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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 关于供给侧的领导讲话刚一落音，“媒体经济学家”（笔者也很荣幸地被朋友归入此类）便以特有的中国速度接二连三地推出雄文，“供给经济学”立即成为蹿红网络的高频词汇。其实，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分隔两者如同分隔电池的正、负极一样荒唐。媒体通俗语言所讲的“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 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说明萨伊定律的逻辑。设想经济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生产价值200万元的产品，如果所有产品在市场上都能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200万，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的报酬，那么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工人和企业家所得到的收入加起来也是200万。200万的收入产生200万的需求，正好对应200万的产品，萨伊定律因此被不太严格地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者供给创造需求。 & 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后者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为150万，其余50万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固然可利用储蓄资金放贷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说只有30万时，社会总需求为180万，企业虽有200万的生产能力，受需求限制，只能销售180万的产品，从而只能创造180万的收入和需求。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也不太严格地宣称：需求决定供给。不仅如此，凯恩斯学派还进一步建议政府增加开支，或者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至200万。 & 萨伊和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举例仅为方便读者了解两种不同思路的逻辑，现实经济远比这样的课堂推理游戏复杂。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 凯恩斯学派并不考虑政府投资和货币松宽刺激投资的后果，对政策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消费需求不足视而不见。注意到财政开支通常向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可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高速增长，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在这种政策性景气繁荣中落在后面，工资增长也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就业的大部分集中在工资增长慢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导致了类似的国民收入（GDP）分配结构，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企业的资本收益（利润）以及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主要用于投资，结果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加，过剩产能就这样出现和积累起来。 &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过剩产能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投资需求过旺而带来的产能过度扩张。政府采取两种方式压低资金成本，一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在市场上发行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成本的企业债和银行贷款，用财政投资替代企业的商业投资。第二，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直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过度投资有可能通过预期效应进一步放大，在政策创造的景气繁荣中，企业误以为市场需求将继续强劲，非但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好准备，反而增加投资，以防产能的短缺。 & 当经济中存在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时，对策绝不是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因为那无异于饮鸩止渴，用明天更多的过剩消化今天的闲置产能。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不仅无法保障经济的增长，而且留下亟待处理而又异常棘手的遗产：处于破裂边缘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不可避免的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 & 若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消除过剩产能，行业重组因此不可避免。具有产品、技术和经营优势的企业收购兼并没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人们不必对大企业的主导感到恐慌，这是从制造向研发转型的必经之路。研发需要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支持，只有大型企业才具备这样的实力。另一方面，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基本上是固定成本，企业规模越大，市场份额越高，分摊下来的平均研发成本就越低，研发的效益就越好。创新时代的行业格局常态是寡头竞争，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对于即将倒闭或被兼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出手相救，而要把宝贵的公共资源用在失业人员与家庭的生活保障上。 & 企业的倒闭、政府债务违约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回调都会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作为国有银行大股东的中央政府要准备足够的资源，核销坏账，充实银行资本金，现在就应研究和制定方案了，如果不是太晚的话。只有清除了需求政策在供给侧造成的过度与过剩，中国经济才有希望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强调供给侧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涉及价值的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实质。 & 在讨论增长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个概念。面向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保增长的政策，其目标是让产出（GDP）尽可能接近产能（潜在GDP）。用上面的数值案例讲，就是尽可能地接近200万元，以实现充分就业。我们所说的增长是指产能或者潜在GDP的增长，也就是如何将200万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50万甚至更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人均产出从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否则经济增长就是去其本来意义。 & 用公式来表达，Y=A?F(K, L)，Y是潜在GDP，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F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假如经济中总共有100名工人，可以生产200万的GDP，当存在劳动力闲置时，比如说有10个失业者，实际投入的L只有90，GDP则为180，低于充分就业的潜在GDP。凯恩斯的政策目标是在资本K、劳动L的存量不变、技术水平A和生产组织方式F也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就业（例如政府雇这10个失业工人修高铁），使GDP接近或等于200万。而我们所说的增长恰恰是如何改变K、L、A和F，以提高供应能力即潜在GDP，这与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是两回事。 & 提高潜在GDP有两类方法，一是单纯增加资源使用量K和L，二是资源总量不变而提高技术水平A和改善生产组织方式F。我们称前者为“外延型数量增长”，后者为“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外延型增长不可持续，不仅因为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且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为了实现人均GDP的增长，资本投入的增加速度必须比劳动高，然而随着资本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新增资本产生的效益递减，当资本的边际收益降到零时，再拉动投资也无法提高人均产出了，经济于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叫做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 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设想在一块农地上的肥料投入，第一公斤肥料提高收成10公斤，追加第二公斤，只能增产5公斤，第三公斤对收成几乎没影响，第四公斤可能就要造成减产，因为施肥太多烧死了庄稼。在宏观层面上，由于产能已经过剩，投资所形成的新产能没有需求对应，企业投资所获收入等于零，减去资金、人力等等成本，投资收益实际是负数，就像地里的肥料太多了一样。 & 照此逻辑，边际收益递减律岂不是宣布了经济增长的死刑？非也，读者不要忘记这一定律的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实经济中，其他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改变其他条件，打破边际收益递减的诅咒，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这里的其他条件就是技术水平A和组织方式F。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永无止境，即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不变，A和F进步也有望驱动和保持经济的增长。 & 什么是技术A的进步？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进步史，从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化工、电子、核能、生物、医药、电脑到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几乎是无间断的发明和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什么是生产组织方式F的进步？中国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在19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后，农村引入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还是那么多地，人还是那么多人，技术还是相当初级的技术，农业产出却大幅度增长，不仅在解决了计划体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食品供应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票证限量供应，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为随后展开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 组织方式F的进步不消说，要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技术A的进步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论证过，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爆发，并非因为英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有着最先进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 & 保护产权的目在于提高投资回报，补偿投资者承担的失败风险，保证企业家和投资者有足够的激励和足够的资金，持续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前工业社会虽然也有技术进步，例如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但都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由偶然的发现和缓慢的改进而实现突破的。工业社会的创新不再是偶发和自然产生的，企业必须有意识地进行持续的研究与开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研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还面临巨大的风险，没有足够高的预期回报，就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 产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专利制度，防止盗版与山寨侵蚀创新投资的回报。产权制度防范的另一对象是公权力，诺斯引英国近代史为例，说明议会在阻止了国王政府以没收财产、征税等方式侵犯私人产权后，民间才出现储蓄和投资的高潮，企业才对创新技术发生兴趣，工业革命方在英国蓬勃展开，与其说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诺斯的逻辑今天依然成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既得利益，采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禁止打车软件，致使前期开发投资无法回收，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A和生产组织方式F都在供给侧，都在企业和市场侧，市场中的企业是提升技术的主体，市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单位是资源组织方式的创新主体。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首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包括法治在内的保护产权的制度。供给侧根本不需要管理，而且想管也管不了。至于“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减税，固然也可包纳在强调供给侧的经济学里，因为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但其重要性还不如放松和解除管制，后者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生产能力Y即潜在GDP随着A和F的改进而提高，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如果生产能力确实由于A和F的改进而提高，供给将自动创造需求。新技术、新产品必然有新的需求对应，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否则就不是创新了，需求不足的现象只发生在旧产品的能力扩张上。换言之，过剩产能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欠缺。即使A和F的改进没有体现为新产品，而只是降低了原有产品的成本，也会由低成本和低价格诱导出新的需求。这样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创新所带来的低成本的支持，而单纯的降价促销无异于挖肉补疮，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随着价格的降低而缩小，待到无利可图甚至亏损时，企业就离关门不远了。 & 最后还有一个尚未回答的凯恩斯问题&&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因为题目过大，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我们在这里只给出简单的结论：市场能够比政府更好地实现这个平衡。具体的逻辑推理，留待下回分解。 & 无论从微观动态演化的角度还是从宏观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问题，萨伊的见解较之凯恩斯真的是更为高明和更为深刻的呢。 &
看到希望 & 秋天随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在两个会议上听到同样的消息：今年中国企业在德收购案个数创历史新高，虽然金额数量仍远低于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据德方分析，收购的意图一为获取技术，二是进入欧洲市场。 & 近期和国内企业交流，也感觉到企业的关注点正从宏观政策转向了微观的技术与创新。制造业急欲了解“工业4.0”的内容，尽管到目前为止，口号的发布者&&德国也未向世人展示值得参考的具体细节。焦虑和求变的气氛不只存在于制造业，房地产商在千方百计地去库存，开发由地产延伸的服务项目，尽可能地轻资产运营。 & 从这些不同以往的迹象中，笔者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 自去年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这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之必然结果。这个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在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更重要的是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投资越多，单位新增投资的效益越低。 & 投资形成产能，产能越大，产品价格越低，企业的利润就越低，这就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以及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当前除了行政垄断行业，到处都是过剩产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14个季度负增长（图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哪里还敢再投资？只有不计成本和收益的政府或国企项目还在进行中。由于不讲效益，这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而且会越来越弱。 & 图一、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 数据来源：CEIC & 如何解决投资效益低下的问题？当前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资金链紧张，实际利率高企，有必要进一步降息降准。如果对企业运营和银行业务稍有了解的话，即知高利率是企业经营困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方面，产品价格的下降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另一方面，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呈现出刚性上涨。两面夹击之下，企业的现金短缺，引起银行的警觉，担心出现坏账，银行收缩信贷规模，提高借贷标准，令企业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这时企业只能从非正规渠道获得融资，紧迫的信贷需求大幅推高市场利率。 & 可见放松银根的政策建议是因果倒置，开错了药方。众所周知，市场信贷利率等于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加上由企业违约概率决定的风险溢价，央行减息只能降低基准利率，而对企业的风险溢价无能为力，这也是为什么货币供应一松再松，而银行照样惜贷、企业仍然缺钱的缘由。当然，低息也有受益者&&享受类主权信用的政府投资公司和国有企业，低息刺激了它们的信贷需求，进一步挤占了民间的信贷资源，促使市场利率上升。高利率从本质上讲是个微观而非宏观问题，反映了经济下行期间企业违约风险的增加，这时强压银行给企业放贷，是不懂经济和金融的表现，是对民众银行存款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不负责任。 & 笔者曾戏称货币扩张是“给阳痿病人松裤腰带”，病根是肾虚，要治愈就得补肾。补药不是鸡血、伟哥，一时的刺激长期看都是泻药。经济和企业相同，治疗之术在于先去病灶，病灶就是过剩产能，对应在金融体系中就是银行的坏账和股市的低迷。主张货币松宽者说输血仍有必要，以此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殊不知病人一旦输血就拒绝手术，得过且过，人性向来如此，说理没用，到头来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输血的结果仅仅是增加尸体的重量，以及搬运和埋葬的成本。 & 去产能就要放手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该倒的企业让它倒，该关的应该坚决地关，关掉一家就少一块产能，给能活下去的留出更大的呼吸空间。活着的借此机会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提高行业集中度，一来争取市场定价权，扭转PPI不断下降的颓势，二来从增加的收入中拨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究与开发，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推出的速度，目的同样是获得某种程度的市场定价权。 & 有定价权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以研发，有研发则有新产品，有新产品就能吸引消费者，有消费需求企业就有了定价权。如此形成良性循化，企业和经济有望走出刺激投资-过剩产能-价格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再刺激-更多过剩产能……的恶性循环。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银行才敢放贷，政府才有税收，社会才有就业，工资才能提高，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因此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印钞票、炒股票，也不是消费、投资、外需三驾马车。 & 就现阶段而言，企业进入上述良性循环的瓶颈制约因素是研发与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视海外并购为快速建立研发体系和快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虽然并购之路可能不如想象的那样平坦，毕竟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路在何方，而且也已经出发上路。这，就是希望。 & 只要官员不再热衷那些不着边际的规划，不再制造更大的泡沫；只要学者不再以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空谈裤腰带的松紧；只要企业不再盼望政策的刺激和政府的救援；中国的企业和经济就有希望。笔者坚信这一点。至于GDP到底增长多少，让能说清楚的人去说吧，基层经济的活力、企业的活力是一切之根本，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11月6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EMBA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经济转型需要傻一点的政府。政府太聪明后，天天算计企业。企业被搞得痛不欲生。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都是比较傻的，政府比较聪明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我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点疑问都没有。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或者是企业里面做管理的。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是最丰富的，世界上罕见的。&&&&&在广州、广东可以找到粤商，福建可以找到闽商、往上有浙商、苏商、徽商。企业家的资源丰富，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看，只要我们放手，让企业家创造，他们可以适应市场上多么严峻的挑战，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政府，担心的是特别聪明的政府，政府不要说给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现在干预之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在改善，是在恶化。恶化在什么地方，跟我们讲创新和转型是非常有关系的。　　&&&&第一个是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只是产权保护的一种，我说的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你要让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下去，不要让它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要用法律的形式做出可信的承诺，要让企业感觉到。我的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他才能够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要重庆事件重演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发生，哪个企业家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不能安心地经营下去，转什么型，根本不考虑长远，就考虑今天可以赚两个钱就可以了，明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明天来一个打黑或者是黑打，财产没收，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去，怎么可能有长期的打算，从而经营自己的资产，会是另类的转型。&&&&&我现在已经看到另类的转型越来越普遍，另类的转型是什么，就是移民，这也是属于转型。企业家跑了，不好玩了，为什么，因为规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了，感觉到不安全了，不仅仅是企业家移民，高薪白领都在移民，政府要考虑产权保护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第二个转型是不健康的转型，但是我不责备企业家，我责备政府。纷纷放弃实业，转向投资，不做实业了，没有办法做了，太辛苦了，工商税务、计划生育、环保、街道，一天到晚来骚扰，我实在是无法应付，算了吧，我做投资，这样轻松一点，让别人处理这些头痛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税收要完成有困难，于是各地的税务主管部门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查祖宗三代，欠税补交，这还说得过去，还要借税。这么折腾的话，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有安全感，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里经营下去，所以我说产权保护是当务之急。&&&&&产权保护中涉及到创新的，有知识产权保护，就说到司法机构，我们的司法机构现在怎样的情况，民谣中说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了被告。&政法不分，司法不独立。不独立的司法，你让大家到哪里去找公正，到哪里找正义？司法体系能够维系正义，一定是独立的，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现在企业打官司，打的结果是什么，政府在后面，政府在法官后面，法官判决不是根据市场来的，而是根据政府领导的意思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司法不能保护产权，不能够保护知识产权的话，谁去创新，谁都去偷，偷了吃官司没有关系，可以找政府摆平，结果大家都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大家都去偷，偷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做原创，你的创新就没有了。&&&&&（此为日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的演讲，来源于财新网）
把城镇化当作救命稻草，其实它不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经济政策，你可以把城镇化当成一个经济政策来拉动内需、来刺激投资，完全理解错误。城镇化是经济逐渐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　　你想像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是到不到20%啊，大概也就是20%左右，去年官方数字城镇化已经突破50%了，3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的增加，你回忆一下政府出台过什么政策吗？没有，有规划吗？没有，有配套政策吗？没有，有学者讨论吗？甚至都没有。为什么城镇化从20就上到50了呢？　　实际上城镇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政府不可能用城镇化当灵丹妙药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提高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农村改革，第二种，民营经济的发展，两件事提高了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结果，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出现的。　　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僵硬的计划体制下给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以后，劳动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开始自由流动，所以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计划体制下城镇化是提高不了的，因为农民被这个计划体制死死的拴在土地上，死死的拴在他的家乡，他动不了，不允许他到城里去，他在城里没法谋生。一个农村改革，农民开始自由选择行业了、选择工作了。不会被拴在土地上了，而且因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计划体制下这些资源都被固定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发挥他最大的效用，把他打破了以后这些资源开始自由流动，自己去配对，资源的流动，寻找更高效率的地方，城镇化就这么起来了。大城市病根源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　　资源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这一次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那就要取消户籍制度，现在农民进城以后很多的社会服务他没办法享受，现在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农民，土地也要自由流动，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国进民退，民营经济发展不了，国有企业能再吸收一两亿农民工吗？行吗？你自己算算，我们民营企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是50%，但是他就业的比重75%以上，75%以上你要明白。　　所以农民进了城以后，你要想让他住下来，我们现在讲首先第一步解决现有农民工变成居民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更多的农民进城，他的工作在什么地方？你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你要，让他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就要求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而更高的效率来自于市场上的这种重新的组合，更加自由的流动。所以不光是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土地也要自由流动。　　取消户籍制度有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说取消户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想像的，北京这个城市砰一下就要膨胀多少，但是你问一问，为什么北京会变得这么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你得问问这个问题，因为北京不公正的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大家全往北、上、广跑，特别是往北京跑。　　有人担心超大城市的出现，如果大家全自由的话，他们不去研究一下超大城市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家首都经常成为巨大的贫民窟，为什么？因为首都享有特权，发达国家的首都都是小城市，发达国家不是往华盛顿跑的，他往纽约跑，纽约不是首都，你老用户口把人挡在外边，你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人家打破脑袋也要进来。这个问题如果要从根源上找的话，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第二，跟着的就是担心向城市集中之后公共服务跟不上，地方财政没有这个财力。地方政府的财力完全是够的，问题是现在他们没有用在正道上，地方财政的支出现在大头两个，一个叫投资，一个叫养人，你看他养了多少人，他永远钱不够用。你要不大规模的去裁减冗员，地方财政、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永远钱不够，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做投资主体呢？不应该做投资主体啊，你建那么多大桥、你建那么多机场。这是因为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正确的去界定，所以财政老觉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不够，钱不够，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钱为什么不够啊？因为在那方面花钱他没积极性，他花钱的积极性在大投资项目上。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像吸毒不戒毒无解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地方财政的收入这一端，刚才我讲的是支出这一端。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困难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你把土地财产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过不下去，财政改革迫在眉睫，你不改革财政什么城镇化，你改革财政就是为了创造资源更加自由流动的条件和环境，城镇化才能起来。只要资源一开始流动以后，他往哪流、流多少你不用管，市场全给你解决了。　　我强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改革都是很关键的改革。（这两个改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改变目前的利益格局，是要动政府的奶酪，所以非常困难，你要想动政府的奶酪你试试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是从市场化的改革，你不是看我们国家城镇化怎么发展过来的，而是抱着过去几年间这种政府操办的思路去做，会产生什么结果？会第一，使城镇化举步维艰，城镇化做不到。为什么？基础设施的投资我问问你钱从哪来？　　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中央财政还有一些余力，地方财政非常紧张，地方财政如果不紧张的话，他不会死死地捏住土地财政的，而城镇化又要动土地财政，你不是自相矛盾嘛。地方财政如果没有钱的话，他只能够去吃银行。　　4万亿政府花钱是不讲效率的，到最后我们中央政府监管当局都感到这个东西这么弄下去有问题，所以禁止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禁了一阵又禁不了，为什么啊？一禁来以后GDP就掉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形成对鸦片的依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戒毒，不戒毒这个局没解。　　保障房将来有很大的问题，保障房的地段稍好一点的就变成了寻租工具，而保障房那个地段不好的将来是空城，没有人去，资金怎么回收？你如果是用银行贷款做的资金怎么回收？政府去建的保障房，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劳动力是怎么流动的、是怎么分布的，哪些地方建的房子可能有人，哪些地方建的是没有人住的，这都是在市场上经过不断的试错，有多少地产开发商去做市场调研等等，最后他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楼盘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要赚钱啊，政府不管，必须保障房多少套盖起来，我找个地方盖起来，完成任务再说，将来有没有效益不管的，你看保障房将来全是问题，你还想更大规模的搞这种东西，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你再怎么投。（新浪财经采访）
　　十八大以后,北京吹来阵阵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新启动改革的希望，虽然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人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能摸，现在又都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有了可能性。　　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在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改革将一事无成。　　路线图的重要性还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社会与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阻力可想而知。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缺乏共识。1978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在社会大乱和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人心思变，改革成为党内外的一致共识。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改革的难度越大，越是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提高政府改革政策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事先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事件所表明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如果不打压、不禁止就已经很好了。除了涉及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和外汇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靠基层的试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　　权衡考虑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创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在市场上有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新制度产生和它的演进过程事先都很难预料。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给出方向和目标，以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关于时间表,或许只能是&有头无尾&，比如宣布某项具体改革大概的开始时间，但不限定结束的日期。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用计划思维搞改革，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也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新的改革委。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党中央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一个教训就是改革依赖部门制定案，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范围，增加部门掌握的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法律、政治和经济三个子委员会，分别负责这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的方向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权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这些课题留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下面主要讲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粗略的设想，尽管这些改革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构成了腐败的源头。因此，政府退出经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政府退出经济，就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只增不减。减税的同时要大幅地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和冗员的工资支出。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为此必须提高财政的透明度。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每年收了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纳税人几乎完全不知情。在人大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可适当和逐步增加地方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不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化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一说监管，又变成政府管市场、管企业了。Regulation是&规范化&的意思，企业、个人、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要符合规范，根本没有管理的含义，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英文词翻译得不准，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变成了监管。约定俗成，仍叫监管吧，监管改革的原则是，凡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要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为了减少监管，需要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地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促进城镇化，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领导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改革需要实干，但我想修改下半段，把&实干兴邦&改成&实干兴民&。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强国兴邦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回到家乡，心情还是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就中国的经济和外贸的形式和对策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外贸企业500强发布会，但是我很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在台上讲话，除了政府官员就是学者，我们外贸的主角&企业界没有人在这里讲话。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30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外向型的出口导向行业，这个行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政府主导的，更不是学者谈出来的，而是企业干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把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从学术层面上转向企业，只有这些企业发展了，中国的外贸才可以发展。
当前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形式非常严峻，目前的国际市场的萎缩，国际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不是什么二次看点，而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我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继续发飙。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更加恶化，才有今天的形势。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会逐渐下调，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感觉不会改变下调的趋势。因为它只在宏观调控上着力，而不是在微观调控上认真解决。为了应对08年的金融危机，09年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家知道的四万亿，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上弹，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GDP上涨，我们现在看到强心针打过以后，结构性的问题又显露出来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性政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给企业造成了错觉，企业以为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能渡过难关。企业忙于扩张能力，忙于在市场上争夺份额，放弃了转型的机遇。很多企业在后悔，如果08年那一次当时能够利用内外的压力认真做好转型，不至于今天如此被动。
今天经济再次下滑的时候，我们重温旧梦，把稳增长放在调整结构之前，我个人认为，无论下半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会扭转经济逐渐下行的趋势。因为今天的财政已非09年可比，地方财政也是非常紧张。你能拉动多少的GDP，非常有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批出来的项目都批在政府自己圈定的产能过剩的里面。大型的钢铁厂上马，我们钢铁行业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放资金？不去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反而使短期的GDP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恶化。这是饮鸩止渴的政策。它的效果非常有限，而且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央行放松银根。我认为就算银行这个时候放松银根，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企业对贷款需求不足的背后反应的是企业缺乏新的投资机会，缺乏可以赚钱的投资机会。当我们看到大型钢铁公司投入巨资不是去建钢材，而是去养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产能过剩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短期再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后果是过剩产能进一步恶化，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更多的困难。我们现在迫切的是重新思考拉动内需的政策，要坚决把政策层面上的重心从稳增长改为调节，把调节放在第一位上，不要重蹈覆辙，不要一拖再拖，拖到无法调整的情况，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设想。
刚才几位领导，几位朋友讲了一些如何去转变，如何转变外贸不利的形势，这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企业要走出去，要进行研发，要进行创新，这些对策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用不着我再重复。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对策大家都知道，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去落实？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因为我们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为了真正的推进结构调整，我认为刻不容缓的是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新的刺激性的政策的推出。只要你制度搞对头，企业知道如何去应对困难，他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在企业，我所观察到的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对于宏观政策心存幻想，还在观望，还在期望政府能够像09年一样扭转乾坤。我想跟企业界说一下，09年那么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扭转乾坤，现在政府的资金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转乾坤，企业必须丢掉幻想，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转型，切切实实做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除了对宏观政策心存幻想之外，另外一个原因，企业没有去积极做升级换代，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环境。我这里特别强调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在最近几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是越来越强，民间的仇富心理使企业感到自己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我们的企业不去做长期的研发投资，不去做长期的升级换代的准备工作，而仍然是热衷于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仍然通过传统的价格竞争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要想我们的企业切实能够在创新上和研发上取得突破，要加强财产权的保护，让企业有安全感，给企业平等的环境，否则他不会去做升级换代，因为升级换代要长远的计划，要投入很大的资源，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不是说政府号召一声，经济学家出个锦囊妙计就能做到的。首要一条，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使得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有平等的竞争条件。在法律上、政策上、市场准入上、资金的获取上，资源的占用要上一视同仁。不需要扶持政策，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极为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你让企业家发挥他们的潜能，中国经济发展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一视同仁。政府不要今天扶持这个，明天扶持那个。不要今天出老36条，明天出新36条，只要一条就够了：一视同仁。你只有加强了产权的保护，在各个方面一视同仁，企业才会有长远的打算，才会向升级换代和研发创新去投入资金，才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做下去，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企业家在卖自己的企业，在申请海外的护照。这个情况下怎么有长远的打算来对自己的企业和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所以我认为要提高财产的保护性，切实改变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要认认真真的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减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上升，钱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企业和百姓当中收来的。政府拿钱来做什么？去投高铁，政府投到哪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烂尾工程，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李部长我非常抱歉，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可能跟政策制订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从基层的观察。政府投资一定是低效率的，减税，把资金还给老百姓，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的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企业可以发现更有效的投资渠道，更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政府去投资。
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这个严峻未必是坏事。如果在困难的面前我们能够改变思路，回到30多年前邓小平所制订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来，我对中国的经济是充满着信心。当然这一次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内部制度改革和对内的开放，只有对内的开放才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只有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员工、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单纯是依靠政府的积极性，依靠13亿人的积极性我们才能走出困境。最后一句对企业界讲的，放弃幻想，从今天开始，把思路和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加快转型和升级换代。如何做的话各位都是专家，我在这里做的就是呼吁决策，呼吁社会工作，改变思路，回到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假如说我们能够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中国的经济再有十年比较高的增长期，我认为是大有保证的，谢谢大家！
[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但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的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就经济转型和民营经济发展做一次交流。我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和产权保护，这个两个看上去是不同的话题，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今天也不会再谈了。 & 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最根本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GDP和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自满和自傲的情绪，居安不思危，不想改变现状。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触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恰恰相反，每一次出现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借势延伸，市场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而每一次单位产生的短期效果，都是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4万亿 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天量投入换来经济危机的反弹，大跌大涨充满了戏剧性，但是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 在&中国奇迹&和&中国拯救世界&的欢呼声中，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终结。现在我们看到曾经是国际骄傲的投资工程项目成了烂尾工程，工业和财政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老板或者跑路，或者减量维持，在东南沿海一带，我最近拜访了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现在市场上盛传二季度、下半年，中央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政策。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 传统的模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第二个是政府控制要素价格和重要的资源价格，以便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扩张。投资增长多年超过GDP，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在过去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结果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一个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的国家，钢铁、煤炭、水泥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突破国内市场制约，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和吸收国内的国生产能，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过剩产能水落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金融危机不仅是对外贸出口的冲击，而且对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冲击。 & 为了缓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政府实行了大力的拉动政策。其实所谓的拉动内需，只是拉动了投资需求，消费从来都不是关注的重点。为了刺激投资，政府一掷千金，低效或无效的项目大量上马，资金不足就开动印钞机，推出极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投资，使产能国生剩问题进一步恶化，终于将中国经济拖入了今天的困境。 & 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在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投资种菜养猪的时候，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而已。 & 当前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回想起日本过去20年，日本政府花钱已经花到了将近破产的力度，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长期回落，而且在利率等于零的时候，还多次进行了数量松宽，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和信用，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日本泡沫经济到今天仍然处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仅仅是放送银根，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和问题。 & 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将法律、政策、资金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 如何度过当年的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兼并，进行行业重组消除过剩产能，就应当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消除过分管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真实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的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第一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的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必面对竞争的压力，他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巨大回报。由激励机制决定，创新的成功必然是民营企业，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向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研究成果，根据诺斯的研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为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刚才我很高兴听到鸿忠书记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并认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两项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学术研究上，历史研究上，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它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 &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一提到国有产权，脑子里马上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资产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在弱化。 &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顿和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的运行，产权的界定和纠纷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和&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 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专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企业打交道。我非常赞同绿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的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资源占有和不公平，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当前改革开放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无可挽回地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回到小平同志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对中国经济的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我们仍然是报有很大信心的。谢谢大家。 & & （在 &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 & & 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 &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 &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 & &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 & 第二，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 &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讲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了紧密结合的利益主体。& & & 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 &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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