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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主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者学习动机保持的因素及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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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动机的保持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动机是一般动机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的情感因素，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心理动因。学习动机作为引起学习活动的动力机制，是学习活动得以发动、维持、完成的重要条件，并由此影响学习效果。
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当前我国进行的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自主学习越来越多地走入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中。自主学习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动而非被动的学习，自主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者主动、独立、积极地进行自身知识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对学习的各种资源、媒体和手段做出自主选择，自主学习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如果学习者缺乏内在的学习需求、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就难以有效的进行自主学习，难以有效地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学习者本身持久的高水平学习动机的保持。如果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水平下降，极易半途而废，失败气馁。因此，在自主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高水平学习动机的保持是学习者持久地拥有强烈的求知欲、高涨的学习热情、巨大的学习主动性，积极地采取一系列学习行为去接收信息，并对知识进行有意义建构的保障。　 二、自主学习过程中导致学习者学习动机水平减弱的主要原因　　&&&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学习者带有一定的学习动机进行自主学习，随着学习的进行、学习困难的增加，学习动机的强度有所下降，学习动机对学习者学习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从而影响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效果。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导致学习者学习动机强度下降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上遭遇挫折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挫折感主要由学习和技术两个方面引起。在学习上，当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与他的希望值出现落差时，就会给学习者带来挫折感。落差越大，落差现象持续的时间越长，学习者的挫折感就越强烈。在技术上，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常常会给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难，技术上的困难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也给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过程造成阻碍，使学习者产生挫折感。挫折感会渐渐消磨学习者原有的学习动机，影响了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二）信息迷航
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网络资源被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到学习中。网络环境中存在着海量的资源，这些资源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了多种选择，满足学习者学习不同需要，但是，自主学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学习，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学习者对学习的各种资源、媒体和手段做出自主选择，相对独立地开展学习活动，面对丰富的教育教学信息，学生容易迷茫困惑、无所适从，出现信息迷航的现象，进而导致学习者自我效能感低下，学习动机水平随之降低。
（三）“高原现象”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学习动机的推动下，学习者经过不断的努力，进步非常的明显，但是，一段快速的进步之后，这种进步的速度似乎停止了，由此，学习者会因此产生焦虑、怀疑的情绪，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学习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极限，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顶端，由此学习动机水平开始下降。这种现象通常被形象的称为“高原现象”，它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学习者经历这一阶段时，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劳、自我效能感降低，进而导致学习动机的水平下降。
三、促进自主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高水平学习动机保持的策略
针对上述造成自主学习中学习者学习动机下降的主要原因，笔者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促进学习者保持高水平学习动机的几点策略。
（一）提高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关于自己胜任能力的信念。人们的自我效能信念决定了他们的动机水平，表现在人们付出努力的多少和面对困难坚持实践的久暂上。他们的能力信念越强，他们付出的努力就愈大，坚持的时间就越长。
在上面所阐述的引起自主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学习动机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上几点原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了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下降，进而引起了学习者学习动机水平的下降，因此，要使学习者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保持高水平的学习动机，就不能忽略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目前，许多研究者已经对帮助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鼓励学习者正确的进行归因，即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把失败归因于自己努力程度的不足或技能的缺乏；帮助寻找与学习者能力相近的人作为成功的榜样，形成替代性经验等等。教师应该适时地积累和运用这些策略，帮助学习者提高自我效能感。
（二）帮助学习者获得“我学故我优”的心理印象
“我学故我优”即尽量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学习后所取得的进步，知道自己的努力付出可以获得可喜的回报。当学习行为的结果与学习者的期望一致，同时这一结果又是积极的，学习者便会产生满意感，满意感所导致的最主要的结果即是动机的保持。研究发现，如果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及时了解自己努力后所获得可喜回报，就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努力学习的动机。利用学习结果的反馈作用能够激发学习者的上进心，使他们获得更高成就的愿望。
运用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习者确立合适的目标，控制学习的进度和难度，使学习者的某些具体的学习目标不断得到实现，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常常会确立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目标，而他们在目标追求中的失败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久而久之，会使他们学习动机水平下降。因此教师要适时的帮助学习者，确立合适的目标，使目标具有明确性、适应性、价值性、自觉性。使学习者能不断地实现这些目标，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避免学习行为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落差给学习者带来挫折感，从而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水平。
（三）进行及时、有效、持续的反馈评价
一般来说，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给与的反馈评价越多，学生从中获得的学习经验就越多，就越能正确地调节自己的学习行为。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进行全面地观察，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不同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学习风格，才能及时地发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学习态度、学习情绪上发生的变化，进而才能给与学习者最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它是对学习者进行有效反馈、评价和调节的基础。建立及时、有效、持续的反馈机制，是避免自主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动机水平下降的重要条件。及时的信息反馈能够使学生修正与发展自我认识，正确的进行自我评价，从而保持学习动机的水平，积极地调整学习策略，增强学习信心，完成自主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科学合理的评价可以使学习者能够全面了解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及时调整学习态度和策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愿望和热情。对学习者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1.针对学习的个性差异进行评价
以观察和反馈交流为基础，根据学生的态度、情感、气质、性格等特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对学习做出全面性、针对性、艺术性的评价。
2.根据学生的发展进行动态、多元化评价
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给与的评价应贯穿始终，即由传统的强调对学习结果的终结性评价转向强调对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也就由原来的试图证明转向试图改进；变传统的以惩罚和分等为目的的评价转变为激励、促进和发展为目的的评价。此外，对学习的评价应多元化，例如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教师、同学、学生个人以及家长都成为教学评价的主体。不要一味地强调学生间的横向比较，而要注意学习者自身的纵向比较。
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行为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过程。其功能与作用是引起和发动学习者开展学习活动，指引学习活动向某一目标进行，具有维持、增强、制止、减弱学习活动的功用。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使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保持在一个已有的较高水平上，才是实现自主学习，完成知识建构的更重要的保障。
作者：刘加亚　录入：
来源：泗洪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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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开福区委党校（行政学院）谭 辉
[摘 要]：读《帝国的惆怅》使懂得人之常情，也懂得国情、民情。因为人们的个性品质就像物理学的磁力线，这是一种隐蔽在个人履历表以外，有些只能体验，品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有时候甚至能影响工作或事业的成败，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好多时候，人们个性品质的反映并不是的刻意表演，而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孔雀见了异性便会张开尾巴跳舞，并非孔雀有艺术细胞，那只是本能。同样，“以人为本”就需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提高干部心理素质，需要参透人性和研究干部个性品质，也是做好干部培训工作的一部分。
《帝国的惆怅》读来让人兴趣盎然，既充满戏剧性，又令人感慨万分!特别是汉王朝晁错、宋王朝王安石这两个悲剧式的人物，读来叫人掩卷叹息！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说：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历史才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因为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所以，由于历史是不能复原的。我们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今天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是我们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如马克思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一、晁错之“错”和王安石之“坳”
（一）晁错之“错”《帝国的惆怅》晁错官居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他力排众议，顶风而上，强行削藩。 “楚吴之乱”后，在诛晁错，清君侧”悲剧式结果---晁错竟然是被骗到刑场，穿了朝服就上车，的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死得很冤、很惨。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让人扼腕叹息。班固就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人们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错有以取也）。但问题是，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自己的理想？难道“始作俑者”便当真“其无后乎”？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按说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 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因为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
二、王安石之“坳”《帝国的惆怅》中宋王朝的王安石人称为“坳相公”，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窜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
王安石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宋王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王安石的“免役法”等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免役法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客观上来看从富国强兵出发点是好的，避免地主和投机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农民也是有道理的。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均输法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
从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王安石的变法问题是还是没有参透“经济人”人性，更没有参透官方经济人的“官性”。显然，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市易司”，后来就是“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从中渔利，中饱私囊。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
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不是青苗法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方贷款。不难设想，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国强兵，如此之多的货币，如果交给银行打理，岂不是更可富国？如此之多的粮绢，如果投放市场流通，岂不是更可富民？一旦出现问题，即交由法庭审理，岂不是更有效率，更加省心？不但贷款，而且税收也可以照此办理。中国历代王朝即便实行低税制度，但因人口众多，集腋成裘，也很可观。但这完全不可能。当时如果有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革变成腐败的良机。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从动机与效果的观点来看， 王安石“坳相公”在坳性格的缺陷，使变法动机与效果的越来越背离。王安石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当青苗法的实施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　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的历史局限？
晁错削藩和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这两个悲剧式的人物，虽然是汉、宋不同朝代，但从个性上看都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晁错、王安石两个人性格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从社会学和人性的观点来看：晁错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晁错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 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很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很是看不上眼。晁错这个时候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出个主意明天出个主意，。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也就忍无可忍了，便恨透了他。
从社会学和人性的观点来看：王安石也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宋王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他们一干官员同朝为官，但形同水火、冰炭不相融。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其实更具悲剧性的恐怕还是司马光。因为王安石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毕竟还能“长使英雄泪满襟”。司马光却只能背上“保守派”和“顽固派”的骂名，甚至被骂作“最没有头脑的人”。不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但司马光绝非没有头脑，甚至也未必就是“保守派”和“顽固派”。就算是吧，如果能让他作为在野党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够稳健一些，不是也不至于弄得那样民怨沸腾吗？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呐！
（二）晁错、王安石两个人性格中第二个共同特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变法，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从用现代决策理论来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个性，表明晁错“领导干部”从政的个人智慧不足；。晁错他提出主张“削藩”这样的大事情，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
晁错主张削藩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事到临头“楚吴之乱”这个关键时候乱出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一个是要杀袁盎，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也是朝廷的大臣，并不是吴国的大臣，怎么要杀袁盎呢？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袁盎赶快找到汉景帝，反戈来提出杀了晁错“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因为，是晁错首先提出来要杀袁盎，袁盎才向汉景帝提出来杀晁错的。用现在的话说，袁盎这可以算是正当防卫。二是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城。在这个紧急关头，这样做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为大将军，我带兵去打，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皇帝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仗。这样一来，你打败了，你晁错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晁错是功臣。
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
从用现代决策理论来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个性，也是显示王安石“领导干部”从政个人智慧不足；王安石也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个性。宋王朝的“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背叛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三）晁错、王安石两个人性格中第三个共同特点：就是过于执著。
晁错、王安石两个人都是忠心耿耿，同时也执著的人。晁错、王安石两个人都是就是过于执著的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
从哲学矛盾的观点来看：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有时麻烦就大了，如我们的“嘉禾事件”。
从政治家应该具有的品质来看：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晁错、王安石显然缺乏这种品质。只看——削藩就是对的，王安石只看——变法就是对的，就执著、坚持、认死理。
我们用现代决策理论来看：汉文帝懂得欣赏与决策不同的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不太懂得：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而且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大的麻烦。
宋王朝 “熙宁变法”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结果新法接连被废，然而宋王朝大势已去，五十几年后宋朝无可挽回的灭亡了。宋王朝的“熙宁变法”的失败，也说明：调子唱得高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　　
（四）经济、社会的历史局限，决定了对历史人物性格命运的影响！
1、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首先应该是当时经济社会的局限和封建专制政治、意识形态、治国理念所使然。在封建专制社会、经济的局限条件下，晁错之“错”和王安石之坳两个悲剧式的人物性格及悲剧式命运是不可避免。因为，“削藩”与“变法”虽然对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有积极意义，但本质上存在站在或维护封建专制的士大夫立场来考虑 “削藩”与“变法”的封建历史局限。封建专制社会本质上是皇帝的家天下，皇帝是没有错的！错的都是臣子，晁错的悲剧恰恰是这种封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也说明：当今我们在剔除封建专制的糟粕，发展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将走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意义伟大，任重而道远。
2、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意识的基础。
晁错之“错”王安石之“坳，其实也是当时社会意识弱国或穷人心态的反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个性，其本质是缺乏信心。宋王朝从皇祐到熙宁，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宋王朝国家财政收入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急于从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那有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
、从现实意义来看：“浮躁”的心态本质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例如：我们现代中国在发展中，但以前是穷国，刚刚发展起来一点，就有些人开始浮躁。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进行反思。摆脱这种浮躁的“弱国或穷人心态”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将走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要以冷静、正常的心态对待复杂局面，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要有大志。也要特别警惕一些“捧杀”的行为。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谈判中姿态强硬最容易，而妥协意味着要准备很多方案，就很困难了。强硬并不一定意味着爱国。必须懂得哪些应该坚持原则，哪些应该灵活，哪些应该妥协。在当前发展过程当中，应该继续保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人还应该保持清醒头脑，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的心态”。
今天改革开放我们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我们有一些干部看到的是问题成堆，积弊成山，不是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它全部革除了。否则，就是感到前途暗淡，灰心丧气。同样，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考核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增强干部心理素质的关键
1、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意识（心理素质）的基础；心理素质问题，就是一个人认识和把握自我的能力，它包括人的认识、情结、情感、意志、气质和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不可否认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意识（心理素质）的基础；社会意识（心理素质）是社会经济的折射和反映。因为，心理素质问题，本质上是遗传因素、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人个性和心理的独特性，（其中也包括个性和心理的缺陷，使人区别于他人而存在）。
在我们前一段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长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带来了高污染，加上日益严重的沙尘暴、水危机、恶性疾病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等等，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烦躁不安的气氛和“浮躁的心态”，这是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和消极的情绪倾向。人们急于摆脱恐惧、愤怒的困扰，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快慰。如果这种情绪状态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固有的性格特征，导致人们心理经常失衡，甚至是少数领导干部精神高度戒备，从而给自己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损害。
事实证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并不意味着过得幸福。当前我们经济发展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干部自身的素质提高和心理素质增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虽然人们的钱包在增厚、物质享受增强，但人们幸福感和人们心理素质似乎却在下降。没有钱和物质享受肯定不幸福，但是有钱和物质享受也不一定就幸福、心理健康。
近年来，干部当中特别是基层干部，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很少心理交流，压力越来越大，既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又要维护稳定，解决矛盾冲突。面对工作难做，压力太大，心理负担太重，确实很容易出毛病。这种亚健康可以统称为干部从政心理综合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领导干部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要的职责，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自我，就不能客观地对待他人和事物，也就无法真正地领导他人。应该说，基层干部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因此“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对增强领导干部心理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我们干部自我完善的重要体现，是充分履行领导职能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领导水平的重要保证。心理素质好的干部，求真务实，干实事，杜绝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心浮气躁；处理问题才能心胸开阔，同时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可见干部心理素质的提高，提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驾驭全局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变化形势的能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以人为本”是辩正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是增强干部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
（1）“以人为本”深刻的人格自省，克服心理偏激。因为尊重人、尊重自己和别人人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因为做事，先做人，事靠人来做，靠有健康心理、体魄和能团结的人来做。“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竞争、追求正当的物质和利益是人性、人情的自然，也是人之常情，更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如果连人之常情都没有了，更是令人可怕心理偏激！
“世事洞明都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某些干部对人和事持非客观或片面的态度时，就会产生偏见，而一旦抱有偏见，就不能公正、正确地判断事物的全貌，就会阻碍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比如，性格偏激的领导喜欢与性格偏激的人交往，结果越来越偏激；个性保守的领导不喜欢张扬的人，结果越来越保守。无论是对人的偏见。在对事的偏见上，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纠正自己的心理偏见，就很难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难以将自己培养成真正有才干的现代管理者。而要纠正心理偏见，就必须破除思维定式，通过全面思考、换位思考、逆向思考等训练，逐步达到对己对人对事的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就必须跳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人和事物，通过虚心接受他人批评，认真汲取他人智慧，从而不断深化认识、开阔视野。
（2）努力学习与适应 “以人为本”，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的心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正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以人为本”观点，来提高对人对事的判断力，纠正心理偏见，增强干部心理素质。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可以通过自我改造，不断自我完善。所以，用“以人为本”观点为基础，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否则，辩正唯物主义的矛盾观点也会变成令人可怕心理偏激！因此用“以人为本”市场经济观点来分析问题、看待自己，是增强干部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强和提高判断力、耐受力、平衡力、抵制力和发展力
“以人为本”心怀全局和长远，兼顾局部与现实。在工作和生活中，失败与成功并存，成功固然令人高兴，但失败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如果能在挫折中磨炼意志，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领导干部就能增强克服困难、应付挫折的能力。挫折程度越深，对干部的考验也越大，其心理耐受力强弱反映得就越明显。如果不能容忍挫折，就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折感，让消极情绪影响个人的思维，甚至出现过激行为。只要能正视挫折、承认挫折，努力减少逃避、推诿责任甚至迁怒于人等消极的行为，冷静客观地分析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因素，积极克服和消除导致挫折的关键因素，有利因素就会慢慢积累，最终超过不利因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事物发展在形态上表现为曲折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干部个人的境遇不外乎三种情况：佳境——事物快速发展，有利因素远胜于不利因素，个人条件优越、备受推崇；顺境——事物正常发展，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个人事业平稳、无甚烦恼；逆境——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个人遭遇失败、面对挫折。因而，逆境、顺境、佳境实际上是事物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只有顺利通过各个环节，事物才能朝向更高阶段持续发展。这三种境遇，都容易迷失自我：在佳境中，很容易志得意满、得意忘形而走向错误；在顺境中很容易自以为是、混天度日而遭遇失败；在逆境中很容易缺乏前进的动力，悲观失望、消极颓废而难转危局。不断增强心理素质，就需要我们干部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以人为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不断进行自我激励，提升自我发展力，从而克服不利的心理倾向。
（3） “以人为本”，提高个人修养。克制极端自私嫉妒心态，。实践中不断矫正自我以及他人和环境的认识，提高个人修养，才能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做到“以人为本”和与人为善共事。我们知道干部在机关工作，有时人与人之间有时就像一盘石磨上的两扇磨盘，既互相合作把麦子磨成面粉，又互相摩擦损耗着对方，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不都是心知肚明，比如与更年期综合症、无名火盛而又心理经常失衡的人共事，中间的滋味可想而知。
嫉妒的心理是对他人优于自己的一种恐惧、愤怒，是将别人的优越之处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借助于贬低甚至诽谤等手段，与他人的对立中来寻求自我心理的平衡，本质是个人主义，受个人利益至上主导的观念。然而，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将别人的优越之处视为对自己的威胁的“嫉妒”心理是人人都有，见贤思齐，奋起直追是积极健康的心理倾向。但借助于贬低甚至诽谤等手段，与他人的对立中来寻求自我心理的平衡的嫉妒心理，则是极端自私的表现，是偏激、阴暗、病态的心理。领导干部都是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人，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我意识的积极作用，不断进行心理调节和控制，来防止和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只有认识极端自私嫉妒是偏激、病态、阴暗心理，才会抑制它、根除它。同时，与人共事与人为善，也不是一昧软弱、容忍，特别是对某些心理经常偏激、失衡的人，大事不含糊、小事不马虎。
（4）“以人为本”，干部心理健康状态调整，关键在教育和实践。增强领导干部心理素质，不仅是一个心理和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没有不断的实践，心理调节只能在主观范围内起作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矫正个人对自我以及他人和环境的认识，开展良好的心理素质训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并为今后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有力的保证。
开展干部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就领导干部而言，要注重人格塑造，不断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就基层干部群体而言，要注重常见心理疾病预防和治疗、心理健康、饮食结构、健身运动等内容，进行讲解，并设立干部心理健康咨询站，拓宽基层干部倾诉心声和心理求助的渠道。不过开展干部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提高干部心理的素质并非一朝一夕，我们许多干部一般心里明白，“心理不平衡”问题就那么点大个事情，只要一没死人二没影响工作，想利用“心理不平衡”这事把人怎么着，根本就是用鸡毛掸子赶贼。过去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现在有人这么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既然怕就不能太认真。有些心理素质的问题到底如何了结，许多情况下只能取决于自己平常心态的个人智慧来解决。解铃还需要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 “心理不平衡”人之常情，但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结束语：“有心之得，虽善不赏；无心之过，虽恶不罚”谬误之处，请多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200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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