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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安派到竟陵派――浅谈明代两大文学流派的发展脉络牧石
明代万历年间，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逐渐形成了公安派。它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人们称他们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著名。
公安派文学思想：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鲜明的反道学色彩。
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在创作论上，公安派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最为重要一点是提出了“性灵说”，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题材内容也变得过于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
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
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都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
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袁宗道还认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复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曲解了创作的源头。他们写来写去，只是几处风景名胜，题材狭窄，思想贫弱。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成就却不大。
“公安派”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均有一定的影响。近代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复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很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公安派”反对同时复古主义的，还有以竟陵人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竟陵派”的产生是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趁势而起的。
竟陵派文学主张：为矫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滥造，流为俚易肤浅的弊病，钟惺、谭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同时主张作诗为文，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的学古乃至复古，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天地。他们评诗，只着眼于一字一句的得失，流于烦琐纤仄。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涩诡谲，专在怪字险韵上翻花样，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异其趣。因而，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正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
锺惺、谭元春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独抒“性灵”，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他们选《诗归》，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单绪”，“孤行”，“孤诣”。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又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
明代诗文家、诗选家、史学家。字伯敬；号退谷。祖籍永丰(今属江西)。著有诗文集《隐秀轩集》，又有《史怀》等。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又辞官归家，晚年入寺院。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后屡试不第。少慧而科场不利，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夏合集》。
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此诗非常令人费解，不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抨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征兆（见《列朝诗集小传》），
这当然是偏颇之论，不过他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阴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戒戒为野人”。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这些片断“梦忆”，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 的感慨，流露着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是比较有内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奚，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观察深入细致，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湖心亭看雪》记西湖雪景：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园中人两三粒而已。……
则别具剪裁，惟取浑括，以诗为文，使散文诗化了。读这种诗化的散文，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
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终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公安派还是竟陵派，它们对晚明的文学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两大流派是一种因果关系。后者对前者是批判中有继承，否定中有肯定。我们研究它们，应该以辩证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
牧石,本名石霜舫,历史文化学者,自由作家。系国内多家媒体特约作者.现居湖北天门。
原载：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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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戊子[按：即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三月十五日未时，自伊犁惠远城起身。三十里，住绥定城。如苍崖镇军（柏）留住署中。天阴无风，树木才见新绿。三十里流水潺┏跸惩链蟆Ｋ托姓呱韭砝ū荆⑶吧轿髁盥烂鞲ê祝┝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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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散的樱花李兆忠　　樱花崇拜　　樱花啊！樱花啊！暮春时节天将晓，霞光照耀花英笑，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去看花！去看花！看花要趁早。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日本民歌《樱花》，朴素的歌词，配上徐缓动人、缠绵伤感的旋律，极具感人的韵味。在日本，这首歌家喻户晓，人人皆会，唱着这首歌，日本人民迎来樱花岁岁开放，年年谢落。 　　樱花在日本被人们奉为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有名的神社每年都要举行一种叫做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这种信仰也渗透到农业生产中，日本是一个种植水稻的国度，很久以前，民间就流传“樱花催人播种”的谚语――人们相信，在樱花盛开时节播种，可以保证水稻丰收。 　　总之，自古以来，日本人对樱花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怜，它早已变成一种难以化解的情结，一种固定的审美心理。 　　沐浴在太平洋浩翰无垠的海空的东瀛列岛，一年四季阳光充足，雨水丰沛，植物繁盛，人称绿色王国。喜爱草木花卉，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嗜好。然而，在种类繁多的花卉中，日本人为何对樱花最为倾倒？ 　　日本自古流传这样的谚语，叫做“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樱花俨然占据众花榜首。然而，在更早的时候，比如奈良时代，日本人心目中最高贵的花却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梅花当时被日本奉为国花，这可以从《万叶集》得到证明。《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歌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所收咏梅的和歌有一百一十八首，而咏樱的只有四十四首。梅花产于中国大陆，属于“舶来品”，受到如此的青睐，同岛国人崇汉媚华的心理有关。当时中国文化正处巅峰时期，受文明刚起步的日本的景仰，是很自然的，大唐的审美趣味，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审美趣味。至于后来樱梅易位，雪肥梅瘦，实际上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实力在东瀛的盛衰消长，和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审美意识的日益觉醒。 　　据日本的《广辞苑》，古时候人们如果单说花时，那就是指樱花，“花见”，就是观赏樱花之意；但同时“花”这个词也用来泛指别的花。由此可以推想，樱花在当时具有君临一切的花王地位。　　樱花不是外来品种，而是东瀛列岛固有的花；岛国特有的风土，培育造就了它特有的美，樱花同日本的气候特征、地理风貌乃至自然景观有一种微妙的契合。这是日本人喜欢樱花的最主要原因。 　　樱花品种多样，据统计共有二百四五十种，比较常见的有山樱、染井吉野樱、彼岸樱和重瓣樱。其中染井吉野樱最受青睐，被誉为“樱女王”，是日本樱花的代表。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素以樱花为美食，他们吃樱叶饼，喝樱花汤，尝腌樱花，食樱花粥（小豆粥）和樱花饭（加酱油和酒煮的微带红色的饭）。同样，他们也喜欢以樱花命名事物，比如“樱雨”（樱花盛开季节的雨）、“樱时”（樱花季节）、“樱狩”（到野外观赏樱花）、“樱人”（赏樱花的人）、“樱梅”（梅花的一种，开红色重瓣花）、“樱草”（报春花科多年生草）、“樱鲷”（樱花季节在内湾捕获的鲷鱼）、“樱鱼”（樱花季节捕获的小鲇鱼）、“樱田”（樱花盛开场所）、“樱茶屋”（樱花时节专为赏花人准备的茶屋）等等，这些事物多少都与樱花有点关系。奇怪的是，还有许多看起来同樱花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如“樱海老”（樱虾）、“樱贝”（樱蛤）、“樱纸”（一种小张的薄手纸）、“樱肉”（马肉）、“樱灰”（一种出自佐仓的炭灰）、“樱干”（用酱油、糖、料酒等腌制的鱼干）、“樱味噌”（一种用牛蒡、生姜、糖料等加工而成的豆酱）等，日本人也非用樱花命名不可，这真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如果说语言代表一个民族的思维和深层心理的话，那么，这种非理性、非逻辑的命名，意味着什么呢？　　盛大的赏花仪式　　一年一度的赏樱仪式，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太强烈。那种声势浩大、热烈沸腾的场面，大概只有在正月里参拜神社的时候方能领略到。每年进入到三月中旬以后，樱花开放的信息随着春天的步伐由南向北悄悄传递，不久，东瀛列岛从南方到北国整个笼罩在一片粉红色的海洋里，岛民的心情，犹如那盛开的樱花，沐浴在春天和煦的阳光里。这时，走出家门，来到樱花盛开的野外、公园、河畔，尽情享受这一年一度造物主独赐的快乐，是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据史书记载，日本很早就有观赏樱花的活动，公元七世纪时，持统天皇就特别喜爱樱花，每年都要到奈良的吉野观赏樱花。《日本书纪》（７２０年）中这样写到：天皇泛舟行乐，忽有一瓣缨花飘落酒杯里，情调甚为浪漫。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首《樱花》歌，就是出自《万叶集》里的一首和歌，原文为：“樱花，樱花，暮春三月开满晴空，一望无涯，花香四溢，如云似霞，去呀去呀，同赏樱花！”然而，欣赏樱花成为一种全民风气的，是１７世纪以后的事，当时的情景是，“或歌樱下，或宴松下，张幔幕，铺筵毡，老少相杂，良贱相混。有僧有女，呼朋引类，朝午晚间，如堵如市。”可见当时的盛况。 　　日本政府把每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每年四月初，要在东京新宿公园举办观樱会，邀请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各国外交使节参加，这种观樱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外交活动。由于樱花花期较短（从花开到花落大约只有十六天），花瓣娇嫩，经不起风吹雨打，赏花必须抓紧时机，就像《樱花》歌里所唱到的那样，“看花要趁早”。但因为樱花是由南向北次递开放，从冲绳到北海道，日本的樱花花事一般可以持续半年时间。 　　东京众多的赏樱名所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上野公园。上野公园的樱花树规模最大，品种最丰，气势最旺。花开最盛时，一棵棵樱树花枝招展，争奇斗艳，密密咂咂，连成一条长达数百米的樱花林荫道，盛开的鲜花把长长的树枝压得下垂，游人伸手即可触摸，由于花开得太多，太密，有时给人一种拥挤甚至是窒息的感觉。 　　樱花树上，一片春意闹枝头，樱花树下，饮酒品茶人声喧。同中国人赏花，三三两两、小队人马不同，日本人是成群结队，观赏樱花不是光看看、满足一下眼睛就完事，他们带着塑料布、草席甚至塌塌米来到赏花的地方，摆开阵势，在樱花树下一待就是一天。这也难怪，日本人凡事喜欢集体活动，欣赏樱花当然也不例外。在樱花最盛的那几天，日本的公司一般都放假，集体出来赏花。上野公园的樱花林荫道上，密密麻麻、一拨紧挨一拨，坐满了兴高采烈的公司社员们，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供游人通行。为了保证赏花的位置，公司还专门派人提前占领。 　　树上树下共欢腾，人面樱花交相映。既然是集体活动，就免不了有许多小节目。美味佳肴和好酒是不可缺少的，不过一般只限于制作精美的小菜和味道清淡的日本酒。心旷神怡的工薪族们这时从容地咂吧着清酒，环视四周，时不时地发出几声“きれですね”（真美啊），“あ，きもちがいい”（啊，真叫人心醉）。当然，光有美味好酒还是不够的，酒过几巡后，就会有人按捺不住地起来表演自己的“自慢”（擅长），卡拉０Ｋ一般是年轻社员的拿手好戏，拿起话筒，谁都可以声情并茂地自我陶醉一番，赢得一阵劈劈啪啪的掌声。不过，从演唱的曲目来看，似乎都是些与欣赏樱花无关的现代流行歌曲，其中大多是情歌，听上去有点喧闹。 　　古人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也完全符合上野公园里欣赏樱花的盛大场面。在喧嚣的组合音响或者一唱三叹的歌声伴奏下，樱花树下的美人们纷纷起立，翩翩起舞，其扭腰弄肢的妖艳模样，令人想起近世盛行的风俗画中的游乐图，那真称得上是一幅幅绚烂多姿、充满了生命冲动和肉体激情的浪漫图景。都说日本人只知干活，不知享乐，是缺少情趣的经济动物，不知根据何在？请到上野公园来看一看：眼前的情形，不正是那个古朴、浪漫，充满世俗情欲的江户时代的延续吗？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在文人雅士看来，这未免有点恶俗，难道这也算是赏花？简直是低级嘈杂的街头表演。一位初到日本的外国记者在记述这盛大的场面时就曾不无调侃地写到：“喜气洋洋的赏花会上，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喝酒，有人交谈，还有人睡觉，唯独没有人欣赏樱花！”　　樱花的集合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花，人和花，也有一种奇妙的同构和感应。
那么，樱花和日本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默契呢？ 　　平心而论，单株地看，樱花并不起眼，比起牡丹、月季，它显得太秀气，比起玫瑰、蔷薇，它又显得太柔弱，总的来说，它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充其量只是一种秀美而已。而且，樱花色彩单调，只有红、白两色，比起别的花来又逊一筹。如此看来，在争奇斗艳的花的王国里，樱花算不得有多了不起。 　　然而樱花自有其美，其魅力不是来自单株，不如说来自群体；只有集中到一起，樱花方能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气派和风貌。 　　那是一种铺天盖地、汪洋大海般的美。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朵樱花并不特别强烈地表现自己，同时却顽强地展示着自己的那一份美。也许看久了，人们会感到些许的单凋，但决不会感到乏味。因为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氛围里。关于这种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古都》里有这样的描写： 　　站在回廊西口，望着一簇簇红垂樱，顿时使人感到春意盎然。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春天呀！连纤细低垂的枝头，也开满了嫣红的重瓣樱花。樱花丛中，与其说是花开树上，看起来倒像枝丫托着繁花朵朵。 　　正是这种笼罩天地的集合之美，使樱花焕发出一种别的花种所不具备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光辉。当你凝视着樱花树下如痴如醉、集体狂欢的日本工薪族们，不难感悟到：樱花国的人民――日本民族，不也正好具备了樱花的性格吗？ 　　人们经常这样比喻，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三个日本人何以就能变成龙呢？就在于他们的合力，那不是力量的算术级数的相加，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我早就发现，日本人单独一人时，通常是沉默寡言，呆头呆脑，故有“沉默的日本人”的恶名。但是，一旦聚笼到一起，那就请看看吧，一个个伶牙俐齿，活跃无比。难怪他们那么喜欢聚会，那么喜欢生活在集体中，看来只有在团体中，他们才感到自在，感到自信，也才更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日本人集团精神的核心所在。考察各行各业的成就，假如单个地同别国比较，日本人并不见得一定占优势，然而如果从整体上衡量，日本却可以遥遥领先。个中的秘密在于，由于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的高度一致，日本人之间很容易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同样，由于个体人格精神发育的先天不足，个性的自觉压抑，日本人特别倾向于互相依存，以集团的力量应付一切困难，战胜一切灾难和恐惧，在非常时期，可以创造令人瞠目的奇迹，也可以跌进不可挽回的灾难。日本作家开高健在小说《恐慌》中对这种集团的力量作过形象的描绘：“老鼠虽然胆小怕事，神经脆弱，但是一旦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它们的习惯就立刻变得截然不同。集团的力量是阴暗而强大的，同时也是疯狂而带有爆发性的。”小说结尾，老鼠大军奔向湖畔集体自杀，原因是一只老鼠受到某种冲动的刺激，首先开始狂奔起来并带动了所有的老鼠。　　人与花的默契　　然而，这种类比仍让人觉意犹未尽，日本人同樱花还有更深层的默契。
在古代，身佩双刀的职业杀手武士，常以樱花自喻或自况，听起来颇有点不可思议，雄强刚烈的武士与纤弱秀美的樱花难道还有什么共性？按照川端康成的说法，樱花的美属于女性，在《古都》里，他借笔下的主人公的嘴这么说到：“我从未想到，樱花竟这么有女性风度。无论是色调，姿态，抑或是娇艳的风韵”，“纤细低垂的枝丫，以及枝丫上的花朵，那么柔媚又那么丰满。” 　　武士钟情于樱花，其实是日本人特有的二重性格的表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武士粗糙刚强的心亦需要柔和清凉的露水来滋润，这难道不也是人之常情吗？这个解释很到位，但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满足。 　　对于武士，樱花的真正魅力，来自于那种不滞不沾、随风飘零、转瞬即逝的美，它恰到好处地搔中了武士们心中的痒处，即日本人特有的“无常”情结。在那个强藩林立、你争我斗的时代，人生道路上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武士为了主君，为了自己的名誉，随时可以捐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犹如那脆弱的樱花瓣，一阵狂风即可吹落。对于那些武士，最过瘾的一件事，莫过于目睹一阵春风吹过，樱花如雪花般地从树上纷纷飘落的情景了，那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美丽，又是何等的富有诗意！ 　　当然，不仅是武士，就是普通的日本民众，也不惧死，惟其如此，在日本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才会有那么多的“心中”（情死）故事。 　　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日本社会一道独特的生命风景线。现在，日本仍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有两万左右的人自杀。日本人对此安之若素。热爱生命、信仰人道的西方人对此颇为不解。我曾见过这样一幅外国记者画的漫画：一家人集体上吊自杀，周围的日本人却在旁边鼓掌。日本的大众传媒对“心中”事件似乎也很感兴趣，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报道、渲染，对自杀的增加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１９８６年日本歌星冈田有希子跳楼自杀，日本的新闻大肆宣传，结果这一年里日本青少年自杀的人数激增。 　　日本的作家、诗人多自杀，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江藤淳……，有意思的是，日本的作家也格外喜欢描写自杀，江户时代的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过十五部谈自杀的书，在当时备受欢迎。三岛由纪夫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其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是自杀、死亡和流血，追求一种毁灭的美。川端康成的小说骨子里弥漫着一种死亡、颓废意识，一种病态的美被表现得绚丽而高雅，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杀经常和日本的未来命运纠缠在一起，而带有文化殉情的意味。三岛由纪夫在他的名作《金阁寺》里，以隐晦曲折的笔法反复宣扬：日本从前一切的美，都应随着战败投降而付之一炬；而在《日本沉没》这本名噪一时的科幻虚构小说里，几位为即将沉没的日本列岛设计未来的文化精英，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让一亿多日本人与美丽的日本同归于尽，并宜称，“这正是日本人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地方”。 　　日本属于典型的海洋季风气候，一年四季节气变化节奏分明，自然景观随时而移，变化无穷，加上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东瀛列岛时时处在动荡变化的环境氛围里，造物主仿佛永远都在启示人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消失，没有固定，没有永恒，所以，对现世人生不必过于留恋，不必苟且，唯有自然之神永远向你敞开着怀抱，生命在那里才真正永不劫灭。 　　日本原本就是个崇拜自然、信奉神道的国度，号称天地神o八百万，肉体死亡不过是返回神国，就像樱花飘落返回自然一样。因此，在这个岛国上也就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当民族的最高神灵――天照大神的皇孙、万世一系的天皇向全体子民发出“圣战”的召唤，把皇恩推向全世界时，谁不争先恐后地赴汤蹈火，谁不想成为光荣的神，牺牲后返回极乐的故土？ 　　“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江户时期的国学家本居宣长，代表全体日本国民吟出了这两句诗。 　　二战后期，为挽回败局，日本军部研制了一种“火箭推进式自杀飞行炸弹”，以对付频频光临本土的美国Ｂ２９轰炸机和强大的美军航空母舰，这种飞行炸弹挂在战斗机下面，接近目标后投下，由关闭在里面的特攻队员操纵。这种飞行炸弹的正式名称就叫“樱花”，机头两侧画有粉红的花瓣。操纵这种飞行炸弹的年轻特攻队员，没有一个生还的记录。一位特攻队员在出击之前，留下这样一首诗： 　　我马上要开始突击 　　魂归故国 　　如樱花散落 　　悠久化作护国之鬼 　　别了 　　我们是光荣的山樱 　　将回到母亲膝下开放 　　将这首诗与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讴歌樱花的话互文地阅读，太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新渡户以煸情的笔调这样写道―― 　　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所喜欢的花，是我国国民性的象征。……它是我国土地上所固有的。也许它的偶然的属性是与其他国土的花相同的，但它的本质则完全是在我国风土上所固有的、自发产生的。然而樱花是国产的这一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喜爱它的惟一理由。它以其高雅绚丽的美诉诸我国国民的美感，这是其他任何花所不及的。我们不能分享欧洲人对蔷薇的赞美。蔷薇缺乏樱花的单纯。再者，蔷薇在甜美之下隐藏着刺，它对生命的执着是顽强的，与其倏忽散落，它宁肯枯在枝上，似乎嫌恶和害怕死亡似的，它的华丽的色彩、浓郁的香味――所有这些都是和樱花显然不同的特性。我国的樱花，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刀刃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它的颜色并不华丽，它的香味清淡，并不醉人。太阳从东方一升起，首先照亮了远东的岛屿，樱花的芳香洋溢在清晨的空气中，再也没有比吸入这美好的气息更为清新爽快的感觉了。 　　必须指出的是，这位思想家写下并多次再版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羽毛刚丰的日本在亚洲挑起两场战争并且取得胜利、从此向帝国主义的深渊义无反顾地挺进的时候，读来更有一种令人毛骨耸然的感觉。30年以后，不惧死的大和民族又在更大的范围挑起战争，终遭惨败，大和民族250万年轻士兵的生命，犹如樱花遭遇强劲的飓风，纷纷飘落，日本终于尝到了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滋味。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某种感应吧，新渡户博士在对樱花充满自恋的讴歌中，一再神经质地追问：“那么，这样美丽而易散落、放出一阵香气便永久消失的这种花，就是大和魂的典型吗？日本的魂就这样脆弱而易消逝吗？”这不啻是大和民族命运的一种预言。 　　顺便提一下，日本战败后，樱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物，受到了清除，樱树几乎被砍伐殆尽。在整个１９５０年代，日本人对樱花漠不关心，甚至有人家种植樱花苗木，因为卖不出去只好付之一炬。樱花的复苏，是上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后，１９６４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日本众议院议长等人发愿“使日本再度成为樱花国度”，成立了“日本樱会”，在东瀛列岛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植樱运动。欣赏樱花的活动从那时起又勃然复兴。
原载：《暧昧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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