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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2014全国大学社订货会特刊
往期回顾 & && &
为好书定义　谏言出版评价体系
中华读书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　蔡剑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李永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张黎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吴培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何林夏
&&&&技术发展改变了图书销售的渠道，也许也在逐渐改变图书的形态，但出版的本质——即创造好内容、传播好内容，并没有改变，这是行业的根本，更是社会与公众对行业的期待所在。做出一本好书（内容），是行业应对数字化压力的必然，是行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是出版“走出去”的根基。在价值观念纷呈多元的今天，如何判断好书的价值？如何重新审定出版的本元？
&&&&“传统业务做长做久，新业务求新求变”。
&&&&蔡剑锋：做长做久，求新求变
&&&&■本报记者&红娟
&&&&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社，尤其是背靠学校资源的大学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遵循着一套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生长模式。然而这种固有状态必然会在经历了成长、成熟的发展期之后，进入不可避免的衰退期，并且在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外界压力下快速凸显。在这种“天花板”效应中，外研社一直在谋求转型突破的办法。用一句话来阐述蔡剑锋的心态，就是“传统业务做长做久，新业务求新求变”，二者融合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新布局。
&&&&蔡剑锋认为，传统业务“做长”意味着对出版品质的追求和品牌的关注，坚持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出好书、出精品书，是企业发展的“双足”，只有立足稳了，才有可能去发展新业务的“双臂”，才能提供新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资金和资源，才有资格去谈转型。要突破和克服传统业务的瓶颈，从产业链角度来说，传统业务的“编、印、发、售后”四个环节，在“印、发”两环节上，要着重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在“研发”、“售后”这前后两端，要始终作为加大投入的重点进行延伸，前者体现在产品上，后者体现在服务上，这两端不会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达而削弱，反而会日趋重要。
&&&&在他心中，传统业务“做久”意味着从战略布局上重新定位，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传统业务作为出版主业，将被纳入外研社的“文创”视野中去。沿着“出版-教育-外语”之路，扩展“启蒙、分级、通识、专业阅读”产品线，积累内容资源的同时不断扩展“大出版”的外延，找到出版与教育、出版与文化、出版与外语之间可能碰撞出的火花，把外研社的未来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创产业中。
&&&&外研社新业务转型的“求新求变”体现在三个方向，即从传统出版企业向“服务型、开放型、创新型”企业转变。
&&&&首先是服务。互联网时代的内容优势，绝不仅仅体现在标准化教材出版和单一品种服务，只有搭建起综合的个性化教育解决方案，建立和维护“契约式”新型用户关系，实现出版商向教育服务提供商的转变，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沿着这个思路，外研社除了图书出版以外，已经搭建起了包括网络教材、电子书包等在内的数字化体系，以及演讲赛、辩论赛等赛事活动体系。同时直接加强与老师和学生的联系。粗略统计，外研社培训过的高校教师有11万，基础教育阶段教师65万，这个庞大的数据库是他们最为珍视的资源。今年11月，外研社将在北京展开一场面向“英语课代表”的助学筑梦公益计划，关怀这一群中国英语学习的代言人，为他们提供“契约式”的服务。这是外研社与用户之间情感上的信任与依赖，是相伴成长、成才的一份承诺。
&&&&其次是合作。在互联网环境下，行业的边界正在打破，企业的门缝正在裂开，唯有合作和融合，才是出路。打破国企的等级制和管控式环境，外研社将自己的思维模式从习惯的“命令-管控”向“联系-协调”式转变。近年来，外研社积极寻求各种合作的可能，有面向外向型资源的国际合作，如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战略合作；有与互联网企业紧密结合的互补型合作，如沪江、网易有道等等，不一而足。2013年，外研社与科大讯飞展开全方位合作，成立了“外研讯飞”，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数字化探索。过去，外研社每天都在与行业内外发生交易性合作，但如何跟外部建立战略性而非交易性的合作，利用组织外部的成果，借助合作力量去撬动自己，实现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在线教育的跨越，是最新时期必须突破的一个问题。
&&&&外研社是一个年龄结构日趋年轻化的企业，蔡剑锋分外珍视每一个年轻个体的创造力，始终将其认为是外研社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希望所在。创新的作法，就是找新路、做新事、用新人，不断探求新的办法、机制和模式。举“体制创新”的例子来说，以外研社“北外青少”为核心业务的首个混合制教育企业——北外国际教育集团已于今年成立。“迎难而上、主动出击，才能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和经验习惯，释放出新的创造力。”蔡剑锋说。
&&&&出版商业性的凸现并不能取代文化性的本质。
&&&&李永强：商业与文化，交融与矛盾
&&&&■本报记者&陈菁霞
&&&&如何理解出版的本质？在今天，出版的定位和功能是否发生变化？在李永强看来，从古代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再到数字印刷，出版从载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更成为出版发展的潮流。伴随着载体的变化，出版的商业性在不断加强，商业与文化的交融与矛盾也愈发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运作是出版经营的主要方式，然而出版商业性的凸现并不能取代文化性的本质。”李永强认为，从出版的商业性来看，图书出版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只有具有传承文化、启迪民智、促进社会改造和进步的图书内容,才具有长期、稳定投资的价值。因此，出优秀作品，出经典好书仍然是今天出版社的第一追求。
&&&&一本好书需要具有优秀的精神内涵，也需要具备优秀的制作品质。“一本优秀的图书应该是值得读者反复阅读和把玩的。图书只有内容精当，编校细致，装帧美观，价格合理才能真正吸引读者。”李永强说。多年来，人大社始终着力打造“学术沃土、思想摇篮”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第一品牌，出版了一批文化价值高、读者反响大的精品图书。据李永强介绍，该社的学术精品图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本土文化巨著的重点打造，二是着力引进海外优秀著作，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大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的系列打造上，人大社签约作者连续五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作者的著作引进都是在其未获奖之前，充分体现了人大社遴选作者的卓越眼光和学术鉴赏力。
&&&&“出好书”并非易事，这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保障。李永强谈到，近年来，人大社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努力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保证精品图书的出版。其一，控制选题、力求精品。加强选题论证的力度，强化选题遴选机制，重视策划在图书出版流程中的核心作用。其二，优化结构、理顺流程。在以教材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的总体结构不变的发展战略下，进一步巩固出版社核心产品的市场优势和品牌优势。其三，加强培训、打造亮点。多年来，人大社十分重视人力资源建设，重视编辑队伍的在职培训，每年组织员工课堂，让一线员工及时了解行业前沿动态，组织员工参加各种形式的出版业务实训，让员工有机会参与国际书展的交流活动，拓宽员工的行业视野。同时，重视新老编辑的业务沟通和交流，从团队建设方面整体提升编辑的业务技能。其四，重视营销、提高效益。从选题策划开始，策划编辑就要把选题的市场调研情况融入选题报告的申报中。图书出版过程中各分社与市场部、销售部及时沟通，保证图书出版信息及时传递给一线营销人员。
&&&&作为大学社的一员，李永强表示，大学出版社早期依托于所属大学成立，为本学校教学科研的出版需求服务，是我国出版行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转企后的大学社应该如何评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评价标准，积极扶植学术出版。转制后的大学社仍然是高等教育学术出版的主要阵地，承载着积累和传播优秀文化的使命，此外，大学社还是党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担当着弘扬主旋律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流文化传播功能，因此，主管部门应该积极倡导大学社重视学术出版品牌建设，从政策上对大学社的学术出版工作进行倾斜和扶植。第二，也应重视经济指标的评价，激发大学社的市场活力。目前，出版业还存在着跟风出书、选题平庸、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出版、缺乏精品、资源浪费等一系列粗放型增长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还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优胜劣汰。
&&&&出版机构需找准定位，用完善的制度来促进和推动好书的出版。
&&&&张黎明：用制度促好书
&&&&■本报记者&红娟
&&&&阅读需要费心费神，它没有玩耍自在，也没有电影电视休闲，更没有游戏吸引人，但不可否认的是，阅读是人生成长中最有用的行为，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都离不开阅读。张黎明认为，在当下沉下心来阅读，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活动。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必须尊重阅读，用敬畏之心做好出版工作，为广大读者“出好书”。一个出版机构，更需找准定位，用完善的制度来促进和推动好书的出版。
&&&&在价值观念纷呈多元的今天，无论出版风向标指向何方，出版的定位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出版活动传播科学文化信息、进行思想交流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大学出版社，张黎明将“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定为办社宗旨，集中优势资源，以教材出版为核心，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专注于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有许多教材被列入国家级、部委级教材规划，被评为精品教材，并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张黎明强调，一本好的教材内容更新非常重要，出版社必须及时对教材进行全面追踪，捕捉信息，及时修订，以跟上各学科的最新发展，反映该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北京大学出版社始终把“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作为全社共同的精神追求。张黎明提出，北大版的学术著作应具有内容的高水准、原创性和开拓性，要成为学术出版中立得住的精品。在打造学术精品意识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图书也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屡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等。
&&&&在张黎明看来，对出版社应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尽管大学出版社已经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了，但大学出版社仍然是一个以文化为基业的单位，落脚点是文化而不是销售码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市场方面跟社会出版社比规模，比经济总量，而应该发挥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回归到教育和学术出版方面，立足于人类的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这才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大学社只要做好了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自然能够完成经济考核指标，它是出版社和编辑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的自然结果。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所订立的经济考核指标须是科学的、符合出版社自身实际的。
&&&&何为好书？张黎明这样定义：一本好书应该首先是一本质量合格的书，它应或可增长知识、传播文化，或可启发心智、颐养性情，或可创新学术、服务社会。他首先在全社树立质量第一的精品意识。张黎明组建了出版社图书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并亲自任组长，出现图书质量问题，首先追究分管社领导的责任。
&&&&其次在制度上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坚持三审三校一通读、总编辑调审会审、印前质检、样书审查和成书质量抽检制度，这是保证图书质量的制度保障。制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质量管理办法》，明确各工作环节责任，对“好书”进行重奖，对“差书”进行公示并处罚。
&&&&最后要进行出版全流程的质量把关。前端要把好稿源质量关，严格组织选题三级论证，合理控制出版品种规模，这是保证图书质量的先决条件。中期要把好编校质量关，打造高质量的编辑和校对队伍，这是保证图书质量的关键。所有图书发稿前，必须经质检室进行印前检查。图书出版后，出版社将定期对成书进行质量抽检，根据检查结果决定对编辑的奖惩。
&&&&阅读或许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一定能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肯定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绝对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这是张黎明对阅读价值的认定，也是他二十余年来孜孜以求“出好书”的动力所在。
&&&&名社靠名书和名编辑支撑，名编辑靠名书立身。
&&&&吴培华：“三名”可入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陈香
&&&&三年前的10月，吴培华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学习工作了58年的江南古城苏州，只身北上，开始了出版职业经理人的生涯。耳顺之年背井离乡，他说，只为继续所挚爱的事业，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出版问道”继续下去。
&&&&什么是吴培华眼中的出版之道呢？“不应是一个短视的过客。”在吴培华看来，作为编辑，应在职业生涯留下比自己长寿的书；作为出版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不能仅停留在推出好产品上，而应为更多好产品的产生提供条件和基础，即远景目标、发展规划和发展模式。
&&&&“内容产业应以创造和传播内容立本。出版业变化的只是传播的手段。”在吴培华看来，传统出版的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和坚守。坚持坚守，不是要拒绝新的东西；坚守中有变革，有借鉴，有创新。
&&&&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对此，吴培华有自己的认识：“作为一家文化企业，当然如果不挣钱，什么都干不成，但是，一家企业有了钱就成为品牌企业了吗？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出版人不应仅仅停留在卖多少书，挣多少钱，有多少利润上边。”
&&&&在开卷社长论坛演讲的最后，吴培华留下了一组数据。我们出版全行业，即出版、印制、发行全行业的产值还比不上一个中石化。那么，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究竟需要我们出版行业做些什么？“需要我们给时代和历史提供一些永远能留下去的东西。”
&&&&由此，不能简单以规模大小来衡量一个出版社的优劣，出版的历史就是出版好书的历史。“一家出版社，一个编辑，创造了多少利润，过了50年，没有人能记得住；但你的好书留下来了，被大家记住了。”
&&&&在吴培华看来，一家品牌社、名社，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产品。他曾提出过“三名”理论，即名社、名书、名编辑。名社要靠名书和名编辑来支撑，名编辑靠名书来立身；这三名，都是出版社的无形资产。“我认为，将来的评价体系中，这三块非常重要。而前一段时间，大家尤其强调做大，我认为有失偏颇。”
&&&&好书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获奖、入选某个项目，就是一种评价标准。吴培华曾经强调，好书应该是两个效益的统一，而非人为的“结合”。“比如，出版社出了一本‘怎样教农民养猪’的书，卖得很好，这就是经济效益；而农民看了这本书，养猪发家致富，就是社会效益。”
&&&&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吴培华认为，应从文化角度看看一本书有没有文化品味。所谓文化品味有几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创新性，二是价值的积极性，三是形式的健康性。一本政治类读物，如果空洞说教，也毫无文化品味可言；一本书很畅销，但内容方面是低俗的，也不是什么好书。”
&&&&好书应让谁来评价呢？吴培华的建议是，首先专家审读是需要的，但专家的面需要更广，更有代表性。另外，读者角度也是必要的。“要照顾到面；现在有些评价体系的面比较狭窄。当然，一般说来，被推荐得更多的书，就是好书。”
&&&&围绕“出好书”，清华社有一整套的机制保障。首先，在图书的战略架构上，优化结构，确立优势产品并深耕；对于编辑，要求定位、定向、定心，即“三定战略”。“定位，即发展道路问题，选择重点发展领域；定向，方向问题，编辑应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目标；定心，就是沉下心，潜心去做，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编辑的考核体系构成中，清华社专门有对出好书的编辑的奖励办法。考核指标上，虽然也有经济指标，“企业不考核经济指标不现实”，但清华社淡化了数量、即多少种书的概念，“一年哪怕出一本书，把指标完成了，也可以”。压缩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淡化规模的概念，是为了让编辑有宽松的环境做好书。图书如果入选了三个“一百”、出版基金项目、社科基金项目，获国家三大奖，根据编辑岗级的不同，可以分别视为完成或部分完成了岗位考核目标。“有些书投入比较大，可能无法马上产出，只要是好项目，我们就鼓励编辑去做，有了利润可以算编辑的，没有利润，可以作为社部项目，不计入编辑考核指标。”吴培华说，作为一位老出版人，他知道，一些图书要有成果，是需要时间的。“急功近利肯定不行。”
&&&&一本书好不好，可以从三个向度来考察。
&&&&何林夏：如何评价一本好书
&&&&本报记者&陈香
&&&&清晨六点，万籁俱寂，何林夏在异国他乡的火车上，准备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接受完采访，何林夏平常的一天又开始了。很多人在探寻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秘密，探寻一个边陲小社成长为思想文化学术出版领域的旗帜出版社的秘密，其实无他，那就是，几代广西师大人，对思想文化出版事业的痴迷，对出好书以“开启民智，传承文明”的执着。
&&&&如何评价一本好书，何林夏在不同场合都予以表达。好书的标准是什么，有很多不同表述。何林夏的判断是，“为社会发展进步能够提供正能量的，就是好书”。一本书好不好，在何林夏看来，至少可以从三个向度来考察。其一，是否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正能量；其二，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的正能量是否实现。“比如，是否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效益，是否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第三，这种正能量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装帧设计是否是最好的，是否能够体现出作品的精神、气质；用材用料，是否是最合适的；是否实现最优性价比。”而是否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可以多个纬度并行，如政府的要求，专家评选，媒体的报道，读者的反映，等等。
&&&&常放在笔者案头的一本《思考中医》（广西师大社版），是广西师大社英年早逝的才子龙子仲所编。该书对中医背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系统深入阐释，深深触动了笔者。笔者向自己的朋友，如作家、大学教授、媒体编辑推荐此书，他们均认为“此书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该书出版之后，引发了中国出版界的中医出版热，引起政府部门对中医药管理制度的思考，引发全民对中医的深层次认识，而且它还不断在修订，不断调整用纸用料，同时保证适度的价格。然而，这本书却与各类大奖无缘，不由引起我们对图书评价体系的一些思考。
&&&&当然，在我们评价一本好书的时候，大家还是应该有个共识，即分类评价。譬如，广西师大出版社对出版的认识、或说该社对出版宗旨的理解为“开启民智，传承文明”，则开启民智是一个角度，传承文明又是另一个角度。因为大众普及与千年文化传承所表现的形式是不一，发挥作用的角度不一，装帧设计等呈现方式和实现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有了对书的评价，相应的就有了对出版社评价的参考。对出版社的评价标准当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你为社会出了多少好书。出版社以书为证。而第二个标准，是对社会发展进步产生了什么效用，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出版社是如何保障和实现出好书的。“如对员工的考核，出好书的机制保障，怎么宣传推广，怎么把价格降下来等。”何林夏说。
&&&&此外，在何林夏看来，对图书的评价，还不应仅止于评价近一两年来的书，“还应设一个奖，评十年前的书。推崇那些经过十年时光还能留存下来的好书，奖励规格应更高”。何林夏说，这对所有编校人员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如此就有人甘愿坐冷板凳，愿意为传世作品付出更多。再比如，现在媒体都在评年度出版社，表彰该社对当年的出版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否也更应该评选出经典出版社。十年二十年都是这样的发展，每年都出这么多好书，这样的出版社更值得推崇，让做好书的人和出版社有荣誉感，由此建立我们出版界的荣典制度”。
&&&&多年来一以贯之出好书，以致今天有了如此的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原因很多，也与广西师大社的员工考核方式分不开。现如今，全国大多数出版社的考核是这样的，一个编辑完成了若干利润，出版社就发工资，再完成多少利润就可以提成。而广西师大社一直秉持自己对出版的认知，在学校的理解和支持下，20多年来，从来没有将利润指标分解到个人进行考核。其二，对编校人员是“签到不考勤”。对此，何林夏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果编校人员没有宽松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他如何能集中精力去创意、做好书呢？”
&&&&这并不意味着广西师大社不做成本核算，不做考核，不做经营规划，只是通过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经营责任更多由领导班子承担，责任编辑没有经济责任。在何林夏看来，如此，才能保证出版社的长远发展；才能保证在编辑手中，有源源不断的好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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