁中有一洞名曰向王天子洞，里面有供人祭拜的“向王天子”菩萨身。据传说，“有一年正在抢收秋粮时，向王天子从向王洞中出来化成一巨人，其双脚踏在伍家河两岸的高山之上，吹响牛角，召集兵马，杀贼保民。人们敬奉向王，立庙祀之”。这个故事歌颂了向王天子廪君为开发清江流域的历史功绩和贡献，这是境内有巴人后裔繁衍的最有力证据。其中最能代表其族群身份的除了廪君崇拜外，词语中也保留了许多巴人的族群记忆，那就是独特的、可以算作先秦语言活化石的方言古语。如“巴左手（左边）、巴右手（右边）、巴兴不得（正好）、缺巴湿（湿透了）、造孽巴撒（可怜）、巴东”，称年长妇女叫“老巴子”等等。而在伍家河谷既没有向王天子的墓葬出土，也没有廪君后裔生活过的文物出土。土家族由廪君之魂的白虎图腾崇拜如何演变为向王天子还处于推测阶段。巴人“巴、樊、瞫、相、郑”五姓中瞫转变为谭、覃，相转变为向，这种推测同样显得有点牵强。笔者以为，向王天子是后来移民带进来的神，或是廪君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做的相当于挽草为记一样的疆界标点。廪君部族迁徙后留有少量部族在这里守护。这可以从建始县清江南北干支流河谷都有向王天子祭拜遗存中得到印证。巴东南潭河桃符口的三里城遗址还可以证明久远的古代仅有少量的廪君后裔“巴蛮”或“清江蛮”世居于这些河谷地带。
伍家河、清江、支锁河及其支流茶辽河、猪洱河的低谷平坝中居住着人们称之为“蛮子”的聚落。蛮子聚落的人操的是蛮子腔。他们称母亲为“恩娘”、姑母叫“牙牙”等；此外，这些操蛮子腔的人群，读“天为千、地为季、爹为阶、调为桥、听为亲、林为能、跳为俏、胡为福、听为青”等。
　　有些方言古语我们现在听起来虽觉陌生，但也很可爱。比如某人找邻居借梯子，便说“把您（儿）的妻（梯）子借我用哈”。主人则说：“好哈，莫把我妻（梯）子搞坏哒哈！”“蛮子腔”属于土著古语，操“蛮子腔”是巴人、融入巴人的早期容美移民、少量中原汉人洪武移民的后裔。“蛮子腔”是先秦古音的残迹，是巴人古语的活化石。在普通话流行的今天，这种现象仍在顽强生存。
　　明洪武年间，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部分中原汉人（景阳河向氏属洪武中原移民）和廪君另一支后裔容米部落自宜昌府长阳资丘容米洞溯清江及其支流向西迁徙。他们挽草为记、指手为界占据低山平坝的河谷地带。他们种植水稻、栽培果树兼以渔猎。容米部族在同土著巴人、少量中原汉人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田、向、黄、谭、覃”五族土家社区聚落。
　　容美盛时，巴东、建始、恩施清江以南地区全部归属容美土司管辖。相对封闭独立而又恶劣的自然社会生存环境，使这些地区形成独具土家特色的民俗风情、文化传承和称之为“蛮子腔”的语音系统。他们至今保留着跳丧、放话、约话等古老的婚丧习俗；保留着巴人尚武的民族血性，急公好义。
【三】&在“蛮子”开发低谷坪坝的时候，被四水四面包围的官店大部，建始景阳清江以南，巴东泗井水的高山地区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历史和政策的因素，荆州、湖南、江西等地流民竞集。迁到建始的先辈先祖们伯仲偕行，踏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逃离家园，在建始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江西、湖广汉人迁入这些高山地区垦荒或经商。移民沿清江干支流河谷地带容美移民古道向巴东、建始清江南岸的高山核心地区官店口集镇一带进军。他们沿着猎人们走过的羊肠小道，一路披荆斩棘抵达清江南岸地区的高山、二高山的山岭梁坡、坪谷坝池、沟谷槽垭等适宜于耕种地区。刚进入这一地区挽草为记的移民们以一姓或两姓广泛分布于适宜种植的高山坪坝地区，形成自然聚落。到乾隆末年便撒豆为兵、星罗棋布了。建始到巴东段清江，以南官店口为中心的高山自然村落形成相对稳定的搬家子聚落。搬家子们在几百年的繁衍生存中，在融入当地社会之时形成一种特殊方言搬家子腔。操搬家子腔的人群则是历代移民。搬家子腔则是江西、湖广等地移民将各自母语与土著古语、时兴官话混融的一个语言变种。
　　较之于蛮子腔，搬家子腔有几个特点：一是因为是外来移民，很多时候需采用当时的官话才能与本地土著沟通，因此搬家子腔现在听起来有点接近普通话；二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在强悍的土著面前处于弱势，必须谨慎卑谦、慎言慎行，故其语调平缓，多带拖音和儿化音，让人听了舒服，不会因语言障碍而引起与土著居民的误会和纷争；三是他们也存留了部分母语，所以有很多连他们故乡都没有保留的方言竟奇迹般地在搬家子腔中存留了下来。在建始县城工作、经商、定居以及临时打工的官店、景阳人很多，只要一听这些人讲话，大体上就能知道他们是官店人还是景阳人。
　　总之，这一地区的人口来源及结构构成一个金字塔模型。巴人后裔即廪君后裔居于顶端，人口最少；洪武以来的明朝移民既包含长阳容米移民，也包含中原移民；居于金定塔底部的是始于雍正时期的中原移民。建始整个县境也大都如此，唯一的区别是金字塔的规模更为庞大，分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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