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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文化遗产》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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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昆山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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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最危险的不归
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还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日本是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
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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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赢得了抗战胜利，成为战胜国“四强”之一，但胜利之日却还有没有一兵一卒踏入过日本国土，甚至没有在日本投下一颗炸弹，怎么能说中国打败了日本呢？
由于党派偏见意识形态干扰，抗战历史至今仍有很多盲点和被歪曲的篇章。“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中国该如何应对？打仗要死人流血，不是儿戏，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系国家存亡，需要谋划准备，越是要打，就越要镇定，要从长计议，以求立于不败。长期以来，蒋介石国民党一直被共产党扣着“卖国贼”帽子，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今一直骂个不停，但台湾国民党方面却截然相反，事实到底如何呢？是不是高喊救亡高喊打回老家去就爱国，未战庙算从容应对就是卖国投降呢？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仗既是生死存亡之事，不问敌我实力，不能知己知彼，不讲究战略战术，不研究如何打法，等于送死。高喊口号冲锋陷阵虽可敬仰，却不能挽救危亡。抗日必须全国一盘棋，需要最高统帅部全面筹划。现在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诉说，当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并非无所作为消极应付，更没有屈膝投降，而是一直在谋划抵抗方略，上兵伐谋作积极应战准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蒋方震(，又名蒋百里，乃钱学森的岳父)，受蒋介石委托，对抗日应对之策及前景，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蒋方震是五四国士，“宪法研究会”新派大知识分子，其最亲近的人是梁启超、徐志摩、胡适。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军事，毕业时曾以成绩第一勇夺天皇佩剑，拔得士官学校头筹。1912年应袁世凯之邀，出任民国首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培养出白崇禧等一批将才，后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高参，1927年策动学生唐生智“东征讨蒋”，曾坐牢被国民党监禁。蒋方震并非蒋介石亲信，也非国民党人，政治上属北洋“研究系”，但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尽弃前嫌为国谋划，成为蒋介石的抗日战略高参，对当时世界大势和中日国情战力，作了深思熟虑全方位的研究分析。蒋方震对日本的虚实弱点十分清楚，曾留学日本多年还娶了日本老婆，对中国的潜力优势更是了如指掌，几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对中国人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极具指导意义。1937年初蒋方震出版《国防论》，在扉页上他深情地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当时日本是已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中国则一盘散沙是落后柔弱的农业国，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硬碰硬中国战力肯定吃不消。但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谋略智慧，熟读《孙子兵法》又出国留学现代军事战略理论的蒋方震，更懂得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秘诀。中国能不能打败日本呢？能！世界一流军事战略家蒋方震胸有成竹地告诫国人：“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这就是中国“转弱为强”的“国防论”！
蒋方震提出“拖”的方略，将日本“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即“拖”到世界大战爆发，以“把敌人拖垮！”可以说他早在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之前，就已天才地预示了结局，看到了二战胜利曙光。只要中国能拖住日本，坚持抗战不倒，让美、苏登场收拾日本军国主义，中国虽无力毙敌决胜，但只要能挺到最后，就能分享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国民政府，正是按照蒋方震的方略，“拖”住日本让其爬不出泥潭，以其无比坚轫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巨大牺牲，坚持八年抗战，“熬”到了最后胜利。中国人能“熬”到胜利，也的确是不容易！
蒋方震是国民政府抗日战略的总设计师，其所著《国防论》乃整个二战中国军的战略指导。《国防论》的主旨就是“拖”死日本，具体方略有三：第一，中国地大人众，农业国虽松散，却各地都可自给自足，没有要害可抓，即使沿海大城市丢了仍能坚守。故对日不惧其鲸吞，乃畏蚕食，一旦对日作战，就要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无法利用占领区资源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进攻路线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由北而南，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不让日军机械化部队沿京汉铁路南下包抄国府，以保证国民政府且战且退由南京退守武汉直至重庆，充分利用沿江湖沼山岭之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之优势，组织一系列战役消耗日军战力；第三，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行持久之战，“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以长年累月持久抗战消耗拖垮日本。具体战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在湘西山岭地带形成对峙，以患为利，形成长期战场相持拉锯，让日军进不得进，退不能退，“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我以持久待变，最终让盟军来收拾日本，得以笑到最后。
蒋方震的《国防论》饱含中华兵略智慧，先计后战，立于不败，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战略，也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面抗战策略。兵家言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所以不讲死打硬拼蛮斗，不到最后牺牲关头决不轻言战争，要知己知彼，韬光养晦，以虞待不虞，谋而后动，以求未战先胜，胜于易胜。所谓“曲线救国”，正是孙子所云“以迂为直”，林彪说得更直白：“不起弓弦走弓背”，因为日中综合国力强弱悬殊，走直线硬碰硬对中国不利，所以救国要走曲线，以柔弱克刚强，以谋略求胜算，所谓“以正合，以奇胜”是也。“攘外必先安内”及“游而不击”、“自存自固”等，其实也都包含兵家智慧，不是投降！中国政府既确立抗日持久战略，以退为进，解患为利，开战之前实已立于不败之地。“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国军虽在具体战役上丢城失地连连失利，但在总体战略上日军败局早已注定。“七七事变”后日军并未先声夺人，没有沿京汉铁路快速南下，包抄截断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退路，速战速决，反而被国军牵着牛鼻，自东向西进至两湖山地沼泽，随即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从兵略上讲，日军即是败之于蒋方震陷阱。
&&&&&&&&三，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还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概念，即苏联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干着帝国主义勾当。可以说晚年毛泽东已完全同意蒋介石当年对苏联的判断，蒋可谓毛的先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破冰，基辛格博士多次与毛泽东晤谈，谈到蒋介石，基辛格惊异地发现毛对这位“老对手”十分崇敬，报刊意识形态攻击只是外在表面现象。
现在有人把苏联对华侵略历史一笔勾销，不但有违毛、蒋心愿，更有违客观史实，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苏联侵华打着“输出革命”的晃子，用意识形态掩护其侵略，实际上其侵略味口野心一点也不比日本小。苏联先于日本侵夺了外蒙古，又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直接纳入版图，中国东北已处苏俄三面包围之中。1930年因中东铁路纠纷，斯大林直接出兵打败东北军，更刺激了日本，使其感到再不动手东北将归于苏联之手，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对这两个强盗都保持高度警惕，现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蒋篾称日为“倭”，他希望日苏两个强盗先打起来，中国得乘隙进取，收复满蒙。但日本抢先夺取东北后，苏联却并未与其争锋，而是将侵华矛头转向西北，支持军阀盛世才占据新疆。投机军阀盛世才竟秘密加入共产党，却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提出要将中国新疆建成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还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收为高级特工，宋曾向已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传达“最高方面（共产国际）”指示，并向蒋介石转达斯大林旨意，愿放归蒋经国，交换已被逮捕的苏联特工牛兰夫妇，遭蒋拒绝。苏联不仅运用间谍出色，如向中国和日本派遣佐尔格特工小组，极著声绩，在蛊惑宣传方面，更是巧妙出众，其地下特工通过日本议员之口，炮制出所谓“田中奏折”，昭示日本“欲征服世界”，为中日争战火上添油，操控舆论，浑水摸鱼，软刀子杀人。苏对日自己不出兵打日本，却让中国做挡箭牌，上智用间，破坏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拖”的战略，摄取了最大利益。苏联频频对中国使坏！其贪欲凶残与日本不相上下，狡诈则过之。曾任政法委书记看过内部机密档案
现在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时，也不为野蛮苏联护短，真正记取教训，爱我中华。何况苏联早已垮台，其许多战争罪行黑幕早已由俄国人自己公开，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仍为苏联唱赞歌呢？按旧式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纪念抗战，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如把
日本是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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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都准备“摘桃子”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争夺战后政治主导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共笔杆子奉命写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批蒋，以周恩来的名义公开发表，给蒋介石扣上“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大帽子。蒋其时正是苏联所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领袖之一，与美英首脑平起平坐，怎么会是法西斯呢？加上“封建买办”头衔，更是文不对题。
但蒋介石确实赞美并仿效过法西斯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德意法西斯兴起，迅速扫平国内动乱转弱为强，令人刮目相看，蒋曾派团前往德意考察，并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团，说要用法西斯蒂来推行三民主义。另有张君劢成立国家社会主义党。更狂热追捧法西斯主义的是张学良，他说：“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地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张还自开飞机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在天空一番云雨，拉拢德意反日，大力鼓吹领袖独裁。象当年提“以俄为师”一样，国民党曾想师法德意来强国，德国也确实为国军培训了少许精锐的“德械师”。蒋介石并派第二子蒋纬国去德国学装甲战术，就象派其长子蒋经国赴俄留学一样，都是想向西方学习，以强我中华。中国一度与法西斯靠得很近，其目的竟是为抗日救亡，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主张加入德意阵容以抗日，阻日与德意结盟。而相反，当时日本有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天皇制神道军国主义，用不着再引进什么西方的主义，既不师俄，也不效德意，与法西斯主义反而没有瓜葛。我这不是为日本人开脱，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野蛮落后，如剖腹自杀、自杀式“神风突击队”、“一亿玉碎”等，这是纳粹德国也不屑为之的。希特勒虽然对“劣等民族”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但对放下武器的英法战俘则遵守日内瓦公约，大哲学家萨特被德军俘虏，不久即放回家，没有受到虐待。日本天皇制与武士道也与法西斯没有关系，其军国主义传统早在法西斯主义出现前，即已定型，日与德意结成邪恶轴心，是基于其侵略野心，不是因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后德意侵略面目暴露，与日本结成轴心国，蒋介石即与之划清界限，并坚决拒绝德国的调停拉拢，坚持持久抗日，张君劢也将国家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党。蒋介石虽曾追捧法西斯蒂，但最终没有成就法西斯，反而成为反法西斯领袖；就象他早年“以俄为师”，而终于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却成了反共干将一样。
历史是复杂的，用“党化史学”意识形态偏见解说二战与抗日战争，不仅不得其要领，反而可能厚诬历史。
当时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西南大后方，还有一批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海归洋博士，如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贺麟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写政论评说时局。他们以“文化形态学”来解说中国历史文化和当时世界大战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柔性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侠义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政治应实行高度集权，人称“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超越党派偏见，不讲意识形态，不讲反法西斯主义，以客观公正的立埸研究抗战与二战风云，却被中共党人胡绳、章汉夫批为“法西斯主义的论客”。连避难大西南的墨客也成了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分子何其之多！共产党“斗争哲学”可以信口雌黄，意识形态棍子可以颠倒黑白，党同伐异，不革命即反革命，不从我即为敌，连自由知识分子也污名法西斯，显得极为武断恶劣。后来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出现“江田岛精神”一词，其“小舰队”即被称为法西斯，甚至林彪一伙也被称为法西斯分子。“四人帮”倒台，江青一伙特别是上海陈阿大等亦被称之为封建法西斯。后“六四”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蔡玲，又指控镇压学生的中共当局为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大家都成了法西斯，那反法西斯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普京就将乌克兰“颜色革命”称之为法西斯。其实，现在的俄罗斯与一战后的德国受挫后要复仇的情形十分相象，普京想恢复苏联版图，公开侵夺乌克兰领土，把东欧视为俄“战略空间”，与当年希特勒叫嚣“生存空间”，唱的是同一调子，搞大型阅兵诉诸战争也与纳粹德国同步，遭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谴责。但想不到中国政府竟与普京沉瀣一气，要与普京一起“维护二战胜利成果”，而实际上苏俄在二战中摄取中国利益最多，雅尔塔协议不仅是日本之痛，更是中国之痛！有些“红二代”和“军二代”不翻历史旧帐，抛却民族痛苦记忆，只要意识形态红旗不倒，在意识形态破产的情势下，竟绝望地唱出“联俄抗美”，认贼作父，叫嚣战争，以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煽情，这其实正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法西斯主义，是一条最危险的不归路。我们现在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最须警惕的就是“反法西斯”名义下的国家社会主义。
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动武。然而，纳粹德国与前苏联不仅对外诉诸武力，而且对内实行最严格的书报检查，不允许异见，不让你开口讲理，由宣传部统一言论口径，谎言惑众，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集体意志。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便是真理。苏联的宣传则不至重复一万遍，而是灌输一辈子！“党化教育”可以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歪曲历史，以维护党的权威和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为第一要义。抗战历史和二战真相，因意识形态灌输遭到蒙蔽，在我国就存在许多谬误和盲区。
如抗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形象就遭到长年歪曲，甚至妖魔化！大陆亿万民众只知钱学森，却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蒋方震，及其《国防论》，更不知其提出的对日抗战“拖”的战略为国民政府采用。不知在蒋介石指挥下，中国军民由东而西且战且退，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决死抗战。长期以来的宣传都说蒋介石“不抵抗”，“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第一次胜仗，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领导人民打游击赢得八年抗战。。文革八个“样板戏”中《沙家浜》里有一段沙老太太的唱词：“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组织训练与装备上占有的绝对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军舰飞机大炮，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迷梦，虽损失惨重退出上海，但在战略上已是“先胜”，自后由东而西进行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
在团长谢晋元指挥下，还一直坚守四行仓库，表现了国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根本不是中共所诬逢敌即溃，一泻千里。
在“党化教育”蒙蔽下，我们竟长期不知道规模比“平型关”大千百倍的淞沪抗战，更不知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记得文革高潮时“忆苦思甜”，讲“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提到了抚顺煤矿万人坑，全国报刊却都没有提“南京大屠杀”，不知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冒出“南京大屠杀”，至今炒得更热。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首都的法国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时没有大屠杀，南京为什么出现屠杀事件呢？答案现在一点就破，即当时法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了抵抗，而南京在蒋介石部署下，进行了惨烈抗击。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只讲大屠杀，却不讲南京保卫战呢？这是对抗战历史的明显歪曲，“党化史学”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愚弄老百姓。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虽不对日公开宣战，却按蒋方震战略有计划地对日军节节抵抗，为阻止沿京汉铁路南下的日军机械化师团，蒋介石还忍痛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用大水成功遏阻南下日军，却使河南百姓遭受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更大牺牲！而这正是执行蒋方震由东而西的抗战战略，以空间换时间，以惨烈牺牲达成了战略目的，是中国人民用牺牲换来的胜利。如果象法国贝当政府那样投降不抵抗，中国也就不会有那么惨烈的牺牲，但蒋介石不是贝当！在台湾举行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马英九陈述：国军在八年抗战中与日军进行了对抗会战22次，重要战斗1千多次，小型战斗3万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其中268位将领。他申辩说：“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年抗战是中华民国主导，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
“弱国无外交”。在盟国苏、美、英等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弱国统帅蒋介石做得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宋美龄访美开展“第一夫人外交”，在国会演讲，争取美援，做得非常漂亮。美龄还只身入新疆，说服因苏德战争前期苏溃败而动摇的苏共党员盛世才回归祖国，使新疆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复归版图。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美龄陪老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谈，签署《开罗宣言》，宣布东北、台湾归复中国，并进一步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开创联合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那张宋美龄穿插其间的
“三巨头”会晤照片，可谓“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就此确定，蒋介石作为世界领袖、中国统帅的地位，也获得世界公认。
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
苏联垮台已二十多年，中国仍坚守苏联模式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已经毫无意义，仍就二战为苏联为斯大林贴金，更是愚不可及。因为俄自己早已公开档案，将斯大林在二战中的罪恶公之于世，不光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秘密议定书”，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及比萨拉比亚，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还有“卡廷森林事件”等。苏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枪毙几万名被俘波兰爱国军官，但当时苏共宣传部却无耻反诬是纳粹德国所为，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将档案解密，交给波兰政府。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坏透了，斯大林坏透了，而其对中国使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苏联都极尽利用之能事，中国人吃了苏联人的大亏上了大当。
中国与苏俄、日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难简单归结日本是敌苏俄为友，俄国侵略中国历史最悠久，侵占中国领土最多，而没有日本，中国东北或许早已变成“黄俄罗斯”。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牺牲十万人，才把沙俄赶出满洲，但日本自后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物”。“九·一八”
后建立伪满洲国，日苏之间就侵略瓜分中国，是既争夺又勾结，既打硬仗又使阴招，中国成了“唐僧肉”，成为战场长久硝烟弥漫，而日、苏本土则是一派安祥。中国因虚弱不堪，自清政府以来就玩“以夷制夷”把戏，蒋介石也想利用矛盾联俄制日，加上与欧美列强合纵连横，企图以外交努力迫日本退出中国，却毫无成效。大国博弈讲的是实力，国力不支靠耍嘴皮子全然无用，1941年避居昆明的“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以“战国时代的重演”，来概括当时国际风云，应当说是恰如其分。意识形态最不靠谱，所谓苏联主持公道，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解放全人类，完全是欺人之谈。世界大战充满血腥与罪恶，我们千万不要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把最狡诈的侵略者苏联当救星，如现今只要日本道歉，道歉了还要反复道歉，却不敢要求侵蚀中国最多的俄国作一声道歉，就是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在作怪。
“党化史学”歪曲历史，如所谓“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使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方针，根本据已公开的档案，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一切听苏联支配，所以蒋介石知道，只有找斯大林才能真正解决中共问题。果然，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国家危亡，先前猛烈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立即停止了活动，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愿再以人权与当局叫板”。如蒋方震就自觉放弃反蒋立场，成了蒋介石的战略高参。胡适也放弃不从政的誓言，加入政府当了驻美国大使，为抗日争取外援。蒋廷黻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这就是中国士人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海归洋博士，如钱端升、丁文江等，不但不再批蒋介石专制，反而撰文鼓吹“国家能力”，希望蒋集权调动国家一切资源抗日，当然胡适对此是不赞同的。而中国共产党则趁国难当头，于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在落后农村另立听命于外国的政府。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却不打日本人而打同胞，形同滑稽剧。以“北上抗日”为名的红军长征，其实是西窜逃跑，甚至组织了“西路军”，想进入苏共党员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这难道能说是抗日？西面可没有日本人啊！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这些显然都是斯大林让干的，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对此是公开批评的，听命的只是王明、博古、洛甫、李特、黄超等留苏布尔什维克，反映了中共还极不成熟。中共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成了苏联的“别动队”、“带路党”，毛泽东对此是有保留的。1939年日苏间暴发诺门坎、张鼓峰之战，斯大林下令延安组织正规军向东北挺进，这是不顾中共生死形同自杀，毛泽东则阳奉阴违敷衍了事。毛不但敷衍斯大林，也敷衍蒋介石，这是中共成熟的表现。
这里我们就撇开意识形态来谈一谈抗日兵略。蒋方震熟读《孙子兵法》，是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毛、蒋也都熟读《孙子兵法》，都是以军事起家，以枪指挥党，而不是靠鼓吹主义起家。毛泽东年青时上湖南师范，老师中有易培基者，是留日学生，引进“军国民主义”，在学校搞军训，毛是军训队长，易老师并指导毛生精研兵法，为毛打下兵学基础。蒋介石早年也在箭金公学听老师顾清廉解《孙子兵法》，读曾文正公书。毛、蒋早年最崇拜的人都是曾国藩，都熟读《曾胡治兵语录》，后来用之于治军，取得成功。《孙子兵法》论兵讲国家大战略，以十三篇研讨战略与战术，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
上下同欲者胜
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简称“牺盟”。
中国的决死抗战，使日本开初认定“中国懦弱”、“不堪一击”的乐观论调遭到破灭，昭和天皇私下里也表示：“支那的强硬出乎意外，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但战争已无法刹车，在无法战胜中国的背景下，日本只能加紧对华诱降，诱出了国府副总汪精卫当汉奸，但蒋介石仍坚持抗战，决死牺牲救国，让日本进退失据，无法脱身。
如何决死牺牲救国呢？硬拼还是不行。打游击以人民为掩护还要保护人民，兵法讲所以“游而不击”也无可厚非，阎锡山就提出了“自存自固主义”。游击游击，一有机会就打伏击。1943年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王近山率16团回延安，路上老婆韩岫岩丢了，王说打一仗听到枪响她就会找来，于是有了战地观战团韩岫岩也找回了部队1940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10月日派出冈崎支队300来人（另有200余中国民伕），游击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企图“斩首”打击共军首脑机关。日军误闯八路军
洛川会议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曾发电行至湖南的王震：“你们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日本还没投降，毛已在布局内战夺江山，于是又令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军豫西，新四军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苏浙，准备接收沪宁杭，并没有与日本人交战。毛甚至叹息日军为何不增加点兵力，打到重庆拿下蒋介石。其实，日军用一个师团西渡黄河拿下延安也易如反掌，但拿下又有何意义呢？
毛、蒋对日不屈不降，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本该精诚团结，中共在敌后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使日本人无法蚕食消化占领区，也正是蒋方震《国防论》的战略要点，如果能与国民党正面战场配合，国共合作抗日，是很有功效的。但共军扩张目无中央，甚至消灭国军以抢地盘，如我们现今只知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剿，但此前《东进序曲》所谓“黄桥决战”，中共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下令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渡江北上的新四军粟裕部抢占苏中地盘，消灭坚持敌后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苏北韩德勤与蒋介石疏离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要“自存自固”，也不得不暗中与日本人周旋，就象他请共产党员簿一波来帮他办“牺盟”一样，是一种“权变”。共产党将国民党苏鲁战区于学忠、韩德勤挤走后，基本上控制了津浦铁路沿线，以前有一部抗日电影《铁道游击队》，可谓家喻户晓，却多是假话。中共若真要打津浦铁路的主意，则此路一定瘫痪，因为游击骚扰几千里长的铁路很容易，但同时也会招致日军报复。实际情况是津浦铁路在抗战中后期一直畅通，徐枣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沪宁，上海工业品也通过铁路运往苏皖。中共特务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人及汪伪李士群接触的事，现今已不再是秘密，日军对中共的要求就是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中共是履行了双方约定的。铁道游击队王强他们可能偷点煤渣等混饭吃，但炸毁列车桥梁断不可能，若真炸毁一趟列车，战果将不下于“平型关大捷”，必会有报道有历史记载，但这样的记载有吗？在敌强我弱情势下，维持铁道畅通，对沦陷区民众生活是一种保障。新四军就成立了以曾山为首的财委管做生意，顾准也参与，用苏皖粮棉换上海医药布匹等，不但使苏皖新四军财政最充裕，也使沪宁沦陷区居民有饭吃，所以，敌我约定维持铁路安全也无可厚非。同样，蒋介石为落实美援，也装着挺不住要与日本讲和，实际上并不讲和，其手下军统局戴笠派人冒充宋子良与日本人接触，刺探情报，这一切都是权变策略，均不是汉奸投降行为。但中国抗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光怪陆离的事呢？因为中国实在太弱，太孱弱太可怜！民众要生存，军队要活命，而不得不权变、维持、熬！以待美军来将日本击垮，中国无此力量！但越是孱弱本越应团结，可悲的是：中国人却越是孱弱越窝里斗，自己打自己，兄弟相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而也最让人瞧不起！所谓胜利，水分太大，没有什么好吹的。
八、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抗战胜利七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所谓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没有出现，反而是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容垮台了，当年战败国日本、德国等通过和平发展，经济上很快崛起，中国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现在美、中、日、德是依次排名前四位的经济大国，俄罗斯则落到了很后很后。如今中国富了，不再孱弱，今后世界格局和政治经济走向，中国的举止举足轻重。是和平发展还是军事结盟？是协商博弈还是输出革命？还打意识形态牌吗？按老旧思维继续走能走多久多远？特别是中国不久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以后中国能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吗？靠什么力量？别国会听从吗？
国人要清醒要深思，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值得忧虑的是：目前中国上下普遍存在一股虚骄之气，打仗论战之声充斥于媒体。今年9月3日中国将继俄罗斯之后，进行大型阅兵秀肌肉，“联俄”抗美抗日的叫喊声不绝于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旧怨，其实蒋介石、毛泽东之时基本上已经解决，蒋、毛都不要日本战争赔款，并签订了和约。小小岛礁之争，邓小平也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调子。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高潮时“破冰”，很快发展为“准盟国”，邓小平改革开放就获得美、日大力支持。毛、周、邓是将苏联看作为中国的头号大敌，曾竭力联美联日联欧“反霸”，与日本建交时，竟威逼日本写上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而日本不敢！现在却翻转过来了。
为什么？为的竟是过不了陈腐的意识形态关！
毛周邓基于国家战略，敢于突破高调意识形态“联美抗苏”，“红二代”却反过来，基于意识形态要“联俄抗美”，到底谁更有战略眼光呢？
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无所不用其间浅缺乏远大战略考量，因一党之私再次选择对抗北约力量
西塞罗说：“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能有谎言（falsum），其次不能有不事实（non
verum）”。极左人士不允许去伪存真，龚自珍那句话对他们来讲，最好改为：“要保其国，必须撒谎！”《炎黄春秋》杂志敢讲真话，对很多历史盲区大起底、大揭秘，如揭露延安为筹措经费种植鸦片，这种事连苏联驻延安代表也知道，当时很多军阀也都干。但揭秘使中共的信誉形象大受损伤，令极左分子恼羞成怒，他们不问延安种鸦片之事到底有没有，反正有也不准讲！要为党保密到底，反倒给《炎黄春秋》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把有说成是无，把无说成是有，难道不是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是原教旨极左人士的拿手好戏，所谓坚持党的立场“七不讲”，坚守意识形态话语，坚守“党化史学”两个“历史决议”，不许对党的历史“大揭秘、大暴露、大丑化”，不问真假“要有自己的历史观”。苏共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承认“卡廷森林屠杀”是自已干的，中共却愤怒了，质问苏共为什么不顶住，竟无一人是男儿。然而，过去的历史改不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历史不能造徦，以谎言治国，最终还是混不下去的。
已绝不可能。怎么办呢？我看唯一办法是中共也抛弃列宁党那陈腐的一套，观念和组织上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革，两党以民主原则来共同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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